《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上、下册）》是一本由（美）班杜拉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页数：9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上、下册）》精选点评：
●还要再读。。。
●为了self-efficacy来看的书，没找到英文版，中文版真的很难读下去，偶尔几句才是正常的语序。英文版在亚马逊很贵！
●人格心理学必读
●可以一读
●确实这个翻译让我啥也没看懂 为什么没人说重新翻一下
●想找人讨论
●: C912.6/1145
●当年上六模的时候不好好看，现在要重新捡起来了= =
●是翻译的问题么，怎么那么拗口难懂！
●大二看的，压根不看懂，等着以后重读 。
《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上、下册）》读后感(一)：你所想像不到的困難
這本書的最大閱讀困難竟然來自于翻譯！！！
真是沒有想到，這麼經典的著作，竟然翻譯的很難理解，我覺的很有可能是用翻譯機翻譯的。對於從事這個學科的人來說，真是恥辱啊！！！！！！！！
實在是氣憤，中國的學術機構和學者真是豬狗不如
《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上、下册）》读后感(二)：吐槽翻译
这本书写得确实好，但翻译者的水平确实有限，文法，逻辑等修为太差，这本书的难以理解程度比考研英语还难。皮老师是否真的认真审较过？国内知名学者水平只够国内吹吹牛皮，个个摆个大明星的谱，责任心极度欠缺！了解认知过程，也是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有助于发现过往学习经历中的规律，为辅导小孩学习提供帮助。
《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上、下册）》读后感(三)：非常有价值的一本书
本书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人类作为一种特殊动物的思想与行为规律。重点阐述了思想、行动与社会影像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对社会作用的阐述远超过另外两个因素。
社会认知论是整本书的基础，而自我效能理论则是其中的精华部分。
阅读这本书是源自路泰斯的推荐。这是我最为崇敬的一位潜能开发作家。他的书极为实用，并且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我相信了他的推荐，所以阅读了班杜拉博士的这本学术著作。阅读的结果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这本书的确很有价值，但忧的是，由于学术化倾向和翻译问题，这本书十分难以读懂，经常读着读着就溜号了，属于典型的无氧信息。
建议非心理学专业的朋友可以略过门派之争的部分，这部分内容不但无趣，而且难懂，看不懂可以直接翻过去，不影响整体阅读。
《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上、下册）》读后感(四)：法律约束的必然性和严厉性
很少有人怀疑法律约束手段对非法行为的威慑作用。撤除对逃税
行为的所有法律惩罚，这将使国库迅速亏空。如果男人强奸却免于惩
罚，则性攻击事件的发生率必然增加。如果偷车贼不受仟何法律制裁。
那么许多人会很快发现失去了自己珍爱的汽车。主要关注的问题关键
不在于法律手段是否对非法行为起威慑作用，而在于提高法律惩罚的
水平能否进一步降低犯罪发生率。
尽管相关研究的结果决非明白可辨，但它们的发现仍表明，被逮
和被罚的必然性越高，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低(Erickson &
Gibbs, 1976; Jensers, Erickson & Gibbs. 1978: Palmer, 1977; Tittle &
Rowe, 1974 )。相关程度通常在中低范围内，财产犯罪与被逮和被罚必
然性的相关比攻击和杀人罪高(Blumstein, Cohen & Nagin. 1978:
Geerken & Gove, 1977)。经济计量分析则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结果:这
是因为研究者们常在威慑模式中考虑不同的因果要素，对他们涉及的
各种因素如何影响犯罪有不同的假设，他们运用的分析方法也不同
因此，他们得出不同的结论(Brier & Fienberg, 1980; Ehrlich, 1973)。
除非有一套完善的理论，可以引导对犯罪行为潜在决定因素以及测量
这些因素的适当方式的选择，否则即使是最复杂的分析方法也不能提
供可靠的答案。
表明惩罚的必然性与犯罪率共同变化，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法
律手段是人们循规蹈矩的原因。高犯罪率使警察工作负荷过重，抓
捕罪犯的能力降低，并因此降低了抓捕率(Logan, 1975)。进一步分
析因果关系，抓捕率和犯罪率可能都源于第三种因素，即社会和道
德压力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严厉的强制手段与合法行为。事
实上，这一效应的一些明证已经有所报告(Frickson. Gibbs &
Jensen, 1977)。人们越是认为某违规行为应受到谴责，他们越不可
能去做这种行为。当消除感知到的受谴责的可能性的影响时，惩罚
严厉性和合法行为的相关将降低。埃里克森(Erickson, M.L.)及
其同事认为，社会对某些犯罪行为的谴责态度会威慑这些违规行
为，使市民参一与控制非法行为，并对强制机构施加压力，使他们去
抓捕和惩罚那些碰巧作案的人:在不同州县，主导价值观念不同同
样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被逮必然性和犯罪率之间的相关:在这
个调控过程中，法律措施并非发挥主要的威慑作用，而是严厉的强
制手段肯定了公民的道德价值。
多变量相关分析逐渐被运用来估计，在其他因素的作用同时受控
的情况下，有多少不同因素影响犯罪率的变化。为具有最大的信息价
值，这些分析需要考虑相关因果因素的理论假设及其因果前提;如果
法律约束与非法行为的相关有很大一部分是影响这两个因素的社会
标准造成的，那么忽略社会标准的影响的分析可能夸大法律约束的作
用。因此，法律约束与违规行为的相关可能有相当大的变化。这取决于
分析中考虑了哪几个不同的决定因素，以及评估它们各自的独立作用
的次序二如果没有完善的理论作为指导，多变量相关分析可能产生不
同结论。因为不同类型的约束能够相互影响，它们可能共同作用，从而
调控犯罪活动。
很少有证据表明，加强惩罚的严厉性能影响犯罪率，对杀人罪发
生率的影响除外(Erickson & Gibbs, 1976; Tittle, 1969)。对许多人来
说，似乎犯罪被判刑这一普遍的社会后果足以具有威慑性，以至于增
加更严厉的惩罚也不能产生进一步的威慑效应。这一研究发现的政策
意义并非微不足道。通过一些法规，更严厉地实施对罪犯的审判，这比
设计各种有效的手段去抓捕他们要容易得多。城市版图太大，以至于
虽然警察力量有了大幅度扩充，但仍存在许多分散的区域在大多数时
间内得不到巡逻，因而威慑作用或逮捕违规者的几率并没有提高_有
研究在某个城市的相邻几个区域分别设置了经常巡逻、无巡逻或实质
性地增加巡逻几种情况，结果表明，一年内各区域在抓捕率或犯罪率
上没有差别(Kelling, Pate, Dieckman & Brown, 1975)。这些研究发现
与相关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它们都表明，警察力量的扩充并不能降
低犯罪率(Levine, 1975)。与通过将违规比率与警察的薪水额度联系
相比，通过将其与巡视的警察人数和巡视内容相联系，可以更好地分
析警察对犯罪行为的效应。由于分析依赖于警察行为的推测性指标，
而不是直接考察警察执法的精神状态，所以精力更为充沛地维持治安
是否威慑犯罪活动，这是有争议的(Jacob & Rich. l980: Wilson &
oland, l978)。
犯罪率异乎寻常地大幅度升高，这经常促使棘手区域的警察力量
得以扩充。包围地铁和车站这样的地方，进行全面搜捕，能降低违规事
件的发生率(Chaiken, Lawless, Stevenson, 1974 )。然而，原先呈上升趋
势的非法行为，通常在法律惩罚增加之前，受到非正式的社会约束的
影响而有所降低(Bandura, 1973; Dupont & Greene, 1973)，所以我们
很难确定减少的犯罪率中有多少是由警察监督导致的，也很难确定
其中有多少可以用由公众的关注形成的社会抵制手段来解释:在某
管辖区内大量注入警察力量，这能暂时减少目标区域的犯罪行为。但
随着违法者越来越熟悉警察及其巡视模式，他们可能将某些违法活
动转移到附近区域，或者随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胆大包天
(Chaiken, 1978)。
中断性时问序列分析为评估法律约束的影响作用提供了准实验
的方法。在这一方法中，严厉惩罚介人之后发生的违规行为变化的程
度和持久性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划定的违规率的变化进行比较:这
些分析常表明，违规行为异乎寻常增加之后就会减少，即使没有特别
的强制手段，也是如此。例如，严惩超速驾车可能会使交通死亡事故减
少，但即使没有引人注目的法律威慑手段，高交通死亡率持续一段时
间之后同样会出现降低趋势(Ross & Campbell, 1968)。显而易见，公众
关注的是生命安危，而不是严厉的惩戒，是前者促使人们更谨慎地驾
驶。即使人们不得不接受警察的检查且毫无戒备，例如警察利用路障
来阻截酒后驾车的司机，这时严厉惩罚能够导致交通事故暂时减少。
但这种威吓作用也会迅速失效(Ross, 1982)。最初的公众注意极大地
增加了酒后驾车被逮或被判罪的风险。公众的强烈要求常导致严厉的
法律，但警察和法庭都不可能长久地热衷于执行它们，因为他们不得
不进行更为迫切的抗争，要求改变负荷过重的状况。法律虽严但执行
不力，这种法律必然不会产生非常持久的威慑效应。由于被逮的几率
很小，人们很快就认识到，法律威慑手段不会带来什么实质性的风
险。不久以后，他们又重蹈覆辙。
为了使惩罚的必然性和严厉性有十分显著的提升，一般必须赋予
执法系统和社会以重任。法庭记录备审的案件如此之多，由于人手不
足，一个案件需要法庭花数月和数年的时间审理，所以结果仅有少部
分违规者被逮和受审判。监狱也人满为患，这使监狱中的罪犯和狱警
都面临着极大的危险。长期的刑罚对犯罪率起不了太大作用，但具有
讽刺意义的是，它能够削弱法律约束系统的力量:负担过重的法庭和
拥挤的监狱鼓励了上诉，这样可以减轻责任并搁置对狱刑的判处如
果强制性判决对违规行为过于严厉，那么法官和陪审团都不太愿意在
某些案件中判违规者有罪，因为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对这些案件判
以长期徒刑，会对社会有害而非有益。惩罚越严厉，判罪的比率越低，
违规者也越不可能被投人狱(Erickson & Gibbs, 1976; Kerr,1978)。公
众要求更为有效和严厉的惩罚的同时，往往忽略了为了额外的警察、
法庭、法官、监狱、拘留所和犯罪者家人在他们漫长的服刑期间的生汁
维持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大多数犯罪行为是秘密进行的。为厂提高
对犯罪行为的侦破可能性，我们需要社会和电子监督的方法，而这些
方法侵犯了隐私权和公民的自由。许多公众都期盼法律能控制人类社
会中的诸多问题。但是，如上所述，在执法系统上扩大开支。井不一定
带来更为强大的威慑作用。
有人可能认为，由于惯犯在押期间不可能从事犯罪活动，所以长
期刑罚可减少犯罪。这会是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前提是严厉的刑罚
不改变审判和判决的实际情况，而且被隔离的罪犯不会被新的违规
者所代替。“任何解决方法都存在问题”，这个谚语也适合社会隔离
这个补救方法。小偷小摸和滔天罪行都可能是个体行为，但大多数
犯罪活动是团伙行为。某些分析家推测，正是能力不太强、有勇无谋
的违法者才会被逮捕，而取而代之的只有那些对违法买卖更加熟门熟
路的新手(Cook, 1977)。如果非法活动能带来巨额利润，那么逮捕少数
毒品走私者或有组织的暴力分子，这并不会削弱他们的势力。由于犯
罪“岗位”随时可以替代，所以对违规者进行社会隔离不一定会降低犯
罪率。通过长期狱刑来减少犯罪，这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即使对于个
体犯下的罪行来说，也是如此。由于逮捕率和判罪率非常低，延长那些
恰好被抓的罪犯的监禁时间，这不会对整个犯罪率有什么削弱作用
(Cohen, 1983)。
有关犯罪活动能够被法律惩罚所威慑的证据不一定意味着，法律
惩罚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犯罪活动多数为青年人所
为。如果犯罪活动对青少年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话，他们必然服从亲社
会的行为标准，发挥自我调节技能以及有助于亲社会生活方式的能
力。相对于花费大量金钱去追捕、审判和惩罚那些已经沉溺于犯罪生
活的违法者来说，调查社会对形成亲社会行为的支持作用，后者更有
可能减少犯罪。
公众普遍认为，控制犯罪的解决方法是对违法者作出迅速、必
然和严厉的惩罚，他们既没有认识到在执行这些规定时要付出的
异乎寻常的代价和面临的困难，也没有认识到强调法律威慑会产
生显著的负面效应(Packer, 1968; Zimring & Hawkins, 1973 )。通过
对犯罪的约束来调节人类行为，这不仅费力，而且代价昂贵。虽然
法律惩罚的存在能够有助于威慑非法行为，然而人们还可能会受
到诱惑而违规，但水平逐渐提高的法律约束对社会付出的沉重代
价的回报却越来越小。法律约束具有局限性，这个现实的观点将促
使我们更加认真地考虑有利于维持社会合法行为的其他威慑手段，
如社会力量和道德约束。
有关法律风险与合法行为的信念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法律约束的威慑效应取决于有关的信念，
即违规行为被逮和被惩罚的希望有多大。这种心理控制机制的好处在
于，尽管法律惩罚实际上是低风险的，但感知到的风险高，则有利子维
持合法行为。即使通过注人大量财力和更多的执法者，事实风险得到
些许提高，但这些变化本身也不一定影响犯罪行为的发生，除非他们
改变了公众的信念。因为有关风险和利益的信念具有因果效能，所以
研究影响这些信念的因素以及它们如何调控违法行为，将有望部分地
阐明威慑的心理机制。通过法律手段减少犯罪行为的方法，在一定程
度上应该根据它们加强“犯罪行为可能受到惩罚”这类信念的有效性
来加以评判。
在讨论有关威慑的研究具有的政策意义时，迈耶(1978)提出，通
过法律手段来威慑犯罪的努力，应旨在加强“违规具有高风险”的信
念。既然惩罚的必然性比其严厉性更具威慑作用，因此关于被逮和判
罪的可能性的信念最有可能促进自我约束。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法律
约束不仅可以作为威慑手段，也可休现社会价值。即使法律手段本身
儿乎没有威慑作用，但如果轻微地警告恶性行为，这也可能会通过传
递社会对它的纵容态度而鼓励它。如果与违规的严重性相比，法律后
果比较轻微，那么约束手段就冒了宽恕犯罪行为的风险。一些作者宁
愿相信法律约束对表明群体道德义务的价值，而不愿相信法律手段的
直接威慑价值(Chein, 1975)。按照这种间接影响的方式，法律禁令强
化了道德标准，而后者反过来威慑违规行为。
对大多数人而言，关于犯罪行为有多大风险这类信念的习得
和强化更多的是源自他人经验的有关信息和强制系统的效能报
告，而非直接经验。因此，法律威慑手段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某些
人不太熟悉犯罪事实，对他们而言，引起公众广泛注意的有关违规
者被逮和被判刑的报道通过传递“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观念，将
扩大法律约束手段的威慑作用。例如，报纸上报道的对窃贼的逮捕
率大约是实际逮捕率的五倍(Parker & Grasmick, 1979)。这些选择
性信息，突出了被逮的可能性但忽略了成功逃脱的几率，从而促使
人们高估违规的风险。
有官员宣称，在某一多事之区部署更多的警察或者更强有力地执
行法律，这也有利十提高感知到的风险:媒体的这些旨在改变信念的
介绍能够降低犯罪率，即使实际被逮的可能性保持不变也是如此
(Meier, 1978; Ross, 1973 )。在公众关注的社区节目中，居民有组织地
共同与犯罪行为作斗争，这也同样提高了感知到的风险。在组织自己
防范犯罪行为和讨伐犯罪活动的过程中，社区居民也加强了社会约束
的力量。
在犯罪猖撅但被逮不多的地区，以信念为导向的法律威慑手
段面临着特殊的挑战。对这些地区的居民而言，有误导作用的法
律威慑手段没有什么可信性。如果这些威慑手段要在犯罪普遍的
地区起作用，必须不断有事实结果支持它们。便衣巡逻不定时地
遍布于某一地区，使人难以弄清何时犯罪较安全何时较危险，这
种有限的执行力量能使法律威慑手段具有一定的可信性。是否能
逃脱逮捕的不可预测性导致了普遍的有可能受利的感觉。但是，
如果没有积极的威慑手段，以及邻居主动参与犯罪活动的控制，
这些方法都不可能有太大效应。
《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上、下册）》读后感(五)：卫星广播与跨文化示范
对电子媒体在文化间变革中作用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电视影响的
数量、内容及方向上。大多数国家虽采纳了电视系统，但没有足够的制
作节目的资源，以满足其自身的节目需求。结果，他们面临的选择要么
是让其电视荧屏充斥进口节目，要么限制其播映时}fi}。面对公众要求
提供更长收看时问的压力，大多数国家选择了前者，其代价则是提倡
了外来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而其中一些价值观念与方式在接受它
们的社会中，可能受传统的贬斥(Katz & Wedell,1977)。一些在国际上
有势力的国家，拥有制作电视节目的资金与技术手段，他们制作了世
界电视系统所需的大多数节目。目前，美国拥有大量编制好的廉价节
目，成为电视节目的主要输出国。
国内制作节目能力的发展并不一定能减轻对进口节目的依赖。
播放外国节目要比自己制作节目便宜得多(Lee, 1980; Schiller,
1971)。最后的结果是，进口的文化倾向于取代一些本国的文化。全
世界的人—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以及南美洲人—收看的主要
是旧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对外来节目的进口虽有所降低，但即使是全
国性的狂热也不能阻挡节目的流向。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进口
节目占国内电视节目的一半甚至更多。电视是贪婪的，它要求提供给
它大量的节目以便将每一个播映日排满节目。不同社会的观众可能会
珍爱其自己国家的文化，但他们又不愿摒弃太多的进口电视连续剧。
戏称为“媒体帝国主义”的现象需要双方的配合:存有大量音像制品的
输出者高兴地将其供给热切需要它们的外国顾客。
一些国家不允许其文化被侵占，只播放他们自己制作的节目。另
一些国家能满足其自身电视需求的大部分，因而就通过限制外来节目
的数量，以抵制过多的外来节目充斥其国内电视荧屏。进口节目的国
家，通常将节目中他们认为使人不愉快的内容删掉。例如，美国电视节
目中充斥着许多暴力。那些对残忍性容忍力比较低的国家，就从进口
的节目中删除了过多的暴力画面(Comstock & Rubinstein, 1972)。虽然
意在娱乐，但对于电视中所播映的习俗与生活方式，进口的节目也可
起到电子文化移人者的作用。在国外，进口的节目曾引发了新的犯罪
行为。如一部关于气压炸弹的电视剧播放一两天后，在不同国家，发生
了观看过该剧的观众劫持客机的事件，这说明了跨文化示范对侵犯行
为的潜在影响。
本书的不同部分证明了电视影响人类思维、价值观念与行为的许
多方式。电视扩大了榜样影响其他社会成员的范围。这种影响可好可
坏，这要看所演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是什么。外来的电视节目对社会
惯例的影响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评价，那就是在进行跨文化示范之
前，记录与本土文化不同的行为方式的出现与传播情况。因为电视占
据了人们的大部分生活，在电子时代对文化移人的研究必须加以拓
展，以便将电子文化移人也包括进来。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可以顶计，外来电视节目中示范的影响力，会
随出口国的国际声望及所示范的惯例在新的文化背景中的作用大小
而变化。当人们将自己的文化视为落后或低级时，就更易受外来示范
的影响，这样，就促使一些热切向往外来文化的人接受外来行为方式，
以证明其现代化。所示范的模式有效地保证了能够得到预想的结果，
因而就提高了采纳的速度与频率。
直接的卫星通讯现已成为跨文化影响的新工具。通过卫星，可直
接将录像传送到安装有卫星接受天线的家庭电视机上。这一技术进
展，又一次引发了关于跨文化影响的新方式及文化保护的热烈讨论。
当卫星信号通过地球转播站而为公众所接收到时，一些国家可以对在
其空中传播的内容施加一定的控制。如果没有国家干预，观众直接收
看卫星发送的所有内容，那么，卫星频道所发送的信息就会具有世界
性的影响。不管是谁，只要他控制了这一电子通讯手段及其所传送的
内容，他就具备涵盖全球的影响力。
这需要巨额财政资源及火箭技术，以便将通信卫星送人太空，定
点于同步轨道上。无力负担本国卫星系统的许多国家，必须相互竞争，
以便从拥有卫星的国家那里租借来用。通过几个国家共同运营一个卫
星系统，可以减少获取该项技术的障碍。但公共利益的问题不仅仅是
谁拥有传递系统，而且还包括他们的目的以及所传递的影响的类型。
在通讯领域又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传送的符号信息将会
集中于经济与政治上强大的国家手中。从陆地传递系统转向卫星传递
系统，这并没有改变那些决定传输内容的社会力量。许多电子通讯都
包括有广告商为营销目的而提供的跨国性商业与娱乐。其中只有极少
部分被明确用作丰富知识、陶冶性情、服务于公众的目的。随着超级大
国介入其中，一些电子通讯将会包含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信息，以服务
于控制别国思想的斗争。
直接的卫星广播增加了一个社会对另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与行
为模式的影响力。获取外来影响的障碍主要来自地理上及政府方面，
扫除了这些障碍，会引发关于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影响的争论。那些
控制卫星频道中传输内容的人在想，文化的多样性是否会让位于文化
的单一性？选择一些人，未征得其同意就对其施加影响，国际规范应对
此加以禁止吗？如果不对外来文化进行审查，它们就有可能通过权力
的失衡而腐蚀国家文化。社会有权保护其国家主权不受外来侵犯吗？
文化上的交流几乎不是新现象。通过军事征服，殖民开发，文字与
形象的交流，社会之间相互影响已有很长时间了。然而，主导文化并不
总是传播源。在殖民开发时期，英国人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学会了吸
烟的习惯，然后又将其传向全世界。但是，卫星广播在不同文化间接触
的范围、速度、普遍性上出现了量的跃进。这是因为传送到家庭中的音
像信息在每个社会中，都吸引着人们日常的绝大部分注意。例如，世界
范围内阅读美国报纸与杂志的人很少，但世界_卜收看美国电视节目的
人却比比皆是。
主张对文化间的交流不加限制的人，如普尔(Pool, I.de S.，1979)
争论说，不仅应当允许，而且应当引人有冲突的价值观念。从社会方面
来看这也是值得的。在描述文化演化时，他指出，文化发展通常是由外
来影响推动，并从中受益的。文化内容的采纳是有选择的，是适应性
的。也就是说，对移植过来的外来成分加以修改，以适应本土文化，最
终成为本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接下来保守主义者也会变成其保护
人。从文化达尔文主义观点进行推论，普尔论证说，文化市场上播放内
容的多样化，扩大了人们选择的范围。在这些多种多样的文化产品中，
最佳的将会生存下来。
有关权力与社会变革的动力学知识支持了一种卫星广播的观
点。该观点既不像积极的提倡者所讲的那样乐观，也不像保护主义者
所认为的那样令人大惊小怪。很多学者有力地论证了如下观点，并己
取得经验上的支持，那就是，自由流动的电视节目的问题在于，文化间
的影响流几乎是不自由的(Lee, 1980; Littunen}, 1980; McPhail, 1981;
chiller,1971)。掌握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国家是电视信息的发送者，而
经济与技术上不大先进的国家倾向于成为接受者。这样，由盎格鲁一
美利坚所制作的电视节目每天出现在其他国家的家庭电视荧屏上而
美国从国外进口的节目还不到其节目总数的2% (Varis, 1984〕一些
社荟虽未控制电视的影响，但通过主导电视节目的文化可以改变其影
响。电视影响流中权力的失衡会在这些社会中引发忧虑。
权力支配着影响在文化间及文化内部的流向。社会地位低下的少
数民族控诉说，因贫困和习俗的影响，他们不能相有媒体，而那些拥有
的人，则倾向于忽视他们或对他们有消极的刻板印象。其他一些人认
为录像媒体应被应用于造福人类。他们指责电视过分商业化，忽视了
对公众的服务。控制播映内容的权力的失衡在文化内部引发了更多的
争论。
文化进化主义者在看待广播时假定，不仅可以自由地从媒体环境
市场中进行选择，而且被采纳的文化成分对人类的幸福而言是最佳
的。“最佳者”生存的假定和通讯在文化间的自由流动一样，都是值得
怀疑的。被广为采纳的流行与时尚，更多的是服务于提倡者的经济发
展，而不是为了增进人类幸福。现在大多数社会尽力根除的在全球范
围传播的吸烟瘤习，是惟一一个可以反驳最佳者生存这一观念的例
子。通常，采纳什么更多的是由社会上所推崇的而不是性能优越的东
西所决定的。
对人类的娱乐来讲，媒体环境包含的不仅仅是想像的产物.在很
多国家，广播是市场营销的主要工具。媒体广告商所提倡的高消费
生活方式，在消耗资源的速度上要快于资源再生的速度，由此引发了
生态灾难。将奢侈的消费美化为是精英文化的标志，或者是大众文
化的现世享受，都是很容易的事，但是说服那些挥霍几代人建立起来
的资源的消费者，让他们为后代的利益着想，少浪费一点，则是很困
难的。陶冶和增进能力的文化产品通常并不进人媒体环境，因为对
于出售广告时间的人来讲，此举并无利可图。有关犯罪的电视连续
剧，是推销除臭剂的良好载体。上述文化产品要比这类连续剧能更好
地服务于文化。虽然如此，在思想观念的媒体市场中，这类产品连一席
之地也没有。
直接的卫星广播虽增加了文化间影响的可能性，但并不像某些人
在这一问题上所夸大的那样，会宣告国家文化的终结。广播公司不会
利用有限的卫星频道，把一些未经他国许可的节目向该国广播。广播
侵犯面临许多障碍:政府要捍卫其主权，高投入低回报，以及语言上的
差异。许多人愿意继续收看国外播送的节目，但这些节目应事先被译
配成本国语言。这项工作是在国内卫星接受站完成的，而该站又是利
用卫星作为转播系统的。
对于使用共同语言的国家来讲，文化侵犯成了更为严重的问题:
这些国家的居民选择强大的邻国播送的节目，于是这一邻国就完全控
制了电视影响的流向。加拿大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开发和保持文化
同一性方面，该国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为避免被美国的媒体环境所
淹没，加拿大政府对外来节目设置限额，广播系统虽可播送美国节目，
但删除了其中的广告(Lee，1980)。但是这种文化保护努力的效果并不
理想。所设置的限额数量相当大，而且还可以再削减。家庭卫星天线可
使加拿大人直接收听收看美国广播，以便指导其国内消费。即使存在
语言瘴碍，直接的卫星广播也增加了邻近文化相互影响的可能性。社
会上的许多双语者，可以通过直接的卫星广播，先将国外的生活方式
引人精英文化中。其中一些价值观念与习惯最终可融人大众文化中。
有接触国外媒体特权的那些人所做的有威望的示范促成了这种传播
模式。
在广播系统的结构与功能问题上，许多国家遇到了困境。他们希
望保存其自身的文化，但在为自给自足地制作节目提供所需的资源
上，他们又缺乏主动和解决的办法。这就被迫依赖从外面进口电视节
目，而且在国内也引发了关于媒体环境进口水平的争论。其中一些进
口内容有助于本土文化，而其他的则改变了观众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
式，因而并未很好地服务于本土文化。而且，即使国内生产的电视节
目，也开始模仿国外的风格。制作节目的高额费用促使一些有共同价
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国家联合起来，建立区域性的节目制作系统。虽然
这种文化伙伴关系减少了对外来节目的依赖，但并不能取而代之。
通过提供广告收益，广播的商业模式减少了社会运营的费用，但
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将广播的功能由实现文化目的转变为
屈从于营销目的。只有社会提供了可行的公共服务频道，并有足够
的资金来播送一些娱乐休闲性的节目，本国制作的文化节目才会更
多地出现于媒体环境中。观众更喜欢考究的进门节目，不大喜欢不
太讲究的公共服务系统。后者为吸引观众，也开始迎合高雅的情趣。
结果，来自主导文化的进口节目和本国模仿的节目构成了大众媒体
文化的主体。如果某一社会的媒体环境为外来势力所主导，那么就
会将其居民的电子文化移人交给了外来者。直接的卫星广播为跨文
化影响的流动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这给如何对待该项技术，以便
促进文化的完整提出了挑战。
社会传播的例子不仅包括社会所允许的活动，而且也包括商业上
所推销的活动。从发生率上来看，这种采纳过程也适用于社会所不允
许的活动。例如，集体抗议和侵犯这些新方式的传播，就符合所概括的
传播模式(Bandura, 1973 )。但是，社会不赞成的模式的采纳率一般是
很低的，而且其采纳的程度更低。作为一条规则讲，在其广泛的传播
中，反社会的行为方式要比亲社会的行为方式有更大的时间差。而且
对于有很高代价的行为而言，需要克服大量的反作用。
1.集体抗议
引发变革的集体抗议的方式不仅为那些面临同样困境的人们所
采纳，而且还倾向于传向其他遇到麻烦的地区。模仿甘地的非暴力抵
抗运动的民权运动(King, 1958，为那些旨在消除不公平及有害社会
惯例的抗议运动提供了榜样。非暴力集体抗议模式己被传播到反越战
运动、其他劣势群体及反核运动中。
骚乱的60年代目睹了带有更大侵犯性的集体抗议活动的迅速蔓
延。洛杉矶瓦茨(Watts)区的都市骚乱迅速波及全国，随后在一个接一
个城市中，上演了同样的模式:纵火，抢劫，零星的枪击(Kerner,
1968)。城市贫民区恶劣的生活条件是引发骚乱的诱因。骚乱的具体时
间与地点看来取决于警察触犯众怒而引发的事件。几乎每一件都市骚
乱都是由令人生气的警察而引起的。警察虐待贫民区的居民，结果引
起旁观者的愤怒，随后便采取暴力进行报复(Levy,1968};仅仅从不利
的前提条件来看，偶然的遭遇引发骚乱的事实，还难以预测会在哪个
城市、在什么时候发生动乱(Caplan, 1970; Lieberson & Slverman,
1965)，但示范可以很好地预测集体抗议将会采取何种形式。
发生在伯克利的反对越战的校园抗议运动，起到了为全国大学的
静坐抗议方法示范的作用(Gurr, 1979 )。和平的静坐逐渐地为带有更
多暴力色彩的抗议所取代，起先是破坏大学的正常秩序，最后发展成
摧毁建筑。随着时间的推移，示范所产生的影响可实质性地改变与暴
力行为相关的个人特性。在学生抗议运动中，著名大学中有社会意向
的学生创造了抗议的方式。像大多数有声望的示范形式一样，这种方
式最终被不同教育机构的有不同特点的学生所采纳。随着时间的推
移，示范的影响逐渐增强，这时在传播侵犯方式的·早期与后期阶段，参
加者身上会出现与积极参与活动相关的不同个人特点(Kahn & Bow-
ers, 1970; Mankoff & Flacks,1971)。当个人特点在示范及群体影响的控
制之下时，它们对侵犯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会有所减少(Larsen, Cole-
man，Forges & Johnson，1971)。
2.侵犯性与恐怖性的手段
航空公司的客机劫持事件生动地说明了侵犯手段的迅速蔓延及
其衰落。在一架大型客机于1961年被劫持到哈瓦那之前，美国还无人
知道空中劫持这一概念。在这之前，曾有古巴人劫持客机到迈阿密。这
些事件之后，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出现了一波劫机的浪潮，最后竟波及
70多个国家。后来，劫机事件在美国虽有所减少，但仍继续向其他国家
蔓延。这样，国际上的空中劫持就变得很普遍了(Bandura, 1979)。一名
有创意的劫机者，D·B·库铂(Cooper, D. B.)创造了一种新的要挟方
式。他索要一个降落伞和一笔相当可观的赎金以赎取机上的乘客(旧
金山编年史，1971)。然后他从机上跳伞，降落到了某个偏远地区。受其
成功的启发，其他人也开始仿效。于是这一新闻又暂时复活了已在美
国衰落的劫机现象。在几个月内，共发生18起使用降落伞的劫机事
件。对逮捕劫机犯的宣传，又促进了这一劫机手段的创新性改进，于是
又需要新的对策。一旦某项能立即带来巨额财富的聪明的技术被很多
人知道以后，就难以制止其滥用，除非它从公众的意识中消失:几年
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空中劫持事件迅速减少，其原因随后再讨论。
有时，是媒体播放的虚构的故事提供了醒目的样例，传播了有侵
犯性的行为方式。电视剧《末日飞行》因其所示范的新颖的劫机手段，
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在该剧中，一名劫机犯威胁航空公司官员，一架
执行洲际飞行的客机，如果在5 000英尺以下着陆，安放在机上的一枚
气压炸弹就会爆炸。最后，飞行员选择了一个高于临界高度的机场着
陆，从而以智慧战胜了劫机犯。在该剧播映后的两个月内，使用同样气
压炸弹的劫机企图迅速上升(Bandura, 1973)。而且，该剧在美国及其
他国家的不同城市重播1-2天后，航空公司受到了劫机犯更多的勒
索。他们要求航空公司支付巨额费用，而后才会指出涉嫌安置在飞行
中的客机上对高度敏感的炸弹位置。飞机于是返回海拔较高的机场，
航空公司官员满足了劫机者的无理要求，而所知道的只是机上并没有
炸弹。该剧在安克雷奇重播后，使得一名阿拉斯加州的观众成为拥有
25 000美元的富翁。在悉尼的重播，则使一名澳大利亚人从奎塔斯航
空公司勒索到560 000美元，从而立即暴富。他把该公司官员引到机场
的一个存衣柜旁，在那里，他事先放置了一枚他制造的气压炸弹的样
本，这样就大大增加了他威胁的分量。
在巴西，当美国大使被绑架，随后又用政治犯作交换而得以释放
时，一种政治性的集体谈判的新模式就形成了。接着，领事级和大使级
的外交人员在阿根廷、巴西、危地马拉、乌拉圭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均
遭绑架，而后绑架者要求释放政治犯，这表明该手段己迅速传遍拉丁
美洲( Bandura , 1973 )。加拿大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其国内存在不同
的政治派别，也很快参与到中南美国家的绑架外交人员的活动中。
为什么类似的行动会在不同的地方接连出现呢？对此有几种解
释。对于事件的类似纯属巧合以及这些事件事实上不是某种示范过程
的结果这一观点，大有商榷的必要。这些手段通常是新奇的，其风格上
的类似以及紧接着迅速出现的运用这些手段的许多事件，就可以否定
纯属巧合这一点。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侵犯性事件的迅速大量出现
是由一群阴谋策划者所策划的。集体侵犯的传播有时是由于受有暴力
倾向的人的鼓动而得以促进的，并没有有组织的策略上的冲突。但是
所示范的手段在不同地方经常被采纳，而采纳者彼此既不认识，也未
执行某个背后策划者的指令。
对集体现象作出结论性的证明是较难的。尽管如此，有证据表明，
集体暴力在时间上的传播可根据已知的影响示范观察学习过程的变
量较准确地加以预测。这说明，示范所产生的影响在该过程中有重要
作用。皮切、哈布林和米勒(Pitcher, B. L.，Hamblin, R. L. & Miller,
J. L. L.，1978) 通过测验引发示范的速度和抑制性惩罚的进度来预侧
类似暴力事件的时间进程，对许多不同形式的集体暴力(如滥用私刑，
故意破坏犹太人建筑，劫持客机，抗议地权不均(agrarian protests)的
暴发作了时间一序列分析①。无论集体暴力的具体形式如何，这两套决
定因素对暴力事件的涨落有同等的预测效力。
①时间一序列分析是研究者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或连续或间断地收集一个对象(如一
个人、一个家庭或一座城市)的有关数据，并对这些数据加以统计分析。这是一种常
规的参教检验程序，常用来描述变量间的关系.预测未来的行为模式及检验处理的
效果。—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