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猎人》是一本由[美]安德鲁·纳戈尔斯基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5.00，页数：4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纳粹猎人》读后感(一)：纳粹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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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猎人 [美]安德鲁·纳戈尔斯基 / 陈鑫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9-9

　　子扉我 2019年秋 季风异次元空间二世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19年9月28日

　　《纳粹猎人》读后感(二)：何处安宁，罪恶与宽恕

　　美国作家托尼•朱特在《事实改变之后》—“战后欧洲谈邪恶问题”中提到，在二战结束后的很多年，大多数人都在忽略犹太种族灭绝，纳粹大屠杀事件。普里莫•莱维的代表作《这是不是个人》也曾被拒稿，60年代之后，人们才开始真正回顾这段黑暗罪恶的历史，追捕纳粹的猎人们早早就收集材料，使罪恶的纳粹党得到应有的惩罚。《纳粹猎人》将还原那段恐怖的历史，也将一种审判权利留给你，他们的罪行在战争后将如何处理？

　　作者美国作家安德鲁•纳戈尔斯基，曾长期担任美国《新闻周刊》驻外总编，曾著作有《希特勒的土地》、《最伟大的战役》等。《纳粹猎人》主要讲述了追捕者的执著，一定将曾犯下罪恶的纳粹党们得到惩罚，公平正义的审判，还给犹太人一个安慰，同时让世界的人们了解记住这段最黑暗、最恐怖的历史。在写作风格上，笔者采用事实故事来呈现，对每个罪恶的纳粹的历史还原，追捕者的收集、过程，审判都将一一还原。我看到了纳粹猎人的火光，他们有着复仇之心，也有着正义之心，甚至有着纠正历史，对未来和教育之心。

　　1945年，德国战败，希特勒自杀，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一家自杀；1946年，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0人纳粹高官送往了绞刑架，而戈林服毒身亡。然而纳粹猎人们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追捕，他们将悲惨的现实投射给了人们。苏联进入德国之后，开始了以眼还眼的报复行动，捕猎者，“男人们遭到殴打，女人们遭到强奸，从12岁到80岁的所有女性”。战争结束后，曾经历集中营而幸存下来的人成为了真正意义的纳粹猎人，他们将集中营发生的事情通过执行者自己的描述还原历史。

　　鲁道夫•霍斯，1947年走上了奥斯维辛死囚区的绞刑架，他曾是不屠杀的凶手之一，纳粹猎人泽恩让他写下了那骇人听闻的罪恶，他曾说奥斯维辛集中营至少有250万人在毒气室和焚烧炉中死亡，至少50万人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亡。“死亡天使”门格勒在双胞胎上做活体试验，惨不忍睹，可惜他一直没有被抓到。普里克在罗马市郊对335个男人和男孩进行处决。书中还详细描写了艾希曼的罪行，作为屠杀的执行高官，他身上背负了多少万人的血债，记述着他整个追捕的过程、审判，以及阿伦特对他的解读。典型的四个人，不同的等级身份，呈现着最真实的历史，在审判中，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不认为自己的罪行是邪恶的，每个人都在辩护，说自己只是为了执行命令，没有一丝歉意和后悔。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给很多人下了“纳粹信仰”的罂粟种子，让他们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纳粹猎人》中，西蒙•维森塔尔一直贯穿整部书，他是著名的纳粹猎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战争后一直执著追捕纳粹党，很多人心中的偶像，功绩、贡献无数，帮助犹太人。但在瓦尔德海姆事件上又与其他捕猎者相悖。我对维森塔尔也是存在争议的，从书中的前篇描述，维森塔尔是有对纳粹党的报复倾向，他的经历决定着纳粹的更残酷的惩罚，但对于后篇来说，他其实心中有宽容与原谅，瓦尔德海姆在政治上对未来国家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弗里茨•鲍尔和贝特亚，是我最值得尊敬的两位猎人，鲍尔对于追捕，他认为让德国人了解那段岁月发生什么，历史的印迹，为教育当前和未来的世代奠定基础。而贝特亚作为一个女性，她勇敢的站出来，为德国的形象、道德做出贡献。

　　战争结束，无论是曾经战犯，还是平民，都将开启新的生活，宽容与原谅才能更安宁。

　　《纳粹猎人》读后感(三)：这个世界辜负了的受害者，应该被读一读

　　一本记录战后伸张正义过程的激动人心非虚构作品，伤痛和复仇如果能被简单的定义，或许就不会存在真正的纳粹猎人，恶的惩罚不仅仅在于报复，在于昭然后的承认和反思，而不是狡辩和自以为的”销声匿迹。”

　　第一看关于纳粹的记录影片是在高中的历史课上，在电影教室老师给我们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随后又播放了石凉的《档案》其中对于纳粹解说的一期内容。我看的很投入，也被影片中瘦弱裸露奔跑的身体震撼到了。

　　后来工作的一个周末，无意间看到《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葬送了原本安逸心情的一天，凶暴的德国士官，得知真相后崩溃的军官妻子，还有年幼天真的隔着铁丝网两个孩子的友谊。最让人痛心的是在军官家做事的犹太老人，大大的眼睛里写满了如履薄冰的求生和绝望。

　　当看到，因为睡衣小男孩不小心动了餐桌上的东西而被士官怒吼暴打时，军官的小儿子吓得躲了起来，该说演员演技好还是太过于历史真实的表露呢？魔鬼的语气和面容让试图内心辩解的我不禁瑟瑟发抖......

　　真正认识到有关于德国与纳粹的故事是从这里的情感开始的，当观者产生了共情，对于一段故事的兴趣就会自然而然的流露，我得承认，我看不了特别血腥的片段， 很多纪实的影像甚至还没有我身边的人看的详尽，但从平日了解的资料和有限能看的影片中，我也已经深深体会到那段恐怖的历史战争了。

　　想来，一直对于苦难中救赎的部分特别痴迷，不论是企图在德军监控下让犹太人过得好一些的那些善良人，还是少不经事却最后酿成双悲剧的友谊，都让我感受到，对于这一段让人不堪回首的过往，我们不应该忘记，但也绝不能简单的论善恶去报复和怨恨。

　　这本《纳粹猎人》读完后，我也在里面找到了自己所能理解的共鸣，不论是情感还是理智，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伤痛能够更好的警醒后代子孙和执政者，如何更好的生活和管理国家。

　　当一个“恶魔”被打败了，但手下的爪牙却刘三于各处，曾经受到重创的心灵开始索取因果的公平正义。有时候，人们会第一时间觉得，恶人必死，恶人必须受到惩罚，恶人的一切都应该销毁，包括他周边的所有。恨意和贪婪一样让人失去理智，也成为一部分隔岸观火，黄雀在后人的最好煽动舞台。

　　此间种种，终于在最后一刻的消亡里为自己一生所做下的罪恶画上了今生的句号，如果有轮回的路，他们或许走的依旧不安稳，战后统计，许多征战回国的士兵军官不同程度上都会有应激反应，这一点从自己的国家出发，了解到的则是日本的士兵和军官的心理，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一名日本士兵在中国战胜后遣返回国，回到故乡因为杀戮太重难以心安，多年后做起了医生，然而，一家人的命运就此开始分崩离析，即使子女们搬到国外去生活，最后也不知所踪。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迷信的故事，但我相信，有时当我陪着日本的朋友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时候，他们眼睛里的沉默和萧瑟的尴尬是真实存在的，可不能因为这样，我们就不能有日本的朋友，所以我想，这也是这本书所想要存在的最终意义。人们善于忘记，而今我们没有忘记的则是被我们认真记录下来的东西。时间能保存到东西太少了，因为记忆随时有着消亡的危险。

　　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和理解一定是通过这些亲身经历过人们的叙述才得以真实感受到存在于另一个国度另一个时期的痛苦和对于国际正义和是非黑白的讨论与谴责。

　　不得不说读完这本书我更加的喜欢上了丘吉尔，这位伟大的英国首相值得人们的尊敬与喜爱，他永远清醒的认识到战争后对于第二世界带来的后遗和危害，也永远把民生和人民放在首位。很多现实问题让我们在书中也可以了解到战争在政治舞台上，领袖们是如何在背后操纵和处理来解决当时三大巨国之间的利益目的。

　　从民情上来说，很多德国的人民也受到很多的牵连，野蛮和复仇让无辜的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很多时候一个民族的种姓也会成为年轻一代无法抹去的耻辱感。因为他们的梦想也许仅仅就是需要一个“没有过往罪恶的干净的父亲”。

　　人类的趋利避害但凡体现在亲情里也是十分残酷的。读完这本《纳粹猎人》对于这段世界历史事件会有更多感受，善恶交叉，有人砥砺前行，有人夸夸其谈，有人谋取名声。不论何时一件事一个目的是必然不会存在于一个复杂的事物中的，我们唯有拨茧抽丝撇去杂沫方可见到清澈的底。

　　这个底，就是人类历史里弥足珍贵的伤痛和记忆。

　　《纳粹猎人》读后感(四)：书摘|纳粹猎人的复仇：二战及犹太人大屠杀的罪行不应被遗忘

　　二战结束不久后战胜国就基本上放弃了审判战犯的努力，转而将注意力放在逐渐兴起的冷战上。对大部分德国人来说，比起思考赎罪的事情，他们更加迫切地想要忘记刚刚过去的历史。那些没有被立刻逮捕，或者已经被盟军抓到却没有在一开始就被识别出来的重要战犯，当然也没有任何赎罪的想法。逃跑是他们唯一的冲动。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他的逃跑方式是在地堡中与刚刚和他结婚的爱娃·勃劳恩（Eva Braun）一起自杀。他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毒杀了自己的六个孩子后也同妻子玛格达（Magda）一起步了他的后尘。在1976年的畅销小说《英烈祠中的交易》（The Valhalla Exchange）中，虚构的戈培尔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条道路。他宣称：“我不打算在余生里像个难民一样没完没了地满世界逃亡。”

法国小村齐厄的儿童之家曾是犹太难民的避难所，直到1944年4月6日巴比指挥盖世太保逮捕了那里的44个儿童和7个监护人。除了一个监护人外，其他所有人都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但他的大多数同僚以及大多数犯有战争罪的其他纳粹分子并不打算把希特勒当作学习的榜样。许多低级别战犯甚至觉得没有必要躲起来，他们很快就混进了数百万想在欧洲开启新生活的人群。其他一些自觉处境更危险的战犯则设法逃离了欧洲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类人中的许多人似乎成功摆脱了战争罪责，常常还得到了忠实的家庭成员以及由纳粹党同志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的支持。

　　本书主要聚焦于规模相对较小的一群人，他们一直试图颠覆这些战犯最初获得的成功，不让这个世界忘记其罪行。这些追捕者中既有官方人士，也有独行侠。他们展示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即使在战胜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对纳粹战犯的命运越来越漠不关心的时候，他们也在坚持战斗。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探索了恶的本质，并且就人类行为提出了一些极为令人不安的问题。

　　这些试图将那些杀人犯绳之以法的人通常被统称为纳粹猎人，但他们绝对不是一个拥有共同策略或者在战术上拥有基本共识的团体。他们经常发生矛盾，很容易就会相互揭丑、相互嫉妒并且进行公开对抗，尽管他们所寻求的目标大体上是相同的。

直到1994年,埃里希·普里克都在阿根狂过着舒适的生活，尽管1944年他曾在罗马附近参与处决包括75个犹太人在内的335个成年和未成年男子。不过在美国广播公司的萨姆·唐纳森带摄像机与他进行对质后，阿根廷将他引渡至意大利。普里克被判处终身监禁,但由于年事已高，他一直处于软禁状态

　　但是，即便每个参与追捕纳粹罪犯的人都搁置他们间的个人分歧，结果也不会有很大不同。而且无论用何种绝对标准来衡量，这些结果都无法证明正义已经得到伸张。曾经先后任职于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和柏林文献中心（Berlin Document Center），如今担任纽约市犹太遗产博物馆（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馆长的历史学家戴维·马韦尔（David Marwell）说：“任何人如果试图在战犯所犯的罪行及其所受到的惩罚之间寻找平衡，最终都会感到十分沮丧。”至于战胜国最初做出的起诉所有战犯的承诺，他对此简略地补充说：“这太难实现了。”

　　是的，要想取得大规模的成功太困难了，而那些不愿放弃、坚持要让至少部分纳粹战犯承担罪责的人所采取的努力，演变成了仍在持续上演的战后传奇，它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其他传奇都不同。

　　过去在战争结束时，战胜方往往会杀光战败方或将他们收为奴隶，掠夺他们的土地，在第一时间报仇雪恨。当场执行的刑罚才是最常见的，而非审判或其他根据证据来判定罪行的法律程序。战胜方的动机很纯粹，那就是复仇。

　　许多纳粹猎人最初也受到复仇思想的驱使，尤其是那些来自集中营的人或者那些曾协助解放集中营的胜利者，后者见证了四处逃离的纳粹分子所遗留的令人震惊的恐怖证据：已死和将死之人、焚化炉，以及被当成酷刑室使用的“医疗设施”等。结果是，部分纳粹分子和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人在战争结束后立刻遭到了报应。

　　不过，从第一次纽伦堡审判，到今天仍偶尔发生在欧洲、拉美、美国和中东等地区的追捕战犯的行动，纳粹猎人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对他们的猎物发起法律诉讼上，旨在证明即使是最为恶名昭彰的人也应该出庭接受审判。最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把《正义而非复仇》（Justice Not Vengeance）当作他回忆录的标题绝非偶然。

没有其他纳粹猎人的名气比得上西蒙·维森塔尔，或者说像他一样引发了如此之多的争议（偶尔还有愤怒）。但即使是他的批评者，也承认他发挥了重要作用，给逃脱制裁的希特勒爪牙造成了持续性压力

　　在正义明显缺席，有罪之人经常逃脱惩罚，即使是最轻微的惩罚，甚至可能没有受到任何制裁之时，另一个行动目标出现了，那就是杀鸡儆猴。为什么要追踪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老年集中营看守？为什么不让这个作恶者平静地逝去？许多美国政府官员乐于这么做，尤其在他们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一个新敌人——苏联——的时候。但这些纳粹猎人不打算放手，他们强调，每一个案件都能带来宝贵的教训。

　　这种教训的重点在于：证明二战以及犹太人大屠杀期间的可怕罪行不应被遗忘，那些煽动者、罪行实施者或者可能在未来犯下类似罪行的人，将永远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至少从原则上讲是这样的。

　　当今的德国之中有许多人每天都愿意去直面国家的过去。然而，这种现象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后才出现，而且如果没有纳粹猎人，如果没有他们在德国、奥地利甚至全世界进行艰苦且常常十分孤独的抗争，这一切就永远也不会出现。

　　这种抗争如今已经临近尾声，大多数纳粹猎人以及他们的追捕对象不久后就只会存在于我们的集体记忆里，到那时，传说与现实可能会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正是我们现在能够并且应该讲述他们的故事的原因。

　　纳粹猎人的故事几近结束，至少他们追踪漏网战犯的那部分故事快结束了。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将万古长青。

　　《纳粹猎人》读后感(五)：《纳粹猎人》：罪行不该被回避，历史应该被反思

　　生存是一种有义务的特权。我始终扪心自问，究竟能为那些没有活下来的人做些什么。——西蒙·维森塔尔在这个世间，有很多种伤害是任时间也无法抚平的，有人在遗忘，有人在逃避，有人，却用尽一生之力去做一件事，只求正义能够被伸张，历史得以被铭记，受害者不再被辜负。

　　二战期间，纳粹所犯下的罪孽是天理难容的，然而随着纽伦堡审判结束、冷战开始之后，那段被鲜血洗刷过的历史似乎正在被人们逐渐淡忘，凶手们没有被立刻逮捕，他们逃到另外的国家继续逍遥度日，战胜国中的很多人也渐渐对起诉纳粹战犯失去了兴趣，纳粹战犯们于是有了新的身份，甚至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但是总有那么“一小拨”人，他们拒绝遗忘，他们就像是一个“复仇者联盟”，但却并不仅仅是为了复仇。

　　这些人就是被称为“纳粹猎人”的那一群人，他们奔走追踪，倾尽全力也要让纳粹战犯以及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无处遁行。

　　就像《亚伯拉罕：世界上第一位犹太裔律师》的作者艾伦•德肖维茨说的那样：

　　“这个世界辜负了受害者，不仅是在大屠杀期间，而且在战争结束后，因为凶手们被允许继续正常度日。”

　　这些纳粹猎人就是在为了那些被辜负的受害者而战，更是为了正义而战。《纳粹猎人》所讲述的正是他们这群人的故事。如今，从二战结束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最年轻的纳粹战犯也已经得有九十多岁的高龄，重要的战犯也早已落网，潜逃的只有一些低级战犯，所以纳粹猎人的行动也逐渐接近尾声。

　　他们的时代虽然即将过去，但是他们的故事不该被堙没，正义不会缺席。

从集中营中走出的追捕者

　　作为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一直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是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成为了一位纳粹猎人。

　　几十年来，西蒙·维森塔尔追踪调查了几千起纳粹案件，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其中包括被称为“办公桌刽子手” “达豪集中营的屠夫”的纳粹党卫军阿道夫·艾希曼，发现了曾逮捕《安妮日记》的主人公、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的盖世太保卡尔·西尔伯鲍尔，还抓捕了“死亡天使” 约瑟夫·门格勒。

　　有人说他只为复仇，缺少宽容，维森塔尔则明确回应道：“我追踪纳粹战犯的目的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正义。”

　　也有人说，维森塔尔夸大了他自己在抓捕艾希曼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他是去参与抓捕了没错，但并不是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个争论甚至在他去世之后都没有平息。

　　但无论如何，维森塔尔“纳粹猎人”的身份是当之无愧的，他倾尽自己毕生的精力，将一个又一个潜逃的纳粹战犯漏网之鱼送进审判的法庭，让他们闻风丧胆。

　　出生在奥地利的西蒙·维森塔尔曾经是一位犹太裔工程师，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然而在二战期间，他和很多犹太人一样经历了类似的命运和苦难，维森塔尔和妻子的89个亲人和朋友都丧生于那一场灭绝人寰的大屠杀，最后曾先后囚禁于多个集中营的维森塔尔得以死里逃生。

　　1945年5月5日美军解放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时，躺在散发着恶臭的营地里、奄奄一息的维森塔尔被救出，那时的他只有45公斤。

　　从那之后的维森塔尔就成为了一位“纳粹猎人”，更是一个孤胆英雄，对于纳粹的罪恶，他只有一个信念：“即使上帝宽恕了他们，我，西蒙•维森塔尔，也绝不宽恕！”

　　于是这个信念支撑着维森塔尔一直坚持了几十年，即便这期间不断收到各种恐吓信，甚至炸弹的威胁，维森塔尔始终没有动摇过这个信念，他要给纳粹战犯以痛击，还受害者以公道，罪犯必须受到制裁，恶行理应得到谴责！

　　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强烈的“复仇渴望”，甚至曾经与维森塔尔合作追捕过纳粹战犯的弗里德曼也这样说过：“他在战争末期从集中营走出，成了一名愤怒、无情、复仇心强烈的纳粹罪犯追捕者。”

　　维森塔尔在身体稍稍恢复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投身于追踪纳粹战犯的调查中去，他和志愿者们在奥地利组建了一个 “犹太历史档案中心”，档案中心房屋破旧，条件简陋，而且资金短缺，工作极为繁琐。

　　志愿者们不断地离开，档案中心也经历了关闭又重开，维森塔尔一直在坚持，坚持着搜集纳粹战犯们的犯罪证据，走遍世界、万里追凶；坚持着帮助大屠杀的幸存者，给他们以信念和信心，让他们知道自己从未被遗忘，正义一定会到来。

　　1995年，维森塔尔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讲道：“我是一名幸存者。如果说我的幸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随时提醒人们，不能遗忘！如果我们遗忘、压制甚至篡改历史，过去的悲剧就会一再重演。我们必须蔑视这些罪行，因为，他们不仅杀戮了我们的家人，还践踏了人类的尊严，玷污了上帝的荣光。对他们的罪恶，永远不能宽恕！永远！决不！”

　　不能遗忘，永不宽恕，“如果不牢记历史，就注定会重蹈覆辙”。

掌掴德国总理的女人

　　在1968年11月7日的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大会上，曾经发生过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甚至被当做是德国反思二战和纳粹的里程碑式象征事件——一位名叫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的女记者，给了当时曾做过纳粹党员的西德总理基辛格一个响亮的耳光。

　　这一记耳光是是她曾经在一次活动中对听众立下的誓言，也是“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有些德国人不愿让自己蒙羞”，所以贝亚特即便知道这一巴掌下去之后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却依然大喊着“纳粹，纳粹，必须辞职”，毅然决然地挥出手掌。

　　她的丈夫、同样是纳粹猎人的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告诉她：等你老了以后，你会得到德国人的感谢。

　　贝亚特和塞尔日是著名的夫妻档纳粹猎人，他们一直致力于揭露和追捕未受惩罚的纳粹案犯，更是在2015年获得过德国联邦十字勋章。

　　和西蒙·维森塔尔等纳粹猎人不同的是，虽然丈夫塞尔日的父亲丧生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但其实追捕纳粹猎人这件事情和她本人的经历之间的联系并不很大，她从21岁就去往了法国生活，并在那里结婚生子。

　　之所以成为一名纳粹猎人，是来自于她内心深处对于正义感的驱使，她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有良知的德国人，也有义务提醒德国同胞，这些历史责任是他们必须要承担、不容逃避和忽视的。

　　于是，她愿意做那个打破公众沉默的人，罪行不该被回避，历史应该被反思。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在成为统一后的德国总统之后，也一直在不断提醒着德国国民：“很少有哪个国家在历史上能始终免于战争暴力的罪责。然而，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们有太多的罪行要去忏悔和赎罪。

　　在二战时期曾是坚定抵抗分子的维利·勃兰特，在出任联邦德国总理之后，曾在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历史性地下跪，对于二战纳粹犯下的罪行进行深刻的反思。

　　如今，依然有纳粹战犯潜逃在外，也依然有纳粹猎人没有停止对凶手的搜捕和对历史见证者的追寻，面对历史，还原真相，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虽然纳粹猎人的故事正在接近尾声，但其实他们的传说还远远不会结束，他们是一种来自正义的精神力量的象征，正如塞尔日所说：“从本质上说，正义其实没有什么用，它无法让遇难者复活。因此，它具有的始终是象征性意义。我们相信，在人类历史上，正义首次真正得到了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