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之城》是一本由萧易 著 / 梁思成 刘致平 摄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28.00元,页数:4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影子之城》读后感(一):《影子之城》每个中国人都该到这座神秘的城市中,走一走,看一看,好书!
著名人文学者,作家萧易的新作《影子之城》新近出版发行了,从一堆尘封的营造学社560照片中精选了300多幅照片,560张照片中的精华及背后的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还原了一座古城,而透过这座古城,我们依稀可以窥看到旧时中国城市布局的影子,在这些布局当中,蕴含着古老中国的文明密码,每一处都是其丰盈文脉和悠久风俗具象表现,当年营造学社所拍摄都是当地最精美,最古老的建筑,而在广汉,梁思成,刘致平几乎拍下了广汉的所有古建筑,正如梁思成夫人在序中所言,了解古建筑其实就是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比如文庙,代表着儒家文化在城市的投影,比如宗祠,见证着一个个家族繁衍生息的历程,不同的建筑,体现了不同的社会功能,对应着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举,道德,宗族,同乡,信仰, 它所承载的中华文明的精髓与内涵,会在一代代的解读中得以深化和发展,这也可能是作者推出此书之目的,引用梁夫人林洙序中言,就像萧易说的,梁思成,刘致平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影子之城”每个中国人都该到这座神秘的城市中走走看看,好书,值得阅读,感谢作者,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
《影子之城》读后感(二):余音绕梁——《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
看到广汉二字,自然想到了三星堆古遗址。书中的广汉俨然不是沉埋于地下的古蜀遗址,而是明末张献忠屠蜀之后重修的雒城。
自商周时期的三星堆古城到清代的雒城,广汉古城延续了两千多年,兴衰交替之中写满了故事。如所有古城一样,梁思成眼前的这座雒城在空间序列中严格遵循着数字化的比例、对称、均衡等造型艺术特点。城池设有四道城门,东、西、南、北四条正街,文庙、城隍庙是城市建筑的中心,开元寺、牛王庙、药王庙、文昌宫沿着城墙分布,其他一些会馆、祠庙隐匿在大街小巷之中。整个布局错落有致,主次分明。
遗憾的是,这座城和中国大多古城一样未能逃过社会动荡、文化风波以及城市建设的摧残,随着它的那个时代一起崩塌、消亡。央视拍摄《梁思成 林徽因》纪录片时的偶然发现,使得梁思成、刘志平先生在雒城拍摄的560张照片得以重见天日。作者萧易梳理了一张张零散的照片,置图于左,置书于右,将摄影图像与历史文献、口述历史整合在一起。萧易笔下的雒城不再是一座座冰冷的砖木建筑,他用一则则故事赋予这些建筑以生命,随着时光的轨迹兴衰更替,为我们勾勒出一座有血有肉的广汉古城。如果说城池、民居、桥梁是众生俗世生活的直观展现,那么宗祠、牌坊则体现了广汉人心中的家族记忆与荣辱观念。文庙和寺院,一个是读书人的圣地,文化崇拜的中心;另一个是佛祖的殿堂,僧人的居所,众生的归宿。祠庙是神灵的居所,供奉着的神灵与民间生活息息相关。会馆集合了移民对故土的追思,安置着移民背负来的地方神位,是联系桑梓之情的场所。这些建筑无一不是现世众生、过世宗祖和天上地下神鬼的居所,翘角飞檐、雕梁画栋之间承载着广汉古城的记忆。
书前序记述了林洙女士和梁思成先生对古城宗祠的讨论。“湖广填四川”的迁徙让不同地域、不同姓氏的移民来到了雒城。对他们来说,宗祠的建立,寓意着新宗族意识的诞生,家族在雒城传承的延续。那么重续族谱,建立宗祠便是至关重要的任务了。以益兰祠、溪南祠、透龙祠、陈氏祠、黄氏祠、李吴氏祠、王氏祠为代表的雒城宗祠建筑质量极高,外表华丽,内部整洁、严肃,又各具特色。从昔日的繁盛到如今的破落,宗祠勾勒出了黄、张、陈、王、李等家族筚路蓝缕的迁徙史。数百年来,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朽烂的木雕、散落的建筑构件、剥落的彩绘让人不禁嘘嘘感叹。
书的最后特意附上了一幅广汉插画师绘制的雒城复原图。图中一一标示了雒城古建筑的方位,让我们自觉回味起作者的记述,追随梁思成先生的脚步,在这座“影子之城”中兜兜转转。
《影子之城》读后感(三):《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
◎贾登荣(书评人)
经过岁月的洗礼,往昔那些美轮美奂的古建筑,在绝大多数城市、乡村,都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有极少部分幸存下来的建筑,成为文物保护对象,供人们瞻仰。位于川西平原的广汉,与中国其它地方一样,现存的古建筑也寥寥无几。但十分幸运的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刘致平先生在1939年到1941年间,用他们的镜头,记录了广汉当年那些官衙、庙宇、会馆、祠堂、牌坊、桥梁、寺院等古建筑。而这本《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的作者萧易,精选了梁思成、刘致平拍摄的300多幅照片,然后通过查阅典籍、实地走访,还原了当年这些古建筑的来源、风貌、功能和影响,让人感受到隐藏在古建筑背后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丰盈的文脉、灿烂的文明。
该书的300多幅老照片,展现了中国古建筑的精致瑰丽、美轮美奂,反映出旧时工匠的高超技艺、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这些老照片,分别呈现了当年广汉城里的衙署、文庙、文昌宫、奎星阁、字库塔、湔江书院、张氏庭园、广东会馆、湖广会馆、黄州会馆、陕西会馆、江西会馆、四川会馆、益兰祠、陈氏祠、王氏祠、慈恩桥、众成桥、城隍庙、关岳庙、东岳庙、土地庙、龙居寺、金轮寺、开元寺等35处建筑。就建筑形态划分,可以分为公共建筑、私家建筑;从建筑结构划分,可以分为木结构建筑、砖结构建筑、石结构建筑等。任何一类建筑,无论从建筑的全貌,还是建筑的细微部分,诸如屋脊、檐角、门窗、配饰等方方面面,都做工精细、尽善尽美,散发出浓浓的工匠精神。
书中的300多幅老照片,在还原旧时建筑风貌的同时,还勾勒出人与建筑的关系。透过这些建筑,能够看出旧时中国人的信仰、崇拜、敬畏、追求、寄托和爱憎。从巍峨的文庙中,读到中国人眼中的科举制度;从威严的关岳庙中,读到中国人的义利观、忠义观;从石牌坊中,读到中国人的荣辱观;从土地庙、城隍庙中,读到中国人的图腾观;从广东会馆、江西会馆等众多会馆里,读到古人的浓浓乡愁;而从湔江书院、字库塔、奎星阁中,读到中国人对文化的尊重……应该说,不同的建筑,体现了不同的社会功能,反映了人与建筑生生不息的密切关系,对应着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举、道德、宗族、同乡,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髓与内涵。在这里,建筑不再是固化的名物,而是鲜活的灵魂,洋溢着感情色彩,律动着思想光芒。在对建筑物的追根溯源中,让人感受到中国文明的悠久灿烂、博大精深。
以“字库塔”一章为例,作者在讲述广汉字库塔修建过程、修建时间、字库塔特点的同时,对中国人“敬惜字纸”的传统进行了回溯,继而对字库塔的产生、发展、消亡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读,还对各地最有特点的字库塔加以介绍。一个字库塔,引出了中国人尊重文化、敬畏文化的习俗,并将它展示得充分、完整,让读者接受了一次很好的传统文明的教育。而在“湔江书院”一章里,作者回顾了湔江书院产生的往事:作为湔江书院创办者的李三清,主动捐出了“拟用于赴成都赶考的一百两盘缠”,在他的感召下,“文人、商贾、挑夫、僧侣也踊跃捐资” ,共筹得白银两万余两,田产四十余亩。经过九年的努力,终于建成了书院。从这些讲述中,我们看到了涌动在小城中尊师重教的风气。作者的笔墨也不局限在对湔江书院历史的回顾中,而是铺展开来,对中国书院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追溯。当然,也让人们从“影子之城”广汉,走向了更加广袤的田野,倾听到神州大地文明的回响。
《影子之城》读后感(四):【影子之城】
郑嘉励
近代以来,各大城市,纷纷拆毁旧城墙,改建为环城路,环城西路即原来的西城墙,环城北路即北城墙,以此类推,环城东路即东城墙。杭州和嘉兴,都是这样的。
嘉兴城不大,适宜跑圈,早晚锻炼时,我绕着环城路跑过几次,对老城墙的里数和轮廓,了如指掌。杭州老城区大,马路更宽,车辆也多,我不曾绕城跑过。
金华的城墙拆除、护城河填平以后,照例也是环城的道路,尽管名字不叫环城路。然而,旧城墙的痕迹依然容易辨认,我骑车跑一圈,知道人民路是原来的北城墙,新华街是城市的西城墙。城墙的四至,即老城区的边界,曾经是城市最直观的象征,即便遗迹无存,也绝不至于完全泯灭。
由城墙包围起来的城区里头,状况会复杂很多。道路与坊巷,是城市的骨架,相对较为固定。金华老城有所谓“三纵两横”的道路:南北向有东市、中市、西市三街,横向则有北街、南街两条——城区的主要道路系统,至晚于宋代已经形成,愈是主干道,愈难以根本改变。近现代为了通车,无非是整体拓宽道路,局部截弯取直,将石板路换成水泥路面,大不了再把“中市街”改个新潮的名字“胜利街”,如此而已,貌似焕然一新,其实,道路的基本布局和走向,实无改变。
主干道两侧,生长开来的枝枝杈杈的坊巷,命运就难说了。传统社会生产力有限,旧城改造的力度也有限,我们有理由相信,清朝的坊巷街道,其面貌大概与明朝相去不远。现代社会就不同了,城市大规模改造,老城区成片拆除。未几,高楼大厦,封闭式小区,如雨后春笋,拔地而出,若问旧市容市貌,不可复见矣。
街巷两侧的商铺民居,道路中间林立的牌坊,原本依附于街巷而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是变化不居。今年赵家庭院,明年是钱家的客栈,昨日孙家酒楼,明日改为李家的当铺。这样的故事,每天上演,即使历史文化名人的故居或祠堂,也是如此。
金华最近一千年历史,南宋吕祖谦应该是本土最孚声望的乡贤大儒。金华后街的一览亭,本是登高休憩之所,吕祖谦故居就在一览亭附近。南宋之初,南渡士大夫通常居住在官府提供的“官屋”或寺院内,吕祖谦祖父吕弸中就寄居在城内的官屋。吕祖谦在此生活、讲学。他的讲学,影响很大,吕祖谦故居遂为著名的“丽泽书院”之前身,金华后来有“小邹鲁”“婺州学派”的说法,都可追溯到这里。据楼钥《攻媿集•东莱吕太史祠堂记》,吕祖谦晚年搬家到城北,但不久去世。南宋开禧三年,婺州官府在一览亭故居建造“吕成公祠”与丽泽书院,以为吕祖谦及其学术的纪念、弘扬之所。
按理说,书院、祠堂是城市文脉的象征,后人通常会妥善保护。然而,丽泽书院、吕祖谦祠,命运多舛。元明时期,书院搬迁,祠堂已废,清代重建时,已非原先位置,吕成公祠搬至今将军路与酒坊巷交叉口附近。而今天,金华城内已无任何与吕氏相关的史迹。
城市的所有建筑,当以衙署、文庙、城隍庙,最不容易改变,因为这是城市最重要的官方建筑,象征着政治、文化、宗教的权威。唐宋以来,金华府衙、县衙、府(县)学、府(县)城隍,确实很少改变。自从清末废除科举制度,文庙改为新式学堂,几年前,府学旧址仍为某中学的校舍;清帝逊位以后,府衙搬离旧址,以示新时代对旧传统的决裂。进入新世纪,城市化浪潮袭来,城市规模持续扩大,现在的金华市政府大楼,已经搬出旧城区。也许时代发展太快,又有人主张慢点走、回头看,主张恢复金华府衙、府学建筑,然而事过境迁,重建的只是躯壳,历史永远无法重来。
金华,旧称婺州。按照“星野”的说法,城市对应着天上的婺女星,故名。 在城内对应婺女星的地方,建起星君楼,供奉婺州“分野之神”宝婺星君,祈愿城市平安。星君楼,也称八咏楼,自南朝以来,几经重建。数千百年,城市早已面目全非,唯有八咏楼,至今屹立,位置始终未改。这是城市唯一的传奇,冥冥之中,如有宝婺星君的垂佑。
一座城市,变化是常态,不变是例外,变与不变之间,总该有规律可循吧——我在金华走街串巷、寻访古迹,经常这样想。或者说,我宁愿相信世界是有规律的,如果沧海桑田、社会变迁,一切随机发生,无因果,无目的,无悲喜,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那么,我的考古工作该是多么令人绝望。
《影子之城》读后感(五):世界上我最初和最后抵达的城市
打开这本书时,居然感到有点微微颤抖。历史影像中的图景而今早已湮没无闻,却又暗暗勾起我记忆中的断片,埋藏在意识深处的风景忽然亮起来,像一盏又一盏的渔火,星星点点,此起彼伏,连成越来越宽广的记忆之网。
初中时,我就读于县城里的雒城三中。广汉古称雒县,县中有雒城。《三国演义》中,庞统率军攻取雒城,途中在落凤坡遭遇埋伏,中箭身亡。我很喜欢“雒”这个字,它与房湖公园西门外的古城门楼气质相似,古朴沉稳,庄严持重。房湖亦有一番故事,是唐朝宰相房琯贬黜于此所建,杜甫流落成都期间前来拜访,二人坐在湖边,饮酒对诗。
教数学的陈老师,与教育局一位姓戴的先生颇有私交。戴先生来学校视察,身材魁梧,穿黑色风衣,威严之仪颇不寻常,隔着窗玻璃和陈老师挥挥手,二人相视一笑,陈老师便接着讲函数。
我好奇戴先生何许人也,陈老师告诉我,戴先生是戴季陶家族后人。
戴季陶生于广汉,荣膺国民政府首任考试院院长。1941年正值抗战胶着之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昆明内迁之四川李庄,营造学社苦于无力进行大规模古建筑调查,戴季陶遂委托梁思成、刘致平二位为故乡留下一套完整的建筑影像。此前,梁思成亦于1939年短暂考察广汉。此即《影子之城》缘起。
梁思成留下500多幅照片,系统记载了这个川西县城民国时期的人情风貌,城池、文庙、民居、宗祠、寺庙……古中国每座城市必不可少的空间。作者以建筑为中心,自在穿梭于各种传说、史实、文字、典故、民俗,旁征博引,如数家珍。
透过一张张沉默无言的黑白影像,一座城池渐渐发出穿越时光的声响。重檐歇山顶门楼内,戴斗笠的农民刚刚与挑布匹的货郎擦肩而过;白发苍苍的老者正在屋檐下晾晒衣服;钟鼓楼底层的戏台传出咿咿呀呀的唱念做打之声。这是一座仍然活着的城市,花市街、米市街、梓潼街、书院街……这些儿时便耳熟能详的名字连在一起,便是一幅温文清丽的世俗生活图景。
讲人世之处幽微有致,讲神仙之处则深情动人。
魁星阁中供奉的魁星“一手持笔,一手提乌纱帽,其他地方的魁星持的则是毛笔与墨斗,广汉人对功名的渴望似乎来得更为直接”。不过随着科举制度废除,这位坦率可爱的魁星渐渐失宠,“往者熙来攘往,今日门可罗雀,1941年的魁星,似乎犹能体会人情冷暖。20世纪50年代,魁星阁被拆除,失去了容身之所,那尊憨厚的魁星下落不明”。
1965年,龙兴寺的木材、砖瓦被悉数拆掉,五百罗汉没了栖身之所,“终日日晒雨淋,生出青苔,爬上杂草,眉目也日渐模糊”。文革开始后,“五百罗汉泥塑的身躯被砸成碎块……身躯里的木头架子,被周围的百姓捡起来,当成烧饭的柴火。五百罗汉就这样归为尘土,化作青烟。”
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都在神仙的遭遇里一一浮现。人间有疾,神仙也无可奈何,甚至在人世沉浮中更加柔弱。
好在,神灵会再次降临到恢复理性的人们中。作者考察迄今广汉保存最好的祠堂益兰祠时,发现老君观已迁至此处。“张氏家族的故事,在烟雾缭绕的香火中隐约可见。”这一句写得甚有神韵,渡尽劫波,人与神之间似乎不再有上下之分,而似兄弟旧友,重新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我想起小时候外婆带我去龙居寺拜佛,小孩子不懂古建之美,让作揖便作揖,让磕头也磕头,只贪图吃斋饭新鲜好玩。佛寺之中,烟香袅袅,朝拜者络绎不绝,倒不觉清幽孤寂,竟是比家里更热闹的场所。有一次吃完斋饭,外婆带我跟大和尚道别,我藏在外婆身后咯咯地笑,和尚见状也嘿嘿一笑,从菩萨跟前拿了个供果给我:“小娃儿吃这个,莫病莫痛。”回家路上我睡着了,外婆抱着我,我抱着苹果。记忆与书本相互对视,脉脉不语,皆是乡情。
读到1941年城隍庙山门“白色的石灰墙被灰尘与世间染得黢黑,雕花柱础上的图案早已模糊不清,一株枝繁叶茂的泡桐树爬上了弯曲的风火墙……国内蒸着粉蒸肥肠、粉蒸牛肉,光着膀子的摊主正拨弄着土炕的柴火”,我忍不住在心里惊呼,这不就是90年代我生长的小镇吗?!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伊希多拉便是他梦想的城:只有一点不同。在梦想的城里,他是个年轻人;他抵达伊希多拉的时候却是个老头。在广场的墙脚,老头们静坐着看年轻人走过;他跟他们并排坐在一起。欲望已经变成记忆。”
少年时我迫不及待想离开故土,而今步入中年,却越来越思念故乡,我思念的城市已是黄昏,聊在这座影子之城中获得不可触的安慰吧。
《影子之城》读后感(六):梁思成偷来的影子
天府文化 wen
今人很难想象古老中国小城的模样,尽管年年考古新发现的遗址会为我们提供一些零星的线索:夯土而成的残垣、图像漫漶的砖块、柱础和沟渠留下的坑洞凹痕、爬满青苔和石花的阙楼、伤痕累累的牌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我们总是不停地拆毁,然后重建,即使是同一片土地上,鳞次栉比生长起来的常常是面目不同的建筑。这很好理解,因建筑无非是功能性或礼仪性的空间,其承载的还是众生的生活、观念、爱憎与欲求。
构成城市的从来不只是土木、砖块和水泥,就像卡尔维诺所说,“还在于她的空间量度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 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
因为人和时间无一不是变量,城市自身每一天都在膨胀和变化,日新月异,随着前人以及他们的记忆入土,古老的中国城市便也渐渐被历史的迷雾所笼罩,仅仅留下模糊的背影,难怪西方历史学家总是感叹:过去是另一个国度。
《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
作者:萧易
“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掌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挫、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在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里,常常给具象的城市安排一个看不见的“孪生姐妹”,只有有心的人才能穿过表象辨认出她的存在。
如果说560张营造学社留下来的广汉老照片是一整个城市的掌纹,而《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作者萧易就是那个为我们指识出这座“看不见的城市”并让其显形的人。照片会褪色,建筑也终究会消失于历史长河,但它们所承载的中华文明的精髓与内涵,却会在一代代人的解读中得以继承与发展。
时间胶囊 营造学社的560张照片
过去是另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时间胶囊抵达。
一个差点被湮没在资料室中的蓝布包裹,成了来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时间胶囊。
1939年11月,营造学社一行人沿川陕公路从新都、广汉、德阳、绵阳一路北上。刘敦桢在他的考察日记中用寥寥数行字记录了营造学社的这一次广汉之行。上午从新都出发,进入广汉城时已是下午两点。他们在向导的陪同下,考察了文庙、广东会馆、开元寺以及张氏庭园等几处古建。下午6点,广汉城响起了日军空袭的警报,一小时以后才解除,此时已然天黑。第二天,一行人就匆匆离开广汉前往德阳。
成都到广汉的路上四座牌坊鱼贯而立,根据梁思成的记载,它们均为清代节孝坊。
后来,林洙在整理《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时,于序言中大略介绍了营造学社川康之行的路线和成果:“自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行期近半年。梁思成一行往返于岷江沿岸、川陕公路沿线、嘉陵江沿岸,跑了大半个四川。西康、雅安、庐山(此处是林洙笔误,当为‘芦山’)地瘠民贫,他们只有乘坐滑竿,或步行,沿江则乘竹筏。”
在这本书里,广汉部分仅有二十多张照片。2007年,央视纪录片导演胡劲草拍摄《梁思成• 林徽因》,和林洙一起前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翻阅当年营造学社资料,无意发现一个蓝布包裹单独陈放。打开落满灰尘的包裹,发现了一个盒中的数百张黑白照片和底片,它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四川广汉。
营造学社留下的这批照片,被今日的广汉视若珍宝。他们后来与林洙联系,拿到了首批300张照片。2017年,萧易接到来自广汉官方的邀请,重新整理这批照片。在胡劲草发现的资料之外,萧易和广汉相关工作人员数度拜访林洙,又在林洙推荐之下,于清华大学档案馆找到剩下的照片,共计560张。
梁思成来时,牌坊上的戒石铭已换成“天下为公”,牌坊上坐着几个兵丁,院墙上“抗战必胜”几个大字令人嗅到抗战的气息。
在尘封70余年之后,古老的“广汉城”终于重见天日。并且也解开了一个谜团:为什么刘敦桢日记里由于日军空袭被打断的一天考察时间,居然能留下多达560张照片——1940年秋,日本侵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出于安全考虑,大批学者以及营造学社的工作人员迁至李庄。
在颠沛流离的战争岁月,营造学社已经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古建筑调查。这个时候,广汉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1941年秋,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决定为自己的家乡广汉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趁国立编译馆的学者云集四川,邀请他们到广汉,以新式体例重修县志。广汉成立了高规格的修志调查委员会,并延请营造学社到广汉拍摄一套完整的建筑影像资料。当年6月,梁思成、刘致平等营造学社成员重抵广汉,在数月内拍下了这里70多处古建筑的身影。这里也由此成为营造学社停留时间最长、拍摄建筑最多的县城。
在战乱频仍的岁月,人命尚且朝不保夕,何况修志呢。县志尚未编成,国立编译馆就迁回南京,营造学社的工作被迫中止。于是,这批照片被存入资料室,长达70余年。
镜头下的广汉 古老城市的标配
560张照片,不仅再现了中国古建筑之美,更重要的是,以它们为线,还原了古老城市和人的关系。萧易说:“与其说营造学社拍下了广汉,倒不如说留下了中国城市的影子,以及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威仪、文脉、信仰、道德、亲情,那是古老的中国留在建筑中的烙印。”
那时的广汉县,是成都平原典型的小城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城墙、衙门、文庙、奎星阁、关岳庙、城隍庙、牌坊、会馆,曾是古老中国每座城市的标准配置:恢弘的城墙环绕城池,蜿蜒的护城河保护城里的百姓;钟鼓楼的暮鼓晨钟准时响起,见证岁月流逝;高大的牌坊上写满善人、孝子、节妇、烈女的故事,是庄严的地理坐标,也是儒家精神和道德取向的华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风气:文庙祭祀孔子,奎星阁供奉魁星,书院里教弟子,古老的城市流淌着源远流长的文脉;城隍庙俨然阴间的衙门,年迈的老奶奶们常绘声绘色讲起城隍爷拿人的故事,忠奸善恶在人们的敬畏中代代相传;一座座宗祠见证着一个个家族的繁衍生息;而清代汉州的33座会馆,是“湖广填四川”特殊时代的遗存,叙述着成都平原移民的迁徙故事和发展史。
寺院散居于城外,而供奉各类地方神的祠庙则集中在城内。萧易推测,这是因为祠庙与世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在此祈求功名、财富、雨水、子嗣、健康。如果生了病,去南门的药王庙;如果怀不上子嗣,可以去米市街的娘娘庙;久不下雨呢,可以去龙神祠。更有甚者,广汉城中还有座“鸡屎仙庙”,在农耕文化占主流的年代,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肥料,鸡屎也有其重要的自身价值。
虽然梁思成眼里的广汉古建筑,留存至今的仅有十之一二,但幸好,有这批重见天日的老照片为我们呈现出过往的影像,让我们可以见微知著,酌古御今。
《影子之城》读后感(七):影子之城 建筑图志
影子之城 建筑图志
——读《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谢天开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这部萧易著,梁思成与刘致平摄影的《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便是上世纪四川广汉雒城的落霞余响。
这是因为在种种浩劫之后,那些宏大而精美的古建筑实体已然灰飞烟灭。但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历史机缘的冥冥巧合,青年作家萧易依据偶然发现的中国营造学社所拍摄的560张照片,以图像证明历史,以文字复活社会,通过左图右史的大文学方式,为读者重新还原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西南一隅熙来攘往鲜活的广汉县城。
文化的抗战
当年梁思成、刘致平们拍摄的广汉古建筑照片,是萧易《影子之城》成书的依据所在。
500余张照片,再现了中国古建筑之美,以及它们与城市、百姓的关系。与其说营造学社拍下了广汉,倒不如说留下了中国城市的影子,以及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威仪、文脉、信仰、道德、亲情,那是古老的中国留在建筑中的烙印。
这是萧易在本书序言“营造学社遗忘的560张照片”里深切而动容的言说。
“中国营造学社,中国私人兴办的,研究中国传统的营造学的学术研究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存在17年,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营造学社于1929年成立,至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停止工作。就这样一个学术团体在17年内几乎集合了中国建筑界的精英分子大部,就在那样艰苦卓绝的岁月中没有停止自己的学术事业,高扬中华文化大旗,顽强进行着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田野考查。梁思成是这个阵营中领军人物,而刘致平则是这个阵营中的一员骁将。营造社成立第二年,梁思成出任法式部主任,刘致平则是1935年担任法式部助理的,在这之前他是梁思成的学生。中国营造学社早期只聘用两名研究员,就是他们二人。
文化抗战,保存中华文脉。则亦是当年梁思成、刘致平们的自觉意识。
在“城池(城市的故事)”篇中,萧易在“广汉西城门”图像下说明:“广汉西城门,重檐歇山顶的门楼,拱劵上写着‘驱逐倭寇’四个大字,城墙上‘万众一心’美术字清晰可见。”在衙门(县政府)“牌坊下坐着几个兵丁,院墙上‘抗战必胜”几个大字令人嗅到抗战的气息。”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诗史杜甫的诗句可移为当时写照。抗战时期的广汉县城,虽说是大后方,然而不时拉响的空袭警报,提醒着中国学者们的“文化抗战”的决心与意志。梁思成于1939年与1941年,先后两次到广汉考察。
1941年,在抵达中国营造学社于后方的大本营李庄后,刘致平挈妻携女跟着老师梁思成在四川广汉一带进行实地调查,搜集大量资料。他的座右铭之一是:“实物第一,文献第二。必须由实物来肯定一切,来总结理论。”这句话在和平年代是治学的严谨,而在战争年则是需要双倍地付出来践诺。
刘致平的女儿刘进回忆说:当时日本人飞机经常轰炸中国内地,有段时间几乎每个晴天都能听到凄厉恐怖的警报声。当时成都地区的警报特点每回拉两次,第一次以重庆为预警表示日机入川,第二次是日机轰炸重庆,300公里外的成都地区接着电话就拉紧急警报。因此只要警报一响,在一片哭喊声中人们拿着家里的细软,扶老携幼,一起从城门洞往外蜂拥地挤,急奔向乡下疏散躲炸弹。记得一次涂着膏药疤的日本飞机在天上狼突鬼叫,我们正走乡间小路上,见路旁有一炸弹坑,下面已经蹲了三个人了,其中一人冲着我们喊:“你们也快跳下来,世界总不会有两个炸弹落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刚跳下去,日机一个俯冲来,炸弹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爆炸,溅起的泥土落了我们一身。就在这种情况下,先父带着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加紧工作。每次出城时,都必带上照相机、皮尺、笔记本等物而不间断乡土建筑的考查。
知识的考古
《影子之城》的500余张图片,不为随手的之拍,绝对是以古建筑学家的专业眼光的镜头聚焦。
统一、均衡、韵律、对比、对称;体量,空间尺度;平面分类;细部装修……大木作、小木作、面枋、斗拱、牛腿、雀替……
77年前,梁思成、刘致平们运用摄影、绘图等手段第一次将广汉县城科学地定格,逐一纳入建筑学家的研究视野。
77年后,青年作家萧易如何解读解析这些珍贵的图像,便是需要一番考量的。
沿着《影子之城》的建构:
城池(城市的故事)
文庙(儒家的殿堂)
会馆(移民的原乡)
民居(众生的住所)
宗祠(家族的记忆)
牌坊(道德的高地)
桥梁(善良的回响)
祠庙(众神的国度)
寺院(佛陀的梵音)
我们可以移步换景,一步步地在著者的引导下,进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窥视绵绵数千年的农耕社会的宗法制下的中国西南一隅的小城奇特景像:动荡中的秩序,乱世中的不变。
在“会馆(移民的原乡)”篇引里,首句是这样的:
会馆,是昔日遍布中国的地方性同乡组织,有学者认为其起源于汉代的邸舍,当同乡官僚远道而来时,乡音缭绕的邸舍可为客人提供故乡可中的饭菜。
结句则为扼腕地惆怅:
清代的汉州曾有会馆33座,如今四川会馆正殿尚存,三水镇江西会馆残留破败的山门。借助营造学社的照片,我们最终得以走近这些古老的建筑,复原移民迁徙故事与发展史。
地方文史资料、地方方志、移民史、建筑史等专门史,青年作家萧易通过大量的多学科引注,及深入现场的田野考察,解析了梁思成、刘致平遗留下来的500余照片,以自己的叙述方式,完成了这一部具有浓烈文学意味的广汉古建筑图志。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虚构了小说《看不见的城市》,讲述了城市故事,显示了城市的秘密。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青年作家萧易则以非虚构的《影子之城》,复活了上世纪之初的中国西南一隅的广汉县城,并让之成为一种中国城池建筑的文字与图像标本。
大文学写作
在漫长的朝代更迭中,雒城几经废立,梁思成眼前的雒城,修建于清乾隆年间。蜿蜒的护城河,围起一座四方形的城池,周长5千米的城墙有垛口3271个,设有东门朝阳、南门薰风、西门迎爽、北门承恩四道城门,东、南、西、北四条正街是古城主要通道,街上牌坊林立,商铺鳞次栉比,文庙、城隍庙是城市中心建筑,开元寺、牛王庙、药王庙、文昌宫沿着城墙分布,而湖广会馆、四川会馆、广东会馆、溪南祠、透龙祠、黄氏祠等则隐藏在大街小巷中。
这一段总括性文字,既广大亦精微。 然而,从文体考察《影子之城》,不仅仅是一部“左图右史”的建筑图像志,而且更为著者在广取博收,充分吸纳前代与同代学人丰富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自出机杼,以学科跨界的前沿视野,闯出了纯文学的樊篱,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维度切入进行建构与解析。
1941年后,开元寺又苦苦支撑了些日子,最终还是走向消亡。菩萨与天王下落不明,只有铁鼎还孤零零地寄寓文庙一角,经年的风吹雨打,鼎口的“开元寺”三字愈加模糊,一如早已消失的开元寺,还有那隐隐的桂香。
《影子之城》虽说叙述繁复,知识密集,然而却文字流畅,形象而充满了象喻与张力。《影子之城》总体的叙述节奏,抑扬顿挫,恰似一幅行书长卷。其间的时空转换,于历史与现实,借景、对景与框景,又宛若一座中国园林的佳构。在这里,文学的疆界扩展了,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受到解构。《影子之城》通过非虚构文学的方式来建构了一座城市的建筑图志,这便是一种大文学的表达。
青年作家萧易笔端的大文学写作,得益于他长期作为《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等专栏撰稿人的学养与实践。如此的大文学写作,接武民国文风,既有一种独特性,又呈现出一种多元性。
《影子之城》读后感(八):影子之城 建筑图志——读《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这部萧易著,梁思成与刘致平摄影的《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便是上世纪四川广汉雒城的落霞余响。
这是因为在种种浩劫之后,那些宏大而精美的古建筑实体已然灰飞烟灭。但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历史机缘的冥冥巧合,青年作家萧易依据偶然发现的中国营造学社所拍摄的560张照片,以图像证明历史,以文字复活社会,通过左图右史的大文学方式,为读者重新还原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西南一隅熙来攘往鲜活的广汉县城。
文化的抗战
当年梁思成、刘致平们拍摄的广汉古建筑照片,是萧易《影子之城》成书的依据所在。
500余张照片,再现了中国古建筑之美,以及它们与城市、百姓的关系。与其说营造学社拍下了广汉,倒不如说留下了中国城市的影子,以及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威仪、文脉、信仰、道德、亲情,那是古老的中国留在建筑中的烙印。
这是萧易在本书序言“营造学社遗忘的560张照片”里深切而动容的言说。
“中国营造学社,中国私人兴办的,研究中国传统的营造学的学术研究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存在17年,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营造学社于1929年成立,至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停止工作。就这样一个学术团体在17年内几乎集合了中国建筑界的精英分子大部,就在那样艰苦卓绝的岁月中没有停止自己的学术事业,高扬中华文化大旗,顽强进行着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田野考查。梁思成是这个阵营中领军人物,而刘致平则是这个阵营中的一员骁将。营造社成立第二年,梁思成出任法式部主任,刘致平则是1935年担任法式部助理的,在这之前他是梁思成的学生。中国营造学社早期只聘用两名研究员,就是他们二人。
文化抗战,则亦是当年梁思成、刘致平们的自觉意识。
在“城池(城市的故事)”篇中,萧易在“广汉西城门”图像下说明:“广汉西城门,重檐歇山顶的门楼,拱劵上写着‘驱逐倭寇’四个大字,城墙上‘万众一心’美术字清晰可见。”在衙门(县政府)“牌坊下坐着几个兵丁,院墙上‘抗战必胜”几个大字令人嗅到抗战的气息。”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诗史杜甫的诗句可移为当时写照。抗战时期的广汉县城,虽说是大后方,然而不时拉响的空袭警报,提醒着中国学者们的“文化抗战”的决心与意志。梁思成于1939年与1941年,先后两次到广汉考察。
1941年,在抵达中国营造学社于后方的大本营李庄后,刘致平挈妻携女跟着老师梁思成在四川广汉一带进行实地调查,搜集大量资料。他的座右铭之一是:“实物第一,文献第二。必须由实物来肯定一切,来总结理论。”这句话在和平年代是治学的严谨,而在战争年则是需要双倍地付出来践诺。
刘致平的女儿刘进回忆说:当时日本人飞机经常轰炸中国内地,有段时间几乎每个晴天都能听到凄厉恐怖的警报声。当时成都地区的警报特点每回拉两次,第一次以重庆为预警表示日机入川,第二次是日机轰炸重庆,300公里外的成都地区接着电话就拉紧急警报。因此只要警报一响,在一片哭喊声中人们拿着家里的细软,扶老携幼,一起从城门洞往外蜂拥地挤,急奔向乡下疏散躲炸弹。记得一次涂着膏药疤的日本飞机在天上狼突鬼叫,我们正走乡间小路上,见路旁有一炸弹坑,下面已经蹲了三个人了,其中一人冲着我们喊:“你们也快跳下来,世界总不会有两个炸弹落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刚跳下去,日机一个俯冲来,炸弹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爆炸,溅起的泥土落了我们一身。就在这种情况下,先父带着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加紧工作。每次出城时,都必带上照相机、皮尺、笔记本等物而不间断乡土建筑的考查。
知识的考古
《影子之城》的500余张图片,不为随手的之拍,绝对是以古建筑学家的专业眼光的镜头聚焦。
统一、均衡、韵律、对比、对称;体量,空间尺度;平面分类;细部装修……
大木作、小木作、面枋、斗拱、牛腿、雀替……
77年前,梁思成、刘致平们运用摄影、绘图等手段第一次将广汉县城科学地定格,逐一纳入建筑学家的研究视野。
77年后,青年作家萧易如何解读解析这些珍贵的图像,便是需要一番考量的。
沿着《影子之城》的建构:
城池(城市的故事)
文庙(儒家的殿堂)
会馆(移民的原乡)
民居(众生的住所)
宗祠(家族的记忆)
牌坊(道德的高地)
桥梁(善良的回响)
祠庙(众神的国度)
寺院(佛陀的梵音)
我们可以移步换景,一步步地在著者的引导下,进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窥视绵绵数千年的农耕社会的宗法制下的中国西南一隅的小城奇特景像:动荡中的秩序,乱世中的不变。
在“会馆(移民的原乡)”篇引里,首句是这样的:
会馆,是昔日遍布中国的地方性同乡组织,有学者认为其起源于汉代的邸舍,当同乡官僚远道而来时,乡音缭绕的邸舍可为客人提供故乡可中的饭菜。
结句则为扼腕地惆怅:
清代的汉州曾有会馆33座,如今四川会馆正殿尚存,三水镇江西会馆残留破败的山门。借助营造学社的照片,我们最终得以走近这些古老的建筑,复原移民迁徙故事与发展史。
地方文史资料、地方方志、移民史、建筑史等专门史,青年作家萧易通过大量的多学科引注,及深入现场的田野考察,解析了梁思成、刘致平遗留下来的500余照片,以自己的叙述方式,完成了这一部具有浓烈文学意味的广汉古建筑图志。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虚构了小说《看不见的城市》,讲述了城市故事,显示了城市的秘密。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青年作家萧易则以非虚构的《影子之城》,复活了上世纪之初的中国西南一隅的广汉县城,并让之成为一种中国城池建筑的文字与图像标本。
大文学写作
在漫长的朝代更迭中,雒城几经废立,梁思成眼前的雒城,修建于清乾隆年间。蜿蜒的护城河,围起一座四方形的城池,周长5千米的城墙有垛口3271个,设有东门朝阳、南门薰风、西门迎爽、北门承恩四道城门,东、南、西、北四条正街是古城主要通道,街上牌坊林立,商铺鳞次栉比,文庙、城隍庙是城市中心建筑,开元寺、牛王庙、药王庙、文昌宫沿着城墙分布,而湖广会馆、四川会馆、广东会馆、溪南祠、透龙祠、黄氏祠等则隐藏在大街小巷中。
这一段总括性文字,既广大亦精微。 然而,从文体考察《影子之城》,不仅仅是一部“左图右史”的建筑图像志,而且更为著者在广取博收,充分吸纳前代与同代学人丰富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自出机杼,以学科跨界的前沿视野,闯出了纯文学的樊篱,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维度切入进行建构与解析。
1941年后,开元寺又苦苦支撑了些日子,最终还是走向消亡。菩萨与天王下落不明,只有铁鼎还孤零零地寄寓文庙一角,经年的风吹雨打,鼎口的“开元寺”三字愈加模糊,一如早已消失的开元寺,还有那隐隐的桂香。
《影子之城》虽说叙述繁复,知识密集,然而却文字流畅,形象而充满了象喻与张力。《影子之城》总体的叙述节奏,抑扬顿挫,恰似一幅行书长卷。其间的时空转换,于历史与现实,借景、对景与框景,又宛若一座中国园林的佳构。在这里,文学的疆界扩展了,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受到解构。《影子之城》通过非虚构文学的方式来建构了一座城市的建筑图志,这便是一种大文学的表达。
青年作家萧易笔端的大文学写作,得益于他长期作为《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等专栏撰稿人的学养与实践。如此的大文学写作,接武民国文风,既有一种独特性,又呈现出一种多元性。
2018-06-19于成都北门府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