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进步主义思想》是一本由[英]迈克尔·弗里登著作，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精选点评：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味同嚼蜡。
●在本书中，迈克尔·弗里登考察了新型自由主义出现的过程，探究了共同体、福利和国家控制等概念在政治理论中的发展，强调了生物学和进化论对自由主义思想流变的影响。本书颠覆了关于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普遍观点，重新解释了许多影响了当代政治的思潮之起源。
●具有一定思考性
●這本書為了過審，強行更換了書名（征得了作者同意），並且把內文裡的“新自由主義”都改成了“新型自由主義”，請各位讀者老爺多擔待。
●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却不乏深度
●十九世纪英国政治思想体系研究
●研究十九世纪英国政治思想演变，特别是新型自由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和思潮互动变革的力作！作者研发出一套新的研究政治思考的方法，体现出英国式学术的独特进路，充满历史感但又不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迈克尔.弗里登以政治思想史的角度重新梳理了自19世纪以降的新型自由主义发展史，从新型自由主义如何重拾集体的角度，来阐发自由主义如何在此语境下从原子化的个体主义社会里解放出来，并发展出共同体意识以完成重新理解国家的任务。同时作者也考察了进化论、有机论对新型自由主义的影响，又从多个角度出发挑战了自然权利理论，并发展出解释权利的全新路径。尤其特别的是考察了新型自由主义如何跳出特殊主义，以有机体的共同善观念来为福利、税收、失业、工作权等进行辩护。最有收获的是导读里介绍的作者有关于政治学的意识形态的形态学分析进路，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提供了研究政治学的全新角度，也超越了此前政治哲学在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空泛的弊病和摆脱了政治思想史进路无法完成共时性思想比较的缺陷的特点，为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视角。满分好书
●对英国好有兴趣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读后感(一)：年青學者為新自由主義辯護、尋求解釋的力作
這是一本為英國式「新自由主義」辯護的力作，它闡釋了關於新自由主義的各種問題、挑戰、定義、以及新自由主義者的社會生活、狀態。全書洋溢充沛的激情。「他們」「我們可以」「我們該如何」「事實上」「毋寧說」「正確」「錯誤」「公允」這類詞語的廣泛運用表明了它不會是一個價值無涉的文本，但它充斥了作者對新自由主義及其群體的想像，它一定不是嚴謹、討喜的性冷淡式學術著作，而是一種發散式的、總體式的觀察與思考的結晶。書名把「new liberalism」翻譯成了「進步主義」，出版於1978，可以體察到年輕作者的洋溢激情，然而他現在應該已經成為可愛的老頭了吧。他做學術的方式一定不會被所有人喜歡，但我卻對這樣的態度頗有好感，有點像陳純，可能我也年青吧！但這樣的特點既是優點卻也是缺點。「現代自由主義所遭受的不幸，主要是因為人們完全忽略了它的本質。它的很多現代反對者至今還在惡意攻擊一套幾乎在一個世紀前就被自由主義本身拋棄了的原則」等金句迭出。
作者研究了新自由主義的起源，認為它深受功利主義對最大幸福的計算與追求、福音派的世俗化與普遍化、觀念論的兼容性、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影響⋯
作者認為功利主義對新自由主義的貢獻是：與福音派一起為社會改革提供動力，對計算最大幸福的揚棄，克服了對國家的敵意。
「通過拋棄以計數的方式來研究幸福，服務於社會效用的國家干預就擺脫了其任意性」。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读后感(二)：译后记
牛津大学政治学系迈克尔·弗里登教授的《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出版之后遂成为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也成为世界各著名大学政治学系的必读书目之一。译者曾有幸于2011年至2012年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访问牛津大学政治学系，求学于弗里登教授，也正是在此间仔细研读了《英国进步主义思想》一书，并萌生了把这本书介绍给中文读者的想法。后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钱永祥先生对于此书的翻译表示极大支持，并向三辉图书公司的严搏非先生大力推介，由此推动本书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在此首先向两位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并多次向弗里登教授本人请教；他对一些专有名词和晦涩语句的耐心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译文的正确性和可读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新刚老师为整本书做了极其精心的校对，不仅纠正了一些误译，而且对译文进行了润色。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Kirsty Stewart为我解释了第一章至第三章中一些语句的含义。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姚远老师校对了第一章，并且向我传授了许多相当有用的翻译技巧。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彭醇老师校对了第四章的第四节与第五节。关于本书某些语句的确切译法，我曾请教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马华灵老师。另外，关于本书的一些生物学词汇，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郭小刚博士曾为我提供了很大帮助。他们牺牲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与我不断讨论和斟酌翻译的细节，力求达到最大程度的信与达以及一定程度的雅。他们的无私帮助令我受益匪浅，在此我一并向他们致谢。由于译者本人学识浅陋，全书译文恐怕仍有疏漏与错误之处，希望诸位师友和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嫣婷和张祝馨女士，在本书历时三年的翻译过程中，她们一直给予我极大的协助和关怀。最后，在翻译此书的这段时间内，我同时也在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各方面压力都达到了顶点；如果离开家人的悉心照料和精神鼓舞，离开我的导师刘擎教授一如既往的肯定以及诸位朋友的深切关怀，这两项任务可能都无法完成。
曾一璇
2016年8月 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樱桃河畔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读后感(三)：在自由主义之后——评《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
此书作者迈克尔·弗里登是一名英国的著名政治理论家和思想史家，他的政治理论重启了政治意识形态中的研究架构。他重新界定了政治，同样地，政治的意识形态也有重新构造的可能性。在弗里登看来，是一套深入社会的关于公众议题的概念，而各种各样的政治立场也不是完全隔开的，而是需要从语义学上剖析，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形态学。弗里登从此推出的方法论，只是“以政治方式思考”，立足于社会各阶层和部分的实际议题以及对于政治参与者，这种思考才是真正有效的。 那么，本书到底说了什么呢？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书的标题NewLiberalism一词被翻译成进步主义，书中则译为新型自由主义，以避免和新自由主义混淆。简而言之，此处是对于新型自由主义和其对英国社会改革的影响之分析。 首先，弗里登从自由主义概念的流变入手，从古典自由主义过渡到新型自由主义的过程中，这是具有“英国特色”的——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和进化论影响了当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这也是他们为后来的社会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一个思想进路。同时，观念论也给予另一个形成因素，也是因此，新型自由主义的伦理观念是英国实证主义和欧陆哲学的结合物。 这个结合物是自由主义流变的载体，对于当时的中产知识分子，其团体的“论道”和新的社会议题息息相关。从中我们可以做出其变化，相比起古典自由主义，当今的自由主义更加着重于社会效用以及对于共同善的理想追求，个人和社会的桥梁正式搭建起来。这是依靠实证主义和进化论来完成的，赫胥黎曾经表示，伦理观是符合自然的，换言之，这种进化规律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这种说法突破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新型自由主义把集体主义放到更高的实现社会整体价值的角度上。对于社会效用的推理逻辑，只是从个人的结合开始，自我利益推广到他人的利益，因为个人福祉是社会的一部分。显而易见，这是进步主义团体的普遍追求目标（如福音派）。 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政治上的公共政策，例如放弃自由放任，转向社会体制改革，其中以市政社会主义最为突出，这是继承了费边主义的思想。另外，国家职能责任的转变也是对于社会福利需求日益增加的一个回应。 自由主义思想的起点和终点依然是人，人的性格受到了所处环境的深刻改变。社会改革对于个人的作用，一方面是修补有损个人权益的社会因子，另一方面则是重建社会体系。新型自由主义作为对旧式自由主义的继承，他们仍然坚持机会平等，但是这应该是在一定的限制之下的，保持个人发展和选择才能实现其真正内涵。而对于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他们则跟注重于整体性，对于工人阶级的让利有助于维护社会团结，而正是恰当的物质利益才能为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夯实基础。 增加个人选择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过去的自由竞争思想往往归咎于个人能力欠缺，济贫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但是，新型自由主义的改革是由社会提供机会，而不是用强制工作来要求个人。而这种改革也是以社会为治理主体，所以国家只能担当指导角色，而实际的福利执行则依靠慈善机构，不过，国家仍然要为保障公民权益承担责任，这是古典自由主义所拒绝的。 很明显，英国的新型自由主义改革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这一部分是英国本土的思想潮流（如费边社，持续的工人运动，中产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心），另外也受到欧陆影响。此时的自由主义不在把目光放在个人身上，而是社会整体，这就是其道德的约束点——个人和社会利益的统一，社会团结成为了最高善。然而，这种接近于吹毛求疵的整体性却忽略了社会割裂的现实，从另一个角度讲，阶级差异在这里被隐藏了，为了不破坏社会整体性，他们拒绝“阶级主义”，中产和工人之间的对立是通过再分配来弥合的。如上所述，这就是一个修复社会的过程，这当然不是终点，他们仍然希望能建立福利国家，但是，现在看来，新自由主义的强劲反扑使社会和谐的泡沬破裂。 社会整体性是一种想象之物，这种理念并不是现实，日益扩大的阶级鸿沟不能通过市政社会主义来填补，如果只要这种抽象整体，那么只能为阶级秩序提供辩护说辞。改良的结果也是不稳固的，新型自由主义面对着其内生矛盾，解决方法在外部，“非阶级主义”不是现在，而是未来。 另外，这是一部政治思想谱系的分析，由此我们也可以窥探当代知识分子的倾向，他们既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反思，却又掺杂了各种东西。其中包括用集体进化来解释福利政策，乃至用优生学等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论述他们理解的善，这确实让人震惊，毕竟这一套理论的另一变形就是种族主义和国家肌体论。这本书确实缺乏对大众意识的描述，但是，其专注于对知识分子塑像反而有另一作用，那就是看清当时思想的混杂，到了现在，还有多少人持有这种治理术观念？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读后感(四)：对自由主义的认识的极大改观
一 中心思想：
新型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面对现实的政治需求所作出的理论反应，在坚持理论的融贯性和统一性的同时，有意识地回应社会问题并保持了动态发展。新型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推动社会改革和社会立法的重要力量，观念斗争是十九世纪末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改革不是应对经济的问题的单纯权宜之计。
二 新型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与思想来源：
1 自由主义传统：
对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的重视，这一点使其区别于所谓的社会主义。个性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含义，一方面，包括个人生活的整体，人文价值，从而使对社会/个人的干预因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具有正当性；另一方，社会性被纳入个性之中，全面的个性发展包括道德性，利他主义，同情心等。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得到承认，原子式的个人观被打破，权利对应对社会的义务，权利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非劳动所得，垄断对社会利益的伤害等为个人财富的社会性质提供了支撑，从而为社会财富和出于社会共同善而利用社会财富提供了正当性。
几个重大的理论突破，自由主义不一定与自由放任，（不受限制的）竞争，原子个人，先验的个体权利相联系。
对自由主义最初的道德理想的复兴：个性的发展最终能带来社会的共同善。
无阶级主义。有利于工人的立法是为了社会的共同善，人民的福祉，而非为了工人阶级。对独立的工党的排斥。所有的社会改革政策同时强调受到帮助的个体最后要能回报于社会。护理性，人与人的相互义务。（普遍税收，社会保险）
新型自由主义者大多反对契约式的社会观点。
2 功利主义：
提供了相对于自由的“幸福”，“总体福祉”之维度。
突破了对幸福的量化观点和物质化观点。全面的个人，质性的幸福。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结合，反对把工人纯粹当做牲畜的观点。
就对少数人的牺牲而言，现在平等也成为了功利价值的一部分而必须得到考量。机会平等观的发展及其与理论其他部分的结合。
3 实证主义：
通过理性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理解和组织，对经验事实的重视。事实上，旧自由主义的形式化预设在真正重视事实的经验主义面前被打破。生物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与实证主义传统相关。
4 英国观念论（？）：
（没看出来到底是什么。似乎是一种强调只有个人意识没有超个人的共同意识的理论。里奇比格林要进步一些。但是本书讲的人太多，我也记不清里奇到底说了什么。）
5 有机论与进化论：
部分与部分的相互依赖，整体与部分的相互依赖。社会实体观的理论基础（对自由主义之社会唯名论的突破）。特别要注意的是，新型自由主义对共同体意识和社会实体观念的发展。社会作为有机体获得了超越和高于个体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社会改革不仅仅是为了个体的利益，国家利益本身也成为目的。而对个体和个别领域也因部分对整体的重要性而得到重视。有机体之整体观同时促进了发展全面的社会科学的愿望，对个人和社会之“生活”的全面，复杂，质性之观点。
个人的健康，社会的健康。道德作为健康的一部分。
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及国家强制措施的接受。
进化论，环境的影响成为社会改革的重要依据，对进化论中单纯的竞争观念的修改。个体与社会有机体的发展都受其外在环境与内在环境影响，高级的文明不是消极地面对环境并让个体在环境之中无情地竞争，而是能发展出合作能力并积极地改变环境，合作和利他精神本身就是有其生物学的基础的进化方向。个人的贫困不再被看作单纯的能力与道德问题，国家应该对环境进行改革以为个体之个性和潜力的发展提供基础。文明的发展由此包含了伦理性，对老弱的帮扶是文明发达，伦理发达的表现。
精神作为进化和生物学的一部分。进一步突破物质主义。高级文明所发展出的精神是其适应环境的必须，精神本身对进化论的意识和批判性态度，精神能够有意识地选择文明的进步方向和方法而非放任盲目竞争。伦理的发展也是自然进化的一部分，而非对所谓自然人性的扭曲。国家应该承担其伦理责任。社会政策在共同体意识教育上的意义。
对进步的理想。
6 生物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对个人的体质健康的关注。公共卫生发展的基础。
从生物-心理学的角度经验地论证个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实体的存在。（这方面倒是霍耐特及其后继者的社会本体论之工作的先驱。）
与进化论结合产生的优生学。优生学不是种族主义。然而仍然存在科学与政治之界限不明和道德谴责的残余。对个人生物基础的强调容易淡化对共同体环境的改革的必要性。
7 经济学的发展：
对旧政治经济学的修正。不仅在伦理上，在经济上，养老，失业救济，保险，儿童餐等政策也得到了论证。
三 感想
总的来说，新型自由主义不是对现实问题零散地回应，而是连贯，统一的思想。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由主义之中共同体维度的潜力。一般而言，福利国家和社会立法往往被看作对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修复型局部操作，但新型自由主义对社会实体和个人之社会性的发展，以及对某种社会制度的全面改革的倾向显然超过了这一观点。新型自由主义甚至可以说和黑格尔的法哲学是相像的——对社会领域的纯粹契约关系的放弃，对国家与社会的不同原则的承认。
在十九世纪末期，经济表现与道德水平，道德观念对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尤其值得关注（如济贫法的道德羞辱性质，有机论对贫困者去污名化）。我们在理论上往往强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观念因素被物质因素所替代，阶级统治的去政治性，但本书揭示出了观念本身对经济运行模式的重要性。福利国家也并非所谓“对危机的永恒回应”，而是有对社会整体进行改革之自觉。在探究回应危机之动态平衡机制（明面上的阶级斗争）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一种自由主义的/务实的社会主义的潜力，或者从此角度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状况做新的理解。（诚然英国有其渐进式改革的传统和其他英国本身的经验特性。）（新自由主义对新型自由主义的反叛及其现实原因还有待学习。）
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与现实的互动，观念之间的互动及传播的重要性：对大众意识的革新是新型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由党的立法活动也是时代精神的表现，政治家除了短期的具体政策也有且应该有对原则的意识。只有原则指导下的社会改革才能具有连贯性，才能获得大众的理解与支持。而有效的原则/意识形态应该是动态的，即与实际政治保持距离，又回应现实问题，且不同观念之间的斗争，民主交流和社会传播也是重要的。（新型自由主义者的作家和记者身份。）
生物-心理学意义上对社会实体的证明。因为十九世纪末个人之独立性是理所当然的，对社会实体性的证明成为了更重要的方面。但是个体在实证意义上如何反向影响社会的共同原则未能得到充分论证，而是被再次寄托于自由主义之传统中的竞争。霍耐特的社会本体论更侧重于个体与社会之互动关系。可以看出和新型自由主义之间的某种连续性。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读后感(五)：【转载】李公明：英国社会改革的意识形态与“新……主义”
文/李公明
先从书名翻译中的“主义”与“问题”谈起吧。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与思想史家的迈克尔·弗里登《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曾一璇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的原书名是“The New Liberalism： An Ideology of Social Reform”，中译名把“新自由主义”和“意识形态”都置换掉了，这无疑是很成问题的，无论是“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还是“兴起”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在这里的不可置换性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相信这么简单的“问题”应该不是译者的问题，那么就姑且看作为当代词语研究和翻译研究贡献一个有点小意思的例子吧。
接下来，也顺带再谈两个也纯粹是词语学的“主义”例子。
一是“New Liberalism”，这是该书的核心概念，在这里被译为“新型自由主义”，显然是为了与“Neo-Liberalism”被译为“新自由主义”的流行译法区别开来。New Liberalism与Neo-Liberalism不仅在时间上相差大半个世纪，在思想诉求上也完全不同，都译为“新自由主义”显然会造成思想概念的混淆；而且在中国近二三十年的思想舆论场中，不管批判还是赞成，后起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备受瞩目，而先在的New Liberalism反被遮蔽与遗忘。但是对于思考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而言，后者所具有思想与观念意义显然是更为重要的。本书译者把New Liberalism译为“新型自由主义”，站在New Liberalism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角度来看，也是恰当的。也有人把Neo-Liberalism 译为“‘新’自由主义”，以示与“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区别，从严格的词义内涵上说应该是更为准确的，但是流行的译法已经难以被改变过来了。
二是“社会主义”，也就是“Socialism”与“socialism”的区别，作者在“缩写表”中说，前者“涉及该词的教条的、正统的以及制度化的表现形式”，后者指的是该词的一般意义，即本书第二章“自由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所理解的意义；译者在本页“译注”中说把前者“译为打引号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完全正确，也非常符合我们所熟悉的语境。
再回到现在书名中的“进步主义”这个概念。我想起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广州的《岭南文化时报》（几位同人办的报纸）发表的《美国社会如何争取社会正义》，就是谈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当时我特别关注的是，“知识精英没有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背弃公平正义的原则，没有因为自己处境的相对优越而对穷人的苦难麻木不仁，这是美国社会能最终走出道德低谷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几年前，政治学者钱永祥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借鉴美国进步主义的经验教训诠释八十年代改革运动的价值观，不仅在历史上可信，并且有助于今天中国的社会逐渐找到一种“平民的理想主义”来恢复道德生机。在以“进步主义”置换“New Liberalism”的语境中，这也是颇有启发性的。弗里登在该书“中文版前言”的开头就讲到，新型自由主义“建立在具有进步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的十九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强大观念遗产之上”，后来在第一章也继续谈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改革问题的关注，是进步主义思想总体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在19世纪上半叶还只是一股潜流，之后逐渐壮大，到维多利亚时代末期成为社会思想中的主导因素”（34 页）。这些涉及“进步主义”的论述，或许也可以作为对“英国进步主义思想”这个书名的一丝安慰吧。
迈克尔·弗里登的这部著作以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出现与发展为论述核心，打破传统思想史研究中的精英主义和纯理论路径的桎梏，从思想观念的相互影响渗透、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的复杂语境、社会历史背景中出现的改革议题与社会舆论中的激烈论争等各种维度的相互碰撞中，重新诠释新型自由主义的思想轨迹与核心价值，是一部关于英国新型自由主义发展的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相结合的重要著作。在我看来，该书最具思考魅力的是，基于对大量文献资料的精准分析，作者深刻地论述了存在于思想观念、社会思潮与社会改革议题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影响和意义，使自由主义政治思想重新被置于它们所赖以发生和成长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这是一种充满经验实证方式和历史感的政治思想史叙事，也成为对二十世纪以来所有社会改革与进步运动作思想分析的重要思想史资源。《英国历史评论》的推荐语说该书“做出了复杂、有力的论述，其中的细节和微妙之处只能由读者自己去探索”，我相信对正在思考改革开放四十年议题的读者来说，这种思想、现实、学术三者交叉结合的思考路径本身就很值得借鉴。
弗里登在书中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是最具原创性、社会意识和影响力的英国政治思想形式之一。它建立在具有进步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的19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强大观念遗产之上……但它对那份遗产进行了拓展，创造了一个社会改革和意识形态革新的规划；该规划为未来，尤其是社会自由主义式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而后者可能是20世纪英国在国内事务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20页）。
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也认为，“简言之，福利国家产生于20世纪跨党派的共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1914年之前进入公共生活的自由党和保守党执政的，对于它们来说，使民政秩序获得稳定的前提，即普遍的医疗服务，老年退休金，失业与疾病保险，免费教育，公共交通运输补贴等等条款，不是代表20世纪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19世纪晚期改革派自由主义思想的完成结果”（托尼·朱特《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10页，林骧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 年5月）弗里登念兹在兹的新型自由主义对英国社会进步的影响问题，这段论述可以看作历史学家的简洁回应。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样的发展现象？弗里登告诫我们，要把注意力从传统的政治思想人物、那些独一无二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上移开，转而关注发生在学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之间的各种讨论，应该阅读的是书籍、报纸、期刊、议会辩论等各种资料。像L.T.霍布豪斯和J.A.霍布森这样杰出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也是置身于更大的群体并且受那些群体影响，因此更要关注积极活动在各种松散群体中的成员，他们直面工业革命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代价，并且专注于减轻其弊病的方法，贫困、失业、住房、卫生、疾病、教育等社会问题都在他们的不同视角中得到表达。他最后强调霍布豪斯和霍布森都不是抽象的理论家，而是一直致力于解决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21页）。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思想舆论场，在学院体制中自命为自由主义思想研究者的学者们或许也应有所思焉。
在上述的社会与舆论氛围中，新型自由主义发展出四个核心观念，并以相互关联的方式解决上述的社会问题。这四个核心观念是：一、必须通过资源再分配来抑制巨大的财富不平等，为所有人创造和提供机会；二、在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中，产生一种基于相互援助的共同体精神；三、自由主义的自由理念有赖于一种广义的福祉观念才能实现，这种福祉观念把个人的发展和完善置于核心位置；四、国家是实现繁荣的必要条件，而不再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和压迫。他强调新型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和当年那样具有新意，表明恰当的共同行动并不必然会缩减个人自由，反而是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同上）。
讲到这里，弗里登很自然地把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s）拎了出来，认为它篡夺了自由主义之名，使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变得枯竭；它以一种挑衅的、夸张的、过度竞争的方式挑选出自由概念，牺牲了自由主义的其他价值；还用狭隘术语来阐释自由主义对人类理性的理解，而没有把宽容、反思性以及对他人的尊重包括在内。但是他同时也指出新型自由主义自身的弱点和缺陷：对国家的力量和意图抱有过分乐观的看法；对专家的信任产生一种旨在引导全体人民走向可欲目的的温和家长制；它的和谐概念过分一元化，低估了任何社会的内在多元性。更重要的是他准确地指出了自由主义的无力感：“在越来越被标语和粗俗修辞所主导的政治世界中，它无法特别有效地向更多民众传播其观念。其原因在于，自由主义者不愿在牺牲理性的情况下依赖于情绪化的观点。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者缺乏激情。……但他们绝不使用某些在政治世界中常见的方法，即煽动和激起会造成不稳定的情感，如使用极端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语言。”（23-24页）在自身的弱点与难以消除的无力感之间，新型自由主义的真实状况也预示着，自由主义在日后的传播、发展的命运中必然备受曲折与磨难。
毫无疑问，二十世纪初叶的思想发展与社会改革实践可以证明，“新型自由主义是一个明显具有融贯性和针对性的观念维系。它专注于具体的社会弊病而又没有陷入乌托邦主义，但它的社会观点和计划是积极而有力的”。在今天，弗里登承认自由主义家族可以存在不同的发展方向，但是每一种自由主义都必须论证自身的正义性；他更为强调的是，自由主义不是静止的学说，也不是一套普适的信念，必须坚持发展、变化、竞争和自我批判的精神（25页）。
接下来作者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今天回顾新型自由主义对当时推动社会改革、形塑福利国家的影响时，一方面，由于新型自由主义的观念和纲领早已融入广泛的政治话语和政治议程之中，因而难以发现它的直接影响力的依据；另一方面，学术界没有多少致力于这个方面的研究，曾经产生过那么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的新型自由主义，竟然通常被政治思想研究者所遗忘。另外，新型自由主义自身是如何蜕变、发展的？有一个学术争论的焦点是，有观点认为这要归功于在工党那里达到顶峰的社会主义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通过政治竞争迫使自由主义向左转，为自由主义的先进派别提供了一套现成的意识形态。
对此，弗里登则指出，“本研究的主旨是表明：从智识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完全是自由主义自身促成了其政治信条的转型，而且它也有能力这样做（尽管人们自然无法忽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在开放社会中观念之间总是存在交流和互换）。如果所追问的问题是自由主义究竟保有连续性抑或发生了断裂，那么，答必定是前者”（53-54页）。为了证明这个主旨，作者展开了有关英国社会政治与政策改革的方方面面的非常深入细致的分析讨论，这是占据全书最大篇幅的部分，实际上就是一部从自由主义思想角度切入的二十世纪初期英国社会改革史。
对今天更加关心社会改革与进步的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思考和理解新型自由主义与英国式的社会改革的内在联系：“新型自由主义者所创建的思想体系，显然是针对那个年代的直接社会问题。这种思想体系持续表达了他们对具体事务的兴趣，以及促进当前社会有所改进的必要性。他们一直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自己的提议，承认任何改革都必须在压力和局限之下进行，以及改革必须满足的条件，并相应地指出了行动的方法”；“即使实际的立法并没有体现他们最先进的观念，但在现代化的自由主义理论与政治行动中的自由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的重建过程中，他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此为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总体探讨已经完成了”（340页）。
弗里登在全书的“后记”中引述了霍布豪斯的一段很长的话，其中有几点意思比较重要：当政治斗争只是围绕着私利的漩涡，原则当然是不重要的；拥有并知道如何运用原则的人，是消除社会偏见和政治阻碍并为改革铺平道路的精神领袖；未来的进步希望有赖于那些与国民生活密切联系的思想者，他们会以现代环境要求的方式重新表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弗里登赞同，并已从多种角度论述的观点。
原载于上海书评，2018-06-14，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94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