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辞与事实的距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辞以及用那些言辞表达的所有美好价值。而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对于种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 ----梁文道

　　2、当然，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只不过，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梁文道

　　3、中国人总是习惯性地把日本当年犯下的罪行狭隘地理解成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而非祸及整片东亚的反人类罪行。 问题是，如果今天认错认得实在很彻底的德国出了一个政客去希特勒灵前致意，或者有一本教科书将种族灭绝说成是人类纯化，大家又会怎样呢？恐怕不各国传媒将严词声讨，德国政府和一般百姓也会义愤填膺，暴跳如雷吧。所以关键并不在于日本作出多少次官方到ian，也不在于那是普通的道歉还是深有懊悔的谢罪 ----梁文道

　　4、「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的阿Q心态。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这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那东西本该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没法改变我和他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 ...」 ----梁文道

　　5、幸福的人都沉默，从不比较，若与人相比，永远只会觉得自己处境悲凉。 ----梁文道

　　6、有些人似乎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含糊的“西方反华势力”，以为西方主流媒体一定也是听命于政坛的反华派甚至政府本身。其实那些媒体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它表现出深植的偏见和意识形态机器的共识运作。 ……有事更要命的或许是媒体人那种未经反省却又自命正确的价值观。照听命的价值观形成的潜在共识，中国政府是个压迫人权的政府，中国传媒也是不可信的宣传机器，所以中国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省自觉。 ----梁文道

　　7、其实少数可以是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思考方式。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少数和保障少数；而非不断在人群中挑出少数甚至制造少数派，再把他们变成打击对象。不假思索地将“极少数”和”坏分子“联结起来，会起到使大脑迟钝、令焦点模糊的作用。 ----梁文道

　　8、编撰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的传说，也可以看成是种自信心的欠缺。似乎得不到预期中的彻底道歉、真诚拥抱，我们就永远无法停止这种近乎自虐的荒谬行为。从中日两国的复杂历史看来，这种自虐的心理尚算正常。但是为什么要捏造姚明不爱祖国的故事？又为什么偏偏要选在这国难当前的时刻呢？能不能说它表达了我们对暴发名流的偏见，总是觉得他们会瞧不起草根百姓，于是希望他们用上很大的力气去表现自己不忘本的良心呢？ ----梁文道

　　9、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好犯其他任何的罪行。 ----托马斯·潘恩

　　10、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徒节俭克制是一种对财富使用要谨慎的表现，“美国梦”神话中老实工作的普通人形象则是一种获取财富的手段要谨慎的表现。谨慎是明智切实的判断能力，也是不夸张不过分的性情，最后它还是种令人钦佩的荣誉。使得资产阶段终于可以在道德上胜过贵族的，不是繁复的文化仪式，而是这种凭借个人能力与勤劳致富的谨慎态度，是这种懂得恰当使用财富的谨慎品格。 ----梁文道

　　11、只有一种情况能使评论不朽，那就是评论的那些老是重复出现。 ----梁文道

　　12、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少数和保障少数。 ----梁文道

　　13、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幼童的一种奇行，他发现他们有时会把自己藏起来，好让大人找不着，这时他们会感到格外的紧张，深怕大人会自此忘却他们，甚至趁机抛弃他们。可是在这个躲藏的过程里，他们却又享受着刺激的快感，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游戏。然后，他们或者被发现，或者干脆耐不住性子自己跑了出来，与父母相拥团圆。这就是有名的“去/来”（fort/da）游戏，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模式，引起无数的诠释和争论。 ----梁文道

　　14、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因为按照自己的学术良心与知识修养说真话，乃是一切知识分子都该共同享有共同认定的根本品格。 ----梁文道

　　15、反对全球化的活动家，质疑市场经济的评论家和传统左翼，通常对超级富豪们都没什么好话，尤其是对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世界第二有钱的威廉·巴菲特，前者是很多人心目中计算机时代的柯断魔王，后者则是用钱滚钱的“股神”。关于他们的攻击和控诉可谓无日无之，直到最近。 6 月26日，盖茨及其夫人梅琳达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举行的一场仪式上，正式接过了巴菲特捐出的370亿美元资产，人类史上最大的一笔慈善捐赠。 ----梁文道

　　16、因为按照自己的学术良心与知识修养说真话，乃是一切知识分子都该共同享有共同认定的根本品格。我们可以不同意一位学者的某些言论，不赞成他的既定立场。可是我们必须尊重他对着权力说出自己相信的真话的勇气和尊严。 做人也当如此吧？ ----梁文道

　　17、尽管贪心会让人避免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但总的来说它也会让人过于谨慎，难以致富。 ----潘恩

　　18、这种民族主义就是学者刘擎所说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它来源自一连串的“国耻”和创伤记忆，是百年来无数的苦痛塑造出“中国一定要强大”的民族凝聚驱动力，其最具体的日常表现就在中国人很爱挂在嘴上的“中国不会再让人欺负”。念兹在兹地唠叨“欺负”与“被欺负”，是因为现今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有着太多消散不去的创伤经验，犹如受伤的童年记忆阴影般缠绕终身。总是被这样的梦魇折磨，怎么会有健康平和的心态呢？ ----梁文道

　　19、与其去远方投靠并不存在的自由，不如就地发觉热爱的小说、音乐和小妹妹的笑容。 ----梁文道

　　20、我们不应该抽象的要求他们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要从他们的职位和权能里推导出一组特定的道德规则：我们不能说官员的地位高所以品德也一定要高；我们该说因为官员占有特别的职位权能，和公众有特别的权责关系，所以才要有相应的伦理信条。简单的讲，从政者该遵守从政的专业伦理。如果一个官员破坏了这套专业伦理，他不只对不起她的职位权能，更会伤及公众利益。这才是我们应该睁大眼睛盯清楚的。 ----梁文道

　　21、我不能不想起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那个著名譬喻，他说：一个有人性的欧洲人要是知道中华帝国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或许会感到伤恸，并且沉思当中的悲剧意义；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回到日常的生活。亚当?斯密的意思是人类在理性上会接受一套普世的价值，但是在感情上却会受限于具体时空的制约，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发展自己感情上的道德想象力，要能同情共感地体会他人面对的处境。 ----梁文道

　　22、南方朔在其专栏就指出了要反的其实不是日本，而是罪恶。 ----梁文道

　　23、很多学者形容纯粹的恶行是史无前例的“极端之恶”（radical evil），其规模其内涵超出了人类想象力的边界。而汉娜·阿伦特独到之处，就是指出即使邪恶如纳粹，到底也是个再地上行走的机器，是个人类零件组成的组织和机构。而人之所以会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为受到诱惑，只是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是想做个乖乖听话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恶”。 ----梁文道

　　24、任何幽默感都来源于宽容。 ----梁文道

　　26、说到反省一个国家的心态，鲁迅数十年前写下的“阿Q”直到今天依然是最有力的象征。阿Q的故事比《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更可怕的地方，在于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只不过是说那葡萄是酸的，但可没说甜是不好的酸的才妙。然而阿Q却翻转了正常的价值，打不过人就转而夸赞自己是世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狐狸顶多是贬损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阿Q则干脆把自己的可怜可悲转换成神圣光荣。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