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读完的书
●巨作hh
●吕先生是很有学术魄力的，但真的不能被他吓到，在唯识学上的某些观点，他还真不如印顺法师的正确
●说读过这个很装逼，但确实是最受益匪浅的书
佛之高妙，不在佛经，不在佛号，不在佛像，不在名相。在其精义，在其精神，在其平实而高远、广大而精微，在其悲，在其寂。佛经三藏，其述若烟，其义如海。我国少大思想家大宗教家，而多念佛放生信徒。自清以来，国民荒聊，有感于此，杨仁山创内学院，欲以勇猛精进、悲智双融之佛理教民救国，其后欧阳渐发扬光大，至吕澂几至大成。玄奘以来，仅此而己。 读先生书，有感其悲，有感其寂，其义精微，其理洞然，其心光明，其言璨然!然其人已逝，其言渐衰，不亦悲乎。
我原名鐘渭，後改名澂，號秋逸。1896年1月10日生於江蘇丹陽縣。同胞兄弟姐妹七人，我行四。兄弟姊妹對我思想上發生過影響的，只有大兄鳳子。他早進了高等學校，帶給我許多新知識。我之愛好佛學，也由於他傳達在寧所聞楊仁山先生的講說而得到啟發。他本學西洋美術，這也影響了我，使我對美術理論發生了興趣。
我6歲時（1901）在家塾讀書。10歲（1905），丹陽創辦初小，轉入肄業。次年（1906），高小成立，我又升學，13歲（1908）畢業。1909年1月，我考入鎮江中學，在校三年，於1911年底畢業。1912年春，考入新辦的常州高等實業學校農科。該校係私立，一學期後停辦。我赴南京，考入民國大學經濟系。一年後，1913年秋間，該校移往上海（不久停辦），我因而輟學。我在中學時，對佛典有愛好，就學民大之一年間，不時去金陵刻經處購書，得識歐陽竟無（名漸）先生，頗獲教益。他也很契重我，力勸深入研究。但我輟學後，家人不許在外逗留，乃考入私立民國監獄學校，取得家中接濟，仍留寧研究。一年餘，1914年冬間，歐陽先生辦成金陵刻經處研究部，供給部員伙食零用，我入部專攻，兼點校刻稿。在部兩年，家人覺其無前途，又促歸，籌畫赴日本繼續求學。1917年10月，成行，到東京，入東亞高等預備學校，補習日本語文，兼自習美術。次年（1918）5月，留日學生因愛國運動決議全體離日，我隨眾先歸，歐陽先生函約去寧籌辦支那內學院以專門研究並傳播佛學。當時擬好了草章，其後更得著章炳麟、陳三立、沈曾植、蔡元培等的贊助發起。是年九月，我由大兄介紹為徐州第十中學圖工課教員，在此時改名為澂。1919年2月，仍返寧參加籌備內學院工作。1920年2月，由於歐陽先生摯友桂念祖的學生王九齡（當時任雲南督軍署軍法處處長）的介紹，唐繼堯（雲南督軍）邀請歐陽先生赴昆明講學，兼籌內學院開辦費。我隨往助講，因而認識了均社（當時昆明一群思想比較進步的青年所組織的）同人，其中張天放、徐夢麟，在解放後均做過雲南人委會的廳長。講學結束，籌款無著，我又先歸。其時上海美術學校校長劉海粟因見到我于徐州教書時寫給《新青年》雜誌一封談文藝革命的信，內中批評上海美術界的腐敗，他很有同感，通過我的同鄉程虛白（當時在美校任師範科主任），一定要約我去美校共謀改革。我乃於其年九月擔任了美校的教務長，創立了專校的規模，並開講《美學概論》和《西洋美術史》兩課（講稿均已由商務印書館印行），主編《美術》雜誌。同時兼任上海美術專科師範美術史講師。1921年8月，內學院籌備漸有頭緒，歐陽先生又約我回寧。次年（1922）7月，內學院得梁啟超、熊希齡、葉恭綽之助，籌到經費，正式開辦，我擔任了學務處主任。又一年（1923），8月，內學院辦研究部試學班，招生15人，我兼任講師，講了《因明綱要》、《佛典泛論》，並編寫了《印度佛教史略》、《佛教研究法》（各稿均由商務印行），另外還主編《內學》年刊（後繼續出至五輯停刊）。現今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所的研究員蒙文通，是試學班學生之一。我在此時，又兼任了南京美專的美術理論講師一年（講稿《色彩學概論》也由商務印行）。後兼任南京一中高中的哲學教員近半年（講稿《現代美學思潮》後在商務印行）。又應李石岑（在滬時相識）之約，寫了《近代美學說和美的原理》、《美學淺說》兩稿，由商務印行。自後我乃放棄這一方面的研究，不再寫作。
1925年夏，試學班畢業。由梁啟超之助，內學院得著南京韓府街舊營地81畝，同時又得王九齡籌來經費數千元，遂在該地建築第二院院舍，經營農場，並開辦法相大學特科，招生30人。我兼任講師，講印度佛學史等（有講稿）。1927年6月，該地一部分為國民革命軍無線電臺佔用，逐漸擴充，不肯遷讓，乃由陳銘樞（時任總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代為交涉，取得地上建築及農作物果木等代價30000元，放棄該地，停辦特科（該款後作為內學院的基金，維持了一切業務）。自後內學院縮小規模辦理。1928-1937，10年之間，我專力編校了《藏要》（叢書性質，選取佛學要籍，精校精印），共得三輯，400餘卷。又編校木版佛典400餘卷（一部分撰有凡例或校記）。《藏要》的印費，第一輯挪用基金，二三輯由歐陽格（歐陽院長之子）捐助。木板的刻款，一部分由葉恭綽擔任，一部分由張瀾、鄒明淑代向四川省政府募來。我在此時，曾於編校餘暇，寫了《西藏佛學原論》一稿，由商務印行（1931年初版）。
1937年11月，抗日戰爭不利，南京形勢緊張，我一家隨內學院西遷四川。次年（1938）5月，內學院在江津東郊成立蜀院（解放後以為本院，改名為中國內學院），我家移住院內宿舍。蜀院仍以“講學與刻經並舉”的舊規模進行，我於1939-1941年間在院開講“佛學派別及其傳承”和“《起信論》辨偽”等（均有講稿），又于業餘為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編了《漢藏佛教關係史料集》第一集（1942年由華大印行）。1943年2月，內學院院長歐陽先生病逝。6月初，在川同學等組織了院友會，維持院務，推選理事7人：王恩洋、楊鶴慶、陳銘樞、熊訓啟（曾任西南農學院教授）和我，另有張茂芹（曾任四川聚興誠銀行高級職員）、歐陽浚明（曾任北平市政府會計長）二人，均已於解放前病故。院友會又推我攝理院長職務，並約游俠（1925年來內學院問學的同學，此時在江津任國立體專教員）兼任秘書，助理一切（後於1946年10月解職）。我擬定了佛學五科講習綱要，準備在數年內為院員講授要典30種。從1943年10月到1946年12月，共講了15種（均有講稿），又編成《大藏目錄》（現存漢譯佛典的目錄）初稿（有石印本）。1947年，我準備東返籌畫復院，6月中，攜幼兒抵寧。當時在寧院舍已被毀一空，院址也絕大部分為附近居民所使用，搭棚屋百餘戶，經過與各戶再三商量遷讓，毫無結果。後來部分居戶遭火災，空出地皮畝餘，擬就地建築，又苦缺費。1948年春間，征得各理事同意，價讓空地一年與木商以籌費用，適值偽幣跌價不已，仍無濟於事。當時在寧院友相助較力者，有游俠（時任國民黨政府海軍部秘書，現任《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輯）、虞天爵（前內學院庶務，當時在成美中學任教務長，現該校改市立，仍任原職）。在此時，金陵刻經處因經理不得其人，無法維持，舊董事李翌灼、陳義、濮一乘、李安、陶冶公（代表許炳）約我共同籌畫恢復了董事會，整頓處務，交陳義接辦。夏間，我居寧不適，乃去丹陽家中休息，並整理舊講稿。其後曾一直準備重回四川，因交通梗阻，終未成行。
我於1952年9月中，偕（攜）幼兒回到江蘇。幼兒升入蘇州高中肄業，我乃孑身在丹陽蘇州兩地暫住。12月初入京，參加了中國佛教協會的發起，後又向中央統戰部李維漢部長及政務院齊燕銘副秘書長報告了辦理內學院結束經過。承他們指示，我仍可在寧繼續研究佛學，而由政府酌予補助。我乃南歸，得寧市統戰部及宗教處照顧，寓居公園里準備工作，1953年5月，中國佛協成立，我當選為常務理事。11月，南京天妃巷寓所修理完工，我與助理游俠遷入，開始研究工作，並參加省市政治協商會的學習。在1954、1955兩年間，我每半年作一次研究計畫來進行，主要是整理以前的研究成績，寫定綱要（大部分登載于《現代佛學》），以為進一步批判研究佛學思想的依據。我這時又參加計畫整修金陵刻經處房屋等事，助刻經處補刻完成《大毗婆沙論》版片，並籌運存在四川的內學院刻版來處收藏。1955年4月，我任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江蘇分會常委，參加了政協江蘇省一屆委員會，被選為常委，又任學習委員會委員，參加業餘政大學習。1956年1月，我列席政協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又擔任了中國佛學院院務委員會副主委，及《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編；從此在寧指導編輯小組工作，編審全書稿件，迄於現在。其間，1956年7月中國科學院聘我為哲學所兼任研究員，1957年7月加聘為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58年10月寧市三屆人代會選我為江蘇省二屆人代會代表，1959年4月政協二屆全委常委會決定我為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59，8，16
（載於《世界哲學》2007年3期 供稿者：徐 雷，整理者：高山杉，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責任編輯：王 喆）
現年九十三歲高齡的呂澂先生，致力於佛學研究事業已逾半個世紀，為當代著名佛學家。呂先生九十壽辰時，中國佛敎協會會長趙朴初先生在賀信中，對他的佛學研究成就做了高度評價：
居士繼往聖之絕學，為法門之重鎮。精義入神，昌明竺賢之心曲；顯微闡幽，廓淸內學之積晦。正法縈懷，功垂永久。
本文對呂先生的生平及在佛學研究方面的主要貢獻作一介紹。
一
呂澂，字秋逸，又作秋一，1896年生於江蘇省丹陽縣。曾於鎮江中學、常州高等實業學校學習，後入南京民國大學經濟系就讀。先生的胞兄呂鳳子先生是江蘇著名畫家，對佛法很感興趣，所以極喜歡繪佛像。鳳子先生常去金陵刻經處聽近代佛學大師楊文會居士講佛法，歸來後卽為先生復述。從此，先生開始接觸佛法，並對佛法產生了興趣。1911年楊居士逝世，歐陽漸大師繼業。一次，先生因購書得晤歐陽先生，遂虛心請敎。先生才思敏捷，一經指點，便有開悟，甚受歐陽先生賞識。自是以後，先生便經常與歐陽往返信劄，討敎佛法。後來民國大學停辦，先生輟學，正值歐陽先生在金陵刻經處內設研究部，便入研究部，與邱晞明、姚伯年、徐鐘峻等同為研究部第一批學人。
不過這時先生還未立下終生研究佛學的志向，所以在金陵刻經處修習了一年後便自費去日本留學。到日本後，先在日本高等學校學習，後入日本美術學院專習美術。先生學習努力，成績優異，連日本老師都競相誇獎。一年後，因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二十一條」而罷學回國。
歸國後（1916年）卽被劉海粟先生聘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敎務長。在此期間，先生撰寫了《美學概論》、《美學淺說》、《現代美學思潮》、《西洋美學史》以及與美學、藝術有密切關係的《色彩學綱要》。後四本書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收在王雲五主編的《萬有文庫》中。先生的學術成就主要在佛學方面，而二十年代初期，先生在美學研究和傳播西方資本主義美學方面，也曾做出重要貢獻。
先師付囑漸十餘年來，得超敏縝密之秋一可以整理，得篤實寬裕之黃樹因可以推廣，吾其庶幾乎！
自1918年至1943年，先生一直在歐陽身邊。在這二十余年間，先生除承擔內學院敎學行政組織工作外，還做了大量佛學研究、佛典校勘與整理、佛學敎學等工作。此期間先生撰寫了《聲明略》、《佛典泛論》、《佛學研究法》、《印度佛敎史略》和《因明綱要》，後三部被收入解放前編輯的十本重要佛學叢書中。「文化大革命」期間，臺灣把先生的這三部書全都影印出版。先生對西藏佛學也深有研究，著有《西藏佛學原論》，於三十年代出版。此外，先生還撰有不少佛學方面的論文和做了不少藏文佛籍的漢譯和整理工作。
先生的講課，深刻入微，常有發前人所未發之處。講課數十年，門人張德鈞、談壯飛所記筆記最得其詳，現存者約有六、七十萬言之多，內容多系五科佛學。筆記曾保存在談壯飛先生處，原打算陸續整理出版，後因談先生不幸逝世，筆記只好先送南京金陵刻經處保存。在講課過程中，先生形成一個體系性的看法，卽敎授佛學應分五科，後人稱它為「五科佛學」，卽毗曇、般若、瑜伽、湼槃、戒律。先生所提出的這個敎學體系，可謂近現代佛學敎學史上的創舉。支那內學院的敎學，實際上就是按着這個體系進行的。
先生還提出「佛法不離世間」的口號。這個口號的實質就是要佛學為現實的人生服務，也就是為解救衆生服務。應當指出，傳統佛學的基本主張就是要救度衆生脫離苦海，但那是主張使衆生達到無苦無樂的超脫境界；而先生則主張使衆生達到極樂境界。先生說：
佛家的解決人生問題，不能看作否定人生，而是改革人生的。……他們為着湼槃所作的，所行的，不只是解除一切苦惱，並述要累積一切功德。……功德的積集……會具足常樂我淨的特徵，符合於人生的基本的要求。（《正覺與出離》）
先生追隨歐陽大師二十餘年，深得歐陽的敎導，從歐陽那裏學到很多學問。由於二十餘年孜孜不倦的鑽研，加之他天資聰敏，歐陽大師健在的時候，先生的學業在很多方面已超過老師。這一點，觀察深刻、慧眼識才的熊十力先生早就看了出來。他在給先生的信中稱讚先生學業「較師更加精詳」，可謂「靑出於藍而勝於藍」。
1943年2月，歐陽大師逝世，大家公推先生續任院長。
1952年，支那內學院停辦。李維漢同志鼓勵先生繼續從事佛學研究。當時國家撥給先生部分研究經費，先生繼續從事佛學研究。
1953年，中國佛敎協會成立，先生被選為常務理事。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對先生頗為重視，自第三屆起先生便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至今仍然是全國政協委員。
1956年，先生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同年被哲學研究所聘為兼職研究員。先生不掛虛名，自從被聘為兼職研究員後，每年都提出研究計畫，並如期完成。
六十年代初，先生建議我國自己出版一部水平最高的大藏經，以超過日本的《大正藏》，得到原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同意和支持。1963年，先生卽編寫了目錄，廣泛徵求意見，據各方面意見予以修訂，1965年最後編成。因「文革」開始，編印大藏經的宏偉計畫便只好中止了。
佛學雖難，先生治學又非常謹慎，所以輕易寫東西。但先生畢竟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奮鬥了半個多世紀，所寫下的作品也還是不少的。近由李安先生負責編輯一套《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全四冊，約一百四十余萬字，交齊魯書社出版，已付梓。相信這套書問世後定會引起國際佛學界、僧侶界的重視。
二
呂澂先生在佛學義理的研究和佛敎典籍校勘、整理、辨偽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貢獻，現舉其主要者略作介紹。
（一）《藏要》
先生在校勘、整理佛敎典籍方面所做出的最重要貢獻，就是校勘編印了一部《藏要》。這部叢書原計劃編印六輯，後因情況變化，只編印了三輯，共收書七十種，四百餘卷。這是一項極其艱巨的工作，全由先生獨立承擔。書中重要義理，由歐陽大師寫成序文，置於篇首，以助瞭解。全部序文共有二十幾篇。先生通曉藏、梵、巴等文字，校勘除以漢文最好的本子為底本外，還參考了現存的藏、梵、巴以及漢文異譯等本子。所以校勘極精，像先生這樣校勘佛籍，可以說是空前的。先生校勘的這部《藏要》，解放前卽印行一次，很快便銷售一空。「文革」期間，臺灣據以影印出版，也卽售罄。打倒「四人幫」後，金陵刻經處又根據舊紙型重印了一次。這部《藏要》的實用價值極大，有的被人用作校釋佛籍的底本或作為重要參考本，有的被日本佛敎大學作為敎學課本，有的被印度國際大學用作研究資料。校勘這部叢書花去先生近十年時間，它已成為國際學術界、僧侶界的寶貴財富。
（二）「心性本淨與心性本覺」
先生在研究佛學義理方面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發現了中國佛學與印度佛學在心性理論上的根本不同。先生認為，印度佛學主張「心性本淨」；而中國佛學則主張「心性本覺」。心性問題是佛學的核心，因而區別開中印佛學心性理論不同，也就從根本上區別開中印佛學的不同。正因為這個問題是佛學中的核心，所以它的解決，便為解決佛學中很多重大問題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或根據。下面略舉數端以作說明。
1、有助於人們弄淸隋唐時期成立的佛敎各宗的基本理論。先生根據中國佛學主張「心性本覺」這一基本理論，推論和論證了隋唐各宗的基本思想和共同點。他說：
隋唐時代先後成立的佛學派別，如天臺宗、賢首宗、禪宗等，它們相互之間，在指導實踐的禪觀上，或在評論佛說的判敎上，原有不少聯繫，因而它們關於心性的基本思想自然也有共同之點，都採用性覺說。（《試論中國佛學有關心性的基本思想》）
八十年代初，先生再一次强調指出：
一代禪敎的各種學說，幾乎都和這樣思想（心性本覺——引者注）有關。（《大乘起信論攷證》）
這就是說，先生堅持隋唐佛敎各宗的基本思想是主張心性本覺。我們在用這種看法研究中印佛學特點時，確實解決了不少過去遺留下來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先生的這種看法已越來越多地被人們所接受。
2、給人們研究宋明理學、心學同佛學的關係提供了重要線索，從而有可能推動宋明儒學的研究提高一步。中國哲學史界老早就公認，宋明理學、心學都接受了佛學影響，並且也確實發現不少儒學和佛學的關係。但是，佛學影響儒學的重點或者說根本點究竟是什麼？這就衆說紛紜了。先生認為：
禪宗思想對於後來中國的理學和心學都有影響，而影響的重點就在於以知（知卽本覺——引者注）為心體上。（《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233頁）
這就是說，宋明儒學都接受了佛家的心性本覺說。這是先生獨到的見解。其實，宋明儒學接受佛家心性本覺說，是有大量資料可作證明的，然而學術界卻普遍地忽視了這一事實。由於先生發現佛學對宋明儒學的影響重點在心性本覺上，這就有可能啟發學者們突破舊路，把心性問題的研究向前推進一步，不只停留在心性的善惡問題上，而邁進到淨與覺的更高層次上去。
3、對勘定偽書提供了重要根據。《大乘起信論》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佛學典籍，後人對它的注釋竟達一百七十餘種。但作者究竟是印度人馬鳴呢，還是中國人的偽造？這個問題曾於近現代引起海內外學者爭論了幾十年，最後，日本學者認為是印度人馬鳴作，中國學者絕大部分認為是中國人的偽作。爭論雙方都提出很多根據。以筆者所見，唯獨先生以「心性本覺」為根據來證明其為中國人所撰最為有力。印度佛籍，凡談到心性的地方，都講「心性本淨」，唯有《起信論》卻提「心性本覺」。這種重大區別就足以證明《起信論》非印度作品。先生還以「心性本覺」為中國佛學的特點，進一步考證其他可疑經典，發現在中國影響甚大的《圓覺經》、《楞嚴經》，也都是中國人根據《起信》的「心性本覺」敷衍成的。宋代大儒陸九淵以讀過這兩部佛經而向友人炫耀；朱熹則盛稱惟《楞嚴》寫得最為精巧。七百多年後，先生揭露，他們都被偽經所騙。
（三）在佛典研究方面的貢獻
傳統看法一直認為，《四十二章經》是傳入我國最早的佛經；《理惑論》是漢末作品。先生綜合了前人的懷疑，提出自己的論據，證明《四十二章經》、《理惑論》均成書於晉宋之際。研究我國初傳的佛學應以無可爭辯的當時的譯籍為凖，如以《四十二章經》為凖，勢必把後世的東西加進去，以致無古無今。據先生考證，《理惑論》是改篡道家的作品而成的。如以此書為漢末佛家著作，不僅會造成無古無今的錯誤，還會造成無華無梵的後果。
先生的校勘極其精細。他在校勘《瑜伽師地論》時，竟發現從第八十三至第九十八卷，是引用全部《雜阿含經本母》。這一點，連精通並親自翻譯《瑜伽師地論》的玄奘法師都未發覺。而發現這一抄經事實，對瞭解《瑜伽師地論》的淵源是有很大助益的。它旣然大量引用《雜阿含經》，就可推測瑜伽系的學說可能有一部分來源於上座部。
（四）《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
先生編寫的這部目錄，是一部學術價值相當高的著作，可惜至今還不大被人們所理解。我國自宋初便開始大規模地雕版印刷漢文大藏經，迄於淸末，已雕印了近二十次。除中國外，日本、朝鮮都雕印過。到了本世紀二十年代，日本組織全國佛敎學者編印《大正新脩大藏經》（簡稱《大正藏》），於1929年完成基本部分，卽前五十五卷。無論從分類、校勘、印刷等方面，《大正藏》都遠遠超過以前。所以它一問世便被世界公認為最好的本子。至今尚沒有別的本子超過它。《大正藏》前五十五卷，卽基本部分，絕大多數作品是中國高僧的撰述或譯作。按說，編印最好本子大藏經的任務，責無旁貸地應該由中國人承擔。可是，解放前的中國並未做這項工作。《大正藏》雖然是個比較好的本子，而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看出它的優缺點。編印大藏經，最重要的工作是分類。過去雕印大藏經，在分類上，都滲透著濃厚的宗派偏見。《大正藏》自謂打破了這個框框，在學術造究的基礎上進行分類。《大正藏》的分類確實比以前進了一步，但在先生看來，仍然存在很多缺點。因此，先生決意由中國自己編印一部最完善的大藏經。而編印大藏經的首要工作是編寫分類目錄。三十年代，先生就自編了一部《精刻大藏經目錄》石印出版。六十年代初，先生向原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提出新編漢文大藏經的詳細計畫，得到學部的同意和支持。「文革」前，先生旣完成《目錄》編寫工作。「文革」期間，此事不但無人問津，反而把《目錄》的後半部分棄於廢紙堆中，在送造紙廠前不久，偶由一位同志發現，偷着保存起來。打倒「四人幫」後，纔把前後兩部分合成完壁，由齊魯書社出版。
這部《目錄》是先生幾十年讀經的心血結晶。它有兩大突出特點。笫一，按經籍內容分類。這是要親自讀過之後才可以分類的。由於先生做了這樣的分類，讀者可一目了然地從分類上看出某部佛經的性質。第二，先生做了大量「勘同」工作。漢譯大藏經數千卷，其中不少是重複的，有的內容全同而書名不同，有的是某一大品中的一部分。假如對這個問題不明確，就很難正確尋出佛學淵源。這一點古人早就注意到了。自《出三藏記集》（510年）至《閱藏知津》（1654年）的一千一百年間，古人勘出相同佛籍408本。先生並未全信古人，而是對前人的勘同重新復核。發現其中58本不準確，甚至有錯誤，先生在編寫《目錄》時均做了校訂，並用「今勘同」字樣標明。此外，儘管前人做了大量勘同工作，仍有很多相同的佛籍未勘出來。先生讀佛經凡五十餘年，發現這類問題便記錄下來，日積月累，僅先生一人就發現119部前人未勘出的佛籍，在《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中也用「今勘同」標明。合這兩項共得177本，前人經一千餘年，實際上只勘出350本，而先生一人便勘出177本，相當前人一千多年功夫的一半，先生在這項工作上的貢獻是驚人的。
（五）《西藏佛學原論》
這是先生1933年的著作，共136頁，商務印書館出版。在三十年代，海內外研究西藏佛學的人寥若晨星，先生可謂研究西藏佛學的第一批學者。這本書份量不算大，而內容卻相當豐富、準確。所以這本書出版後不久便在國內外享得很高評價。全書分四個部分：一是西藏佛學的淵源；二是西藏佛學的傳播；三是西藏佛學的文獻；四是西藏佛學的學說。這四個部分幾乎把西藏佛學的主要部分全包括進去。自此書問世以來，凡研究西藏佛學的人，無不參考它。由於此書敍述的內容基本符合西藏佛學原貌，而且條理淸晰，所以越來越受到重視。直到現在，港、臺一些研究藏傳佛學的學者，仍把此書看成研究藏傳佛學的經典。
（六）對因明學的研究
自從窺基撰的《因明大疏》於晚淸從日本返播回來後，中國逐漸開始了重新研究因明的熱潮。先生也可算較早參與研究因明學的學者之一。不過因明學傳入中國內地的並不多，因明方面的大部分著作都保存在梵文和藏文文獻中。因此，不懂梵文和藏文，僅憑漢文，就不可能深入、廣泛地研究因明。先生通曉藏文、梵文，所以他對因明學的研究，旣能深入而又廣博。早在三十年代便著有《因明綱要》，後又撰寫了《佛家邏輯》，八十年代又出版了《因明入正理論講解》。窺基的《因明大疏》被後人視作解釋《入論》的經典，不敢改動隻字，而先生卻發現其中不少錯誤。有的在敎學中糾正，有的於《因明綱要》中注明。熊十力先生對因明亦頗有研究，在熊先生眼裏，懂得因明的人實在少得可憐，而熊先生對呂先生的因明研究卻十分賓服。他在其所撰《因明大疏刪注》中，不少地方稱讚先生的灼見，並採用了不少先生的看法。先生對藏傳因明也很有研究，寫過這方面的文章，漢譯並整理過藏傳因明的典籍。
（七）對佛學基本範疇的研究和論述
先生非常重視對佛學基本範疇的研究。他在敎學中也特別注意講淸這些問題。因為佛學的基本範疇所反映的正是佛學的基本問題。先生把佛學基本範疇歸結為三對，卽：「正覺與出離」、「緣起與實相」、「觀行與轉依」。先生對這三對範疇做了歷史的分析，並寫成論文。發表在《現代佛學》上。先生在研究佛學範疇時，特別注意其源泉和變遷。其實佛學的眞正「源泉」乃是社會存在。範疇內容的變化也是社會存在變化的反映。解放前，先生是不瞭解這一點的。然而先生以其嚴謹地求實態度，從理論形態上對佛學基本範疇做了比較深入的分析。這雖不是「從當時的現實生活關係中引出它的天國形式」（馬克思語），因而也不可能使人眞正瞭解佛學範疇最後的「源泉」，但由於先生注意到範疇發展的歷史變化，從而使人能從理論形態上瞭解佛學基本問題。說實在的，瞭解佛學眞正的「源泉」的人並不多。中印古代社會都很複雜，而要做到對它們的準確理解，又談何容易！
（八）《印度佛學源流略講》
先生研究印度佛學幾十年，其成果集中地體現在這部著作中。這部書本來具有佛學史的性質，而先生偏叫「源流」。筆者曾就此事問過先生，他說：「史是多方面的，有思想、學說，也有史實和發展過程。再者，史還應當包括非主要的。我們只想對印度佛學學說的來龍去脈以及它的主要內容做些講解就可以了」。這段話反映了先生的謙虛，也說明先生所講的內容大都是主要的。這部書的正文並不長，僅258頁，然而卻把印度佛學的發生、發展、衰亡的全過程基本勾畫了出來。總之，此書寫得條理淸楚，內容基本準確可信，其中有不少精闢的見解，如任何一本印度佛學史著作都沒有把玄奘在印度時看成印度佛學已發展到頂峰時期，因而也沒有把後來的佛學看成只不過是重複前人舊說。先生在此書中指出了這一點。他說：「事實上他（指玄奘——筆者注）的造詣，遠過其師」（該書第234頁）。這就是說，玄奘的佛學思想代表了印度佛學頂點。這是先生的創見。先生做如此評價並不是曲意抬高中國人的學術地位，事實上也正是如此。玄奘在印度的無遮大會上取得最後勝利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而玄奘回國後傳的是印度佛學，特別是唯識學。玄奘糅譯成的《成唯識論》十卷實際上是用漢文寫成的印度佛學。對於外國學者來說，能讀懂《成唯識論》就相當不容易了。先生之所以能在印度佛學研究上取得很深造詣，是與他個人嘔心瀝血的努力、掌握大量資料、精通古漢語、通曉藏、梵、巴等文字分不開的。先生的這種綜合性特長，是外國學者所不能企及的。
（九）《中國佛學源流略講》
這是一部比較集中反映先生對中國佛學成熟看法的作品。這部書寫得最精彩的是隋唐佛學。可以說，《略講》把隋唐時期成立起來的五大宗的主要學說都淸楚地描繪出來。老一輩學者湯用彤先生寫了《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敎史》，準確而比較詳細地向人們介紹了這一時期的中國佛學；先生此書則對隋唐佛學做了精闢分析。合讀這兩部書，卽可窺見中國佛學全過程。
三
先生之所以能在學術上取得重大成就，最主要的原因無非兩條：一是勤奮好學；二是治學嚴謹。先生除了研究學問和搞敎學外，沒有什麼其他愛好。不吸煙，不飲酒，布衣素食，幾乎沒有什麼文娛活動。四十幾歲喪偶，卽不再娶。筆者從先生學習時，先生已六十六歲。那麼大年紀，每天都是淩晨四點起床，漱洗畢，卽開始工作，或研究學問，或備課。政協系統常給委員們安排一些文藝活動。卽使是這樣的活動，先生也很少參加，幾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工作、學習、研究和敎學上。這恐怕是先生在學術上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先生的治學態度極其認眞，從不輕易做結論。他常引用佛典《瑜伽眞實品》中的兩句話——如其所有，盡其所有——敎誡學員。當然，先生是用自己的意思來解釋這兩句話的。先生說：「如其所有」就是按學說本來意思去理解，不要連佛典或資料的原意還未讀懂就隨意發揮。當然，佛籍本身就有很多錯誤，這就很難從佛籍本身取得正確認識。因此，糾正佛籍本身的錯誤，在先生看來，應是首要的工作。所以內學院建立不久，先生就投身於編印、校勘《藏要》這項艱巨的工作中去。所謂「盡其所有」，先生解釋說，就是盡可能多地掌握資料，在此基礎上進行分析、判斷、不要只根據片言隻語就做推斷。先生本人對中印佛學心性論特點的分析、判斷，至少是在讀破千卷佛典之後才做出來的。治學態度嚴謹，是先生能在學術上取得傑出成就的另一重要原因。
務實際，不務虛名，對學術負責，決不為一己之私利或迎合某種需要而改變自己的看法或說違心的話。這是先生的堅定信念，事實上先生一直就是這樣做的。1956年,印度舉行盛大集會紀念佛滅二千五百周年，邀請世界著名學者參加。印度方面指名要求先生去參加此會，但先生拒絕了。早在三十年代先生就發表了佛滅年代的新看法，當時曾在僧侶界引起震動和非難。傳統看法認為佛滅於公元前544年。這樣，到1956年剛好二千五百年。先生則根據《衆聖點記》說推定佛滅年代應為公元前486年。所以，先生並不承認1956年是佛湼槃二千五百周年。學術觀點旣不相同，怎能去參加自己不同意的佛滅紀念大會呢？先生不但不同意傳統看法，就在1956年,還推測了為什麼會產生傳統的錯誤看法。先生認為，印度以木星紀年，六十年為一周。假使一個年代未掌握準確，一差便是六十年。傳統佛滅年代與先生的考證差五十八年。先生認為，在紀年的月份上和起迄時間上都有可能變動，這祥，相差一二年是完全可能的。總之，先生推測，傳統的佛滅年代，很可能是多計算一周而搞錯了。
先生為人純厚，從不揣測別人有什麼不利於自己的動機。這樣的人在一定時期，是容易上當受騙的。自從楊文會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到本世紀六十年代，已逾一個世紀了。在這一百多年中，積累了大量佛敎資料，支那內學院停辦後，由先生精心保管。這部分珍貴資料包括楊文會、歐陽漸從未發表過的手稿、眉批以及友人的書信，還包括日本老一輩著名佛敎學者南條文雄的親筆信。此外，還有一部分梵、巴文貝葉佛經、藏文佛經、佛像等。六十年代初的一天，先生患病，特意把我們找去，詳細地介紹了這批資料以及它們的珍貴性。「文革」初期，紅衛兵司令部要佔用先生的住房。先生最擔心的就是這批資料，而紅衛兵負責人卻聲稱絕對予以保護，不但房門上了鎖，還寫了封條貼上。先生輕信了，以為會萬無一失，決未想到這次上了大當。不到半年，這部分珍貴資料竟片紙不存，誰都不知去向，誰也不負責任。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直到現在，事情已過去二十多年，一提到此事，先生的眼裏便充滿淚水，悲歎地說：「最可惜的就是這部分資料了！」
佛學是比較難懂的，而有不少人卻自以為懂佛，且大談佛學。熊十力先生對此極為氣憤，切望先生能培養出幾名真正懂佛的人才。他在給先生的信中說：
佛家之學，實難得真正解人。吾最痛心者，多是一般老太婆的知解，搖筆弄舌，而自命為佛。此輩由來已久，不止今日如是也。老弟務注意訓練二三個真正作學問工夫的人，於末俗中支撐正敎，是又吾所切望者也。（《致呂澂書》）
熊先生的話確屬實情，先生也有同樣的看法，不過先生不講那種尖酸的話而已。先生本不願意擔任行政工作，而歐陽大師逝世後，先生之所以能接任院長職務，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先生想借助內學院培養出一批真正懂佛的人才來。直到六十年代初，先生還接受了原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委託，辦了一個佛學班。先生堅持一期為五年。當時我們是想不通的。現在看來，即使是五年也還是僅能學到比較一般的東西。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先生非常重視培養後學。
先生對學員極端負責，為了敎學犧牲了自己許多研究時間。筆者雖才識短乏，卻有機緣參加了佛學班，親自聆聽先生的講學與敎誨，幸運之至。筆者親隨先生近五年，對先生認眞負責的敎學精神深有體會。先生授課內容有四：（一）佛學源流；（二）佛學原典；（三）佛學學說；（四）佛學史料。這些課程均由先生親自講授。每週八課時，一直堅持了兩年多，總授課達六、七百課時。我國解放後敎授社會科學，有個共同的缺欠，就是原典講得太少，而先生卻特別重視原典的講解，每次講課必用兩個課時講原典。兩年多，共精講了十幾部佛典，還指導學員自讀了十來部佛典。學員的聽課筆記和自讀佛典筆記，先生均逐字逐句改正。不僅改正義理、史料方面的錯誤，卽使是標點符號、語法修辭，也決不放過。就筆者個人說，先生給改正過的聽課筆記和自學筆記，不下百五十萬言。至今筆者仍視作經典，時常翻閱。先生在學員身上所花費的工作量，是難以計算的。佛學這門學問，先生已吃得很透了。所以佛學雖號稱晦澀難懂，但先生每次講課，不論講義理還是講原典，皆能深入淺出，淸澈明白。先生除每週講兩個上午課以外，一般每週還要到學員住處去一次，一者看看學員生活得是否合適，再者便是給學員解答臨時遇到的問題。象先生這樣認眞負責地敎導學員，眞是古今中外所罕見的，也是筆者沒齒不敢忘懷的。
先生寬厚待人，而對自己，對家人卻要求甚嚴。內學院敎職員工的待遇本來就不高，而先生還使自己和家屬的生活力求節儉，使身體受到很大影響。這引起熊十力先生的極度重視。在學術觀點上，熊、呂爭論得不可開交，但他們的私交卻很好。熊十力先生語重心長地寫信勸先生：
老弟弱冠已負盛名，如捨法事而或作他種生活，自當優裕。今吃苦數十年……。吾所為老弟深念者，望於生活，宜勿太苦。……人生將半百，過苦不可久。諸侄之體氣，尤令吾見之而寒心。天地生才極不易，何可如是不愛惜耶？……今後用功，亦不宜過。入夜切望寧息，勿看書或用思。此吾所切望於老弟者。（《致呂澂書》）
熊先生寫這封信時，先生的學業已造詣很深，名氣早已遠播海外。象日本老一輩著名佛敎學者木村泰賢博士，法國著名佛敎學者萊維敎授等，都經常與先生通信討論學問。當時先生如不在內學院，換個任何文敎工作，均可得到優厚收入。事實上，早在1936年南京中央大學就曾聘先生任哲學系主任，但先生為了內學院事業，為了有更多的機會研究佛學，寧肯過淸貧生活而婉言謝絕了。這種為了學業而把送上門來的名利拒之門外的高尚品德，是十分令人敬仰的。
原文 发表于（五臺山研究一九八九年一、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