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集权后，对地方特殊性了解不够全面的中央，很难使其政策完全符合地方治理的需要，同样，因权力向上集中，地方在工作中处于一种更为被动的状态，积极性、有效性和灵活性降低，这无论对其本身的行政效率，还是对外的社会治理都是不利的，比如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基层设施建设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因为集中了行政权，所以上级领导发布的各种项目，比如，环保，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等，这些项目就同时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工作中心，因而出现了工作中心泛化的现象，而地方治理的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这就严重影响了地方社会治理的有序开展，不利于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在社会治理中，政府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其相对应的行政权也应该具有一个长期的态势，而这个态势绝不能是集中行政权，集中行政权如果成为了一种长期的制度，即集权制度，那么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寻租腐败的问题，这是历史的必然。集中行政权只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是社会治理它是一个长期工程，集中行政权，显然是不利于漫长而复杂的社会治理的。

　　其次，在横向集中行政权中，也是不利于社会治理的。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单论政府而言，他需要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形式，这就需要政府行政职能的进一步分工与分层，提高专业化程度，同时，不仅政府自身需要进一步分工与分层，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治理本身就是一种倡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因此，政府其他社会个人或团体的关系更应该讲究分工与合作，显而易见，集中行政权与此形式大相径庭，不利于社会的治理。

　　最后，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接连不断的机构调整，都表明一个问题，行政权中每一个子职权的界限都难明确划定。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政府具有膨胀的倾向，集中行政权就会为政府的膨胀和腐败提供更多的机会，因此，要想实现理想的科学的符合社会需要的集中行政权，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每次一行政权的集中都会对社会治理产生各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行政权是政府失败的前兆，社会治理必然也受其影响。

　　综上，集中行政权实在不利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