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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报业在经历了21世纪初期的短暂“繁荣”之后,不过十年时间,现在已经到了真正的衰落时期。作为一个行业,从巅峰到谷底的间隔如此之短,在世界报业史上,大概是不多见的。
中国报业的衰落,2017年是标志性的一年。此前,这种拐点在十年前就已经露出端倪。而2017年,以京华时报的停刊为标志,进入了大规模的爆发阶段。据可靠的判断,在未来的三年内,还有一大批的都市类报纸,将面临着关停并转的风潮。以北京为例,原来那几家曾经在市场上上叱咤风云的都市报,如法制晚报、娱乐信报、北京晨报,乃至在报界有良好口碑的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都已经在“死亡线”上挣扎。
应该可以做出这样的断言,未来中国的报业,将会出现西方早已存在的“一城一报”的格局。也就是说,一个城市最后只剩下一家都市类报纸,或者由某一个报业集团控制的报纸。其余同类的报纸将会消失。
与世界上的报业相比,中国的报纸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党报”或者称为机关报,以及行业报的存在。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党报还涉及不到倒闭的问题,而行业报(也就是中央各部委办和行业协会主办的报纸),也会像都市类报纸一样,逐步走向衰亡——尽管时间会稍晚一点。
报业的衰落,不仅仅是中国的独有存在。在互联网时代,世界的报业都有不同程度的相同表现。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报业的衰落,除了互联网的冲击,以及同质竞争的惨烈以外,新闻队伍的堕落,也是这个行业迅速衰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中国的现代报业史虽然不算太长,加上政治制度的特殊原因,我们的新闻人从总体上确实缺少了世界性的“名记”。但是,即使如此,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国还是出现了像邵飘萍、范长江、邹韬奋等等这样的,真正有职业追求和正义理想的记者。
不过,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的新闻队伍,主流上还是缺少了一种真正的职业精神。这种职业精神是:对事实真相的穷追不舍;对正义事业的崇高追求,对邪恶世界的无限憎恨和对美好事物的热情欣赏。
坦率的说,中国的新闻队伍可以分为三类人群。一类是有点追求的,对新闻事业充满激情和敬意的;一类是完全堕落为掮客和散发着铜臭的;一类是出于虚荣心或者仅仅把新闻工作当成谋生手段的。
第一类的人不多。第二类比第一类多;第三类最多。
在第一类人中,也有不同的情况。有一种是坚持到底的,有一种是刚入行时候的。坚持到底的,少之又少;刚入行的,后来又有了分化,一部分堕落为第二类,一部分沦陷为第三类。
第二类是记者队伍的败类,人数虽然没有第三类多,但影响极其恶劣。这类人常常打着“记者”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手段主要有:一、以曝光为要挟,要钱要物;不给就以“见报”恐吓当事人,给了,相安无事。二、给企业当吹鼓手。底下收受企业的钱财,回去想法设法给人家发稿子;三、到企事业单位,以“上报”为诱饵或者交易条件,拉广告,做“专版”,回去报社拿提成;四、利用采访之便,跟权力部门高关系,拿工程,走门路,以此获利;五、直接赤裸裸的坑蒙拐骗。
第三类,只是把记者当做谋生的手段,没有任何职业追求。平时跑跑会议,拿点红包;或者把别人的材料掐头去尾当做“新闻”挣稿费;或者干脆在通讯员的稿子上,放上自己的名字,完成报社规定的发稿量。他们去采访,就是听听单位里的宣传部门的人高谈阔论,拿着准备好的材料,走人。对于事实的真相,他们不会花力气的深挖的。
这就是当今新闻队伍的普遍现象。
有人把新闻队伍的堕落,归结为“制度性”的逻辑结果。在我看来,这并不完全符合逻辑。
不管怎么样,记者队伍的堕落已经成为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互联网的冲击,报纸的衰落,也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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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胡富
Fu Hu
广东雷州人士
从事新闻工作近20年,曾担任北京多家报社总编辑;
2007年弃文从商,于国内知名企业担任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