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日子的林姥
听到林姥去世的消息，我有点惆怅，这个最会过日子的人，抛下她的日子，离开了。
说她会过日子，不是指通常的精打细算，而是一种技术与艺术的混合，一种螺蛳壳里做道场般的精益求精。说得再世俗一点吧，她能用五百块钱，过出五千块钱的生活。这对总是恰恰相反的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少年时候，几乎每一个寒暑假，我都要到林姥家住几天。她是个淡淡的人，但对我还好，主要体现在，我在那里的日子，她总是带我一道去买菜。
她一路牵着我的手，遇见熟人，就跟人介绍：“这是老大家的丫头。”对方也亲切地寒暄几句，尽量做出寻常姿态以掩饰那种不合时宜的心知肚明。
我觉得她挺喜欢把我介绍给别人的，我能感到她淡淡的口气里有着淡淡的得意。
当时的S县只有一条大街，铺着青石条，露水把它们濡湿，穿着塑料凉鞋走在上面，需要当心一点。路边衙门高高的围墙下，有老汉愁眉苦脸地蹲在那里，篮子里是稀稀落落的几小捆蔬菜，这场景像一个预告——真正的菜市场就在前方。
那是一条纵深的小巷，两溜菜摊一摆更显得拥挤。天光尚早，还没有多少人来买菜，菜贩子们忙着安营扎寨，如同即将沸腾的水，翻腾得很细碎。
林姥从第一家开始打招呼，她能喊出每一个菜贩子的姓，再根据对方年龄性别加上合适的后缀。对方大都满面笑容，跟她推荐自家最为新鲜的菜品。有入她眼的，她便拣起，称好，付钱，却并不拿走，而是两手空空地走到下一家。
肉摊在菜市最里面。肉贩子就像电影里那样满脸横肉，尽管他的摊子前早就围了一大堆人，但他仍然能够老远就冲着林姥喊一声“俺姨”，将一块粉嫩的猪肉，从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堆里递出来。林姥按他的报价把钱递过去，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转身离开。
归途中，她将刚才买的菜一一放入篮子里，呼应了起初布下的草蛇灰线。我这才明白她刚才为何空手而行，这样做不但更省力，还透出一种松弛的默契、一种排他性的善意、一种天长日久经营出的信任与相知，买菜这件家常事里，瞬时透出人世间的绵绵情致。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出来，又是怎么做到的，却不得不承认，即使在买菜这种小事上，她都比普通妇女显得技高一筹。
除了会买，她还会做。我嗜辣，她就把青椒的内瓤掏出来，填进鲜嫩的地锅豆腐，上锅蒸。雾气丝丝缕缕地溢出，青椒和豆腐不同的鲜香混合到一起，形成新鲜的嗅觉体验。待青椒出盘，稍稍冷却一会儿，一大口咬下去，鲜香辣之外，植物的韧与豆制品的柔，在舌尖形成不同的质感区间，是非常丰富的口舌享受。
她记得每一个人爱吃什么，即使饭桌上没几个菜，也会让你有丰盛之感。
仅仅是这样，还不足以让我敬仰，厨师也能做出美味佳肴，烹饪不过是她的诸多过日子技能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让我叹为观止的，是她在收纳整理方面的杰出技能。
她的家总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不算太大的空间，却有宽敞乃至空旷之感。我想应该是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家的桌子、柜子、箱子上，都不怎么放东西，零碎物件都被收纳到合适的地方；二是，他们家不像大多数人家，会堆积许多弃之不舍的闲置物品。
他们家的东西，一件就是一件，一用就是很多年。比如那两只人造革的单人沙发，我二十多年前就见它们在那里，普普通通；二十多年过去了，它们仍驻守原处，年年相见，并不见老，倒比别人家那些急吼吼的新家伙，多了一分安详。还有床头那台电视机，十二英寸黑白的，据说比我也年轻不了多少，但由于保养得当，并不显得颓败，就算是在使用时，黑白分明的屏幕，也似有一种故意做旧般的艺术感。
而那张已经开缝的八仙桌上盖了一层玻璃板，每次我去，都见上面摆了应季水果，春天是枇杷，夏天是葡萄，秋天是石榴和柿子，冬天里中原小城没啥水果了，就摆上一盘洗得干干净净带着缨子的脆萝卜。上青下白红缨子的萝卜，影影绰绰地映在擦出了通透感的玻璃桌面上，真像一幅极富透视感的水彩画。
还有点心，在一个外漆斑驳但很干净的饼干桶里，她拿给我时说，她去那点心作坊看过了，确定他们家很卫生才买的。她的这种洁癖也给我姥爷带来了小小的困扰，在她的照顾下，姥爷都没法在外面吃饭了，路过饭店厨房时总是皱着眉头。有次坐长途车，中途休息的小店脏得实在没法下脚，他只好买了两个水煮蛋，在路边蹲着剥开吃了。
但姥爷还是受益更多，比如说，姥爷喜欢吃鱼，林姥和他结婚之后，就在家里备了两口水缸，其中一口永远养着几条随时待命（等待送命）的活鱼；姥爷“好”朋友，经常呼朋唤友，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林姥也能整出几个下酒菜，任他们喝得东倒西歪也无怨言。
在亲戚朋友面前，林姥从来都是轻声细语，给足了姥爷面子，不像他的前任——也就是我姥姥那样，动辄河东狮吼。据说姥爷***曾看不惯，对姥姥说：“男人就像秤砣，虽小也压千斤呢，你得给他留点面子。”当晚，姥姥不高兴，将姥爷踹下床，姥爷***听到“咣当”一声，问：“咋了？”姥姥高声答：“秤砣掉地上了。”
我这样自暴长辈家丑是不是不太好？其实我那脾气暴躁的姥姥刀子嘴、豆腐心，一肚子热心肠。新中国成立前，她经驻村工作队的动员，“参加”了工作，同时，在她的力劝下，姥爷加入了民兵团。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作为当地的“革命元老”，步步高升，没几年，一个成为县里的妇女干部，一个当上了公社书记，又生了一女二子，在众人眼中，活得不能再成功了。
也许就是这春风得意，使得姥姥口无遮拦。她很快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养猪场养猪。组织上力劝刚刚调入公安局的姥爷离婚，并且很负责任地为他安排了新的婚姻。
几年后，姥姥得以平反，工作还是她的，但男人已经不是她的了。重新恢复神勇的她，不肯善罢甘休，二话不说把县委的牌子砸了，要求“把我的破男人还给我”，申诉未果又跑到北京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