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局长到来之前》是一部由吕班执导，李景波 / 苏剑锋 / 浦克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局长到来之前》精选点评：

　　●虽然还是假假的，但是放到现在，题材也算难得。

　　●15影230。老电影，新情况。

　　●轻喜剧，还行，主要看看五十年代的社会风貌。具体设定有点脱离生活语境咯，再怎么官僚的领导也不可能睁着眼看水泥让暴雨糟蹋报废啊。感触一是东北当年的生活水平大大跨越全国总体水平，估计都赶上东欧了，南方省份的省长办公室也就这城市局长的水平。二是这些人这个国家六七年前还是战乱中朝不保夕、生命堪虞的草民，几年间共和国建立后就变成昂扬做主、和现在差不多的精神面貌，我党实在居功至伟。

　　●人物调度有些僵硬，剧作构思很新颖，影片通过牛科长前后嘴脸的变化批判了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影片没有用音乐造势，人物没有用布莱希特间离方法表演角色，一本正经的把这一喜剧表演下来，使得影片喜剧氛围营造有些弱。

　　●8.0/10 讽刺官僚主义喜剧短片。“牛科长，这戏是演完了，你这个主角，也该下台了吧。”然而若是换个牛局长上任，这戏也不会是这样演了吧。

　　●十年之后，又是什么光景？

　　●对官僚体制讽刺得很激烈，56年前后是新中国蓬勃发展时机，虽然外有抗美援朝战争，但内部团结，齐心协力，发展方向未出现大偏差。本剧的优点是强烈抨击了只唯上不唯实口是心非贪腐享受的官僚，缺点是中国千百年来的跪求清官意识，将希望全寄托于清官，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监督制度，清官何时有？把酒问青天！

　　●喜剧样式新，电影语言观念旧。

　　●当时科技不发达。牛科长吃亏啦！

　　●建国初期抨击官僚主义作风的作品，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此风气仍然大行其道

　　《新局长到来之前》影评(一)：历史会证明什么是经典

　　影片采用喜剧手法，丑化党的领导，猖狂攻击党和社会主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特大毒草。

　　摘自《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

　　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 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电影批判联络站 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一九六八年元月

　　推荐看看这本书，当年所谓“四百部毒草”，简直是“新中国优秀电影top400”

　　《新局长到来之前》影评(二)：六十多年，官僚依旧

　　这部电影讽刺力度够浓的，可笑的是当时的科员可以或敢于和科长面对面的提意见，大家对公家财产的重视和保护力度大，而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于给领导开特权。60多年前的电影放到现在看也毫不违和。

　　讽刺1.小苏一次又一次的去找牛科长，她的科长呢？为什么没有行动，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视而不见？

　　2.新局长最开始看到宣传欢迎标语，面带笑容，最后得知牛科长借着他的名头大动土木修理局长办公室，引发科员们不满。(我是邪恶了，我怎么觉得张局长是觉得自己名声被破坏了，一开始就没落下好名声，牛科长马屁拍到马腿上。)

　　3.牛科长花着公家的钱，大手大脚，壕气十足。但是一旦变成花自己的钱，就心疼的不行。

　　4.牛科长挂着局长的名头，狐假虎威，嘴上说着自己和局长很亲密，以此来谋取福利。

　　5.一个总务科科长，局长说罢免就罢免，这个权力是不是太大了。

　　6.牛科长、崔庶务和老崔前后两个脸，对上一个脸，对下一个脸。

　　《新局长到来之前》影评(三)：《新局长到来之前》：新中国第一部讽刺喜剧，吕班生不逢时

　　《新局长到来之前》影评(四)：导演说

　　“东方卓别林"吕班探索喜剧创作在1949-1955年期间，中国电影整整七年中，可以说没有拍过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喜剧片。直至1956年，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呈现出全面宽松的局面，人们长期紧绷的心态终于开始放松，作为民族自信心增强、喜剧意识之觉醒的标志的电影喜剧，终于姗姗而来。首先踏进这条被视为畏途的电影艺术家是吕班。他在这个时期、这个领域中的探索．具有拓荒者的意义——这也使他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出未完成的喜剧《未完成的喜剧》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某公司朱经理被同事们误以为意外身亡，正为他准备丧事。没想到夜里朱经理忽然回到单位，吓得人们不知所措，以为撞见了鬼魂。好在误会很快就消除了，可朱经理反倒不高兴起来，把脸拉得像个鞋帮。原来，他嫌为他准备的棺木太过简陋，与自己“第一把手”的身份不符……吕班原本想借这一荒诞感极强的故事给当时社会上盛行的铺张浪费与官僚主义一记当头棒喝，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棒非但没有击中要害，反而重重落在自己头上-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戴着“反党分子”的高帽子下放劳改。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古代几位“著名喜剧艺术家”的事迹。有一位叫优孟的楚人，他“常以谈笑讽谏”。史官说他“善为言笑，然合于大道，以游心骇耳”。这充分表明了咱们老祖宗对于喜剧的态度。也就是说。“谈笑”是为了“讽谏”，“骇耳”是为了“游心”，“言笑”须合于“大道”。

　　单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吕班喜剧，似乎也看不出什么特别出格的地方，何至于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吕班身陷十八层地狱？其实，问题就出在“讽刺”两个字上。当时，讽刺被认为涉及到诸如“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原则问题。当讽刺被用来对付敌人时，它无疑是一种有力武器，而当它被用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时，就难免太过锐利。在人们看来，对待自己人缺点的最好方法应该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而非讽刺。而电影传统中，吕班这些艺术家恰恰善使讽刺这类兵器。当年一部《乌鸦与麻雀》就把个国统区的末世乱像描绘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然而，当吕班把讽刺的利刃指向那些身为国家干部的经理们、科长们、理论家们的时候，他却少了些许政治思量，怎么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咱们自己的干部？最终，吕班满怀郁闷地走了，从此告别了自己深爱的电影，不得不拿起锄头去鼓捣地里的玉米。而中国电影也从此变得更“温和”更“善良”，我们的喜剧与讽刺失之交臂，却响起了不痛不痒的误会、巧合、意外与夸张的大合唱。时至今日，城市街角的影院里仍有笑声，可是，假如果戈理、马克·吐温、卓别林这些讽刺大师们能听到他们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