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庭记》译注与研究》是一本由张十庆著作，天津大学出版的130图书，本书定价：27.00元，页数：2004-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庭记》译注与研究》精选点评：
●稍微了解下橘俊纲的《作庭记》。恕我才疏学浅，很多相关知识掌握得不全，肤浅阅读，并不深刻，期待有朝一日重读。
●在做这本书的英文翻译。因为看不懂日本古文，所以只能说，对比两个版本的日本现代译文来看，张老师这本书的翻译还是很多地方有问题的，误译或者翻译的侧重点不同，这些情况都有。但是不管怎样，张老师毕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及为后人打开了一扇大门，未来的路还有待更多人来开辟。至于我自己的研究，非常感谢一个日本宝宝和一个日语很好的中国宝宝给我的帮助，能遇到他们是我命好，在这里mark一下～
●可读性颇高O O
●中园史补遗。对了解唐宋园林十分重要的文献，技术史和文化史双层意义。译者回顾7～12世纪东亚造园史脉络（中日韩比较研究）、总结“寝殿造”宅型（空间构成要素）和平安京里坊规制（地形、模数）（庭园离不开的建筑、规划因素）以及介绍佛教净土宗、阴阳五行学说、风水禁忌、儒家纲纪等思想源流比较有趣。对瀑布是不动明王三尊之姿、比《园冶》更早更重视技术阐释、“生得”“人作”相对论、土方平衡、崇拜灵石、“源自山水，优于山水”观点等印象深刻。应注意与中世后禅宗园林枯山水的区别与传承。大量内容有关造园禁忌，是否体现一种减法的、约束性的设计理念（师法自然）？是否反映一种朴素的环境知识和审美经验？关键词：立石、遣水、寝殿造、净土宗。
●这本，我在同济得的。张十庆还有一本，我本来也要了，不过被某人阻止。
●其所谓禁忌者: 忌将原来之立石倒卧，或将原来之卧石竖立。如是行之，其石必成灵石作崇。 将原来伏卧之平石竖立，无论由高低何处，若冲对家屋，则不问远近，皆成灵作祟。 家屋缘侧近旁，若大石枕北或枕西而卧家主难以岁月平安。凡大石近家屋缘侧而卧者，大忌。犯之，家主难居。 屋檐雨水滴落处，不可立石。人若为其滴水所溅，则身发恶疮。 庭池宜浅。池深则鱼大，鱼大则成恶虫害人。 池中常有水鸟，家主平安快乐。 当门中心处植木者，忌。盖成“闲”字故也。
●最早的造园书籍，适合与《园冶》《日本园林教程》《日本庭院》联系起来看，有比较，有图片，这样比较利于理解，理顺脉络。
●清澈的文笔！
●石头跟驳岸的探讨，相信认真品味，会有收获
●下篇的译注是基础资料的整理，上篇则是基于资料的提炼和概括，在中国造园文化的参照下研究《作庭记》为代表的日本平安朝初期的造园背景和特征。作为园林初学者，读起来清楚明白，能建立比较清晰的脉络。
《《作庭记》译注与研究》读后感(一)：气上器下
中国治园历史悠久，远远早于日本。但是形成系统著作却是只有明代计成《园冶》一本。日本的园林发展晚于中国，但园论成熟于平安时代，其标志就是《作庭记》，早于《园冶》约600年。这与中国人“气上器下”的思想不无关系。
《作庭记》记录详细，对于造园涉及的各个方面均有所论述，甚至还包括《园冶》所谓谈及的风水方面。对于研究日本园林及中国园林早期的形态都有极大的意义。
《《作庭记》译注与研究》读后感(二)：日本的《园冶》经
园林文献因为过于缺少，所以这日本的资料尤为珍贵。图片资料基本来自于斋藤胜雄先生的《图解作庭记》。也是人家一辈子研究的成果。
立石、造水，都很有启发。
那有时候日本人特别一板一眼，就导致对自然的生硬模仿。比如第77页的大河样的流水就是这样，像插花一样安排主从，这就是一个装置的艺术。
与后来享誉世界的枯山水相比，日本园林在早期非常实在，要非常模拟的反映山海洲岛的实际状况。所以也就有现在毛越寺的这一批园子。
虽然说在中日造园历史上，师法自然是造园实践一贯的基本原则。但师法什么样的自然，结果是什么样，宗旨和格调，形式和样貌，可以完全不同。
比如48页谈到了就是一例，对于土石相间的形式，是像早期那样以土载石，还是像晚期那样以石载土，这其中的差别就大了。
《《作庭记》译注与研究》读后感(三)：读《语言鸿沟上的独木桥》
近日读了林同学写的《<作庭记>译注与研究》一书的评论——《语言鸿沟上的独木桥》，心中颇有感触。首先不得不赞叹“语言鸿沟上的独木桥”这个题目取得如此之有张力，短短九个字，就把褒贬两层含义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了。之后林同学列出的若干细节也不无道理。
然而，不得不说，林同学从一开始对《<作庭记>译注与研究》一书的理解就产生了偏差，至少是很不全面的。《语言鸿沟上的独木桥》一文开篇就拿《建筑学教程----设计原理》一书与《<作庭记>译注与研究》进行类比，这里面就有很大的问题。《建筑学教程----设计原理》一书属于引进外来先进观念，类似的书比如弗兰普顿的《建构文化研究》。而《<作庭记>译注与研究》一书的意义并不在于此。林同学把书概括成“独木桥”，仿佛这本书只是简单地联系中日两国互不相干的文化，思路似乎过于局限。这样的概括与张先生的本意恐怕也是有些距离的。笔者以为《<作庭记>译注与研究》一书的意义并非架起了一座桥梁，而是开启了中国文化研究在这个领域的一扇大门。正如郭湖生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一文中指出：汉族的文化特征和建筑的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认识中国建筑的自身。目前一提到中国园林人们就想起苏州古典园林，中国早期的园林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近年来从文化上探讨中国早期园林的另有一些著述，《<作庭记>译注与研究》一书可谓是轻轻推开了从布局形态和建造技术上探索中国早期园林的大门。
因此《<作庭记>译注与研究》上篇的意义是甚为重大的。而林同学竟简单地将其忽略了。林同学在原文中写道：“上篇系统介绍了《作庭记》的意义、内容、历史背景与文化源流，并考证了书的作者、系谱及年代。其中又以历史背景的考察为最详尽。然而“研究”二字似也谈不上，只是一篇完善的文献综述。其中观点大都是日本学者既有的研究成果，并无创见。当然，作为中文译介也自有价值。”在文章的结尾处林同学又坦言“我不通日文”。既然不通日文，那必然没有办法对张先生著作的参考资料进行全面地检索，既然没有检索，那怎知上篇的内容“大都是日本学者既有成果”，从而得出“算不上研究”、“只是文献综述”的结论？林同学的论断未免下得过于武断。且不说林同学并不能保证关于《作庭记》版本源流的考证之类的内容全出自日本人之手，而没有张先生的贡献，光是仅看上篇的六七两章就可以看出张先生的颇多创见。就笔者所知，张先生在研究日本古典园林的过程中，亲手描摹了大量表现日本园林的古图。上篇中的线描图均出自张先生之手，而稍有一点建筑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通过描图是可以发现许多通常不易观察出的细节的。比如对于“遣水”一词的考查就与张先生对日本古图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张先生在上篇中也多有对“遣水”的阐释。张先生以《作庭记》为切入点大量研究对比了日本和中国的遗迹和史料，试图找出中国早期造园的线索。限于书的篇幅和主旨，张先生没有过多阐释中国本土的园林，然而在行文中却也不时提到，张先生在这方面的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如此说来，林同学对于“上篇”所下的定论确实是很不妥的。
对于下篇，林同学的评论确有可取之处，然而一些地方也是笔者不能苟同的。比如关于卷上第六节“落泷诸式”中的“布落”一词，《作庭记》原文：“布落：置立表面平滑之水落石，潴水于瀑之上流，复令其水缓流而下，看似晒布状。”张先生注文：“瀑布诸落式中，仅此式要求水落石表面平整光滑，以使其上流水无跳波溅珠，平静如晒布状。”林同学认为“无非是把原文重复了一遍，并无意义。”笔者认为，《作庭记》一书对于造景工程的意义远大于古代文学的意义。所谓“注释”，恐怕是要根据不同的领域区别对待的。从文学的角度上说，这个注释似乎确无多大意义。然而从工程角度来说，原文平铺直叙，读后并无多大印象，而注文调整了语序，显然更有建造感，制作要点一目了然，“仅此式”三字甚为关键。注文体现的是“建筑”的意识。中国古典文学中不乏关于建筑的描述，汉赋中有“上反宇以盖戴，激日景以纳光”，唐诗中有“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宋词中有“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栏杆慵倚”，或华美，或险峻，或凄冷，而建筑形象依旧模模糊糊，细部构造更是毫无线索。如何从建造角度还原历史，便是建筑史家要做的事情了。《作庭记》的文学价值自不能与汉赋唐诗宋词相比，如何建造，当成问题之要害。
林同学在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之后却陷于其中，以至于忽略了《<作庭记>译注与研究》一书的要旨，最后仅仅将全书地概括为“语言鸿沟上的独木桥”，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作庭记》译注与研究》读后感(四)：语言鸿沟上的独木桥
布莱恩•劳森在《空间的语言》中说：空间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尽管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而存在种种“方言”，但世界各地仍然可以大致通用。这类似于我们常说的“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然而，当这种语言固化为文本时，难以逾越的障碍出现了。正如古谱译读向来是音乐学界头痛的命题，建筑理论著作的翻译状况也确实值得业内人士好好自卑一下。
当然，我说的仅仅是中文翻译。欧洲各国语言的互译似乎没什么困难，然而从古老的中文跨向任何一门外语都隔着老高的门槛。个子不够，硬要迈过去的结果就是摔个鼻青脸肿。今天的建筑系教授们抱怨学生不肯读书时，可曾想过，这些译著（不得不说，有价值的建筑学著作大半不是用中文写成的）----有些就出自他们自己之手----让人怎么读得下去。这些年来国外著作的译介工作着实已经做了不少，但就质量而论，即使那套经典的《国外建筑学理论丛书》也没有几本经得起一审。著名的《建筑学教程----设计原理》本是面向初学者的导论性读物，译者也是学界的知名人士，然而这个中译本只能给可怜的建筑系新生蒙上一头雾水。诺伯格-舒尔茨的名作《西方建筑的意义》更是给中译者弄得诘屈聱牙，不堪卒读：“埃及单纯的地理结构，为具有象征性的基本存在所内蕴的意义提供了一个基础”；“塞加拉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在于，它肇始了一种作为对有意义的形式的征服和运用的建筑学的历史”……类似的句子俯拾皆是，读时须定睛凝神，费上一番猜谜的工夫。相形之下看英文原著反倒省力得多。翻译的意义荡然无存焉。
扯远了，还是说回眼前这本书。《作庭记》是日本造园史上极为珍贵的文献，记述平安时代寝殿造庭园的形式和营造技术，是现存成书时间最早的一部造园专著。是中国现存的园林均系明清遗构，最早也是唯一的一部理论著作《园冶》成书于明末，唐宋时期的园林研究资料非常缺乏，而《作庭记》作为唐代造园文化影响的产物，对中国乃至东亚造园体系的研究都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童寯先生生前“热烈期待它的中译本的问世”而未尝得见，如今张十庆先生终于将此书译介到国内，堪称功德一件。
张先生此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作庭记》研究，下篇为《作庭记》译注。上篇系统介绍了《作庭记》的意义、内容、历史背景与文化源流，并考证了书的作者、系谱及年代。其中又以历史背景的考察为最详尽。然而“研究”二字似也谈不上，只是一篇完善的文献综述。其中观点大都是日本学者既有的研究成果，并无创见。当然，作为中文译介也自有价值。
下篇的译注，私以为虽是功德，却欠圆满。注释算得详细，看得出作者唯恐读者于文义有不明处，时时处处加注，而性质往往近于随感，类似读书时写在页眉的旁批。然而旁批只做给自己看，无妨想到什么写什么；要作为注释出版，则须对读者有点价值，否则便嫌蛇足了。
举一例，卷上第六节“落泷诸式”：“布落：置立表面平滑之水落石，潴水于瀑之上流，复令其水缓流而下，看似晒布状。”注曰：“瀑布诸落式中，仅此式要求水落石表面平整光滑，以使其上流水无跳波溅珠，平静如晒布状。”无非是把原文重复了一遍，并无意义。
又，同一节：“盖欲映月影于落水中故也”，作者还要多事加注：“水中宿月，成一景观”，未免太欺负读者没常识。
另一方面，真正需要注释的生僻术语，却又语焉不详。如卷上第二节“立石诸样”，2-2：“若于水中立石，令水左右分流，则其左右岸边水际，须置掘沉石。”注“掘沉石”曰：“此石似用于护土坡岸，同时也是对河边水底裸露岩石的表现。” 然究竟何谓“掘沉石”？只教人更加糊涂。
2-3：“所谓沼样……当由意外之处，引入水源，令其藏而不露，并使水面显得高涨。”此句加注：“欲使水面显得高涨，就必须缩小岸地与水面的高差，将岸地做低……文中所论的使沼样水面显得高涨，可能采用的正是这一岸高水低之法。”原文无一字论及“岸高水低”之说，作者有心如此推断自不为过，但作为注释，尚乏凭据。
话说回来，注释虽有诸多不完备处，也还是有价值的居多。至于译，我不通日文，没有原文对照，不便妄加评说。但仅从中文字面看，似也难称上品。平安时代的文学作品，有人用浅文言译，取其典雅；也有人用语体文译，取其晓畅。张先生译《作庭记》采用前者，或许也含有几分向《园冶》致敬的意味。然而驾驭文言文谈何容易，故而译文也免不了文白杂糅，如前文所引，在磕磕绊绊的文言里夹杂着一些类似“并使水面显得高涨”的大白话。译者的文言功底实在不能算过关，至少虚词的用法是不太清楚。 “显露深埋之平坦山岩，不费将之掘除之劳，立短柱于其上或石之边角，犹似因借其势、截柱以立之态”，类似的句子实在不知所云。读不惯古文的读者吃力，读惯了古文的读者更吃力。结果是作者不得不先译出费解的句子再自加注释。如卷上第四节“岛姿诸样”，4-3：“岛形别无风流，形如细长流水状”，“别无风流”四字加注：“意谓朴实无华，别无特别的匠心或技巧。”却要令人失笑了。
我无意用文学翻译的眼光来衡量这本译作，在这一点上求全责备似乎太不厚道。但表意的清晰准确是学术写作的第一要义，风格文采云云倒在其次。倘若干脆用白话散文翻译，怕是读者和译者都省去许多麻烦吧。
翻译诚然是难事，实际上连《园冶》这样从中文到中文的翻译也不能令人满意，迄今面世的几种注译本都难称完善。不过，《<作庭记>译注与研究》到底在这道语言的鸿沟上架起一座独木桥来，纵然简陋，勉强也可以通行了。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希望建筑学家们筑成通衢大道的那一天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