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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十诫·杀人短片》中：他是个年轻人，他最爱自己的小妹妹，某一天她却被一个喝醉了酒的朋友开车撞死了，他愤懑不已，决定去杀个人来发泄愤怒，他在街上找了好几个人杀都没成功，最后他终于费劲儿地杀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最后他被判处死刑，执法人员终于用法律程序冷漠地把他杀了。
从同理心开始
作者 |丁小村
一
当我们在埋怨和批评他人的时候，是不是仅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我时常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有了同理心和共情心（以换位的方式和对方考虑相同的问题、体会对方的情感），才可能站在公允的立场，最后才能取得公平的结果。
这只是个常识，可惜我们当今的社会，几乎所有人都已经丧失了这个立场，每一个人却都在要求公平。
这大概也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儿。
我现在几乎不敢和朋友探讨一些当下发生的事：结果必然引起争吵和不愉快。
二
比如由于医患冲突发生伤医事件，我的医生朋友们可能立刻会站队，把自己置身于和患者对立的立场，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因为患者及家属的不讲理或者不理解医生。这个时候你要是批评医务人员冷漠、有些医生医德失范，你会遭到这个群体的痛扁——此时此刻大家都忘了，的确有很多医生医德失范、冷酷无情，的确我们的医疗体系也有问题，很多医患矛盾冲突，的确责任不一定完全在患者（家属）。
有一次我摔伤了，被送到医院去，已经失血过多近乎昏迷，感谢一位可敬的外科医生，他刚刚值了夜班被叫过来为我做诊断处理，他迅速判断可能是脾脏破裂，为了确诊他立刻开了单子让我去做B超。
我被搀扶着站在B超室外边，感觉自己身体正在慢慢冷下来，我等着一个慢慢吞吞的B超医生填单子做准备，他并没有看我当时已经快昏迷了，依然慢悠悠地排队写单子，还有一搭无一搭地和另一个同事聊着天……轮到我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身体里的血已经快流干了，快要不省人事了。他非常冷漠地把我弄到B超机旁为我检查，至于他后边说了些什么，怎么判断，我已经听不见了……
幸好这之后我迅速被送到外科医生那里，他没有任何耽搁立即准备手术，几个护士给我挂着续命的吊瓶，把我送往手术室。
我事后每每想起这件事，都会胆战心惊：如果我当时在B超室耽误的时间再多一点，我很可能就没命了。
我跟一些医生朋友说起这件事，他们劝解我说，医院就是这样子，医生见得多了，所以看起来显得有些冷漠，他们只是职业性的冷静而已。
但我会想的是，如果我当时死在B超室门外呢？责任就不说了，我的命就这么该因为一个医生的缓慢和刻板而丢掉吗？我不懂专业的医疗事故责任判断，但是这个B超医生的缓慢拖拉，甚至冷漠和无视，显然是一种职业惰性甚至也是缺少职业情怀的。
三
无论如何，当发生医患矛盾冲突之后，我们站在医疗人员角度想一想，批评那些不讲规则、任性而无底线的患者和家属。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站在患者和家属的角度想一想——对于医疗人员来说，这可能并非职业要求，却是一个普通人都必须有的同理心。如果医护人员都以一种冷漠的职业化心态来对待病人，那么你又怎能要求患者把你当做白衣天使呢？
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做为患者和家属，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医生每天要接触多少身体有病痛的人，甚至目睹了多少生死？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医生都像你爹妈或者你儿女，像你老婆或老公，你不尊重一个专业人员也就罢了，但你不能站在一个正常而公允的立场对待他们，你又如何能赢得他最贴心的回报呢？这也是一种共情心和同理心。
我强调的仅仅是同理心共情心（在正常的情理基础上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站在别人的立场体会感受一下，这也许可以让人变得更善良一些，世界上很多冲突的起因，不仅仅是无法沟通，也是因为双方都丧失了应该有的同理心和共情心。
四
我写过一个小说，故事与此类似：
某一天，一位小学女老师在十字路口被一位交警挡住，教师不忿，要跟交警讲理，顺便训了交警几句，结果被交警罚了款，她怒气冲冲地回了学校。
交警也很生气，明明教育你几句就放过你，结果你却像个老师（她可真是个老师哦），总想教训人跟人讲讲理，那好吧，按理我就该罚你——我有掌握这个尺度的权力。
但是很不幸，交警过后知道这位女教师正是自己孩子的班主任老师——这可麻烦了，得罪了娃的班主任那还了得。
于是交警找朋友找领导，希望化解和老师的这点儿疙瘩。老师呢，心里也不舒服啊，想着怎么把这一报还回去。
这个故事当然是我虚构的，但是在生活中，“你掐着我脖子，我扣着你脉搏，我俩谁也别想好过”——这种很荒诞又很真实的情景不是处处可见么？
人人都在使用自己的权力，甚至很多时候不惜滥用：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失去了同理心和共情心，最后，完全忘记了公允立场——这个公允立场有时候是要牺牲一些自己的感情的，比如学生杀了老师，这件事的确是惨事，也让人愤怒，但是仅仅因为愤怒就希望“杀回去”，那肯定不是办法——先不说是违法的，也是不公道的。
人人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社会，必然是血腥的社会：就算有法律，这法律也只会沦落为报私仇的工具，而非维持公道、维护秩序的工具——这样的法律不但制止不了犯罪，还会让罪犯更凶暴更狡猾。
五
我跟一位老师朋友说，我小时候也曾经有过想痛揍老师的冲动。
有位老师，他也不是坏老师，但是他的脾气和作风，却也谈不上好。班上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被他打过，轻则抽耳光，重则拳脚相加。我没被他揍过，但每次看到他揍人都很恐惧，想如果我能打得过，我肯定会痛揍他一顿——那些被他痛扁过的同学呢，他们会不会也这么想过？
事实上，有一次的确有一位同学对老师动了刀子，虽然没出人命，但也的确惊心动魄。
我自己当了父亲后，也曾经忍不住怒火，对孩子动过手，但过后我十分后悔。虽然孩子并不懂得，也没有受到伤害，但显然我这样做对她会产生微小的心理影响。当孩子读小学三年级以后，我每次克制自己告诫自己，永远不要对孩子发火，更不能动手。
作为父母和老师，在权力地位上和孩子都是不对等的——无论是身体和体力的强弱，还是话语权的多少，这种不对等，使得父母和老师可以对孩子实施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而在孩子来说，却不能还回来。说起来，这也算是一种霸凌——你以为你是父母，你是老师，就可以这样？
因为这样，我们的社会才缺少同理心共情心，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思考问题，表面看起来是自私，实际上是权力边界的无限扩大……最后必然导致越界——越界的结果必然造成不公平。
六
我中学时代见过一个对老师动刀子的同学，如果不是当时老师有点儿功夫，就被他刺中了，这件事想起来让人后怕：假如他当时刺中了老师、要了老师的命呢？
我们每一个人在少年时代都曾经有过怒火难抑的时候，那时候想打人想杀人，但我们并没有伤害别人，只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敬畏，有“不敢”。宗教里边“十诫”其中有一个“不得杀人”，它并不是法律，但它是伦理：站在神的角度，规定了不得随意伤害他人生命。
如果你说你小时候没有过这种冲动，那我可能不信。我们无法像科幻小说中讲的那样，在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就给他做个小脑叶片切除手术，把他变成没有“灵魂”也不会有冲动的“好人”——我们所能做的，不是让孩子们没有冲动，而是让孩子们有敬畏、有热爱、有同理心共情心。
但倘若连我们这个社会的成年人都普遍丧失了同理心共情心，那我们就只能站在自私自我的立场，那我们又如何期待公平公道呢？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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