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杨步浩，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结下的农民朋友。本文作者1972午到延安参观时听过杨步浩本人的报告，于是就写下了这篇鲜为人知而又感人至深的伟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友情故事。延安出了一个劳动英雄杨步浩，他还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结识的一位农民朋友呢！解放以后，他曾4次在毛主席家里做客。
1936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全体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连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都要交公粮。杨步浩知道了这个消息后，他想：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他们工作那么繁忙，哪有时间种地交公粮呢？自己才20岁，老婆19岁，刚结婚，又没拖累，正好年轻力壮，有使不完的力气，我们何不去帮他们代耕交公粮，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国家的大事呢？他把这个想法告了乡长，叫乡长跟毛主席说说去，乡长把他的想法报告了上去。毛主席知道后，同意了他的想法，就叫下面问问，看他还需要什么条件。杨步浩一连说了四个四：“四头驴子，四把犁头，四把犁耙，四担小米。”他白天干，晚上还打着火把干，这年他种了不少小米，秋季大获丰收。不仅帮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交齐了公粮，而且还大有剩余，他全都上交了政府。1936年杨步浩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劳动英雄称号。
杨步浩知道了毛主席喜欢吃辣椒的事后，就种些辣椒、西红柿，每隔几天就担着一对柳条筐，一头装些新鲜辣椒，一头装些新鲜西红柿，还装着些母鸡刚下的新鲜鸡蛋，给毛主席送去。赶上吃饭时间，就在毛主席那里吃饭，毛主席经常留他一起吃饭。从1936年起到1947年毛主席离开延安，杨步浩每年都是这样。时间一长，他跟毛主席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主席也很喜欢这位农民朋友。
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攻打延安，党中央和毛主席撤离了延安。从那以后，杨步浩就一直想念着毛主席。
1959年，他找到了延安的地委书记，说现在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地委书记同意了他的要求，给他开了介绍信，买了火车票。他买来24尺布，做了24个小口袋，一个口袋装着白面馍馍，一个口袋背着黑面馍馍，什么小米啦、玉米啦、葵花籽啦、南瓜籽啦等等，一共装了24个小口袋，再把24个小口袋装在一个大麻布口袋里，就这样上了火车。
列车上的一个女服务员，看见一个头上包着白毛巾、穿一身黑色粗布衣服、一双黑色担布布鞋、一双白色粗布布袜的人，大约三十五六岁，像个农民模样，座位旁边放了一个大麻布口袋，有些挡道。就上前去问：“喂同志，你这大麻布口袋里装些啥?”他答道：“最贵重的东西。一带这么多东西，你准备送给谁呀?”“送给最贵重的人。”女服务员听了后就想，一个农民，一个大麻布口袋，会有啥最贵重的东西，又要送给啥最贵重的人呢?她想不明白，就进一步问：“同志，你上哪去，看你啥人?”他又回答说：“我到北京去，看最贵重的人。”女服务员还是没搞明白，就对他说：“你这大麻布口袋放在这里有些挡道，我给你另放个地方好不好?”他说：“不好，不好，就放这里，我好看着呢。”女服务员没有办法，只好去跟列车长汇报。列车长听了觉得有点奇怪：他说的到北京，去看最贵重的人，北京最贵重的人是谁呢?他说的最贵重的人是不是指毛主席?列车长决定亲自去问问。他随女服务员一起来到杨步浩身边，直接问他：“同志，你是不是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杨步浩认为这事应当保密，不能告诉别人，就默不作声。恰恰是这沉默表示了默认。列车长见杨步浩默认了，就对他说：“同志，你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那我们给你换个位置，请你到我们的软卧车厢去，那里放得下你的最贵重的东西，那里很安全。”(关于友情的句子 www.wenzhangba.com)
杨步浩不置可否，他也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软卧车厢。列车长提着他的大麻布口袋，他就跟着来到了软卧车厢。他进车厢一看，这么宽，还可以躺着睡觉，还有门可以关上，就他一个人，心里很是高兴。这时他才把介绍信摸出来递给列车长看了一下，列车长看了后也认为自己的判断正确，觉得这样做是做对了，每餐叫餐车做一大碗鸡蛋面条送到杨步浩手里。
火车到了北京，列车长亲自把杨步浩送到了中南海的新华门口。杨步浩给值岗的解放军递上介绍信，说自己是来见毛主席的，解放军战士给里面打了一个电话后，叫他稍微等一下。
一会儿，江青坐——辆轿车出来把他接了进去。他好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一见面就很激动。在毛主席家吃第一顿饭，他就吃了9个白面馍馍，一碗大米饭。毛主席见他吃这么多，就问他是不是火车上没有吃饭，他说他是因为太激动。在毛主席家里，江青给他削苹果，边削边对他说这样吃才卫生，他却说皮削了太可惜了，营养都在皮里面呢。这次他来北京耍了一个月，耍不惯就闹着要回去。
1961年，他又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就去找地委书记开个条去买布(那时买布要开票)，与第一次一样，准备了24个小口袋，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土特产。地委书记跟他说：“到北京见了毛主席，反映一下我们延安医院床位太少、汽车运力不够的问题。”他一见到毛主席就说：“我们地委书记说的，延安医院的床位不够，汽车运力不够，叫我跟您说说。”毛主席表态说：“给你们解决就是了”。当毛主席问他家里生活情况怎样时，他说：“我大娃在供销社当售货员呢，一个月19块钱呢，我二娃参军去了呢。”满脸知足、得意的样子。这次他在毛主席那里耍了40多天，毛主席说：“就在北京耍，不要回去了，行不行?”他不同意，说他耍不惯。毛主席说：“你不在北京住，那我送—辆小车给你，怎么样?”他忙摆手说：“我要那玩意儿做啥?我不会开呢。”这次，他跟毛主席两人站着照了一张全身照作为纪念，这是他最高兴的事情。
1962年，杨步浩没给任何人说，又照样准备了一大麻布口袋的“最贵重的东西”上了北京，因为他手头有一张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在北京，毛主席问他想不想坐飞机，他说，“我怕呢，我不坐呢。”毛主席说：“不用怕，坐飞机有什么好怕的?”有一天，毛主席给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打了一个电话，派了一架直升飞机把他载上在空中飞了几圈，让他尝尝坐飞机的滋味。他耍了一段时间就想回去了。毛主席告诉他，这次你就坐飞机回家，他坚持不坐，一到西安，他却去找到西北局的第一书记刘澜涛同志说，“刘书记，我想坐飞机回延安。”刘书记就安排他坐飞机回了延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凭他那特殊通行证又到了北京。毛主席问他：“你们延安文化大革命搞起来没有?”他还不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呢，答不上来。毛主席就改种方式问：“你在延安，看到什么没有?把你看到的说来听听。”意思是想了解一下，下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杨步浩想了一会儿，我这些天看到了什么啦?他想起有一天看热闹的情况。他说：“有一天，我在山上放羊，听到延安街上很热闹，我就把羊先赶回家去，然后跑到延安街上去看热闹，在街上看到好多人戴着高帽子在游街。”
毛主席知道了延安的文化大革命也发动起来了，就没再问他什么了。这次，是他在全国解放以后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进京见毛主席。回到西安后，他又去找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同志说要坐飞机回延安。刘澜涛书记想从他嘴里打探毛主席说了自己些什么，就问：“毛主席问你什么啦?你跟毛主席说什么啦?”杨步浩说：“毛主席问我看到什么没有，我就说在延安街上看到了有些人戴着高帽子在游街，其它毛主席没问什么，我也没有说什么。”
1972年，杨步浩当了杨家岭展览馆的馆长，穿的仍然是陕北农民穿的那种粗土布，盖的被子也是粗土布染蓝的，铺的席子是陕北高梁杆的皮编席子，生活仍是那样俭朴，说话仍然是那样朴实。
1976年，他已60岁了，延河涨水，冲走了国家的木材，他奋不顾身跳下水去抢救国家财产，被洪水无情地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