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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来说点硬核的东西。
但是因为梁帝的刚愎自用，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没有在恰当的时机召见夏江，反而自己放弃了获知全案真相的机会。
等到了刑部尚书蔡荃和户部尚书沈追，将誉王涉嫌指使大理寺卿朱樾引爆私炮坊一案捅出来之后，夏江再想辩解他与誉王和夺嫡毫无关系，已经来不及了。
誉王指使朱樾在先，先把太子贬成献王。
再与夏江勾结在后，用劫囚一案诬陷靖王。
如果得逞，誉王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私炮坊、大理寺、废太子、悬镜司和夏江，所有这些事都与誉王有关。
再多的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
不过这里让我比较在意的是，蔡荃强烈要求三司会审朱樾，目的是把誉王做的丑事牵扯到明面上，甚至明正典刑。
而梁帝阻止了，只愿意私下处置誉王。
《琅琊榜》虽说是架空历史，但是看剧中的种种细节，应该与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接近。
那是一个门阀士族的权力和影响力高于皇权的时代，真正皇权临驾士族权力之上应该是到隋唐开了科举制度之后，平民子弟可以通过读书（科举）正式做官，那我们可以说底层劳动人民也至少有机会（虽然很微小），参与到朝政的高层建设之中。
在此之前，一直是皇权和门阀士族的权力的角力，而到了隋唐后皇帝之所以要废黜九品中正制（只有高门第的子弟才能做官，唯门第是举，而不是唯才是举），正是因为皇帝孤家寡人，在与整个门阀士族的角斗中往往处于弱势，很容易被架空，被排挤，所以皇帝才要去平民中选取精英来一同对抗门阀士族。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蔡荃的建议，完全是另外一层意思。
蔡荃怀疑是誉王指使朱樾，引发私炮坊的爆炸，想要三司会审朱樾，但他的目的不是朱樾，而是誉王。
三司会审的意思就是，如果誉王真的有罪，就要按照梁国的法典，秉公处理。
但是誉王是梁帝的儿子，我国古代皇帝是“代天”行使对整个国境的统治。
我们先不说这种理论对不对，但是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这种理论是有必要的。
当皇子的罪证通过三司会审的方式昭告天下，那皇族的尊严将不复存在，甚至会失去统治全境的合法性。
誉王若真是犯下滔天大罪，需要关押，那梁帝身为誉王的亲生父亲，有没有罪？
需不需要训诫和惩罚？
他的确是在包庇誉王，但他想到的仅仅是包庇自己的儿子吗？
当皇族的威严在全天下人面前颜面扫地，会引发很多原本就不必要的躁动，这件事原比私炮坊本身还要严重。
私炮坊爆炸一事，誉王的确大错特错，梁帝也会处理誉王，但是不会以三司会审的方式。
我们看同样的事情，清朝是怎么处理的。
但皇子是皇家威严的一部分，如果三纲五常还在，就不能以下犯上，所以皇子犯错，通常是“圈禁宗人府”，康熙的大阿哥不就是因为夺嫡失败，而被康熙永远圈禁宗人府（相当于无期徒刑），惩罚也不可谓不重。
不是不处理，不是不惩罚，而是不能任由皇室的颜面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玷辱。
所以，我甚至惊讶于此时梁帝的心平气和，这也是皇权衰弱的一个明证。
告发的汉臣反而被枭首示众，犯罪的那些亲王、郡王们就是罚薪流放，别说圈禁了，连爵位都保留着。
剧中的福临也挣扎过，痛苦过，难道他还不如梁帝爱民如子，不想替这些被冤杀的战俘做主？
当时孝庄就说，那些汉臣仅仅是为了冤死的战俘喊冤吗？
所以非杀不可。
而《琅琊榜》此剧，在治国理念上是相对比较简单直白的，说穿了就是丝毫没有资格参与政事的老百姓（连科举制度都没有，所有做官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名门大家出身），在皇族和门阀的双重统治下，想象有那么一个“青天大老爷”（毫不为己，专门利人的士族清流），把底层人民的利益放到最高的位置，专门为底层人民发声，来对抗最高的皇权。
其实按照历史情况来看，恰恰是皇权和平民精英最容易联合起来，去对抗门阀士族。
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皇帝真的当的不好，统治地位马上就岌岌可危。
皇帝倒真的是会考虑民怨民生的，因为他的身家性命，家族荣辱本来就拴在上面。
反倒是士族门阀，换了皇帝他们依旧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朝代更替，但是士族门阀生生不息的例子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所以就真实的历史而言，反倒是皇帝一天到晚担心士族门阀胡作非为，处处管着他们不许鱼肉百姓。
而士族门阀当然不满皇权的约束，想方设法的想要摆脱皇权的束缚，将自己的势力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家族实力强大，联姻成功的话，是有可能做到的），想想《红楼梦》的四大家族，想想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护官符”。
这才是豪门大族联合的真相。
《琅琊榜》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塑造了很多丰满动人的人物，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愿景。
但真正的强大永远不是指脱离现实，而扎根现实，再想办法走向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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