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朝廷》是一本由[美]张勉治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19-10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马背上的朝廷》读后感(一)：史景迁写《叫魂》
译后记中一处疏漏之处
董建中：我清楚地记得，曾问过他，你准备怎么写你的论文？他的回答是：还不知道呢，先收集材料再说。我还记得他说，希望能写本像史景迁《叫魂》那样的书。
史景迁写《叫魂》？让孔飞力跟谁急去？是张先生还是董先生？
此处是一口误，但我们可以确认一点，孔飞力的《叫魂》是标杆性的著作，是近代中国史书写的经典著作，值得我们一代一代人反复阅读。为什么要反复读呢，套用一句话，在《叫魂》里，读懂中国。
《马背上的朝廷》读后感(二)：路边社：乾隆帝晚年讲话
乾隆末年，弘历发表重要谈话，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予临御五十年，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西师，与准噶尔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尽杀绝了，回部几年，把大小和卓木送下地狱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六次南巡，巩固汉地统治，保证江山不变色。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马背上的朝廷》读后感(三)：鲶鱼入群的政治目的
乾隆下江南被拍成电视剧，主题是风流韵事，和一个又一个美女发生感情。
看多了电视的人也就当成“下江南”是乾隆皇帝纯粹个人贪玩贪情，却注意不到他皇帝的身份，注意不到政治的目的。
乾隆帝爷爷康熙帝也下江南，都为了盘活整个官场。
首先是为了盘活军队。满族以武力取胜，承平太久，军队会慢慢失去警惕和战斗能力。皇帝下江南时，带的人数不少，带的东西也不少，骑马出行，每到一个地方，会扎营驻寨，安排皇帝帐篷，和其他人员的帐篷。走的时候，收营拔寨，都需要军纪严明，令行禁止，和行军打仗想像。皇帝通过隔几年下个江南，保证满族军队的一个锤炼，虽然这样很耗费国库。
其次是盘活地方官场。地方官离首都太远，离皇帝太远，消极怠工也因为天高皇帝远会发生，那皇帝亲自到来，具体考察当官的政绩，也由整个地方对皇帝的接迎可看出风俗人情和能力。地方官因为皇帝的这种考察，会有压力，也会当成一种机会，如果做得好，被皇帝看到了，说不定能被提拔为京官。
第三是盘活和江南大族的关系。江南汉人大族对清朝统治还有抵触，如果反清复明什么，士人所起作用一定很大，皇帝每次下江南，会特意要求江南士族陪同，提拔士族的人当官，甚至给江南士族某些权力，让他们从商从官便利，再让他们提供银两给国库，既达到笼络目的，又能用权以制掣。
第三是以出游来同汉人文官的意识作斗争。汉人文官从传统出发，从国库运营上考虑，不赞同出巡。两位皇帝就以实际行动，一次一次同文官博弈，从第一次出巡被驳回，到第二次再提出，再被驳回，到第三次出行。从康熙帝出巡，到乾隆再出巡，让汉人文官从属他们的出巡意识，并以此进行其他意识方面的撬动。
《马背上的朝廷》读后感(四)：注定失败的雄心（而且不无善意）
我们也许应该正确评估满清在营造一个内亚-中华联合帝国时的努力，尤其是其在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努力。
乾隆对南巡的看重，不仅仅有以此状态维系满蒙团结、维系满蒙生活形态：游牧、物力——同时也即是向汉族彰显自己军事优势以警告最好服从的用意，这方面的另一个例证就是巡游涉及大量人马的调动，其实可以视为一种军事动员的操练，这无疑也属于可转为军事优势的；也有向汉族政治传统取资的部分，比如巡游路上写诗、对儒生进行召试。看得出乾隆确实有再造一种为满蒙汉都接受的新的统治形式——巡游就是其象征符号。而且在这过程中，乾隆表示了高度的主动取舍：他做诗，但拒绝汉人风花雪月的享乐风格，而是关心政事。
问题是这样的处理虽然很有雄心，却注定不能得到汉人的认可。其实汉人典籍里也有上古之世尧舜禹迅游的先例——但是援引他们为自己巡游张本，一定会被批评为狂妄：哟，鞑子居然自比华夏圣君；更重要的是后来儒生把秦始皇、隋炀帝这两位皇帝的下场和巡游结合在一起，从而奠定了从汉人看来巡游不是好事的传统。
要挑战传统，自古都是困难的。对一个外来民族而言，恐怕更是如此。
但汉人为什么会有这个传统？我在想可能与官员反抗皇权，或者说是要在权力中分得自己一杯羹的努力有关——也就和张勉治引用的马克斯·韦伯说的家产-官僚制中家产制和官僚制的竞争有关。按照儒家的理想，天子应该“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那么天子不出门，外界信息的获得就有赖于官僚了，自然官员可以从信息的供给和命令的执行上来对皇权构成限制、竞争。但如果皇帝在官僚制外还有家产制的信息采集、命令实施途径，自然会对官员权力形成反制；而如果皇帝更是在外巡游，那么对官僚的依赖会进一步降低。
所以，汉人官员即使没有被统治民族的抑制心态、不引用秦始皇隋炀帝先例构成的传统，单单对自己权力构成威胁这一点就不可能接受乾隆苦心经营的新统治形式了。
满清的民族-王朝心态和家产-官僚混合政府本就极为棘手，两者缠绕在一起更是如此。有什么办法吗？
在我来看只有一个办法，也就是孔飞力说的放弃前者，给全部民众——满人、汉人一个新的身份努力对象，有点像铁托在南斯拉夫设立“南斯拉夫族”一样。
另外，从乾隆巡游但刻意表现不游山玩水、做诗也力避浮华的一面，更不用说在爆出徽商勾结身边近侍贪污后力诫诚朴了，乾隆后来对马戛尔尼使团说的***万物不有，不需要奇技淫巧其实未必是自大，而是和其一贯的诚朴主张相符合的。
历史开了个玩笑，马戛尔尼兴冲冲来献宝，却偏偏碰上了想通过回归朴素的乾隆，却被后世认为自大。
《马背上的朝廷》读后感(五)：郑渝川：乾隆南巡，是为了游山玩水？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一书出自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艺术史系副教授张勉治。张勉治师从周锡瑞、高彦颐等中国史研究名家，长期致力于16-19世纪即晚明至清代后期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 乾隆南巡至今为中国民间戏曲、小说、坊间讨论者所津津乐道，并且反复成为了影视剧题材中的大“IP”。康熙“微服私访记”也有很高的民间知晓度。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在各自在位期间，六次南巡。 包括南巡在内，皇帝巡幸，肯定有探察民情的考量。不过从康熙和乾隆总计十二次南巡，以及更多次的奔赴东北等区域的巡幸来看，这样的巡幸所能看到的真实民情显然是少之又少的。据《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书中援引的统计数据，乾隆南巡的随从多达3000多人，仪卫扈从分布在皇帝两侧和之后，并能随时阻挡冲击皇帝一行的武器、人员。不仅如此，乾隆巡幸期间，即便抵达的是江南，也仍然会搭建蒙古包在内的各类帐篷组成的营帐——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清帝国、清朝皇帝兼而作为蒙古高原、西域乃至中亚主宰者、保护者的象征。皇帝巡幸路线涉及的各省，也都会进行一番类似于战争动员式的组织。 所以，康熙也好，乾隆也好，是不太可能通过南巡等巡幸活动，了解到很真实、很具体而非修饰的民情。当然，这不是说，清朝皇帝的巡幸毫无意义，更不是意味着民间传言的乾隆出游是为了结交江南美女是真相。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书中以乾隆巡幸为例，指出了清朝皇帝巡幸对于整肃武备的重要意义。书作者指出，清朝开国之后，一直在努力塑造满洲军事天下无敌的意识形态。《史记》、《汉书》都记录了陆贾劝谏汉高祖“不可马上治国”的金句，但乾隆皇帝另有看法，“创业之君无不以马上得之，而败业之君无不以忘其祖而马上得之以致覆宗绝祀。” 清朝皇帝很清楚，满洲八旗以及附带的蒙、汉八旗的军事实力，对于支撑王朝统治地位的重要意义。康熙平定三藩期间，就已经暴露出八旗军力消退甚至在吴军攻击面前连连败退的残酷事实。为此，康熙建立了每年皇帝狩猎的制度，并经常开始出巡。但此举看上去是没有太多效果的，等到雍正登基，清朝平定噶尔丹策零的战争中再度显露出军力不振。乾隆皇帝尽管继续努力，也无法挽回诸如京旗官兵“弓力软弱，步射生疏”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在历次金川战役、准噶尔部战役中，清军频频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陷入长期鏖战的困境。 正因为此，巡幸被赋予了重振清朝核心军事力量：八旗军事和民族活力的功能。《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书中指出，乾隆皇帝在进入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时，大多选择骑马而非乘车、乘轿。乾隆还四处展示自己的箭术。南浔期间，杭州、江宁等地都会举办驻防八旗和绿营军队参加的会操，而长江水师和河防标兵则会在长江江心的金山岛进行汇演。公允来看，虽然乾隆皇帝的这些努力，成效并不十分理想，皇命被证明无法遏制和平时期城市生活对于军队斗志和战斗力的侵蚀，但是，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清朝统治的提前瓦解，以致19世纪后期，列强纷纷加大对华侵略渗透的力度，但也无法做到像瓦解印度莫卧儿王朝那样让清代中国彻底变成欧洲的殖民地。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这本书内容丰富。第一章、第二章介绍了清朝之前的历朝历代，儒生为主体的文官阶层对于皇帝巡幸四方采取的抵制，以及清朝建立后，投效清廷的汉族官僚重拾前朝劝谏逻辑，试图对皇帝出巡施加的道义压力——这种道义压力，被熟知儒家经典的乾隆皇帝轻易驳倒。 书中还讨论了乾隆皇帝南巡的另一项重要使命，那就是加大对江南商业精英的控制。明末政治乱局的重要原因，就是皇帝（哪怕加上勋贵、内廷）无力控制江南商业精英，后者在明廷朝堂的代表东林党则在几乎每个政治问题上与皇帝作对。《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书中指出，乾隆皇帝将江南盐商等商业精英，有效的纳入服务于皇家财务利益的体系以内，并借此将皇权嵌入到对江南文化精英的控制。
注：本文转自公众号学术星球，由郑渝川撰写。
《马背上的朝廷》读后感(六)：卫周安评《马背上的朝廷》
本文原文刊于《中国历史评论》（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2008，15:1，pp.181—183。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179/tcr.2008.15.1.181
《马背上的朝廷》一书是对“新清史”的有力补充。张勉治特别重视满人统治中的内亚因素，从而加入了这一持修正态度的学术团体。传统看法认为，从本质上言，汉化是满人能够统治中国几近三百年的主要因素。张勉治的研究显出，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虽然本书非常恰当地从康熙朝（1662—1722）开始叙述，但其时间焦点在乾隆朝（1736—1795）。事实上，在描述和分析清帝南巡时，张勉治对乾隆帝本人也有精彩的描绘，促使我们透过这位“伟人”去重新思考历史的价值。
张勉治关注的主要是南巡。康熙帝和乾隆帝均六次南巡，雍正时期（1723—1735）间断过。不过他也包括了其他的巡幸，比如前往入关前都城盛京和山东曲阜的东巡、去往承德避暑山庄的北巡、去往山西五台山藏转佛教寺庙的西巡（抑或是朝圣）。张勉治的中心观点是，作为盛清政治文化的核心、作为“军事化的治理形式”（页38），巡幸是经过谨慎设计的，它是内亚武威的复现，是界定了盛清的军事行动在和平时期的对应物。这在中国精英文化的核心地带——江南，最清楚不过了。皇帝南巡在那里的时间最长。
在张勉治看来，最好将清朝统治理解为常见于诸多非西方早期现代帝国的“家产制统治”形式（页11），在这种统治形式下，权力的延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忠诚纽带、亲属或拟亲属关系，尽管它可能也会结合某些形式的官僚制（事实上清朝就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统治并不像大约同时代的西方合理化的政体，所以并不属于“早期现代”。清朝统治的特征还在于张勉治所说的“民族—王朝”维度。这个术语意味着植根于民族差异的意识形态，这导致了“因相似而产生合法性（文化的同化）和因差异而产生支配关系（民族的区别）”之间的内在矛盾。（页8）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基本上建立在濮德培、欧立德、文朵莲的研究的基础上。作者的这项个案研究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这一论点：军事气质和组织有效军事行动的能力对清朝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在于，军事力量不仅是满人获得并维持权力的凭借，而且也是满人身份认同的突出特征。因此，南巡仿佛军事行动，牵涉周密的后勤安排，包括数千匹用于运输的马、大量谷米牲畜，以及由北京运来、储存在各省冰窖中的冰——这仅仅是张勉治书中诸多生动细节之一。南巡途中还要搭建庞大的、符合礼仪要求的军事营帐，所过之处常有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比如修路修桥）。张勉治所列举的后勤的有效性，以及乾隆帝为了权威化和美化他的每项行为而对多重传统的创造性再解释，现在看来都是帝国实践中的常见修辞，但是，张勉治书中展现的那些丰富细节的价值不应该被低估。
本书的核心部分或许在于阐释乾隆帝与江南关系的三章（第五、六、七章）。张勉治利用了丰富的档案、已出版文献，以及大量的中英文二手文献。特别的是，他将广泛的研究与老派的“汉学”式的文献阐释结合在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比方说，乾隆帝喜好写诗作文是众所周知的，但张勉治真的读了很多乾隆御制诗，并有效利用之来研究乾隆统治手段的微妙和复杂。针对尚未解决的关于十八世纪中后期中国的独特问题，他理据充分地指出，乾隆帝非常有效地操纵着商人对国家支持的需要（比如获得盐引）和精英面对日益的商业化对身份不确定性的焦虑，让他们相互对抗，从而永远控制他们。例如，尽管我们都知道，南巡途中的召试让读书人在正常渠道之外也有其他方式进入官场，但张勉治的研究透露了乾隆帝如何设计选拔人才的方式，最终让他们都依赖他的个人喜好。乾隆帝对自己的权力一直保持警觉，他会赏赐恩惠，但有其限度；不少炙手可热者后来都失宠了。
最后，张勉治的研究显示，尽管皇帝有如此多的手段，但是相对无权者仍有办法对皇帝发出有破坏力的批评声。例如，关于皇后之死和乾隆帝要纳汉人入后宫——考虑到禁止满汉通婚的规定——的流言蜚语破坏了人们对其坚守礼仪的认识。张勉治还敏锐地指出，贪污腐败的满洲侍卫和珅能够走上权力高位，恰恰是因为清朝统治的家产制性质。
历史细节的呈现以及分析视野的广阔，使得本书成为清史研究者以及帝国史研究者的必读书。那些在西方传统之外寻求理解帝国形成的可信范式的研究者，尤其应该参考这本书。
《马背上的朝廷》读后感(七)：乾隆“六下江南”究竟有何意图？
说起乾隆“六下江南”的故事，中国人大都不陌生。从古装剧中来看，乾隆在江南，无非是视察河道、惩治贪官，或者微服私访、游山玩水。事实上，乾隆南巡的政治内涵，远比我们印象里的“下江南”复杂得多。
美国华裔学者张勉治（Michael G. Chang）的著作《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即从展示满洲传统、拉拢汉人精英及构建王朝合法性等方面，为我们剖析了乾隆南巡在表面说辞之外的真实动机。中国学者张婷在《漫谈美国新清史研究》一文中，称该书是“新清史中讨论清中前期统治意识形态的代表作之一”。
乾隆创新巡幸理由
张勉治毕业于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师从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毕克伟（Paul Pickowicz）等著名中国史学者，现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艺术史系副教授。在《马背上的朝廷》序言中，张勉治申明要以“新清史”的研究方法，填补有关南巡的研究空白。
所谓“新清史”，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个研究学派，代表学者有柯娇燕、欧立德、路康乐等，他们的主要观点包括反对“汉化”理论及“汉族中心论”，倡导“满洲中心论”，认为清朝具有“帝国性”与“世界性”等。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观点在中国学界备受争议。
在书中，张勉治首先考察了巡幸在中国历史上的多重含义。上古时期，巡幸被称为“巡狩”，具有军事训练和管理诸侯的双重功能。进入战国，儒家为巡幸注入文治属性，且日益将盛大、奢侈的巡幸和败家亡国联系在一起。到南宋，如张勉治所说，“巡幸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政治失范的同义词”，很容易让士大夫们联想起历史上那些昏君、暴君。不同的是，在元、辽、金等“非汉政权”中，巡幸与“逐水草而居”的民族传统相呼应，君主们每年要在国境内做“季节性迁移”。罗新《从大都到上都》一书，考察的就是元朝皇帝，定期由大都（今北京）“迁移”到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辇路。
由于存在这种认知上的分歧，康熙意图开启巡幸之旅时，创造性地另辟蹊径，先是以尽孝的名义北上盛京，拜祭祖先陵寝；然后声称视察水利，六次巡幸江南。
乾隆即位后，想要恢复巡幸，直接打出“法祖”（即效法祖父康熙）旗号。为加重“孝道”的分量，乾隆又拉来皇太后做挡箭牌，自称南巡是为陪母亲游览江南美景。鉴于历史教训，汉人士大夫虽然不希望看到皇帝远离京师，可他们也不可能去阻止皇帝尽孝，乾隆由此为自己争取到一次又一次的巡幸机会。
南巡中的复杂考量
皇帝想要到京师外看看，可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换掉龙袍，说走就能走的。乾隆南巡一次，通常需要随行人员3000-3500人，往返行程6000多里，历时100余天，期间要用到上百处休息的尖营、过夜的大营和小住的行宫。《马背上的朝廷》书后有两个附录，分别为“乾隆南巡的地方备办情况”和“乾隆南巡全部支出的估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皇帝离京前两年，涉及的地方就要修路、修桥，征用上万的纤夫、马匹。为应对六次南巡，清廷付出的总开支在1900万-2000万两白银之间。
负责安排历次南巡事宜，以及扈从左右的官员中，几乎没有汉人，全部是作为清廷中坚的满洲人和蒙古人。一路上，乾隆住行军帐篷、检阅八旗官兵，时常刻意骑马前行、演练箭术，以展现满人尚武传统。在他看来，天下是满人从马上“得之”，同样要在马上“治之”，所谓“创业之君无不以马上得之，而败业之君无不以忘其祖以马上得之，以致覆宗绝祀”，元顺帝便是乾隆眼中的反面典型——贪图享乐，抛弃骑射传统，终至亡国。
为宣扬武力，乾隆甚至在1762年第三次南巡时，特意接见了新近归附的哈萨克、维吾尔等部贵族。按照张勉治“新清史”视角的解读，乾隆此举是要同时提醒内亚归附者和早已被征服的江南精英，“他们只是一个幅员更为辽阔、多民族帝国的一部分，这一帝国不是任一特定疆域所构成，而是由一个移动满洲朝廷的军事力量和美德所建立”。
在恐吓的同时，乾隆也没有忘记拉拢一下江南汉人精英。他手腕高明，一方面通过给两淮盐商发放荣衔、增发盐引，换取商人们对南巡经费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迎合士人，资助书院、创作汉诗。由此，处于对立中的商人与士人，竟都将乾隆视为了“自己人”。
相对于各项政治目的，乾隆一再宣称的视察水利，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尤其是最后两次南巡，他所谓关注浙江海塘整修，更只是一个幌子。张勉治发现，整个1770年代，乾隆统治都处在危机中：乌喇纳拉皇后在第四次南巡途中被送回京师，随后神秘去世，以至民间谣言四起，传说乾隆因在江南召妓或纳汉女为妃，和皇后发生冲突；又有生员金从善上书要求复立皇后，并公开立储；加之由江南士人徐述燮《一柱楼诗》引发的文字狱，意外牵扯到深受乾隆宠信的老臣沈德潜。
在乾隆看来，传播桃色谣言或要求复立皇后，都是变相抨击南巡；要求公开立储和写诗非议清廷，则是汉人精英发泄对满洲统治的不满。此种背景下，乾隆进一步向江南士人灌输“民族-王朝”观念，于是在1780年代，带着一众皇子，又两度亲临江南。
乾隆之后再无南巡
通过南巡，乾隆实现了自己谋求的一系列目的，可同时也几次极大地滋扰了江南百姓。对此，乾隆十分清楚，于是他一再申明反对奢靡，如指示地方官员，“朕省方所至，戏台、彩棚、龙舟、灯舫，俱可不必”；斥责扬州商人，“今来驻跸，实觉过华不为喜也”。
乾隆最不希望看到，南巡被百姓当作皇帝的游山玩水之旅，因此他在海量“御制诗”中，除称颂江南美景外，一再表现对民生的关注，打造勤政形象。比如，乾隆有诗说，“牙樯春日驻姑苏，为问民风岂自娱”；又说，“只论游观无不可，重因农务望晴和”，言明自己南巡为的不是享乐，而是考察吏治、民生。不过，所谓的“微服私访”，是不可能有的。
深入解读乾隆御制诗，是张勉治这本书的一大亮点。他认为，乾隆的4万多首诗，之所以显得“呆板”，很可能是刻意为之，因为乾隆写诗的目的不是抒情，而是传达意识形态——“反击任何对他是肆意挥霍和不负责任的君主的暗示。他将自己表现为勤政、仁慈和恪尽孝道的统治者，通过他的诗作为媒介达到目的。”张勉治对一些御制诗的解读或许并不准确，但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在康熙、乾隆之后，清朝其他皇帝再未南巡，不是他们不想，而是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再去“法祖”了。嘉庆亲政后，为清除和珅党羽，被迫重用汉人精英，所谓“满汉一家”渐成事实，自然不能再像康熙、乾隆那样，到江南炫耀满人武力及对帝国的掌控。
张勉治的想法很好，即通过对乾隆南巡的研究，揭示清廷建构统治合法性的方式，可是在论述过程中，不免有一些瑕疵。比如，杨念群曾指出，此书在书名中说是研究“巡幸”，事实上对东巡、北巡等一带而过，只单单写了南巡，没有理清几种巡幸间的关系；另外，过分强调满人特性，而忽略了乾隆一些言行，受的其实是汉人儒家文化影响。
最后要说一下译者董建中，他于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清史研究，此前翻译过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白彬菊《君主与大臣》等清史名著，可谓既有专业素养，又富翻译经验。因此，《马背上的朝廷》的译文准确而流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张勉治及其“新清史”研究。
原刊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20年5月25日
《马背上的朝廷》读后感(八)：转自——乾隆帝的诗和远方：陈兆肆副教授解读《马背上的朝廷》
杭州是康熙、乾隆二帝南巡的主要目的地，康熙六次南巡，五次到过杭州，乾隆六次南巡皆到过杭州。杭州留下了许多与康乾二帝南巡有关的历史记忆。比如，杭州茅家埠有个地名叫“立马回头”。相传乾隆皇帝初次驾幸杭州，骑马经过，对此处路况很不满意，当地官员赶紧修整道路，待乾隆再次经过时，龙颜大悦，立马驻足，这才有了“立马回头”的说法。杭州的许多风景名胜都与康乾二帝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今，西湖边还留有康熙皇帝题字、乾隆皇帝题诗的西湖十景碑。
美国学者张勉治所著《马背上的朝廷》一书，是研究清帝南巡的第一部专著，自出版以来因其选题的独特、翻译的精良、装帧的精美而广受关注。11月6日在杭州晓风书屋，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兆肆副教授，从清帝南巡与杭州切入，围绕南巡的史实，细致地解读了这本书。
陈老师首先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乾隆皇帝来到杭州，一直说能骑马就绝不坐轿子，到底是为什么？第二，乾隆皇帝在人文荟萃的西湖边竖了一块阅武碑并题诗，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诗说：“诘戎伊古训，讵敢诩升平。”乾隆皇帝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三，乾隆皇帝在南巡途中、在杭州留下了大量的御制诗。我们都知道乾隆的诗“平淡如水”，他没有什么文采，不喜欢用典故，尽量把个人情感抑制到最低。但其实乾隆皇帝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有着非常高的艺术修养，是一位内心情感非常丰富的皇帝。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在诗中要抑制自己的情感呢？他想传递什么信息呢？
清帝南巡，到底为何？自民国以来，野史、小说家、影视剧都对此有自己的解答，几乎都认为清帝南巡主要是为了渔猎美色、欣赏美景。但是张勉治的研究告诉我们，清帝南巡具有极强的政治用意。陈老师提醒我们注意“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这个副标题，它突出了巡幸的政治色彩。陈老师从第一章内容展开，解释了“巡幸”这个概念。“帝王所至曰幸。”“巡幸”常常与“巡狩”通用，“狩”即“狩猎”。为什么两者可以等同呢？在上古时代，打猎、战争、巡游这三者常常是分不清的。从甲骨文可以看出，“狩”字是反犬旁加 “兽”字，意思就是带着狗去打猎。“巡狩”的原始意义就是打猎，在古代，一个族群的大规模打猎很难与战争行为区分开来，打猎的组织经验完全可以用到战争当中。比如清代，八旗军队的源头就是满洲人的打猎组织。八旗在战争中往往采用围攻、围歼的方式，这个与他们的打猎方法是一致的。清代承平之日，皇帝也经常带着八旗到木兰围场去打猎，其实是担心承平日久，八旗不再操练，武力荒废。从这里可以看出，巡幸是与军事行动高度结合在一起的。南巡过程中保持了浓郁的军事色彩，比如在途中安营扎寨，乾隆皇帝一直强调能骑马就不坐船不坐轿子，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南巡所到之处展现其军人风范，展现清政权的军事色彩。
陈老师又谈了他对“马背上的朝廷”的理解。南巡中所用的主要工具是马匹，皇帝和扈从乘着马匹行进在经济繁荣、民有异心的江南，旨在耀武扬威，形成震慑逼压的效果。汉人强调“坐稳江山”，认为移动是不安稳的象征，而清朝皇帝则喜欢到处走走，体现了不一样的统治思路。清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建造行宫最多的王朝之一。有趣的是，“马上朝廷”的说法最早来自朝鲜使臣。乾隆朝来华的朝鲜使臣注意到了皇帝频繁的外出活动，向国王报告：“皇帝不肯一日留京，出入无常，彼中有‘马上朝廷’之谣矣。”短短三句话，却意味深长。乾隆皇帝认为，马上既可以打天下，马上也可以治天下。这种逻辑体现了清政权的鲜明色彩，该书第四章就揭示了这一问题。
陈老师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清帝南巡仅仅是为了耀武扬威、震慑江南，那无疑将会窄化南巡的复杂意图。南巡还有更为多元的意识形态的宣扬意图，包括法祖以尽孝、去逸而习劳、抑奢而崇俭、观民而施仁等。乾隆皇帝通过南巡，创造性地把自己推崇的一些政治理念散播出去。
乾隆皇帝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是中国最多产的诗人，但他的诗大多寡淡无味。陈老师认为，乾隆皇帝有意将自己的诗作为宣扬他的政治主张、政治目的的工具。乾隆皇帝在写作御制诗的时候，有一个预设，那就是自己的诗一定会流传出去。流传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和王公大臣互赠诗歌、刻书刻碑等。他在江南写了大量的御制诗。每到一处风景名胜，他都会略微提到当地的美景，可是绝不多说，也不会显得很激动，而是很快就转入民生问题。比如他到烟雨苏州，他会说我到这里不是为了耳目之娱，而是因为看到社会的和谐和老百姓的温情脉脉而高兴。比如杭州经常下雨，乾隆皇帝在提到雨的时候，并没有对景致的赞叹，而总是想到民生。他会想：我来自遥远的北方，要是北方有江南这么多雨就好了。或者想：南方的雨会不会过多，给庄稼带来灾害。乾隆皇帝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面对美景风物缺乏感动之力，他的内心其实是有触动的，可他为什么不流露呢？陈老师认为他是有意抑制自己。他担心诗歌的流传会让老百姓以为他在到处游山玩水，给他带来负面的看法。
其实乾隆皇帝对江南的美景是非常喜爱、非常留恋的，这有很多证据可以佐证。比如藏在大英图书馆的一幅《自杭州行宫游西湖道里图说》，体现的就是以孤山行宫为中心的游览路线。当时出现了大量的游览图，就是御用画工给乾隆皇帝绘制以便皇帝游览的。这更说明，他的御制诗对自己进行了自我抑制。
陈老师说，《马背上的朝廷》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读来令人兴奋的书，令他尤为印象深刻的有四点。第一，该书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清帝南巡，刷新了我们对清帝南巡目的的认识。南巡至少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而是有着多重政治目的，包括在汉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展示武力以震慑江南，通过南巡宣传孝道、勤俭、爱民、推崇汉文化等政治观念，试图凸显其满洲特色（尚武），体现出其对汉文化既有迎合又有抗拒的复杂态度，深刻体现出清代政权“民族—王朝”和“帝制联盟”的双重性。第二，作者擅长心理分析，比如对乾隆骑马的心理，对诗歌中抑制个人情感的动机等。有很多学术著述读起来不能吸引人，很大程度上在于缺少对人物心理的细致解读。这是西方学者所擅长的。第三，作者擅长文本细读，能够捕捉到材料缝隙里的丰富信息，如乾隆皇帝南巡诗歌中的“策马”“驰驿”等词。第四，作者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并没有按照南巡的背景、南巡的过程、南巡的内容、南巡的影响等来展开，而是专题式的写作，每一章都在回应并解决具体的问题。
陈老师认为这是一本上佳之作，但也还有可以延伸研究的地方。张勉治的研究基本上是写乾隆朝，而对康熙皇帝南巡着墨甚少。实际上，康乾二帝的南巡有比较的价值。比如，康熙皇帝的南巡诗就没有掩饰对江南美景的激动，比较坦诚。康熙到杭州来曾写有“风光被草木，无处不成欢”“何必燕京是帝京”的诗句，大有移都杭州的味道。该书中也没有使用徐杨、杨晋等画工的南巡图，而这些南巡图都是值得细致解读的。
马背上的朝廷
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美]张勉治 著 董建中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年10月
《马背上的朝廷》读后感(九)：【转】袁剑：从满洲到大清—评《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马背上的朝廷
#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美]张勉治 著
#董建中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年10月
#440页
韦伯（ Max Weber）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在提出对统治类型的三种理想型理论分析模型之前，曾对这几个基本术语加以界定：社会关系（die Soziale Beziehung）、合法秩序（Legitime Ordnung）、联合（der Verband）、权力与统治（Macht und Herrschaft）。而在其中，韦伯认为，权力是指在一种社会关系内部不愿违背自身意愿的各种可能性，而统治则是指通过特定内容的命令而获得某些人遵从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韦伯对世袭制（德文der Patrimonialismus，英文为partimonialism）做出了自己的概括,认为这种制度在古代历史的实践中是否有效率，关键在于其行政是否有效率，也即这种制度是否有约束力以及官僚是否加以遵从。而中国历史上的世袭与官僚制（patrimonial-bureaucratic）的紧密结合，则赋予中国历史以更强大的活力。当汉高祖刘邦在统一全国后问为何要学习古代经典时，陆贾回答说，“陛下能马上得之，但能马上治之乎？”文治作为一种具有稳定性且在大多数时间内得到官员惯性式遵从的治理体制，遂而成为中国历朝政治统治的传统与理想形式。
十七世纪初叶，清朝以军事荡平中原、统一全国。清朝不同于缺少族群维度的明朝，亦有异于缺乏传统中国世袭—官僚制特征的元朝，它最终成长为一个多族群—世袭—官僚制的新帝国。清朝的兴起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族群扩大、皇权强化与官僚制度日益固化的历史，而在其中，江南作为传统中原王朝的力量源泉，日益成为清王朝中央的征服目标，这种征服不仅局限于军事，更关注于经济与思想意识层面。清朝一方面继承前明制度，另一方面又对其原有的族群机制如八旗制度等加以完善推广，从而形成一种混合型治理结构，但是汉文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到了乾隆朝，日益凸显儒家文治的要求。在1751—1784年间，乾隆皇帝依仿圣祖康熙帝，对江南地区六次南巡，实乃“巍巍盛典” “熙朝盛事”，他对此亦极为看重，在《御制南巡记》中曾曰：“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这几次南巡成为清朝皇帝在帝国最繁华地区展示统治力量的政治机会，成为清王朝对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世袭统治”（patrimonialdomination）意识的体现（第9页）。后人关于乾隆南巡，向来众说纷纭，迎奉吹捧者有之，批评否定者有之，风花雪月者亦有之，正如清史研究所郭成康所称的“对南巡，人人都可以说两句，但是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第4页），唯此，方使得对乾隆皇帝南巡的严谨的科学探究显得难能可贵，张勉治《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一书进行了初步而有益的尝试。
本书作者张勉治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文学学士（A.B.）学位，2001年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在《晚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上发表多篇文章，并主编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Shanghai, 1922-1943（Stanford, 1999）一书。其研究领域为清代与近代中国、族群、社会与文化史。本书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马背上的朝廷：1751-1784年清朝统治之建构》（“A Court on Horseback:Constructing Manchu Ethno-Dynastic Rule in China, 1751-1784”，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2001）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帝国中心（直隶）与江南地区（以江苏、浙江为代表）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阐释了两个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持续不断的妥协性。江南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皆是当时汉人世界无可争议的中心，此地还有着晚明忠君主义与反满意识的根基。清朝如何在统治这一关键区域时构建起其权威与政治合法性？在绵长的十八世纪中清朝统治中国本土的确切方略与历史机制又是什么？在以前的诸多著作中，许多学者也对盛清统治作了相关探究，但其主要着眼点在于社会与历史性构建的内容，而在此书中，作者尤其关注盛清统治中的政治文化问题。作者认为，在清朝统治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南巡作为清朝政治的一项中心活动对整个十八世纪政策的所有层面皆有影响。
早逝的天才学者弗莱彻（Joseph Fletcher）在1979年的一封信中曾提及清史研究领域未来须加以更多关注的三个方面：一、将清王朝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二、中央政府尤其是君主专制的基础问题;三、满族研究。张勉治依据弗莱彻的这三项建议而展开其两条线索加以论述：作为政治事件的南巡与当地的反应（第10页）。他以评述对清朝南巡的历史争议为开端，进而探讨了康熙皇帝所开创的清朝南巡传统，并进一步说明乾隆帝遵从乃祖所进行的多次南巡在根本上是为了维护满族征服者精英的权威。作者深入分析了南巡的后勤与政策，并对在商业时代中的南巡与内部精英们的竞争作了探讨。对江南地区的汉族士人而言，乾隆帝的南巡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对汉地文化的包围圈，乾隆帝必须正视江南地区所存在的对抗性文化与政治气氛，他在江南巡游中除了游览地方名胜之外，还着眼于清朝的社会政治、经济之大端，通过更张江南地区文化政策即笼络沈德潜而掌控整个江南地区的汉族精英分子的方式，力图从根本上达到笼络当地官员、维系地方汉族民心以及巩固对本地区的军事控制的内在目的，并进而在整体上稳定清朝的统治秩序。
帝王对全国的巡视并非是清代的仅见现象，古代西欧就有皇帝或国王巡游全国的历史记录。早在中国有纪年历史之初就有《穆天子传》等记载，秦统一中国之后，始皇帝多次巡游天下，最后死在路上。宋代之时，帝王的巡游受到官僚体制的限制，而在同时期的北方少数族群王朝（如辽、金与元）中，帝王的巡游则相当频繁。到了明朝，大部分皇帝不再巡游天下，而开始出现“巡抚” “巡按”等临时职衔，体现出原先帝王的巡游职责开始转变为官员的相关职责，到清朝“总督”“巡抚”职衔固定化之后，康熙、乾隆皇帝各自先后六次南巡，在正式的官僚体系统治之外又加入了非规则化的巡游活动，证明了江南地区作为清帝国经济心脏与寻证统治合法性的至关重要地位。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中将统治者频繁的帝国巡游视作首要的和主要的拒阻分裂维持世袭制帝国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官方朝圣圈的形塑过程，在帝王（包括其代表官员）频繁的巡游之旅中，帝国机体的经济与文化骨架清晰地呈现出来。
帝国巡游的意识源泉生发于其内在的多重结构。十八世纪清朝的南巡所面对的情况纷繁复杂，要在军民、王朝与官僚制度、南北以及汉人与“野蛮人”（barbarian）之间确立起某种意识观念上的平衡，从而一方面承认汉人在文化社会层面的现实主体性，另一方面又维持并巩固其少数族群王朝的统治样态。中国的历史向来政治与文化紧密相连，乾隆南巡绝非孤立事件。在清朝的统治过程中，帝王的巡游活动经历了一个从军事化向民事化（Civilization）的转变过程，也成为体现王权—官僚之间内在紧张的一个指标。在第二章中，作者提出了这样几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康熙与乾隆帝如何将清朝少数族群统治结构与帝国巡游的实践结合起来？南巡与其他方向的帝王巡视活动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而在第三章与第四章中则对乾隆帝南巡的军事层面加以关注。第五、六章探究了乾隆皇帝对试图包容多元化尤其是江南精英集团的努力。作者并不着力于分析满族族群权威的表现，而着眼于对当地社会内部的精英领导权的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第七章主要论述乾隆帝在江南地区的诗作与政策。在江南地区，当地的地方精英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共同体对他们语言的独特的神圣性深具信心，这种自信则塑造了他们关于认定共同体成员的看法”，乾隆帝通过在南巡江南之时的题字吟咏，将这种当地精英的自信彻底撕裂，使其由典型的忠明转变而为坚定地忠清。本书第八章则叙述了作为多元族群帝国的清朝政策的普遍性看法与至高无上性。乾隆朝对整个帝国的巡游（不仅仅包括南巡）鲜明地体现出其维系多族群帝国的内在意识，而这种意识最终超越了乾隆朝的直接控制，对清朝此后对江南的政策有着深远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清朝的满族性与汉族化是一个波动角力的过程，而在乾隆皇帝南巡的具体历史背景之下，两者之间的协调表现得愈加明显。随着乾隆帝六次南巡的结束，江南地区作为清王朝的核心地区之一的重要性得以全面确立。在鸦片战争之后，甚至是太平天国运动被剿平之后，清帝亦再无南巡之举，则意味着帝国满族性与汉族化之间的协调不再显得非常必要，制度化的官僚体例足以应对当地的局势，其中所蕴涵的深意则是：世间已无满洲帝国，唯存大清。清末排满革命之所以屡屡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正如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在为本书所写的英文书评中曾指出的那样，就清代的南巡是否标志着清朝统治意识形成的问题，本书作者逐条分析了“新清史”（the new Qinghistory）研究中关于满洲精英们内在接受儒家思想和传统中国官僚政治文化的观念，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重新定位了乾隆帝的南巡活动。在对外族王朝统治的久已泛滥的论述中，本书的光辉不应被埋没。
（注： 本文刊于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二十九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83—387页；注释从略 ）
《马背上的朝廷》读后感(十)：天高皇帝近
在后世的戏说中，乾隆帝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其六度“下江南”的南巡之举。这有时被解释为帝王出于艳羡江南繁华的心血来潮，仿佛一位难以禁受人间烟火诱惑的神灵；有时杂以微服私访的小故事，表现他与民间的直接接触；有时又被视为奢华的排场，甚至需要为清朝的没落负责。长久以来，这段历史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激发了如此之多的传说，却缺乏相应的严肃解释，两者甚至根本不成比例。清史专家郭成康因而曾说：“对南巡，人人都可以说两句，但是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
张勉治在《马背上的朝廷》一书中估算了乾隆六次南巡的总支出，结论是约在1900-2000万两白银之间，相比起当时户部银库的储量，任何一次南巡的平均开支都仅占该年白银盈余的5-10%，他由此认定：“乾隆皇帝决定着手南巡，不必理解为是‘财政上不负责任’的表现，而应看作是‘财政丰裕’的产物。”乾隆在位期间所谓“十全武功”的历次战争开支达到了惊人的1.51亿两，但唯独南巡常被视为铺张浪费，这恐怕并不是因为数值高低，而是因为在人们心中，南巡被看作是“非必要的”消费性支出；但他认为，乾隆之所以坚持南巡，从更广阔的视野下来看，其意义远不仅此：它事实上“关乎清帝国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据此，南巡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活动”，是旨在维护权力的一套话语和象征的展示。由于清朝特殊的异族统治背景，这又是一种特殊的、兼具民族与王朝维度的制度安排，是嵌入了意识形态的家产制统治。在分析解读历史文献之后，张勉治认为，乾隆下江南的真正目的，是旨在通过这样的权力展示，主动回应当时清王朝所面临的水利危机、社会安定等一系列挑战，最终更好地维护王朝的统治。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南巡，与历史上的帝王“巡狩”既有延续性，又有着显著的差异。三代的帝王巡狩活动，在一些现代学者看来，原本是一种“高度军事化的政治控制手段”，是为了适应当时权力分散的政治结构而定期举行的活动——欧洲的查理曼帝国和英国的金雀花王朝也是如此，统治者很少久居深宫，而总是“在路上”，以遏制各地因为“天高皇帝远”产生的离心力。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这集武力威慑与文化认同于一体，就中国传统而言，强调的其实是后者，所谓“修文德以来之”，这也是为何宋代以后逐渐将巡幸视为一种高度礼仪化的活动，并因此染上民族色彩，因为此后几乎只有北方的非汉族政权中才依然保持着这种军事化意味浓厚的巡狩。
在此，对巡幸的争议乍看是族群的差异，但其实却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士大夫们之所以一再强烈反对，是因为这种兴师动众的出巡很难形成固定的机制，几乎毫无例外地打断正常的政治程序，也会对地方上的社会生活造成冲击和影响；但在康熙、乾隆这样的统治者看来，皇帝久居深宫，与外界隔绝，这正是怠政的表现，意味着君主力量的衰退。这两者针锋相对：在前者看来，南巡造成的奢靡浪费要为清朝的衰亡负责，但乾隆为自己辩解时，恰恰认为统治者丧失能动性才会造成王朝的衰微。
这又涉及到另一个关键问题：乾隆六次出巡，为什么无一例外都是“下江南”？很多民间传说都怀疑、甚至认定他是因为在深宫中羡慕江南花花世界，从而潜在地将他贬低为隋炀帝、明武宗那样不甘受深宫拘束而想着外出游山玩水的形象，甚至在当时就已有御史孙灏等不少大臣当面谏诤，以至于乾隆不得不恼怒地为自己辩解：“南巡之举，岂仅为山水观览之娱？”因为江南的繁华对他而言有着复杂的多重意味，既是吸引力，但又是一种威胁和挑战——这很像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集征服对象与诱惑于一身。
江南既是整个清帝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域，也出产了最大比例的合格官员，但在政治上又是最不驯顺的，“反清复明”那种对前朝的认同和对异族的文化优越感也最强烈，而经历了清朝前期一百年的治理之后出现的高度商业化经济，也是在江南表现得最为突出。对乾隆而言，这都是棘手的问题，因为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税赋固然有助于维持家产制国家，可以将商业巨富构成的私人依附者网络变为自己统治的一个支柱，但与此同时，它却也严重动摇、腐蚀了他统治的另一个支柱，那就是八旗子弟的军纪、武备，以及全社会质朴、安定的秩序。所谓“马背上的朝廷”，与其说是“帝国要马上赢得并进行统治”，不如说是一个姿态，旨在挽救帝国走向没落的趋势，未雨绸缪地防范尚武精神的衰败，以免最终丧失权力。
在这一点上，应该承认乾隆比很多人都看得更远，更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从历代兴亡和所见所闻中，他敏锐地看到了这种日积月累的繁荣将推动社会发生转变，在安逸中不知不觉放弃原有的惯习，甚至极有可能让旧秩序走向瓦解，一如濮德培言，“商业化挑战了所有大帝国统治权力基础的预设条件”。为了避免这种衰亡的覆辙，他才一再反对奢靡，尤其强调旗人必须“返淳还朴”，严厉申斥他们武备废弛生疏的现状；与此同时又推崇金世宗“不忘故风，禁习汉俗”，突出“无逸”和“习劳”。简言之，他拒绝相信这些风气的变化是不可扭转的，而强调要“不忘初心”，重拾“艰苦朴素”的精神，以应对可预见的全面危机。
在这样的焦虑感驱使之下，南巡就成为自然的解决之道：它既能让最可能生变的地方产生“天高皇帝近”的震慑，唤起已被渐渐淡忘的征服记忆，同时又将新创建的健锐营带离京城，远离日常的安逸，重建季节性迁移和军事演练的尚武传统，因为南巡其实也相当于一次远距离的准军事调动。乾隆历次南巡平均费时115天，即便较小规模的几次，随行队伍也多达3000-3500人。不难想见，南巡要成功，也确实需要后勤、政治等各方面对这一长期、复杂的过程做出迅捷熟练的安排，一如本书所言，“为巡幸而进行的动员以及巡幸本身，就成了清廷纪律严明、有着善治能力的一个衡量标准”。
但即便如此苦心经营，乾隆的南巡最终还是失败了，原因很简单：他对社会结构变革的保守反应是试图“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哪怕他一再施加外部约束，但并不能真正给予旗人“返淳还朴”的内在驱动力，更无法将江南的高度商业化纳入原有的轨道，一旦后继者不再试图逆势而为，整个社会又会按自身的逻辑向前演变。所谓“形势比人强”，此时单靠重申道德话语已无法对抗全社会的风气，这意味着社会的整体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朝廷的控制，即便是乾隆这样相对“有为”的君主，也无法逆转这一进程。
在此也可以看出，张勉治总结的“民族-王朝话语”掩盖了一点：乾隆的南巡虽然总是自称“法祖”，但与其祖父康熙的南巡之举，其实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虽然这都是出于维持统治的必要，但康熙时代江南初定，更多是出于镇抚的必要，而乾隆却是一种有意识的、更具主动性的保守主义反应，两人所面对的社会语境与政治挑战是迥然不同的。皇太极也曾以金世宗为法，维护满洲旧制、骑射尚武之风，但乾隆应对的却是这些“故风”岌岌可危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乾隆面临的问题要棘手得多，很多人甚至完全无法理解他为何要南巡，只是将之视为一出莫名其妙的皇家花车巡游，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南巡的目的落空了。
这反映出乾隆时代的现实：他南巡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长期繁荣之后社会的复杂分化，但恰恰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孕育出了更为多元的话语和能动的民众主体性。其结果是，统治者固然可以选择不同的话语来为自己的行为正名，但帝国臣民同样可以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曲解并最终消解了统治者行动的意义，将之看作是虚伪的借口、荒唐的举动和意识形态的自负。因为同一件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和结果，这充分说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何等程度。
也因此，乾隆南巡最终成了绝响。在乾隆身后，南巡既无必要，也被证明为无效，逐渐为汉人所主导的官僚制进一步重申了按照正式法条和行政程序来治国理政的重要性，取消了南巡的意义。在很多人看来，此后的晚清历史是“王朝衰败”循环的又一例证，但确切地说，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要求“驯化君主”，代之以一个更为稳定的社会政治安排。因为一个复杂分化又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要求既解放人们追逐利益的权利，又避免社会矛盾的加剧与爆发，这仅靠统治者重申道德原则是无法做到的，事实上，在传统中国政治中找不到答案，而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建立起现代法治框架。
*已刊2020-05-16《第一财经日报》，题目改为《居安思危还是铺张浪费：乾隆为何六下江南？》 ----------------------------------------------------------- 商榷：
.3：乾隆皇帝及扈从走陆路，经直隶、 山东、江苏北部，到达清河县（今天的清江）的黄河和大运河交汇处：“清江”1983年已更名为淮阴，2001年再更名为淮安 p.39：755年，唐朝的将领安禄山（卒于757年）——他有着沙陀和突厥血统：“沙陀”也是突厥的一支，此处“沙陀”疑应是“粟特” p.82：朕临徐、邳、淮、泗、沮、洳之地：“沮洳”指卑湿泽国，并非地名，此处后两个顿号不应加 p.191：十九世纪时再回首乾隆朝，有人重申了王昶的观点，不怎么喜欢“殷富素封之家”，说他们“喜交 结士大夫以为干进之阶”。脚注标示这出自昭梿《啸亭杂录》卷二，按，这出自《啸亭续录》卷二“本朝富民之多”条。 p.195：濂洛是指濂溪、洛阳，分别是周敦颢和程氏兄弟即程颐和程颢的家乡：“濂溪”是周敦颐的号，其故乡是湖南道州 p.195：另有两个紫阳书院，分别在安徽歙县和福建。安徽歙县是许多居住在扬州的徽商的老家，这不是巧合。按，歙县立紫阳书院，是因朱熹曾在此任官。 p.225: 王昶是江苏北部青浦人：青浦当时在江苏南部 p.227: 1757年发生的浙江人章知邺一案……章知邺是泰州府临海县儒 学训导：临海县在浙江，从上下文判断，此处应是浙江台州，而非江苏泰州 p.248：乾隆皇帝将江南著名景点的诱惑比成是毛嫱、白台、西施的性吸收—— 她们是三位传说中的南方吴国和越国的美人。按，性吸引力？ p.258：[乾隆游金山寺后，有诗句“精蓝信宿可留憩”] 这里“精蓝”应是“精兰”，指佛寺。乾隆皇帝在此停留了两晚。按，精为精舍，作者脚注说“兰”系指“兰若”，但“蓝”指伽蓝，也说得通。 p.263：[乾隆《江月》诗]“坐待破初更，乍觉金波浮。” 这一句也可以同时解读为：“突然间，朕想到了金朝的混乱。”按，此处过度阐释 p.263：“击鼓罢冯夷”：冯夷是河神，出自《庄子》（《词源》，页1877第4栏）。在这里，我将冯夷译作隐喻长江（正文中 此句英文，直译为“战鼓止于长江”。——译者），但它应更依字面译作“渡江的蛮夷”，如是，这一句诗就 语意双关，也可以译作“击打战鼓使渡江的蛮夷止步”。按，此处同样过分从族群话语出发曲解 p.263：“鳞昆及甲族”：考虑到前面的诗句，更具战争色彩的解释也有道理，这句也可以同时解读为“武装起来的兄弟和贵 族大姓”（见施吉瑞《随园：袁枚的生活、文学批评与诗歌》，页83注70）：此种政治化解释均不通文理 p.264：“拟欲问纤阿，三山究何如”：“京口三山”，是指金山、焦山、北固山——都是位于长江的战略要地，护卫整个长江下游地区， 尤其是江宁（今天的南京）。究其实质，乾隆皇帝似乎是质疑京口三山的主要意义到底是审美还是战略。按，此处所谓“三山”，实指传说中的海外神山 p.289：乾隆皇帝派遣他最信 任的满人心腹，他的内兄、身为公爵的傅恒：按，傅恒比乾隆小十一岁，是孝贤纯皇后之弟，故而是其内弟而非内兄 p.313：“我朝得天下之正，实非汉、唐、宋、明所可比，而该逆犯竟敢目为不正，其心显然存内外（也就是开化与野蛮，汉与满）之见。”按，“内外”或“中外”也可指“朝廷与外围”之意，如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乾隆所强调的其实也是“内外为一”，也就是相当于编户齐民之下，朝廷对不同群体无差别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