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一本由(日) 宫崎市定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02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水浒传》读后感(一)：视角独特
1. 儒家高高在上，冷冷冰冰，普通百姓更喜欢的是道家。忠义在儒家看来就是撒币和白给。这里可以看出社会的割裂。
2. 两个宋江。这和百回合水浒观点差不多。
3. 乱杀人，吃素的方腊也滥杀。这里重申了鲁迅人吃人的观点。
4. 虚构故事很多脱胎于现实，比如浪里白条张顺其实指北宋襄阳烈士，写的也饱含感情。我觉得可以拍一部《襄阳围城》的电影了。心寒啊。
5. 很多故事可以独立出来，比如拳打镇关西。这是因为故事原来都是通过戏剧反复提炼过，所以引人入胜。
《水浒传》读后感(二)：宋江实际上很无能的
我小时候就对宋江这种人能做领袖不以为然。已故的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的解释是：
宋江这个男人，实际上很无能的，这点连他自己都承认，因此他从不和别人去争个高下。不争，正是他的长处。一般来讲，人若有才能就会比较自负，遇到能力相当的人时，为了证明自己比对方强就会去一较高低。如果确定对方不如自己，心里便会踏实不少，反之，则不会服气。这样一来，则会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或者把对方的优点当作威胁，便无法共事。宋江却是这样一个无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人。如果用历史人物作比的话，宋江比较像汉高祖刘邦。但在中国，人们对这种人评价特别高。实际上，在艰辛的世道里，这种无能且有自知之明，而且从不耀武扬威的人是有用武之地的。
我儿时讨厌的还有这帮好汉经常性的异常血腥的举动，包括食人。
宫崎又为我解惑：
“考察宋代的史料，我颇惊讶于杀人祭鬼这一野蛮习俗竟然在很多地区广泛存在。这里的‘鬼’，不是日本所谓的‘赤鬼’‘青鬼’等地狱中的狱卒，而是指人在死后还未找到转生之处时飘游不定的魂魄。这些鬼魂时常作祟于人间，人们祭拜神灵希望对这些游魂进行镇压。但这其中有一些连神仙也镇不住的鬼魂依旧继续作祟。如果想要让这些鬼魂停止作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其中一项便是活人献祭。一般老百姓会认为，与其人人受难，不如牺牲某一人来换取众人平安，这也是不得已之事。于是人们选择了活人献祭，这便是杀人祭鬼的习俗。”
史料所载，宋代最早的相关一例发生在宋太宗时期。公元985年，政府明令禁止流行于广东、广西两地的杀人祭鬼的习俗。后一次下诏是在990年，此诏书与前者相同，也是禁止杀人祭鬼习俗的，但范围扩展到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可见，此风俗并非岭南二省独有，其有向北蔓延之势，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地区都有杀人祭鬼的事例出现。当然，这一风俗并不普遍，主要流行于比较落后的山区。即便如此，也相当令人震惊。
更令人震惊的是其施行方法。被献祭者多为儿童和妇女等没有抵抗力的人。他们被人贩子买来再高价卖出。有闰月之年，杀人祭鬼尤为盛行，其杀人方法极其残忍。
鼓动人们行此习俗的是被称作巫师的一群人，对其言听计从的主要是地方上的富人。这些富人拿出十贯（相当于一万钱）来给某个自己相熟的村民，让他去把别人家的女儿偷了送来。这种事例是有的。为什么这些富人要做这种事呢？主要是为了祈求避免灾祸降临自己头上，甚至祈求能得到更大的福运。主福运之神，他们叫作“稜腾神”。
杀人祭鬼习俗主要流行于中国的西部山区，与此相反，现以浙江、福建、江西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则比较信仰不杀生，不食肉，只食菜食等风俗，认为如此便可得到福运。
《水浒传》读后感(三)：《水浒传》的虚实之间
（文章刊于《北京日报》2020.12.15，有较多改动）
文/俞耕耘
北宋一朝，常给人留下文治胜于武功的印象。而太祖陈桥兵变，却以强力夺得天下。也许正因如此，赵宋皇室才忌惮地方军事实力增强，采取各种遏制削弱方案。这虽是防备内忧，却也是“自废”之路。面对辽金崛起，北宋有畏战情绪，但求安稳。《水浒传》强化了这种“弱宋”印象，即使一帮盗匪草寇，也会让北宋如临大敌，惶惶不安。著名史学家宫崎市定的《<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一书，说明北宋危机，在于君臣纵欲挥霍，严重透支民生。所谓汴梁之繁华，全因榨取全国财力物力，堆成的浮华一梦。
宫崎市定审视了文学和历史的界限。《水浒传》既有与历史吻合对榫的细节，又有夸大或失实的虚构处理。此书在通俗笔法中融合扎实考证，是以历史法、文献法读小说的典范之作。他从史实入手，让我们窥探《水浒传》诸多虚构“手段”。《水浒传》从根子上利用了历史中的错觉。宋江的身份是最大疑点。宫崎市定通过史料比对发现，同时期其实有两个宋江。一个是在山东、淮南活动的草寇宋江，另一个是随童贯征讨方腊的将军宋江。而《宋史》对宋江的记载，偏偏给人以错觉――好像草寇宋江摇身一变，成了将军宋江。
“正式的文献或史书里没有一处说草寇宋江变成了朝廷的将军。”《水浒传》可能利用了侯蒙给皇帝的建议：赦免宋江，命其讨伐方腊。它其实不过是一条未遂的动议而已。结果，《宣和遗事》这部有点儿疑似史料的小说，大作文章，为混淆两个宋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讹误会构成小说虚构的素材，衍生出从反抗聚义、替天行道，到招安归顺的路线之争。事实上，史料中“招降”“出降”的措辞，误导了读者。真实的宋江被张叔夜搞得走投无路，实属“就擒”。百二十回《水浒传》为了主题的编排，为了让读者过瘾，不惜修改历史和逻辑。这正是历史真实让位于戏剧效果的操作。
连北宋对抗大辽都要靠金的帮衬配合，宋江一帮民间武装竟然直接征辽得胜，还没损什么大将。金庸武侠小说，可能就取了《水浒传》的经：几个大侠镇守襄阳城，竟能对抗蒙古大军。可笑的是，朝廷给如此大功，竟然只封宋江为“保义郎”（正九品）。这就像玉皇大帝给孙悟空封了弼马温，是一个荒诞逻辑。相比方腊建立政权，席卷几省，宋江一众不过是小打小闹。《水浒传》为何偏让宋江征讨方腊，还能生擒成功？我想，这恰好说明了《水浒传》另一被遮蔽的品质。那就是它作为“讽刺小说”的意义，或许大过它作为英雄传奇的意义。如宋江在征辽，平田虎、王庆，几乎不曾折损好汉。这完全得益于公孙胜的法术加持。
而征讨方腊，好汉死伤大半，也许源于公孙胜的退出。小说加入了如同《封神演义》的斗法桥段，或许是最大讽刺。徽宗迷恋道教，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就是一个佐证。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大臣。徽宗继位，本来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不管是论长幼、出身，还是品性，他都不是哥哥哲宗的最优接替者。他只是在保守派与变法派的争斗博弈中，偶然获得了权力。宫崎市定认为，徽宗不同于前代的暴虐型，愚痴型君主，他是挥霍型的代表。
他性格中摇摆不定，软弱逃避，以癖好用人的特点，让蔡京，童贯这类投机钻营，扶植党羽的权奸佞臣，独揽大权。童贯作为宦官，是一大另类，他有战功，能议政，能搜罗古玩，又负责造园，是徽宗心中的“宝藏能臣”。蔡京的发迹，是从结识童贯，为其充当“文化顾问”开始的。“徽宗是一个感情细腻的文人天子，从徽宗兴趣方面入手去讨好则最有效。这点上，蔡京一开始就很有优势。他很早便是进士及第，应该是很有才华的。”
他靠童贯接近徽宗，“专在徽宗的玩乐上下功夫”。两人内外照应，互为表里，盘剥财富，独霸朝野，是北宋政治生态恶化的祸首。后来，梁师成与大臣王黼，构成了“新组合”，简直高度模仿了蔡京、童贯这对搭档。有意味的是，宫崎市定从心理上揣摩了这种君臣依赖关系。“徽宗年轻的时候，性格很软弱，在政治上依赖着强硬且有魄力的蔡京。但做皇帝十几年后，权力意识觉醒，开始以自己的喜好选人用人。”这种解释描绘了“君臣父子”般的恋父倚重，也说明《水浒传》里招安政策曲折反复，与徽宗无常的性格，有必然因果。
《水浒传》读后感(四)：厘清“两个宋江”
宫崎市定是广受盛誉的日本汉学史家，他的知识面和研究领域十分广阔，著述丰厚，经常以敏锐的观察力，发表人之所未发的见解，给读者一种开阔眼界、启迪思维的享受。
这部《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最初发表于《历史和人物》杂志，从1972年2月刊始以《<水浒传>的人物》为题共连载八回，后略经修改，集成一册。各章介绍各个人物的生平事迹，包括徽宗与李师师、宋江、方腊、童贯、蔡京、鲁智深与林冲、戴宗与李逵、张天师与罗真人，人事互有交叠，有些章节双人并列讲述，全书在写法上类似《史记》的纪传体形式，既尊重历史又兼顾可读性。宫崎市定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他从小就爱读中国历史，太史公正是他的偶像，他也爱读中国的古典文学，对《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感兴趣。
《水浒传》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倾向强烈、性格特征鲜明的人物，品鉴水浒人物是理解作品的很好的入口，宫崎市定的作品也是从此入手，紧扣历史背景来分析人物行为的政治价值判断和人物个性的道德价值判断，融叙事、析理、议论、评述于一体，由此延伸开来，我们还能了解《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与朝野斗争，与宋朝军制、法律、阶级、称谓等关系。
《水浒传》是演义小说。不过，梁山泊确有其地，它是在五代后晋到北宋，由于黄河屡次决口泛滥而形成的湖泊，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渡江攻宋时，梁山泊的水域之宏瀚已经使得金军制造的战船无法通过，只能运到大江北岸。《水浒传》并非完全架空的小说，它里面的角色有很多在历史上是确实存在的。正因如此，勾起了历史学家们的兴趣。
宋江是梁山好汉的杠把子，对宋江的考证是《水浒传》研究的重要课题。比如，余嘉锡先生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等都做了整理。不过，这些研究都是从史书里爬梳宋江的生平线索，然后谈宋江所领导的梁山好汉的活动。宫崎市定借助前辈同仁的研究成果和新出土的史料，翻阅《皇史十朝纲要》《宋史》《宣和遗事》《东都事略》等典籍，排查宋江纪事年表，与《水浒传》之宋江加以对比，得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宫崎市定蒐集史料：《宋史》有宋江等三十六人四处劫掠，后在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被招降的记载。据1939年陕西省府谷县出土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宣和三年，碑主人折可存随军讨伐方腊，方腊在四月二十六日被擒，折可存因战功而被封为武功大夫。据南宋《东都事略》“宣和三年”的一条记载，“五月丙申（三日），宋江就擒。”那么，现在几乎人人皆知的宋江跟随童贯讨伐方腊的事情，在时间点上就出现了疑问。
宫崎市定认为，《宋史》编撰于元代末期、元朝将亡之际，而《东都事略》成书于南宋，当时与北宋有关的史料存世更多，《东都事略》为《宋史》的编修提供过一些史料，普遍被认为可信度比较高。另外，以事理论之，就算二月被招安，宋江能否就马上得以重任、率军出征呢？宫崎市定推断，“草寇宋江”和“将军宋江”，可能并非同一人。宫崎市定抱着“两个宋江”的想法，再仔细梳理“宋史”等史书里的多条记载，发现原有那些模糊不清、相互抵牾的记载就豁然开朗了。
宫崎市定是继内藤湖南、桑原鹫藏之后的第二代京都学派领袖，京都学派向以考据学见长，《两个宋江》此文就极见宫崎市定的史学功力。
除了厘清“两个宋江”史事的混淆，宫崎市定还深入追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比如，对《宋史》可靠性的再度阐明。比如，《宋史》以及其他诸史，常用“招降”“招安”等词语，似乎在说他们是自愿的，但实际上，很多地方武装是被剿灭的。梁山的招安，存疑。比如，过于相信《宣和遗事》一书。《宣和遗事》是一种带有话本性质的历史小说，这本书的性质本来就难以保证所讲述的都是事实，有很多人为虚构或夸饰的成分。宫崎市定还谈到《水浒传》文学的根本问题，《水浒传》所述的故事，自南宋到明朝流行了二三百年，经过说书人的不断加工，内容越来越丰富，由最初的三十六人发展到一百零八将。宫崎市定提醒我们注意前七十回与百回本之间的区别，或者说，就是这个文本在产生之后不断经过加工、填塞、修改的演变历程。
在大众文化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有很多并非来自正规的历史研究，而是出于口口传播的故事的印象。像《水浒传》这类挂靠历史的演义小说，它指涉的对象与真实的对象是有区别的，而人们习惯于忽略这些区别，直接用故事来替代历史，或热衷于以似是而非的历史来印证故事，获得可疑而隐秘的乐趣。《水浒传》混淆了“两个宋江”的事迹，而《水浒传》 又以其广泛的传播力重新塑造了我们的历史记忆。
那么，追寻历史、重建历史，可以依靠小说的形式吗？
历史的真实性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真实的历史往往无法在历史研究的领域里获得，被篡改、被遮蔽、被修饰。文学则具有更多的包容度和敞开性，深入时间的腹地，摸索过去的存在方式。在很多时候，民间文学隐藏的历史密码，可以提供解读历史的入口。但是，由于小说的书写方式和天生的世俗性，它所展现的是或然的历史，可见度不高的历史，或者索性是小说家创造的历史，尤其《水浒传》这类层层外力参与的作品。作为历史学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史料的来源，弄清我们目前所依据的史料是怎样产生的，出于何人之手，站在何种立场，与所叙事的对象关系如何等问题，由此发现矛盾，判断史料的可信程度。
这部作品不叫《<水浒传>的人物》，命名为《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原因就在于，宫崎市定的目的并非只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的水浒人物形象，他更关心的是，出现在这部名著里的人物形象是怎样产生的，或者说，历史与叙事是怎样相互影响的。这是宫崎市定的高明之处。阅读这册薄而不小的著作，对于我们中国读者也很有意义，我们能从中获得历史意识的锻炼。
厘清“两个宋江”-南方都市报·奥一网 202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