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与过度诠释》是一本由(意)艾柯(英)柯里尼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13.80元,页数:16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诠释与过度诠释》精选点评:
●读过不知有多少遍……
●艾柯:文本允许多重阐释,但并非任意阐释。“作品意图”产生“标准读者”和“标准作者”。(可是这个“标准作者”有什么意义?) 罗蒂:实用主义批评,根据自己的随意阐释。 卡勒:过度阐释吧,因为很有趣。反正阐释不是文学研究的目的。研究目的在探索文学创造的结构。 罗斯:“羊皮纸上的历史”=魔幻现实主义=替代性的历史。结合现实对历史进行创造,无限阐释,喜欢。
●其实这本书里最喜欢卡勒……
●在阐释无限开放的大潮中,艾柯重提阐释的边界。在读者意图,作者意图之外强调文本意图。关于阐释的约束,艾柯提出了三个标准:经济性、整体性和单一目的性。好的阐释是自洽的阐释,斯金纳如是说。
●学术论辩当如是。
●艾柯与罗蒂和卡勒有关文本解释界限的讨论,艾柯就像博学的作家调侃着那些倾向于诺斯替主义的解读者们,试图恢复文本的语境。罗蒂就像个坏孩子倾向于扔掉之前的所有阐释理论,因为它们不好用。卡勒就像漂浮在文本中间的侠士,倾向于解构对文本解读的限制,他和耶鲁学派走得很近。这样看来阐释出于争论。
●没读《玫瑰的名字》是不是对您老人家的不尊重,但有什么办法呢,似乎很难对复杂叙事有共鸣,再者说,您老人家写批评著作可以写的“正常”些吗,引用的范例几乎完全不是某种学术规范里面的,虽然规范是没有的,您老人家的结论也很认同,那先就这样吧,不打搅您安眠了,祝在天国写得愉快!
●人们对显而易见的意义往往持一种怀疑与轻蔑的态度.显而易见是如此唾手可得,与普通常识简直没什么区别,神秘论的追随者认为,这对他们的地位与智力是一种致命的浪费与损失…
●卡勒一篇写的真好 很多艾柯的问题都被点出来了
●文学理论,知道点就行了
《诠释与过度诠释》读后感(一):诠释当有界限
接受美学极力强调接受者也既是读者的作用,虽然改变了以往的文本中心主义,但由此也导致一些矫枉过正的倾向,最明显的就是过度阐释的问题。
关于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问题,论者甚多,个人觉得阐释是有界限的,至少在一定的语境下是有界限的。阐释的无限性是针对语境的无限性而言的,而阐释一般是历时与共时语境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我们的阐释大都是是在我们的前理解的作用下在当下语境中所做的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就当下的阐释与接受而言,阐释是受当下语境的制约的,因此也是有限的。如若不然则会流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游谈无根的陷阱,若那般自说自话也就违背了解释学的对话精神了,也就失却了意义。
《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针对诠释的界限问题展开讨论,从不同的视角做了相互对立的辩论,虽说四人并没出现谁说服谁的现象,但按本人的接受习惯,还是对艾柯的观点多有接受,虽然罗蒂与卡勒的观点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至于罗斯的观点,因对她论的内容不大感兴趣也就没多做了解了,是为记
《诠释与过度诠释》读后感(二):关于过度诠释例证的细化补充
艾柯谈到基督教早期与经院时期对《圣经》的阐释有鼓励人们进行无限阐释的倾向,来自解经传统的“意义的四重性”方法在但丁的《飨宴》中得到运用,随着阐释的的隐喻化与神圣化,维吉尔的作品中也遭到过度诠释。(P62~63)
艾柯没有做详细说明,查了一下国内也暂无《飨宴》的译本与对《阿涅阿斯纪》神学阐释的介绍。遂把Richard Harland的《Literary Theory from Plato to Barthes》中的一些相关文字搬运过来:
公元6世纪,Fulgentius继承了克莱蒙和奥利金,将寓言式批评全面运用于《埃涅阿斯纪》。在其《Exposition of the content of Virgil》中,他认为,埃涅阿斯的沉船象征着遭受分娩镇痛的母亲所带来的生育之危险,婴儿在诞生过程中经受巨大痛苦,简单的说,沉船是由尤诺所造成,它象征着女神正在分娩。同样的,埃涅阿斯把从地狱带回的金枝安置在天堂入口的门框上,象征着"learning is fixed in the memory forever";一如艾柯谈到阐释者对变位字、离合字的关注,词源学的东西往往最有助于阐释的生发,在《埃涅阿斯纪》中,"The nymph Marica represents ''merica,that is ,counsel",另外埃涅阿斯埋葬了手米瑟努斯(Misenus),因为'misio means spite and enos means praise',意为只有拒绝了卖弄与骄傲,人才能透析智慧之谜。埃涅阿斯整个的探索过程可被视为人类灵魂从无知到智慧的心路历程。(Literary Theory from Plato to Barthes P26)
但丁的《宴飨》提出圣经评注中四个层次的意义同样能在世俗的、俗语的诗歌中找到。这四个层次是文本的、寓言的(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德行的、神秘的。在阐释寓言层次时,但丁引用了奥维德的故事,说俄耳甫斯通过动人的音乐驯服了野生动物,打动了木石。这象征着着一个充满智慧的人能够以乐器及嗓音使野性的心灵归于平和谦卑。在德行的层面上,他提及耶稣在登山宝训时只挑选了三个使徒相随,它所蕴含的道德训诫是,在求索神秘事物途中我们往往不需要太多人相伴。在阐释神秘层面时(也叫灵性层面)时,他引用了人们出埃及时,犹大怎样变得圣洁而自由的故事,在永恒的神学意义下,这一情节暗示着灵魂脱离于罪而趋向自由的灵性意味。坦诚说,后两个例子并不能算所世俗层面的,也许但丁野心勃勃,例子倒也无所谓了。(Literary Theory from Plato to Barthes P28)
《诠释与过度诠释》读后感(三):“此处这所房子无味的很”
“此处这所房子无味的很”[1]
最近桌上论文的残骸都不堆积了,全然抛却脑后,借光了自己的卡里的量又用完了学妹的,图书馆的书在桌上一迭着,蜉蝣的尸骸般瞪着我活生生地咽下它们去。
一本接一本地看。看到恶心反胃也不罢手。哪来的笑陈子善是又一个阿斯彭遗稿,[2]专攫小报的晃眼处。背后却不见瞪着的眼睛。[3]
或者日子是过火的过山车,让我好几次想大喊:我不玩了。
没几人在听。
癔病是从over开始的吧,叹那个断壁残垣。我对着自己编缀的调笑话笑不出来了。向云标和里标晶的人生态度。
对蓝田玉而言,隐隐的是《贵妃醉酒》,却和待唱的“惊梦”一样,永远地不曾出场。即使有的荣华富贵,亦付断壁残垣中了。蒋碧月是唱了醉酒,但她不是贵妃,蓝田玉才是,杨玉环从李寿那里被公公李隆基抢去,蓝田玉何尝不是嫁给了爸爸辈爷爷辈的钱鹏志,杨玉环始终是个玩物,蓝田玉何尝不是,钱鹏志娶她的时候就分明和她说清楚了,他是为着听了她的“游园惊梦”才想把她接回去伴他的晚年的!蓝田玉分明醉酒了,她才是贵妃的命。
缺失的是否才是要加点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由不得不想起李义山的那份留得残荷听雨声,那本涛哥的莎评简史一样,烟波微茫信难求。[4]真当是“此处这所房子无味的很”。cosi fan tutte。[5]
书中自有黄金屋?可笑。你说的。
为了张蕾JJ的一本无稽书,坐了两个小时,老了脸皮问:“同学,这本书你看么?”焚香求祝,红楼望月。[6]直忘了自己也是个overinterpretation之人。
倚在三楼东,恼晓梁笨笨不好好去作我交待的功课。想起来原来我不写论文的因由:搅扰在inter与overinter之间。自己怯了,陷在鲭鱼精。[7]
还是见识短薄的缘故。
拉了张椅子坐下,比如说吸毒是社会的癌症,癌症细胞冤不冤呐,就被绑来做了一个比喻,癌症管病主是谁么?好人坏人。吸毒却只是个坏东西。饶了癌症吧,让它只以生理性的身份活着。又比如说你今天穿了件粉红的衣服,可谁也都知道夜店的灯光粉红,我就断定你是夜店小姐。哎哟,别拧我,疼。[8]
很多事情无非easy,何必呢,搞得一个吃蛋的时候先敲破蛋大的一头,一个先敲破小头。[9]
噗哧,您老看出来了啊,志摩GG和格列佛游记捏。
圣人无意,我输在此。[10]
--------------------------------------------------------------------------------
[1] 此处语句明出自《红楼梦》卷十七“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中贾政贬语蘅芜院。暗含哈姆雷特语“丹麦就是个牢狱。是个很大的,它有很多囚室、监房、地牢等,而丹麦是其中最坏之一部份。”意蘅芜院是个藏污纳垢之地。居蘅所之人必俗臭缠身,槛外之人腌臜之。即使被其一时所惑也不久长。
[2] 《阿斯彭遗稿》为亨利·詹姆斯一中篇小说名,其故事有所本:尝有一英国船长听闻意大利有一女子年轻时为拜伦所悦,藏有不少手稿情书。遂往欲攫之,老妇此时仅有一老未嫁甥女作陪,老迈甥女迷上船长答应若迎娶就为其取得遗稿,船长大骇而逃,绝望的老姑娘遂顺从老妇遗愿将遗稿付之一炬。此处窃笑陈子善为了张爱玲的遗稿似乎也有些乱了枪法,上穷碧落下黄泉,竟从小报处又寻获一篇。而南北两大报纸为争夺新近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的《郁金香》而搞得焦头烂额,台湾皇冠又横插一刀,更显得追蝇逐利世人之可笑。
[3] 在詹姆斯笔下,男主人公滞留长久终耐不住藉探病突入老妇房中寻找遗稿,回头竟见原本不省人事的老妇僵立其后,第一次露出她一直遮着的奇特的眼睛,瞪着他说:“啊,你这出版败类!”
[4] 《莎评简史》,作者谈瀛洲,故下句不自觉地就接上了《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烟波微茫信难求”。上文的“蓝田玉”同理。
[5] 意大利文:女人善变心。同时也是莫扎特一部歌剧的名称,又译《女人心》。
[6] 这本无稽书即是刘心武自称开创新索隐派“秦学”的大著《红楼望月》。此书也是讨论“诠释与过度诠释”的由头:怎样的诠释才不算过度诠释。整个人搅扰其中,“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7] 参见明董说《西游补》,全书只为堪破一个“情”字,悟空搅扰其中,到末了才一棍击杀了“鲭”鱼精。正所谓近乡情更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更有可能黏滞其中。因为毕竟这是可赖生存的全部,轻易妄言行差踏错的结果会很严重,招牌难立却易折。
[8] 《别拧我,疼》是徐志摩发表于1931年《诗刊》第三期的诗作,此处借作答语,故下文曰“看出来了啊”。
[9] 参见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第一卷利立浦特游记,利立浦特与邻国不来夫斯库之间的战争即是由吃蛋的时候是打破蛋的大头还是小头引起的。利立浦特国王的祖父年幼时一次吃蛋依据古例先打破了大头不料却划伤了手指便颁布法令要求人民吃蛋时一律先打破小头,大头派不愿改变多次抗争失败便逃到不来夫斯库去,两国之争由此而发。此处引用意谓为了小事何必大动干戈搞得这般昏天暗地。
[10] 参见弗朗索瓦·于连所著《圣人无意》,此处意指作者似乎有些聪明过度,有些话该是留给旁人说的,却自己抢白,有意了就没有价值了,圣人不是想做就做得的,心里有了先验的想法,即使是小小的,但就是这一步,成为了横亘在成圣路上的最基本最难逾越的鸿沟。而为自己的文字作注就更奇怪得如同屈原赋注案一样,似乎急欲摆脱无人理解的境地而急急地剖白自己。自己的文字能让人耗费思量是好,久了却显得寂寥,就像位高权重的王者最孤独一样;只好抛却看着庸人猜解费神的快感,替他们揭开难懂的文化符码,好为自己争上一个半个可能的朋友。
《诠释与过度诠释》读后感(四):纪念美好的理论阅读 读艾柯
1,“作者意图”是否可能?
作者死了吗?这貌似是这个问题之下讨论分歧最大的...
“作者之死”实际上是在那个结构/解构风行的年代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实质上,口号可能比理论响。我觉得,很不好的倾向就是把这个口号奉为圭臬。就和举着“人之死”喊口号一样,除了强调人类中心主义的破灭以外,能够给我们提供的理论反思是什么呢?这些命题需要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去考察其思想史的意义才具有反思的价值。“作者之死”的口号本身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
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作者”在文本解读当中具有着重要的位置。
当我们参与到文本理解中的时候,实际上阅读的过程会带有一个目的性。比如一个问题,比如一个概念,都算。就是在阅读当中,我们要预设一个目的作为我们阅读的参照,然后不断修正我们的目的,加深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当然你可以漫无目的地去阅读,那可能会导致的一个问题是,你的阅读最后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然后在文本阅读的实践中,就存在这一个根本的问题,什么是我们阅读文本的终极目的呢?
在早期的诠释学中,特别是圣经的解读中,解读的正确性的标准来自上帝。阅读圣经的文本并不单单是为了阅读,还是为了领悟上帝的启示。
但在后来的浪漫主义的诠释学中,我们读其他的书的时候,很多书并非是来自于上帝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参考系来作为我们阅读的标准。在这里,作者就成为了一个很可靠的标准。因为很多文本,如果我们不讨论它的功能的话,都是历史文本。前代人撰写文本,后代人试图理解文本。只要找到作者的意思就好。把作者写作的意义代入文本阅读当中,实际上就成为了很多注疏最根本的目的。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给春秋做注疏,会试图会到孔子。孔子写春秋内在的意图,是很有权威性的。(能不能回得去另说)
但在文本的实践当中存在着几个问题:
一是我们阅读文本的语境制约。就是说我们受制于我们生活的历史环境,就没有办法完全还原作者生活环境,生活经历,那么我们如何保证我们能百分百把握作者想要说的意思呢?
二是在之后的文本实践当中,文本逐渐被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很多时候,文本可以挖掘的意义并不完全受作者控制。这点可以参考本雅明解读波德莱尔。并且即便心理学上还原作者的意图不可能,我们还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去考察文本的历史意义。这就分离出了后来的诸多学科。
三是实际上读者在参与到文本理解的时候,他解读文本的时候必然要代入自己的生活经历,得出自己的理解。那么他对文本的理解必然参杂着自己的主观性。有时候我们就很难理解前人。当然有的理论强调这点的积极性,即这种主观性本身蕴含着创造的可能,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从旧文章读出新意。
作者在文本的理解当中不是完全没有价值了。从很多历史化的研究角度走,作者依然是可以作为标准来用的,但问题是如何还原,还有什么样的还原是有效的,是亟待讨论的。从素王角度理解孔子,和从凡人角度理解孔子就有区别。后者你可以依托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推测孔子言谈的意思,但前者是不行的(你没有圣人厉害)。
作者之死这个问题本身还是要在一个大语境里讲,你得理解现代/后现代。解构/批判/革命本身是有其目的性的,而不是为了故作惊人语。作者之死的解读在当时的语境中,很大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学院派的传记式解读。很多时候,这种按图索骥的解读已经变成了一套刻板的样式,那么必然会产生新的话语来与之对抗,革新理论的视野。对作者之死的强调不是宣判:我们的解读已经完全不可能了,理解是任意的。
我在思想史上的态度会赞成福柯的分类方法,这本身是启蒙运动的延续,是为了完成对康德提出的问题的解答。(这个答案不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更多地把这场解放运动结合到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脉络中去理解。把这个时间的尺度放得再宽一点,就涉及到对西方哲学的整体反思(批判笛卡尔或者批判柏拉图,这两者较为常见)。这是历时性的研究。或者你可以试着比较作者之死的实质主张和施特劳斯学派之间的关系,这又变成了共时性的研究。
2,何以合理
我想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样。
好几个答案实际上一方面坚持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立场,但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赞成一种实用主义的标准:我们的解读必须是合乎逻辑的。
我想在这里说明的是,实际上这里面确实存在着一种分裂。理论对文本的应用和理论对理论的反思有时候两者是不调的。我认为这样的分裂甚至是无法弥合的。
前者本身就包含着粗糙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我们在文本的理解当中把理论视为工具,对文本加以解剖。但问题什么样的标准是有效的呢,一是有着粗糙的标准,如匿名答主说(就不打扰她了):
要看具体的文本,看批评者本人的证据与论证了。
但同时这样的追问包含对合理性前提的上一层级的追问:如强调文本独立性,认为合乎文本逻辑的(偏向语文学?);如强调文化研究,试图理解文本与其他要素之间的联系(诸如社会环境/政治斗争/神学什么的)。这就导向了后者,即对理论本身的反思。我们必须检查我们的工具是否是有效的,即便它用的顺手。
为什么要这样呢?
任何一种理论的独断论都会导致我们对于工具的盲从,这点是很可怕的,在研究当中要加以警惕。诸如新批评过于强调文本的独立性。一种僵化的理论本身都会限制我们思维的开拓。很多我们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并非理应如此。康德曾经强调,理性需要批判理性自身,正是这样的意思。这就涉及到对合理性的反思,对其构成的形式和条件的批判。
所以我在前面强调作者之死,更多地倾向于对文本的应用。在文本的实际理解中取消作者是很不便的事情。聊备一说。
3,艾柯的文本意图论
我们针对合理解读/过度解读的区分,有一个重要的讨论是来自《诠释与过度诠释》。这个文本是一个学术会议的论文编选集。最主要的作者有艾柯/罗蒂/卡勒。他们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了一个争论。
艾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实际上他在这本论文集里想要站的立场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立场。一方面他反对作者意图论,想要给出一个更加开放的理论结构去包容不同的文本诠释。一方面他又担心无止境的解构对他自身捍卫的许多价值会产生威胁,反对解读文本任意的自由。罗蒂和艾柯的分歧真的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美国文化和欧陆文化所赋予的不同气质。罗蒂坚信解构是可以为民主国家提供更加坚实的价值基础的,而艾柯不一样。
艾柯本人矛盾的立场决定了他提出来的理论架构是很模棱两可的。
论文集一共编选了七篇论文,头三篇论文是艾柯的陈述,最后一篇是艾柯对罗蒂的回应(实际上哪里是回应啊,艾柯真他妈生气了...不停挑衅...我也不怎么喜欢罗蒂)。那这三篇论文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篇艾柯最后的结论已经歪倒了文本的语境制约上去了(大雾)...和文本本身的关系真的很大吗?
第二篇实际上主题就到了文本意图上了。实际上艾柯想把文本看做一个意义连贯的整体来讨论,他强调文本本身的意义是完整(并非唯一)地。所以他强调我们要检验我们在文本所发现的东西,看与文本所要强调的东西是否符合。之后推论出来一个更可怕的东西:就是文本潜藏的意义结构本身呼应着一个理想化的读者。(一本书需要一个合适的读者)并进一步把这个规定为经验读者的标准。每个读者要试图达到这个标准。
第二篇试图抨击解构主义。第三篇就到了和作者意图论划界限的时候了。他强调没有忠实于作者的义务。但是,但是,使用文本和诠释文本存在着严格区分。我们出于自身的目的使用文本的时候,是不需要严格规定文本的目的性的。但我们诠释文本的时候,要遵循文本的历史语境。(联系第一篇)
好吧,这个讨论就有点儿好玩儿了。我来说一些这些思考的问题:
第一,语境制约或者说视域本身是否是不可反思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具体的文本解读当中,这个东西是作为一个给定的前提存在的,即我们认为历史语境本身就给定了一个先在的意义结构,历史性的回溯阅读是以此为前提的。正如精神分析式的阅读中,精神分析的基本动力取向就已经给定了我们理解的框架。这就涉及到了对理论本身的反思。
第二,文本本身意义的完整性是确定的吗。
艾柯是把这个视为一个可靠地标准作为依托的。
但罗蒂就攻击了这一点,我们的阅读本身不存在先对文本整体的把握,而后对局部的理解。我们的阅读行为可能并不存在明确的整体性。为什么我非得把书全看一遍呢?我只读第七页,第十五页,剩下的都不读,不可以吗?这点打得非常狠。
这点可以反驳。但艾柯本身的标准仍存在问题。需要给整体性再提供一个保证。
实际上我认为艾柯在第三篇论述的开头所讲的一个标准是可以讨论的:作者会明白,其文本诠释的标准不是他或她本人的意图,而是相互作用的许多标准的复杂综合体。但这个标准以何种形态呈现,就涉及到对其动力学的分析,什么样的主张在讨论中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
艾柯实际上是想针对自己的文本应用做一套理论总结,但他犹疑的态度又削弱了他理论的说服力。我在这点上会回到之前论述的态度上去,即:对理论的反思和对文本的应用本身可能无法弥合。
如果去画一个图的话,你可以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作用力。作者,文本,读者,世界(文本的外部环境)之间的作用力本身是相互的。这也就意味着:把任意一个意义单元与其他意义单元的联系切断,很可能导致理解的片面性。你可以不停换视角去讨论这个问题。
像我这种文本决定论者,就会觉得博尔赫斯的小说非常美妙:他强调文本形塑了整个世界,作者和读者的位置可以发生调换。一个有关梦的文学形式。非常非常好。
4,是否存在过度解读?
存在啊。
在某种条件下,合理解读是可能的,那么与之相对,过度解读也是存在的。但理解的条件本身也要讨论~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很重要。你要理解的不是是否存在,而是为什么存在,以何存在。
《诠释与过度诠释》读后感(五):真相种种
起初世界一片混沌。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光是什么?牛顿说是微粒,惠更斯说是波动,麦克斯韦说是他的方程组,爱因斯坦说有二象性。如果你修习过物理,你会看到粒子的运动;学习化学,则反应无处不在;攻读生物,一切便变得生机勃勃——在你眼中的世界,永远与他人不同。
我不是要开始说物理,与光也没多大关系。我是在介绍一本书——安贝托•艾柯等著的《诠释与过度诠释》。说“等著”,是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演讲集子,艾柯在说话,有人赞同有人反对,有论战有争执,由三联书店翻译整理出版。艾柯是意大利符号学家,他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中发现有些话语无法单纯用理论语言表述,必须求助于文学,于是搞起了创作开始写小说。我一直以为科学是用来解释世界的,科学家追求的应该是永恒的真理,我之所以遇到艾柯是因为我喜欢诠释这个词语,这是我应当做的事情,它的箭头直指向真相本身。
一、隐喻与诠释之源
在艾柯和他的书之前必须得提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隐喻。我喜欢看电影,并且在观看的过程中习惯纠缠于一些细节,比如今天我重新看了一次《玻璃之城》,就在想里面保钓的政治背景是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噱头而存在?那首《Try to Remember》和“我们这一代人做了什么?”的诘问是不是除了爱情之外更为重要的主题?两代人上坡与下坡的镜头遥遥呼应预示着生活状态的起扬跌落?还有桥——建筑师的身份和它的反复提及是否有着跨越的意义。我总会在捕捉到的细节里夸张地寻求内在意义,不管这种寻找是否真实有效。在《洛丽塔》里我看到性,在《再见列宁》里看到虚构的魔力,这是我认为自己看得最“成功”的几部影片,因为我自以为透过电影的表象看到了真实。也许我做得过了,事实比我想象得简单,但我想有句话是我很欢喜听的——这个世界充满隐喻,我宁愿相信它是迷人的,需要我去寻找。
为什么电影、小说文本,一切与语言相关的客体都需要借用隐喻的力量?语言学家说这关系到我们如何言说这个世界。语言由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形成,它的界限永远是要窄于它所言述的对象——世界的。我们要认识和描写以前未知的事物,就必须依赖我们已经知道和懂得的概念及其语言表达式,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逼不得已还得发挥自己惊人的联想力和创造力。这个认 的过程正是隐喻的核心。它把熟悉和不熟悉的事物做不寻常的并列,从而加深了我们对不熟悉事物的认识,也就是说——“为了表达一定知识以外的自然范畴,我们引入了隐喻。”(胡壮麟《认知隐喻学》北大出版社)。而这种表述的必要在文艺作品中慢慢演变成了作者的一种自觉,他们遮遮掩掩,隐晦地说着也许自己也不甚清晰的真相,作为读者的我们要去发掘文本的潜意识,要在作品中获得思想上的指导与印证就必须要对作品进行诠释。
二、诠释的界限
刚才已经论述了诠释的必要,仍需要讨论的是它的合理性问题。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中艾柯首先列举了若干关于诠释历史的实例,在那些例子中我们看到两类尖锐互驳的观点——一类否认它的意义,另一类则过于敏感。在后者的先驱——古代神秘主义者身上可以发现与当代批评者的惊人相似:他们都认为文本是一个开放的宇宙,在文本中诠释者可以发现无穷无尽的相互联系;语言反映了思想的不准确性,作者根本不知道他或她在说什么,因为语言代替了他或她的位置;读者必须有怀疑精神,文本的一字一词都隐藏着另一个秘密的意义而不是它本身的意思,也就是说:读者最光荣的使命在于发现——文本可以表达任何东西就是不能表达作者想要表达的那一种!
在这些近乎于挖苦的讽刺中艾柯否定了过于否定作者本人意图的批评家们对于作品的诠释意向,接下来他引述了John Wilkins关于无花果和篮子的故事,告诉我们尽管你可以认为无花果(fig)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存在(to be in full fig——精神抖擞),可以认为瓶中的信(详见《诠释与过度诠释》P45的例子,对原来的篮子故事进行了推衍。以后引自同书时皆称其为《诠释》)是一种隐喻,但是你不可以把无花果理解为“苹果”或者“猫”——这有违于我们的日常经验和约定俗成的解释,而对于隐喻做出的一系列繁冗假设亦有失于简洁经济的原则。但有一点,至少以下的基本意义是不会改变的:从前,有个篮子,里面装满了无花果。
诠释应用的力量是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由人的类比思维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诚然,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事物之间的确是广泛联系的,如果割裂了联系便会出现类似于麦兜的笑话(此猪在餐馆一连点了十几分便当,在得到“没有鱼丸”“没有粗面”的信息后却不能总结出该店缺乏原料,一切关于二者的组合均不能供应的事实),但过于强调联系本身则为走极端的人提供了借口。他们甚至认为时间副词“同时”与名词“鳄鱼”也有着联系,至少“二者同时出现在我刚才说的那个句子之中”。当然这种逻辑层次上的谬误罗素已经分析得很清楚在此不予一驳。诸如将因为同样勇猛而被比作狮子阿基里斯类比成鸭子,只因为他们同样具有两只脚的相似;认为兰花与性欲有某种神秘联系因为它的球茎和睾丸一般都是两坨更是完全没有切到类比方法论的要点上并有着倒果为因的嫌疑。(《诠释》P50、P53、P67)
作为一名符号学家,艾柯在研究诠释与隐喻的同时不遗余力地试图划清正当“诠释”与“过度诠释”的界限。他引用波普尔“证伪”的科学方法观以“不好”代替“好”来作为判断的标准,认为符号的条件至少有三:①简洁经济②指向某一单个(数量有限)的原因而不是诸多互不相干的杂乱的原因③与别的证据相吻合。不符合此三点则一般被视为“不好”的诠释——在科学中这样的方法也是很常见的,比如托勒密的“本轮”“均轮”假说的不恰,就是因为它违背了简洁经济的原则。永远不要把愚蠢可以解释的行为视作一场阴谋——奥姆剃刀原理在这里将会是很有意义的。利用以上原则对过度的诠释进行削减,艾柯又提出验证作品意图最好的方法是将其验之于文本的连贯性整体,即对本文某一部分的诠释能在其它部分得到证实,那些不能满足连贯性要求的诠释自然会成为过度诠释。
这里艾柯引用了罗塞蒂对但丁《神曲》的诠释,罗认为在《神曲》中含有基督教的符号——十字架、玫瑰和鹈鹕。然后他拼命去寻找并且真的找到了(实际上只要你拼命去找什么都可以找到,花鸟虫鱼甚至外星生命的变体形象),然而这些词并没有在同一地方出现,彼此之间并无联系,为了牵强附会他甚至把所有水禽统统归入鹈鹕,即使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除了都是水鸟),这样的诠释必然是失败的。(《诠释》P57-62)相反的例子则是“耶鲁解构学派”的领袖人物Geoffrey Hartman对华兹华斯诗《昏睡蒙蔽了我的心》的解读。在隐喻的演替中,抽象的字母结构逐渐代替了具体的形象特征作为关联的客体。在这个诠释案例里解读者把单词进行拆分(diurnal白昼——die+urn骨灰缸),做韵脚的替换(fears、years、hears为原韵,最后一词却压在trees上,Hartman将其还原为tears)最终挖掘出死亡的意象和对眼泪的克制。虽然在文法上对于tears与trees的隐性变位关系解释有不妥之处,但至少这种解读是令人信服和迷人的,因为它与诗体的其它部分并不矛盾,具有说服力。
行文至此,艾柯便抛出了他“标准读者”的概念。文本一旦生成便将独立于其创作者而存在,具有其独立的意义与使命。我们应当如何去诠释文本,读者意图占主导的诠释话语中作者地位何在?他认为在“作者意图”与“诠释者意图”之间存在有第三种可能,即“文本意图”。而在“无知”的经验作者和“偏颇”的“经验读者”之中更存在着恰合文本的“标准作者”与“标准读者”。“文本诠释旨在发现一种策略,以产生一个‘标准读者’——‘标准作者’的对应物。……我们必须尊重文本,而不是生活中作者本人。然而,认为可怜的作者与文本诠释毫不相干而将其排斥出去的做法可能显得极为武断。”(《诠释》P69-70)作者本人毕竟代表了一种释放文本的基本语境。
以上就书中艾柯《诠释与历史》和《过度诠释文本》两篇演讲词对其主要的观点作了粗略的介绍,基本逻辑顺序是①解释隐喻与诠释的缘来②诠释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分析③诠释与过度诠释的界定原则及分析。这是本书对于理论介绍较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接下来的几篇分别是艾柯的第三个演讲《在作者与文本之间》,罗蒂、卡勒、罗斯三位学者与艾柯之间的辩述以及艾柯自己最后的《应答》。这部分的特色是有着丰富的文本诠释实例,如对华兹华斯诗作的进一步分析,追寻词源和单词变位/体的含义,讲述作者自己作品《玫瑰之名》《福柯的钟摆》所遭受的不幸误读……作者言语风趣却又充满了作为“经验作者”对其作品不可言说的无奈(如福柯与米歇尔•福柯的毫无瓜葛、安帕罗就是安帕罗就是安帕罗不是安培等,但他总是说“如果这样的诠释有趣或者有价值”他愿意改变自己的看法。此处不宜详举,强烈建议细读),行文风格令人愉悦却又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即使在描述将《尤利西斯》中的荡妇莫莉解构成圣女贞德(贞德出生于多雷米,隐喻音阶do、re、mi这与莫莉情夫Brazes是男高音暗合,而后者的名字让人联想贞德所受的火刑blaze……)这等荒谬的误读时你也不得不佩服作为诠释者天马行空的想象能力。相较之下,他的反驳者言语则显得惨白乏力让人昏昏欲睡。
三、实例种种
这里列举一下本人遇到过的几个关于诠释与过度诠释的实例。
①手头正好有本福克纳的《八月之光》(《Light of August》),在它的序言中提及了早期批评家对于这个标题的解读。他们认为“light”一词应作“轻”解,每年八月母牛产子体重变轻,这里的标题指向怀有身孕的女主人公莉娜。对于这种观点福克纳本人哭笑不得,他怎么会使用这种贬低自己心爱主人公的乡村俚语作为标题呢。实际上据作者本人在演讲中所述,“八月之光”是“密西西比州八月中旬会有几天出现秋天即至的迹象:天气凉爽,天空里弥漫着柔和透明的光线。仿佛它不是来自当天而是从古老的往昔降临,甚至可能从希腊,从奥林匹克山某处出来的农牧神、森林神和其他神祇。”是人类将赖以永垂不朽亘古延绵的昔日荣耀。这个误读的出现便是解读者过于强调抽象字符的联系(light的多义)而忽略了作者语境(密西西比的独特气候)所致。
②我对于电影《洛丽塔》的解读。第一个隐喻:脚。无可否认这是一个淫荡的客体。从阿洛堪称情色经典的惊艳出场水花四溅中双腿的特写到她的脚跺湿湿地踩在韩波特的裤腿上,阿洛那双玲珑的腿脚占用了极多的镜头。那些意味深长的动作始终在撩动着韩波特的情欲,寄托着他对于洛丽塔的全部欲望。第二个隐喻:嘴。电影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镜头是洛丽塔的嘴。似乎她的嘴从来就没有闲过,吃口香糖、香蕉、那种嚼得嘣嘣响的玩意儿。在弗洛伊德的观点看来,嘴也是一种重要的性器官。它是充盈的,也是开放的。洛丽塔下巴会动,她的吻唏唏索索地体现出一种与她年龄不恰当的少妇的情欲。片中韩波特屡次对她吃口香糖并且到处乱粘的行为表示不满,甚至有一个镜头他企图把她嘴里的东西掏出来扔掉。这里我可以解读成韩波特的不安定感,他意识到了阿洛的跳跃性和不稳定,正因为口的这种开放性使得他感受到危机四伏,他企图独占的身体具有着背叛的潜质。韩波特最终取得了胜利,他捏住洛丽的鼻子,甚至把那玩意儿扔到了车外;但事实上他却是个颓废的失败者,阿洛离开了他,投向奎迪的怀抱,她说他是她遇到的真正的男人,“那我呢?”阿洛笑了笑点上烟。他甚至不是她的第一个情人,他是无足轻重的、是不被需要的。韩波特直到这里终于彻底走向绝望。第三个隐喻:胡子。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洛丽塔支开韩波特去买香蕉,他在中途刮了一趟胡子,回来之后便觉察到有另外一个男人存在过的气息。在这里刮胡子的行为有着极强的象征性。胡子是父权的喻体,韩波特对于洛丽不仅仅是情欲的爱,更有种占有欲,是作为父亲的权势不容侵犯。然而在他刮胡子的过程中,这种父权就被侵害了,随着胡子的刮落而从他身上剥离了、失落了,这是韩波特无奈的预感。最终韩波特发现了洛丽与奎迪的接触,他疯狂地将她扑倒,疯狂地与之做爱,在她身上宣泄着愤怒。这个地方我注意到阿洛的口红原来有一些零乱——这是很可疑的,因为奎迪或许真是性无能的,当然这并不影响到他也可以吻她——但韩波特的嘴唇却彻底把洛丽塔的口红涂得一塌糊涂了。这个男人饱含着悲愤,虽然他不是她的第一个情人亦不是她心中真正的男人,却注定要独自背负这玷污的罪名。这个解读曾经被很多同仁认为过度诠释了,我却始终以为它在电影中是自洽的,是一贯相承、相互印证的,并且与弗洛伊德的理论遥相呼应(虽然艾柯推崇的波普尔认为这是伪科学),既然如此,那又何过之有呢?
③又粗略看了一遍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觉得里面河、船与桥三者的意象值得琢磨。河流是一种界限,而桥却超越了它,这是不可容忍的侵犯。小说里屡次提到南门的河流与石船,“我”和祖父在那里擦肩而过,祖父的父亲的职业恰恰又是筑桥者。在西方桥亵渎了护城河,是大逆不道,建桥是需要高级教士亲自督工的。筑桥者因而是一个时代最具有反叛精神的人,祖父和他的父亲筑桥的失败(合龙石翘了)正射影了这个家族的没落和精神的衰败。“我”的父亲与哥哥,他们面前不是始终隔着一条河么,直到死也无法跨越的河流。当然,余华在中国的背景中这种基于基督教的解读肯定是不受用的,况且我想得不够成熟、也并不以为它有太多意义,全当练习罢。
四、未尽的探索
在中国,符号学远远没有发展起来,对于作品的解构与诠释仍然是全新的话题。我常常在想,英文的字母完全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关于词源与变位尚可以做出许多文章,中国汉字博大精深的渊源是否也可以作为我们解读作品的突破口呢?算命的拆字法是否也是某种意义的诠释呢?(当然这种不提供任何有效信息量不可证伪怎么说都有理的解说也被波普尔归入假科学一类)
另外虽然诠释与过度诠释被界定区分了但艾柯本人也多次提到如果是有意思的解释,他也“可以改变自己的观点”。这种暧昧不清的态度给了过度诠释一种翻身的可能。作品的意图不是恒定不变的。这个独立于作者的文本自诞生起本身便具有种种对立的矛盾,一些是主要矛盾,一些则是隐藏着的次要矛盾。从一种文化达尔文主义式的发展观看来,随着历史的流变矛盾的转化,社会发展语境的改变使得原来的主要矛盾隐匿而次要矛盾凸现出来,那么原先的过度诠释在新的文化传统中是否也转化成了正当的诠释呢?这样看来所谓诠释的过度与否仍然是难以界定的。历史的发展将会影响到艾柯所说的界定法则,先验的先锋性也许会在日后成为普遍性,过去普遍的意义在今天也可能是先锋的。
作为独立的对象,形象则更甚于文本。多少人写过浮士德只有歌德的笔下他是可爱的真善美的追求者;哈姆雷特在弗洛伊德的解读中才表露出被抑制的俄狄浦斯情结;萨特的《苍蝇》给俄瑞斯特斯披上了存在主义的外套,成为五月风暴学生为自由而抗争的偶像;博尔赫斯重写的一千零一夜神话故事充满了时间与真实这样让人心醉的词句——他们发掘并纠集了新的矛盾将古老的形象擦拭一新从另外的角度又放出光芒来。正是这种矛盾的多重性为我们的诠释提供了无尽的空间,正如艾柯所说:“排中律似乎出现了危机……有可能同时有许多东西是正确的,尽管它们之间可能会相互抵触。……每个字每一个词都将是一种暗示、一种隐喻。”
我之所以反复讨论诠释的问题,并非认为诠释是解读文学的唯一途径或者最佳途径。只是作为一种方法,一种探求无尽真理的方法,一种看待世界的观念,它让我兴奋不已。现实种种,我不过想提供一个角度。光在衍射实验中体现了波的特征,在光电效应里却看到粒子的实质。什么是光?抑或何谓真实?这个世界,真相不止一个。
麦子 于2005.12.18凌晨5:20
参考书目:
《诠释与过度诠释》 安贝托•艾柯等著 三联书店
《认知隐喻学》 胡壮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八月之光》 威廉•福克纳著 蓝仁哲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细雨中呼喊》 余华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 博尔赫斯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