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人民群众》是一本由魏思孝著作，后浪/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元，页数：2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都是人民群众》读后感(一)：读《都是人民群众》的三点小确幸
（其实不是书评，就是比短篇要求的字数长一点。）
分享阅读的三个感受：1是能看出，幸好魏思孝还不够有钱，尚未来得及脱离人民群众，才给我们呈现出了这一本珍贵的、真实的、不是他们所谓的新农村人物生活图谱。
2是能看出，幸好魏思孝的写作还不够自我满意，没把自己当大师，没学国内一些作者动不动就玩意识流那一套，才用扎实的语言，和冷静克制的叙述，给正在写作与想要写作的人，好好上了一堂小说基本功课。
3是能看出，幸好魏思孝还有低级趣味，没有沦落进几乎变为流行的“丧文化”圈子，全本书都在以幽默，狡黠、插科打诨的语调来慈悲地同情着“留辛村”乃至于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村民，替他们未知的前途与命运担忧，替他们轻于鸿毛又合理应当地被埋进土地的结局叹息。当然，我个人觉得在此其中，他首当关心的更是卫华邦本人。不然干嘛要坚持写作呢，而且除了卫华邦以外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他尚且未知的权力手里，他似乎也做不了什么。最后，假设有一天魏思孝也开始丧了，这本书应该如何趋炎附势地写呢：有一个作家朋友，出自农村，说想写一本关于他们村里人民的书。我说，世界早就坏了，没有人关心它到底能多坏，别写了吧，别写了，去***。（全书完）
《都是人民群众》读后感(二)：农村大概如此
1、我边看边想这本书，想表达什么。想不太清楚，大概只是出于对生活的思考或者记录。想起来以前百无聊赖的暑假，也冒出过写一写村子里的八卦，大概如此。
2、农村或者小镇长大的孩子，既有一种自卑感，又夹杂着一种归属感，那个地方的人都认识，好像又一直在逃离。一方面跳出来看他们不一样，一方面又在其中，这就像这人的底色。
3、农村的家族意识很牢固，尤其老一辈人，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中间又夹杂着利益、算计以及道义和感情，仅仅“攀比”好像很难概括，有一种敏感的自尊心，在麻木和辛苦的，以及出人头地的欲望表象之下。
4、农村的男女关系复杂程度有时候超过想象，一面是熟人社会道德教育形成非常重要的舆论压力，一面背地里又都是欲望的驱动，大多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分裂是常态。
5、粗暴、野蛮、虚荣、麻木、势利，这些人情世故的一面，也是真实的农村的状态。
6、当你以为自己了解这个社会，现实常常会给你一个结实的巴掌。
7、10年过去了，农村在加速死去，农村里的中年人变成老年人，青年在城市务工，目的是买车，买房，生孩子，生活轨迹大都相同，都要面对疾病和死亡，创业、赌博、骗局、毒品、车祸可能又把人打回原型。
8、长大以后回家，闲着就会听一听父辈聊一下村里的八卦，也是一个和自己和解的过程，从厌恶到理解，并不容易。
9、在社会运行的齿轮里，运气好、能力好的人会活得自由安全一些，而经历和忍耐着苦难的人，很难保持善良和勇气，显得格格不入，或成为别人的话柄。
10、大多数人生活，大多时候是一片灰暗，偶尔的光亮而已。城市和农村没有太大区别。
书里重复内容有点多，看到后面阅读体验不太好，建议修改一下，
《都是人民群众》读后感(三)：《都是人民群众》读后
前阵子青年高产作家魏思孝又出了新书，叫《余事勿取》。我买了一本，还没来得及翻就出门了。没走几天，魏老师又出了一本。没办法，人家出书比咱看书快，新出的这本叫《都是人民群众》，给我寄了一本，回到家第二天书也来了。
《都是人民群众》是思孝为自己家乡“辛留村”父老立传的一本书。篇名就是人名，某某某，哪年生，如何活，结婚或者为什么没结婚、生孩子、做什么营生等等。干了哪些不省心的事，如何无望的摸爬滚打云云。
五年前的这个季节我跟阿坚弛老孙民去过思孝家，那会他就是住在村里，记得他家院子小小的，也没单独辟出的书房，写作的电脑就在堂屋，旁边一摞一摞的书。这几年他好像住到淄博市里了，家里还种着地，农忙的时候他也得下地干活。
初翻这本书，感觉像报告文学，不太理解作者写这些是出于对家乡的深情还是自己的趣味或者二者兼有，鸡零狗碎才是生活的本味吗？书里的人物除了魏老师自嘲的“卫华邦”外，其他人我当然不认识，但是他们的故事一点都不陌生，我们村的老老少少也是这么过的，七手八脚，捉襟见肘，真的“仅仅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生活品质几乎无从谈起。摸爬滚打毋宁说是“被捶”，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任你怎么扑腾，往上的天花板是定了的，往下可是有无穷的想象。书里的每个故事都很沉，我想起《余事勿取》封面内页作者介绍那块说思孝是“青年焦虑文学代表”，一开始我纳闷怎么还有焦虑文学？（这一挂的都有哪几位？我可得躲着点儿。）这会我想，这哪是焦虑，简直是丧文学。埋在这些人事里，再加上淄博浓郁醇厚的雾霾，想想真有点透不过气。（其实据我观察，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大家也还都嘻嘻哈哈的过着，口才一个赛一个好。这也叫乐观或坚韧吧？）
写到这里，看到作者另一本书《余事勿取》腰封上的一句话：“他也曾想过跟紧这个时代，正如他最身强力壮的时期做过骡夫一样。只是不远处的公路上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时代的列车隆隆的从身边开过，“辛留村”的村民扬起头等待着迟迟不来的拆迁，如同书封上的图片，所见是一张张没有五官的脸。他们注定被时代忽略，但思孝一笔一划的记录了他们。
推荐想了解农村的朋友看这本书，魏老师写实且走笔洒脱，不“哀其不幸”，深味农民的劣根，下笔也不客气。刻薄，也很克制。不煽情，不八卦（不八卦也不一定好，尤其是对杨美容错综复杂的情史缺乏交代）。村民阴沉斑驳的人生故事在他的笔下显得很有质感。
书的末篇提到修族谱的“宗亲”来找他考证家谱，思孝写到“我更在意被历史淹没的，只在族谱中留下一个名字的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无疑，他做到了，他用另一种文体写下了家谱，以及“辛留村村志”。
《都是人民群众》读后感(四)：但愿这样文学的书写，能挽回人民群众生存的尊严
《都是人民群众》的一些文章，以前零零碎碎看过，大概是在公众号还是豆瓣上，已经记不清了。不过第一次看的时候，就很喜欢。主要是两方面，一是魏思孝的文字简练喜欢用短句，他笔下的故事，读起来节奏感强，干净利落，有如疾风骤雨，短短几千字，就能概括人的一生，又犹如写“稗官野史”，一篇文章就是一个人的“史记”。
这样的文笔，在当代的年轻作家中比较少见，也可以说，如此严肃冷峻的文字，在当代的年轻作家中比较少见。我们习惯了的畅销书，都是温情、温暖，或者涂满华丽油彩的文字，那样的文字，要么感情有余，要么掺杂着虚假的成分。冷眼旁观，有时候反而更见悲悯和真情。
因为，大概只有作者自己能够感受，当他笔下那些人物，在自己的笔下一个个敲出来的时候，那种回忆复苏，如鲠在喉的沧桑和悲痛之感。
喜欢这些文字的第二个原因，是作者笔下的人物，笔下的普通农村。大多现代作家和老一辈的当代作家，都是从农村和故乡为底色，很少写到都市，大概这是跟历史进程有关。而现在则相反，当下的青年作家，大都以城市为想象和背景，他们生活在城市，或者成长在城市，回忆里都是都市想象，很难在如此真切而深刻的聚焦到农村。
虽然，也有不少写农村的文字，但那要么是浮光掠影的小插曲，要么就是散文化的语言，是经过雕饰和美化的童年记忆。那些都是个人印记。而真正认真审视当下农村的生活群像，用克制的笔触记录农村的生活图景，魏思孝应该是少数这样的年轻作家。
这一点，可能有点继承和回望的意思，严肃文学在农村复苏和回望，可能正是时候，再过几年，当所有人都逃离了，所有人都忘记了故乡，大概这样的文字就已经灭绝了吧。
读魏思孝的文字和故事，最大的感触之一，大概就是这很刘震云，有着浓重的成熟时期的刘震云的模样，甚至部分段落，如果抹去姓名，放到刘震云的文章里，可能也不会有人发现。
大概魏思孝是很喜欢刘震云的，不仅继承了刘震云的文字，也继承了刘震云的书写对象，刘震云同样喜欢些穿梭于大地上的生民，他们可有可无，他们可能微小如草芥，但却构成了刘震云的小说人物群像。除此之外，魏思孝还继承了刘震云的黑色幽默，这种黑色幽默，有时候让人忍俊不禁，有时候却又催人泪下的痛感。
当然，要做到刘震云的地步，谈何容易。大概刘震云是魏思孝的师承，但也能看出他自己的坚持，比如刘震云的作品中，喜欢用语言绕来绕去，但魏思孝，基本是全部都是短句，干柴烈火，哔啵作响，这样的冷峻和直接，我觉得大概是他坚持的特色。当然，如果要以刘震云的高度来衡量，魏思孝还有很多欠缺，比如刘震云丰富的想象力和除了故事本身外，对中国人思想、人性的探索，毫无疑问，刘震云做的更加深远。
不过，秉笔直书也是“史记”的特点，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作者的看法，这些普通小人物的起起落落，生老病死，本身就是最大的悲悯。
像《都是人民群众》这样的书，应该注定不会大火，现在不仅仅很少人用这样的方式写这样的故事，也很少人去读这样的故事，尽管这样的文字感和节奏感很好读，但大部分习惯了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阿弥陀佛么么哒》这样的文字，大概是不会喜欢这种带着血污与死亡的文字。
恰如对鲁迅的评价一样，鲁迅的文字是灰蒙蒙的，透着死亡的，如夜枭声，夜枭这种并不吉利的鸟，自然很多人是不爱的。
《都是人民群众》，书名还透着黑色幽默，看完，你会发现，故事里的人的确都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他们流落到所有的普通人中，过着人民群众的生活。但他们又不是我们高高在上所说的人民群众，他们随命运流转，自生自灭，生老病死，并没有找到太多的存在感，沦落在被遗忘的角落，但愿这些文学的书写，能够唤起一些普通人、人民群众生存的尊严。
《都是人民群众》读后感(五)：白描下的人生百态 ——读《都是人民群众》
白描下也有华章
——《都是人民群众》读后感
在这本书里，作者魏思孝分了中老年男人、青年男人、妇女、其他这四个主要的板块来描绘他眼中的人民群众。但在“都是人民群众”这个书名下，我也在想，是不是有另一种可能切题的理解，那就是，作者的内心是怀着悲悯来书写辛留村的这些人的——都是人民群众，但我们的生活里还有这样的群众再生活的泥潭里苦苦挣扎。魏思孝是在以一种反问的方式来呼吁大家关心这个群体。
正如张爱玲所说：“人到中年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一睁开眼，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而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中老年男人这个群体便是如此，他们识尽了人间的沧桑，渐渐接受了自己的平凡，也变得沉默寡言。青年男人这个群体，他们大多还带着想要改变世界的抱负，或是吹嘘自己的“丰功伟绩”，或是自我欺骗，把自己当成“盖世英雄”。妇女这一个群体，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她们的共性，那就是“她们渐渐地只活在了自己的世界里，不知人情冷暖，不求关心”。在“其他”这个板块中，读“辛留村的道德模范”这一节最能让你感受到作者犀利讽刺的笔风，在获奖介绍词与白描叙述的对比中，作者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在今天这个社会仍然会有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存在。
直击人心灵的语言在本书中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这类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性格开朗以取笑老实人为乐趣，在领导面前总是一副奴才相。而懦弱的本质，又让他们在强硬者面前夹起尾巴。”“经历了多年的发财无望后，现实生活的压力切实地摆在面前，脚踏实地以体力换取报酬，也确实是无奈之举。”“如果说当时他还年轻，总是对生活饱含无限的热情，那么现在再这么赤诚地进行下去，就只能是厚颜无耻。”或许作者可能在大多数故事中以“我”的身份出现过，但是在发表这些评论的时候，作者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他们的一生的。
虽然在整本书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多是冷漠的乡里关系，甚至是家庭内部的种种纷争，但我们仍不能否定的是，在这本书中，善良和希望仍然是我们所需要发掘的东西。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人物就是刘猛。刘猛打架斗殴、抽烟喝酒，小混混的习性在他的身上一览无余，但是他为人又讲义气，在担任村主任时没少给村子里办实事。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会给村民办实事的村主任在竞选时仍然比不上“啥都不干，只会送钱”的王本道。虽然落选但仍然推举他人，或许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但也不能否认这确实推进了村子的发展。在刘猛身上许多善良的东西，或许是无意间而为之，但这些是绝对不能因为他自身的蛮横所被忽视的。
除了全文的语言风格外，每一故事的结尾也是让人感到十分奇妙的。在故事的结尾，作者或回忆他们人生的某一个片段，或畅想他们未来的生活，但无论过去怎样辉煌，未来怎样平坦，至少在这一刻他们是在挣扎甚至已经放弃了挣扎的。而我们，也明白，无论未来怎么广阔，他们的一生，或许只能被困在此处，不可挣脱。戛然而止的结尾中虽看起来留下了诸多美好的想象空间，但细细思索，便发觉留给他们的路只有一条。当读者想象完属于这群村民的美好未来之后，他们会发现作者在留下想象空间的同时也禁锢了他们的一生。在这种极致的矛盾中，作者想要表达的他们的痛苦便无需多言了。
最后，用凤凰网读书的推荐词来给本文作结，“作者以白描生平或截取一点，书写乡村妇女、青年、恶霸等形形色色的人物，讲述他们如何勠力向上地生活，又如何频频被命运伏击。他们的质朴与善良未必让他们幸福，可他们的野生与卑微必然招致苦难。”
《都是人民群众》读后感(六)：从《白珍(1972-2014)》看如何正确地吃软饭
在魏老师的新书《都是人民群众》的第153页讲了妇女白珍的故事。这是个悲惨的故事，同时也是个吃软饭的故事。
众所周知，吃软饭是部分男人的梦想。白珍的丈夫耿仁海在出狱后，实现了这个梦想，而且他吃的不是普通软饭，是老婆情夫的软饭，这可谓吃软饭的最高境界，花大款的钱，睡大款的女人。可惜他没有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局面，因为最微不足道的自尊心，杀死了软饭供应者，妻子白珍。耿仁海最终的结局如何，作者没写，但完全可以想象，杀人偿命，就算是法院判他过失杀人，他的下半辈子，也将在监狱中渡过。虽说他从监狱中来，回到监狱中去，也算圆满，但牢饭和软饭比起来，还是软饭好吃些。
下面我就分析一下他错在哪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教训。
小说开始，作者介绍了耿仁海酒后伤人被判十一年。这事与吃软饭无关，略过不谈，我们直接从他出狱开始讲起。应该说，耿仁海的初始条件很不错，他作为一个刑满释放人员，没有工作，缺乏挣钱的能力，当务之急是混口饭吃。正好他的老婆白珍有钱，且愿意给他钱花。当然白珍并非完美的软饭供应者，她“体态臃肿，脸上晒得如同贴了层灰”，脾气很坏，外头还有个情夫。
要知道自古世事难两全，谁不想要个有钱、漂亮、有求必应、且不会背叛自己的伴侣呢？问题是没有，就算有也不会给耿仁海找到，既然找不到，那么一个理性的人就应该在现有条件下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案。很显然，白珍是刑满释放人员耿仁海的最好选择。因为女人的漂亮、温柔与忠诚对于一个缺乏独立生存能力的中年男人来说最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两点，第一，给钱，第二，给睡。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虽说白珍嘴巴不饶人，但是耿仁海要烟有烟（“要几块钱买盒烟”），要酒有酒（“买塑料桶装的五斤散白酒”）。都很廉价，我承认，但要注意，烟和酒都不属于生活必需品，是享受物。因此我们得承认，白珍对耿仁海相当不错。再说性，作者没写，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白珍还是跟他交媾的，因为夫妻性交天经地义，用不着专门写，如果作者在文章中特地交代一句，白珍甚至还陪耿仁海睡觉，那么我们反倒要怀疑他们之间究竟有没有性关系了。
在这一阶段，耿仁海做的也不错，他给白珍洗脚，主动做家务，对白珍可能有的出轨行为，视而不见。如果能够这样维持下去，对耿仁海，对白珍，对老赵都是相对完美的一生。可惜人总是很盲目，看不清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当局者，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当局者最需要做的是维持大好局面。
破坏大好局面的人物出场了，耿仁海的狱友来借钱。对狱友来说，借钱无可指摘，一个人想找谁借钱，就找谁借钱。错的是耿仁海，不是错在和狱友成为朋友，交什么朋友是个人的自由，他错在不明白，软饭绝不能和他人分享，最好的朋友也不行。白珍不借钱给耿仁海的狱友，理所当然。如果白珍把钱借出去更有问题，她出于什么理由把钱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男人？会不会是一见钟情？我认为，如果耿仁海在这里能够用脑袋思考一下，就不会去找白珍要钱了，而是把狱友赶走，更不会为了面子扇白珍两巴掌。
接下来，白珍跑了，耿仁海去找，在宾馆里将白珍和老赵捉奸在床，并且因此整个扭转了局面。白珍和老赵由于被捉奸在床，再不敢声张，开始给耿仁海更多的钱。
从表面看，耿仁海获得了巨大胜利，他有了更多的钱，白珍对他也很顺从，但越是如此，越应该谨慎。耿仁海作为一名上了岁数的刑满释放人员，无自主生活能力，不是英俊少年，没有让女人服帖的强大性能力，他凭什么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古语有云：丑男娶了俊媳妇——大祸临头。这话同样可以应用到耿仁海头上，不夸张地说，他后期的幸福生活无异于走钢丝，要维持不倒需要极高的生存智慧，而耿仁海缺乏这种智慧，悲惨的结局也就注定了。他杀了白珍。
有一句古希腊名言很适合放在这里：认识你自己。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三省吾身，想清楚依据自己已有的条件最好能够过上什么样的生活，考察自己是否已经过上了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生活。如果是，就尽力维持。如果还没有，就去思考如何才能过上。在小说开头，耿仁海过上了比较好的生活，但并不是最好的生活，他最需要是让白珍对他态度和蔼一些，让白珍再多给他一点钱，提高生活品质，最不需要的就是在狱友面前的面子，可惜他只看重后者，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
认识自己需要理性，三省吾身同样也需要理性。我想，不管是否以吃软饭为人生目标，我们都应该想办法增长自己的理性。理性多一点总没有坏处。
《都是人民群众》读后感(七)：你问克制和准确有多难？特别难。
此乃洒家做的最后一本纸质书，然后暂缓出版生涯，跨入***行业。
韧带还行！
说走咱就走，自认对得起别人，只是有些对不住作者。
当年求稿若渴，现如今闪身走人。有点渣。
毕竟一见倾心的是我、求爱的是我，说得再多、表达能力再强，别人可能也难以百分百感受到这作品好在哪里。
那我再多说一遍。
耽误大家几分钟时间。
在座的，如果是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就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可以略过不看了；说真的，对农村的感情，您同理心同情心再强，也没有耳濡目染的强。
我不明白的是那些自己出身农村的、有很多父老乡亲的创作者，为啥他们写出来的农村，一看就精假不实的？
——精心抄袭。
——假模假式。
——不看不听不感受。
——实在不适合搞创作。
要么就是写农村人都淳朴无华呀，写得跟农家乐广告似的；要么就写农村人都低端底层呀，写得跟叭叭叭叭的外宾似的；要么就写农村人都啥都不懂啊，写得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小品似的。
但凡看几篇特稿、哪怕上上快手抖音（我不上），都不至于这么着。
至于有的农村题材的作品，那情感的不检点，更是罄竹难书。
知道您离开农村到城里生活了，心里有愧疚。那可以捐款、修路、办校，对吧？不行的话，您帮老家的人介绍个活儿，也行；过年过节多包几百块钱红包，也行。别光一厢情愿地泼洒到文章里，跟赌气似的。
要不是着实没几个人看，就误导读者了。
全球化这些年了，信息时代这些年了，改革开放这些年了，城市化进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的。
任何一个。
新闻里说咱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为这话只是说出来方便你表妹考政治的？
初见本书内容，“眼前一亮”都是很含蓄的说法了，我觉得，这里面的一个个人的生活，描绘得太准确了。
我个人觉得作者短篇写得太好了。卷笔刀削铅笔似的，嗖嗖的，铅笔屑整整齐齐的、一卷卷的，掉落得十分有节奏，沙沙作响，纷纷下落，还有隐约的木头味儿。但是不能分神，一分神，就容易折了、卡了铅笔尖，就容易破坏了铅笔屑的整齐有致的波浪般的美感。
——就是这么恰到好处的准确。
所以才有故事感。
准确，故事感自然生出。
因为书中的一个个人物太饱满、太鲜活了，太有画面感了，跟在你眼皮子底下走动似的。
他们的一生或者一个标志性的片段，被作者准确地捕捉，放入书中，活泼泼的生命啊，音容笑貌悲与欢，你想笑也想叹，看到最后简直想蹿天而起高歌一曲
每一个故事都能单独拎出来拍短剧。
——对了，今天还有人问我：那什么样才是人物形象不扁平？
我勒个去这都要问的话那真是不大适合创作。
先问一句，您这笔下的人物，您信吗？
恕我浅陋，我还没有看到过哪位这么写人物，跟立小传似的，但又“饱蘸深情”（容我也情感不检点一下下）。
是的，因为准确，所以不留情面，但是作为作家，又有悲悯在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位好作家的前提。
不仅有悲悯，而且有尊重。
这些都是“故事好看”的前提。
——毕竟我见了一些写作者写作就是为了满足扭曲的心理私欲，您哪怕是为了金钱名利呢！都高尚很多！
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写得好的人却那么少。却被一位这么年轻的作家写了，还写得这么好。
老作家理当惭愧。
已无利益相关，依旧诚意推荐。
over.
《都是人民群众》读后感(八)：小说测评《都是人民群众》｜那些被「人民群众」淹没的小人物
作者：Jay
校对：litcave 工作室
配图：Online
一直以来，中国当代作家十分注重乡土文学的书写。80后的青年作家中，魏思孝是为数不多对写作方向有清晰认知的一个。
小说《都是人民群众》是他「为小人物立传」的成果。倘若我们要从文学中寻找真实，那么魏思孝的写作，无论从「小镇」到「乡村」都是在找寻这种真实。将其称之为「贴地飞行」，再合适不过。
小说分为四个部分。其中一、二部分讲述中、青年男性，第三部分讲述妇女群体，第四部分是一些次要人物的补充。
第一部分从中年男性群体切入，讲述乡村中的故事。随着阅读推进，每个人物互构成关系，作为背景的辛留村也渐显轮廓并像灵魂一样游荡在整部小说中。这样的小说创作难度极大，作者必须谨慎处理个体和群像之间的关系。
在这方面，不得不敬佩魏思孝技艺之娴熟：八个人物，八种不同意味的生存样式，表现了乡村人物作为个体的无力感的同时，又避免脸谱化。
作者文字极为克制、冷峻，为了使每个故事棱角分明，在讲述方式上也花了一番功夫——第一部分收尾，讲述者「我」才初次出现，并成为第二部分青年群体中和每个人物都有关联的主要线索，这种安排也有几分巧妙。
相比于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所讲述的每个青年男性都和叙事者有稳固的情感关系——同学、室友或亲戚，而且同属于一个年龄阶层。
在叙事者的观察中，这些农村青年似乎有着生存的独立与个性意识，但无论他们如何改变自己的处境，谁也不能挣扎开辛留村这个牢笼，也无法摆脱乡村青年与生俱来的卑琐。
大概是与这部分所书写的每个人物相熟的缘故，作者在叙事上添几分诗意，也倾注了相当的情感。从阅读体验上说真实性更强烈些。
无论从可读性和完成度而言，前两部分质量是极高的。到了第三部分「妇女」，却像坐过山车一样，猛地高坠而落。
第三部分的完成度明显不足，篇幅不仅大大缩短，每个人物的故事也略存水分。表面是写妇女，实质，只是借每个女人的线索去侧写她身边的男人罢了。就连吴书萍七次堕胎如此命运多舛的故事，都更像是给男性人物做注脚。
或许，第一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差异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农村妇女长期是作为残缺个体而存在的，不被关注，永远失语。
作者写这一部分，也许想在结构上达到一个平衡，但对于读者来说，这显然是失衡的，是大片缺失的。
第四部分也难免有仓促之嫌。在《辛留村道德模范》中，作者记叙了几个道德模范人物，及关于他们的颂词，紧接着，又从截然不同的角度还原他们平庸、猥琐甚至丑陋的形象，颇具反讽意味。
相比于前文叙事的精巧架构，如此一币两面的展示方式似乎过于粗暴。再往后的篇章中，一排排来不及被立传的人物像赶末班车一样匆匆掠过读者的视线。
读罢这部小说，五味杂陈。如果为了给小人物立传，作者的目的已然达到。但它毕竟是小说，用小说的尺度来衡量的话，它恐怕过于「真实」。
一方面，它对人物的注视仅限于外表，这也让小说读上去更像纪实作品，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只当一个观察者，这在纪实写作中是十分宝贵的，但小说家往往不是一个搬运工，而是一个善于打磨的工匠，他不仅需要展示自己的视野，更重要的还有思考和嬉怒的维度。
总的来说，小说是值得一读的。只不过，作者过于局限在真实层面，相应地缺失了些许文学性，所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妨运用自己的想象，为那些「人民群众」中的小人物增添更多养分。
《都是人民群众》读后感(九)：魏思孝：一个鲁中地区乡村家庭的春节简情
《都是人民群众》 魏思孝 2020年一
今年春末的一天晚上，我接到电话，对方是当地报纸的编辑，同时也是盆泉魏氏修谱的工作人员。他在网上查到我在一篇文章里自述祖籍是博山盆泉，宗亲相认口吻热情，简要介绍族亲的发展情况，并列举几位在当地颇有名望的——无非是在政府任职或企业主，又关心了下我写作的情况。熟络过后，一再追问，发现我对祖上的情况语焉不详后，决定改日去村里一探究竟。一个多月后，我陪同他们一行三人回村。先去村南头查看村碑，因修路，村碑挪在路边，被野草淹没。正面贴着一张鲜红的“住宿午休”的小广告。据村碑记载：“刘辛庄坐落于金岭镇西北2.2公里，北近王潍公路。清光绪《益都县图志》载：‘刘辛庄，故名新庄，明万历年间魏氏迁入后改名魏家辛庄。刘氏于清雍正末年迁入，后祖蕃户衍，改名刘辛庄。”
我们又去村中长辈家了解情况，年长且头脑还算清楚的一个爷爷，已有八十多，也只记得祖上说是从盆泉来的，至于是何朝何代，无族谱为证。早年的墓碑大致应有记载，也已在文革中捣毁。口说无凭，我坐在一旁，不时为他们斟茶倒水，陆续又来了两位长辈，重复先前进行的讨论。桌面上放着打印出来的盆泉魏氏的资料，不时被人拿起来端详一番。
那位明朝初年从河北枣强迁徙到博山盆泉的年轻人，真实姓名已不可考，只记得排行第四，后事尊称为魏四公。按照当时的移民政策，亲兄弟不能同在一个县。魏老四孤身一人，来到盆泉这块山地，开荒耕种，娶妻生子，三个儿子生养五个孙子，五个孙子生养了十一个儿子。六百年多后，开枝散叶，至今繁衍二十余代。先是遍布周边县市。同治二年，陕甘回乱，关中平原高草丛生，十室九空。光绪四年，山东长山县的焦云龙出任三原县令，组织山东乡亲迁徙三原县，其中盆泉魏氏三十余户。民国三十二年，盆泉遭遇大饥荒，很多人下关东逃荒，饥荒过去后，大多人又回到村里谋生。到现在，仍在盆泉生活的魏氏宗亲已无多少，大多是留守中老年人，年轻人多去城里打拼。
再往下翻，就是盆泉魏氏后裔们值得记载的辉煌历史。至废除科举，考取一名举人，七十余名秀才。家族声望的高峰是嘉庆年间，迎娶了青州衡王的公主。不得不承认的一点，祖上确实没出过多少值得书写的人物，以至于有个叫魏奉奎的人也记录在案。魏奉奎二十八岁参加乡试（光绪年间），族谱记载：“院榜题名第七，不幸观榜疏忽其名，未复试而行，故未得志。族党惜之。”由于看榜疏忽与误会，未能复试，把到手的举人弄丢了。乡试前七名为甲科或一甲，他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传甲、传科，以纪念这次考试的名次。
再往后，是长达数十页的各分支功名登记情况，除去科举有点功名在朝廷担任些不打眼的职位外，表彰一栏有数位“寿官”“耆儒”，大多添列功名册是因为“监修族谱”。翻看这次修谱的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各行各业，政府公职人员、教师、村书记居多。等他们百年之后，也会在功名册上留下个“监修族谱”的美名吧。
读完，暂不论我是否属于盆泉魏氏的后裔，却已经对这次考证丧失了热情。倒不是因为他们泛善可陈的祖上履历无法为自己添彩增光，也不是修谱过程中排列出那些成功人士们所彰显的成功学色彩。有能力的人肩负修谱的任务本就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一来旨在光宗耀祖，二来给后代做出表率进行勉励。这都是人之常情，只是这常情中，多少也包含着人性当中的趋炎附势、唯利是图、媚俗以及奉承。而我更在意的被历史淹没，只在族谱中留下一个名字的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这也契合我一直以来的写作观念。
就在我心里对修谱质疑时，长辈指着我，说道，祖上的事，都是在生产队的时候，他爷爷和我说的，我那时候小，也没记全。众人看着我，似乎要从我的身上，获取到家族的前史。可惜的是，我爷爷已经死去近二十年，我爸爸也死去快十年。祖上的事，现在没人知道。祖中长辈，又说了下我爷爷的事，老调重谈：念过私塾，在益都（现青州市）当过文书，家族中的账房。那位如今躺在西山墓地中，尸骨化为泥土的爷爷，在此刻，成为追宗认祖的关键性人物。在惋惜和对爷爷的追忆中，调查进入了尾声。面对进入暮年的老人们，三个工作人员希望我能肩负起修谱的事，我点头应允，把他们送走，约定择日再去北焦宋村探访。半个月后，他们再给我打电话时，我推脱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发来记录这次寻访的文章。定性为，难以查考。
二
祖上的事已经和我无甚关系，在我的短暂的三十多年的人生中，我的祖上就是爷爷，再往上，我只认得一个刻在墓碑上的名字，无任何印象，除了血缘，没什么可追认的。往上推三代，是心力可及的范围。等我的女儿长大成人，爷爷是个没见过面的称谓，只能从中照片中得以辨认。女儿比我幸运，能看到爷爷的照片。我的爷爷虽然没留下照片，我比女儿幸运的是，我见过爷爷，脑海中还残留着对他仅有的印象：某年夏天，他抱着我在老宅的天井里，等待劳作归来的父母。天井里有两棵枣树，树叶繁茂。炎热晴朗的天气，突然狂风大作，下起了暴雨。爷爷大致说了几句他们快回来的话，让我别着急。他秃头（多么令人悲哀的遗传基因）留着雪白的胡子，我看着他。再无其他印象。
前年春节，我去看望两位姑姑，惯常的客套后，为消融尴尬的氛围，我追问起家族的往事。热闹的春节气氛，加上血缘的纽带，姑姑们谈兴大开，一些陈年往事被打捞出来。有些是我第一次听说，惊讶和新鲜感，还夹杂了些许的对久远往事的感叹。相比我，年近古稀的两位姑姑，情绪并不强烈，只在说到某些段落的时，眼睛泛红。
爷爷死时，棺木停放在堂屋，我手贱，从棺木的缝隙中，掀开了盖在他脸上的布条。爷爷死不瞑目，还张着嘴巴，我就哭闹了一个晚上。
爷爷有过两任妻子，第一任姓毕，关于如何死的，没有定论，一说是生病死的，一说是上吊。虽未留下子嗣，按照习俗，爷爷后来的子女称呼他为叔，不喊爹。第二任妻子，也就是我奶奶——王秀芹，生养了十个左右的孩子，只存活了四个，分别是，我大伯，两个姑姑，和我爸。其余都夭折了。大姑说，你爸下面还有个妹妹。姑姑对这个妹妹有印象，她四五岁时，吃刚蒸出来的馒头，一口咬下去，烫得嗷嗷叫。我爸当时六七岁，抱起这个妹妹，还以为馒头溜进脖子里烫哭了。
爷爷大名魏正俞，从我记事起，家里的人说他是个能人，见过世面。在普遍不成器的家族里，这话倒也没什么不妥的。客观来讲，能人这个定语，并不妥当。一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出生的男性，读过书，写了一手据说很好的毛笔字（存疑），是整个家族红白喜事的账房，厨艺还不错。二十多岁去青州做过几年文书，文书具体是干什么，大致无非是给人写下字信，类似秘书之类的。成家之后，常年在外，不顾家，说起来家人还颇有怨言。政权更替，魏正俞回来种地，在村里教过几年书，桃李也没满天下。家里穷得很，向大舅哥借了一头牛，没几天搞公社，牛充公了。为这事，大舅哥来讨要过好几次，一直延续到王秀芹在九几年去世。魏正俞和大舅哥彻底闹掰，是有年春节，他把自己一身长袍马褂当掉，买了一点肉，剁肉馅包饺子。大舅哥来了，把肉馅放口袋里拿走了。魏正俞剁了点萝卜，包的素水饺。大姑说，我和你小姑每人吃了三个，你爸（时年四五岁）吃了一盘子水饺，吃完跑到你奶奶的怀里，说真好吃。这事之后，爷爷再也不和奶奶娘家人来往。
魏正俞胆小，文革时调查他的历史问题，吓得他晚上睡不着觉。作为一个文化人，文革期间也象征性戴着帽子，扫过几年大街。他收藏的书，也悉数被抄走，穿着长袍马褂拍的照片，也都给烧了。后来，去外面当过几年厨子，偶尔给家里带回点吃的。他顺利活到八十多，还落下个死不瞑目。究其一生，这位众人口中的能人，也并无多少出彩之处。一个怯弱的乡村知识分子，不敢让后代人多读书。从我记事起，家里没什么书。我后来喜欢读和写，也不能用家学来进行美化。
回到家，我把这些新鲜的听闻，告诉老付。母亲不以为然，说小妹妹，其实没死，是送人了，送到了段家庄。怕我的两位姑姑再去认亲，奶奶才只和老付说了。都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个人的家族史也逃不脱这样的命运。活人们所经历的，都代表着一部分，听闻经过众人的缩略和添加，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所知的，经过一番书写，多少也会走样。
我们无法得知，常年在外的魏正俞回来，看到大儿子高烧把脑子烧坏，成了个弱智，内心会是怎样的酸楚。王秀芹失踪的两年，在外面又经历了什么。她说是在外面给人带孩子，可自己的几个孩子都还没长大。后来又回来，又为了什么事。魏正俞和王秀芹相继死后，又过了几年，他们的大儿子走失，再没回来。小儿子活到五十五岁。都没他俩高寿。
到今天，每逢春节，后代们谈及魏正俞:：一是，他毛笔字写得好，以前过年，乡邻的春联都是他写。二是，他肉蛋也炸得好吃。这两样，是魏正俞活了一辈子，留给这世界的念想。
三
前几天，网易人间的编辑唐糖老师，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个春节档人间有味的文章。我的第一反应是，写不了，我家没什么特色菜，老付不怎么会做饭，包个水饺还行。紧接着，我想到肉蛋，觉得也可以写。在山东鲁中地区的乡村，平常日子用吃肉蛋代指吃婚宴。在物质匮乏的过去，除去春节，也只有婚宴上有肉蛋可吃。饮食上，春节对我们意味着，可以吃肉蛋。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回村采访老付，搜集春节的故事和肉蛋的做法。自从门口挂上“示范家庭”的招牌后，为应付上级的检查，平日不爱收拾屋子的老付，把家里打扫得过于整洁，原本凌乱的书桌，也码放整齐。除去做饭烧水，为节省煤炭，火炉一直封着，老付穿着棉袄正在擀饺子皮。知道我早上不吃饭，老付捅开火炉，烧水，先包几个让我吃。
吃完饭，得知我的来意后，老付回，春节能有啥故事，不就是吃饺子，贴春联，放炮仗，走亲戚。我问，咱家春节有啥故事？老付没好气，你不是咱家的人了？咱家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也没好气，我问你呢。老付回，又不是非得写真事，你们写这个的，不就是胡编乱造，你造不就行了。等我说稿费可以和她平分后，老付才笑嘻嘻躺在沙发上，用被子把自己包裹严实，只露出一颗头发花白的脑袋，态度端正，咧着嘴说，你问吧，我啥都说。
1：魏思孝
2：付爱英
1：咱家里谁做的肉蛋好吃。
2：你爷爷做得好吃，以前咱魏家，红白喜事不管是账房还是厨师，都是他的。
1：他在哪里学的炸肉蛋？
2：这我怎么知道，厨子当然会了，他是专业的。
1：我爸炸得好吃吗？
2：你又不是没吃过。还行吧，不过没你爷爷炸的好吃，也不知道你爷爷怎么炸的，不只是肉蛋，冬里炒的白菜也好吃，这么多年，我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你说都是锅里放油，再把白菜放进去，他为啥做得那么好吃呢？
1：扯远了，问你肉蛋的事呢？
2：反正我炸的肉蛋一般，不如你爸。
1：你为啥炸得不好吃，你没反思过吗？
2：这咱上哪儿反思去？不好吃你过年也没少吃，你觉得不好吃，今年我不炸了，你花钱出去买的吧。
1：采访你呢，你别生气，说说肉蛋的做法吧。
2：割肉，剁馅……
1：得全是瘦肉吧。
2：对，猪肉，不能带肥的，你爸刚没的那年春节（2012年春节），我第一次炸，没经验，肉没挑干净，里面掺着肥的，放油锅里，嘭，嘭，炸了，我身上都是油点子。
1：继续说怎么做。
2：剁了馅子，放上葱、姜、八角花椒面、鸡蛋、盐、香油。
1：是不是还要把馒头泡软了放进去。
2：对，你这都知道，还问我。
1：面是怎么调的？
2：淀粉，加水、鸡蛋、酒、盐。搅拌好。肉馅揉成团，过一层面，往油锅里一放，炸好了，捞出来。
1：除了肉蛋，还炸别的吗？
2：炸肉，炸鱼，炸豆腐，炸茄盒，这些都是顺带手炸的。
1：你嫁过来，我爷炸了几年肉蛋？
2：他活着的时候，都是他炸。（老付陷入沉思）他是几几年死的来着？我想着你不大，还不知道哭呢。过了三年，你奶也死了。那时候你就知道哭了。
1：我哭是因为我爸看我不错，踹了我一脚，我才哭的，出殡完了，我还一直哭。
2：不是91年就是92年，那时候还兴披麻戴孝，送浆水（备注：给逝去的人送吃送喝）。从老宅一直送到西边的铁道。
1：你刚嫁过来的时候，春节怎么过的？
2：我是哪一年嫁过来的？反正我想着转过年的冬天生的你姐。
1：我姐81年生的，你就是80年嫁过来的。
2：对，80年，当时还住在老宅里。有了你姐，三口人挤在西偏房里。
1：冬天冷吗？
2：（老付在身前伸出两只手）土墙这么厚，冬里，你爸在屋里生了“铁桶炉”，在土炕上盖好被子，也不觉得冷。
1：那时候春节吃啥？
2：炸菜，包饺子，那时候猪肉倒不贵，五六毛一斤，要用肉票，没地方买。肉也都买肥的，炼出猪油，留着再炒菜。那时候还有大队公社，个人没钱。咱家就靠你奶喂鸡，下了鸡蛋，去镇上赶集，卖了换成油盐过日子。有了你姐，你奶还挺好，省出鸡蛋，给你姐吃。过年炸一点肉蛋，自家都不舍得吃，还要待客。你两个姑，你奶娘家的亲戚，来了就留下吃饭。不像现在过年，开着车，放下东西抬脚就走，一上午就把所有亲戚转一遍。那时候走亲戚，下步走，骑自行车的都很少，一天一个门，都留下吃饭，亲戚多的，过了正月十五，亲戚还没走完呢。反正冬天，地里也没事，都在家里待着，过节就是串门吃饭，你吃了我家，我再吃你家，正儿八经松开裤腰带吃，不能吃亏。
1：我大伯，春节的时候干啥？
2：他就是玩，吃了饭，嘴一抹，提着麻袋，出去了，一天寻不见人，不是去铁道，就是去西山，咱也不知道他去哪，到了吃饭的点，他又回来了，带回来没用的破烂。
1：他一个人？
2：他不一个人，谁和这个朝巴（淄博方言：傻子）一起。
1：一般什么时候炸肉蛋？
2：腊月二十三打扫完屋，啥时候都行，一般腊月二十七，还要蒸糕、蒸馒头、摊煎饼，你爷再出块豆腐。
1：豆腐自己出？
2：老宅有石磨，就是用来磨豆子，出豆腐。每家每户都这么过，又不是只咱家这样。我嫁过来，转年就包产到户，分了地，日子才好过点，能吃上细粮了。以前只能吃地瓜干。
1：你过了六十多个春节，哪年的印象深刻？
2：啥叫印象深刻？春节不都一个样？
1：最穷的。
2：咱家穷出身，哪有不穷的时候。要说最穷，刚生了你的那年。
1：我86年出生，那就是87年春节。
2：有了你，老宅不够住，你出了百天，盖的这新屋。那时候没钱，我去你大姨家借了四百，又去你小姨家借了五百。树是村里的，你爷去要的，砍了当木头。沙子、石子早就买好了。那时候一千块砖才三十块钱。现在人工多贵，一天怎么不得三百块。那时候都是亲戚邻居来帮忙盖的。盖好屋，从老宅里拿过来桌子和椅子，算是个新家了。到过年，家里还有五块钱，我又去你大姨家借了二十块，才把这年过了。你大姨给我买了块布，给你爸做了件褂子。
1：咱家啥时候日子好过？
2：你爸后来赶马车拉货那几年还行。先跟着金西的王友良，他是你奶的一个姨夫。他那里活不多，又跟着孟凡武，再就是毕义贤。王友良和孟凡武都死了，毕义贤还活着，也得七八十了。那几年，化建建厂，活多。厂子建完，活就少了。再说拖拉机和货车多了，用马车的也少。路上都不让马车走。养骡子也费事，晚上回来，我和你奶铡草，拌饲料。你爸赶了六七年马车，后来就在厂子里下车间，十二个小时，黑白班。那时候你和你姐上学，我和你爸干活赚钱。你爸倒好，生病，刚攒下几个钱，一场病都花了。养好了，干活，再生病，花钱，一直到最后，人没了。我那几年在大棚种菜，大年三十早上不歇着，放草帘，透风。碰到下大雪，还去扫雪。忙完了，再回来做菜待客。都说过春节，春节有啥好过的。有钱的过节，没钱的过关。都说年关难过。
1：你炸了几年肉蛋了？
2：11年你爸没的，12年春节到19年，八年了，有两年是你大姨夫炸的。
1：大姨夫炸的不好吃，太咸，和咸菜一样，没肉味。
2：什么还吃不好吃的，有吃的就行了。说这些行了吗？
1：不在点子上，春节故事，你说的这些不一定能用。
2：你再造点，春节不就是这些事嘛。
1：你说说咱家的这些人吧。
2：（老付思量了会）死的死，添的添。要不，今年你炸肉蛋吧。
1：我不炸。有你呢。
2：没有我，你也不炸，我还不知道你，你们这些年轻的，有一个算一个，就知道吃饱了不饥困。等我没了，你们就买着吃了。咱家也就不炸肉蛋了。
四
我过了三十多个春节，除去记忆模糊的，也有近三十个。小时候，春节意味着新衣服穿，有好吃的，可以放鞭炮。除夕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春晚。困了，就早睡了。我爸总是最晚睡，要等零点敲钟，在天井里放只鞭炮。第二天一早，穿上新衣服，从被窝爬起来。按习俗，家里每个门前早已放置一根木棍。初晨蔚然，天井的一张木桌上摆放着香炉，插着三根香，酒盅，贡品。我爸烧完黄纸，喊我们去磕头。这是供养老天。我总是很乐意去磕头，觉得有仪式感。我姐从不磕，可能觉得沾脏新衣服。吃完睡觉，我跟着爸，再招呼几个大伯堂哥，一家十几口，浩荡中踩着地上的炮仗皮去拜年，迎面碰到其余的拜年队伍，开几句闲话。
爷和奶死后，老宅空了。大年初一早上，还是要去上支香。有年春节，下了大雪。我跟着爸，天刚见一丝亮，北风紧人，推开老宅的木门，荒草上铺着积雪，有几串小动物的脚印。粗壮的泡桐树的树枝把天盖住，在天井的石磨上插上香。我和爸对着北方磕头。那时大伯已经走丢了。没几天，又下了一场大雪，老宅的房顶被压垮。
有年，我爸身体不好，整个冬天都在养病，鱼肉贵，红萝卜维生素多，买了一筐吃。家里养了几只羊，我爸平时牵着去铁道沟吃草。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头戴皮帽，身穿棉袄棉袄，有了乡村老汉的样子。我爸爱放鞭炮，家里没钱，他也想多买点，去下晦气。老付不愿意，两人吵了一架。春节，我爸就买了两三只，仅够节日放，没多余的。春节前，同学来找我玩，晚上留下吃饭。我爸简单做了几个菜，没有肉蛋。我有些生气，和我爸吵了几句嘴，抠门，不给面子。当时的我，当然没办法理解一个中年人的生活困境，肉和菜，都是有数的，紧够着过年招待亲友。又过了多少年。女儿腊月二十五出生，三天后出院回到家。几天家里没人住，开门进屋，比外面冷。老付对襁褓中的女儿说，有你爷在就好了，早就生好炉子，暖暖和和等着咱们，你这小东西就不用受冻了。我爸死后，春节的气氛，多了份凝重。这份凝重，是对亲人的怀念。要是他还在，多好。
《都是人民群众》读后感(十)：魏思孝：从“青年焦虑文学”到“真实乡村写作”｜燕京访谈
作者 | 危幸龄
全文共 11792 字，阅读大约需要 20 分钟
“平治道涂，余事勿取”，是风水术语。这一天，除了黄历上讲的宜做之规矩，其他都不适合做，否则会引来灾祸。
2007年12月6日，大雪前一天，日历上写，“忌 余事勿取”。这一天，辛留村村民卫学金被扒光衣服，反绑在树上，“雪花缓慢落在他身上，积攒了稀薄一层，像夏天刚要发霉的馒头”。在渐渐失去知觉的过程中，他终于意识到，“他的一生就是逐渐被抛弃的过程，中间他曾想过跟紧这个时代，就像他最身强力壮的年龄是个骡夫一样，不远处车流不息的公路上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
在近期出版的小说《余事勿取》，就以这场命案展开，牵出平静村庄下的暗涌，刻画出随暗涌漂浮的众生。“辛留村”是作家魏思孝重要的“文学地标”，其原型就是他从小生长的刘辛村——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金岭镇下辖的行政村。
《余事勿取》，魏思孝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8月版
三十多年来，魏思孝没有真正离开过家乡，成了许多人口中新一代“扎根于土地”的作家。他给自己发明了一个新身份——“青年焦虑文学代表”，用它来代替外来的“小镇文学青年”标签：“焦虑是一种心态和处境，人皆有之；就顺手写了一个‘青年焦虑文学’来概括前些年的写作，用于区分近几年关于乡村人和事的写作。”
魏思孝的乡村书写，其实早就脱离了传统乡村书写的思维范式，主体不再是扎实的“黄土地”，而是斑驳的“精神图景”；从自己熟悉的人事入手，写的也是他自己。
他认为，“所谓的扎根土地和深入生活，并不单纯就是乡村，城市生活也需要。文学也不讲究什么，你身居物质意义上繁华的地方，就会结出硕果。城乡经验，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区别，各地的新城区也基本都是一样，对文学写作而言，有块持续能观察人和生活的地方才是弥足珍贵的。”
小说中的辛留村是灰黑的，“这里没有记录的传统，没有宗教祠堂，族谱也早就没人整理……八十年代以来的三十多年时间里，辛留村出现过三个死刑犯，其中两人合伙拦路抢劫杀人，另一个是在村里对未成年犯下多起强奸罪的光棍……”此外，还有十几个人坐过牢，七八个人有先天性遗传病，先后有九个人因各种原因自杀，“意外死亡的村民数据不详”。
魏思孝表示，他无意书写彩色，“时代是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他时常焦虑，感到悲观，但他同时又觉得，这样的焦虑和悲观并非坏事，能使自身得以自我告诫与审视。有些焦虑，只能交给时间；对于时间无法解决的焦虑，只能学着与之和平共处。
“余事勿取”，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除了其字面意义，它还道出了“小说背后的一些真相：人的被支配和无助性。”正如每小节开头的黄历，人的命运总是能被某种玄妙磁场支配。这样微妙的“不可说”，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悲。
一直在书写乡村，以及乡村里那些“失意的人”，魏思孝无意去改变什么，他也深知什么都改变不了，尤其是文学：“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尽可能把这些时代和个体冲撞的痕迹记录下来，在时代这堵墙上，留下一个个人形的血印，给后来人瞧一瞧，加深对当下的理解。”
魏思孝，1986年生于山东淄博，致力于小说创作，出版小说集《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等多部，青年焦虑文学代表。近些年，目光聚焦乡村的人和事，《余事勿取》是成果之一。
01////
“余事勿取”：这个国家总有玄妙和被宿命支配的情节存在
燕京书评：在《余事勿取》后记里你说，写作顺序其实是卫学军、侯军、卫华邦，但成书时为什么侯军成了第一个？
魏思孝：“卫学金”是写的他死前的三天，第三天死亡。“侯军”写他犯案的前一天、犯案当天和逃亡。按照时间顺序的话，这两章是四天内发生的事情，卫学金的第一天最早。其实，这两章怎么排列都可以。完稿后，我也想过，要不要把卫学金安排在第一章。似乎，先看一个死者的生平，再讲述凶手，也无不可；从悬疑来讲，先讲述死者，再去讲述凶手，大概更合适。但我并不想把侯军、李道广这两个作奸犯科的人，让大家在阅读“卫学金”中被定性。如果读者先看到“卫学金”，会在心目中对他的遭遇产生恻隐之心，相应的就对凶手产生一定的仇恨情绪。这不是我想要看到的情况。
一如这些年各类令人发指的罪案发生，众多网友会说，不想看到关于凶手的报道，也会对那些去调查的记者产生敌意，似乎是对凶手恶劣行迹的一种开脱。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是讳病忌医。去了解和调查凶手的过往和背景，剖析他们如何一步步滑落到犯罪，通俗来说是具有警示作用的，能够引发思考和讨论。忽略人性的复杂，对社会问题采取二元论思维，社会议题缺乏讨论的空间，戾气太重，这是个心智不健全的社会。所以，就先把凶手的背景摆在读者的面前，然后才是死者卫学金的生活。
写作的时候，先写“卫学金”这一章节，初衷按照一个三四万字的中篇来写，卫学金是主角，可写了不到一万字，我知道这是个长篇的体量。一篇小说，在写作之初，你会有念头，会有构思，甚至大致的提纲，但这也会在写作的过程中去纠整和更改，并不是完全去遵守；甚至，绝大部分的细节都是在写的过程中去慢慢生发出来，这也是小说写作的魅力——让你在每天的写作中有新鲜感。至于第三章“卫华邦”，写完前两章耗费了七八个月，状态有点疲乏了，停了大概一两个月才又开始写的。其实，是以“作者”的立场去面对小说的后续。“思”“邦”是我这辈在家族里的辈分，当初我母亲给我取名字，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思孝，一个是华邦。用前者，没用后者，也是一时的选择。“卫华邦”的形象，又延续到今年写完的长篇《王能好》。以后，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写的长篇，“卫华邦”会是一个保留项目，串联起一个人的生平。
燕京书评：每小节开头都有一个类似日历一样的设置，这个有什么特别用意？
魏思孝：写小说，要做一些事先准备的工作。具体到本书，我是先确定了案件当天的具体时间，节气大雪，没理由，单纯是出于二十四节气中对大雪的一种好感，以及想象一个人的死亡，会伴随着细碎的雪花坠落。其余地方我不清楚，起码在山东，尤其是鲁中地区，节气总是带来明显的天气变化，不由得佩服祖辈们总结出的二十四节气。查万年历时，临时决定在每天开头点缀上黄历。这是突如其发的一个念头，但又觉得和整本书的腔调契合。我们这个国家，自下而上，不能说是迷信，也总有玄妙和被宿命支配的情节存在。在农村，任何略显庄重的时刻，比如婚丧嫁娶，都要看日子，选择一个所谓的吉日。良辰美景，并不常有；那些日常，又是如何去度过的呢？
燕京书评：时常会听到一种声音说，“文风很魏思孝”，你认为自己是什么风格？
魏思孝：我想，任何一个写作者，听到这个问题，都会感到一丝的窃喜：自己的写作有了辨识度，从一堆人中看几眼就能知道这是你写的。从写作之初，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从借鉴和模仿当中过来的，甚至终其一生都是这样的过程，不断吸取他人的养分；同时，又在探求和寻找属于自己的风格，希望自己能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最好是也有人顺着自己的足迹，走上一两步，再去追寻自己的。比如开始写作，有那么几年，王小波对我的影响很大。前不久，我再去读他的小说，发现已经无法引起内心的强烈共鸣。再比如前两年，我喜欢波拉尼奥，他的文风行笔，现在除了极少的几篇小说，也很难再长时间去读了。倒是最近读韩东新写的短中篇，让我异常的兴奋和舒服，他的整个姿态也让我钦服，用他的话说，意识到自己还能写，还有新进展，可以写到很老。曹寇说过一句话，韩东的写作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家文学传统的一部分。
我可以总结出以上这些人的风格，就如同我们谈及鲁迅、海明威、卡佛、安妮普鲁等；但我很难说出自己的风格，甚至我都没怎么听说过“文风很魏思孝”是怎么来的。几年前，郑在欢写过一篇小说《一篇魏思孝式小说》，更多的是朋友间的戏谑。大概集中在前些年以《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为代表，里面频繁出现的小说人物都穷困交加，过得不体面，备受性欲折磨。而这也只是浮于人物的状态，大致也不是指向我的行笔和风格。这几年，笔触转向到乡村，从《余事勿取》到《都是人民群众》，以及新写完的《王能好》。只要系统性地阅读一个写作者，多少能从他的遣词造句和写法上找到痕迹。但最重要的是，会有一定的基数读者去阅读你，而且受影响；也只有这样，文学风格才站得住脚。
《都是人民群众》，魏思孝著，后浪 | 九州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燕京书评：对你来说技巧似乎不是主要的，阅读体验很通畅，几乎通篇是白描，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多半是由于生活本身所致而不是刻意为情节设置的，而且叙述语调很克制，会让人觉得在读非虚构，所以里面究竟有多大比例是真实的？我知道问小说家这个问题可能并无大用。
魏思孝：行文通顺、逻辑（不是刻意为之）、克制，恰好是我认为的技巧。文采和文笔从来都是两码事，“华而不实”对应“言之有物”。丹尼斯·约翰逊说，在我的写作中，我希望自己是个一无所蔽的人。卡佛说，陈述的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韩东说，小说要处理生活中被忽视的角落（大意）。以上都是我认为的写作上的金科玉言，包含了写作的态度、行文到切入点。
提问中这些方面，也是写作十余年，在写作训练的过程中慢慢建立起来，并成为我写作的准绳。尽管生活中充实着戏剧性，但戏剧和巧合从来都不是文学本身，或者说，我认为要尽量用生活本身的逻辑去抵抗和排斥。这也是你所说的，是生活本身所致。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很难建立，同样，人对文字的阅读也是如此。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读不进去很多作家的小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无法对他们笔下的文字建立信任。而如何取得信任，同样是考验所谓的技巧，也是很基本的门槛。被认为是非虚构，是一种褒奖，同样，也是对写作者的误读。
对于《余事勿取》，甚至我其他小说，也是人物多有原型，细节多为虚构。小说，是对生活的重建和塑造。那些看似真实的细节，是对生活的截取，也源自于写作者对生活的洞察。在《一句顶一万句》里，私塾先生老汪的小女儿灯盏掉水缸里淹死了，一个月后老汪看到灯盏死前留在窗台的月饼，大放悲声。在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中，刘震云的母亲说，这个细节是来自于孙女吃剩下的月饼。在《余事勿取》里，比如“卫学金”原型是我父亲，他是正常的病故。而他生前所谓的三天，是如何度过的，全赖于我的文学化。至于侯军、李道广、王立昌等人，皆来自各类人的形象叠加。卫学金在得知自己患癌后，一个人在外甥的家中看毛片。这个细节的虚构，让我有些得意，将死之人对照画面中的人类交媾，死亡与繁衍，欲望与不甘。而有些充满戏剧化的地方，我选择有意的淡化，比如里面的抢劫，几个字带过，闪念之间。克制，是一个非常稀缺的品质，直给对应浸透。
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里，儿子面对父亲的离世，一开始并无多少悲痛可言，几天后当他从冰箱里拿出一块冻住的肉时，像是还在停尸房被冰冻的父亲，情绪失控。这个细节，说明编剧是个观察生活的人。在这里推荐韩东的言论集《五万言》，对从事艺术创作以及梳理人生，都大有益处。
02////
记录时代和个体冲撞的痕迹
燕京书评：我有一种感觉，里面的人在参加葬礼时通常是无感，甚至可以说是冷漠，但这似乎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只是因为看透了生活，借用小说里的一个词，是被现实“凉透了”，很有一种加缪在《局外人》里营造的氛围。中间还有一段，卫学金哥哥卫学成走失过后，卫学金去收拾屋子，从床底下翻到木箱，木箱里有捡到的一些零钱，还有杂志上剪下来的穿着比基尼的女郎，以及大小不等的芭比娃娃，卫学金不禁感慨自己“从来没试图了解过大哥的内心世界”。当时我想，这和电影《大佛普拉斯》有“异曲同工之妙”，电影末尾菜埔去死去的肚财家看到一个像太空船的床，还有许多他生前夹来的娃娃（肚财喜欢夹娃娃），菜埔产生了一个和卫学金类似的感受，“人类早就可以坐太空船去月球，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
魏思孝：上大学的时候，读到《局外人》，很喜欢。在写“卫华邦”这一章节时，我又读了《局外人》，找感觉和节奏。加缪没得说，如果再多了解他的生平以及随笔，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且对世界和人类充满了爱意的人。我看到过一个解读，对于《局外人》，社会要允许冷漠的人存在。葬礼的部分，我倒是没考虑过加缪，这更多地来自于我对现实中的观察。
自从我父亲去世后，不到十年，因为亲朋好友的离世，我去过十余次的火葬场，仅今年就有两次，守灵，抬棺，目睹死者的身体，以亲人的身份在丧事中看着周围的人反应。悲痛只挂在死者至亲的几个人脸上，肃穆的气氛，陈列的棺木，焚烧的黄纸，并不能掩盖绝大多数人只是在例行乡亲帮忙的情分，他们可以照常谈笑。发丧的时候，围观的人们，也是看戏的心态。比如我的母亲老付，前几天邻村有人死了。她上午在家，突然站起来，对我说，坏了，然后穿着衣服就往外跑。几分钟后，垂头丧气地回来说，去晚了，已经出完殡了。我觉得这是人类本性里的东西，尽管他们是看戏的心态，但生而为人，总会有亲人离世的体验，看到他人的悲痛，难免也会触景生情，我就看到过围观的人中，眼睛发红的。
但对于乡村的葬礼，我更觉得不妥的是，在根源上，丧事只是为了遮人眼目，并没有多少环节是为了祭奠逝者的，都是表演性质的。这几年，丧事从简，也有人发丧之前念悼文、默哀的环节。但是，悼词写得千篇一律，只是更换了人名和日期而已。比如村中的一个懒汉死了，悼词也是勤劳的一生。你可以说，这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所谓“死者为大”，却全然不顾真实了。就像现在到处都是滤镜，过度的粉饰，不生动，不鲜活，没有力量，也就无法触及人心。
我很喜欢《大佛普拉斯》这个电影，认为这是近十年看到的最好的华语电影。当时写完“卫学金”这个章节，再看到电影，我也很兴奋，立刻在我们的一个微信群里说，和我小说里的一个细节很相似，同时也有些担心，会被人误以为我是借鉴电影了。卫学成是我的大伯，1997年还是1998年走丢的，我也记不太清了。我大二时，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写的就是他。里面也有和《余事勿取》里类似的情节，当然感悟是不同的。对生活的理解，所谓的阅历，对大伯的理解，是在后来才建立的。十来岁的年纪，我看到大伯收藏的这些有关女性的事物，只是觉得好奇，甚至是一丝的兴奋，从来没设身处地站在他的位置去思考。至今，他尸骨不知在何处，在墓地里所埋的也只是我母亲铲的一堆黄土。
电影《大佛普拉斯》
燕京书评：你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你“曾以读者的眼光去审视《余事勿取》，发现书里其实讲了两类人，一类是认命的，比如卫学金。二类是不认命的，比如侯军、王立昌、李道广等。但不论你是否认命，最终的命运就是被这个时代所淘汰。认命，在生活面前逆来顺受，去坦然作为牺牲者，为家庭，为儿女，尽可能去抛开个人的私欲，以至于自己身患癌症，所想到的也是减轻对家庭的影响，去伪造车祸，为活着的亲人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不认命，在生活面前兴风作浪，铤而走险，游走在犯罪的边缘，最终也不过是自投罗网，在社会秩序转动的齿轮中被碾压。”你觉得，现实生活中，认命的多还是不认命的多？
魏思孝：人可能在比较极端的处境之下，才会有认命或者不认命的感慨。更多的处境，是在两可之间。顺境和逆境，是放置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刻度上的。当一个人感慨，认命或不认命，一定是在情绪比较激烈的状态中。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遇到事了。我所见所闻的，更多的是，依照当下的处境，去校正自己的行为和欲望。不论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的，这种模糊的地带就是生活这把刀，在磨我们的肉体。
燕京书评：但其实，没有人是完全“认命”的，只要是还活着，不管多惨，就一定还是会或多或少残存一种希望，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哪怕像卫学金，尽管你觉得他是认命的，但当他知道自己得癌症要死了的时候也说自己“还没活够”。
魏思孝：卫学金的没活够，是人性中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活的留念。我所指的认命，可能更多的是生活和境遇上的，不牵扯生死，是对自己还有多少的潜能可以挖掘，是对生活的顺从。具体而言，是对自身的失望，他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儿女的身上，或者依靠外力，而不信任自己的双手和奋斗去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了。衰老以及身体机能的退化，意味着赚不来更多的钱。王立昌、李道广等人的不认命，是身体正在青壮年，不甘于现状，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搞来更多的钱。
燕京书评：很多人在谈到现在农村的高犯罪率问题时，除了一些关于“人性之恶”的总结，大多将之归因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包括现在写东北的那些故事里，也有很多总结说时代无情，逝去的重工业在呐喊，这样看似宏观的矛盾落实到具体就是一个个人的毁灭，为什么大家会对“毁灭”的感受这么深？
魏思孝：有次，我和村书记聊天，大致列了一下，在我们这个不足一千人的村庄里，三十年，不止三十多人，被政府处理过，蹲过监。杀人，抢劫，强奸，斗殴，偷盗等。我不清楚这到底算不算高犯罪率。但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我存活于世的三十多年，生活的确是一步步变好，生活条件也提高了，体面了。周围工厂林立，因为大型农耕机械的普及，农活虽有，占据不了太多的时间，打工求活。父辈（集中于六七十岁），从公社到分田到户，取消农业税，有新农合，领养老金，他们朴素的想法是，还有比现在更好的时代吗？要尽可能活着。对照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败，下岗失业。单纯从困苦来说，任何的朝代，都不可能和农民来比较的吧。就现在的户籍制度，同命不同价，交通事故后保险公司赔偿时，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会有不同的待遇。这是不是歧视呢？但从落差来说，下岗工人的确足够大。如同，分产到户的农民，突然之前失去了土地这块生产资料，要自谋生路。
文学能起到什么作用呢？除了记录，也起不到什么建设性的东西。就如同我在面对这个所谓的时代无情，城市化进程以及城乡矛盾，已经超过我所能应对的范畴。时代当然是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面对宏观的调控，能瞬间改变亿万人的生存状态。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尽可能把这些时代和个体冲撞的痕迹记录下来，在时代这堵墙上，留下一个个人形的血印，留给后来人瞧一瞧，加深对当下的理解。
03////
从“青春文学”到“青年焦虑文学”
燕京书评：我后来也有看你之前那本《我们为什么无聊》，你提到说那时走的是青春文学路数。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路数？
魏思孝：我最早写的两本长篇《不明物》《我们为什么无聊》，分别是2009年和2010年。那时候对小说的认知很浅薄，是故事，也一心想用出书来加持自己脆弱的文学梦。从“新概念”到风靡一时的80后文学，青春文学也有定式，刻意的情节设置，比如退学、打架、旅行，爱情总得以人流来收场。情节编造，不顾逻辑，感情进入不了人物内心，只是几具制造事件的肉体。二十出头，能写什么呢？我记得当时，不少青春文学，都冠以中国的《麦田守望者》。我只能说，我那时也没能力写出《麦田守望者》这样有过硬文学品质的东西。青春文学是通俗文学的一个支流，没几年的时间就归于沉寂，而后又有新的，一如近几年的科幻小说。通俗文化是一波接一波的，来的时候声势浩大，去的时候悄无声息。
燕京书评：你说自己是“青年焦虑文学代表”，这是你自己发明的一个新学派吗？
魏思孝：外界给我贴的“小镇文学”的标签，我觉得不准确，有些狭隘，只是从出身来讲。焦虑是一种心态和处境，人皆有之。就顺手写了一个“青年焦虑文学”来概括前些年的写作，用于区分近几年关于乡村人和事的写作。没看到别人用过这个词，我自己来用，说自己是代表也不过分。也希望媒体和评论家，可以多重视下“青年焦虑”。
燕京书评：你现在会在心里默认为自己是严肃文学创作者了吗？
魏思孝：如果摆在我面前的是两个选项，一个是通俗文学，一个是严肃文学，我当然是后者。不是说对通俗有什么偏见。通俗意味着去追逐热点、题材，要取悦读者，比如网文会根据读者的反馈去修改和更改情节与故事走向，说好听点叫什么尊重读者和共同创作，背后透露出来的是目的也不纯。严肃文学，表明创作态度，有坚定的文学追求，姿态还是要有的，不卑不亢，甚至不是追逐热点，而是要挖掘被忽视的。比如《冰与火之歌》，美剧我挺爱看的，但原著小说我读不进去，行文用笔，谈不上什么品质；但要是轻视，也是不对的。
任何我们划分的门类，想在里面做好都是极其不容易的事，各自里面都有很多不入流和糟粕。严肃和通俗也不是完全对立的，似乎选择严肃，就对抗通俗，自绝于广泛的阅读，那就愚蠢了。看待文学作品，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文学品质。
燕京书评：你的文字虽然简单，却很能引起人的共情，我想这除却故事本身之外，也跟你自己的情感投射有关，你一直以来的书写都是围绕小镇青年，或者说失意青年，这可不可以认为，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书写你自己？
魏思孝：我一直都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刚开始写作那会，就先拿自己开刀，一来也不太了解别人的生活，二来渴望自我抒发。我也不觉得自己的事情没什么可说。你要相信，肯定会有一部分人和你有相同的遭遇，这是一个寻找知己的过程。其实，我那两三年左右的生活境遇，所谓的素材大概支撑着我写了七八年左右。
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也是不厌其烦地在小说中一次次在书写自己，尽管其中会有不同程度小的改动，但大体上你知道这些都是他自己的影子。换句话说，我对这样的写作有信任感。是写作者剖析自己，和你交心。这和说书人向你讲个故事，有个本质的区别。我这几年的写作，比如《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自我的影子会少了一些，有关身处的生活越来越多，更多的是对周遭人的观察。
燕京书评：最近关于小镇青年的讨论实在太多，很多人习惯把他们归入“失败者”，但我觉得其实他们是失意但不能说是失败，因为他们其实才是这个社会的“常态”。人们总是习惯自我欺骗说生活会越来越好，怀抱一种虚假幻想，但其实生活只会一天不如一天，反正我是这样认为。你的看法是什么？
魏思孝：佛教云：“人生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失意是一种常态，欲望总是叠加的。其余不论，单说求不得苦，任谁都要体会的。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美剧《我们这一天》里的台词：也许有一天，你会变成一个像我一样的老者，并对一个年轻人娓娓道来，他是如何把生活如柠檬般的酸楚，酿成如柠檬汽水般甘甜的（实在不喜欢引用名言警句，像是写作文）。诸如此类，有太多人，说过太多的话，告诉我们一些道理。毫无希望的打击令人挫败，转换一下方式，告诉你生活就是如此，可能更好一点。不过更好的方式可能是，摆出一个更惨的例子，告诉你，你这已经足够幸运了。
美剧《我们这一天》
文学的功效之一，是了解他人的生活，让你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他人也曾经历，慰藉自身。我是一个对生命悲观、对生活乐观的人。在生活的面前没有成功者，我也不喜欢所谓成功人士的嘴脸，错以为战胜了生活。人也只有在失意的时刻，才更有魅力可言，谦卑、反思，用写作者的审美来说，也就是更有故事。你比我悲观，承认悲观，起码不会过多的失望，也是比较体面的生活方式吧。我不行，我总是过于乐观，其实更是一种逃避。
燕京书评：你之前在一期播客里有说，文学较之绘画、电影等，算是艺术里门槛最低的。我也有一种直观感受是越来越多涌现的优秀写作者，他们大多不是“文二代”，甚至都没有太多城市生活经验，可以说是“扎根于土地”，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改变了命运，但他们的书写其实跟过去最早那批“扎根于土地”的作家又有明显不同；年轻一代的焦虑、苦闷，其实更多的是“由内向外”而不是“由外向内”。我记得之前有一篇写作家阿乙的文章，里面有一段话谈到说，在王小山看来，阿乙虽然有着足够的文学天分，但他的焦虑和悲观“来自小镇青年无法摆脱的不自信”。王小山说他“特别明白这种状态，我们这些小地方出来的人，到了四十岁依然不自信，哪怕混得再好，不自信渐渐没了，自信的东西还是很少。”段尾还说，这是几乎“所有小镇文学青年的羁绊，也许需要时间来解决”，你怎么认为？
魏思孝：我这话算是转述，是张炜给我们这些学员讲课时说的。这里的门槛低，是物质和客观的要求。绘画需要颜料画材，音乐需要乐器；而写作，一张纸和笔就足够了，有块手机可以打字也可。艺术的公平还在于，你从父辈是继承不来的，文学上尤为如此。没听说，有个人继承了父辈的写作才能。“文二代”也没什么好说的，更多情况是暂时占用了一些资源，误导一些还没什么独立思考和审美的人还可以，只是作品摆在那，人类基于情面会骗人，但时间不会。所谓的扎根土地和深入生活，并不单纯就是乡村，城市生活也需要。文学也不讲究什么，你身居物质意义上繁华的地方就会结出硕果。城乡经验，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区别，各地的新城区也基本都是一样。对文学写作而言，有块持续性能观察人和生活的地方才是弥足珍贵的。
焦虑和悲观，对写作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甚至过度的自信、盲目的乐观，对做任何事都是需要警惕的，这句话也是自我告诫。我觉得，王小山的这段话，更多指向的是，从小地方出来的人，都有过一段去重新适应和融入，观感上没见过世面的阶段。“贫瘠”对应“富足”。若是把这些人放置在乡村也会不适，束手束脚，但他们不会不自信，有条件随时逃离，去追求更体面和富足的生活，所谓的“混出了个样子来”，必然要承担过程中的怀疑和消耗。这还是要看，你内心在乎什么，以及外界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看待你。
王小波在《个人尊严》里说，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换言之，我们从身份、地位、财富这些标准去看待人，若是这样来讲，那自然是个无穷尽的过程。这也谈不上什么羁绊吧，难道我们真的需要那种目空一切的自信吗？我们需要的是个体的尊重。
燕京书评：你会怎么描述自己真实的焦虑？造成原因和解决办法分别是什么？
魏思孝：物质上的焦虑就不提了。更多的焦虑是来自于没有达到自我的预期，还没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类人。这几年，我总在想“自我认知”这件事，没太搞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思来想去，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和问题，又都在制约着自己。不过，你只有把自己摊开，让他人进入你的内心，才可以照见自己。你渴望被人了解，渴求得到认同，一些现实的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随着年龄增长，一些无形的枷锁挂在自己的脖子上的，无法去做到洒脱。
回归到写作上，阅读和写作总是不尽人意。这时候有个堡垒，让你隔绝，却有人陪伴，再好不过了。有些焦虑，时间会解决；有些焦虑，你知道这将伴随终生。或许，再过几年就不再考虑这些问题了。举个例子，我在脱发。
燕京书评：你在后记里还说，里面人名会在作者其他小说篇目中出现，是同一个人。是否意味着这将会是更长远的系列而并非仅仅是目前暂定的“乡村三部曲”？一直在写“失意的人”，有没有过隐隐的担忧，自己会被局限于某一框架内？是否有想过要通过这样的书写改变什么？
魏思孝：暂时将《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定义为“乡村三部曲”，是因为我接下来几年的写作可能不局限于乡村了。《余事勿取》是特殊事件，《都是人民群众》是人物众生相，《王能好》是特殊人物。三者从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地动用了我三十几年的乡村生活经验。人物的延续性是乡村的人物原型们还活着，新的素材陆续产出，这些存放在我的脑子里。
比如今年，一个月的时间内，家族里的两位老人离世。摘录一条：堂哥的母亲死了。堂哥拿出手机，亮出19天前，他父亲死时发的两条朋友圈：1.祝父亲在天堂一路走好。2.我失去一位，我至亲的人我的父亲，儿子祝愿您在天堂一路走好。堂哥说，你帮我编一条，别这么写了，发个朋友圈，这样伙计们看到，我就不用挨个通知了。我接过手机，思索一会儿，打出四个字：母亲走了。他说，就四个字？我说，对，这样就行。（该如何向他解释克制中蕴含着的悲痛呢？）堂哥抱着手机，坐在一旁，思索了一阵。刚才，看到他发的朋友圈：母亲走了，儿子深深怀念您。
我这人在阅读和写作上都比较偏狭，我不是那种什么都尝试的人，在文学上相信自己的审美和判断，坚定自己的文学理想，只想在这条路上去尽可能写得文学品质更过硬。其实，我觉得目之所及没有“不失意”的，就看从什么角度观察。写什么不是问题，最主要的是如何去写。
比如贝索斯，在普通的认知上，从财富程度来说，怎么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失意人。几年前我看到一篇文章，贝索斯的亲生父亲，在他一岁左右就离婚了，再也没见过。等贝索斯创立亚马逊，成为富豪后，记者去采访他的亲生父亲。在那篇文章中，有两个细节，至今让我记忆深刻。1.Ted Jorgensen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亲生儿子贝索斯一面。他说，自己不会要儿子一分钱，也不想强行进入他的生活，他只是想看看他，跟他好好道个歉。“我会跟他说，我以前给你换过尿布，你知道吗？”Ted Jorgensen 略带忧伤地跟作家说着。2.2015年，Ted Jorgensen去世了，他临死前也没能见到儿子。贝索斯说，“我从没见过他，唯一一次让我想起他的，是一次医生让我填一张表格的时候。”以上，是多么动人且文学化的瞬间。
通过书写，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就不容易了，我不奢望能改变其他人的生活。若从文字出发，我觉得调查记者更容易改变别人的生活。可能，我们需要心平气和看待写作这件事，把那些虚高的东西去掉，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之类的。可能别人是吧，我不是。我就把写作按照一门手艺，用一个工匠来自我要求。
算了，我还是再说点吧。我希望写出一个真实情况下的乡村，让别人通过我的书写，去了解到他们平时无法触及到的一部分的人生活。说实话，就目前我读到的关于乡村的书写，我绝大部分都看不上眼。我属于能看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