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往来书信集：（I）紙短情長＋（II）書不盡言》是一本由张爱玲 / 宋淇 / 宋邝文美著作，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新台币900元，页数：9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张爱玲往来书信集：（I）紙短情長＋（II）書不盡言》读后感(一)：匆匆看完第一遍，

　　

邝文美是仙女吧!能被一向对人情冷漠对女人有偏见的张爱玲这样夸，在我心里她就是仙女本仙了!

有朋友嫌书信集又臭又长，可是我好替小玲子开心，能够有个说废话的朋友。据说有心理研究表明废话越多幸福感越高。

宋淇，没看出来他还有相当毒舌的一面，他diss张子静“到了这个年龄，还有这种想法，真有点荒唐，像他这种料，这种条件，怎么有人肯嫁给他，还不是看中他的海外关系和他有位名作家的姐姐”

　　《张爱玲往来书信集：（I）紙短情長＋（II）書不盡言》读后感(二)：读《张爱玲往来书信集》一

　　

一

《张爱玲往来书信集》出版，应该是广大张迷最后也是最大的福音。

按照宋以朗的说法，他手里没有存货了，“然后我这个张爱玲遗产执行者也终于可以隐退。”似乎从《同学少年都不贱》开始，张爱玲的遗稿、通信一点一点被放出来，间或掀起一阵议论或者一场风波。宋以朗的做法很容易引人误会，事实是诸多文稿整理起来费时费力，也因此，张爱玲迄今依然保持着不错的热度——从《小团圆》出版前就开始。

《书信集》有《小团圆》同等分量，在我看来。前者虚实相间，后者则全部写实，甚至很多内容可以相互映照。这无疑给现在到未来的“张学”考据派以绝对重要的实锤凭证，顺带也锤击了此前几乎所有的张爱玲传记——十有其九的张爱玲传都带有或多或少的想象，有的则是直接意淫。大约，南大余斌教授那一本更可靠一点，只是现在看来远不够全面。1995年秋，张爱玲离世时，世人确实不清楚她还有那么多的文稿待见天日。

张爱玲与宋淇家往来通信，时间跨度四十年，多达七百封，六十万字。

它简直像一场盛宴，各大菜系流水而上。丰富到几乎涵盖1955年后关于张爱玲的一切。所谓一切，包括但不限于她的生活、创作、收入、用度、喜好、文艺作品鉴赏、阅读、健康状况、婚姻，以及对人情世故的态度与处理方式。

她如果是一个谜，这里差不多就是谜底了。

1955年之后的张爱玲曾与很多人通信，除了宋淇夫妇，重要的通信对象还包括夏志清、庄信正、刘绍铭、平鑫涛、台湾联合报等媒体的编辑、林式同、赖雅、胡适、胡兰成等等，偶尔鸿雁往还的就更多了，夏济安、王桢和、於梨华、赛珍珠、痖弦、苏伟贞、丘彦明、朱西宁、高信疆、桑品载、水晶等作家或媒体人，以及她的姑姑和弟弟，晚年还曾致信王家卫。

很多通信对象出乎你的意料，但总体都是围绕着创作、出版和改编等事宜。她在1959年早春某一天曾写信给赛珍珠，在信里告诉对方，其获奖作品《大地》话剧版曾在上海义演盛况空前。赛珍珠回信约她在纽约或费城见面。对于这种社交式的接触，张爱玲兴趣缺缺，因此也就没了下文。张爱玲没有细说为什么要写信给赛珍珠。1959年时候的张爱玲创作小说、写剧本，不是特别缺钱，但会为自己的小说在欧美语境中出版无门，或者不被认可而沮丧。她的健康状况已经出现隐忧，有时候三到五天无法进食，否则就会呕吐。很沮丧的时候也会这样。

三十五岁之后的张爱玲，通信对象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朋友+闺蜜，也就是宋淇夫妇。这算是她的患难之交。

从1955年10月10日踏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开始，张爱玲就将自己的人生付诸于笔墨，尽可能地诉说给香港的宋家知道，一直到1995年7月26日。期间，有部分时间中断了书信往来。中断的原因有二，一是人在香港，或就在宋家，不需要通信；二是发生过一次小误会。就是1962年3月到1963年1月，这是她再次离开香港之后的带着情绪的中断——她觉得在香港为电懋公司玩命写剧本期间，宋淇没有真心帮助她，甚至拿了她一把。因此她在给赖雅的信中，说了好些委屈。

这是张爱玲离开大陆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为了省钱，她都舍不得去买双鞋子，困在逼仄的斗室内，就着床边写剧本，写到腿胀脚肿、眼睛出血。她甚至很有点决绝地写道：“我无法入眠，眼睛原已愈合，现在再度出血。元宵节前夕，红红满月，我走到屋顶思索。他们不再是我朋友了，但是我将在这笔坏的买卖里捞回几百元，停留两周，商议某种妥协，按原定计划于（三月）十六日离开……”

张爱玲这是误会了宋淇。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宋淇是多么难得的朋友，算得上万里挑一。更直接一点说，没有宋淇，很难成就后来的张爱玲。

次年1月末，张宋两家恢复书信往来，此后再无龃龉，直到生命尽头。

第二类，友谊+工作，通信对象为夏志清、庄信正、刘绍铭等人。

按照夏志清后来的回忆，1961年春天，当他把《中国现代小说史》寄给张爱玲后，两个人就开始通信了。后因搬家等原因，1963年之前，张爱玲写的信丢失，现存的给夏志清的信，从1963年5月开始。断断续续，一直写到1994年5月。存世的有118封。

1966年6月，应庄信正邀请，张爱玲去印第安那大学参加了“东西文学关系讨论会”，彼此就此结识。并从此时开始与庄信正通信，到1994年10月作结。28年间通信逾80封。这期间与刘绍铭、林式同等人的通信还有若干。

第三类，主要是工作。1955年之后认识的台湾、美国朋友、《皇冠》杂志、《联合报》等媒体编辑朋友，以及中途硬插一杠子主动加进来的人，朱西宁、水晶等等。

除了与平鑫涛关于出版、稿酬、文章修改等等工作信件较多，张爱玲不太主动写信给别人，和王桢和通信则是例外。

1961年，张爱玲去香港赚稿费前，顺带游了台湾，一是前雇主麦卡锡的邀请，二是想为创作《少帅》找点素材。张爱玲的台湾之行很愉快，见了一票小迷弟迷妹，还请王桢和做导游逛了一趟花莲，并与之结下了不太对等的情谊。

多年之后，张爱玲再次大红大紫，丘彦明约王桢和写一篇印象记或者回忆文章，王桢和纠结再三，非常痛苦地表示，怎么写都不合适。王桢和羞涩而内向，一个翩翩少年面对女神时的美好感觉令他难忘，且又算得上同道中人，要他像一个痴情少年那样把翻滚的内心付诸笔端，他做不来。

1963年2月，张爱玲写过明信片给王桢和，说她时常想念花莲的山水人物，很喜欢他寄来的《寂寞红》（王桢和小说），“更对背景的小城无限怀恋。”

在后来，张爱玲遁世的岁月里，能和张爱玲带着友情晤面的人寥寥，王桢和是其中之一，遗憾的是他们最终没能再见。

关于张爱玲和王桢和的交集，后来者也生出了无数的臆想，乃至编造。其实是一个内心细腻的文学青年与偶像之间的关系。其他情愫，王桢和或有一点，张爱玲则无。

更多的人来信、复信，之于张爱玲，主要是工作关系。友情含量较低。

张爱玲与夏志清、庄信正的通信，都已结集出版。与宋淇夫妇的通信，此前出过选录本，叫《张爱玲私语录》。

《私语录》选录的书信，只是突出了张爱玲与宋以朗父母的友情。就像在一桌子佳肴中，宋以朗挑了一盘自己爱吃的。而他没碰的美味，无论色香味，都要比他挑出来的丰富且精美得多。

注：这两本书信集内容实在丰富，竟然写了一万多字的读后感以及整理了若干八卦。豆瓣就不贴这么多了，有兴趣就搜搜我的公号吧：Wo-aiy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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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往来书信集：（I）紙短情長＋（II）書不盡言》读后感(三)：张爱玲的日本一瞥

　　

十月中某个周日，一早收到寄自博客来的宋以朗编《张爱玲往来书信集》（二卷，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忍不住抛开工作先看个痛快。第一卷《纸短情长》（1955-1979），开篇一封是1955年10月25日张爱玲致邝文美的长信，也是张离港后写给邝文美夫妇的第一封信。“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后一刹那我并没有觉得难过，只觉得忙乱和抱歉。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坍了下来一样，脑子里还是很冷静& detached〔和疏离〕，但是喉咙堵住了，眼泪流个不停。”1952年至1955年间，张爱玲在香港曾受到宋淇、邝文美夫妇的诸多照顾，彼此结下深厚的友谊，这段剖白也足可说明这点。1995年，张爱玲去世后，所有遗产均交付宋淇夫妇。这两卷六十余万字的《张爱玲往来书信集》，正是她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1955年10月，张爱玲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S.S. President Cleveland）自香港出发，途经上海、神户、横滨，又经檀香山，最终来到纽约。这封长信里记录了她对于日本最直接的观察，事实上，她此前还去过一次日本。那是1952年11月至1953年2月间，她因奖学金补发问题与香港大学发生波折，故受炎樱之邀，暂往东京，以寻求赴美机会。无奈其事不顺，后又返回香港（冯晞乾《张爱玲的牙牌签》，《南方周末》2009年2月5日）。只是张爱玲第一次在日本的三个月，目前却等于空白，“几乎一点线索都没有”（《专访止庵：纪念张爱玲最好的方式是读原著》，“澎湃新闻”2020年9月30日）。

S.S. President Cleveland

那么，不妨来看她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的日本，究竟是何景象。1955年10月13日，邮轮抵达神户港：

我本来不想上岸的，后来想说不定将来又会需要写日本作背景的小说或戏，我又那样拘泥，没亲眼看见的，写到就心虚，还是去看看。以前我看过一本很好的小说《菊子夫人》，法国人写的，就是以神户为背景。

“没亲眼看见的，写到就心虚”，的确是张爱玲作小说的原则。11年后，在她将完稿的《小团圆》寄给宋淇夫妇后，宋淇夫妇出于种种现实原因，力劝其暂缓出版，或对小说人物设定作一些改动，免遭读者攻击。张爱玲曾想将九莉的职业改为“一个赚钱少而有前途的行业”，“也许改京戏唱花脸”。宋淇赞美这一改动为“绝招”，非常热心地在信里提供了种种昔日大家族票京戏的细节。然而张爱玲到底没有作这样的大改，因为“对写不熟悉的东西实在有戒心”。（《张爱玲往来书信集 Ⅰ》，第327-332页）

为了日后的写作需要，张爱玲决定下船看看神户：

一个人乱闯，我想迷了路可以叫的士，但是不知道怎么忽然能干起来，竟会坐了电车满城跑，逛了一下午只花了美金几角钱，还吃咖啡等等，真便宜到极点。

1955年暮秋的日本，正是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的最初阶段，大批年轻人从农村来到都市就业，家电、汽车制造业空前发达，曼波舞（Mambo）大流行，街头年轻人都爱穿窄脚裤，年轻女子无不热爱《罗马假日》里的赫本头，街中到处是电影院、咖啡馆、面包店。张爱玲揶揄自己会坐电车逛神户，因为她一向认为“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天才梦》里早说过，不会削苹果，好容易才学会补袜子，怕上理发店，怕见客，不会织绒线，天天乘黄包车去医院、接连三个月仍不认识路。不过《天才梦》也说过，“生活的艺术，有一部份我不是不能领略”，因而接下来信中是一大段她对神户风景的领略：

这里也和东京一样，举国若狂玩着一种吃角子老虎，下班后的office worker〔办公室职员〕把公事皮包挂在“老虎”旁边，孜孜地玩着。每人守着一架机器，三四排人，个个脸色严肃紧张，就像四排打字员，滴滴答答工作不停。这种小赌场的女职员把脸涂得像idol〔神像〕一样，嘴却一动一动嚼着口香糖。公司里最新款的标价最贵的和服衣料，都是采用现代画的作风，常常是直接画上去的，寥寥几笔。有几种cubist〔立体派〕式的弄得太生硬，没有传统的图案好，但是他们真adaptable〔与时俱进〕。看了比任何展览会都有兴趣，我一钻进去就不想出来了。陋巷里家家门口的木板垃圾箱里，都堆满了扔掉的菊花，雅得吓死人。当地居民也像我以前印象中一样，个个都像“古君子”似的，问路如果他们也不认识，骑脚踏车的会叫你等着，他自己骑着车兜个大圈子问了回来，再领着你去。明年暖和的时候如果Stephen到日本去筹拍五彩片，我真希望你也去看看。我想，要是能在日本乡下偏僻的地方兜一圈，简直和古代中国没有分别。苦当然是苦的——我想起严俊林黛下乡拍戏的情形。

“吃角子老虎”即战后风靡日本的柏青哥游戏厅，美国韩裔作家李敏金的小说《柏青哥》中，出生在日本的二代韩国人就从事柏青哥游戏厅的工作。作为从业人员，在当时的日本很受歧视，通常被视为不正经的社会人士。不过游戏机厅生意极好，小说里的年轻人因此赚了很多钱。

银座柏青哥游戏厅小景，图片右侧的女性，应该就是张爱玲所写的，打扮得像idol一样的女职员了

方括号里是编者增添的中译，不过有几处不甚贴合。如“idol”一词，固然有“神像”的意思，但此处或指“偶像”——柏青哥游戏厅的小姑娘脸涂得像明星，嘴里却在嚼口香糖。又或者说的是像白脸的小人偶？恐怕需要寻找她的更多用例才能有断论。不过张爱玲书信中的英文词基本都是英文语境下的词汇，若指称白脸人偶，或许直接用汉字词即可，不必用“idol”。日文“アイドル”（idol）一词的广泛流行是1960年代之后的事，不过在1930年代，报刊上在指称外国明星时已能见到这一词汇的用例。当然，张爱玲未必知道日文“アイドル”，她所熟知的应该就是西方电影明星那样的“idol”。她是影迷，也是编剧，《小团圆》里最后一幕就是《寂寞的松林径》（The Trail of the Lonesome Pine，又译作孤松林径）那样的调子与颜色。

去店里看和服料子，果然最是她的趣味所在，怎能不想到《童言无忌》的名句，“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欢到虹口去买东西，就可惜他们的衣料都像古画似的卷成圆柱形，不能随便参观”，“和服的裁剪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赏鉴；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等等。《小团圆》里说，“她新发现了广东土布，最刺目的玫瑰红地子上，绿叶粉红花朵，用密点渲染阴影，这种图案除了日本衣料有时候有三分像，中国别处似乎没有。她疑心是从前原有的，湮灭了”。《对照记》里也提到过广东土布，“最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嫩黄绿的叶子。同色花样印在深紫或碧绿地上”。这封信的后面，十月廿二日，船行至檀香山，张爱玲上岸看风景，仍爱看服饰：

很多外国女人穿着改良旗袍，胸前开slit〔狭长口〕领，用两颗中国钮子钮上。毕直的没有腰身，长拖及地，下面只有开叉处滚着半寸阔的短滚条。不知道你姊姊从前住在那里的时候是否就流行？日本女人也穿着改良和服，像nightgown〔睡袍〕，袖子是极短的倒大袖。也同样难看。当然天气热，服装改良是必须的，但是我相信应当可以弄得好一点。

前文Stephen即宋淇，当时他正为电懋公司工作。1957年至1964年间，张爱玲就是在他推荐下，为电懋公司写过剧本，其中有八部被搬上荧幕。日本乡间类似“古代中国”的风貌——在1945年发表的《双声》里，张爱玲已说过，自己曾迷恋日本文化，“因为我是中国人，喜欢那种古中国的厚道含蓄。他们〔日本的风景〕有一种含蓄的空气”。所谓“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年轻时就喜爱的修辞，一点揶揄和戏谑。不过这种迷恋在年轻时早已过去了，不妨大胆些推测，就算胡兰成为人没有那么坏，她后面也难接受胡庸俗且坏的品位，不论到哪里都是一惊一乍的口吻，夸赞日本文化也是像夸美人一样，极尽谀词。乍看或许觉得新鲜，看多了不免失笑。“日本真是神之国，日本的肴馔就像是供神的”，逛个小菜场则能想到“万民的生活情义的可珍重”（《今生今世》），总是没有逻辑的大惊小怪，毕竟是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倒难得朱家姊妹一以贯之的诚恳忠心。

“克利夫兰总统号”于1947年投入航运，被宣传作“您在海外的美国酒店”，广告上会贴心地提醒无论在哪里上岸，都会是浪漫与激情之旅。路过横滨，则会告诉乘客这里距首都东京非常近，也可去参观镰仓、日光，或者去更远一点的京都和大阪。张爱玲搭乘的这趟船在横滨停留一天半，她上岸后搭电车到东京市区：

买东西带吃饭，〔饭馆子里有电视，很模糊，是足球赛〕忙忙碌碌，不到两个钟头就赶回来了，因为要在三点前上船。银座和冬天的时候很两样，满街杨柳，还是绿的。房子大都是低矮的新型的，常是全部玻璃，看上去非常轻快。许许多多打扮得很漂亮的洋装女人，都像是self-consciously promenading〔很刻意地溜达着〕。回横滨的时候乘错了火车——以前来回都是乘汽车，所以完全不认识。半路上我因为不看见卖票的，只好叫两个女学生到了站叫我一声。她们告诉我乘错了，中途陪着我下来找taxi，你想这些人是不是好得奇怪？不过日本人也和英国人一样，大都一出国就变了质。我还买了一瓶墨水，怕笔里的墨水会用完。1955年，青柳拂动的银座街头，引自“東京web写真館”

“银座和冬天的时候很两样”——说的是1952年冬天在东京的事，那时的柳树都枯着，她与炎樱去银座逛街了么？真遗憾没有那时的资料，或许也静静躺在某处，在未来的某个日子突然出现。

张爱玲与日本的缘分很浅，她的作品在日本也没有什么认知度，尽管池上贞子、藤井省三等学者还是翻译了一些她的作品（譬如近年藤井先生出了《倾城之恋 封锁》〔光文社古典新译文库，2018年〕的译本，附有深情的解说）。况晚年张爱玲在华语世界终于再次大红后，宋淇更支持她出版英、法译本，认为没有必要太重视日译本和日本市场，因为诺奖诸公只看英、法文云云，对池上贞子的翻译水平亦不甚信任（《张爱玲往来书信集》第二卷《书不尽言》，第482页）。说来日本人最喜欢也最熟悉的近代中国作家只有鲁迅，尽管近年刘慈欣也有些人气，但与日本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在我国的流行程度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语。我给此地本科生上课时也讲过张爱玲，选了比较容易被理解的《倾城之恋》。上来就要讲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香港——学生竟大多数茫然。至于当中幽微的情绪，则也要费些心思吸引他们的理解。战后日本对中国最强烈、深刻的印象是“革命”、“新中国”。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尽管非常密切，但不论是上层还是民间的友好往来，都不太有需要推举张爱玲的必要。近来因为某些时事，我校一位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被推上风口浪尖，网上有他去年的一个讲座视频，从近代日本基督教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何为民族繁荣”、“近代日本基督教反战思想”等问题，说的都是平和正当的道理。孰料网友评论是，“请对日本历史怀着爱意再来研究”，“人文科学对科学技术发展有什么意义，哪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这样的环境里，讨论张爱玲当然也是没有意义了。

仍是“话锋一转”式的余谈，关于张爱玲，我当然极为喜欢，而因为自己生得晚，她的书读得不彻底，更没有什么资格说喜欢她，因此不大好意思说出来。昔日《小团圆》刚出简体版时，我已在海东，没有及时买到纸本书，因而在网上下了txt格式的电子书，时常打开，随便翻到某处看。那个文档大约是从繁体字转换而来，有一些砂砾般的错字，不过看久了，也生了许多感情。后来买了书，仍将这txt文档留在电脑里。像宫崎市定说的，年轻时虽买过一些内藤湖南很看不上的普通本，但这些书他翻了太久，史料烂熟于心，就算后面得了新的本子，也不忍弃了先前用过的旧本。是后来才知道，《小团圆》在当初算是得了许多差评，竟还有人发起拒买拒看活动，什么时候都不缺感情如此充沛的读者。不过，当人离开得越久，后面的人反而会更心平气和地给出评价，因为知道了难得。而人们对老人或另一个时代的人，总是更宽容些——当然另一方面，不免彻底的误解和遗忘。我似乎是无条件地喜爱《小团圆》，也庆幸自己一开始就这样喜欢。那些印象深刻的段落嵌在脑海里，在无数个独处异乡的日子里偶尔回想起，觉得她的一切文字，一切碎片，都宝贵极了。

2020年10月18日

（本文写作过程中受到止庵先生诸多指点，谨此致谢。

首发于专栏“一览扶桑”：https://mp.weixin.qq.com/s/nSwVWwdan3cIqeXhaWJMXw）

　　《张爱玲往来书信集：（I）紙短情長＋（II）書不盡言》读后感(四)：新书预售丨《张爱玲往来书信集》整理8年终于出版，700余封书信揭开她与密友的私密一隅

　　

在张爱玲百年诞辰之际，耗时8年整理，跨越近半世纪，累计700余封，共达70万字的张爱玲与挚友宋淇邝文美夫妇书信集《纸短情长·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终于出版。在无数长信与短笺中，她仍旧散发后场观察的触角，在更私密的一隅，笔耕不辍。

人间食粮书店采购了4套皇冠台版《纸短情长·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1月中旬到货，数量有限，需要订购的请文末加店长微信。

来源 |新京报书评周刊 撰文丨一把青

耗时8年整理，跨越近半世纪，累计700余封，共达70万字的张爱玲与挚友宋淇、邝文美夫妇书信集，终于在这个“爱玲爱玲年”的九月揭开神秘面纱，这枚震撼学界与张迷的重量级炸弹，衬得两岸三地数不胜数的纪念活动与文章都成了自顾自的热闹，熙熙攘攘，失了颜色。

张爱玲的挚友宋淇、邝文美夫妇。

在梳理家族旧事的《对照记》和回忆良师益友的《忆胡适之》二文中，张爱玲都使用了“偶像有粘土脚”的比喻——发现偶像其实是土偶，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纸短情长·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倒给了神坛之上祖师奶奶自揭粘土脚的契机。不同于作品中苦心经营的张腔，书信特有的即时性，让情绪更为松弛，双方几十年情谊，亦使表达无所顾忌。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GillesDeleuze）认为，书信除了本身的价值，往来运动形成的“流量”，使流量路径具有穿透力，换言之，世人皆知她一双冷眼，移居美国后大隐隐于世，殊不知，在无数长信与短笺中，她仍旧散发后场观察的触角，在更私密的一隅，长袖善舞，笔耕不辍。

《纸短情长·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皇冠文化，2020年9月版。

1 人情篇

单论与张爱玲的书信，虽有夏志清、苏伟贞、庄信正等人先后公开发表，但论及亲疏，始终是业务往来居多，难免应酬话语，止于客气，与对宋氏夫妇“每次想起在茫茫人海之中我们很可能错过认识的机会，太危险了，命运的安排多好”的相知相惜不可同日而语。 例如上文对胡适，在《忆胡适之》（收入《张看》，1976），她写与炎樱去拜访他，攀谈如对神明，最后一次见面，“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在1956年的信中，她却回忆“《传奇》与《赤地之恋》他（胡适）看了很不满，上一代人确实不像我们一样的沉浸在西方近代文学里……我和Fatima（炎樱）到胡家去过一次后也没有再去找过他们，你知道我是too self-centered to be anyone’s fan，别人对我一冷淡，我马上漠然。” 文才如胡适者，张爱玲也把他划在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范畴之外，对宋淇妻子、任职美国新闻处的邝文美，却是从旗袍料子、流行发型，到明星八卦、阳台花草无所不谈，工作经验欠奉的张，要她务必把办公室动荡局面详细讲给自己听，更陪她骂同事，“成天和那些讨厌的人周旋，实在使人觉得气闷（后来在美国伯克利做研究员当上班族，张爱玲也开始在信中抱怨起来）”，心情郁结时，她不愿给邝写信，因为“不能代表这一向的愉快心境，不免给你一个错误的印象”，与第二任丈夫赖雅结婚时，她想起邝文美爱吃汉堡，想让她尝尝赖雅的厨艺，赖雅中风后，看医生须坐轮椅，焦头烂额中，她仍不忘分享丈夫叫住一个路人“嘿，给你一块钱，把我推到那里去”，对方恕难从命，因为也是病人的笑话博卿一笑。

张爱玲。

不同于20岁时赞叹好友炎樱的古灵精怪，张与邝文美，三十余岁相识，如此为对方着想，带着些女学生气，抛弃笔下世故，暴露全部天真，事无巨细，连带着她的儿女子孙，照单全收一律牵挂，下笔动辄“担心到了极点”、“高兴到了极点”的闺蜜情，让人想起胡兰成《今生今世》中著名的感慨，“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皆成为好”，只是人面不知何处去，主角易帜，胡兰成亦已成信中“无赖人”。 《小团圆》初出土，读者尚感叹，就算写得种种不客气，胡兰成（邵之雍）虽未获得桑弧（燕山）般“那时幸亏有他”的盛誉，但也始终未出恶声。原来在1976年信中，作者早有自知之明地定义，“是个爱情故事，不是打笔墨官司的白皮书，里面对胡兰成的憎笑也没像后来那样”——后来是哪样呢？是读到旧作中收录炎樱致胡兰成的信，“光是她替他起的名字已经译得肉麻得毛发皆竖（炎樱称胡为兰你（Lanny）)”；收到《山河岁月》，她说“实在是写得太蹩脚”，书中引用自己的话满目错漏，但“他所说的话我全忘记了”，反驳又须参考书，不由失笑；《今生今世》虽只看了女学生代写的跋，也痛批“学的一口怪腔，末句‘先生的事，是大人的事’，看得哈哈大笑”，再版时翻了翻想看有没有添写关于自己的，“添了一些，我也没看，不然《小团圆》更写不出了”；文坛后辈朱天文赠书亦不领情，悻悻然写“朱西宁的大女儿寄她的小说集来，自序通篇是悼胡兰成”。 张胡的恩怨，固然不似盛九莉与邵之雍那样一别两欢，在《小团圆》一书的宣传上，宋淇却构想，可向皇冠出版负责人平鑫涛透露一二，新作写及与胡兰成情事，以平鑫涛的商业考量和江湖气，消息自会不胫而走，引发坊间好奇，有助销路，不同于平时背对读者、隐世独立的印象，张爱玲竟同意此提议，由是观之，如果说邝文美贤妻良母式的斯文，是张氏脑中长篇大论静默的聆听者，宋淇的形象，则如军师与顾问，为她经营文字、版权与财产，敢言又有谋划，数十年如一日，深藏功与名。

2 写作篇

其中最瞩目的，当属小说《色戒》的从无到有。 宋淇不仅是故事题材的提供者，更反复与张爱玲商讨情节，例如易先生为王佳芝买钻戒的场所，他指汪伪时代百货公司没有首饰部，不妨改作钟表店，整点钟声大作，添紧张气氛，店内装修、店员、布置逐一告知，附上亲绘地图，设计逃跑路线，那边厢，张爱玲亦问他意见，“她带着戒指走，心理暧昧，仿佛不过是得钱买放，主题模糊了，不带走，就不用预付金条，比较即兴”，宋淇认可，“这戒指是拿不得，一拿女主角的人品、故事的力量完全削弱了”，如此细节，鱼雁往返钻研近两年，可见布局之缜密，创作之纯粹，“不吃辣怎么胡得出辣子”，神来一笔的结局，也是由宋提出，被张采纳。

电影《色·戒》。

就连《谈吃与画饼充饥》此类看似轻松，全篇写吃的短篇小品，二人都要就措辞和典故，探索将近半个80年代，历经无数誊抄改写、页码抽换，有时工作量大，张更颇不好意思地道歉一句，“我又要来了！”，遑论译《海上花》这种学术性十足的大工程，宋淇不厌其烦为她查询中英词源、对照翻译版本、邮寄参考书籍，有趣的是，在1983年信中我们看到，《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中经典的两句“张爱玲五详《红楼梦》 看官们三弃海上花”，初为“张爱玲五详《红楼梦》 中国人三弃海上花”，是宋淇指出“以张爱玲对中国人口气太大，不像你平日为人为文，而且很容易为别人捉牢‘小辫子’”，两个月几易其稿，方改为“看官们”——张氏从早期锋芒毕露，到平淡而近自然的晚期风格之蜕变，宋淇自然功不可没，但在作品背后的幽微角落，像此处的“张爱玲对中国人”，读者仍可一瞥她不期然流露的、18岁时《天才梦》中所言的“瓦格涅的疏狂”。 因是诤友，有的话也只有宋淇敢说。皆知张爱玲晚年受跳蚤和皮肤病所困，在美国各旅馆间频频搬家，信中写得触目惊心，时而是蟑螂爬过眼球，时而是小虫包围伤口，宋淇点出，“这些年来你一直在作茧自缚”，叫她要舍得钱，搬高级公寓，比张爱玲还长一岁的他，周身病痛仍兢兢业业为她的稿费买外币、办存款，隔个一年半载总要汇报一份结合世界格局与理财利率的财务分析，劝她“盗墓式”地出版《惘然记》、《余韵》等陈年作品总不是办法，“你好久没有写了”，要趁仍有笔力，借港台张爱玲热的东风再推新作，中文版《少帅》搁置多年，张学良90年代结束台湾软禁生涯，张爱玲信中以作谈资，宋淇则回复“你信中讲了不少关于他的话，我想我们应该write him off（把他一笔勾销），做正事要紧”，恳切之余不可谓不严厉，一片冰心，焦急得紧。 除了《少帅》，书中我们也得以管窥张爱玲数个提上议程而终未付梓的写作计划。像是以曹禺为原型的《谢幕》，男主角早年投身话剧大出风头，因时代封笔，“长江后浪推前浪，浪头都冻结成了冰河，保全了盛名”，最终如演员在台上突然病发，“幕急下，替他遮盖了”；还有《美男子》，讲移民美国的高学历华人夫妇，开超市为生，美男子离了婚，被许多来LA做明星梦的少女看中；以及长篇散文《最后的老电影》，分析为什么有人爱看老电影，甚至《天安门外地球村》，徒有一个天马行空的题目…… 有的是初步构思，有的是资料收集，何以未能成文，我们无从知晓，反观其22岁时的《论写作》，“写小说，是为自己制造愁烦……人生恐怕就是这样吧？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麻烦刚刚完了，人也晚了”，年轻专属的骄纵言犹在耳，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迈入最后十年，信中占大篇幅的不再是《红楼梦》考据、文章校注，而是房东纠纷、丢身份证、手稿被偷、牙病胃痛、眼底流血，“麻烦层出不穷”，一语成谶，精于自嘲如张爱玲，恐怕也要“骇笑两声”了。

3

际遇篇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1990年信中，70岁的张爱玲提起姑父李开第来信，建议她可回上海养老，雇佣人方便，她婉拒，“喜欢这里，虽然不得志，从来没懊悔过”。 寥寥数语，思之怃然，心生几分到底是张爱玲的敬畏。由1955年赴美算起，她后半生际遇绝非顺风顺水，取舍与坚持也泾渭分明。1957年，母亲黄逸梵亡于伦敦，她只字未提，1967年，简短的一句“Fred（第二任丈夫赖雅）廿四突然去世，详情下次再讲”，便没了下文，1981年，她说“同时收到7千美元（版税）和胡兰成的死讯，难免觉得是生日礼物”，1991年姑姑张茂渊病故，也是淡淡的“我前一向一直无缘无故低气压，也是一种预感”点到即止，甚至被宋淇不客气地提醒，姑父对姑姑真心真意，“虽然可能另有other motive，即你的著作版权费”。

张爱玲的作品《传奇》。

知交零落，已道是寻常，倒是信中许多陌生的熟面孔的出现，让读者大跌眼镜之余，更有恍若隔世之感。首先是琼瑶三毛，70年代在台湾大火，张爱玲自嘲，“我居然跻身于琼瑶三毛高阳之间，真‘悬’得汗毛凛凛，随时给刷下来”、“三毛写的是她自己，琼瑶总像是改编”，80年代言情风吹到大陆，她分析销量惊人在意料之中，因为欲望压抑太久，更透露桑弧曾以苏联小说为例，认为大陆会有天文数字的市场潜力，劝她留下发展，“结果实现的倒是台湾作品”；其次是几部小说的影视版权，卢燕最早有意拍《第一炉香》，自饰姑妈，李翰祥曾考虑拍《金锁记》，被邵氏否决，许鞍华导演《倾城之恋》，竟是宋淇女儿的同班同学，张艾嘉想监制《赤地之恋》电视剧自导自演，王家卫想买下《半生缘》版权，《红玫瑰与白玫瑰》有意找林青霞分饰两角，最终出演者之一陈冲，也因《末代皇帝》中的表现，获邝文美在张爱玲面前一番盛赞…… 都是现在文坛影坛中，或已登上神龛，或成中流砥柱的人名，今昔交叠，用她自己1994年信中的话形容，就是“蔡楚生（《渔光曲》导演）喜欢《太太万岁》，跟从前周作人看《十八春》连载一样，使我一阵头晕，有时空混乱感”，像光影的幻术，一连串蒙太奇，万花筒般，对准张爱玲的长镜头，愈发显得似近还远，倏然急转，1995年8月9日，邝文美最后一封信，末尾一如既往的是“赶着付邮，别的话下次再讲，匆祝安康”，就此戛然而止，同年9月初，张爱玲逝世。 书不尽言吗？更多弦外之音，似乎已更竟在不言中。于是想起，最后一本书《对照记：看老照相簿》出版时，张爱玲曾打算取名《张爱玲面面观》，本是双关，“兼指各种facets与不同的面相”，又因“太自我膨胀，使人起反感”否决，读毕上下两卷，时光倒流又回溯，从盛年到垂暮，各种现实与虚构的人物对照，隔着迢迢时空，一个喃喃自语的张爱玲前所未有地跃然纸上，倒真真印证所谓“面面观”三个字——百年之际，虽迟未晚。

作者：一把青；编辑：董牧孜；校对：李立军。

皇冠文化，2020年9月版

《張愛玲往來書信集》始於一九五五年，止於一九九五年，超過七百封書信，第一次揭開張愛玲不為人知的神秘面紗，堪稱研究張愛玲最珍貴的第一手史料，不僅可以看見她的寫作過程、和宋淇夫婦之間的真摯情誼，更從字裡行間映照出時代變遷的縮影，而這兩本書的問世，也開啟了另一扇瞭解張愛玲的窗，勢將成為所有張迷的必備珍藏。

人间食粮书店采购了4套皇冠台版《纸短情长·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1月中旬到货，需要订购的请加文末店长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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