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是一本由大卫·M·科兹 (David M.Kotz) / 弗雷德·威尔 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8.00，页数：3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精选点评：
●古德
●不错，大学读的
●，引用一段书内文字都要删我评论，不评了。
●苏联解体的很大原因是人民信仰的缺失，对政治的漠视。
●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是高度集中于中央的，但也确实保证苏联近五十年的发展。体制的崩溃不是因为广大普通百姓的抵制，恰恰当时的相关调查表明百姓同意保留社会主义体制，而是因为党国精英放弃社会主义。而反对派始终是分散的，缺乏凝聚力的。还有多年的政治高压和腐败使他们失去对政治的兴趣。在后苏维埃共和国时代，休克疗法的实行没能挽救俄国经济，反而政治独裁，不平等愈发严重，形成独特的寡头政治。最后，此书总结苏联兴衰史，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失败，我们仍可以追求民主社会主义。
●是对苏联解体真相的讨论与解密，观点很站得住脚，引用大量数据，和事实，感觉很不错
●前十四章很好讲述了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第十五章探讨社会主义道路要走向何处？
●永恒的是利益。既得利益者们落井下石推波助澜哄抢瓜分了可怜的苏联。种瓜得瓜呀。
●8.5分，很精彩，最后一章预测可能不是很准确。吸取了苏联的教训，最成功的应该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吧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读后感(一)：从它山理解中国
1986年改革后，双鱼座的戈尔巴乔夫率先放开言论和媒体管制，以期听到知识分子对各种社会现实的真知灼见，促进改革。结果一大批羡慕西方富裕生活的苏联公知，如同禁撸许久的处男一样日夜不停，体无完肤攻击苏联体制，信誓旦旦表示苏联一倒台幸福日子马上来。结果讽刺的是，苏联倒台后最先倒霉的就是知识分子，教师和科学家。不仅未等到传说中的富裕生活，直到现在其生活水平还远不如苏联时代。兔子真的应该感谢戈尔巴乔夫，否则哪有那么多吃不饱饭的俄国精英来帮助兔子实现国防现代化。看看哈科斯基，沈霍伊，西波列夫，陕冬诺夫，贵高阳格列维奇，洪克夫列夫。。。更别提那些在苏联鼎盛时期培养出来的搞基础科研的中年科学家了，仅仅为了温饱，仅仅为了温饱，仅仅为了温饱，，，不远万里来兔子家安居。前几年听说某研究所从乌克兰挖来的军工专家的成本竟然只是四张普通舱机票！！！简直不可思议。
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是揭开了一个谜，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戈尔巴乔夫时代的那届人想到了那么做。其实原因简单的不可思议，就是因为有内奸。内奸和西方没关系，和钱有关系。因为内奸已经形成了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一定要那么做。所以想想现在兔国搞国企大合并，坚持核心的公有制企业听党话跟党走，坚持打老虎，将来可能实行的国企利润补养老金等等政策是有道理的。
作为落后的农业国，苏联短短几十年跃升为和美国分庭抗礼的世界一级，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科技实力，这是个值得尊敬和钦佩的名词。当然，苏联垮台是兔子之福，虽然有点早了。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读后感(二)：如何避免成为一个理想而脱离现实的人呢？
苏联的发展瓶颈，是每一个国家都会遇到的情况，不论你是民选政府、亦或是专制政府。解决发展瓶颈这个问题上，苏联的知识分子，高层，决策者大部分都认为通过西方模式的市场化、自由化、引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可以消灭这个问题，这点确实可以尝试，因为历史上苏联也实行过引入市场经济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危机，而且效果不错，中国也在这条路上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
但戈尔巴乔夫在实施对苏联的经济改革之中，动作太大，并且没有整合党内的力量，在一群冗吏的抵制下无法切实的推动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粗暴认为这是制度建设的问题，并对文化也进行了改革，开放言论，解除政党对媒体的管制。如果操作到这为止，还能可以理解的，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说得上是种政治清明的表现，引入媒体监督政府，社会存在多种声音。但戈尔巴乔夫下一步操作我就看不懂了，他弱化了党在立法，行政上的权力，削弱党-国精英对武装力量的控制，开放党禁。您要非说这是还政于民，那可真不敢恭维，这可不是民主的体现，这完全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一群昏了脑的人被新事物冲击得没了心智，不惜分裂国家来纂取权力。
作者对苏联解体这一时期的描述也相当的客观，对于这一类涉及意识形态的话题，大部分人难免有许多偏颇之处，用自己主观意识形态及未来的上帝视角，来解释既成事实的现象。在时代大背景下，忽略事实的本质，强调个别现象。
你说戈尔巴乔夫哪做错了？也说不出来哪里错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他的充分的理由。我们只能论成败了，苏联倒了，理论上最完美的社会治理，没了。
书中很清晰的表达了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怎样进行血腥的积累，然后在转向不那么明显社会主义，从国家建立开始，无论你主张哪种生产方式，在发展健康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念，应该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状态的。无关乎意识形态，只是说怎样能取得更快的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不同阶段各有千秋，不能一言蔽之。作者分外不掩饰他对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过程的赞扬。
我们所身处其中治理方式、意识形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会滋生特权、统治精英及腐败，但好像你选择哪种治理方式意识形态，都会滋生这些现象。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选择的问题。作者在结尾处，给出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设计，这些设计都源自于西方的制度设计，目前来说，西方的制度设计也不见得比苏联的上层建筑干净多少，就像文章开篇说到，苏联的特权阶层，似乎并没有西方的特权层级更具有权力，苏联的富人，更加没有西方的富人富有，苏联的贫富差距，更是让西方国家羡慕不已。现代的国家，大多数是采用西方的制度来治理国家，可发达国家大部分都处于欧美，他们之所以是发达国家，绝对不是因为制度设计的优越，而是因为他们走在工业化的最前端，地缘政治的博弈需要，资本及技术向他们转移，使他们在生产的高端工业产品环节中占有高收益，而提升国民福利待遇，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的保障，稳定政权。而这一切是谁在买单？是买了产品的除发达国家以外的50多亿人口，用他们生产的粮食，布匹，低端工业品，生活必需品，换取西方的先进设备，技术，引进工业化，成为后发的国家。西方的制度设计会更公平吗？更优越吗？不见得，但在程序上，它会显得更公平一点。发展是个天时地利人和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制度的产物。
那么问题来了，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究竟如何构成？是否存在这么一个乌托邦的世界？还是说这是个伪命题？亦或是，人类社会终究会陷入混沌之中，遵循自然法则，弱肉强食，盛极必衰，如此往复循环犹如东逝水？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读后感(三)：读后小摘：来自上层的革命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正如此书的副标题《苏联体制的终结和新俄罗斯》，全书可以大致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解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如何终结了苏联，二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发展状况（大致到2004、2005年）。第一部分的核心观点是：“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具体而言，是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党—国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拥戴资本主义（序言5）。第二部分的核心观点是：休克疗法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的转轨策略是苏联之后俄罗斯社会和经济灾难的原因。最后，作者还对俄罗斯的发展作出了一个相对悲观的预测。
不难发现，第一部分更多是从政治学的进路进行探究，第二部分则是经济学的进路。作为一名政治学的学生，主要就第一部分谈谈我的读后感和想法。
在高中的历史课上，苏联解体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当时的教材内容和考试要求都有着近乎“八股”的规范，从固定的几个视角（如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文化等）进行分析和考察。这就导致相较“结构性因素”，“过程性因素”被严重忽视。苏联的解体乃至其他重大的政治转型/转轨，都需要重视政治精英在这一过程中的政治行为、战略选择和政治互动。在此书中，作者也正是从这一维度提出了他们认为的苏联解体的关键原因：苏联精英（即“党—国精英”）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因此，这被作者称为“来自上层的革命”。这也得到了史实的印证：在联盟解体的9个月前，一项旨在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还是赢得了76.4%的选票（导言2）。这表明，广大民众虽然迫切期望改革（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变革），但不希望出现政治解体。那么，只有政治精英才是解体背后最有力的推手。
如果我是在接触政治学学习前阅读了这一本书，相信“来自上层的革命”这一观点会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然而，在大一第一学期先修的《大国政治》课上，在论及苏联解体时，老师就着重强调关注政治精英的行为；在随后的学习中，也不乏对精英主义视角的强调。故此，如今这一观点给我带来的冲击是比较有限的。更重要的是，“过程性因素”往往植根于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而书中对“结构性因素”的挖掘相对不足，特别是对外部因素、国际因素的分析存在不足。
中国共产党7.4[美]沈大伟（David L.Shambaugh） / 2011 / 中央编译出版社事实上，关于苏联解体的因素，沈大伟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依据中国学者的研究，从四个维度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文献综述，具体参见下图：
沈大伟，2011：89总而言之，如果将“来自上层的革命”进一步深挖（在书中更多是从一种“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这一分析可能会更有说服力 。
至于第二部分，由于对经济学的了解和认识有限，就不作评论了。在最后一章《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有不少深刻的洞见，只是部分有些敏感。就我个人而言，是比较赞同作者最后的观点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历及其失败）不是我们处在社会主义挑战资本主义的终点，而是处在这一挑战的开端（339）。
参考文献：
1、大卫·M·科兹、弗雷德·威尔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苏联体制的终结和新俄罗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沈大伟：中国共产党—— 收缩与调适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读后感(四)：上层精英的背离
苏联解体作为20世纪末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事件一直以来都备受人们的关注。与许多人的观念相反，在作者看来，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不是下层民众因逐步恶化的经济推翻了共产党精英的统治，而是党-国精英自己亲手将苏联送进了历史的坟墓当中。也正是因为党-国的特性，使得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长期坚持着与“休克疗法”一脉相承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中。
苏联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经济体制的独特性塑造了一批独特的被称之为“党-国精英”的精英分子。由于其高度集权的体制特征，一群特权阶级便应运而生了，他们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没有任何的社会主义信仰。同时因为苏联实行公有制，他们能够享受到的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来源自自身的政治地位，只能够讨好上级以维护自己的特权，无法将这种物质财富传承给下一代。因此，当他们在面对着可以将这种财富合法化，并将其传递给下一代时，他们对共产党的支持便快速地土崩瓦解了。
与人们普遍的印象不同，苏联的经济直到1990年仍处于一个缓慢增长的状态，虽然苏联经济在70年代便已经陷入了一种迟缓增长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其经济制度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纵观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历程，苏联的经济直到1990年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被废除、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自治才进入负增长阶段。而造成这一变化的不完全是戈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其中政治形势的变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上台后不久，为了应对因体制僵化而低迷的经济，着手开展了苏联的社会经济改革。首先在思想领域，他逐步放宽了对大众媒体的管制，推行公开化政策，以求获得人民与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但事与愿违，知识分子们在摆脱了长期的的压制之后旋即站到了党的对立面，他们被西方同行们优渥的生活条件所吸引，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下呼吁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且依靠已然不受政府控制了的媒体大肆宣传自己的思想，对党和政府展开猛烈的抨击。
作为改革的核心，经济改革经历了一个由稳健到激进的过程，针对消费品市场供不应求的特点，戈尔巴乔夫企图通过企业自治的方式发挥企业的自主性，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但在下放权力后，企业一方面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一方面又因成本上升削减投资，生产少量高质量的高价商品以求获得更多利润，使得消费市场进一步恶化。初步改革的不见成效刺激政府采取更激进的战略，开始推进国企的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计划调控。
在被寄予厚望的政治改革方面，戈尔巴乔夫的各项民主化政策则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作为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拥有足够的权力将自己的改革政策加以落实，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必须保持自身的权势以保证改革能够进行下去，这便使得党内的民主化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另一方面，苏联的国家民主化却使共产党渐渐失去了对最高苏维埃的控制,公民能够自由地参加竞选，逐渐地改变了改变了议会的人员组成，也使最高苏维埃慢慢地拜托了共产党的控制，不再是一个存粹的“橡皮图章”。而在此之后共产党政治角色的转化，更是对苏联的政治生态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决定将共产党与国家分离，使党放弃了对苏联的统治权力，将国家权力由党转移至议会与总统。苏共失去了对国家权力的掌控，使其日后在面对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决定解散苏联的状况时无能为力。
得益于政治的民主化改革，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压抑已久的民族主义开始高涨，8月政变令叶利钦迅速地接管了苏联在俄罗斯境内全部财产与机构，当作为苏联主体的俄罗斯共和国发表了自己的主权宣言之后，维系苏联存在的最后一条纽带也破裂了，其余的加盟共和国并不想成为俄罗斯的附庸，决定离开苏联这一框架，宣布独立。在这一过程中，党-国精英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他们放弃了对旧体制的支持，才使得苏联悄无声息地迅速瓦解了。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采取了“休克疗法”，企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快速实现由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但这一策略却使得俄罗斯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当中，造成了一群所谓的“寡头”的出现，影响了之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格局。
休克疗法主要通过实现价格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供需平衡；并通过削减政府开支、紧缩银根，迅速遏制初期的通货膨胀；拆除国际自由贸易与投资的壁垒，让国外商品参与市场竞争，并吸引外国的投资。但这些政策却导致了国家工农业的全面衰退，急剧的通货膨胀掠夺了大多数平民的财富，更使得一大批原先的党-国转变为了寡头。他们利用通货膨胀带来的价格异常，通过出口原材料以及炒作资产与外汇，迅速地赚到了第一桶金，并在之后趁着国企私有化的机会，依靠自身的权力或社会关系，掌握了绝大多数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大型企业，完成了向寡头的转变。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给予了寡头们前所未有的财富，这也使得寡头与叶利钦政府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寡头们选择对陷入困境的叶利钦给予帮助，借以对付在1996年的大选中来势汹汹的共产党，使其能够顺利连任，构成了一种寡头与总统合作的新模式。
根据作者的说法，如今的俄罗斯已经试一种“接力式掠夺”的政体：每位总统在其任内都可以掠夺国家的财富，并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使自己日后不受法律制裁，寡头与官员通过服从总统，以获得分享财富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已经退化为了一个以出口天然材料的初加工为经济核心的国家，依靠国际上原材料的高价格获得经济红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解体到如今的俄罗斯的历史，算得上是一部分苏联精英的发迹史，他们瓜分了一个超级大国留下来庞大遗产，给俄罗斯及其人民留下了一个灰暗的未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苏联遗留下来的体制间的相互做用，将俄罗斯带入了漫长的衰退中，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到，制度需要与一国的国情互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