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冬日，阴雨连绵，港口周围布满了雾气，张仲在与母亲用日语告别后，揣着一张有全家人的照片登上了去往一个从前是自己祖上的国家的大船。

　　张仲在这船上看着这个国家的东西总是莫名的愤怒，因为父亲是死于这个国家的东西，更让他愤怒的是他这次被安排的工作是要去救这个国家的人，他随身带着的也全是这个国家的东西。他静静地躺在木板床上，又想着与母亲这一次告别可能是永远，心中的愤怒和悲伤拧在一起使他失眠。

　　船笛的轰鸣声渐渐响起，薄雾混杂着汽油味迎面袭来。张仲下了这艘船，看到码头上一群群的苦力在干活，这里是父亲为归属这个国家献出生命的地方。张仲被安排到了一所军事医院的外科，这里全都是清一色的日本伤员。

　　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之中对张仲来说些许宽慰的是能出去走动走动，他总是能看到五颜六色的抗日传单，而每日的报纸上写的却是一片大好。他只是偶尔的瞟过几眼这些传单，他觉得同日本打仗是不理智的，从纸面上来讲至少是这样的。

　　1941年，张仲被部队派往前线，前线送回的日本伤员并不是很多，但他却发现这些皇协军每次去打仗的时候都是新面孔，煞是奇怪。

　　过了两年他又被派往更前的前线，他对这战线的长度产生了疑问，然而那些日本军官却不以为然。直到有一天，广播里传来一个日本人的声音，他是日本天皇，告知日本战败了这个事实。有些军官早已知道这天的到来，张仲也有所耳闻。那天晚上他辗转反侧，他是谁的同胞，大概自己同那些皇协军们并无两样，头上必然是顶有汉奸两字的。

　　第二天，张仲在投降仪式的进程中已经准备好了要对自己不是汉奸这件事开始辩驳时，他接到了接降军部的通知，又再一次坐上了开往前线的战车。

　　他一直以为抗日战争结束了，就可以回去看望自己的母亲，而且往日写的书信一封也没有回信，他很是担心。但这时间一长这担心就馊了，就烂了。

　　这又是一场战争的降临，也不知是打多久，张仲心里并没有底，报纸上的言语又是把另一方描述的丑陋不堪，他知道报纸上的很大一部分是不可信的。

　　前线的医院里，红色的锦缎缠在白衣人的周围，一张张床铺上的活人死人不断轮换，如这昼夜，没日没夜的轰隆隆地声响使张仲开始分不清了雷声和炮火声。这次的战争让张仲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同一个国家的战争却是比不同国家的战争更为可怖。

　　1949年，他所在的一方又战败了，本以为自己终于要登上归乡的大船，却因为心爱的人要救一个行将就木的士兵，自己留在了岸的另一边，张仲似乎找到了一个借口，这借口能让他远离他不愿知晓的事实。看着已经远走的大船，张仲知道自己只能永远是一个异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