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政治与皇权传递》是一本由权家玉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24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魏晋政治与皇权传递》读后感(一)：破旧立新之间，仍需严谨为主

　　第一章似乎与整本书的取向关系不大，删去也可，作为附录亦可，放第一章难免别扭，其中叙述曹刘许昌邺城洛阳地位的，一页足以。

　　第二章叙述司马，脑洞大开，但终究很多推论过于武断，没有详细说明。如说司马懿装病是以退为进，退居幕后，原因何在？如作者立场所言，司马懿在正始年间大权在握，何至于“以退为进”（个人感觉如果选择以退为进，当是表面形势对其很是紧迫）？

　　再如屡次以司马懿幼子封侯立说，但幼子封侯加官，并不能很好的掌权，至于可以掌握禁军的司马师，并没有封侯（作者推测其亦封侯无疑，但无史料证明），我觉得恰恰可以与升司马懿为太傅，高其名夺其权相类比。

　　再如讲司马师与何晏等交好，仇鹿鸣指出这应是早年交游（虽同样无法史料证明，却比此文有更大说服力）。

　　再如讲何晏“虽知必败之局，慷慨履危，这一悲壮心理”云云，但何晏在高平陵事变后，转而与司马氏共审曹爽余党〔有名的七党变八党之史料〕（此段史料对司马氏正面形象毫无作用，且更能提现出司马氏之阴险狡诈，似乎没有伪造的必要），表明何晏并非有此舍生取义之悲壮心理。

　　又讲司马孚不视庶事不过晋人粉饰而已，此一论断戛然而止，过于武断。是否可以举出几件事例加以说明？

　　又高平陵事变中，司马氏三千死士亦不足以控制整个洛阳城，再加之曹爽谋士有以外地军队进攻洛阳之建议，可见司马氏并未如作者所说，大权在握，否则，何至于此？

　　第三章论贾充，乘余嘉锡先生之余说，探讨贾充与夫人李氏的关系，深入考察贾充与武帝朝齐王攸争立的隐秘，武帝为逼贾充支持太子，不惜以人君之威介入大臣床笫之事。甚是精妙。

　　《魏晋政治与皇权传递》读后感(二)：司马允元康九年入朝本寻常事

　　学者们开起脑洞来，非常可怕。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司马允在愍怀被废前，已经和贾后勾连，是皇储人选的说法，追本溯源，似乎就是这位权家玉先生了。

　　这位先生的依据，是永平年间，他与司马玮入京倒杨骏，就和贾后是一伙。这个其实是传统读书不细，留下的老误读了，当时武帝子外镇的只有秦王楚王淮南王三人，秦王在惠帝继位就被征入朝辅政，司马允当然只能和楚王来朝。

　　司马允能和这次政变扯上关系的记载，只有事中淮南相刘颂屯卫殿中，刘颂是他的国相，也仅仅是国相。刘颂的立场，能代表司马允？不能。

　　事后大批封赏征二公入朝的记载里，所有与涉诸王，连躺着拿好处的东平王【唯一贡献交好杨骏差点被追究，又因为交好东安王脱罪】都有任赐，独独少了司马允。除了他本人确实是吃瓜群众这个可能以外，别无解释。

　　脑洞大开的前提，是对基础史料的全面掌握。永平元年(291年)诛杀杨骏政变，领头的是老一辈宗室王，首功也是东安王司马繇。楚王也是一把辛酸泪，枉担虚名那么多年，何况司马允呢？

　　永平/元康元年(291年)楚王和淮南王的入朝，按照晋制规定，参考太原王司马瑰泰始二年就国，四年入朝的例子。司马玮和司马允在太康十年(289年)之国，那么永平元年(291年)入朝，是正常合乎朝制的。

　　那么晋书里李肇劝汝南王司马亮入京倒杨骏，司马亮不敢，李肇转头找楚王司马玮，司马玮求入朝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就很值得怀疑了。

　　元康九年(299年)，因为这个特殊的年份，司马允的来朝，看起来很意味深长。因为以291年入朝，按照“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而更始”的诸侯之国入朝制度，计算，确实有疑问。

　　但考虑到淮南太妃死于元康四年-六年间(294-296年)【参考陆机吴国郎中令任上参与淮南太妃丧事的资料】，这个似乎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了。毕竟，晋制规定，“若临时有故，却在明年，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朝，不得从本数”。

　　司马允299年正常入朝就变得有可能了。

　　本是寻常事。

　　《魏晋政治与皇权传递》读后感(三)：元康七年的尚书令是谁？

　　这本来不应该算是一个问题。

　　因为粗翻晋书就会留下的印象，元康六至九年的尚书令都是陇西王（高密王）司马泰(司马越之父)。由于作者基于元康七年尚书令替换成王衍这个意外记载，推导出贾后执政一直试图在尚书台削弱宗王势力，继而一系列花里胡哨的脑补，例如“大脔”是贾后，梁王在关中想搞大新闻，包括之后的梁赵废贾都源于此。

　　那么元康七年的尚书令是谁？就成了一个问题。

　　其实这算是很有趣的一个史源记载留下的疑问。权家玉先生依据的是《资治通鉴》世祖武皇帝下元康七年下这条很长的记载：

　　丁丑，京陵元公王浑薨。九月，以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太子太师何劭为尚书左仆射。戎为三公，与时浮沉，无所匡救，委事僚寀，轻出游放。性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种，常钻其核。凡所赏拔，专事虚名。阮咸之子瞻尝见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是时，王衍为尚书令，南阳乐广为河南尹，皆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衍与弟澄，好题品人物，举世以为仪准。衍神情明秀，少时，山涛见之，嗟叹良久，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乐广性冲约清远，与物无竞。每谈论，以约言析理，厌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论人，必先称其所长，则所短不言自见。王澄及阮咸、咸从子修、泰山胡毋辅之、陈国谢鲲、城阳王夷、新蔡毕卓，皆以任放为达，至于醉狂裸体，不以为非。胡毋辅之尝酣饮，其子谦之窥而厉声呼其父字曰：“彦国！年老，不得为尔！”辅之欢笑，呼入共饮。毕卓尝为吏部郎，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甕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乐广闻而笑之，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

　　仅仅看胡毋辅之等人的记载，就应该能判断出司马光在时间拼凑上出了问题。唐修晋书将这部分记载拆分为数人传记记载，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错误（胡传与乐传同样的记载明显时间上差了几年，读者可以自己判断正误）。司马光将它们重新组合到了一起，导致又错。

　　当然这不是司马光的错，而是司马光自己依据的资料，原本就出了错。资治通鉴这条记载，较早比较完整的版本是《汉晋春秋》：

　　元康七年，以王戎为司徒。是时，王夷甫为尚书令，乐广为河南尹。王夷甫、乐广俱以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之言风流者称王、乐焉。

　　关于这些前前人记载的纠纷，前人万斯同在他的《晋将相大臣年表》里已经纠误。万斯同参考乐广传“ 转太子中庶子，累迁侍中、河南尹 ”，王衍传“ 后历北军中候、中领军、尚书令 ”的记载，给了元康七年王衍是领军将军，司马泰是尚书令的年表安排。万斯同没有留下考证依据，权家玉读表时也非常草率的否定了万斯同的判断。

　　作为后来人的读者，只能自己去找资料证实万斯同当年的判断是否准确（个人的读书经历告诉我，万斯同在晋史年表这块矛盾记载的正确率还是很高的）。

　　运气很好，还真找到了。唐修晋书虽然在职官记载上经常出纰漏，这段记载却很巧的准确无误。

　　那就是贾谧传的这条记载，也是西晋中后期的一个大新闻，国史断代。

　　广城君薨，去职。丧未终。起为秘书监，掌国史。先是，朝廷议立晋书限断，中书监荀勖谓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瓒欲引嘉平已下朝臣尽入晋史，于时依违未有所决。惠帝立，更使议之。谧上议，请从泰始为断。于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张华、领军将军王衍、侍中乐广、黄门侍郎嵇绍、国子博士谢衡皆从谧议。骑都尉济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黄门侍郎华混以为宜用正始开元。博士荀熙、刁协谓宜嘉平起年。谧重执奏戎、华之议，事遂施行。

　　学界关于晋书限断再议有元康七、八、九年之说，基于 《北堂书钞》卷五七引干宝《晋书》如下记载：“秘书监贾谧，请束皙为著作佐郎，难陆机《晋书限断》”和 陆机《吊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机始以台郎出补著作 ”，多定在元康八年，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不多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