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散文《儿女》一篇中，当丰子恺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从上海的租寓，送回乡间，他的内心充满虚空。把小孩子们穿得破旧的鞋子整齐地摆在自己的床下，看着它们，内心便感到“一种无名的愉悦”。
每次返回乡下的家中，他的生活便充溢着生的欢喜。夏日的傍晚，他领着四个孩子，在小院中的槐树荫下吃西瓜，看三岁的孩子笑嘻嘻的摇摆身体，口中发出花猫偷食的喵呜声；听五岁的孩子发表他的诗歌，欣赏七岁和九岁的孩子饶有兴味的散文和数学，内容不外乎“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之类的童言稚语。等孩子们尽情表演完后，他再颇为认真地评判他们的作品。在丰子恺看来，“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看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断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
小院平屋的南窗下暂设一张小桌子，上面秩序井然地布置着笔墨纸砚，是丰子恺独有的空间。丰子恺平常对此总是谨慎，细心，端详，斯文，不喜欢别人任意移动。然而孩子们一爬上来，乱挥水笔，泼洒墨水，把笔尖蘸在浆糊瓶，撞翻茶壶，打碎壶盖……把个秩序井然的桌案搞得一塌糊涂，惹得他这个父亲不免不耐烦地哼喝着，去夺取孩子们手里的笔墨，然而这时，丰子恺往往又会转瞬即悔：“哼喝之后立刻继之以笑，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还，批颊的手在中途软却，终于变批为抚。”且立刻自悟其非：我要求孩子们的举止同我自己一样，何其乖谬！
在丰子恺的画集序文《给我的孩子们》中，对小儿瞻瞻尤其佩服，称赞他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甚么事体都像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对外婆普陀烧香买回来的泥人“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被自己失手打破后，嚎哭地比大人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每次父亲剃了头，他真心地怀疑父亲变成了和尚，好几时不让父亲抱；发见父亲腋下的长毛，当作黄鼠狼，立刻爬下，瞪眼端详，继而大失所望地伤心号哭，如同对判了死罪的亲友一样；弱小的身体却创造强盛，要把皮球停在壁上，要拉住火车尾巴，要月亮出来，要天停止下雨。看到父亲把从书店买来的新出版的毛边《音乐入门》用小刀将书页一张张裁开。自己也得意地在书架上拿了一本连史纸印的中国装《楚辞》，裁破了十几页，还欢喜地向父亲夸耀自己得意的作品！结果是，被父亲惊骇的表情吓哭。
在丰子恺的心里，儿童即是尘世的天使和神明，孩子们的一切都是自然天籁，都是值得敬畏与怜惜的。一如作者在文末所言：“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读这两篇文章，我很自然便想到周国平的《妞妞》。同样的溺子深情，同样对自然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由此我想：一个人，越是知识广博、思想深刻，越是懂得如何善待生命，如何欣赏和赞美一切本真的情感与行动；越是知识浅陋、思想狭隘、精神懦弱的人，越是容易去苛责和压制别人天性的纯真与奔放的自由：因为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是残缺而扭曲的。
继而想到我们今天的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抑：下课除了上厕所，不允许下位走动，更不要说跑跑跳跳，说说笑笑；体育课除了跑步、跳绳和偶尔的篮球运动，其他一切含有安全隐患的体育项目早已全部取消；自习课检查要“零抬头”；服装、发型要整齐划一；除了上课和考试，一切实践活动皆为“纸上谈兵”；甚至于读课外书也被某些人认为是 看“无用的闲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人会是怎样呢？当一个人活泼泼的自然天性被压制和囚禁，剩下的恐怕唯有病态的社会性，踽踽独行。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