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收到一封邮件。邮件的内容简洁得就像平常老友见面的握手，一下下，就那么一下下：“安武林，我是某某某，你还记得我吗？”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她的名字并不女性化，但无论男女，我只认识这么一个某某某。她是我大学的师姐、老乡。我是学中文的，她是学哲学的。因为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我们从一见面就不那么友好，所以，记忆刻骨铭心。二十多年来，我们音讯皆无，彼此没有对方的消息。
我有点小激动，当即回信：“哈哈，记得，你当年逃火车票来着！”
通过邮件和电话往来，我才知道，二十多年来，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但我似乎比她坎坷些。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了陕西宝鸡，然后到西安，最后在北京安营扎寨。她分配到了家乡山西太原，读硕士，在北京读博士，最后在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做了教授。
我们的背景是相同的，都从晋南的乡村走进泉城一所高等学府读大学。她比我高两级，是名副其实的师姐。
关于师姐的回忆不多，但强烈而又深刻。许许多多的人生经历和人生经验，像锋利的小刀，把和师姐的那点往事切成了丝丝缕缕，然后总结和反省。
那时，刚刚进入大学，参加老乡会的活动。本来，一切都是陌生的，新鲜的，惶惑的，但一进入老乡的聚会场合，我就变得温暖和踏实起来。十多个男男女女，一样的笑脸，一样的乡音，恍若回到了故乡。他们嘘寒问暖，解答我们的疑惑和担忧，嘱咐我们在大学应当注意什么。我很喜欢。(伤感日志文章 www.wenzhangba.com)
我注意到了一个师姐，很文静，很朴素。笑的时候，她总是满脸通红，像一颗红红的柿子。
在我们静默的片刻——似乎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敏感而又细腻的师姐想调节气氛。她笑着说：“我给你们讲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吧。这次我回家，逃了一次火车票。惊心动魄，可好玩呢！”
本来我对她的印象很好的，结果她一说逃票的事情我立刻就反感了。
老乡们不停地大笑，前仰后合。师姐讲得津津有味。但我，已经是怒火攻心了。她说的是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我“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说道：“这有什么好说的，有什么好笑的！我觉得逃票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虽然我很穷，但我绝不会做那么不光彩的事！”
师姐惊愕了，嘴巴张得老大。她嗫嚅着，但发不出声来，脸色苍白。所有的人都很尴尬，有的很严肃，有的在干笑，有的低着头，空气凝重而又沉闷。
那次的老乡会不欢而散。
以后我和师姐见面，她总是尴尬而又歉然地笑着。我想努力装出轻松的样子，但总疙疙瘩瘩的，虚假得都令我自己讨厌自己。
师姐毕业分配到了太原。我已经原谅师姐了，其实，也谈不上原谅，准确地说是我开始责备自己了。
青春的岁月，如果没有犯过一点点错误，实在是没有真正经历过青春。大把的热情和激情，叛逆和张扬，总需要在日常的生活中有个释放的渠道。无伤大雅地挑战和侵犯一下社会道德，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罪恶。
我在电话里说：“师姐，我还记得你逃票的事情。”
师姐说：“总是不好的，一个女孩子……”
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们都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