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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和杜甫,写诗不过业余爱好
日期:2018-03-17 12:30:30 作者:李劼 来源:理想国imaginist 阅读:

李白和杜甫,写诗不过业余爱好

  理想国按:

  “世人习惯了一提及唐诗便是李白、杜甫,称之为盛唐景观。殊不知,唐初的王子安(王勃)、刘庭芝(刘希夷)才是唐诗的元气所在。”李劼先生在《唐诗宋词解:诗为心声,词乃情物》当中写道。

  当然这还不是他最特殊的见地,对于众多诗人、词人,李劼都有自己名句。比如下面这些:

  王勃:杜甫的诗作是慢慢发光的,而王勃却一起笔就光芒四射

  李贺:古往今来,把牢骚发得如此漂亮的,大概除了屈原就数李贺了。真可谓是,诗才的光芒掩去了牢骚的大小

  韩愈:韩愈倡言古文运动根本谈不上“文起八代之衰”。《晚春》的“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一联,几乎就是韩退之诗的总体形象了。

  温庭筠:飞卿一首七绝《过分水岭》,实在是太纯净了。什么叫做复返婴儿?这就是。晚唐七绝,以此为冠。

  杜牧:杜牧的骨子里,不过是个食色动物

  李商隐:李义山诗句写得很有分寸。所谓分寸,就是不夸张,不滥情。倘若说审美是一种唐人的尊严所在,那么这种尊严通常就在于有分寸。李白喜欢夸张,杜甫动辄滥情,这在义山却有所不为

  李煜:能够与后主相比较人物,惟《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与《源氏物语》里的光源氏而已。这两者都是虚构的文学形象,而后主李重光却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天才词人,千古君主。

  柳永:宋明主情的情字,便以柳永为最。一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道尽宋朝人文气象。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自此开启。纵观一部中国历史,有宋一朝犹如一个感伤的黎明。从审美情趣上说,柳永词作乃是《红楼梦》的一个预告。柳永者,有宋天下之贾宝玉也。

  晏几道:晏小山作词相当自重,很少用村言俚语。然而,将小山词一首首地读过去,会不会产生如此疑问:那样的自重是否也是自闭?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其实是苏词最空洞的范例。苏词的特征任性,“一簑风雨平生”,“老夫聊发少年狂”,但从未豪放过人。

  周邦彦:周美成词作中的江南人文气息,可谓开了千年之后上海市民生活情趣之先河

  李清照:从各人的不幸返观当年的幸福时光,那才叫阅尽人间诸色。从李清照晚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一路读到她当年的“买得一枝春欲放”,此中不知多少滋味某种意义上说,李清照是宋词的归宿所在。

  上面这些也只是书中短短的一两句话,而整本书里最吸引主页眼球的,还是作者对于杜甫与李白的描写:一个要成为惊世骇俗的侠客,一个要成为万古流芳的贤臣。而写诗,其实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而已。

  今天为大家推送这篇,你可能发现李白与杜甫的所谓理想,有时就是毒药

  最终也许我们都会明白,当年杜甫与李白的相聚甚欢,有道是“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或许就是两个疯子同病相怜罢了。

  李白与杜甫:写诗不过是业余爱好

  文:李劼

  有唐一代最负盛名的,当然是李白、杜甫。只是后世只知这两位诗名之盛,却不知他们生逢其时的幸运是如何个幸运。

  开元天宝盛世,盛在李唐王朝已然成型的科举制取代了早先的门阀制度,使学有所成的士子有了入仕的可能,从而使王朝政治有了活力皇帝是世袭的,但官员却是选拔的。再加上李唐的科举制偏向士子的文学才华,使社会风气自然而然有了很强烈的人文倾向

  李白也罢,杜甫也罢,都很容易交结到志同道合的诗友,其中更是不乏权高位重的朝廷大臣。开元天宝盛世的另外一根支柱,无疑是李隆基那样既有头脑又有性情的开明皇帝,极重诗才。

  而且,开元天宝之后的诸多继位皇帝,也都受此影响而看重文学,致使诗意风尚始终不曾衰减。此乃寅恪先生所言“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的涵义所在。

  故而李白、杜甫者,人生历程坎坷,亦可说是时代宠儿也。天宝元年,李白进宫觐见,玄宗皇帝可是降辇步迎,此后还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这是何等的礼遇?这要放到某某某,恐怕会把头都磕破了。但李白不需要如此惶恐。这不仅因为李白没有那样的奴性,而且也因为玄宗皇帝并非草莽霸主。

  一手好牌不会打,照样输得精光

  

  笔者在《无厘头李太白》一文中说过,李白是个很无厘头的诗人:“儒不儒,道不道,仙不仙,侠不侠;却又既向往庙堂,又浪迹江湖;既想做剑客,又好行隐逸,还要‘已将书剑许明时’,精力旺盛不行。尽管事实上,除了写诗极有天赋,其他什么都不像。”

  

  笔者在那篇文章没说的是,李白其实又是个幸运儿。从陇西那么偏僻地方,到京城闯荡,一路上不是遇见诗友,就是碰上贵人。诗友中没有一个让李白尝过“高标见嫉”的苦头,达官贵人们又争相向皇帝推荐这位心高气傲的陇西少年。最后,在玉真公主和贺知章大人的力荐之下,终得觐见,并且获得极高礼遇,供奉翰林,伴随于皇帝左右。

  想想初唐当年,王勃也罢,刘希夷也罢,乃至张若虚、陈子昂,哪一个有过这样的幸运?而此后的李商隐、杜牧、韦庄、温庭筠,更是无缘如此幸遇。至于白居易、元稹、韩偓等等,都是靠自己本事一路做官做进朝廷里的。可以说,有唐年代,没有一个诗人像李白这样一步登天

  至于李白没有混迹朝廷的本事,那是另外一回事。这就好比在赌场上,拿了一手好牌,不会打,照样输得精光。李白不仅不会做官,而且还一身的野性。倘若换了杜甫有此幸遇,可能还会应付。

  来自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至少知道如何为官;但李白却是天生的野生动物,根本不可能被驯服成家禽。事实上,玄宗皇帝也根本没有闲工夫将李白驯养在宫殿里。但这位皇帝的开明在于,一旦看出李白不是个做官的料子,就恭送出宫。绝对不是怠慢,而是放生。

  经过这么一个起伏,李白理当明白,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但他就是不明白,最后竟然会投到永王李璘幕下,卷入政治斗争,被判流放夜郎。此乃李白极其无厘头之处。倘若要问为什么?解答的密码,是在李白的诗歌里,《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李白一生就误在这剑术上

  李白除了写诗的天赋,还有一个爱好是剑术,据说还在剑术上颇有造诣,段位仅次于唐朝首席剑客裴旻,自称是“十五好剑术”。《新唐书·文苑传》还曾说过,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殊不知,李白一生所误,刚好就误在这剑术上。

  因为写诗是不需要去报效什么人的,但剑术在身,蠢蠢欲动。想干什么?《侠客行》里流露了心迹:渴望着信陵君那样的明主,让他有机会成为朱亥、侯嬴那样的英雄:“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羡慕之情,溢于言表。由此也就可以读解,晚年何以误入政治歧途:误将永王当信陵。

  李白年轻时,并非怀诗江湖,而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换句话说,写诗在李白只不过是爱好而已,成为侠客,才是他的人生理想,叫作“已将书剑许明时”。因此,李白会在玄宗狩猎之际,献上《大猎赋》。并非偶然巧合,而是下意识里的功业认领。李白内心深处希望玄宗将他看作朱亥、侯嬴那样的侠客,而不是诗仙。倘若玄宗能让他去暗中诛杀安禄山,李白的人生理想就实现了。

  可是,玄宗根本不知道李白是个剑术高明的侠客,就算知道也不会让李白去行刺,做那种在玄宗眼里的下三烂勾当。君臣之间,就是这么一个极其微妙的错位,最后导致了李白的错位人生。李白的出宫,在玄宗是放生,但在李白看来,却是不被重用。所以有了《行路难》的感慨,如斯: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此处“停杯投箸不能食”的原因绝对不是诗才得不到赏识,而是“拔剑四顾心茫然”,剑客的夙愿难以如偿。至于“多歧路,今安在”的自问自答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亦即坚信自己以后还有机会了却侠客心愿,此乃以后投奔永王的伏笔。

  由此再反观李白进京之前的《蜀道难》,并非难在没有科举机会,而是难在找不到信陵君那样的明主,以致他只能“侧身西望长咨嗟”。由此再读解李白在离京和投奔永王之间写的《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一目了然。《将进酒》与《蜀道难》,同样的乐府歌行,同样的气势磅礴,雷阵雨一般劈头盖脸地泼将下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这哪里是诗人之志,当然是侠客之豪气。皇帝那里碰了壁,依然“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服气得很。倘若只是一个诗人,有那么一份殊遇殊荣,已然十分满足。哪来的怨气?无非是玄宗有眼无珠,不识李白有仗剑行侠之夙愿。但他又不敢、当然更是不好意思责怪皇帝,只能悻悻然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因此,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里显得焦灼不安,一会儿“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一会儿又“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矛盾得很,别扭得很。已经“身登青云梯”了,还要“且放白鹿青崖间”。太过折腾自己。

  陇西少年的野性,释放到诗行里,便是任性。李白的乐府歌行,好看就好看在任性,好玩也好玩在任性。好看者,气势奔腾;好玩者,一厢情愿式的无厘头折腾。相比之下,李白献给玄宗的《大猎赋》,虽然洋洋洒洒,笔走龙蛇,但毕竟不是直抒胸臆。“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达”,声气是洪亮的,意思是浮夸的。还不如献给玉真公主诗中的那句“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实在。

  因此,玄宗没当回事,也在情理之中。倘若李白索性将《蜀道难》让玄宗过目,没准就不需要他人举荐了。但即便是《蜀道难》,李白也不曾明言自己的志向究竟是什么。最好的方式是当场舞剑,但李白若有这种进身本事,那就不叫李白,而叫毛遂了。是的,李白根本没有自荐能力,只能靠他人举荐。李白自以为他是个朱亥、侯嬴那样的侠客,其实,骨子里就是个诗人,而已。

  不过,李白一旦内心摆脱侠客与诗人的纠葛,旋即就能写出鬼斧神工的杰作。这类作品,以七绝为多,并且以吟咏大自然的最为上乘。比如《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或者《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辞别之作,以此为最,《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不过,李白最出色的诗作,写在酒与月色之间,即四首《月下独酌》,尤以第一首最为绝妙: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尽管诗中的孤独感并不彻底,但此时此刻却并不聚焦于功名烦恼,而是试图从月色美酒之间,感触自己,观照自己。剑客也罢,诗名也罢,似乎被人、酒、月的相知相悦消解了。这与其说是孤独的,不如说是身心解放的,或者说是趋于自由的。李白一生为剑客所困,为英雄所困,为报效所困,为功名所困。

  惟有在这对影成三人之际才得以暂时地解困,从而无心插柳般地给世人留下了一首绝唱。假设让李白自己评说自己的诗作,他肯定不会把这首诗当回事。他可能会让人去读一下《侠客行》,或者吟诵他的乐府歌行《蜀道难》、《行路难》以及《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诸如此类抒发他人生大志的作品。尽管后人读李白读的都是诗,但李白自己看重的不是笔下的诗,而是手中的剑。

  可见,所谓理想,有时就是毒药

  杜甫没有李白那样的侠客理想,但因家传的奉儒守官,造就了一副儒生人格,并且不是孔丘那么世故的,而是孟轲那么硬邦邦的,说要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李白的榜样是朱亥、侯嬴,杜甫的雄心是“窃比稷与契”,亦即帝尧的农官后稷和司徒阏伯。

  比起李白的以侠客自居,杜甫的攀比贤臣,自我要求更高,如愿以偿难度也更大。要成为后稷或阏伯,前提是皇帝也得相应地具有帝尧的高尚。孔丘的理想也不过是梦见周公而已,孟轲出言气势不小,但也只是与君王言义不言利。说实话,能够遇上玄宗那样的明主,已经算是非常幸运了。开元天宝盛世,未必要比帝尧时代贫瘠嘛。倘若说李白的侠客梦不无夸张,那么杜甫的贤臣梦几近疯癫。

  在诗歌写作上对自己要求高一点,那是艺术造诣的精益求精,没事;但在政治理想上对自己作出如此标高,不仅让皇帝为难,让同僚尴尬,也跟自己过不去。而且志向如此宏大,故而小官又是绝不肯将就的,“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结果,好不容易混了个左拾遗,还没拾多久呢,就出事了,被贬之后,从此更加颠沛流离。

  写于天宝十四年的那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只是字面上好看,实际上被这样的理想害得不浅。说杜甫是“傻瓜”,会惹很多杜粉愤怒,但若说杜甫“聪明”却实在不好意思。当年孟轲在君王面前滔滔不绝,是吓唬吓唬人家的,而且亦或是图个话语过瘾,从来没见其为民多做过什么事情。他是叫别人去如何如何,让别人去做别人做不到其实他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不言利者,其实很明白说大话的乐趣,不是一本万利,而是一言万利,当然不是利别人,而是利他自己。

  这可能是杜甫最失态的一篇歌行

  后世的傻儒生不懂此中的奥妙,结果把自己的人生白白赔了进去。杜甫不过是那无数傻儒生当中的一个罢了。要不是杜甫写了些传世诗作,被教条葬送掉也就葬送掉了,不会有人在意,不会有人当回事。

  贫困飘泊之际,杜甫嘶哑着嗓门唱出的悲怆,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据说历史上有不少读者被这首诗感动得涕泪悲泣,可本笔读了却哭笑不得。穷到这个地步,竟然还作稷契之言,还演孟轲之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既然如此,那又在意什么南村群童“公然抱茅入竹去”呢?几根茅草都如此,真有广厦能“大庇天下寒士”么?

  可能也正因为穷得叮当响,所以才会说那样的话。儒生的豪言壮语是难以当真的。杜诗的高调也不能当真。更何况又是那么的失态。王勃有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有志于稷契的杜工部,怎么就弄成了“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的一副狼狈相了呢?这可能是杜工部最失态的一篇歌行。不管被后人读成什么经典,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同情他人是容易的,“三吏三别”写得掷地有声;但同情自己却是困难的,因为杜工部始终没有弄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始终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倘若认定朝廷昏庸,官场腐败,那么索性自食其力,像陶潜那样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倘若真有志于为官,并且是为民造福之官,那么不妨学学张九龄,铺条道路之类,也是回事。就算准备混迹官场,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也可以学学贺知章,快快乐乐地喝酒,不会为自己成不了稷或契而焦虑而揪心。

  (以上节选自《唐诗宋词解:诗为心声,词乃情物》,理想国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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