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乎上看到一个调侃江苏的段子：

　　“和辽宁人做同学，大学四年下来你只记得他是东北人；和江苏人做同学，第一年你就知道他是他们县里哪个村的了。”

　　没错，江苏的散装，已经不满足地市，而是进一步深入到县城级别了。

　　最典型的，就是苏州和昆山。

　　昆山是苏州代管的县级市，但昆山人似乎并不愿承认和苏州的关系。

　　有人说，在外地上学被问是哪来的，回答都是“昆山”。只有当别人实在不知道昆山在哪的时候，才会不情愿地加一句：“哦，江苏昆山。”

　　但不管怎么样，绝对不会说“苏州昆山”。

　　昆山并不是唯一一个不愿承认和地级市关系的县城。

　　如果称呼一个江阴人为“无锡人”，他可能会不太开心。而如果你尝试打开张家港的官方简介页面，则会发现它压根没提到“苏州”两个字。

　　江苏的县城，怎么就这么自信？它们的存在感，为何这么强？

　　知道江苏县城强

　　但不知道这么强

　　江苏县城的存在感，来源于可怕的经济实力。

　　2019年，江苏GDP破千亿的县或县级市达到了14个[1]。

　　GDP破千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几乎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地级市的水平。要知道在同一年，海南省三亚市的GDP，只有678亿元。

　　更厉害的是，江苏一些县级市的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代管地级市的市区，大有“喧宾夺主”的势头。

　　这是苏州2019年各县区GDP的统计表。为苏州贡献了最多产值的地区，不是苏州城区，不是工业园区，而是昆山。

　　2019年，昆山市的GDP达到了4045亿元，几乎是甘肃省会兰州的两倍，并且超过了同在江苏的地级市淮安[1]。

　　如果把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四个县级市的产值去掉，苏州的GDP将和合肥差不多。也不怪这几个县城，不愿屈居苏州之下了。

　　在同为苏南的无锡，藏着另外一个超级县级市江阴。

　　江阴长江大桥，位于江阴市和靖江市之间，竣工时是当时中国第一的悬索桥

　　2020年，江阴已经拥有30个A股上市公司。这意味着，这个县级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已经超过了很多省会——目前，广西省南宁市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是14家，而贵州省贵阳市是20家[2][3]。

　　如果数字还解释不了江阴企业的存在感，那就看看实例：中国男人一年逛两次的海澜之家，总部位于江阴市新桥镇。你老爸的衣柜，可能大半是江阴人填补上的。

　　2001年，三毛集团更名为海澜集团，总部位于江苏江阴 / 海澜集团官网

　　除了苏州和无锡代管的几个怪物级别的县级市，江苏的长江和太湖沿岸，还密集分布着一水的经济强县。

　　南通代管的启东，不仅有“白加黑”等知名医药品牌；还频出学霸，搞出了不少人的童年阴影——启东中学作业本。

　　中国社科院公布的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前十名，江苏占了六个

　　镇江代管的丹阳，号称中国眼镜之都，一度占据世界镜片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

　　江苏的强县怎么就这么多，它们是如何崛起的？

　　县城的发财路

　　细究起来，江苏县城们的开局算好的，但也没有那么好。

　　虽然长江太湖沿岸商埠众多，且一直被称为“鱼米之乡”；但这里人口稠密、耕地稀少，并不利于农业发展。

　　张家港的前身——沙洲县，是常熟、江阴两县的边地，工业薄弱、交通落后，长期被称作“穷沙洲”[4]。而目前号称“中国第一经济强县”的昆山，也曾因长期在苏州六县中经济排名垫底，被戏称“小六子”。

　　1978年的沙洲县 / 张家港人民政府网

　　“穷县城”真正的崛起，是在八十年代之后。

　　八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种叫“乡镇企业”的企业形式。对你来说，这四个字可能比较陌生，但你一定听过做羽绒服的波司登、做男装的海澜之家——这些知名品牌的前身，都是江苏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相当可怕。曾经有人作了个对比：全中国的社会总产值从 1000 亿元到 11000 亿元用了 31 年的时间，而乡镇企业取得同样的成就，仅用了8年[5]。

　　2017年12月9日，江苏江阴，纺织女工在棉纺厂车间忙碌。江苏很多乡镇企业，当年就是做纺织起家的

　　江苏，则是乡镇企业崛起的最大主导者和受益者之一。《中国乡镇企业年鉴》显示，1989年，江苏的乡镇企业产值占据了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的近1/5，达到1149亿元，相当于当年江苏省GDP近八成[6]。

　　借着乡镇企业的崛起，江苏县城们得以迅速翻身。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江苏？而不是其他省份？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戴慕珍（Jean Oi）解答了这个问题。她发现，80年代中国乡镇经济迅速起飞的主要原因，就是当地政府的企业化[7]。

　　政府企业化这个模式，正是苏南人带头搞起来的。当时，苏南的县、乡（镇）、村三级政府直接介入经济，带头搞企业。政府干部则直接担任乡镇企业的高管，给企业订KPI。

　　地方政府和企业高度捆绑，好处可想而知：政府想发展什么产业，就会倾全镇的资源去支持，进而实现快速增长。

　　江苏江阴华西村。华西村“中国第一村”的名号，就是靠乡镇企业赢来的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盘活资源，赋能优势产业。

　　但乡镇企业的辉煌并没有撑太久。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该倒的倒，该改制的改制，很快就退出舞台了。

　　然而矛盾的地方就在于，以乡镇企业为主心骨的江苏县城们，不但没有随之衰落，反而越来越强。

　　这可能和县城招商引资的迅速转向有关。

　　有学者发现，昆山的招商引资方向在90年代出现了急转弯——从1989年到1994年，昆山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从700万美元急剧增长到了5.7亿美元，上涨了80倍 [8]。

　　乡镇企业不行了，转向外资还可以继续挣钱。

　　“要发财，靠上海。” 90年代上海浦东开放，瞅准了长江三角洲机会的外资，纷纷开始在上海建立办事处，在苏南建设工厂。

　　昆山和上海的关系异常紧密。2013年10月16日，江苏昆山，中国首条跨省地铁——上海地铁11号线花桥延伸段开通

　　昆山在当时就吸引了一大批台商入驻。1993年，郭台铭拍板在昆山建立了当时珠三角外最大的富士康园区，主要制造PC连接器。

　　同一年，捷安特也在昆山投资1200万美元建厂——中学时代，有钱同学们骑的捷安特山地车，多数是昆山开发区造出来的。

　　后来，昆山的台商实在太多了，以至于被冠以“小台北”的花名。为了解决台商们的信仰需求，昆山市政府甚至支持在当地建起了华东地区最大的妈祖庙[9]。

　　昆山慧聚天后宫，华东地区最大的妈祖庙 / Jitten Pradhan

　　这一模式很快启发了其他苏南县城，从90年代开始，苏南县城们纷纷转向外资。

　　张家港就是喊着“超过昆山”的口号，在1992年拿下了一个内河保税区的名额，将陶氏、雪佛龙等一众500强企业的厂房纳入彀中，从此发了家 [10]。

　　不管怎么样，江苏的县城们，总是能找到发财的道路。

　　散装，县城崛起的真正秘密

　　从江苏县城崛起的过程就能看出来，秘诀还是“快”——旧有的赚钱方式不行了，就迅速转向新的发财机会。风口来的时候，江苏县城总是第一批上车的。

　　江苏县城的灵活变通，不仅和当地的重商文化有关；更重要的因素，是制度。

　　从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实行“市管县”制度，在省和县之间再设一级地级市。地级市对县城的行政、财政具有全面管辖权。

　　苏州和昆山、张家港、太仓、常熟四市的关系确实很复杂，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图为苏州金鸡湖。

　　市管县制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源向城市的聚合，然而，它也有不可忽略的缺点。

　　地理学家马润潮就发现，严格的市管县体制，会加剧地级市和县之间的紧张关系 [11]。

　　这是因为拥有更高行政地位的地级市，可以利用各种政策从县汲取资源。资金、机会、人才最终都会流向地级市。

　　特别是在苏南——当中心城市和所辖县市经济实力不相上下的时候，严格的市管县制度，还会加剧地级市与县之间的恶性竞争，两败俱伤。

　　但江苏并没有严格地实行地级市管理县城的模式，反而给各个县城留足了自我生长的空间，让县城们尽情地发挥“散装”特色，进行“扁平化”管理。

　　2019年1月18日，江苏，花桥核心CBD，昆山未来城

　　昆山，就是小县城靠自我奋斗发财的典型案例。

　　1984年，中国设置了首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这些城市拿到了政策试点的资格，被允许建立开发区，对内对外招商引资。

　　昆山并不位于这14个城市之列，却自己花钱搞起来了“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然而，这个决定在当时既没有得到上级苏州市的首肯，也没有获得江苏省的批准[12]。

　　借着自费建立的开发区，昆山还搞出了苏州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全省第一家落户县城的外商独资企业。

　　2020年，昆山市开发区的一处物流园区

　　照理来说，昆山这一系列“创新”在当时都是不合常规的手段，但这些手段并没有被扼杀，反而被各方“默许”了——直到1988年，《人民日报》发文表扬“昆山之路”，才被认为是昆山最终得到认可的信号 [13]。

　　而昆山也不是唯一一个善于创新的县城。

　　如果仔细观察，江苏的每个强县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开辟港口工业城市模式的张家港，整合中间产品巨头的江阴，还有注重发展私营经济的常熟……

　　江苏常熟沙家浜

　　这些方式都是当地人自己想出来的，而不是听着苏州和无锡的指示去做的。

　　拥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县城才可能一步步摸索出适合自己的道路，进而成长为经济强县。

　　所以，散装并不是个笑话，这可能才是江苏县城崛起的秘密。

　　正是凭借聚在一起的“散装”县城们，江苏才能够真正地成为“苏大强”。

　　1 苏州市统计局. (2020). 2020苏州统计年鉴.

　　2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股票列表

　　3 上海证券交易所.(2020). 上市公司地区/行业分类列表.

　　4 张家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9). 沙洲县志.

　　5 邱泽奇. (1999). 乡镇企业改制与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 社会学研究, 3(82.92).

　　6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编辑委员会.(1990).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

　　7 Oi, J. C. (1999). Rural China takes off: foun of economic reform. Univ of Cal Press.

　　8 Chien, S. S., & Zhao, L. (2008). The Kunshan model: learning from Ta . Built Env, 34(4), 427-443.

　　9 大公报. (2018). “回昆山 去台湾” 10万台胞融入大陆“小台北”.

　　10 瞭望. (2018). 张家港精神：小城蝶变的力量.

　　11 Ma, L. J. (2005). Urban a restructuring, changing scale relations an economic in China. Pol Geography, 24(4), 477-497.

　　12 澎湃新闻. (2019). 什么是“中国第一经济强县”成功的最大启示.

　　13 澎湃新闻. (2018). 纪念“昆山之路”三评发表30周年，江苏昆山求解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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