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陷阱》是一本由张夏准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41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007-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富国陷阱》精选点评：

　　●尤其适合于学经济学学傻了的某些同志！

　　●别的不说，结构上是一个好论文的典范

　　●09年版170页，07年版241页。

　　●关税，幼稚产业，童工，民主，法律体制，产权(知识）金融证券（读不懂）等等等

　　●韩国发展经济学的泰斗张夏准的名著，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研究世界经济，认为发达国家的发展通过各种贸易保护手段，等发展完之后转眼把梯子给踢掉，让发展中国家转而进行自由贸易，这种过河拆桥是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

　　●为历史中走来政府干预主义，保护主义正名

　　●打开了看问题的另一扇窗

　　●一些无脑捧西方发达国家臭脚的人应该来看看。

　　●很喜欢

　　●觉得一篇论文就够了不需要写一本书，我只是突然想起来为了写毛概论文我读完了它。

　　《富国陷阱》读后感(一)：发达国家踢为何开了梯子

　　在国际政治的格局之中，规则由强者写就。发达国家利用它们控制和操纵世界经济的实力，在制定国际经济体系的规则上实行了双重标准。由它们控制的国际发展策略机构推荐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只是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并不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些政策和19世纪英国推动自由贸易、反对美国保护主义的政策是相同的。它们口头上要求发展中国家采用那些它们从来没有为了发展而使用过的所谓的“好政策”“好制度”，而当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沿着梯子向上攀爬时，它们就会制造各种借口踢开梯子，修改那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则。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不能承受之重”。

　　在政策方面，对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借鉴中充斥着一个神话，它强调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工业政策的好处。然而，当今发达国家处于赶超阶段的时候，无一不进行幼稚产业的保护，猎取技术工人，从更发达的国家走私机器，从事工业谍报活动，还故意侵犯专利及商标权。等它们一旦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便开始倡导自由贸易，组织技术和技术工外流，并且大力保护专利和商标，偷猎者摇身一变，成了义正言辞的狩猎者。加快发展幼稚产业是大多数国家发展的关键，然而当今的发达国家却极力倡导发展中国家采用自由贸易、放任的产业政策，严重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

　　这些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在过去大约二十年里，还没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所承诺的增长动力。纵观世界的经济发展史，除了一两个的例外，当今发达国家都不是以一揽子政策为基础获得成功的。它们推荐给当今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方针或者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要求，与自身早期发展的经验大相径庭。既然历史的教训如此显而易见，还有什么理由迷信西方的政策和制度呢？

　　于是有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盲目地见贤思齐无异于刻舟求剑。无论在哪个方面，发展中国家都应该从发达国家历史上与自己现状相对应的发展阶段，而绝不是当下的情况中汲取教训，将他们的政策与制度和发展阶段相对应起来。意识到梯子正在被踢开的下一步，就是要自己再把梯子放牢。

　　《富国陷阱》读后感(二)：从富国陷阱看制度

　　这是一本观点比较新颖的，虽然其学术水平有限，但是它带给我们的思考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先大致讲下本书的内容，张夏准教授通过历史分析，从特别是一些现在的西方强国的各方面“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作手，比如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今天认为是比较发达的国家），考察了他们经济发展的历史与各方面“制度”的情况，比如代议制、司法独立、专利产权、政体、以及很多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然后他对比了今天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建设，通过收入水平和发展水平不同主体不同跨度的比较得出：今天的大多数国家都要求或者叫呼吁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应该采用他们现行的“优秀制度”才能更好的进行发展。但是现实是其实他们以前（即与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的历史阶段）却几乎从来没有施行现在所倡导的“优秀制度”而是违反这套制度获得超速发展（比如产权法制度，根据考察其实当时产权法已经方兴未艾，但是他们却不遵守或者不颁布这类法律，从其他国家进行剽窃技术人才，有很多国家即现在的发达国家都成立机构来进行剽窃）；但是现阶段，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连发达国家剽窃经济时代的水平都赶不上，可西方发达国家却通过国际组织或者政治强权要求所有国家都应该实施这一套“优秀”制度来尊重现代人权、促进经济发展。简练地说来，即现在的发到国家通过“优秀制度”号召或者强制来踢开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的梯子（他们以前也走过），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综合国力差距不断拉大，并且形成控制。客观来说，确实有部分因素是符合张教授对现在国际大国的揣测的，而且这部分很重要。虽然对这种一元化思想的批判不是重点，但是我还是想在此点一下。张教室的历史数据分析和对比确实具有明显性意义，即事实如此，但是原因有点单薄。举个例子，里面他提到现代民主制度和自由权利制度（进阶），我们按照他的思路考量下去，即现在的不发达国家的民主自由制度也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才能缓慢跟进，那要是这么说的话现代民主制度在非洲大陆上不知道要几时才能建立更不说完善了。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必须要经济进步了才能相应跟进，打个比方说，有人在某地方吃了亏获得的经验，另一个也要经历时只有等他也吃亏时才能活动？？那为什么不可以把先前的经验学习采用，避免损失和浪费，不更有效率和意义吗？？随着20实际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举工业革命的例子，有的发达国家马上要进入第四次工革命了，有的中等国家正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在第二次第三次工业哥们一起进行，最落后的甚至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一起进行，按照经济水平的费边主义渐近性改革只会越来越被发展落后而不能超速发展。除此之外，关于人权自由民主的制度，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应该被经济过度限制发育的！

　　一本书重要的不是怎么去摧毁它（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不足），更重要应该是去吸收它含在其中有用正确的东西（不仅仅是认可）。虽然本书有一些不足，但是正如我所说的，我们要抓住的是它核心的有用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制度匹配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么简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其反作用，这句话大致上是正确的，但是它也只能是大致。换句话说它可以用到任何地方，是永恒真理，但是往往这种东西的用处只能是常识性的。常识性或者公共所知即中性、低成本活动，我们需要的是更深层次上有用的东西。我不打算对所有的制度都进行总括，这样会显得很“”大致“”，因此我主要以专利产权制度进行说明（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打算按照制度经济学流派那么理论化和微观化说明，望理解）。专利产权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制度规划，它的发展对市场交易和经济发展具有匹配性作用。我在此不想说它们的历史、概念、法律解释等，只想简单说下专利产权制度与国家发展水平的匹配问题。在《富国陷阱》中提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甚至比利时（被认为产权制度最发达的国家）无一没有在两次工业革命期间通过各种手段剽窃其他国家的技术、专利和知识，甚至成立机构（就像美国cia性质的）。所以，即使在关于产权专利的国际会议倡导下建立现代产权法背景下，大部分国家可能还是简单地颁布一部很模糊的产权法，当然更简单的是直接不参加或者颁布但是可以不用。所以，他们都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原因之一），因为现代技术专利对经济发展无比重要。但是今天，全球这么多的国家和地区，若所有的国家地区都施行以美国为样本的产权法，那么有很大一部分国家会连基本的产权专利费都付不起导致无法发展，另外大部分会因为产权专利法使得发展受限，当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肯定不会有损失并且极大可能性获利。这是一个先发优势、实力对比、发展机会等多方面决定的局面，不说能超速追赶发达国家，就连能不能发展都是个问题。比如中国，中国虽然是大国，但是经济发展任然以近代传统经济为主，但是中国的知识经济、科技经济也显势良好，所以其对产权专利制度的要求更高，中庸一点来说就是不能不过于严苛，但是也不能太放任不管。但是这个度的把控却是一个大问题，与我们当下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对比过中国现行的产权法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产权法，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点！产权专利制度是为经济（主要）和社会公平服务的，它们的结构性匹配会带来巨大的效应，甚至会发生乘数加速数作用。此外，弹性权变的实践运用会使得这一制度更具实践性意义！

　　最后，制度之于社会发展，并非仅仅是反作用影响，这在大致上说是正确的。但是，有的时候也许会是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的效果完全取决于更广泛的现实域！制度的反思即发展的反思！

　　《富国陷阱》读后感(三)：发达国家的秘密

　　作者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发达国家（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瑞典、比利时、荷兰、瑞士、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是如何真正致富的，把发达国家现在正在向发展中国家所推荐的那些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比做是引导发展中国家‘致富的梯子’，但是，大量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料证明，这些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在其历史发展早期都是高度‘不完善’的，即使这些‘不完善’的政策和制度发达国家也没有很好地用过，甚至根本就没有使用过。

　　当今发达国家过去常常采用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的方法来刺激出口，并提供产业补贴，启动各种政府投资计划，尤其注重对基础设施及制造也进行补贴和政府投资；通过合法途径（资助留学）和非法途径（支持工业间谍活动，拒绝承认外国专利权，组织展览会等）引进外国技术。

　　在十七八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许多当今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完全杂乱无章。由于官职可以公开买卖，在许多国家官职被视为私有财产。包税制（国家征税承包最高投标者）在革命前的法国最为普遍，英、荷等国家也曾实行过。历史上有许多这样事例：保护某种产权最终危害了经济发展，而侵犯某种既有产权（并建立新产权）反而有益于经济发展（例如英国的圈地运动）。1875年大多数当今发达国家可能制定了专利法（瑞士和荷兰没有），但专利法质量很差，对外国人知识产权的保护尤为不利，部分原因是由于没有国际知识产权体系。比如美国尽管大力支持国际专利体系，还是拒不承认外国人的版权，许多德国公司忙于仿冒英国货。

　　几乎每个成功的国家在‘追赶’其他国家时都采用过幼稚工业保护和其他积极的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在它们变得十分发达之前，只有很少一些被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视为必需的制度，包括中央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等‘基本’制度。

　　当今发达国家面对‘是他们踢开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梯子’这一谴责的唯一解释是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昨天的‘好政策’在今天来说并不一定就是‘好政策’了。‘踢开梯子’的实质，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控制和操纵世界经济的实力，在制定国际经济体系的规则上实行双重标准。

　　当发展中国家将要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之前，发达国家就会制造各种借口‘踢开梯子’（包括重新制定和修改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规则和标准），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现已达到的高度。

　　发达国家实际上是让发展中国家不能运用那些他们自己在早期为了发展经济而运用过的政策和制度。通过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标准，这种标准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没有达到过。当今发达国家正在有效地采取双重标准，并且正在把发展中国家既不需要又负担不起的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严重伤害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无论愿意与否都要采取当今发达国家推荐的政策和制度，因为这是世界运行的规则（强者发号施令，弱者服从命令）。

　　每个国家都应该采纳一套‘良好的体制’（常常被公然等同于美国的体制），并要求穷国在短时间内（5-10年）实现转型，世贸组织的各种协议就是最好的例证。支持这种论调的是一批数量在急速膨胀的资料，其来源主要是世界银行及其所属机构。这些材料试图在体制变量和经济发展之间建立统计关联，臆断前后两者具有因果关系。但目前还仍未能完全理解特定的体制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要说清楚特定的政策是否存在以及其强度，是相当困难的。把先进的制度引进到一个还没充分准备的国家里，这些制度的功能会不会减弱？发展中国家被要求采纳的某些制度尤其对应的发展水平，而且运行成本也很高；有些不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甚至可能会对它们有害。

　　民主即使在当今发达国家得到了正式实现，其质量往往很差。‘质量’问题体现在根据种族、性别和财产占有选择地赋予选择权。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不论性质地保护一切既有产权（包括知识产权），而是在何种条件下应该保护何种产权。

　　有必要将开发能改善公司信息质量和信息公开的体制耗费的人力、财力成本同体制所能带来的裨益加以权衡，特别是在人力财力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值得期待。例如维持‘全球标准’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共同管制制度将要求发展中国家培训（更有甚者，要从国外雇用）出一大批世界级的法律专家和会计师。而发展中国家目前最需要的是工程师和能工巧匠。所有后进的经济体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向含有高附加值经济活动的转型问题，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也不是‘自然’发生的。

　　发展中国家应该对制度发展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这样才能促使其获得较快的发展。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相关技术背景、国际环境、人力资源获得等方面的不同，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多不同的政策工具可以使用。甚至在同一国家，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其发展的焦点问题或者中心问题也会有所变化。很有代表性的是成功的国家总是能够及时地、熟练地调整相关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一个国家政策或制度的潜在价值应该由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国内的发展，而不是由国际投资者怎么看待来决定的。在进行国际投资决策时，诸如市场规模和增长速度等因素比制度好坏的变化更为重要。积极的、有活力的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的实用是必需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使用这些政策的国家都能够获得经济发展的成功。一方面取决于政策的细节性形式，另一方面取决于执行这些政策的国家的能力和意愿。

　　本书论证了许多当前被作为‘善政’框架中的制度对发展来说并不是必需的。只有抛开历史的神话以及导致许多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过于抽象的理论，才能对经济发展中的政策和制度的作用有比较明智的理解。

　　《富国陷阱》读后感(四)：《富国陷阱》

　　看到博客上连续三篇读书报告，就知道自己已经三周没写读书笔记了，这也意味着这段时间我没看完一本书，想来实在惭愧，虽然这学期比上学期明显的忙了许多，但因为这个原因就如此长时间的没看完一本书实在说不过去，要知道考研的时候可是最忙的，那段时间我仍然看了不少课外书。这段时间除了用于看彪哥布置的论文以外，还是看了一点儿书，好几本书都是看了百十页，然后因为别的事给耽搁了，不过，之所以效率如此之低，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走神耗费了大好光阴。惆怅的话就不说了，还是抓紧时间读书是正道。

　　本周比较政治经济学课，老师要求阅读的文章里包含剑桥大学张夏准博士的这本《富国陷阱》（其实按照英文直译应该叫“踢开梯子”更妥），内容主要涉及当今的发达国家在其出于发展中阶段时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并通过对这些发展战略或道路的描述指出，现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好政策”，因为这些政策是他们在实现工业化之后才实行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采取，甚至采取截然相反的政策。并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层面上的要求也显得过急过快，作者通过历史事实指出，发达国家在其处于与发展中国家可比的发展阶段时，制度变革和完善所经历的时间要远远长于发展中国家，其已经达到的制度水平也远远落后于后者。

　　本书的价值在于破除了许多引起人们误解的一些谣传，包括英国是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自由贸易国、法国的指令性经济同英国的自由放任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实际上，英国在其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之前曾长时间的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比如为扶植国内的羊毛纺织业发展就曾限制羊毛出口以打击低地国家的羊毛纺织业，并且英国还采取措施限制殖民地与本国的竞争，使得印度、北美和爱尔兰等地的工业难以发展。另外，英国在实行了一段时间的自由贸易之后，很快就在20世纪因为优势的丧失而重新实行保护政策。当今被视为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更是自始至终在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它甚至被认为是保护主义的发源地。而研究法国历史则可以看到，大革命前虽然曾经实行过保护政策，但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20世纪上半期，它甚至比英美还自由。而德国则主要通过公私合作、提供补贴等手段发展幼稚产业，而没有明显的保护政策，当然这要排除重工业领域的关税保护。日本也在长时间里没有实行保护政策，这主要是因为直到20世纪它才得以废除不平等条约，重新获得关税自主权。当然，这些误解的破除并不意味着说这些国家都没有在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事实上这些国家要么通过关税保护、要么通过其他措施，都致力于发展本国的经济，扶植幼稚产业，提高本国的工业化水平。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是真正如后来发达国家所标榜的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相反的是，他们只有在已经实行经济腾飞和工业化之后为了发挥比较优势，或者更好的抢占其他市场才四处宣传这种自由主义政策，作者用一句形象的话将之概括为“偷猎者成了狩猎者”，其实质就如本书的题目所言，踢开了发展过程中的“梯子”，防止后来者赶超。另一个事实就是，正是那些没有照搬发达国家要求的后来者才得以顺利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上一段主要从发达国家采取的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的角度来探讨经济发展问题，接下来作者着重分析了这些国家发生在制度领域的变革。作者考察了六大领域，民主、官僚与司法、产权、公司治理、公司金融体制、福利和劳工体制等，这六大领域中，当今的发达国家都是花了少则数十年，多则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将其完善达到今天这个水平，甚至许多制度直到今天都难以说尽善尽美，只能说与现今的条件比较匹配。一个制度不能简单的移植，这应该算是一个常识，但发达国家却总是热衷于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制度，但要看到的是，即便是发达国家之间在制度方面也具有种种不同之处，到底移植哪一种都成为问题，现实状况是英美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模式成了推广最力的一个模式。作者将发达国家的制度演进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1820、1875和1913年为标志，第一阶段最先进国家还处于工业化的早期，各种制度基本上都没有定型，甚至很多制度尚不存在；第二阶段比较先进的发达国家处于工业化高潮，其他发达国家刚开始工业化，这一阶段少数国家实行了男子普选，官僚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其他经济制度已经存在，但还不完善甚至无法发挥作用，福利制度开始在一些国家出现；第三阶段许多国家工业化已经成熟，另一些则达到高潮，这嗜好各种制度虽不完善，但已经初现雏形，为后来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应该看到，这种制度变革是要经历漫长的时间的，由于发展水平不同，现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已无法进行有效的比较，因此作者试图通过将发达国家在其发展中阶段时的发展水平与现今处于类似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发现后者面临更大的困难，但却有着更完善的制度形式和更高的制度水平。应该说这与后者处于后发阶段，可以借鉴很多前人的现今经验有很大关系。也应该看到的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是在受限制的条件下实现发展的，他们的生存环境已经被发达国家型塑，他们只能选择适应并灵活的调整。其实，当今发达国家所推销的制度并非绝对不适应，它也包含着人类制度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借鉴这些制度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少走很多弯路，从而减少发展过程中的损失，但这绝不意味着应该照搬这些模式，因为每种制度都必不可免的带有原有国家的独特性质，因此如何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的借鉴这些制度经验是发展中国家所需要重点思考和研究的，面对难以完全独立自主的国际环境，发展中国家如何自主选择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面对西方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推销所谓“普世价值”，以及其自身反而没有按照这种价值去行为的矛盾状况，国内很多学者将其归结为西方国家在语言与行为上的“双重标准”。张夏准的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运用丰富的史实对这种评价进行了论证。当然，后者的评述比前者要深刻的多，毕竟，后者的著作更多的基于学理的探讨，而非基于现实利益和民族感情的争斗。

　　《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作者：[英]张夏准（Ha-Joon Chang） 译者：肖炼 倪延硕 等

　　目录：

　　前言

　　序言

　　第一章　绪论：富国是如何真正变富的

　　一　导言

　　二　方法论问题：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三　章节

　　第二章　经济发展政策：历史视角下的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

　　一　导言

　　二　赶超战略

　　三　领先国家的引领战略和赶超国家的反应——英国及相关国家

　　四　工业发展政策：一些历史谣传及教训

　　第三章　体制与经济发展：“善政”之历史视角

　　一　导言

　　二　发达国家的体制发展史

　　三　过去及当今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发展

　　第四章　当前的教训

　　一　导言

　　二　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

　　三　发展制度的反思

　　四　可能存在的缺陷或不足

　　五　最后的评论

　　参考文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Anthem Press，2002，2003，2004） 160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