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The Roots)》,梵高生前最后画作
【人义专栏】之“文化探析系列之二”
文|王人义(牧师)
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宝库,凝聚着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表现在浩若湮海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的社会与生活环节,充实与装点着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与生活内容,使得人之所以成为人分别于所有受造之物,分享着造物主的生命荣耀。
文化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但从文化存在的方式,有其独特的时代性和区域或民族性,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代和自然及生活环境之下,会形成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文化,例如我们引以为荣的中华文化,还有其它民族与地域的其它文化,如伊斯兰文化和埃及文化等。
文化作为人文表现方式,随着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文化与文化之间会产生彼此的影响和相互的渗透,丰富了文化的内涵,又使得不同的文化之间彼此存在着某种共同的文化内容与现象,比如中华文化和日本及朝鲜文化。中华文明作为东方的轴心文化的发源地,极大地影响着周边国家的文明。可以看到,在日本和朝鲜两个不同的民族文化之中,存在着许多中华文化的成份;中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印度文明的影响,特别是佛教文化的渗透,进而与中华固有的宗教文明相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古典中亚与西方的文明在其形成过程中,也是因为地域的关连、贸易的往来、人口的迁徙、甚至于战争的侵吞等,而相互影响、彼此融和,例如远古时期的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巴比伦文明等,最后都在相互融合中逐渐消失而形成新的文化。后来的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也随着战争的影响、政治的变迁,彼此的文化都在相互交融中不断发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特色。但东方的轴心文明——中华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中国首张手绘航海文化地图1
相对封闭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是一个在中华本土,以长江、黄河为滋养而成长起来,由多个部落、民族相互融和而形成的大中华文化,虽然中华大地幅员辽阔,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大面积地区,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较少受到西方其它民族与文化的影响,佛教文化除外。
它的北边是辽阔的草原与人口极少的西伯利亚冰原,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西部从北到南都是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高原与大山,从上到下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横断山等特大山脉及青藏高原和西部沙漠,极大地阻碍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虽然有一条丝绸之路穿越其间,但小小的商队毕竟承载不起沉重的文化负担;南部虽然没有名山大川,但亚热带丛林里的瘴气挡住了向南扩张的历朝历代的军队,也阻挡文化的深度交流;东部从北到南都是漫长的海岸线,由于大海阻隔,虽然曾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毕竟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能够涉足的日本,也因为其文化的成熟较晚,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前,更多的是单向接受中华文化的滋润,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则非常微弱。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一特例,因为汉朝非常崇尚“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思想,所以,形成了中国非宗教式的敬天而不拜天的独特信仰文化。当佛教传入中国,给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慰藉与寄托,使得该信仰藉着几个高僧的带领得以在中华大地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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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相似,但从未交融的两大文明
在亚洲的西部边缘,以色列文明像一颗宝石一样晶莹而耀眼,它的发生与发展如今几乎渗透与影响着全世界绝大多数文明,哪个国家不以耶稣基督的出生为纪元,又有多少国家以以色列人所崇拜的神为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和自己的上帝?但在该文明形成的早期却只是一个地域性的文明分支。
从文化大系上来划分,以色列文明属于西亚两河文化,亦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即是指在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新月沃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位置约在现今的伊拉克)所发展出来的文明,是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在其文明逐渐从两河文明独立出来的过程之中,一方面保留着两河文明的部分特点;另一方面,因为以色列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的交汇之处,不断与其它外围文明交融,现代社会文化研究都能从其它古代文明中找到以色列古文化的痕迹,同样,古以色列文化之中也保留着其它周边古代文明的成份和因素,甚至耶稣基督时期犹大地区通行的语言是亚兰语,《圣经》新约的部分篇章也是由亚兰文书写而成。
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由于福音的广传,使带有以色列文化特点的基督信仰开始进入中国,那已是在汉末唐初之后的事情。在这之前,这两大文明应该没有过正面的接触和冲突,可在那时代之前,中华文明中的诸多文化现象却隐藏着许多以色列文化特有的信仰与文化要素,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弄不清究竟,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两大独自形成、从未交结的文明有着那么多相同与相似之处?值得我们深思!现粗略举例如下:
❉1. 奇异的相似文化习俗
中国人有在新年时用红色来装饰门框的习俗,很奇异的是,犹太人也有。
以色列人有新年在大门涂抺羊血的习俗,该习俗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当时借居埃及的希伯来人在大先知摩西带领下,要离开为奴400年的埃及,回到神应许给他们流奶与蜜的宝地迦南美地,即现在的巴勒期坦地区。长期在埃及为奴,突然要在埃及全体消失?根据《出埃及记》第12章第37节参的记载,共有60万成年男性逃离埃及。按此推断,连同妇儿,逃亡的人数约为200万人。当时埃及的总人口估计也只有300-600万。
如此众多的人口离开埃及,自然会严重影响埃及的经济和劳动力的需要,因此,埃及法老坚决不答应希伯来人的请求。但是引导希伯来人回到应许之地是上帝的旨意,所以神赐给摩西能力,连续行了个九个神迹,每个超自然的神迹都显明神对自然与生命的掌控,希望能软化法老刚硬的脖子,允许希伯来人出埃及,但法老至死不从,招至了神的震怒与审判。
于是,耶和华神宣布降下第十灾临到法老和埃及,即击杀埃及全地一切头生的包括长子(《出埃及记》第11章)。为了使在埃及的希伯来人免受其灾,神令他们在天使采取行动的当日,取一只无残疾的一岁绵羊羔或公羊羔当日宰杀。黄昏时他们要取这羊的血,涂在房屋的门框和门楣上。然后他们要留在家里,吃烤羊羔的肉。
那天晚上,天使从天而降,取走了包括人和动物一切头生的生命。唯有在经过希伯来人的居所时,因为有羊血的标记而一越而过,保存了所有希伯来人头生的孩子和牲口。后来希伯来人把这一天定为逾越节,也就是犹太人的新年。
这个节日在犹太人的历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神对这个民族群体的救赎,更以历史事件预表着未来世界,将有一只如洁白羔羊一样圣洁,没有罪污,生命没有任何瑕玼的救赎者,像希伯来人敬献的羔羊一样,替世人承担生命中的罪债,使人得以有圣洁的生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参《约翰福音》第三章)。
这就是犹太人过新年时,在门框上涂抹红色的羔羊之血的来历。无独有偶,远隔千山万水,在文化上没有交结的中国,竟然也有在新年用红色凃抺门框的风俗,该风俗演化到现代就是帖春联。那么这个在中国文化中的风俗与犹太文化有没有任何关系呢?
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对这项民风的记忆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而且是以传说的方式保存到如今。具体讲,从五代十国时开始就有这样的传说,相传在上古时代有两个英勇的兄弟,一個叫神荼,一個叫鬱壘,住在东海度朔山 ,两人常站在大桃树下,击退许多恐怖野鬼。两千多年前秦汉時期,桃符就是用桃木做的两块大板,上面分別书写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和“鬱壘”的名字,用以避邪驱鬼,这是春联的前身,即是“桃符”由来。早在秦汉以前,中国民间每逢过年,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
那么,在悬挂桃符之前是否存在着更为古老的文化传统呢?
有传说称,在远古时代农业社会,就已存在用红色的壤抺在门框上避邪的习俗。如果这个传说是真实的,我们也知道,在农业社会之前,更远古的时候,人们的劳动生产方式是以游牧为主以获得生活资源,如此推论,当初的人们在新年时,是否也是用牛羊之血作为避邪驱鬼的传统?如果这种假设是一可能成立的推论,是否犹太文化与中国古化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当然,以上说法只是一个可能的推论,但其它隐藏在中国文化中的一些现象,更让我们感到惊讶,不得其中的奥秘。
❉2. 以男性为主导的犹太与中华文化
在世界文化中比较典型的男性文化是以色列文化和中华文化。女孩生下来的时候归属于父亲,出嫁之后就归属于丈夫。在犹太文化,女人属于男人的一部分,在点数人数时,只点数男人就行了,因为女人是男人的一部分;在中国,女孩嫁人之后就要冠以夫姓,因为从此之后就是丈夫家里的人了,正如民间说法: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另外,中国人有强烈的传宗接代的观念,以生儿子为家庭生活与传承的大事;无独有偶,以色列文化也是一样。以色列人也特别重视生养儿子,以没有儿子为受神诅咒的一种结果,女人如果不能为丈夫生儿子,也危及到她在夫家的地位与身份,全然与中国一样。
还有就是对长子的重视,像中国一样,长子是祖辈产业的当然继承人,长子是父亲地位与身份的代表,父亲不在的时候,长子具有在家庭主事的责任和权柄。所以,在《圣经》中耶稣基督以神的长子和独生子的身份来到世间的时候,犹太文化的人就非常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即耶稣基督是神在世界上的唯一代表和神与人同在的体现,因为耶稣基督以这样的身份全然代表了神。关于这个内容,我们中国人也很能明白与接受,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如此。
中国文字的造字法主要是象形法、指事法、会意法和形声法。象形法就是在象形字当中,也有一些不是直接用来表示具体实物,而是用来表示与实物有关的概念。如“大”字等; 指事法就是用象征性的符号或在图形上加上指示性符号来表示意义的造字法; 会意法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按意义合起来表示一个新的意义的造字法; 形声法就是由形旁和声旁拼合而成的造字法,因为形声字是在象形、指事、会意的基础上产生的。
按照中国文字的造字方式,以下文字我们没有办法不和《圣经》中的故事联系在一起:
☞ 第一个例子是创造的“造”这个字。
《圣经·创世纪》第一至三章讲述了神的创造,唯有在第二章讲到创造人的时候,表述出完整的细节,而这个细节与我们中文的这个“造”字似乎有着某种特定的联系。《圣经》上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在这句话里,我们看到人在被造时的三部分内容,第一、人的身体是用泥土造的;第二、神向那鼻孔中吹了一口气;第三、那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即有灵魂,可以自主行走的人。刚好,“造”这个字能反应出这三方面的特点:“造”字,由土、口、走三部分组成,这三部份似乎正好与神创造人时,用“土”造人的身体,用“口”吹入生命的气息,使人得以行“走”相对应。
《欧洲史》,由欧洲14位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共同编写。书中记述:“在欧洲,大约讲43种语言。使用的文字有三种,都出自同一来源,都是根据辅音体系建立的,而不是表意文字:希腊字母由腓尼基文字演变而来,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则来源于希腊字母。……如果没有这些共同的根源,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互相交流就会极其困难。然而,语言还是加剧了欧洲之间的差别。在宗教改革时期,把《圣经》译成本地语言,有助于促进各国民族化的发展。”
☞ 第二个例子是中文的“禁”与“婪”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分别都由上面树林的“林”和下面的“示”和“女”组成。“林”代表着两棵或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树,而“示”作为部首可以代表神,作为组字的一部份,可以表示说出来的话。从中文字组字的原则来看,可以直接解释为,神在两种树下说话。
神在两种树下说话怎么是禁止的禁呢?这必须与《圣经》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最合理的的解释,原来神最初在世界上说出来的话是对着祂创造的儿女亚当和亚夏所说的,是一个在他们的自由意志之中,使人在正确与错误之中有选择机会的禁令。神在为他们创造的伊甸园中为他们预备了两种树,其一是“生命树”,另一是“分別善恶的树”,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神对人发出的第一个禁令。
而亚当的女人夏娃,在这两种树下,看见那棵称为分別善恶的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这就是贪婪的婪字的最佳注脚。因为神把一切最好的食物都为他们预备了,他们全然没有一点缺乏,唯有这一种树上的果子不允许他们吃,所以,完全沒有吃的必要;而且不吃也完全不会降低他们的生命质量,更何況神清楚地告诉他们,“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一可怕的结果,但他们在自己的自由意志之中选择了不顾一切地违背神的心意,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犯罪了。
这两个字惟妙惟肖地表达出《圣经》的故事,真是令人难解地奇妙!可能有人会说,这可能只是一种偶然。是的,一次两次的发生可能是偶然,那么多次的发生呢?我们可以继续思想。
《圣经·创世纪》11:1“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11:9“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 第三个例子是“船”这个字。
汉字中的“船”字可拆解为“一舟八口”,其寓意何在?《圣经》讲到神第一次对罪恶的世人全球性大审判时,命挪亚建一艘特大船,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方舟,在神让世界被大洪水淹没之前,先让挪亚一家人上了船。《圣经》说:“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算起来正好一家八口。而中国的“船”字正好由“舟”和“八口”组合而成,字面意思是说,乘着八口人的大船称之为船,但同时似乎回应着挪亚方舟中八口人的《圣经》故事。
在中文汉字中诸如此类与《圣经》基要真理相对应的字还有很多,诸如:生命的“生”字,好人的“好”字,正义的“义”字,过来的“来”字等。在此不一一细说。
以上事例并非肯定中国字与《圣经》的真理一定就存在着必然联系,而是通过文化的比较,来探讨中华民族与古以色列(希伯来)民族的关系,否则,为什么我们这两个民族有如此多相似之处呢?
不仅如此,连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宗教信念也是与犹太民族相同的。犹太人相信世界上只有一位神,独一的真神;中华民族也是一样,道家思想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道”,这“道”也是唯一的,永恒不改的。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也是一样,相信在一切之上,有一位掌管与看顾世间万物的“天”。
古中华人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为甚么不去崇拜这位真神呢?我们还要归功于孔子的智慧,有一次他的学生季路问事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问死的事,孔子接着说:“未知生,焉知死?”因为不知道“天”和来世之后的奇妙,所以宁可在现实的生命中努力实现人的追求。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容我在以后的文章中再作分享。
过去我们通过文化比较来探讨两种文明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现在科技和研究手段的深入,更深化了我们对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比如现代基因科学和文化源流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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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文化表征不同却同出一根
当代基因科学发现,从母性粒腺体DNA分析的结果,全世界所有人都是源自同一个母亲,距今约十五万年前的现代人,而这一人类共同的母亲的基因又与北非某一部落的妇女最为接近,便有了全人类都是源自于非洲的这个结论(稍后通过父系基因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后来,随着人口的增长,人类开始了不断向四周的扩张与迁徙,第一站很有可能就在中东,然后由中东向亚洲,最后穿过白令海峡向北美,从北美再向南美的推进。这就无怪乎为何犹太人与中华民族,在我们有文字记载和传说的文化遗产中没有发现有任何关联,而实际上随着人口的迁徙,同一核心文化得以在不同地方生根开花,虽然随着分离时间的长久和文化在不同地域的发展与更新,有了不同分支,但在文化的根部总会保留住一些本质的东西,这些东西会体现在信仰、生命的传承和文化内涵上。
根据人类迁徙的脚步,希伯来犹大文化很有可能与我们保持了同样的根文化,《圣经》就是这根文化最有价值的结晶。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人类是由上帝按自己的形像创造的,祂先创造了亚当,并取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这对最原始的夫妻便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子孙本来在同一个地理范围内生存,后来又被神改变他们的语言,分散到世界各地。
任何文化都不是独立的或与世隔绝的,它们来自于同一个源头,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语言的变化,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本质上却有着可以互通和互识的共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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