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学》是一本由黄永年著作，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69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200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古籍版本学》精选点评：

　　●草草梳理了一下大致思路，权当复习…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还是仔细背一背必修吧ॱଳ͘

　　●对版本学的认识清晰了不少。读起来也很轻松愉快。

　　●周末慵懒，宅居三日，疏食饮水，读完此帙。是书梳理宋至清刊本行款字体极精，然惜乎无配图佐证。若非手头有影宋浙本闽本参校，则必罔矣。

　　●专业课本

　　●相当实用

　　●口语体有趣好读

　　●这次看的是2005年版。没有插图。简单明了，而且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黄永贤先生编著的古籍版本学的经典教材。

　　●黄先生的这本书简直是宝藏，每次读过，都会有新的收获。 因为论文的一个小问题，又翻了出来，果然找到了答案。

　　●雖然《古文獻學講義》收錄了版本學講義的簡本，但今年又有加印，價格也尚可，果斷入手

　　《古籍版本学》读后感(一)：刊誤一則

　　第191葉講《芥子園畫傳》在康熙四十年由畫家王概和兄王蓍、弟王臬合繪刊行，案：據該書沈心友《畫傳二集例言》，刻書出資人為沈心友，王蓍摹繪，王臬校勘，王概總其事。又周亮工《印人傳》、王概《山飛泉立堂文稿》俱言王概為兄，王蓍（仲弟）、王臬皆其弟也。王氏三兄弟的排行，各家都如此誤說，不知襲自何書？

　　（2009年6月第2版，19年3刷）

　　《古籍版本学》读后感(二)：简评

　　最大的特点是完全撇开内容，只管形式，拎出来字体、版式、纸张三大要素搭建版本鉴定的框架，而重中之重是字体。这样做的好处是能让读者对各时期的刻书面貌有一个大概印象，但问题也很明显，即具体鉴定时，还是会牵涉到牌记、刻工、避讳等等与内容层面有关的问题，更不必说还要引用书目或者其他史料记载加以印证。那黄先生为什么用这个思路呢？我感觉他似乎有一种执念，就是通过读他的书，再加上看实物与图录，最终就能达到他自己那种一眼鉴别的“神话”境界。写作起源是不满于观风望气，所以想要搭建框架、寻找规律，但最终目的却还是回到经验。所以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自相矛盾的情况，这在论万历本鉴别时表现得最明显：麻烦的是要善于看出它和清代的方体字本的差别，这种细微的差别已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看得多了便能做到第一章里说过的“望气而定”（131）。我觉得这种为鉴定服务的考虑时不时地出现在寻找规律的思路之下，究竟该怎么认识呢？我也说不好。

　　其实单就字体部分来说，我觉得用欧、颜分浙刻、建刻可以是可以，但实在有点粗。而且很难具体运用，就辛德勇所举的福建泉州刻本《通鉴纲目》，他说是“浙本官刻欧体字+建阳坊刻双鱼尾”，结果据考证是一个泉州官刻本【不知确否？】，可见据通则论个案时其实挺不容易。

　　值得注意的是，宿白在讨论南宋雕版印刷时，完全回避了这些欧、颜字体来称呼，如论浙本是“字体方整，刀法圆润”（106），论衢州雕版是“结体方整，气息朴厚”（132），论建宁刻本是“瘦长字体”（137），论蜀本是“雕版疏朗、字体多锋芒”（137），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考量。而且，可以看到宿白其实有点把字体、刀法区分开来的意思，而黄永先基本是把两者视为一体的，当然这里黄先生有说明。该怎么处理？从哪个角度观察？也可以再讨论。

　　顺带说到的是黄、宿两家的区别。我个人觉得，比起黄永年，宿白反倒是更接近王国维、赵万里的路数。仍然是从使用的材料上看。黄显然是看不上叶德辉主要用书目记载来探讨问题的，所以主要依赖的是实物与图录，而又因为有意想要确立学科的独立性，所以撇开书目与其他文献记载。而宿白讨论北宋汴梁雕版印刷问题，基本依赖的是《宋会要》《玉海》等历史文献记载，最后再以实物参证，因为北宋印本实在太少了，如果单纯靠实物的话，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讨论了。而《古籍版本学》里面北宋雕版印刷涉及极少，原因正在于此。不过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来说，就等于是缺环了。所以我其实觉得黄的版本学，虽然也是延续王、赵，但更像是另立门派，要完全从实物出发。如果按照黄的思路推下去，会想到是不是要象青铜器或者其他文物鉴定那样定一个浙本、闽本的“标准件”？从这里也许可以感到与王、赵的区别。

　　再就精密程度来说。我个人觉得宿的判断要比黄更胜一筹。黄的偏于静态，宿则能从动态的角度看刻本，发掘背后的历史信息。

　　就举一个例子，两家都提到了蜀刻本的《新编近时十便良方》。叶德辉《书林清话》根据咸阳书隐斋认作是陕西刻本，被黄永年驳斥：

　　“当时陕西已为金人所统治，如何能用宋的年号，其实川陕之间历来交通最方便，这必是咸阳人迁来眉山开书铺，故在铺名书隐斋上冠以‘咸阳’而已。”（81）

　　这一推测的确是合理的。那宿白是怎么说的？他说：

　　书隐斋主人原籍咸阳，万卷堂本《新编近时十便良方》卷首录庆元元年（1195年）汾阳博济堂序文，都和当时北方金较发达的地点有关。四川和晋陕，自来往还频繁，宋金对峙之际，并未隔绝，近年考古发现已一再证实，不意又在雕版印刷中获得线索。（138）

　　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区别。就是在黄的理解中，“必是咸阳人迁来眉山开书铺”，迁来到此为止，而在宿的理解中，宋金虽然对峙，但往来并未隔绝，所以由此其实可以看出两国边境的交流情况。这背后的历史图景细想其实有很大不同。并不是说黄的解释就完全错了，但应该可以看出来静与动的区别吧。

　　高手之间过招，有时只争毫厘，我觉得在这些地方，宿先生经常是要更胜一筹的。（当然，这话也是针对某学者在推荐宿书时说宿少洞见而发）

　　此外，读黄书有一感觉，就是自信太过，失之于“悍”。除了辛德勇谈到的所谓绝无五孔装订之外，再举两例。如谈到明人伪造宋本时说，有时伪造得连文理都不通，如明本《东坡全集序》后加印“乾道九年闰正月望选德殿书赐苏峤”题识，赐书只赐印本，何至在书板上刻上被赐人姓名，不啻自画伪造的供账（89）。但是孝宗时杭本《东坡集》的《御制文集赞》后面就有这行字，应当是说明此序孝宗曾亲书赐给苏峤，明刻本沿袭并无问题，只是黄先生自己误解罢了。又如说《古今书刻》中只有一种《宣和遗事》放在史书里面，其他一概阙如。认为宋元旧话本已不太受欢迎。这个书目里出现的断层现象，正体现了我国小说发展的真实情况。（117）但古人书目里何尝有著录小说的？《宣和遗事》是经张政烺研究以后才被认定为平话的，《古今书刻》把它放在史书类，并没有把它当作小说看待，黄先生这个地方应该也是先入为主了吧。

　　《古籍版本学》读后感(三)：辛德勇:黄永年先生對中國古籍版本學的貢獻

　　各位朋友：

　　大家好。我們今天聚集在這裏，紀念黃永年先生逝世十週年。

　　本來，但誠先生希望我綜合談論一下黃永年先生在文史研究各個方面的成就和貢獻，這樣，我們大家就能夠更加全面地回顧黃永年先生走過的學術道路，從而更好地繼承和闡揚他的學術精神、學術方法。

　　可是，黃永年先生的一生，縱情馳騁於古代文史研究的各個領域、各個時代，學術博大精深，而我這個不才弟子很不合格，沒有能夠很好地學習和領會先生豐富的學術成就，實在談不出什麼。

　　時下門生故舊緬懷師長，有很多人喜歡泛泛頌揚，甚至“神化”逝去的前輩，特別是自己的老師，而不是講述切實的心得。

　　譬如，前不久我們就見到，有人甚至搬出了我們這一輩人非常熟悉的“天才論”，同時重新舉起“超天才”的招牌，頌揚其師已經超越“純粹的天才”而“自創一套卓越的史學方法”。“天才論”是什麼？我們在座的年輕朋友，若是平常不大注意當代史，大概都不會知道。其核心言論，我小時候差不多是天天背的，現在還可以隨手寫給大家看：

　　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這是誰的傑作？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林彪講這些話之言不由衷，“九一三事件”之後誰都明白。瞭解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各位朋友也就很容易想象，當我看到這樣的“天才論”文字竟然堂而皇之地在學術期刊上正式發表出來的時候，會感到多麼噁心。

　　話說到這個地步，藉用一個歷史政治術語來評述，就是“事情正在起變化”。那麼，起了什麼變化呢？這個變化，就是由“神化”變幻成了“神話”。我覺得，在學術問題上，這樣講神話很不好，除了給自己拉大旗做虎皮之外，實際上無助於從前輩學者那裏汲取到更多的營養，反而還會損害前輩學者的形象，造成盲目崇拜的社會效果，讓這些空洞、同時也難免大大言過其實的頌揚話語，誤導聽眾或是讀者，給學術研究帶來消極的影響。

　　我是個書呆子，不喜交遊，也不善交遊，直接接觸到的學術前輩很少；同時，讀書也不是很多，見聞都很有限。不過就我十分有限的經歷而言，在面對面見過的文史學者當中，還沒有什麼人的學養比黃永年先生更爲豐富；在讀過其著述的與他同齡以及年齡更小的學者當中，也就是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以後出生的這批學者當中，在學養上也沒有什麼人可超出其右。當然這衹是我個人狹隘眼光之內的“見識”，眼皮子淺，“見識”自然低，與學術界高人的“公論”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兒，也絕不會相同。

　　當然學養豐富並不能等同於學術見識高深，有學養而乏見解的學者亦大有人在，但沒有足夠的學養而能成就大師般的學術成就，孤陋寡聞如德勇，則未之見。我絕不相信在貧瘠的荒漠上會生長出參天大樹。更老一輩的史學名家，如王國維、郭沫若、胡適、顧頡剛、呂思勉、楊樹達、陳寅恪、陳垣、余嘉錫、孟森、唐長孺、鄧廣銘等各位先生，莫不博雅深醇。有此學養，方能成就如彼學業。

　　儘管如此，談到先生對具體問題的研究，則非與學術界同行的相關研究仔細對比，便不宜輕談是非和得失，更無法與並世學者衡量輕重。對於我來說，稍微能談上幾句的，衹是先生的古籍版本學研究（這在先生的眾多研究成果中，衹佔很小的一個角落），所以，就來和大家簡單談談黃永年先生對中國古籍版本學研究的貢獻。

　　首先需要說明，今天我在這裏講的基本觀點，首先是由同門學長賈二強先生提出的，即從總總體上看，科學的中國古籍版本學的發展，迄今爲止，大致經歷了如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其代表性學者爲王國維先生；第二階段，其代表性學者爲趙萬里先生；第三階段，其代表性學者爲業師黃永年先生。

　　王國維先生的代表作，是《五代兩宋監本考》、《兩浙古刊本考》以及《覆五代刊本爾雅跋》、《宋刊本爾雅疏跋》、《宋越州刊本禮記正義跋》、《舊刊本毛氏注疏殘葉跋》、《宋刊本三國志跋》等文章。

　　黃永年先生總結說，王國維先生“抓住宋刊本中的浙本尤其是其中的監本作爲研究的重點，不僅依據現存的印本，而且能廣搜文獻中的資料並加以條理化，使人們讀後對五代宋以來刻本的發展趨勢瞭然於心，從而將我國的古籍版本這門學問引上了科學的道路。其貢獻絕非葉德輝、孫毓修及其他舊式版本專家之所能企及”。

　　黃先生又說，從王國維先生的研究起，中國古籍版本學的研究，纔“開始走上科學道路”（說見業師《百年來的中國古文獻研究》）。

　　這些論述，言簡意賅，清楚指明了王國維先生在版本學研究上的歷史地位，同時也指明了當代學者對中國古籍版本學進行科學研究的出發點和賴以立足的基點。

　　王國維先生雖然爲中國古籍版本學的研究開闢了一個科學的方向，但就一個學科的體系化建設而言，他所做的研究還僅僅是開始。真正使中國古籍版本學研究在科學的道路上走向系統化的學者，是王國維的學生趙萬里先生。

　　趙萬里先生的對中國古籍版本學研究的貢獻，主要體現在1952年發表的《中國印本書籍發展史》一文中。同年下半年，北京圖書館舉行“中國印本書籍展覽”，趙萬里先生改寫此文，作爲展覽目錄前面附加的“說明”，刊印在當時印行的《中國印本書籍展覽目錄》的前面，對中國古籍版本的總體發展狀況，進一步做出了科學的說明。因此，這一年，可以說是中國古籍版本學研究進入全新階段的重要年份。

　　《古籍版本学》读后感(四)：古籍版本学 读黄永年著作之第二

　　这个月已经读过黄永年的「古籍整理概论」，今天又读完其古籍版本学的专著，这本书最主要也是最有用的就是关于古籍的鉴定，不仅对于相关专业的学生，同样有助于对古籍感兴趣的普通爱好者。

　　古籍版本学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

　　（1）一个角度是研究如何鉴定版本

　　（2）再一个角度是研究每种古籍有过哪些版本

　　此书着重讲第一种研究，第二种研究目前尚没有很好的书籍来讲解，因此只列举了参考书目供读者自行参悟。通读完本书，古籍由宋朝发展至今，其实也是书籍字体、板式和纸张的发展史，鉴定古籍离不开鉴定这三项内容，不过由于收藏的宋、元本之后多被重装为线装，所以装订方式很难参考。

　　书册制度的沿革，从最早的简册、帛书，采用的是卷轴的形式，造纸术发明之后纸张逐步取代竹简和锦帛，出现了旋风叶的形式，阅读的时候比卷轴方面的多，之后又发展为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

　　字体的沿革，宋代主要是欧体和颜体，到元和明初以赵体为主，明中期复古盛行，欧体重现出现，嘉靖之后出现了方体字，也就是所谓的「宋体字」，字体开始从书写体走向规范化的雕刻专用字体的道路，到清代基本固定为方体字为主体。

古籍鉴定

宋刻本

　　宋浙本

　　（1）字体为欧体字

　　（2）版式绝大多数是白口，单黑鱼尾，书名、卷次在上鱼尾下方

　　（3）看刻工姓名

　　（4）看刻书序跋和刻书题识

　　（5）看避讳字

　　（6）看纸张，宋浙本用白麻纸或黄麻纸，其特征在纸纹，约占两指大小

　　宋建本

　　（1）字体为颜体，横笔特别细，直笔特别粗

　　（2）版式多双黑鱼尾，书名卷次和浙本同样在上鱼尾下方

　　（3）南宋前期多有刻书题识

　　（4）避讳字不如浙本严

　　（5）纸张远不如浙本好，多用一种枯黄、甚至发黑的麻沙纸

　　宋蜀本

　　（1）大字本和小字本不同。大字本辑本是颜体的架子，但不同于建本的横细直粗，而是撇捺都长而尖利。小字本则撇捺不太尖利而点划比较古拙，笔道也不甚匀称

　　（2）版式同于浙本

　　（3）刻书序跋很少见

　　（4）避讳字不如浙本严，但比建本要严一些

　　（5）纸张多用白麻纸，远比建本好，和浙本差不多

　　金水平本

　　（1）有用欧体的，有的在欧体基础上加上颜体的成分，比较挺拔

　　（2）版式为白口，黑鱼尾，或单或双，行字比较密，书名、卷次、页次位置同宋本

　　（3）现存的金水平本无序跋题识

　　（4）无避讳字

　　（5）纸张略近南宋浙本、蜀本

元刻本

　　元浙本

　　（1）赵体字

　　（2）版式继承南宋传统，多白口，但也出现一些细黑口，鱼尾则仍都是黑鱼尾，或单或双

　　（3）有时有刻序跋题识

　　（4）无避讳字

　　（5）纸张仍多用白麻纸、黄麻纸，但后期纸纹较窄，只有一指宽

　　元建本

　　（1）字体仍沿袭南宋建本的颜体，但比南宋建本要瘦一些，更要圆劲一些，同时不像南宋建本那样横笔特别细，直笔特别粗

　　（2）版式都作黑口，有的仍是细黑口，有的变粗，逐渐转为大黑口，都作双鱼尾

　　（3）少见序跋题识，而多有牌记，花式比南宋建本更为繁多

　　（4）无避讳字

　　（5）纸张用麻沙纸，也用竹纸，质地都不佳

　　元水平本

　　（1）字体比金水平本更接近颜体，但较挺拔，和元建本之圆劲者又有不同，易于区别

　　（2）版式为白口、双黑鱼尾，四周双边

　　（3）无避讳字

　　（4）纸张近浙本

明刻本

　　明初本

　　（1）字体都是赵体

　　（2）版式为大黑口，鱼尾则仍旧都是双黑鱼尾

　　（3）司礼监的经厂本都加圈断句

　　（4）无避讳字

　　（5）纸张都是白棉纸，差一点的也用黄棉纸

　　明初建本

　　（1）沿袭元建本

　　（2）版式都做黑口，而且是大黑口，都作双鱼尾，仍多黑鱼尾

　　（3）有时在正文的小题或卷次上加个鱼尾，以期醒目

　　（4）少见序跋题识

　　（5）无避讳字

　　（6）纸张多用竹纸

　　嘉靖本

　　（1）字体仿南宋浙本用欧体，这时的欧体比较方板整齐，趋向规范化

　　（2）版式仿照南宋浙本，一般都作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

　　（3）像南宋建本那样，有的在版心下方有牌记

　　（4）无避讳字

　　（5）多用白棉纸，少用黄棉纸

　　明中期建本

　　（1）字体是明前期建本的继续演化，原先宋元建本圆润的颜体字基本上变形消失了，转为成为了点划生硬、撇捺较长的字体，实在不如宋元及明初建本美观

　　（2）版式仍为大黑口，双黑鱼尾，四周双边或左右双边，不记刻工姓名

　　（3）和前期建本一样，有时在正文小题等上端加鱼尾以醒目

　　（4）少刻序跋题记

　　（5）无避讳字

　　（6）竹纸

　　万历本

　　（1）有方体字，天启时出现长方体字，还有写刻的字体

　　（2）版式白口单鱼尾，书名提到鱼尾之上，鱼尾下直有卷次

　　（3）常在每卷卷首次行，题“明XXX校”一行

　　（4）开始把评点刻在古书上

　　（5）牌记绝迹，代之以“内封面”

　　（6）避讳

　　（7）一般都用竹纸，色黄，易脆，易破，质地大不如棉纸

　　明后期建本和南京坊本

　　（1）建本较明中期的笔划更趋生硬板滞，更加拙率。南京坊刻则有的是写刻，有的用万历方体字

　　（2）版式多用白口，书名放在上鱼尾之上，和万历方体字本的版式基本趋同

　　（3）有的小说戏曲用“两截版”或“三截版”，上两截刻评语，建本则还在上截刻插图

　　（4）在每卷卷首常有“书林XXX重梓”、“金陵XXX梓行”

　　（5）仍有牌记。多有内封面

　　（6）无避讳

　　（7）一般都用黄色竹纸，质地差

　　汲古阁本

　　（1）字体分四种：1. 少数在天启时刻的，用长方体字 2. 使用万历时开创的方体字 3. 把万历方体字压扁，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扁方体字，横笔瘦而竖笔极粗 4. 仿欧体字，但又不像南宋浙本、明嘉靖本，而是瘦长且斜，不甚好看

　　（2）版式或白口或黑口，书名或在上鱼尾上或在其下，或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

清刻本

　　清前期的方体字本

　　（1）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本比方体字本刻得少

　　（2）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以毛太纸为多

　　清前期的写刻本

　　字体分为两大种，每种又可分为两个小类

　　第一种第一类，字的点划方劲，稍有点近于南宋浙本和明嘉靖本

　　近似第一种第一类，但又略有变化的，列为第一种的第二类，也可以说是第一类的衍生物

　　第二种的第一类，字的点划软美，有点像宋明人刻法帖里的所谓晋唐小楷，当然比这种楷帖的字要规范

　　第二种的第二类，主要为当时请书法好手写了刊刻的本子

　　用纸和方体字本相同

　　清内府本和前期的武英殿本

　　顺治时的内府本和清初通行的方体字风格一样，用稍厚的毛边纸或稍薄的毛太纸

　　进入康熙以后，则一改顺治时的面目，和外边一样使用写刻的软体字和流行的方体字

　　清中期的武英殿本

　　只用方体字，「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刻得较为精工，其余如「九通」等就欠一些

　　用纸大体同于康熙、乾隆时，但开化纸、开化榜纸也逐渐少起来了

　　清中期的仿宋本和其他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籍的高潮，以顾广圻等人为首，仿刻了一批宋元本古籍。此外，精刻的本子还有很多方体字本，如阮元的「十三经注疏」

　　这时期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时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

　　清后期的局本

　　清后期好些省会办起了公家的刻书机构，叫书局，有南京的金陵书局、江楚书局，扬州的淮南书局，苏州的江苏书局，杭州的浙江书局，南昌的江西书局，武昌的崇文书局等。

　　局本中最有名的是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金陵书局还刻有「史记」三家注本，浙江书局刻了一套「二十二子」，江苏书局刻了「资治通鉴」，崇文书局刻有「康熙字典」

　　局本用纸，最讲究的初印本用宣纸，一般的好一些的用连史纸，次一点用白色微黄且薄的赛连纸，用黄色较毛边纸更厚的官堆纸以及毛太纸。

　　《古籍版本学》读后感(五)：黄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学》读后

　　古籍版本学作为文献学专业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学习文献学者必须掌握的一门知识。广而言之，因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必与古籍有关联，古籍版本学知识也就成了研究古代历史文化者所需要掌握的知识。但是，由于古籍版本学自身的特点，要掌握古籍版本学有一定的难度，甚至一度被认为是“绝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许多著作“热衷于罗列术语”，“把本来有条理、有规律的东西拆成互不关联的名词，弄得读者昏头昏脑，结果一无所得。”<1> 而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一书很好的避免了这种缺点，实为学习古籍版本学的津梁之作。

　　首先，我想说此书最大的优点是言辞亲切、可读。因为此书的前身本是黄先生的讲课记录<2> ，所以，有些地方近于课堂讲录，甚至有些口语化。也许有人会说作为一本教材、专著，口语化的形式并不是优点，甚至还是缺点。但笔者以为，古籍版本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学习起来较为困难、学习过程中较为枯燥的课程，要是语言不亲切可读，那么，很多人根本不能读教程终卷。这也是许多版本学的教材不能为学生所喜的最主要的原因。而黄先生此著娓娓道来，一章一节读下来，犹如在听先生讲课一般，是一种愉快的经历。在轻松愉快的过程中，慢慢也就掌握了版本学的知识。这怎能不说是其最大的优点呢？

　　其次，正如黄先生自己所反对的，此书绝无罗列概念之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多是自己的经验之谈。如对雕版书籍刊印过程的描述，许多版本学教程并不涉及，但事实上雕版刊印过程和版本鉴定等其他方面有重要的关系，黄先生对此作了细致的论述，有利于我们了解、掌握。“宋本的伪造”一节，详细论述了明清人如何伪造宋本，其中多有其经验之论。通过此节的学习，极利于我们鉴别伪本。黄先生更对许多常用来冒充宋本的书籍作了详细论述，对我们的鉴定实践很有帮助。而其最重要的经验就是通过几十年版本鉴定的实践，对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各种版本的特点进行了概括，以此我们可以基本掌握各时期、地域的书籍的鉴别知识，最终真正掌握版本鉴定。

　　再次，黄先生对不同版本按时期和地域进行论述，形成一个合理的体系。黄先生将宋辽金时期的刻本按地域分成宋浙本和浙本系统、宋建本、宋蜀本、辽本和金平水本，将元代刻本分为元浙本、元建本和元平水本，而明清刻本则按时间分成几个时期，同时，将汲古阁本、清殿本、局本等提出来单独论述，加上活字本等其他版本类型，使得版本鉴定的理论体系完整、合理的建立起来。而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每种版本的特点、鉴定、研究都条理有致，清晰可鉴，十分利于初学者掌握版本鉴定的基本理论，为版本鉴定打下基础。

　　同时，黄先生此书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多闻阙疑。如对雕版印刷产生时间的论述，黄先生通过对各种文献的分析后提出：

　　公元825年到883年中唐穆宗到晚唐僖宗这一段的雕版印刷，可以 说是早期的雕版印刷，并不等于是刚刚出现的雕版印刷。雕版印刷的开始出现，开始发明，应该比这个时间更早一些。究竟早多少年，史无明文可稽。假定早半个世纪，则雕版印刷的发明可能在公元775年左右即中唐初代宗时期；假定早一个世纪，则还可上推至公元725年左右即盛唐玄宗时期。当然这都只是推测，究竟什么时候发明，还是待发现实物来证实。但如推得更早，再上推一世纪多即唐初甚至隋代，则时间似乎太长，有点不合情理了。（第45页）

　　这很好的体现了黄先生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治学态度。而他对各种希望将印刷时间往前推，而不顾事实的各种观点的论述，也很鞭辟入里：

　　人们有时会有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总希望把一件东西的发明或一个地方的发现往上推，推得越早好像越光彩。在雕版印刷发明问题上对文献的种种曲解，就是受这种心理状态所驱使，而另一些人迎合这种心理状态，若干假古董也就从而陆续出现。否则，何以隋代说、初唐说的文献没有一条经得起推敲，所谓隋和初唐的印刷实物没有一件经得起认真的检验，归根结蒂就因为它都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的产物。（第43页） <3>

　　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实在是现在浮躁的学术界应该学习的。而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使得这本《古籍版本学》的各种观点基本都是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

　　无论如何，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都是初学版本学的不二之选。此书的优点还有许多，相信读过此书的人都能体会到，但相比于优点，笔者更想谈谈此书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沿袭旧说之误。黄先生此书多为自己的经验之谈，但也有一些沿袭旧说之误处。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书有的称若干篇，就是竹木简书，有的称若干卷，就是帛书。”（第5页）这应该是沿袭叶德辉《书林清话》的说法，即“《汉书•艺文志》有称若干篇者，竹也；有称若干卷者，帛也。”<4> 但现代大量的考古发现早已指出这种以简牍、帛书的形制不同为依据，来确定简牍的计量单位为“篇”、帛书的计量单位为“卷”是存在问题的。历来学者分别“篇”、“卷”的依据就是“篇字从竹，故竹书曰篇；帛可卷舒，故帛书曰卷。”然而通过考古发现明显可以知道这一论断是不合理的。陈梦家先生在《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一文中，通过对出土简牍的研究指出“写成的编册，平日存放是成卷的。编册即由编帘式所编缀，其收卷一如卷帘式或卷画式，以最后一轴为中轴、有字一面在内，背在外，卷完后首简在最外一层的头上。……编册成卷，而‘卷’之起不始于帛书、纸本。” <5>此种说法在版本学界似未引起注意，但至少以“篇”、“卷”来分竹书、帛书是有问题则是无疑的。所以，在现在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尽量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避免旧说错误的延续。

　　其次，有些提法不确切。由于黄先生此书都是经验之谈，这是它最大的特点，但经验有时候难免失误，此书也存在一些错误的提法。如《明初本的鉴定》节，在论述版本时说“版式。由元浙本的白口、细黑口成为大黑口。……刻工姓名则因为是大黑口，都不记。”（第116页）但上海博古斋2007年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第174号“《洪武正韵》十六卷”，其提要曰：“明初版本多为黑口，本品为白口，版心下有刻工名。”如此书确为明初本的话，那么黄先生“大黑口”、不记刻工姓名的说法就是不确切的。

　　对于线装书的针眼，黄先生认为“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至于五针眼和三针眼以下、六针眼以上，则绝对没有，不能乱来。”（第58页）但是黄先生的高足辛德勇先生说“近日在故宫博物院编《两朝御览图书》上见到宫内藏清内府朱格写本《大清穆宗毅皇帝本纪》是订成五针眼装，这恐怕是太监不懂规矩乱来，不能视作常例。” <6>虽然辛德勇先生说此非常例，但是凭经验说“五针眼和三针眼以下、六针眼以上，则绝对没有”，则难免有武断之嫌。

　　如黄先生认为“古籍版本学是一门独立的不依附于别的专业的学问，而别的许多专业却常常要用到古籍版本学的知识，古籍版本学的用途就体现在这些方面。”（第16页）但事实上版本学与目录学、历史、文学、音韵学、文字学、避讳学等等的关系非常密切，很多情况下都需要依靠这些学科。

　　再次，强立新说。黄先生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学者，在其青年时期即发表与罗振玉、陈寅恪先生等知名学者商榷文章。<7> 而其后黄先生在文史研究中也是多有新说。此书也不例外，也有许多新见。但一些没有确凿证据的提法难免有强立新说之嫌。如关于“旋风装”，一般都认为即是“龙鳞装”，且有实物留存。<8> 而黄永年先生认为“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而来的”，他提出：

　　一个卷子卷子可以有几丈长，看开头几行把卷子拉开一点还好办，看中间就麻烦了，要看最后更非把整个卷子边拉边卷不可，即费时间又花气力。尤其是字书、韵书，不是从头到尾看的而是临时查找的，要查找卷子中间某些个字，尤其卷子末尾某个字，就不胜其劳。于是，聪明又敢变革的人来个改进，把卷子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前后连起来包上一张书皮，把原来的一卷书改成了一册书。这样不仅要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及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及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第50-51页）

　　这明显的推演出来的新说虽没有证据证明其错，但似乎并不能推翻通常所说的“旋风装”的定义，而且相较来说似乎那种说法更具可靠性。是以笔者以为，对于没有证据的新说，我们还是不要提的好。即使要提出来，也不应将原来的说法说得一文不值。

　　第四，只注重目鉴鉴定版本。李清志在《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分版本鉴定为直观法（目鉴）与理攻法（考订）。而黄先生在此书中基本只注重用目鉴之法来鉴定版本。如《怎样构造体系》一节中把版本鉴定途径概括为字体、版式、纸张及一些特殊情况。（第19-22页）而在讲如何鉴定具体的某种版本时亦是如此，如《宋浙本的鉴别》节，即将鉴别依据概括为字体、版式、刻工姓名、刻书序跋和刻书题识、避讳字、纸张、书册等七项。（第68-71页）但事实上，目鉴法和理攻法是不可偏废的。李清志认为“利用直观法以鉴别版本，只能断代而不能断年；欲详考刻书年、刻书地及刻书者，非赖理攻法不可。理攻法即通常所谓的‘考订’，考订必须翻检文献，包括此书本身的记载，及后人阅读此本书之记载，均为理攻法所应查考的文献。”<9> 我们来看个例证：

　　屈（万里）昌（彼得）二氏合著之《图书板本学要略》“以官制辨板本例”条云：“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有明刘氏慎独斋刻本《山堂先生群书考索》一书。刘氏刻书，多在正德年间；板式字体，犹略似元本。书贾遂将此本刘氏慎独斋之木记挖去，以充元本。然卷中有‘教谕谭璋校正’等题署。而教谕之官，始于明初；据此，即不识版本者，亦必能断其非元刻也。” <10>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理攻法的重要性，而黄先生只注重目鉴的版本鉴定方法不能不说是存在缺陷的。 <11>

　　第五，对有些内容论述太略。黄永年先生认为“古籍版本学的两个研究角度”，“一个角度是研究如何鉴别版本”，“再一个角度是研究每种古籍有过哪些版本。……对从这一角度来研究古籍版本的学问，我给它起个名称叫‘版本目录’，这不是版本加上目录，而是版本的目录，即各种古籍各自有哪些版本以及版本的渊源和善否的目录。这是古籍版本学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14-15页）可以说，黄先生对版本学最重要的两个核心组成部分进行了高度的概括。<12> 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黄先生对版本目录这部分以及版本鉴定中的某些部分论述过于简略。首先，来谈谈版本鉴定中哪些某些部分论述过略的问题。此书《版本史和版本鉴定》中雕版印刷占了130余页，而《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三章不到六十页，使得对这几种版本类型的论述失之太简，很多需要论述的问题都没有提到。我们不妨与严佐之先生《古籍版本学概论》一书对抄本、稿本的论述作一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如抄本的历史<13> 、抄本的价值<14> 、稿本的学术价值 <15>等重要的内容都未作介绍。

　　而对于版本目录的论述，更简之又简。黄先生说：

　　古籍版本学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一个“版本史和版本鉴定”……占了这本书的百分之九十七还多，剩下来的只想用不到不到百分之三的篇幅来讲另一个组成部分“版本目录”。……所以这本书里讲“版本目录”，只能先告诉大家应该熟悉并时常翻阅查看哪些主要的参考书，同时让大家知道掌握版本目录这套学问的方法。（第223页）

　　而黄先生开列的那些参考书（记版本的简目、讲版本的题跋、书目和题跋合一的藏书志、综合性版本目录）（第224页），大概只能使我们了解某本书有过哪些版本，但“考订一种古籍的版本源流，绝不是简单地胪列它的各种版本，而是要摸清理顺版本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及在过程发展中形成的相互关系。”<16> 而根据黄先生《版本目录》一章的学习，事实上是很难真正掌握版本考订的。但版本考订的重要性却是不容质疑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一个黄永年先生自己的例子：

　　我（黄永年）久已被人称做版本专家，在琉璃厂的声誉似乎比学校里还超过一些。对《洛阳伽蓝记》的多种版本，可以如数家珍。可对这些本子间的关系，却夙鲜究心。如叫我做校勘，无非是把这些本子统统校遍，详列异同便尽能事。而周祖谟先生的《校释》却能提出：‘《洛阳伽蓝记》之传本虽多，惟如隐堂本及《古今逸史》本为古，后此传刻《洛阳伽蓝记》者，皆不出此两本。故二者殆为后日一切刻本之祖也。校《伽蓝记》，自当以此二者为主。如振裘挈领，余皆怡然理顺。苟侈陈众本，而不得其要，则览者瞀乱，劳而少功矣。’同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范祥雍先生的《洛阳伽蓝记校注》，本也可算一部有水平的力作，但只是；罗列各本异同，没有能像《校释》那样理出头绪，至于子注分析便无能为力，和《校释》相比就显然低了一个档次。<17>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明显可以了解版本考订的重要性。而黄先生对这部分论述的过简，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最后，对版本学研究的目的认识不明确。虽然“版本鉴定是这个学科的核心内容，大多数版本学著作，皆以版本鉴定作为重点，甚至作为主要内容加以讲述，还出版了专门讲述版本鉴定的专著。”<18> “版本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在整理古籍中鉴别其真伪，考究其作用与价值，为图籍利用者提供学术价值较高的、接近于著作原貌的刻本。”但是，“鉴定是手段，利用才是最终目的。”<19> “研究版本的主要作用和意义在于为研究古代科学文化并为发展现代科学文化提供真实可靠、完善优良的图书文献，所以比较、辨别、确定版本优劣是整个版本研究工作的核心和关键。”<20> 是以，版本学的意义和目的应该放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提供较好的版本才是最终的目的，但是，黄先生此书给人的感觉似乎版本学在鉴定完版本之后也就完成了。这是很成问题的。如洪亮吉所说，这样的版本学只能是收藏家、鉴赏家的版本学，但新时期的版本学似不应满足于此的。

　　上文分析了笔者认为此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说笔者爱挑错，况且以笔者下愚之才，根本没有资格来挑错。之所以说“更想谈谈此书存在的一些问题”，只是因为这些问题并不是只黄先生书中存在，而是许多版本学著作中都存在这些问题。笔者虽无力改变，但提出了这些问题，或许能引起贤达之士的思考，那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至于黄先生，他总是称赞陈寅恪等先生不以后学提出商榷而怒，那么，我想要是黄先生泉下有知，也定不会以我提出这些问题为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