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里,“谈”和“蛋”是一个音。某君一听他这个价格,一笑:“谈啥?蛋炒饭!600元一平方米,22平方米就是一万三,再加上一千元的税,就是一万四!侬倒好赚呵!”

　　1987年,上海外滩,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不远的地方,两对恋人正在共享一条长凳。交叉成麻花状的胳臂,简直搞不清这麻花里到底有多少条胳臂。小伙子不住地揉姑娘的秀发,姑娘热得汗水和着胭脂,如同上了戏剧的油彩,这叫热得快。一会儿,又挤坐了一位不客气的老者,这对热得快只能在1/4的长凳上,背靠背地险坐着。会不会挤得掉下凳来?

　　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保加利亚的电影,叫《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反法西斯的。现在,我看见了一部可以取名为《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的特大宽银幕电影。这电影是反什么的?当然,是反封建的——明目张胆地恋爱!本来么,既然家里没有房子,就顺理成章地一对挨着一对地谈恋爱。既然没有恋爱场所,就自己解放自己,创造恋爱的“上海模式”。

　　同学家在富民路,很好的地段。公用厨房的木梁上挂着十来只买菜的竹篮,十来户人家机会均等地享有厨房高空的开发权。又闻常见的话语:“侬不客气阿拉也不客气!”“公共地方大家好用的!”“侬哪能把东西放到阿拉这里来了?”“大家勿要吵,呒没意思!”“侬吃不消么去寻派出所好了!”

　　新搬来的张家,三代四口住一间19平方米的屋子。几乎所有的家具、家用电器都兼作隔墙用。一个三门大立柜把屋子一隔两。右边的双人床前挡着五斗柜和缝纫机,左边的双人床前挡着电冰箱和洗衣机。家具上面堆着纸箱、被套,家具下面塞着水桶、米袋。节假日若有亲朋来吃饭,那就是一次把沙发翻到床上,把五斗柜、洗衣机移位的系统工程。

　　屋外墙上还倒吊着一个柜子,可放些杂物。张家伯伯望着这只空中柜子出神地看着,好像还想看出啥名堂。好像在这楼道的上端还要发射一个宇航站似的。

　　第二天我去“下只角”的一家住房交换所。这家院子里的自由洽谈区,拉起了一根根尼龙绳。绳上用曲别针、透明橡皮胶、衣夹、大头针乃至细树枝、铅丝、竹片别上或贴了纷纷扬扬的调房招贴。电线杆上更是贴满了调房招贴,好像穿上了一件由各种纸片拼接起来的百衲衣。一行行自行车的车头上,立着一块块硬纸板,上写面积、地段、交换条件等等。有人机械地举着一块调房牌,靠在电线杆上,木木然的,想必是站久了。有人跨坐在自行车上,一手举着调房牌,一手捧着英文书在啃,好像是故意找到这里来锻炼乱中取静的读书功夫。

　　“爽气一点,二调一。”有人举着自家的调房牌一路兜售。

　　“阿拉房子老正气的。”这位用双手把调房牌搁上头顶。

　　“侬的房子是不是亭子间?是假四楼?哦!我晓得了,一头高一头低的。低的这头人也立不直的!

　　“啥?我有一平方米的地方人是可以立直的。我房子的窗口大。”

　　“嗨,调房子的辰光么,啥人都想越调越好,啥人都不想吃亏。这种辰光雷锋是呒没的。”

　　突然,我眼前一黑,有人把他的调房牌像推镜头似的一下推到我的眼前。调房牌写着一调二,大间10平方米,小间6平米等。一边气壮地嚷着:“6平方米这间可以不要卫生间和煤气!”

　　明白。他小夫妻俩要和老母亲分开住。小夫妻要住一间10平方米的,设备齐全的。老母亲那间么,只要能把老太婆装进去就是了。

　　扭曲的住房,竟能把人也扭曲了么?可怜父母心!愿社会的发展使老人用不着靠子女,子女羞于靠老人,男人不怕女人,女人不赖男人。人是自立的人,家是组合式的家。

　　这位是初具商品化观念的男性公民,他出售一间22平方米的私房。每平方米的卖价不低于600元。“谈伐?”他喊。

　　1986年上海有人上书告状,说一间私房每平方米房价高达300多元。1987年这位公民已经堂而皇之地以每平方米600元的高价出售这间破平房。

　　上海话里,“谈”和“蛋”是一个音。某君一听他这个价格,一笑:“谈啥?蛋

炒饭!600元一平方米,22平方米就是一万三,再加上一千元的税,就是一万四!侬倒好赚呵!”

　　“侬呒没领过市面?”

　　“乖乖!要么是个体户,阿拉工人是呒没介许多钞票的!”

　　“侬不看看我这房子在啥地段?走到静安寺只有7分钟!”

　　商品价格的浮动取决于消费者的心理。“侬是啥房子?”已经几次有人问我了。有这么多举牌子的、叫唤的,还不放过我这个旁观者。

　　我是啥房子?我是房子?这个住房自由市场上的用语很多都是简化了的,透着紧迫感、急切感。

　　又有人问我:“侬面积多少?”“侬是一间二间?”“侬有煤卫吗?”

　　20年后,2007年我又来到当年的“下只角”,走进下榻的喜来登饭店。1987年我来这一带,棚户又棚户,棚户复棚户。何日有出路?做人太辛苦!而现在,这里都是很现代的小马路,两步就能跨到街对过。商场、超市、电影院、老正兴、星巴克,如同一块魔方,想变什么就能变出什么。

　　上午10点正,走进玩具城,我竟是走进这家新开张玩具城的第一人。

　　在太多棚户区的年代,上海人太多苦中取乐。现在,当城市变成大魔方的时候,激发快乐,激活快乐,我快乐地抱着玩具回到我17楼的房间。我的手机响了。“喂,陈小姐吗?”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声音。“你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陈小姐——”我啪地关上手机。我想“我是谁”是很重要的。手机又响又响。我只好打开。“陈小姐你忘了拿走会员卡了。”这次对方速速地然而清晰地一句就把事情交待清楚,确实“我是谁”并不重要了。我返身就下到3楼玩具城,那位“是谁并不重要”的“我”正站在进口处,举着我的会员卡等我呢。而且笑得那么可爱。对了,这是上海的玩具反斗城递出的第一张会员卡吧?

　　我又得意并洋洋起来,不知怎的就想起当年富民路那位张家伯伯,他出神地望着那只倒吊的空中柜子,好象看出了啥名堂,好像想在那拥挤的公共楼道的上端发射一个宇航站。而此刻,我拿着上海玩具反斗城的第一张会员卡,心想,上海,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