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是一本由傅国涌著作，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4.80元，页数：3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精选点评：

　　●喜欢傅国涌老师的著作

　　●别样的民国史。虽然如今细想有些观点未必正确，但是我爱死了这本书在高中时给我作文带来的灵感。

　　●我很认同傅国涌先生写史的基本思路和价值取向。过往那些历史教科书几乎都以政治为轴，太狭隘也太片面地扭曲了历史的全貌，实际上，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应该“将目光投向地底下”，从波谲云诡的权术斗争中解脱，去看看那些脚踏实地的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们，他们才是推动历史进程的真正的主体。

　　●沉甸甸的百年史

　　●前三分之一好看，后面就显得潦草了一些。

　　●拨伊铜钱

　　●傅的作品 文字流畅 材料扎实 态度认真 思想则一味的浅薄 唯其浅薄 反而增加了故事性与可读性

　　●近代大师们啊~~啊啊啊啊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读后感(一)：为非主流人士立传

　　为非主流人士立传

　　但凡主流的历史，都以政治为主线条，尤其是中国史。

　　但凡主流的政治，都以核心关键人物为主要记载。

　　本书写的是一些非主流的人物。却是滚滚历史洪流中不可或缺的。

　　后续的成就者大多受这些人影响。他们是历史潮流的先驱者。

　　记录的线索又点散，可能因为篇幅的原因不全。需要对近代史细节有一定了解的人可读。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读后感(二)：他们身上都有一种“读书人”气节

　　作者是个自由主义者，当年我曾多次在《南方周末》《书屋》等报刊读到他的文字。

　　在杭州时，也听人谈起过他。

　　他的写作志趣，基本上在晚清和民国，尤其是这个时段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

　　这本书共十九篇，写了二十多个人物，分别是龚自珍、魏源、陈三立、徐致靖、汤寿潜、宋教仁、师复、胡适、徐志摩、张东荪、张元济、蒋抑卮、穆藕初、胡明复三兄弟、邵飘萍、史量才、陈布雷、经享颐、竺可桢、司徒雷登。

　　这些人身份不同，有政治家、有学者、有教育家、有实业家、有新闻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读书人”气节，保留着读书人的底色，同时都和杭州有一些渊源。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对这些人原本有些了解，但其中一些人却只看到过名字，未曾细读过。比如，师复这个无政主义的名士，是读了这本书才了解了大概；而蒋抑卮，我只在《知堂回想录》中读到过他，这次算是知道了他的生平和事迹。

　　作者别有怀抱，笔下常带感情，有时不免溢美。

　　书中多处谈到西湖及周边秀色，令我想起杭州的求学岁月和大好湖山，颇怀念和感慨。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读后感(三)：西湖边的文人故事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1841年就已经去世。而1876年才出生的司徒雷登，以燕京大学为发展基地，“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被学生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李慎之），担任校长的司徒，又怎么会扯在一起？

　　本书以西湖为线，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人物一一书写。从他们的思想、行为解读他们的人生。作者所写并不是大家都耳闻能熟的人物，有些已经被慢慢淹没在俗世中，不复那么追忆。但是在作者的笔下看来，他们都曾在历史的舞台上发挥出自己的作用，为自己的人生画下了厚重的一笔财富。

　　对于本书来说，内容当成故事来读。但是本书的后记让我重新思考了历史。

　　作为历史系毕业的研究生，对于历史这个概念一直处于有点迷茫的状态，也在追索，历史是什么？对于近现代来说，又有什么重要性？当今浮躁的社会，笑贫不笑娼的年代，历史这个“明智”的作用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读后感(四)：非君非诸侯。

　　这本书本来是打算好好做一下读书笔记的，然而因为过年的缘故——也许很多人眼里这根本算不上个借口——不仅没有心态和书桌记录，连阅读进度也一拖再拖。在回老家前不多的时间里记下来的仅有这几句：

　　“没有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无数的历史。”

　　“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民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只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

　　“没有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近代文明…人类的有限性注定了我们的生活本身才是目标…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不是反过来人为物役，这是近代的发现。”

　　然而仅仅是这一些就足够显示出作者的态度了：这是一本讲述历史的书，却并非帝王将相史；这是一本为小人物立传的书，却从这些小的角度颠覆了我来源渠道狭窄的历史印象；这是一本从增量历史观入手的书，却不拘泥于增量，也揭示同一个人的丑恶面。

　　所谓非帝王将相史。开篇作者即引用伏尔泰的话，讲政治家不过是哪个时代都有的、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然而历史，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我们所见的历史，却恰恰多是帝王将相史。这看来合理得很：天下这么大，百姓这么多，怎么可能一一记述下来？然而我们一样可以反问：我们漏掉的不是正是过往的年代里最精彩、生动的部分？除却政治以外，值得关注的东西是不是还有很多很多？古代史里这样的东西被叫做野史多多少少地保留下来，那么更为纷繁复杂、容易被带上党派色彩的近代史里，小人物的历史也许正能折射出更多的真相，更需要被揭开被保留。

　　所谓颠覆。读这本书的过程于我而言是颇有些新奇却又多少有些枯燥的。这源于我历史知识的缺乏，尤其近代史。这种缺乏很大部分是主观上的原因，因为觉得其复杂混乱而不愿去细读，却也有着不可抹杀的客观原因：对一个少年而言，能轻易找寻到的史料实在太少。就如百日维新而言，历史课本上的东西往往只有那么一块豆腐干，顶多有语文课本上一些散文、回忆文章做补，我们所接触的那段历史，往往是从幸存者那里得到的，这里即是康有为、梁启超。“成王败寇”，这句话的应用面绝对不止战场，在政道与史书上的作用尤为精妙。康、梁在多数人心中的地位全然是正面的，包括无知的我。我们当然不能抹杀他们的功绩，然而从另一些时人留存下来的资料看，他们或许也正是失败的导致者。我从来不曾细细了解当时改革、革命、立宪等诸多派系的立场与行动，只能凭最终的结果有个模糊印象。因此这本书的前几篇给我的感觉便是颠覆性的。翔实的史料、平实的论述让人不得不承认主流史带来的误导。历史与新闻一样，都是一门选择的艺术。真实二字在这一现世、一过去的两门学科中，绝不仅仅是不说谎就够了的，那么多的现象、事件，不同的选择性记述便可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不敢说这本书所说的历史就是经过不偏不倚的选择了的，但是起码，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角度。

　　所谓不拘泥与增量。即是公正地评述人物，褒贬同存。这一特点予我印象最深的是邵飘萍一篇。同时展示了两个不同方面的声音：一是其为报业、为自由而死；一是其实则为金钱而亡。“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邵飘萍也许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的不归路是他人生一个突如其来的句点，却封存了“真伪”。这也让我想到了张居正，想到了他改革政绩与几十人抬的大轿的奢侈生活的同存。也许是专业学习的原因，我对于不同角度意见的同时展示很是敏感，也认为这很是重要。本篇便罗列了当时不同党派、不同界别人士对邵飘萍的评价，也不作过多的评述辨析，留与读者和时间来评判。

　　在长长的近代史、这个时间上的片段中，本书截取空间上的一个节点——杭州，来剖析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教育，不得不算是一个不错的横断面。也许有人会说把这许多“知名的‘小’人物”联系在西子湖畔牵强了些，然而就出发点而言，作者想必只是为了从一个较小的切入点缀连一些史料、并使之具象化些，而绝非是要夸大一座城市的历史意义。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读后感(五)：《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西湖旁的百年中国

　　笔者曾经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民国史观的形成，和傅国涌这样的学人关系密切。这不是说正统的民国史学院研究没有意义，那些研究侧重于社会多重层面的史料整理，千头万绪；而正如这本书所说，为史料注入一种精神，为时代注入一种精神层面的解释，则是国涌先生他们写作的意义。从以民国报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史、到一个时代民国实业家们为民族奋斗的史料梳理，再到今天这本围绕西湖、围绕杭州展开的历史人物的讲述，人们一路随着这样的思考轨迹，渐渐开始领悟到作者研究的真意。

　　民国是一个书写传统的时代，今天恰恰是一个思想界认识传统之迷失、重新找寻和评估传统的时代，审视和反思、对不同时代社会的横向比较，成为时代的主体，也成为阅读界的热点。傅先生对此说到，“我们常常被告知中国没有这样、那样的传统。何谓传统？传统是从一个人、一些人、从某个时间开始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这些人出现了，我们的出版业就有了传统；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梅贻琦出现了，我们的大学就有了传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出现了，报业就有了传统……”

　　笔者认为，正是从这本书开始，作者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思考理路和判断标准逐渐明晰起来。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来说，对于所研究的对象采取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时至关重要的，那种完全没有研究者主观判断的历史研究往往客观的毫无头绪可言，后世“槛外”的读史者往往被置于一种尴尬的位置。换句话说，探求研究者本人对历史的价值标准是阅读时最应当注意的地方，

　　“由胜利者单独书写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它很容易忽略胜利以外的东西，无视其他人和事的存在。没有悲壮的失败者，没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人，没有那些怀抱灼热理想、贴着地面行事的人们，这样的历史至少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一部只有拿破仑、希特勒，没有贝多芬、莎士比亚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

　　放在文明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以胜败论英雄者，以暴力和计谋受到欢呼和膜拜者，给历史提供的往往是负数，而不是增量。我更关注那些真正推动了文明进步和社会转型的开创型人物，他们散布在各个领域，未必是强势者，但他们的出现是为历史做加法，不是做减法的，他们才是历史的增量。我把这一思考称为‘历史的增量观’。”

　　显然，在这一价值尺度下，那些默默耕耘、推动社会进步、曾经填补过很多事业上空白、为社会建立起很高起点的人们，一定会进入傅国涌先生的视野，被他视为时代“真正的主角”。

　　这幅历史人物的众生相之中，写张东荪的章节特别引人注意。张东荪先生作为一个著名中间人物，他的生平和历史作为正由于谢泳、傅国涌等人近年的研究，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中来。这一章节引人注目，是因为找到了出版于海外的新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在抗战胜利三年之后，在当时中国社会两只巨大的力量交锋的前夜，张东荪还在为和平不停地奔走，做着自己微茫的奋斗。“自经丧乱少睡眠，”张先生作为一个从不实践而畅谈政治的民国知识分子，正和他同时代的民国人一样，对战乱给民众和社会的消极影响一定有内心极大的创伤感。我们不能回避这个人物的复杂，但是在这一刻，历史的定格中，这个人的作为无愧于知识分子的身份。同样复杂的，还有邵飘萍，而且据书中提供的侧面材料来看，“萍水相逢”的两位以身殉报的著名报人似乎都有依靠媒体资源同军阀建立一种博弈关系的可能性。对于像邵飘萍这样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笔者从不否认，也从不吃惊。值得注意的是国涌先生在讲述邵飘萍的章节中，并没有刻意去取舍不利于主人公的材料，尽管他的态度也是在肯定邵以身殉报的牺牲精神和独立意识，并以此作为主要视角，但是仍然保留了缺乏旁证的龚德柏先生回忆录中的材料。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而言，这样的材料能否彻底颠覆邵飘萍的历史形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材料一出，使人对当时媒体行业状况及其社会关系有了一个生动的感觉。我们说，这种感觉其实就是历史感。

　　这本书中涉及到的人物，他们的生平有一些线索都和杭州有关，遵循由人物而入手时代的原则，作者将这本书视为“西湖版”百年中国史。实地寻访笔下人物曾经思考和生活过的地方，是傅国涌先生写作准备的习惯。读这一组与杭州发生关联的历史人物的众生像，我们不难感觉到，作者踏遍了书中人物曾在杭州的流连之地。当生动的史料和真实的背景环境同时汇聚，他一定每每在心头寻访这些历史人物彼时的所思所想。故地重游，遥想当年，放佛更能找到那些曾经在这里徘徊的灵魂，体验他们的精神历程。登临南高峰，探访烟霞洞，寻找已被荒草掩去的远年报人的墓冢，迷人的自然景色和鲜活于纸面的人物生平，本体与背景交相辉映。这种情景对一个历史研究者而言，无疑使他思绪万千，感慨万千。

　　傅先生在杭州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和所研究的历史人物发生如此近切的联系，或许更使傅先生有三十年河之东西的感慨吧。司徒雷登这位“作为一个中国人多于美国人”的虔诚的基督徒，正在长期背负一个误识之后，渐渐走出人们的视野，慢慢被遗忘，这个美国人在中国的事业也渐渐为人所漠然。

　　他们要拆掉司徒雷登的故居。

　　201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