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是一本由(美) 裴宜理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3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精选点评：
●剖挖深入，读来寒意飕飕。
●穷山恶水果然出刁民吗？
●农民在传统框架下的防卫和叛乱的界限其实是相对模糊的，双方变换旗帜也是看不出来多大差别。在渴求自身资源的前提下，依照社区、血缘、宗教进行联合。但是最终还是不及外来的千年王国
●作为上世纪的著作能跳出传统叙事框架并把焦点放在舞台演员本身是这本书弥足珍贵的点。农民造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正确且进步的思想领导只能体现狭隘的地方主义和自利性。从叛乱到革命，中共一步一脚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规则和文化，进而改变了整个农村集体行为结构。同时这也是一个吸纳与斗争的过程，为党带来纯洁性的挑战。
●暴力与革命的内驱力与外驱力
●以生态学为切口解释农民的叛乱与革命问题，强调社会动力和社会结构。并把这种观察放在历时过程中去考察。更有意味之处在于裴宜理试图构述出一种凸显“现代行为中的传统因素”的叙事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启发了她以后的一种中国研究范式。（阶级与宗族发生冲突时，亲属关系常常是构成一些组织的主要基础）
●按需。
●淮北的故事，生态视角看社会结构，后面ccp的水平还是高出农民很多
●羡慕裴宜理这种从1840写到1940的勇气，后来几部著作时间跨度一部比一部小。
●框架太棒了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读后感(一)：寒意飕飕
这本1980年的博士论文以生态学作为解释框架，重点分析了淮北地区（跨越安徽、江苏、河南、山东四省）的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实，比起许多用阶级斗争理论研究农民起义与秘密会社的著作更有说服力。气候和自然条件不仅影响生产方式，也影响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生存空间的争夺。淮河是传统中国南北分界线（北方为旱地作物的粗放经营，南方为水稻种植的精耕细作，山本英夫据此把中国划分为两大生态系统），淮北地区在分界线以北，在15英寸等雨线（拉铁摩尔和黄仁宇据此划分游牧和定居农业两大区域）以东，在施坚雅和James C. Scott进一步的“平原（定居农业）－ 高地（游耕）”细分中属河谷低地，但它恶劣的气候和频发的洪灾却打破了以上的分区原则，它的边界/边缘特性，造就了这一地区农民的彪悍性格：气候稳定时在家耕种，碰上灾年则成为流民土匪，掠夺和防守成为两种经常互相转化的环境适应策略。对于晚清和民国时期处于这一“生态位”上的淮北民众的生存境况，裴宜理剖挖深入，令人读后寒意飕飕。对捻军的分析，对民国时期华北匪乱的记述以及对共产党人在淮北地区推行的减租减息和农村互助运动包括后来对淮河的生态治理，为以前的阅读（山东传教士被害案、彭禹廷在河南的武装自治和人民公社的水利工程）提供了更广阔详尽的历史背景。新版附录了一篇关于同治五年发生于山东济南长清县的黄崖事件的文章，还原了太谷学派（泰州学派的一个分支）北宗领袖张积中的八千人乌托邦圩寨被山东巡抚阎敬铭剿灭的细节，并证实这其实是一场情报不足、信息不实和决定草率的乌龙事件——它为晚清官僚腐朽和它的没落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实例。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读后感(二)：《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读后
前言、导论、第一章，淮北的环境&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
-作者谈起这本书的缘起是企图研究清楚传统农民造反和CCP革命之间的关系。
-从淮北的自然条件（作物种类/气候季节/劳动时间/人口数量及其变化），归纳出：每年四个月的农闲加上生存资料的不足、土地的集中、市场的发育不良（交通成本高和缺乏成熟的契约精神）-这一切导致社会生态很不稳定。
-a、既有模式往往是自然黄静条件和社会环境条件共同作用生成的最经济合理的模式；b、既有模式当然有可能具有先天缺陷；c、环境条件在变化；d、也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类型的目的，导致需要新的行为和组织模式。
-单独谈交通问题，举两个例子：津浦路与蚌埠的关系、陇海路与徐州的关系。
-市场的不稳定导致农民宁愿种植粮食作物，不愿意种植经济利润更高的经济作物。
-剩余资金的缺乏导致教育投资缺乏，于是正统读书人/士绅阶层缺乏，于是中国传统的政府和地方人民之间的联系减弱。
-淮北地区人民大多相信超自然力量，但只有简单的宗教仪式。崇拜的主要是河神和土地神。庙会上会烧香拜神，但更多的是牲口和生产工具的交易。
-“淮北农民畏惧自然，不敢与之抗争”&“淮北农民凶猛而野蛮的特性”
从掠夺者到叛乱者-捻党
-团练，是官方认可的民间防御性武装团体-官方的支持在民间自发之后-团练很容易就可以从政府阵线转到反政府阵线-经常是因为税费问题。
-游民/土匪一身的人的工作，常见的有携械开赌和走私贩盐。
-太平军-团练-捻党的同时期出现。
-玗寨-坚壁清野 政府政策执行不科学-官军士兵来源和土匪相同而又割断了亲缘和地缘关系，于是必然危害百姓更甚于土匪。
-捻党将历来的外向劫掠和固守防御两种生存策略结合起来，又于1853年和南来的太平军结合，具有了强大的力量。又因张乐行的个人选择而成为了有政治目的的叛军。但之后太平军并不能满足捻党的传统诉求。而张乐行在面对捻党内部矛盾时又采取了用计谋杀掉饿狼之类的权利手段，而这类手段并不能解决矛盾的根源，于是最后失败。
红枪会
-红枪会抵御土匪、军阀和征税者，属于防御性组织。
-红枪会的发展和华北村庄的制度化同步，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导致了村庄结构从血缘的转化为地缘的。
-红枪会在早期是为了弥补地方团练的不称职。团练首领向地方征收不合理费用催化了红枪会的建立。一个地方，如果政府真正努力对付土匪，则红枪会往往愿意合作。
-红枪会在适当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掠夺性组织-娄百循例。红枪会在适当条件下也可以成为纯“武斗”的组织-“大、小红学会”例。红枪会也可以成为纯粹种族屠杀的工具-对回民的种族屠杀。
-P149页的“光蛋会”故事-英雄人物在历史中的闪耀时刻-英雄人物的行为之超乎常人。
-国民政府的政策变动可以导致红枪会随时、灵活的反应-从支持到造反。是以农民其实不变，政府实则不靠谱。但在政府看来则是农民极为愚蠢、反复无常。
-同一个群体，叫“红枪会”则政府不乐，叫“团练”则政府大乐。政府喜好名目甚矣。
-1938年7月12日，十六支红枪会组织联合打了从涡阳-宿县的一只日军部队的埋伏，击毙日兵八十余名-这个是什么记录里来的？可靠性多大？？
-红枪会的巫术信仰，很类似义和团。平常操练则时成时败。也有过教师屡屡在巫术演练中搞死村民而被众村民杀死的事情。
-红枪会的防御性也在其组织方式中可见-在入会时要求财产、保人之类。
-作者在本章节结语中把红枪会和西西里黑手党相提并论，认为都是乡村社会的自我防卫。
CCP
-其一开始以其意识形态强势进入华北农村社会并不成功，后在“光蛋会”处打开缺口-是利用流氓无产阶级打开了无产阶级中的缺口。“在掠夺者中，干部们找到了更易于接受其思想的分子”
-再之后真正打开局面是利用“减租减息”和“新互助运动”。而这次运动对CCP来说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其经济成就而在于参加的人数-人数就是政治意义。
-对于农民来说有人能提供新的模式来应对他们的资源危险-赚钱-他们总是愿意参与的。
-在实行社会改革的时候，CCP绝不与先前存在的农村条件相隔绝。尽管在开始的阶段外来的干部怀着更高的目的进入淮北，但是他们在客服集体暴力的传统模式方面取得最后的成功，却是基于对地方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和改善。
结语
-以往常说的农民革命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入侵，实则农民未必对资本主义入侵看做什么了不得的新鲜事-因其只是他们生活中形形色色入侵中的一种，而对付各种入侵早已是他们生活中的老问题了-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
故，此事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物质的。
农民对待世界的方式相对是无甚变化的。但是他们的方式的政治含义却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而他们自己“对政府谈不上忠诚，也谈不上抱有敌意。”
对于农民来说，往往人家说啥是啥，农民自己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发言欲，甚至没有言。
山本英夫论：中国北方农民经常反抗征税的政府，而南方的农民经常做阶级斗争-佃农反抗地主。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读后感(三)：流动的淮北
流动的淮北
——评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是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通过对1845至1945年淮北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进行的一项研究。裴宜理借用生态学和环境学的视角试图阐明农民反抗行动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复杂而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绝不应该用“穷山恶水出刁民”这种带有朴素价值判断实则缺乏历史依据的表述言尽。裴希望通过提供一种联系环境与农民行为之间关系的链条，解释集体暴力发生的社会机制。当然，她也意识到所运用的生态学视角只能提供分析既有历史事件框架的描述性价值而无法提供预测下一场农民起义的预测性价值。
本文尝试在对全书内容进行概括性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学者对于淮北农民叛乱的相关研究尝试对“淮北农民叛乱”描绘一幅多元综合的历史画卷。
一、序幕：穷僻的淮北与求生存的乡民
淮北是一个文化地理上分区概念，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安徽北部、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和山东西南部地区，由于地处不稳定的黄河和淮河之间，这片土地旱涝灾害频发，虽然强大的中华帝国机器修筑了用于农业灌溉的水利工程，但是在经历了历史上多次南北政权之间权力斗争使得淮北成为战场之后，水利系统也丧失了它的调节功能。到了晚清时期，由于政权力量的削弱，地方政府再也无法组织动员进行必要的疏通和维护了。加之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华大地上战乱不断，在人力和自然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淮北成为了一个高风险的经济系统，淮北地区便成了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运动的中心舞台。除了黄河淮河产生的较大影响，淮北地区有着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特征：贫瘠的土壤与恶劣的气候、较低的人口密度、依靠冬小麦高粱和大豆的轮作农业模式及较低的农业产量、在非灌溉区不稳定的农作物产量和缺乏发育良好的市场体系下没有形成土地租佃系统等。
农业之外，淮北的商业一直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缺少资金和市场需求导致手工业也同样落后。恶劣的自然条件致使国家能从淮北汲取的税收很少，相应地政府缺少在淮北投入人力财力保障当地居民安全的动力，为后来政府在面对纷起的农民起义时显得力量薄弱埋下了隐患。教育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淮北部分家产丰厚的家庭投资的重心放在了因政府缺位而无法提供的保护方面，不太重视教育投入，因而淮北很少有人通过“学而优则仕”的路径进入国家的官僚体系，所以瞿同祖和费孝通描述的那种发挥维护礼仪和秩序作用的士绅阶层在淮北地区是缺席的。[1] 从税赋看，尽管大多数历史时期农民的田赋税费较低，但是伴随着白银外流出现的银贵钱贱局面、国民党榨取税收严重，此时农民的负担也不可谓不高，由于地方士绅的缺席，农民在反对政府横征暴敛时诉诸的手段也只有同防御土匪一样的了。如果要选择一个词来形容淮北农民的生活状况的话，“水深齐颈”（Scott，2001）应该是恰如其分的了。
裴宜理在讨论淮北地区农民的观念时将其概括为:具有强烈的好战性（颇为讽刺的是，作者做了一组比较：在淮北农民眼里，相对于变动不定的黄河淮河，他们的同胞居民似乎更容易预料也更温和）、不愿意干预自然环境（对农业和经济革新表现出保守性）。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者意识到并坦言她对淮北地区农民观念的总结是基于农民的行为反向推演而来，而没有试图对地方文化观念进行深入挖掘。
二、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
为了在恶劣自然条件下求生存，淮北农民在代代相沿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生存策略：一、掠夺性生存策略——以攫取他人财富为目的；二、防卫性生存策略——努力阻止他人的进攻。
一般而言，定居下来的淮北农民通过控制家庭家庭人口及构成、借贷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农民在缺乏避孕观念和措施的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的方式较为极端——溺杀女婴，这一举措为该地区之后出现大量得单身青年男性群体埋下了祸根。除此之外，依靠借贷手段暂时度过难关的方式只能延缓痛苦，而无法消除痛苦。
而那些采取季节性地迁出流动策略的淮北农民则靠乞食为生，遇到灾荒之年贫苦农民拖家带口，向周边地区尤其是南部较为富庶的江南乞讨，乞讨还能够获得当地官方的许可，成为一种地方文化惯习。但是一有机会他们又会返回淮北这片虽则贫困却难割舍故土上。伴随着人口季节性流动的是“保甲制度”的难以推行、政府和乡绅难以与基层民众形成稳定的社会联系。这里作者没有明确指出的另外一点因果联系是：由于农民的季节性迁徙导致人地暂时分离，会使得再次返回故里的农民们因为争夺土地的所有权而激化矛盾，农民个体之间、不同村庄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形成了大大小小、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2]
前文已述，由于国家对淮北的较少干预，这使得农民可以采取相当自由的策略维持生存。洪涝或干旱的年夕，贫者抢夺富者的生存资源，富者拼死守卫，双方分别采取进攻与防守的生存策略求生计。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政权方面（官军、政府官员、日本人和军阀武装）便会插手，这时候掠夺者与防守者便会掉转矛头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来自外界的威胁，这使得淮北地区的大规模叛乱成为可能。
具体来说，采取掠夺性生存策略的多是那些年轻的“光棍”群体，他们一方面农村社区的边缘人，另一方面又在社区成员中取得了某种公认的社会地位，甚至在童稚歌谣中被视为英雄角色。[3] 他们采取了多种掠夺性策略，最为有利可图的是私贩食盐：由于清政府的划区供盐政策，淮北地区供应的“淮盐”相较于皖北宿州的“长芦盐”质量差很多，而且价格超出两倍不止，不少人选择从事贩运私盐。但是这项暴利事业充满了风险，因而农民常常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共同应对。除了私贩食盐，不少走投无路的农民选择落草为寇，杀人越货，占山为王。马俊亚从淮北地区湖荡、港汊交错纵横的自然环境方面分析了土匪成因，也部分印证了裴关于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理论模型。当地有的庙宇里供奉的居然是古代的盗匪头子——盗跖，充分反映了当地长久积存的匪盗文化。第三类掠夺性策略是仇杀，由于缺乏士绅阶层作为中间人调节家庭和村庄之间的矛盾，当出现争议时常常是诉诸于武力，仇杀斗狠的事迹常有发生。
防卫性策略可看作是对花样百出的掠夺性手段的一种回应。它区别于掠夺性策略的特征是按照社区（地缘）组织而非亲属关系（血缘）联结起来的。包括庄稼即将成熟时节农民集体出资雇佣用于防止饥民偷盗庄稼的看青人、晚清地方动乱官方号召地方自主组建的团练组织、以及与团练配套的修建玗寨的策略。在分析民团的作用时，作者不乏洞见地指出，官方为应对政府权力收缩地方秩序混乱而鼓励地方自建民团的政策为淮北地区的两种生存策略创造了组织上的新机会。
这两种策略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二者采取的手段截然相反，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互相合作、互相包含的机会。二者还可以互相转换，当面临第三者势力风险时，还能够形成联盟共同抵抗。
三、捻党与红枪会
如果说上文提及的两种生存策略只是作为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的话，那么裴宜理对捻党与红枪会的个案研究则正好对应的是采取这两种不同生存策略的经验验证。捻党作为采取掠夺性生存策略的代表，红枪会作为采取防卫性生存策略的代表最后都走上了叛乱之路。
捻党从地方劫掠性的土匪武装发展成跨区域的武装力量进行叛乱，背后原因有三：生态环境恶化、受太平军起义的影响（示范效应）、掠夺与防卫一体化。虽然捻军后期的矛头直指政府，但是它主要还是农民世俗生存策略的表现，即使是在捻军1868年遭遇失败以后，走私、仇杀和有组织的土匪活动也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
红枪会正是在捻军兴起而政府鼓励地方兴办团练的背景下的产物，采取的是一种与掠夺性策略截然对立的防卫性策略。但是由地方名流组织的红枪会除了发挥抗击土匪的功能以外，还成为了组织抗税斗争的重要力量。而红枪会从自卫走向叛乱的关键因素包括河南地方的红枪会由于对陕军、吴佩孚等官方力量的不满而对抗，最终丧失了自己的财产基础后也采取了掠夺性的策略，这一过程中还包括对回教徒的异教歧视。裴在探寻红枪会组织发展壮大的原因时，分析了红枪会宣扬的刀枪不入的信仰是如何从身体实践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而吸引力那些渴望进入新生活的农民的，揭示了意识形态在动员社会行动方面的潜藏能量。除此之外红枪会内部严肃的纪律、仪式感强的组织形态也是其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原因。
四、革命吸纳叛乱——共产党的取向
在裴宜理的叙述中，共产党是作为一种从外部进入淮北的力量而存在的。面对富有经验的淮北叛乱者，共产党如何一步一步取得成功的历史过程极具巧合性。
转机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正确分析了红枪会的政治立场，对红枪会采取更为宽大的政策并且发动红枪会联合行动对日军发起进攻。1944年“打通大陆交通线”之后，由于主要矛盾的转移，中共对于各式会门组织也无法忍受了，于是以召开群众斗争大会的方式打击其首领。中共在发动群众方面采取的策略主要是是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从而极大改善了广大雇工的生活状况。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推广互助组，使得成员之间不仅共同分享经济利益，而且由此产生一种信任感与集体感。
对于共产党革命在淮北地区的成功，裴宜理概括为共产党革命用一种积极的社会措施代替原本被动、机械的反抗。与此同时，掠夺性和防卫性策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好为中共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
“当中共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规则的时候，（掠夺性和防守性）策略被证明失去了吸引力。最终，农民与其说是把希望寄托于一种策略，不如说是需要保护生计。当新的政策指向更为有效的集体生存方式的时候，农民行为的改变就变成了可能。”
裴认为中共的各项举措的前提都是对于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和改善，而蒲乐安对于直隶遵化骆驼王造反的研究中提到，新政中的人口调查是激起农民反抗的直接导火索之一，百姓都将人口调查视作为政府征税做铺垫的工作。结合二者来看，不同的社会调查的性质和方法会对那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惊弓之鸟的农民心理产生迥异的影响。
五、一些商榷
裴宜理从生态视角切入解释淮北多农民叛乱的原因的路径独具一格，但是放到今天，她所运用到的资料显得不够全面。马俊亚在《被牺牲的“局部”中》对于淮北的困境局面给出了视野更宽广的包含政治经济等诸多人为因素的解释。他指出，淮北的乱局一方面是由于自南宋开始逐渐恶化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京杭大运河开凿，到了清朝时朝廷每年为了漕运河梁维修大运河的同时在洪水到来时将淮北许多农村地区作为行洪区，任凭洪水肆虐。加上淮北地区在文化教育上的先天不足致使相较于南边的淮南，一直处于“朝中无人”的状态，这一方面使得淮北成为了赈灾牺牲品，另一方面地方又没有发育出一个乡绅阶层，地方呈现出“哑铃型”的社会结构。所以说，理解淮北的自然环境除了黄河和淮河以外，京杭大运河的影响也是必不可少的。
真的“草图”对于洪水的恐惧记忆铭刻在每个淮北人的心中，马俊亚回忆起自己的家乡时惋惜地提到，人们之间由于缺乏信任，常常因鸡毛蒜皮小事争吵不休甚至不惜大动干戈。在分析淮北土匪的起因时他谈了三点：第一，地方行政权力的独占与独大，这一点与裴的说法正好相反，裴认为由于淮北提供的税收较少国家权力在淮北处于“缺席”状态。根据马的论证，由于地方士绅的缺席，导致政府的职能边界没有制约，职能异化，这是酿成匪祸的原因之一；第二，对于各种利源的争夺与控制是导致纷争的重要原因，包括贩盐、修护漕渠的经费等。第三，哑铃状的社会结构使然。
关于红枪会起源的讨论，三谷孝指出起源于豫东的红枪会一开始的目标是地方名流为了应对军阀混战的局面而渐次成立的，他将其概括为“军阀体制下产生的掘墓人”。中共之所以成功融汇红枪会的力量也是由于红枪会自身对外部机能的双重性，这一点上与裴总结的中共成功经验是一致的。
六、余论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综合各家之言，似乎黄河淮河的不稳定性对于淮北的困境有不少的责任，甚至是被看作是淮北地区贫困的根源。1954年，当毛泽东下达治理淮河的命令后，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昔日雨季咆哮汹涌的淮河也变得温驯许多，困扰着淮北地区人民千年的水患难题得以解决。那么今日淮北之状况是否应该是较之往日欣欣向荣呢？
稍微关注一下淮北地区的人都知道，这片土地在今日仍然没有摆脱历史沉重的负担，淮北的农民工被视为寄居在城市里的“野蛮人”。当现代性的列车开过时，淮北人似乎还没踏上站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还背负着历史的沉疴。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理解淮北农民叛乱的原因，除了自然条件方面的因素，制度性的结构原因产生的积习已久的地方文化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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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瞿同祖、费孝通都曾讨论了中国古代地方士绅的来源：其中最主要的士绅都是由那些地方上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在官僚系统内工作，后退休回家乡的人。
[2] 当然，中国古代农民关于土地的权利概念是有明确界限的，农民清楚地将土地权益分为地面权与地底权。
[3] 蒲乐安在《骆驼王的故事》中指出，在华北地区一些农村的庙会社戏舞台上，反抗洋人、贪官污吏的义和团拳民被塑造为英雄角色。
参考文献：(5134)
费孝通，2011，《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马俊亚，2011，《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的研究（1680—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蒲乐安，2014，《骆驼王的故事——清末民变研究》，刘平、唐雁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瞿同祖，2011，《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何鹏、晏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日]三谷 孝，2002，《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李恩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詹姆斯·C·斯科特，2001，《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立显、刘建等译，江苏：译林出版社。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读后感(四)：流动的淮北
流动的淮北
——评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是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通过对1845至1945年淮北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进行的一项研究。裴宜理借用生态学和环境学的视角试图阐明农民反抗行动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复杂而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绝不应该用“穷山恶水出刁民”这种带有朴素价值判断实则缺乏历史依据的表述言尽。裴希望通过提供一种联系环境与农民行为之间关系的链条，解释集体暴力发生的社会机制。当然，她也意识到所运用的生态学视角只能提供分析既有历史事件框架的描述性价值而无法提供预测下一场农民起义的预测性价值。
本文尝试在对全书内容进行概括性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学者对于淮北农民叛乱的相关研究尝试对“淮北农民叛乱”描绘一幅多元综合的历史画卷。
一、序幕：穷僻的淮北与求生存的乡民
淮北是一个文化地理上分区概念，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安徽北部、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和山东西南部地区，由于地处不稳定的黄河和淮河之间，这片土地旱涝灾害频发，虽然强大的中华帝国机器修筑了用于农业灌溉的水利工程，但是在经历了历史上多次南北政权之间权力斗争使得淮北成为战场之后，水利系统也丧失了它的调节功能。到了晚清时期，由于政权力量的削弱，地方政府再也无法组织动员进行必要的疏通和维护了。加之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华大地上战乱不断，在人力和自然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淮北成为了一个高风险的经济系统，淮北地区便成了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运动的中心舞台。除了黄河淮河产生的较大影响，淮北地区有着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特征：贫瘠的土壤与恶劣的气候、较低的人口密度、依靠冬小麦高粱和大豆的轮作农业模式及较低的农业产量、在非灌溉区不稳定的农作物产量和缺乏发育良好的市场体系下没有形成土地租佃系统等。
农业之外，淮北的商业一直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缺少资金和市场需求导致手工业也同样落后。恶劣的自然条件致使国家能从淮北汲取的税收很少，相应地政府缺少在淮北投入人力财力保障当地居民安全的动力，为后来政府在面对纷起的农民起义时显得力量薄弱埋下了隐患。教育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淮北部分家产丰厚的家庭投资的重心放在了因政府缺位而无法提供的保护方面，不太重视教育投入，因而淮北很少有人通过“学而优则仕”的路径进入国家的官僚体系，所以瞿同祖和费孝通描述的那种发挥维护礼仪和秩序作用的士绅阶层在淮北地区是缺席的。[1] 从税赋看，尽管大多数历史时期农民的田赋税费较低，但是伴随着白银外流出现的银贵钱贱局面、国民党榨取税收严重，此时农民的负担也不可谓不高，由于地方士绅的缺席，农民在反对政府横征暴敛时诉诸的手段也只有同防御土匪一样的了。如果要选择一个词来形容淮北农民的生活状况的话，“水深齐颈”（Scott，2001）应该是恰如其分的了。
裴宜理在讨论淮北地区农民的观念时将其概括为:具有强烈的好战性（颇为讽刺的是，作者做了一组比较：在淮北农民眼里，相对于变动不定的黄河淮河，他们的同胞居民似乎更容易预料也更温和）、不愿意干预自然环境（对农业和经济革新表现出保守性）。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者意识到并坦言她对淮北地区农民观念的总结是基于农民的行为反向推演而来，而没有试图对地方文化观念进行深入挖掘。
二、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
为了在恶劣自然条件下求生存，淮北农民在代代相沿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生存策略：一、掠夺性生存策略——以攫取他人财富为目的；二、防卫性生存策略——努力阻止他人的进攻。
一般而言，定居下来的淮北农民通过控制家庭家庭人口及构成、借贷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农民在缺乏避孕观念和措施的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的方式较为极端——溺杀女婴，这一举措为该地区之后出现大量得单身青年男性群体埋下了祸根。除此之外，依靠借贷手段暂时度过难关的方式只能延缓痛苦，而无法消除痛苦。
而那些采取季节性地迁出流动策略的淮北农民则靠乞食为生，遇到灾荒之年贫苦农民拖家带口，向周边地区尤其是南部较为富庶的江南乞讨，乞讨还能够获得当地官方的许可，成为一种地方文化惯习。但是一有机会他们又会返回淮北这片虽则贫困却难割舍故土上。伴随着人口季节性流动的是“保甲制度”的难以推行、政府和乡绅难以与基层民众形成稳定的社会联系。这里作者没有明确指出的另外一点因果联系是：由于农民的季节性迁徙导致人地暂时分离，会使得再次返回故里的农民们因为争夺土地的所有权而激化矛盾，农民个体之间、不同村庄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形成了大大小小、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2]
前文已述，由于国家对淮北的较少干预，这使得农民可以采取相当自由的策略维持生存。洪涝或干旱的年夕，贫者抢夺富者的生存资源，富者拼死守卫，双方分别采取进攻与防守的生存策略求生计。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政权方面（官军、政府官员、日本人和军阀武装）便会插手，这时候掠夺者与防守者便会掉转矛头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来自外界的威胁，这使得淮北地区的大规模叛乱成为可能。
具体来说，采取掠夺性生存策略的多是那些年轻的“光棍”群体，他们一方面农村社区的边缘人，另一方面又在社区成员中取得了某种公认的社会地位，甚至在童稚歌谣中被视为英雄角色。[3] 他们采取了多种掠夺性策略，最为有利可图的是私贩食盐：由于清政府的划区供盐政策，淮北地区供应的“淮盐”相较于皖北宿州的“长芦盐”质量差很多，而且价格超出两倍不止，不少人选择从事贩运私盐。但是这项暴利事业充满了风险，因而农民常常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共同应对。除了私贩食盐，不少走投无路的农民选择落草为寇，杀人越货，占山为王。马俊亚从淮北地区湖荡、港汊交错纵横的自然环境方面分析了土匪成因，也部分印证了裴关于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理论模型。当地有的庙宇里供奉的居然是古代的盗匪头子——盗跖，充分反映了当地长久积存的匪盗文化。第三类掠夺性策略是仇杀，由于缺乏士绅阶层作为中间人调节家庭和村庄之间的矛盾，当出现争议时常常是诉诸于武力，仇杀斗狠的事迹常有发生。
防卫性策略可看作是对花样百出的掠夺性手段的一种回应。它区别于掠夺性策略的特征是按照社区（地缘）组织而非亲属关系（血缘）联结起来的。包括庄稼即将成熟时节农民集体出资雇佣用于防止饥民偷盗庄稼的看青人、晚清地方动乱官方号召地方自主组建的团练组织、以及与团练配套的修建玗寨的策略。在分析民团的作用时，作者不乏洞见地指出，官方为应对政府权力收缩地方秩序混乱而鼓励地方自建民团的政策为淮北地区的两种生存策略创造了组织上的新机会。
这两种策略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二者采取的手段截然相反，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互相合作、互相包含的机会。二者还可以互相转换，当面临第三者势力风险时，还能够形成联盟共同抵抗。
三、捻党与红枪会
如果说上文提及的两种生存策略只是作为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的话，那么裴宜理对捻党与红枪会的个案研究则正好对应的是采取这两种不同生存策略的经验验证。捻党作为采取掠夺性生存策略的代表，红枪会作为采取防卫性生存策略的代表最后都走上了叛乱之路。
捻党从地方劫掠性的土匪武装发展成跨区域的武装力量进行叛乱，背后原因有三：生态环境恶化、受太平军起义的影响（示范效应）、掠夺与防卫一体化。虽然捻军后期的矛头直指政府，但是它主要还是农民世俗生存策略的表现，即使是在捻军1868年遭遇失败以后，走私、仇杀和有组织的土匪活动也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
红枪会正是在捻军兴起而政府鼓励地方兴办团练的背景下的产物，采取的是一种与掠夺性策略截然对立的防卫性策略。但是由地方名流组织的红枪会除了发挥抗击土匪的功能以外，还成为了组织抗税斗争的重要力量。而红枪会从自卫走向叛乱的关键因素包括河南地方的红枪会由于对陕军、吴佩孚等官方力量的不满而对抗，最终丧失了自己的财产基础后也采取了掠夺性的策略，这一过程中还包括对回教徒的异教歧视。裴在探寻红枪会组织发展壮大的原因时，分析了红枪会宣扬的刀枪不入的信仰是如何从身体实践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而吸引力那些渴望进入新生活的农民的，揭示了意识形态在动员社会行动方面的潜藏能量。除此之外红枪会内部严肃的纪律、仪式感强的组织形态也是其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原因。
四、革命吸纳叛乱——共产党的取向
在裴宜理的叙述中，共产党是作为一种从外部进入淮北的力量而存在的。面对富有经验的淮北叛乱者，共产党如何一步一步取得成功的历史过程极具巧合性。
转机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正确分析了红枪会的政治立场，对红枪会采取更为宽大的政策并且发动红枪会联合行动对日军发起进攻。1944年“打通大陆交通线”之后，由于主要矛盾的转移，中共对于各式会门组织也无法忍受了，于是以召开群众斗争大会的方式打击其首领。中共在发动群众方面采取的策略主要是是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从而极大改善了广大雇工的生活状况。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推广互助组，使得成员之间不仅共同分享经济利益，而且由此产生一种信任感与集体感。
对于共产党革命在淮北地区的成功，裴宜理概括为共产党革命用一种积极的社会措施代替原本被动、机械的反抗。与此同时，掠夺性和防卫性策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好为中共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
“当中共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规则的时候，（掠夺性和防守性）策略被证明失去了吸引力。最终，农民与其说是把希望寄托于一种策略，不如说是需要保护生计。当新的政策指向更为有效的集体生存方式的时候，农民行为的改变就变成了可能。”
裴认为中共的各项举措的前提都是对于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和改善，而蒲乐安对于直隶遵化骆驼王造反的研究中提到，新政中的人口调查是激起农民反抗的直接导火索之一，百姓都将人口调查视作为政府征税做铺垫的工作。结合二者来看，不同的社会调查的性质和方法会对那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惊弓之鸟的农民心理产生迥异的影响。
五、一些商榷
裴宜理从生态视角切入解释淮北多农民叛乱的原因的路径独具一格，但是放到今天，她所运用到的资料显得不够全面。马俊亚在《被牺牲的“局部”中》对于淮北的困境局面给出了视野更宽广的包含政治经济等诸多人为因素的解释。他指出，淮北的乱局一方面是由于自南宋开始逐渐恶化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京杭大运河开凿，到了清朝时朝廷每年为了漕运河梁维修大运河的同时在洪水到来时将淮北许多农村地区作为行洪区，任凭洪水肆虐。加上淮北地区在文化教育上的先天不足致使相较于南边的淮南，一直处于“朝中无人”的状态，这一方面使得淮北成为了赈灾牺牲品，另一方面地方又没有发育出一个乡绅阶层，地方呈现出“哑铃型”的社会结构。所以说，理解淮北的自然环境除了黄河和淮河以外，京杭大运河的影响也是必不可少的。
真的“草图”对于洪水的恐惧记忆铭刻在每个淮北人的心中，马俊亚回忆起自己的家乡时惋惜地提到，人们之间由于缺乏信任，常常因鸡毛蒜皮小事争吵不休甚至不惜大动干戈。在分析淮北土匪的起因时他谈了三点：第一，地方行政权力的独占与独大，这一点与裴的说法正好相反，裴认为由于淮北提供的税收较少国家权力在淮北处于“缺席”状态。根据马的论证，由于地方士绅的缺席，导致政府的职能边界没有制约，职能异化，这是酿成匪祸的原因之一；第二，对于各种利源的争夺与控制是导致纷争的重要原因，包括贩盐、修护漕渠的经费等。第三，哑铃状的社会结构使然。
关于红枪会起源的讨论，三谷孝指出起源于豫东的红枪会一开始的目标是地方名流为了应对军阀混战的局面而渐次成立的，他将其概括为“军阀体制下产生的掘墓人”。中共之所以成功融汇红枪会的力量也是由于红枪会自身对外部机能的双重性，这一点上与裴总结的中共成功经验是一致的。
六、余论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综合各家之言，似乎黄河淮河的不稳定性对于淮北的困境有不少的责任，甚至是被看作是淮北地区贫困的根源。1954年，当毛泽东下达治理淮河的命令后，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昔日雨季咆哮汹涌的淮河也变得温驯许多，困扰着淮北地区人民千年的水患难题得以解决。那么今日淮北之状况是否应该是较之往日欣欣向荣呢？
稍微关注一下淮北地区的人都知道，这片土地在今日仍然没有摆脱历史沉重的负担，淮北的农民工被视为寄居在城市里的“野蛮人”。当现代性的列车开过时，淮北人似乎还没踏上站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还背负着历史的沉疴。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理解淮北农民叛乱的原因，除了自然条件方面的因素，制度性的结构原因产生的积习已久的地方文化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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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瞿同祖、费孝通都曾讨论了中国古代地方士绅的来源：其中最主要的士绅都是由那些地方上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在官僚系统内工作，后退休回家乡的人。
[2] 当然，中国古代农民关于土地的权利概念是有明确界限的，农民清楚地将土地权益分为地面权与地底权。
[3] 蒲乐安在《骆驼王的故事》中指出，在华北地区一些农村的庙会社戏舞台上，反抗洋人、贪官污吏的义和团拳民被塑造为英雄角色。
参考文献：(5134)
费孝通，2011，《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马俊亚，2011，《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的研究（1680—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蒲乐安，2014，《骆驼王的故事——清末民变研究》，刘平、唐雁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瞿同祖，2011，《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何鹏、晏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日]三谷 孝，2002，《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李恩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詹姆斯·C·斯科特，2001，《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立显、刘建等译，江苏：译林出版社。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读后感(五)：叛乱之乡：关于本书的一点感悟
本文是笔者课程论文的网络预览版，笔者从《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一书入手，对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其中的内容进行分析，其主要部分是读书过程中的随笔以及对于本书的总体评价。笔者出于交流学习的目的将本文与读者分享，希望能有所获。
原标题：《叛乱之乡：<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读书札记》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王禹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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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导言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一书是美国社会学家裴宜理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其立足于中国淮北地区，对这一地区在1845至1945年这一时间段内研究区域内大环境之下农民生存状况，从基层入手来分析区域之内叛乱和革命的滋生，这本书的原作于198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本书雏形阶段，裴宜理就尝试采用与常规视角不同的新视角和方法对中国革命的起源进行探索。在本书之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于传统叛乱背后的动力以及它们与近代化革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让人眼前一亮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在与其他研究近代中国政治的著作中是异常罕见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裴宜理深入到淮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使得本书在史实与其他细节方面都值得推敲。本书以研究区域内既孤立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三大事件：捻军、红枪会以及共产主义革命者为研究对象。本书一共分为七章内容：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为全书的纲领，为全书的写作背景、写作立场和谋篇布局定下总的基调；第二章运用环境学和生态学与传统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阐释了淮北的地理环境对于农民叛乱的影响；第三章以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等人类学视角入手，对淮北地区农民生存策略进行分析论述；第四章是以捻军为典型代表来分析这一区域内的农民是如何从掠夺者走向叛乱之路的；第五章以红枪会为典型案例来分析之一区域内采取防守型策略最终走向叛乱的历程；第六章是关于淮北地区共产主义革命者与传统叛乱者之间的区别与交涉；第七章是结语，总结全书的内容，得出结论。
笔者通过阅读本书，对本书中的每一章以及整体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感悟。本文将通过以下两个部分将自己的读书感悟进行分享，其一部分是笔者在阅读本书之时所作的读书笔记以及整体的感悟，笔者将其进行整理之后列入本文之中；另一个部分是笔者在读过此书之后产生的感悟，可称之为不成熟的观点，亦列入本文之中与诸读者进行讨论，力求通过对裴宜理先生的巨著《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阅读之后对区域社会史以及明清之际的秘密社会相关内容有一些深层次的认知。
本文如在学术方面有所纰漏，希望读者能够指出并不吝赐教。
第二部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读书随笔
1.序言与第一章 导论（P1-12）
刚准备阅读本书时，我能够从其题目上感受到这是一本严谨的史学著作，或者说是裴宜理先生的博士论文升级版，所以这本著作的题目可能会更学术一点了。看完这些表面的，我们把眼光放到这本书的内容上。这本书的内容如题目一样，就是讲的是1845年到1945年这一百年间华北地区的农民生存状况。更细化一点，这本书讲的是淮河流域农民生存状况，并且以捻军、红枪会为典型为作者进行深入剖析。
初读此书，单凭对题目的初步印象，心中不免产生疑惑：为什么是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而不是华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从我们以往从官方语境下的教科书来看，华南地区的叛乱者与革命者更多一些，例如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孙中山缔造的国民党也是从南方发展的革命力量。但是，北方尤其是华北地区也有风起云涌的民众反抗统治者的运动。而本书正是从华北地区切入，对1845至1945年这一时段内的区域内叛乱和革命的萌生环境进行分析，这不仅对于研究区域内的社会发展大有帮助，更对研究近代中国秘密社会有所裨益。
导论部分，作者裴宜理提出了运用生态学的方法探析华北农民叛乱——绝大多数研究农民叛乱的理论都把注意力集中于第一种关系，即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世界而把生态因素和区域环境对叛乱的影响放到了遥远的第二位置。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叛乱通常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地区，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就立即凸显出来——这样的观点和历史研究方法是我在之前的历史学习中从未接触过的新方法。去年夏秋之交我有幸参与了山西大学的新史料•新视角•新方法：明清社会经济史学术研讨会，在这个讨论会之中，不少学者专家都提到了运用新方法用于社会经济史研究。同样我们历史研究要不断运用新的方法，近年来我们党和政府注重生态文明建设，这队于我们也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单对于华北来说，如果我们要研究这里历史上的农民反抗运动，我们必须要联系当地的生态环境，这里的生态环境，不仅仅单纯的指当下所说的“生态环境”，它包括了政治生态环境、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等等，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从当时的社会环境视野出发，研究参加农民起义的农民所处的社会，我们可以得到全新的结论。裴宜理在第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为我们提出了生态学研究方法的优劣——它能够解释在某些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持久的传统。这个视角要从长时段来看，它强调农民叛乱模式的连续性。正因为如此，这种方法一开始就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即谈到特定叛乱的发生时间问题时，生态学视角基本没有预测的价值以及其无法解释个体叛乱的特点——有了这样的优劣鲜明的分析，我们在阅读本书时就会对这种新视角之下的历史研究方法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除此之外，看完这本书的序言以及导论内容之后，我们了解到这百年间在淮河流域的农民生存状况并不乐观，这样一来这些农民群体就要反叛，还有一些较为安分的农民就要以防御的姿态应对前者的暴动。为什么在这个地区的农民生活状况不佳而会促成影响全国的暴动？作者在本书中会为读者进行解释。作者在运用一些传统的方法之外，还会运用一些新史学的研究方法，例如探讨淮河流域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而解释当地所爆发的农民运动，这也是吸引着我的一个闪光点。裴宜理运用这些类似跨学科的方法将会研究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还需要进一步的阅读进行深入的探索。
2.第二章 反抗序幕：淮北的环境（P13-47）
第二章的内容主要分析了淮河流域内的：地理、人口密度、种植模式、农业产量、土地占有情况、商业、政府与税收、生活标准等各种环境因素对当地农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作者从自然与人文多个方面为读者剖析了淮河流域地区的环境状况。各种数据的分析以及大量翔实的资料汇总把淮河流域的基本状况立体化的呈现在各位读者的眼前。我们可以知道，在1845到1945这百年间淮河地区受自然经济影响巨大，自然灾害在这一地区频繁发生就会导致这里的农民生存状况堪忧，这样一来偷窃暴动行为就会爆发开来。
除了种种客观因素，农民本身的主观因素也是要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一章中专门给出一节的篇幅来记述当地农民的心态，可以见得农民的心态也是受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对农民运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者在本章之中也结合了相关史料以及相关学者研究成果将淮河流域内农民心理进行了描绘——一方面，农民被描绘成宿命的、懒散的；另一方面又被描绘为好斗的、无法无天的——由此可见，分析当地农民的心态对于捋顺全书整体脉络是有着非凡意义的。不过读完这一章内容，我认为在研究这一地区相互作用的因素之中能再多一些政治、文化方面的因素的话分析的就更为全面了。在此章中，给我留下较为深刻印象的就是地理部分里出现运用生态学方法，作者列举了淮北地区历次洪水泛滥等等生态灾害，而这些是人为因素导致的，亦使我们读者能够更加深入的思考人类活动使自然环境发生变化反过来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淮河流域的农民心态对于其运动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希望后文能够解答我的这个疑问吧。
3.第三章 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P48-87）
这一章的内容主要为我们展示了在淮河流域地区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因此导致男性人口过多，男性人口数量如果超出环境所允许的限度，那么就会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具体分析了淮河流域地区的农民在诸多自然灾害摧残的条件下所采取生存策略，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各不相同的策略归结为“侵略性策略”和“防御性策略”。不管是侵略性还是防御性还是其他的一些生存策略都是这个地区的农民群体为了适应自然条件而逐步形成的，各种策略虽然各不相同但内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生存策略的选择，涉及对各种社会组织的辨别——每一种社会组织都会采取特定的策略。集体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有组织，不过组织的基础可能建立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之上，譬如亲属、地域、阶层、交往、职业等方面。只有弄清楚活动的基本结构，我们才可以抓住这些策略与农民叛乱的关系这个大的主题。
具体看过这一章的内容之后，我认为侵略性的生存策略可以说是“叛乱”以及“革命”的根源，这种侵略性策略的确是极端的，在自然灾害泛滥之际抑或是官府激励剥削民众时，一群流民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就会“动员”起来，成为一群“反叛者”进行烧杀抢掠，有的甚至是要推翻正统政权的，这种策略的具体表现在淮河流域这片土地中了说是屡见不鲜了，捻军起义等就是很典型的案例。
相比较而言，防御性生存策略就会显得温和一些了，这种生存策略之下最有代表性的形式是看青会、民团和圩寨等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之中，其封闭性和独立性就显得更为严重，这些为了防御而建成的类似城堡式的建筑充满着“中世纪”风格，其内部的领导者更是有着“占山为王”的思想，割据的味道在这些防御者的地盘中弥漫着，这样的模式久而久之或许也会滋生“反叛”的种子。
这样总的来看，无论侵略性还是防御性策略，最后都会因为种种因素演化为“叛乱”。作者在本章也为我们对这两种生存策略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掠夺是进攻性的，以掠夺他人的资源作为目的，防卫则是要抱团保护资源不为他人所掠夺。另一方面，这两者之间同时具有相互包含、相互制约的依存关系。尽管它们在根本上是尖锐对立的，但他们提供相互合作与竞争的机会。在某些条件之下，一种生存策略会转化成为另一种策略，譬如民团会转化成为防卫策略小团体之内的强盗和土匪；同样的，随着土匪和防卫策略小团体达成和解，联合对抗抵抗第三方势力亦是存在。淮北地区广泛而持久的叛乱就是源于这种反复性的组合。然而这种组合是不稳定的，内部的矛盾重重。影响这样的局面形成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这种因素会是怎样的一种性质呢？或许具体剖析实例就会得到答案吧，继续多读多思考吧。
4.第四章 从掠夺者到叛乱者：关于捻党的个案研究（P88-131）
本章描写了淮北捻军的一个首领张乐行的行为。虽然有官军的围剿，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军队的腐化堕落，因此对于捻军造不成威胁。当一个政权失去民心后，它所做的一切都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官员为了谋求更多的财物与捻军分赃，官军的胡作非为与捻军的烧杀掳掠并没有什么区别，由此可见广大下层民众的生活是何等的悲惨，这些民众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加捻军进行抢掠从而果腹。另外，本章为我们分析了淮河流域的农民从为了生存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发展到叛乱活动的整个过程，简单来说，烧杀抢掠的行为绝不等于叛乱行动。叛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而烧杀抢掠只是为了自己以及自己部族能够活下来。
捻军的行动可是说是前面所说的攻防两种生存策略的结合体，有据点有完整的组织结构，也有极端暴动的行为。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从单纯为了活命的农民群体中发展而来，由于他们还受到了官府的默认以及对自身对政府的不满故心态就不仅仅是苟活这么简单了，“死国可乎”的想法滋生也就显得不可避免了。捻军的最终形成以及发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这一章里，作者列出了表格，根据《沛县志》，制作了自然灾害情况统计。由此可见，地方志是我们进行史学研究重要的资料。早期的捻军活动只是区域性的，其首领也只是带领一股武装进行抢掠绑架来换得生存的必需品。然而，中国农民从来都是不满足于小的目标，因此捻军必然会向捻党发展，其首领亦会产生觊觎国家最高政权的欲望。这样的局面的形成是由于十九世纪中叶淮北特殊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之下的结果。在这样的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强化了人们日常为了生计而采取的手段并使其转化成为反政府的群众性叛乱引动。但是在淮北流域的大环境不变的条件下捻军被平定之后，掠夺作为一种生存策略依然存在着。
关于民主的讨论，这一章也做出了一些尝试。“阿波罗”式的极权政治总是会受到“狄俄尼索斯”式的民众政治挑战，但是似乎以农民暴动的发展而来叛乱的这种形式是行不通的，叛乱终究会受到镇压，但是叛乱的起源我们可见一斑了，这或许就能了解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了。
5.第五章 从防卫者到叛乱者：关于红枪会的个案研究（P132-177）
在这一章里，作者着重于对红枪会这一组织的描写，讲述了其发展的传奇历程和独特的宗教色彩。发生大规模的叛乱的根源就是生产力水平严重低下导致了这样的后果，清朝由于摊丁入亩导致人口数量的激增，但土地资源是一定的，因此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时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旦政府控制不力，那将会对国家、社会带来严重的灾难。
本章之中提到宗教信仰，中国古代历代农民起义都运用某种超自然力量来鼓动广大被压迫农民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然而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是注重实用而轻理论的，传统的观点也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意识，这种观点确实值得商榷。
在本书的第171页第一段的开始至172页的第一行结束，在这一段的内容作者，介绍了红枪会内部组织分为“文坛”与“武坛”。其中“文坛”领导的作用是管理经济方面事务，“武坛”领导的作用是管理军事方面事务，但事实上两个领导管理的事务不仅限于经济、军事方面。然而文坛领导由地主富农及地方上取得过功名的绅士担任，按常理说，这一类人都属于社会上的统治阶级，他们是很惧怕被统治阶级起来反抗的，基于对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分析，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已经无力操控整个帝国机器的运转，国家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土匪猖獗，因此对地方上的富有者构成了极大威胁，当一个政权无力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时，他们自然就会转向另一种方式寻求自身财产的安全性。这就是地方权力把持者的士绅情愿与秘密会社纠缠也不愿意帮清政府剿灭叛乱者的原因。当出现这种现象时，政权的合法性就会逐步丧失，官僚体制也就一步步走向灭亡，国家权力主宰者的更替也就成了一个时间问题。
读完这一章之后，我们可以明晓红枪会可以称得上是传统式农民群体的叛乱的尾声了。红枪会组织结构严谨，但是其内部的力量的确不够强大，披着神秘主义或宗教色彩的外衣，以“刀枪不入”的气功吸引广大农民群众。这样一来，红枪会就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聚集地了，可想而知这样的群体能有怎样的力量。烧杀抢掠在红枪会的行动中是很常见的，这或许并不能引起其他人的兴趣，红枪会在物质力量上也就难以发展了。另外，红枪会等组织的领袖并没有什么共和民主之心，他们叛乱是为了称帝，建立起一个独裁政权。这样的想法注定他们走向失败，时代不允许袁氏称帝，更何况这些乌合之众。
叛乱者或许在红枪会这样一个看似结构完整的组织中走到了尽头，革命似乎一直在这种单纯的叛乱中酝酿着，革命需要一个更有代表性的组织来领导。革命者，这样的一个群体也就应运而生了。
6.第六章：叛乱者遭遇革命者：淮北的共产主义运动（P178-212）
画风突变，革命者进入到淮河流域之后，这一地区的整个社会生态有了很大的改变。革命者这一群体似乎在刚刚进入到淮河流域之时是难以立足的，种种左派宣传使红枪会等地方精英群体大为不满。农民群体以及土匪集团对于新来的革命者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前者看中了后者更为先进的组织结构，两者之间又多少有着一些共同的利益，所以说其二者貌合神离也不为过了。
在书中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初入淮北地区之时，早期领导人注意到了红枪会是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1926-1927年间，在共产党早期创办的刊物上，有关红枪会的文章数量占了较大比重，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亦对红枪会产生了乐观主义想法。中国共产党人急切的想要让红枪会转变为农民协会而不是被地主恶霸或军阀势力收买，然而实际上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并不是那么顺利，因为红枪会的领导是地方士绅而非劳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与红枪会的领导层格格不入甚至产生了激烈冲突，因此当共产党人试图说服红枪会组织的领导人时，遭到了拒绝。事实上，红枪会更容易接受国民党的招抚，因为那样他们的利益能够得到保护。中国共产党人随后采取了灵活策略，改变过去单纯宣传使其变为农民协会的做法，实行共产党人融入其中使其改变方向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就是靠着有这样灵活的政策，从而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向革命的胜利不断挺进。
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悍然发动侵略战争之时，中国共产党对红枪会的工作态度随之发生了转变，但是基于土匪的政治忠诚度低，很容易接受日本侵略者或国民党反动派的金钱诱惑，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日活动及其自身发展造成了影响。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灵活性策略就显现出来了。在共产党已经取得政权的革命根据地，视红枪会一类组织为土匪，实行专政；在被占领区，试图拉拢那些尚未被侵华日军收买的土匪势力。在山东宽县，共产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之后李大钊对土匪进行分析，详细的分成三类，即伪团、会门和帮口，根据不同类别采取不同的方法。经过一系列的措施，中国共产党吸纳了一些原先民间秘密结社的成员，但是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士兵素质问题、土客矛盾以及干部问题。不过到抗战临近结束，中国共产党对待之前红枪会等组织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了，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一些反抗的地主势力遭到专政。在解放战争中，随着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的控制范围逐渐扩大，诸如红枪会一类的民间秘密组织也就逐渐走入了历史的长河之中。纵观整个华北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起着核心作用，通过领导阶层卓越的战略眼光与智慧最终能够不断克服困难，继而实现革命的不断胜利。
到此，反叛者转化为革命者的第一步已经迈出，革命会在未来的时间里给淮河流域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1945年之后的事情，不属于本书的研究范围，现在就要思考反叛与革命为这个区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又是如何反作用于全国各地的？自我的思考就很重要了。
7.余论：读结语部分前的一些思考
这篇书摘不说书的内容，单来说说一本书的结语部分。如果说一本书的摘要能让读者先睹为快，那么结语部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可以称得上是一本书的精髓所在了。读书是要注重过程的，阅读的过程是精彩绝伦的，到了精彩至极的地方，结语部分就恰到好处的来了。结语往往能把过程总结的淋漓尽致并在让过程内部的很多层面进行升华，从而能让结语成为一章乃至一本书的精髓。
不只是阅读，做一件事儿都是会有厌倦期的。度过阅读的厌倦期我们不妨采取略读过程，精读结语的策略，之后通过结语倒追过程的相关部分。这样的策略能够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一个事件有着新的认识进而获得新的收获，厌倦就会被新的趣味所取代，所谓的厌倦期就会轻松度过了。最后强调，我不是说要忽略过程部分的阅读，而是想采取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来重视结语部分从而激活看似庞杂的过程部分。过程部分得到激活全书就活了起来，阅读的激情也就重新被点燃了。
以上是我对于结语部分的一点拙见。
8.通读本书后的一些随想
全书并没有精读完毕，但是大致内容已经了解。我利用之前的假期时间来到了安徽省合肥市进行了旅行与考察，来到了相关博物馆与历史旧址进行学习，颇有感悟，简述于下。
李鸿章学习湘军编制了淮军，淮军也是由淮河流域的农民群体组织而成。这样看来，李鸿章是采取了以农制乱的方法来平息部分太平天国运动的，这样的对抗手法可以称得上的精妙至极。其精妙之处不在于让农民自相残杀，而是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即让一些参与淮军的农民获得生存的机遇。
由此观之，李鸿章组织淮军抑或是曾国藩组织湘军这都可以说是官府国家为了遏制“叛乱者”所采取的一个手段。然而反过来看，这种手段是在有“叛乱者”的条件下才行的得通的。看似超然于“侵略性策略”以及“防御性策略”之上的更好的生存策略其实也是建立在这两种传统策略上且受到官府国家支持的。农民的生存策略的确极其受限，采取两种传统策略或是参与湘军淮军这都不是长久之计，事实证明，革命终将会让上述这些生存策略黯淡无光了。
9.第七章 结语（P213-228）
本书的第七章是结语部分，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即为全书所要研究的内容进行概括性的论述。我之前的随笔也有所论及结语部分在一部学术作品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这本书的结语部分是这本书的精髓所在。它之所以能被称之为精髓是因为这一章能把全书的脉络梳理清楚，并且把叛乱者和革命者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论述。关于农民群体在叛乱和革命中的作用结语中也有更为深入叙述，这些也就让我豁然开朗了起来。
在这一部分读完之后，对于本章的具体内容亦有所感悟。我认为，叛乱者与革命者之间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二者都是武装起来反抗压迫自己的势力，其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生存权发展权能够得到保障。但是，叛乱者只是为了简单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并没有长远的计划，他们修筑大量的防御性工事来抵御来犯者。革命者则具有革命理想，有更加完善的组织架构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其最终目的不是苟且于一方而是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就淮北而言，红枪会就是基于环境而做出的生存策略，是防卫土匪抢夺自身财物的自卫型组织，当共产主义革命风暴席卷这一地区时，一时间红枪会等势力拒绝加入革命者的队伍，因此这类狭隘的集体防卫对于政治目的是极为有限的。直到建国以后，由于新生政权的不成熟，仍然造成了红枪会的叛乱。只有对当地生态环境进行根本性治理，生态环境出现显著转变后农民对于新生政权响应变得更加积极起来。如今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对于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因此整治环境是一项势在必行的重要任务，这是对决策者与政策实施者的巨大考验。
10.《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全书随感
关于社会史的深层研究，我们不得不佩服以本书作者裴宜理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古代的书生讲知行合一，但是做好知行合一又何其容易呢。纸上得来终觉浅，的确是如此。想要深入了解一个地区的历史，就要亲身深入到这个地区进行考察。
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关于淮河流域农民群体生存状况，本书作者通过资料分析和亲身考察得出了系统的结论，这对于我们来说既是财富也是榜样。多走多看多思辨，我认为这才是社会史的精髓所在。
所谓自然决定论就是指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对这一地区所居住的人所产生的影响，往往这些影响对于这个地区的居民的性格与生活习惯都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在这本书中，淮河地区的农民生存策略其实在极大程度上也是由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决定的，作者在书中对此也有很多的论述。当然，这一地区农民生存策略当然还受自然环境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着，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自然环境在这些因素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想要了解某一地区上居民的生存策略和性格特点就必须要去探究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特点。研究历史学，特别是研究社会史就必须要有广博的眼光，要对本专业之外的相关知识有所涉猎。综合运用这些知识，才可以得出一些更有价值的结论。
11.关于红枪会会规的一点想法
通过对于红枪会会规的阅读，我们可以显著的看到该组织具有极强的自卫性，它的加入门槛低，只需一小部分财力就能够获得保护自身财富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它并不是由劳苦大众建立的，缴纳更多的钱可以当更高级别的领导，因此只有那些财大气粗的地主乡绅才能够担此职务，红枪会也就成了保障地主乡绅财产安全的重要措施。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主义者与红枪会不能很顺利的合作。
红枪会的会规反映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义等观点，这是中华文明最为核心的一部分，它强调集体主义，也是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会员按军事上的编制，表明红枪会成员有一套严密的组织领导体系，这样才能保证应对外来土匪抢掠时做出非常有效的抵抗。红枪会并不是常备性组织，只有遇到事情时才武装起来，平时他们都各自进行农业生产，因此并没有具体的组织活动地点。与其它同类型的组织关系上，红枪会秉承团结的思想，不去挑起事端，而是共同解决匪乱，当然他们也不具有攻击性与掠夺性。最后，提到了随时修正，表明他能够不断完善自我，这也是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重要举措。
我认为依靠暴乱或拉帮结社是不能把农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的，如果能，那也是临时的现象。红枪会看似有组织有纪律然而事实是他们形成了中古时期类似城堡式的封闭性独立组织，组织内称王称霸，头领作威作福，这样的团体是没有什么发展潜力的。古代传统的改朝换代式起义或暴乱是没有前途的，有前途的只有革命这一条路。
第三部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读后随感
通读本书之后，笔者认为本书在社会生态方面研究视角别具一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许多学者在研究农民叛乱的理论都把落脚点选在农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上，而把生态因素放在遥远的第二位置。如马克思主义者多从阶级的角度，认为农民所受的压迫达到极限时，必然爆发农民叛乱或战争；斯科特在东南亚地区进行研究，他认为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侵犯了农民生产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东南亚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也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寻找某些地区，譬如湘西地区多出现土匪的原因；还有西方学者在研究近代中国时，把农民叛乱的原因归结于“冲击-回应”论等。而本书作者从长时段考察淮北历史时，把环境生态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认为恶劣的自然环境，“穷山恶水”是导致叛乱频频出现在该地区的重要原因。这正是说明了裴宜理从生态学、环境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视角，对淮北农民叛乱原因进行长时段的成功分析。这个新视角的运用成为本书的最大看点之一。
本书另外一大特点是使得区域史社会史研究结论普适。区域史研究，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方法论，不但使田野调查成为可能，而且数据的种类和来源也大为拓广。裴宜理运用此方法，把研究视野扩展到淮北地区这一整体化区域之中，通过查阅吸收这一地区内丰富的文本资料，把捻军、红枪会、共产主义革命三大事件置于具体的时空坐标上，即把它们放回到它们产生的区域脉络中加以审视，对空间层面有了系统的认识。再从时间层面入手，掌握该地区域范围内历史现象的历史性、共时性纵横交织而成的各种具体关系之后，逐步深入细致地探讨相互扣连的历史现象，与问题的形成过程、机制和意义，进而提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具普适性。另外，我们注意到在较多的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成果中，所得出的重要概念，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系统”、黄宗智的“过密化模式”、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抑或是秦晖的“关中模式”等，大多立足于区域化研究所得到的成果。
另外从本书的论证方法上来看，笔者认为本书以“结构-事件”模式进行论证，其起到的作者是让本书的结构更为严密。本书着眼于淮北地区发生在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中期的农民反抗运动，以这一地区看似孤立，却又有机联系的三大事件——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这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下，裴宜理运用“结构-事件”的研究，分析了社会经济结构对集体暴力的模式产生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疏离是动乱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如同缺乏政府保护使得抵御盗贼的自我防护手段成为必须一样，匪患蔓延是因为国家控制能力的不断削弱；与此同理，在社会结构的影响之下，集体暴力的模式也产生了复杂的变化——不是所有的贫农都是掠夺型暴徒，正如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防御型民兵一样；采取群体生存策略的成员身份以及经常使用的意识形态理由取决于组织性的集体。裴宜理正是通过“结构-事件”的模式进行研究，让读者很容易的知晓历史事件与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关系，以其内部存在于三大事件间的内在逻辑，给读者留下强烈的浑然一体之感。
裴宜理在本书之中考察了社会经济结构、生态结构的演变与三大事件的关系，为研究农民叛乱提出了新的视角，证伪了传统的观点，这让整个学界眼前一亮，亦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新的方法。但是辩证的来看，本书的内容过于重视社会结构、生态结构对历史事件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淮北地区的文化结构对农民运动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跳入了“结构决定论”之中，理应博采众长相结合更有助于理解。
综上所述，笔者对于《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一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阅读，在阅读之中将阅读之时对于本书的理解写成随笔记录下来，有时会在随笔中进行大胆的猜想并在阅读之后翻阅史料进行谨慎的求证。对于本书的评价，笔者在写作之时深感笔触千钧难以下笔，只好是从研究视角创新这个角度进行切入对本书进行一个概括性的评价，长短之处便各有所体现。笔者对于《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一书的理解大致如上述之所言，笔者在创作本文之时深感自己才疏学浅，故希望诸读者能够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