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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一场劫难，却像奔赴一场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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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无问西东》凭借着对自由、盛放、深情和初心的追寻，赚足了观众的眼泪。片尾对闻一多、邓稼先、杨振宁、朱自清等一代大师的致敬，让我们重新审视了那段厚重的历史，以及历史深处已经不复存在，但却不曾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大学——西南联大。
为什么说它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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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的诞生十分曲折和坎坷，可谓是“生于国难之时，立于战火之中”。当时日军侵华，平津沦陷，为了“不绝国家弦诵之音”，北大、清华、南开这三所国内顶尖学府南迁至长沙，三校在此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随着战火的不断蔓延，眼看长沙即将被日军攻占，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南迁。经过学校常委会的商讨，最终决定将这所临时大学迁至离前线较远，交通发达的云南昆明。
这表面看上去是一所大学的搬迁，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实际上是一次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
一批是全体女生和体弱不适合步行的男生，走水路。一批要出境，途经越南辗转至昆明。而最后一批则要打着“湘黔滇旅行团”的旗号，全程步行前往。
那时湘黔一代土匪横行，加上西南一代大多是崇山峻岭，对于这群文弱的读书人来讲，其艰险程度可想而知。
途经3个省份，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旅行团全体成员终于抵达昆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兼音乐家为此创作了一首歌：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遥遥长路，徒步。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再见岳麓山下，
再会贵阳城。
遥遥长路走罢三千余里，
今天到了昆明。
自此，三路成员，数千名师生全都于昆明平安会师，正式组建了标榜青史，永垂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
于抗战烽火中，大学的落成只是阶段性的胜利，随后，诸多的考验便接踵而至，其中一个最为简单粗暴的困难就是——穷！
原本当年，梁思成为西南联大的新校舍画了一幅设计图，冯友兰评价它说：“肝胆俱全，有了这座校舍，联大可以说是在昆明定居了。”
遗憾的是，因为经费奇缺，新建的教室及宿舍容量，尚不及全校教职员生及其家属所需的一半。其余只能另寻租处，条件十分局促简陋。
当时的学生宿舍，都是土墙茅草屋，在墙上开几个方扣，嵌上几根木棍就是窗子。每个房子放20张双层木床，用帘子隔开，四个人，只有6平方米的空间。
年轻时在此就读的杨振宁，多年之后回忆起来，对这段特殊的日子仍然记忆犹新：“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在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传记《大学与大师》中也曾提到过与之有关的一段逸事：
某日上午，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常委，由秘书主任杨振声陪同巡视宿舍。
蒋看到宿舍破败不堪，一派风雨飘摇的样子，大为不满，认为此处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不宜居住。
海军出身、在长沙临大负责设备采购的张伯苓则认为国难方殷，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顾及青年学生的学业，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学生正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安身就很不错了，于是二人争执起来。
梅贻琦作为张伯苓的学生，生性寡言，此时不便表示态度。争执中，蒋梦麟突然有点赌气地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个宿舍里！”张伯苓听罢，脸一沉，不甘示弱地反击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里！”见二人皆面露愠色，梅贻琦不得不出面打圆场，说：“如果有条件住大楼自然要住，不必放弃大楼去住破房；如果没有条件那就该适应环境，因为大学并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梅氏一语双关的劝说，使一场争执得以平息。
而这也就是梅贻琦后来总结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而西南联大也正是应了这句话。
短短8年的时间，这所很穷很破的大学，竟凝聚并培育出了一大批精英，比这三所院校在三十年内培养的还要多。这也是它称之为“传奇”的第二个原因。
不难想象，在那个战火纷飞、物资紧缺的年代，西南联大在贫穷与困苦中走过了整整8个年头实属不易。
当时西南联大虽由三所院校组成，但南开校长与北大校长不常在校，实际就是清华校长梅贻琦一人在撑持。体力的劳苦不必提，精神上的劳苦也是可想而知的。他总说：“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
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
为了赚点外快补贴师生们的拮据生活，他在暑假带领学生组建服务社，卖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
有次上课时迟到了，他歉疚地解释：“我刚才在街上给我内人的糕点摊守摊，她去进货了，可她办事不利，我告诉她八点我有课，她七点半还没回来，我只好丢下摊，跑来了，不过，今天点心卖得特好，有钱挣啊！”
同学们却纷纷拭泪，他们知道校长为了办学变卖了值钱的家当，连师母都得去街上卖早点。
——《大学与大师》
西南联大正式秉承着“刚毅坚卓”的精神，与民族共患难，为国家争未来，诞生了一批有一批的专业顶尖人才。
翻看联大的师生名录：
叶企孙，陈寅恪，赵元任，吴有训，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王竹溪，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钟书，吴大猷，周培源，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赵九章，林徽因，吴晗，吴宓，张奚若，潘光旦，卞之琳，李宪之，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杨武之，冯景兰，袁复，礼冯至，刘文典，穆旦，赵以炳...
真的可谓是“群星璀璨，大师云集”。
所谓大师，是因为西南联大培养出的学生，不仅仅是专才，更是通才。
这全都得益于当时的校长梅贻琦超前的教育理念，也正是我们当下教育中所重视的“通识教育”。
他主张，学生应先通后专，即“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新生入学第一年不分文实，各系学生一律实施通才教育，第二年起进入各自专业领域。各学科分为必修和选修二种，成绩以学分计算，视学生能力定高低，各系毕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6 个学分（体育除外），土木工程学系单列。如此改革的总目的，是让学生有较大的选修空间，但各系学生毕业之前，须受该系之毕业考试，考试及格，方为毕业。
这也正印证了《大学与大师》中，清华校友、著名史家何炳棣所言：“我国20 世纪论大学教育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从未有坚毅明通如梅师者。梅师长校之初即提出含有至理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唯大师始克通专备具，唯大师始能启沃未来之大师，此清华精神之所以为‘大’也。”
这才是真正的“大师之大”。这才是真的“联大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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