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碧（外二种）》是一本由彭遵泗 / 李鹏飞 编著作，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020-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蜀碧（外二种）》读后感(一)：《蜀碧》——野史慢读入门小试

《蜀碧》是“明清野史丛书”的第一辑，书中共收录清代彭遵泗所著《蜀碧》、清代文秉所著《先拔志始》，以及清代梅村野史所著《鹿樵纪闻》共三部野史。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现代人之所以要读野史，是因为野史通常能够记载官书有意无意漏略不言的细节，让人更加分明地去看待往事。

由于野史中记述了大量时人亲见、亲闻，乃至亲历的人物和事迹，其重要性早已为学界所熟知和利用，只是大众读者还尚未感受到其中之益。出版前言中引用了鲁迅先生对于阅读野史的看法，言明了阅读明清两代野史的意义，也指出了其中“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的地方，希望读者学会甄别，在阅读时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蜀碧》共四卷，末有附记及余飞、铁脚板、刘道贞、杨展等传，纪蜀乱始末及一时死节士女。“蜀碧者，哭蜀也。哭蜀者，所以著杨嗣昌之罪，而悯邵捷春之愚，以吊忠魂烈魄于地下也。”《叙》中开篇点题，引出正文，随后按年份详细地记载了明末张献忠入川事。《蜀碧》中所引证的书目几乎收尽了当时记载张献忠据蜀的所有史料，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史纪事本末》等二十五种。虽说引用资料相对较全，但由于作者彭遵泗立足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采用仇视农民起义的观点，难免有失偏颇，需要读者多加思考，如果需要引用或研究，则应进行更为深入的核实和考辩。

《蜀碧》一书流传甚广，是研究明朝末年四川社会状况特别是张献忠入川活动最重要、最权威的史料，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而在文学生看来，《余飞传》中“洪雅西四十里，有乡曰花溪。背枕飞仙阁，其前大小山关，屏峙溪口，其外限以青衣江，江涛汹涌，既不能读，急不能渡。……”《铁脚板传》中“铁脚板者，眉之鄙民也。姓陈，名登皞，生有胆识，膂力过人。家贫，猎兽自给。常赤足逐鹿豕，奔新斩竹中里许，而足不伤。”诸如此类以人记事的传记更加生动形象，读之也不失为一种学习。

读史需慢，读史要品。文言文的阅读不是一朝一夕之间的事，历史阅读兴趣的培养更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功课。将《蜀碧》等野史作品作为正史之外的入门阅读、补充阅读，也绝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此抛砖引玉之作，仅供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参考一二。

　　《蜀碧（外二种）》读后感(二)：变态杀人魔

国庆期间在家读邓云乡的《云乡话书》，其中有一篇关于《蜀碧》的，开头便说：“《蜀碧》是一本十分著名的书，自然这著名在今天要画问号了。”现在也不用画问号了，听说过的人不会太多。作者彭遵泗解释书名《蜀碧》的原因，“蜀碧者，哭蜀也。”全书记录了张献忠入蜀烧杀劫掠，无数人反抗、被害的过程。

明朝末年，流寇四起，除李自成外，张献忠是其中比较大的一股力量。张氏三次入蜀，屠戮官民，抢夺财产，后建立所谓“大西”朝称帝，年号大顺。明朝派了兵部尚书杨嗣昌，号称“拥百万之众”，也没能阻止张献忠立足蜀地，最终服毒自杀。张献忠并没有顺太久，大顺三年即被清兵杀死。

《蜀碧》共分四卷，起自戊辰，即崇祯元年（1628），卷四止于康熙癸卯年，即康熙二年（1663）。事件以年纪。四川官兵和张献忠作战，死伤惨重，张献忠还残忍地“断军士臂三万七千余人”。对于普通百姓，张献忠也不放过，抢夺财产，奸淫妇女，儿童老人也不放过。这期间四川地区除了遭遇人祸，天灾也不断发生，1629年四川大地震；1637年四川各处再次发生地震；1648年四川大饥，“人皆相食，道路饥殍，剥取殆尽。无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转相贼杀”，洪灾、旱灾、瘟疫接踵而来。

张献忠之残暴，书中处处可见，鼓励密告，实行连坐。杀人采用种种酷刑，生剥人皮、犬决、割手足、烤小孩、抽人筋……“一日不流血满前，其心不乐”，十分变态。人如牲口，似乎回到了一千多年前的五胡十六国时代，人成为了所谓“两脚羊”。

除了虐杀为乐，张献忠还掠劫了不少财物。2018年在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的42000件文物，而这仅仅是上百万平方米中的两万平方米挖掘所得，只是张献忠所得财物的冰山一角，让参与的考古队员极为震撼。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除了标准的银锭之外，包括了很多私人物品，妇女的簪环手镯等首饰就有4500多件。

作者因为立场不同，呼张献忠为贼，但更痛恨的是他的暴虐和残酷。可是再想不到几百年后，会有人纪念张献忠诞辰，并为其塑像，张献忠这样无视生命的变态杀人魔，竟然成为了歌颂赞美的对象！陕西省定边县还高调宣扬是张献忠故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蜀碧（外二种）》读后感(三)：谁家兴亡地，作了英雄冢——读《蜀碧（外二种）》

腐史微词托渺冥，冤含碧血化燐青。

当时太息庭中语，曾有何人侧耳听。

——【清】李振钧

这本书包括三部明清野史：清朝彭遵泗的《蜀碧》、明朝文秉的《先拨志始》、清朝梅村野史的《鹿樵纪闻》。

《蜀碧》讲张献忠入蜀事，张献忠入蜀，伏尸百万，血流成河，漫书一片杀气，几乎每段都记载某人如何去世，或战死，或自尽，或被屠戮，或作路边饿殍。死者填塞沟壑，人命微于蝼蚁。蜀地山川，染就碧血。从书中可以一瞥当世名将秦良玉的身影：“贼一入寇，秦良玉扼之，向非赂陈奇瑜脱去，则贼之亡久矣。”陆逊之与秦良玉相见：“秦冠带佩刀出见，左右男妾十余人”。秦良玉向陆逊之慷慨陈述当时排兵布防的弊端，兵败以后秦良玉又单骑去见邵捷春，提出发“溪洞之卒”（民兵）再战一次，并提出了优厚的条件：“我自饩其半，半饩之官”。公家只发一半饷，另一半军饷由秦良玉从私人腰包里掏。由于蜀无现粮，邵捷春谢绝了秦良玉的建议，蜀地终被张献忠攻占。崇祯帝曾有诗赞秦良玉：“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先拨志始》作者文秉，是东林党后裔。此书讲明代东林党与阉党的争斗，包括宫斗、宦官专权陷害忠良、东西厂锦衣卫对大臣的严密监视、大臣之间拉帮结派针锋相对不死不休等内容，以时政为线索，描绘了被斗争漩涡裹挟的官员群像。此书可作写小说的情节参考，宫斗或朝廷党争随便截几段就是一场大戏。架空虚拟的脑洞开得再大，也不及历史的诡谲惨烈。几位政见相同的大臣一同被政敌诬陷入狱，身处危境，他们开始内部分化。有人希望两个为首的同僚早日死去，这样剩下的人或可活命。还有一些人受诬入狱，为了争取从轻处罚而攀咬、诬陷他人。危难之际，人性立见。此书还附有“东林点将录”，旧传王绍徽所作，列举东林党一百零八人，其天罡、地煞之数，乃至各人绰号，完全照搬《水浒传》一百单八将，殊为好笑。不管谁作的点将录，抄得也太敷衍。

《鹿樵纪闻》作者署名为“梅村野史”，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号梅村，别署鹿樵生。此“梅村野史”是否吴伟业本人，尚有争议。此书讲崇祯帝去世之后，苟延残喘的南明王朝倾覆始末。记载了福王、史可法、郑成功等人，南北两太子疑云、嘉定之屠等事件，亦是波谲云诡。各色历史人物粉墨登场，一生之事，不过青简短短几页，行间血泪，惹后人徘徊长叹。跋中特别指出，此书并非吴伟业所著《绥寇纪略》，“梅村野史”也不一定是吴伟业。

一本小书，三段野史，谁家兴亡地，作了英雄冢，人生长恨水长东。

　　《蜀碧（外二种）》读后感(四)：“蜀碧者，哭蜀也”，民间视角下的张献忠入川之乱

《蜀碧》是清代彭遵泗撰写的一部野史，被收入《四库全书》，主要记录张献忠入川过程的历史。虽为野史，但书中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是研究相关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张养浩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八个字，道尽了自古百姓所受的离乱之苦。千百年来，各种大小规模的战乱之中，受苦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的，始终是无辜百姓。而正史资料多从统治阶层角度出发，对底层百姓的遭遇往往略过或简化，不着过多笔墨。

《蜀碧》却反其道行之，对于战乱过程简要记述，把关注重点放在川蜀官兵和百姓的遭遇上，花费大量篇幅记录官员、将士、民间义士和妇孺的具体表现和抵抗事迹。彭遵泗在序中说道，“蜀碧者，哭蜀也”，他著《蜀碧》，其中一个目的正是“吊忠魂烈魄于地下”，让历史记住这些真实的姓名，让后人能够了解川蜀官民所遭受的残酷屠戮和他们不肯屈服、勇于赴死的气节。

虽然记录大量百姓的事迹和情况，但彭遵泗的《蜀碧》仍然有其历史局限性，叙事角度从统治阶层的角度出发，把叛乱的张献忠方称为贼。因此，整体而言，《蜀碧》主要歌颂川蜀官员将士的英勇抵抗、从容赴死，歌颂妇孺的抵死反抗，歌颂民间英雄的忠肝义胆，谴责乱军荼毒生命的罪恶行径。

“哭蜀”，首先就是哭川蜀官军之忠烈和百姓之气节。在这方面，《蜀碧》记录了大量具体人物的史料，让读者充分感受到这场战乱的残忍。

书中对川蜀官员的记录很多，包括服毒自尽的嗣昌，临死前说出“宁多剐我一刀，少杀一百姓！”的刘之渤等英勇的个人，以及被乱军一次性集体检杀的卫军及各营新兵，其中“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二万”等庞大的群体。

百姓妇孺的事迹在书中也比比皆是。许多女性选择用投井、自经（上吊）、火烧等惨烈的方式避免受辱。被乱军俘虏的反抗者往往死于各种惨烈方式，《蜀碧》以此谴责乱军的毫无人性、罪虐深重。

《蜀碧》中也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比如“时蜀大饥，人相为食”，描述百姓为了艰难生存被迫做出的残忍行为，以及其后又同时流行的三种瘟疫，大头瘟、马眼睛、蹄瘟，当地百姓普遍的生活惨状可见一斑。

对于张献忠个人的恶行，尤其是他在临近溃败时残忍无道的疯狂行为，《蜀碧》也作了特别叙述。比如兵败泄怒士卒，嫌行军效率低，就“有金银必弃、有妇女必杀”，开科取士选出状元张大受又随意屠杀，甚至还提到民间传闻中张献忠死后“其心黑如墨”、“其心扁而无肝”这类带有故事演绎性质的说法。总之，《蜀碧》完全把张献忠塑造成一个毫无人性、嗜杀的魔头形象，这是出于作者个人的倾向性的。

《蜀碧》中也用少量文字提到了统治阶层麻痹自大、未能提前对乱军做出防备的失责问题。蜀地的士大夫们倚仗着“道恶地偏”的地理优势，自以为能够偏安一方；而蜀王遵循旧例，不考虑实际形势，“特以祖宗之制，不典兵，不与民事”，不肯拨军饷招募防御兵力，等到乱军抵达城门口才肯出钱招募士兵，早就于事无补了。对此，彭遵泗不愿过多谴责，也仅仅是哀叹惋惜，“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丧于贼手矣。哀哉！”

当然，作为野史，《蜀碧》的叙事免不了夸大的做法，中间掺杂了许多故事、演绎的虚构成分，甚至增加了一些迷信、神怪性质的传奇色彩。

比如，书中提到一位张氏女性，“将衣服周身缝固，投井而死。贼退数日，出其尸，颜色如生”，另一位妇人“触树未死，骂贼，贼怒杀之。群鸟环尸，哀鸣不散”，另外还记录过“大星出西方。芒焰闪烁不定，至献贼灭后乃隐”，暗示星象对此次战乱的预示作用。

类似这种虚构、附会的内容，是古代传奇小说的常见手法，《蜀碧》借着这些手法来表达作者的立场和态度。这部分内容，当作民间故事看就好了。

2020.08.03雾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