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四次痛哭
他的自控自制能力极强，但是他的感情也太丰富太充沛，所以仍然不乏失去自控自制而任由情感自然流泄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有不形于色的时候，也都有自然流泄的时候。比如我多次见到总理泪水涌流，难过伤心，悲不自胜。其中印象深刻，使我心灵震颤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1942年7月，在重庆市红岩嘴发生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周老太爷突然中风了。
南方局在重庆的公开活动阵地，主要是红岩嘴、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
这里四周住户少，相对比较安全。
周老太爷身体本来挺好，气色也不错，属于那种不生事不惹非，安分过日子的人。除了喜欢喝点酒，没有其他嗜好也没什么事要操心。我们照顾他也只是关照他少喝酒，少出去走。没想到会闹什么病。
董必武说：“挤公共汽车有什么？你看参政会那个张国焘，他不是照样没汽车，也跟大家一起挤公共汽车吗？我今天又撞上他了。”
邓颖超说：“国民党也用完他了，他也没搞出啥名堂。”
钱之光撇撇嘴：“当个特务，混个参政员，连个小车也没混上。”
当时，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位同志为中共的参政员，开参政会常碰到张国焘，虽然也点个头算是打招呼，但张国焘自觉无颜，常常很尴尬。
“在陕甘宁边区叫他当个副主席，他嫌小不肯干，”董必武抹抹两撇胡子，晒笑道，“他来重庆当主任，他这个主任没汽车，雇马车也发生经济困难……”
“这就是叛徒的下场，就值那么个价儿。”我在门口插一句，听到了我们的汽车声，“周副主席，车来了，走吧”
“先不要告诉他了，这边的丧事我们先办着。”邓颖超同意董必武的意见，“天气太热，尸体不好保留，先坚持几天看看，到时候看周公身体恢复情况再决定。”
“可能忙吧？”我含糊道，“南方局可能有事？”
“没听说什么事呀。”我努力镇定自己，“南方局……”
“没、没什么……”吴克坚僵笑着耸起肩膀，摊开两手。
吴克坚嘴唇翕动一下，没作声。
“哎呀，”我忙上去拦挡，“不行，刚拆线，你伤口还没愈合好……”
“你不要讲了，我一定要出去。”
我明白，事情到这一步，谁也拦不住了。只好退一步说：“那也得办出院手续，要车来接啊。周副主席，我现在就去联系，你先躺下歇歇……”
“老爷子……去世了。”邓颖超终于小声地说了一句。
我在心里叫着：周副主席，你要节哀，要注意身体啊。但我一句也说不出口。皖南事变时我见过他哭，但这一次的哭与那一次不同。究竞不同在哪里？我一时还说不准……
蓦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邓颖超不敢再劝，也劝不了，赶紧叫来董必武。董必武不安地上前说：“恩来同志，我们本意……”
“恩来同志，唉，大家是为了你的身体。”董必武弯着腰，俯身小声解释：“大家怕影响你的伤口啊……”
“我也不是你们通知我，我就活不了啦!呜呜，他是我父亲，没有父亲有我吗？这是人之常情么……”
“大家也是好心，”董必武难过地摇摇头，“我们考虑不周。恩来呀，你就不要上火了。”
“保留着。”董必武赶紧点头，“天气太热，弄冰困难，我们在山上搭了个棚子，遗体停放在山上。”
“主席，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尸体盖着白布，四周围熏着香火和艾篙，因为天热，用冰极困难，所以用了这种土法来护尸驱味。
他的目光在不长而清寂的走廊里前后扫了一扫，眼皮一眨，叹声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顺走廊一划，像以往一样，由于手臂的残疾，挥手间肩膀和身体跟着动，显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扫过几个屋门：“小扬眉就在我们屋里穿来穿去……邓发和乔冠华昨天还在我那屋里打打闹闹呢。”
他感慨着摇摇头，对电台的同志说：“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
这次也一样，他无法安心看文件。拾起放下，放下又拾起，强看过几页又蓦地扬起头，听到什么响动似地，继而把文件推到一边，起身围绕办公桌转过来绕过去地踏步。
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有些类似“恨别鸟惊心”的情况。秘书陈浩走进来时，他敏感地一颤，立住脚问：“延安来电了吗？”
“没有。”陈浩摇摇头，“飞机没有这么快，还没到呢。”
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延安紧张查找。
我们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飞机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机场，现在也早该联系上了。谁都意识到出事了，但是谁都不说，大家不肯放弃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
但是，飞机失事的电报终于来了!
无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于是，我们都垂下头，默默地跟着流泪。
李佩芝最先哭出了声。眼泪在她胸口中已然蓄积了许久，终于急骤地流淌出来，她放声大哭。哭声对悲痛到极点的人是有益的，可以减轻那种哀伤的重压。先是女同志们，接着是更多的同志，都随着哭出了声。
原创：齐善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