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服从》是一本由[法] 玛丽–法郎士·阿兹布鲁克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页数：1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不服从》精选点评：

　　●【201941】不服从，写在人类命运中的三个字；人人皆有不服从恶法的权利；“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哲学系”第二辑中相对不好读的一本。

　　●这本好

　　●比较容易阅读。阐述了不服从的各种哲学概念和哲学家语录。本子小小一本，甚至可以放在口袋里，特别棒！

　　●政治生活中、社会生活中的不服从，成为一个反抗者

　　●虽然是小册子，但是并不是科普性质的文章，内容很散，实际上是7个不同主题的散文，围绕服从与不服从，进行的思考

　　●19#133 重读《1984》后自然延伸的阅读主题。很适合当下怀疑一切的状态。应该是哲学系里读得最痛快的一本，公民不服从、自然法……这些法哲学中反复被探讨的问题。但在不服从的讨论之外，印象最深的是这一段，“教育发掘出人最初的不确定性，使人得以成为与他出生时候不同的人，成为他可能成为的人”。接下来打算读康德的《论教育学》，以及阿伦特。

　　●我反抗，故我存在。 “奴隶”和“臣服”的区别，怠惰、反抗、违法、造反，对政治生活的不服从，却是内心住着悲壮的英雄主义

　　●这么薄的书，不能期待有多深入探讨，它只是讨论了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不服从行为，例如懒惰，彻底的不作为看似消极，也是一种对社会的不服从。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武力反抗的不服从，之所以很多看来是正义的，是因为它已经不是单纯利己行为，而是它为更大的目标而自我牺牲的浪漫主义色彩。

　　●长久以来，我一直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不服从心态，避免落入人云亦云的荒唐局面，不过是否真有成效，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在很多过往场合里，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了鹦鹉学舌的那一个。书中对一些概念的评价还是太决断了，比如「无政府主义者」一章，将无政府主义批评得一无是处。而在「公民不服从」一章，提到梭罗倡导的公民的不服从行为起源于个人道德时，莫名联想到了韩国人抵制日货的活动。

　　●其实可以将本书视作一本不错的书单。

　　《不服从》读后感(一)：政治是种专业领域的东西么？

　　临时有点想法，手机打字记录一下，或许有所疏漏。

　　1、除了台湾，暂时想不起来哪里是绝对民主，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算一定程度的代议制民主。

　　2、政治是专业领域么？在互联网以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相信这是专业领域，所以有政治世家有政治家有政治学。互联网时代，人人相信自己的选择，所以有了奥地利的“天才总统”，有了特朗普。但是如何评价，让历史去见证吧。

　　3、我对于此书主要的不满之处在于观点，为何能在一本高中哲学读物中去阐述，民主天然正确，虽然这是西方一贯以来的观点。那么民主引起的民粹注意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呢，纳粹德国以及在美国发生的《浪潮》实验，《乌合之众》等。

　　4、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我一直觉得要尊重专业。当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做选择的时候，其实往往都会做出错误选择。到底是互联网以前的新闻时代更好，还是今天的新闻业更好。

　　当然，这个问题也可能是见仁见智了。

　　最后，我很认同书中提到的限制权力，但是限制权力的办法一定是通过选票么。

　　《不服从》读后感(二)：《不服从》-引言据典、纷富繁杂，部分片段值得深究

　　不服从，指不做别人命令我们做的，或者做别人所禁止的。这是两种方式，前者更加被动，不做但不反抗，亦或是无声的反抗。

　　正是我们从小学习的服从，让我们变得有教养，不再野蛮，包括各个领域和法律。但这表现出了教育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即我们在教育下一辈学会服从的同时，如何让其与“自由”相平衡。对于这个问题，文中给出的回答引用了汉娜·阿伦特的话：“儿童在教育关系中的服从，远非对其自由的否定，乃是对其未来自由之塑造，学习一种与培育他、引导他的人之间的平等。”但是如此这般的含义是否就是指你我之间存在着某个确切的标准，是我们共同服从于它。而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标准，才会有更多的“新人”加入到服从的行列中来，不过，加入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平等还是为了不被大众所抛弃？服从是为了与人一致，逐步趋同，被大众包容。

　　“不服从的权力”是否存在呢，对于一项规则，有一百个人同意，有十个人不同意，那么是否就可以视十个人的不服从为无物呢？赞同的大多数何来权力去代替不赞同的少数去决定，即使是有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那么至少这项规则是全票通过的。所以法律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们服从于我们共同参与决定的规范，即使这样会伤害到我们自身的部分权利，但往往是这样，服从是牺牲一定自由的情况下换取利益。于是我们并非服从于某个人，而是服从于自己意志产生的相互之间的共同约定，服从于全体授予的权威，国家便是建立在这样的权威之上。

　　当然为了反抗此类种种的服从，于是有暴动、革命，文中提到“暴动只由人们不满引起，他不是武装的反抗，而是个人的反抗，他们奋起或起事，但没有考虑到在他们的行为之下将被动摇的制度，也没有考虑过因此产生的制度。而革命者想要建立更好的制度。”“暴动者想要的是超越一切的制度，消灭一切权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表现的更像是一种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这是无关社会无关政治的。所以不服从并不意味着摒弃一切权威，“远非如此。提到皮鞋，我只信服鞋匠的权威；如果是房屋、运河或者铁路，我则需要请教建筑师或者工程师的权威。对于这样特殊的科学门类，我服从于这类的智者。但我并非受到鞋匠、建筑师，乃至智者的支配。我自由地聆听他们，他们的智慧、品性以及知识值得被尊重，同时我仍然保留了自己不容置疑的批评与自我控制的权利。”劳动分工与能力的交换因此就显得很有必要，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指挥权，同时不可避免的处在被指挥的地位，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才会有更多的联系，从氏族部落到现如今经济贸易全球化，都是如此，取长补短，各取所需。随着人的需求越来越多，自然与旁人联系也越来越密集。同样在行业里自然“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最后，在公民共同授予权威的规则危害了公民的权利时，公民的不服从即被赋予了合法性-限制内的合法性。

　　《不服从》读后感(三)：服从还是不服从？

　　

1.加缪的不服从和苏格拉底的服从

加缪说“我反抗，故我们存在”，我们不服从。而苏格拉底选择了服从。

　　加缪的《卡利古拉》里，人们不服从的是暴君，压迫赋予了抵抗/不服从以正当性。

　　而苏格拉底服从的是律法，律法是公意，是契约。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所写：「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支配的权利，于是，就只剩下约定得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来源」。

　　在服从丛林法则的世界，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被更强大者所支配，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通往自由的第一步，是学会服从共同的法则，遵循法律，克制面对他人时的欲望。

　　于是，苏格拉底用生命力证环境不能决定行为，行为只能被理性支配：并不能因为雅典人对他进行了不公的判决，他就有权利不服从城邦的法律。

2.梭罗的不服从和罗莎·帕克斯的不服从

　　1849年，梭罗首次提出公民不服从的概念，在个人层面和他所谴责的政府分道扬镳，选择不助纣为虐，在阿伦特看来，这种道德态度与其说是不服从，不如说是“良心拒绝”，只能震慑个体，而不能震慑世界上的恶。用儒家的说法，就是“独善其身”。

　　法国曾经有诸如“德布雷法案”这样极不正义的法律，要求留宿外国人的法国公民必须到市政厅或者警察局登记申报。1997年该法案遭到法国哲学家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说，一个政府无权在法律颁布之后不允许任何讨论，在“德布雷法案”这种极不正义的法律面前，存在“人类的更高法律”，即实在法。实在法的范畴内，它可以赋予对一国之恶法不服从的权利。当人类道德标准岌岌可危的时候，这种权利便可以被合法地运用。

　　公民不服从是一种「捍卫法律的意义」的方式，也是一种构建公民身份的方式。

3.艾希曼的服从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不服从

　　艾希曼的服从当然是盲目服从，就像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所写：相信艾希曼是个恶魔，一度让人觉得可以高枕无忧了。

　　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1961年开展的服从权威实验告诉我们，普通人，我们，都有可能是下一个作恶者，下一个艾希曼。2015年的电影《实验者》再现了这一实验，很遗憾，评分并不高。也许现代人对于自己的评价很高，以为自己不会是恶的服从者，然后一边不知不觉沦为慕强者——权威的服从者。

　　读完这本书我最赞成的居然是无政府主义。

　　巴枯宁在《上帝与国家》里写：「我们不接受任何权威和任何势力，无论是享有特权的、公认的，还是官方的、合法的，甚至是经由普选产生的，我们确信它们为了少数统治者和剥削者的利益而违背广大被奴役者利益的做法，是不可能有所改变的。在这层意义上，我们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天堂变得越是富有，人类和人间就变得越是悲惨。」

　　巴枯宁想要把伏尔泰的句子「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也要创造出上帝」改成「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就应该消灭他」。人类对绝对且超然之权威的服从应该终止了：「如果上帝存在，对他而言使人类得以享有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要继续存在。」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任何权力都是压迫，无论其形式如何。

　　如剧作家阿尔芒·加蒂所言：「无政府主义者感兴趣的，不是拥有权力，而是拥有觉悟。」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动并非为了推翻政权，而只是要让自己奋起，走自己的路，将自我从一切束缚中摆脱出来。

　　可能我是一个潜在的无政府主义者。

　　《不服从》读后感(四)：“服从”与“不服从”的逻辑统一

　　议题一：服从

　　1.重新认识服从

　　听到服从这一个词，我们总在第一时间想到怯懦，仿佛不服从才是人真正该有的本性，而服从永远跟向生活低头挂边，也仿佛所有的服从都是与自由对立的一方。

　　实际上，服从人类一种理智的选择。当人类还是野人时，自由驰骋，但很难进步，或者说无法形成人类文明。我们摆脱野蛮状态，选择在一个群落中、一个城邦中乃至一个国家中遵守相同的规则，服从法律的权威，这是低头吗？这不是。我们之所以称之为人，是所处的社会交互关系培养了我们的人性，使我们成为人。野人的生活不需要服从谁，想干什么干什么，但粗鲁又无秩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可言——身处丛林法则中的野人只有弱肉强食，哪里有空塑造文明意义上的自由？

　　而随着人类的完善，一定范围的人制定规则，一定范围的人选择遵从，人在接受训练和教育的过程中完成自我规制，在有序的生活下得以感受到规则内的自由。也即，人类的自由，没有不是在对准则服从的过程中获得的。人类需要服从，才能步入文明，约定和法定，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来源。

　　我们此前对服从二字的不良印象实际上是因为混淆了“服从”与“受奴役”。斯宾诺莎的一段话可以很好地捋清这个逻辑：“一个国家之中，最高的原则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统治者的利益，服从最高统治的人并不应该被称为行动与其自身无益的奴隶，他们应该被称为公民。”阿兹布鲁克解释，服从只追求私利之暴君，与服从为了苍生利益之一国法律，这两种情况都是服从于支配；在前一种情况里，人们是奴隶，在一种情况里，人们是公民。

　　2.服从的不利衍生面

　　* 随波逐流

　　在因循守旧的遵从中，大多数人放弃了对自己所遵照的事物的一切反思，变得随波逐流。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的时代，这个时代让我们得以享受一种毫无限制的思想独立，但也削减了我们的思想自由。顺从大流的、一致的思想不断窥视着我们。”

　　如果说要预防不反思的随波逐流的服从，我认为至少该多读些书，打坐格竹似乎离这个快节奏的世界越来越远，但是社会阅读仍是主流消遣。思考的痛苦交给哲学家，我们就在书本上思考反省吧。

　　* 盲目服从

　　对权威的顺从极易导致又蠢又听话，这可以解释心理学研究中，受虐者在长时间受虐后会对施虐者产生依赖，离不开施虐者。

　　过度盲目的顺从使每个人都有成为恶徒的可能，奥斯维辛营的执行者，历史上所有大屠杀的执行者，都能佐证这一判断。毕竟，恶是平庸的。米兰格尔姆研究说明“哪怕没有任何敌意，平常人在履行自己的任务时，也能成为残酷的毁灭进程中的能动者”。

　　议题二：不服从

　　1.不服从的几种形态

　　* 违法

　　违法应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违法犯罪，第二是对不正义的法律的反对（不服从）。对于第一个方面，不是本书探讨的话题，而对于第二个方面，在我看来，法律是一种意识形态产物，它总是需要进步的，因此有一些对法律的抗议，可能是因为法律落后了，或者某一条款不符合社会总体利益需要进步了，因此有人站出来反对，这被看作违法，即对法律的不服从。这样的不服从有很多种指向，如完善法律，或废止法律。服从法律，是因为这些规则适当地保护了我们需要的利益诉求。因此在这些层面而言，作者的观点可得以支持：“服从法律不是纯粹的臣服，不服从也不是渎圣”。但是对法律的不服从应该有非常严格的限度，只有法律被证实及其不正义时，才能被赋予不服从法律的合法性。

　　* 懈怠

　　有人认为懒惰即停止服从，作者说选择懒惰在意味着决定同时不服从社会的和道德的命令。《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是一位反对工业劳动及其生产本位主义者，如果懒惰的对立面是劳动，那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懒惰”。懒惰是不服从吗？在我看来，如果懒惰是“劳动价值”的反对面，实际上懒惰只是对一种规则（劳动）的不服从但对另外一种规则的服从。诚如作者言：“对劳动各种确切形式的拒绝，最终不会带来混乱，更有可能呼唤出一种秩序，一种确切关乎人的秩序，这是一种闲暇生活的秩序，一种并非只有消费活动的秩序，更是一种不可以简单归为职业生活的社会生活的秩序”。

　　* 造反

　　将造反归为不服从的一类，首先要明确造反是什么，同时界定造反与反抗的区别。作者在书中讲的“不服从”站的角度很高，是基于群体性动作而言。造反是指大规模的暴动或者起义，归类为不服从；反抗是拿起武器抗争有权者的战争，可以是个人，可以是集体。因此反抗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服从有待考虑，基于起因，应将反抗分为因自身（某个组织/群体）利益的反对和因社会利益的不服从。作者表示，“当一个人将实现自己的利益看作追求普遍意义上的公正时，就变得极端和不理性了。如果个人要求的是一种起义的权利，那能够掌握这种权利的唯一主体是人民，而不是某个个体”。所以，判断造反、反抗是否为不服从，要看拒绝不公或反抗不公时，反抗者是为了全社会（甚至全人类），而不是只为了某个组织或群体，更不是为了他们自己。

　　* 无政府主义者或绝对不服从

　　无政府主义指的是不要政府、不要统治者、不要一切任何指挥者，更不要一丁点儿的等级划分；同时也指缺乏原则、规则和法律。“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比起不服从，他们更要拒绝服从一切、拒绝服从任何人。”这样的不服从是令人害怕的，我不禁想，没有任何规则的社会，将会退化到原始时代吗？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不服从，真的是为追求自由吗？我无法想象没有规则的世界里，自由会是什么样，似乎前面有只野兽在盯着我要将我撕碎。这也许是我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了解太少，或者是习惯了服从。

　　2.公民不服从

　　因此作者认为不服从必须具有公民性质，也即只有当其他公民也参与到对不正义之法律的抗议中时，不服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服从，这一观点与整本书的逻辑一以贯之，也具有说服力。

　　《不服从》读后感(五)：“我不会知道哲学的明天”

　　“我不会知道哲学的明天” ——读库专访“哲学系”译丛原版主编玛丽-法郎士·阿兹布鲁克

　　采访：梁霄（“哲学系”译丛责任编辑） 笔译：黄可（“哲学系”译丛译者与特约审校）

　　读库于2018年11月出版了“哲学系”译丛的第一辑。这套引自法国的哲学通识读物每册围绕特定主题展开，旨在打破学术艰涩壁垒，引入哲学思考方法，触及现代文化的方方面面。今年6月，“哲学系”译丛第二辑即将面世，丛书内尚未出版的其他各本也在紧张的编辑当中。值此之际，我们与这套译丛的原版主编玛丽-法郎士·阿兹布鲁克（Marie-France Hazebroucq）女士进行了一次长谈。

　　我们的采访从玛丽女士的日常教学工作开始，围绕她对于哲学普及教育的思考，继而切入她在主编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在写作主题、写作方式和搭建哲学思维等多个方面的考量。正如玛丽女士本人所言，“哲学”仍然是一门处于探索过程的进行中的学科，对于其结果的理解，需要我们付出某些努力：阅读，交流与思辨。本次采访也将属于这些努力当中的一部分。

玛丽-法郎士·阿兹布鲁克在课堂上。玛丽-法郎士·阿兹布鲁克是文学博士与获得法国哲学教师职衔的哲学教授，也是法国研究柏拉图哲学思想的专家。玛丽女士以极大的热情将整个职业生涯投入到哲学普及教育之中，并长期担任法国高中毕业班的哲学课程教师。

　　读库：首先请谈谈您的日常教学工作以及您决定主编这套丛书背后的原因。

　　玛丽-法郎士·阿兹布鲁克（以下简称阿兹布鲁克）：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教授哲学，主要担任法国高中毕业班的哲学课程教师。在法国，这个班的学生将参加法国高中毕业会考（Baccalauréat）并且接受往后的哲学教育；我也在大学担任了几年的教师，主要讲授柏拉图；此外也给要参加大学校（Grandes écoles，属法国精英大学系统）入学竞赛的预科班大学生讲授哲学课程。我在Rue de l’Échiquier出版社编辑的邀请下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他们想要出版一套面向青年的哲学普及书籍，借此给青年人对于世界和自身的困扰与问题提供一些更专业的回答。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激发了我的热情，此后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套丛书的主编工作中。

　　读库：您如何选择丛书内每册书的主题？您和其他作者是如何讨论的？是否有一些待选的主题后来被淘汰了，而最终呈现于读者眼前的为什么会是这十册？

　　阿兹布鲁克：萨布里纳·切尔奎拉（她目前是哲学教师，也是《盗窃》与《坠入爱情》[待出版]的作者）和我是这套丛书的主要作者。在和编辑讨论之后，我们针对这套书拟定了一个写作框架，随后开始选择主题。我们倾向于选择一些“动词”作为关键词（恋爱），而不是名词（爱情），而且我们选择的词通常含有贬义，如盗窃、嫉妒、浪费时间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对一些类似违抗、做梦、亲人去世等日常经验所引发的问题，或是一些普遍的情感，如爱、愤怒、嫉妒、恐惧等进行哲学探讨。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就会优先思考和分析一些“负面”的概念，例如谎言、盗窃、报复、不服从等等，以此来厘清与它们相对的那些“正面”概念，比如真理、财产、道歉和服从。

　　在讨论过程中，我们也确实考虑过其他的一些主题，例如无视、无神论者的生活、贫穷、毁灭等等，最终作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旨趣做出决定，选定了这十个主题。整体而言，这套丛书的核心关乎正义和自由的价值、存在的意义、我们的个体身份，以及人的境况。这也意味着，透过这些主题，我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思考着那些“使人类生存于世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例如劳动、生活在他人之中，以及死亡”（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读库：丛书中由您撰写的三册《不服从》《谎言》《报复》此次将会在中国一同出版。可否简单向读者介绍您在书中对于这三个主题的思考？

　　阿兹布鲁克：我关注涉及道德和政治的问题。就像这套丛书的其他作者，一直以来我也有自己的研究兴趣和专业领域，诸如谎言、惩罚的权利、盲目服从等。撰写这三册书对我来说是一次机会，能够让我重新反思那些我从个人教学生涯的起点就已经开始的工作。

　　因此，在《谎言》中，我思考的问题是：人类为什么在憎恶谎言的同时又为某些谎言辩解？我们应该如何做到在不违背真诚性的原则下，超越这种矛盾？而在《报复》一书中，我写到“报复”的精神要求“以恶制恶”：人们尤其会将复仇看作是一种惩罚别人的意志，惩罚的对象通常是那些在令人厌恶的罪行中显露出来的人。报复是否是正义的？另外，到底什么是伸张正义（faire justice）？《不服从》则是一次更为严肃的写作经验：不服从似乎意味着为了葆有自由而拒绝一切服从。如此一来，我们如何做到在服从于某人意志的情况下成为自由的人？但规范和准则只是施加给自由人的：自由人有能力不服从，然而自由人的自由因此就不得不被教育、被训练，最后成为人类的自由。所以，我们也需要思考如何不服从于不正义的法律，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这种不服从是一种权利。

“哲学系”译丛第一辑2018年11月由读库出版。分为《盗窃》《时间》《梦》三册；“哲学系”译丛第二辑2019年6月由读库出版。分为《不服从》《谎言》《报复》三册；第三辑正在出版准备中。（封面插画：卢珊。）

　　读库：这套丛书的写作方法与其他哲学书籍全然不同，使中国读者感到耳目一新，比如，丛书更加注重由举例展开，从现代文化中旁征博引。这样的写作方法是如何形成的？

　　阿兹布鲁克：这是一套哲学普及丛书，而不是哲学论文，也不在于分析某个哲学家或者哲学史上的某个阶段。因此，丛书在写作上必须清晰、简洁，需要在精确的同时保证这些内容的可读性，还要在写作过程中避免因为简化而造成的肤浅。所以我们给每一册都单独拟定了具体的写作纲要。每章的开头通常会从一个日常生活故事展开，或借用从影视、文学作品中摘取的具体情境。由这些叙述出发，我们提出的问题会在其他例证的帮助下得到越来越深入的探讨，这些例证可能来自小说、电影、喜剧，甚至是漫画和装置艺术等等。这就意味着，为了能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以及解决遇到的问题，我们需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那些精确的定义，乃至一些概念，还要对一些哲学文本进行新的讨论。

　　我们还认为，应该让这些书中的章节能够被读者摘取出来各自独立地阅读，同时也尽可能地每一次都使用不同的例子。因此，丛书的每个主题都会呈现出许多变化，换言之，每个主题会产生不同的面向，或者会从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角度进行发掘。例如，对于“谎言”的概念，我们从“作弊”、“欺骗”、“诽谤”、“冒充”、“食言”等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直到最后还讨论了与其相反的概念，比如“揭发”、“真话”、“原谅”。

　　读库：这样的写作方式与法国的哲学教育实践有何联系？

　　阿兹布鲁克：这套丛书并非哲学教科书，但它们和哲学专业书籍相辅相成，也符合法国高中哲学教育的节奏，与法国在高中教授哲学的精神传统一脉相承。此外，法国高中哲学课程也是一种哲学普及教育，而非大学开设的哲学专业课程。这也是法国哲学教育的特点：侧重基本哲学（philosophie générale）的教育，而不是强调哲学史上具体的哲学观点和流派。哲学教师们同时也要注意提升问题意识、进行概念化和论证的工作，以深入研究考纲中的一些概念。他们还需要寻找一些例证，以便引导学生进行哲学反思和判断的训练。

“法国中学哲学教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问题和概念为线索传授哲学知识。由法国教育部颁布的中学哲学教学大纲将23个哲学概念归入5个哲学范畴，并且明确规定教师必须围绕这些概念来组织教学。”资料来源：《法国大学哲学教育的必经之路——法国中学哲学教育》，郭真珍。

　　读库：在您看来，今天人们应该如何“阅读”哲学？我们怎么知道“应该阅读”的哲学是哪一种呢？

　　阿兹布鲁克：在这套丛书中，我们系统地引用了一些例证，让它们成为走向思考的入口，我们会使用各种类型的例子来阐明一个观点，或者更准确地说，来激发这个观点。在进行论证的过程中，我们也参考了很多哲学文献，希望能够通过一些现实生活或虚构作品中的例子来激发出读者对于哲学的好奇心。比如，从迪士尼的电影《奇幻森林》出发，读者也可以对康德关于教育的思考产生浓厚的兴趣。

　　所有的哲学都“应该被阅读”，唯一要考虑的是哪些哲学文本与我们自身的问题具备更直接的关联性，也就是说，要考虑哪些更适合自己阅读。我总是会参考一些被认为是艰涩难读的哲学家的作品，比如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当我们有了阅读哲学的欲望时，阅读哲学便可以滋养我们的思想。而我们这套书正是为了激发这样的欲望。

　　读库：这套丛书中的内容高度关切现实生活与现代文化，如《报复》中对死刑的讨论和对“复仇文学”这一文学传统的摘引。这种不圄于哲学思想本身，而是转向对现实生活进行思考的写作是倾向性的吗？这种写作是否暗示了哲学在现代社会的功能目的？

　　阿兹布鲁克：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已经很好地理解了我们在这套丛书中所做的尝试。我认为，要在与“生活现实”的关联中书写哲学。一直以来，人们总是批评哲学远离现实。当人们哲学性地讨论问题时（例如讨论死刑），就意味着不能只局限地选择支持或者反对，而是要进行思考，需要动用自己的智识（例如要厘清关于正义的观点以及惩罚的意义等）。因此，正如埃德蒙德·胡塞尔所言，我们需要从感性、个人经历和传统之中“脱离”出来。但这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回到我们尝试进行思考的现实之上。

　　我发现，在哲学写作过程中引用来自现实世界或者虚构作品的例子也是当下许多哲学家的写作趋势，他们会从文学作品甚至是电视剧中寻找例子，目的是让一些问题能够变得更加具体，尤其是关于道德的问题。由于缺少适用于所有人的现成答案（这类答案通常来自宗教或哲学流派、传统道德所构建的思想体系），人们在面对当今时代的不确定性时，只能藉由文化，尤其是哲学文化，来理解和诠释“生活现实”。我并不知道这是否算得上哲学的功用，但我注意到一点，现在的媒体经常借助哲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来“阅读当下的时代”。

　　读库：在您看来，哲学有没有某个“诞生”的时刻？

　　阿兹布鲁克：我的博士论文主题是柏拉图。所以你应该可以理解我的看法，我认为哲学是随着苏格拉底，或者至少是随着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诞生于雅典的城邦，那大约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柏拉图乃至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起源于“震惊”（l’étonnement）：他们藉由这个概念并不是为了阐述一种面对奇异的惊愕或震慑，而是为了体现对日常的发问，以及对智力的运用。

　　读库：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该如何理解哲学？作为哲学的新读者，又该如何理解哲学的历史？

　　阿兹布鲁克：整个哲学史对我来说更像是柏拉图哲学的延伸和讨论。于我而言，这是一种源自柏拉图的传统，也是一种理解哲学史的方式。当然也有其他的理解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一如那些最年轻的人，总是认为哲学可以给他们直接的答案，也时常准备拿哲学来应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因此当他们意识到，需要花时间去思考，或者是花时间进行繁复的论证以及进行明辨概念这样复杂的工作时，他们总是难以接受。对他们来说，这些事情仿佛在浪费时间，是无用的“推理”。所以在这套书中，我们采用前面提及的写作方式，目的就是想让年轻读者在进行上述那些工作时，能够变得更简单一些。

　　读库：您如何看待哲学与人类文化的关系？

　　阿兹布鲁克：如果我们把“人类文化”理解为人类在历史进程中发明创造的那些东西，那么哲学于我而言是人类最高级的创造之一，一如艺术与科学。但如果说哲学文化对全体人类必不可少，那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对有些人来说，终其一生都从未醉心于哲学是完全可能的”（汉娜·阿伦特）。

　　读库：现代世界对“科技”的崇拜已经切实地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社会、道德、生活等各个层面。哲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似乎已经失语了、被忽视了，您如何看待这种现状？

　　阿兹布鲁克：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否定科学，而是对在科技发展中出现的规范被过度捧高、以及科学规范在其他领域的普遍化和正常化这一现象提出了疑问。大多数秉持科学规范的人审视周遭事物时会声称：某一事物，当它起作用的时候就是好的，或者说只有当它既有效又有用的时候才是好的。这种狭隘的功利主义在道德和政治层面上，乃至在社会和个人生活问题上都在发挥影响。G.E.莱辛则提出了如下问题：“那么请你告诉我，用处有什么用处呢？”

　　从技术角度来说，一切能够实现所提出之目标的方法都是好的。它的价值就存在于它的有效性中。这种方法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它能够让我们实现目标。但如果我们提问：取得这样的结果好在哪里？功利主义者则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只会回答因为它有效所以它是好的。哲学这门学科恰恰摆脱了功利主义者的立场，提出了关于意义的问题。

　　哲学与其他的人文科学一样，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我并不因此就觉得这些人文学科被忽视了。就在最近，巴西取消了对大学人文科学教育的资助，因为大家觉得它们一点用都没有。然而，这个事件并没有证明自身的必然性……事实上，我们反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哲学需求”，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媒体为了“阅读当下的时代”，越来越经常求助于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读库：您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了解吗？可以谈谈您的感受吗？

　　阿兹布鲁克：很遗憾，我并不了解中国哲学。这是我所接受的大学教育的不足之处。我只知道一些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传统思想，也知道这些思想在中国有很多交锋，这一点和西方是一样的。我认为，即便哲学有一个西方的起点，但它不会只是西方的，它是可以在世界上任何角落被分享的。这也是为何这套哲学普及丛书在中国出版会让我感到十分喜悦。这是哲学自身的命运：它不会只局限在一种文化之中，而是具有一种普遍意义。

　　读库：在您看来，哲学在现今社会将有什么新的发展？

　　阿兹布鲁克：事实上，我不会知道哲学的明天。但我确信，哲学会始终保持自己的首要作用：它能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在物质与精神的变化之中看得更清楚。于我而言，哲学是无法与社会、政治以及意识形态背景剥离开来的，它不是虚无缥缈的事物，而是非常实在的。它的使命在于始终鼓励理性的求索，而这也始终是它自身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