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人物道德翻车，或触犯法律，进而“社死”，品牌方纷纷解约，近来之频繁，让有的人都感叹“麻了”。
人欲易纵，名人“塌房”从来不是新鲜事，但如今“新”在哪呢？时代变了，名人和名人也有所不同。
有的流量小生完全是由资本捧起来的“工具偶像”，公共空间里不需要太多人格露出，一旦没有商业价值，很容易被抛弃，更鲜得到同情；有的名人在人眼中还不太一样，他们似乎更有才华一点，更不可替代一点，对社会也更有“价值”一点。
他们可能制作弹唱了美妙的音乐，写出了精彩的小说，创造了绚丽的作品，甚至为人类的智识和艺术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而他们本人和其作品都必然是公共性的，这时候，如果他们被爆出了某个不符合道德期待的行为，那么怎么评价？还要不要继续喜欢？是否给他社会性再生的机会？与他关联的其他人的权益如何保障？似乎就不那么容易给出斩钉截铁的答案了。
有人看多了偶像明星的负面，为形象光明而踏实的科学家、学者抱不平，“明明他们为人类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为什么不能获得更多的曝光？”如果我们把视线从此时此地移开，真的拿放大镜把古往今来堪称伟大的文人学者检视一番，恐怕经得起360度全面无死角曝光的人也不多。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写了本《知识分子》，他就拿聚光灯挨个对准了很多大名鼎鼎的思想家，结果让人大跌眼镜。许多顶着光环的圣贤智者，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等等，在道德上根本经不起审视。
他们两性关系混乱、寡廉鲜耻、忘恩负义、自我中心、冷漠傲慢、嗑药暴力、相处困难，总之，各有各的不是。这本书在中国台湾出版时，书名被译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可谓深得其旨。
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性格极端，很善于和别人闹掰，把不少有恩于他的朋友都变成仇人，他和人家吵完架之后，还会幻想这些人一起编织了一个国际性的惊天阴谋来迫害他。他冷血地将自己的五个亲身骨肉丢在弃婴所，不管他们死活。
如果看过他的《忏悔录》，你会惊叹于一个人怎么敢这样写自己，竟在书里袒露自己有露阴癖好。
浪漫诗人雪莱，实际上是个沉溺于性爱派对的浪荡子，多情又薄情，不停地爱上各种女人又迅速厌弃她们。他甚至和同样性关系混乱的拜伦共有一个情人，和多位男女组成性共享团体。他乱伦，诱骗尚处少年的妹妹；他冷漠自私，对和第一任妻子生的两个孩子不闻不问。出轨后他对妻子威逼利诱，阻止她诉诸法律手段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妻子死后依然污蔑诋毁。
戏剧大师易卜生，极其虚荣，一生热衷于奖牌和勋章，向各处写信索求，还在出席晚宴时，在身上披挂上所有勋章以示炫耀；他也曾与女仆私通并且诞有一子，但从来不承认他的父亲身份，也从来不曾在生活上和经济上对母子予以关心，终其一生，易卜生与他的私生子只见过一面，那是孩子在穷困潦倒时向父亲的唯一一次求救。不仅对私生子如此，对待其他亲友，他也同样态度冷淡，非常排斥自己的合法生子，只因为害怕孩子们觊觎他的钱财。
作家托尔斯泰，宗教上很虔诚，但一度沉溺于赌博无法自拔，也出入妓院，还因此不止一次染上性病，不停追逐引诱包括已婚女士在内的各种女性，同时却对自己的性欲产生罪恶感，对女性心怀厌恶，对自己的私生子也不予以关心和承认。
思想家萨特，他与波伏娃开放性的性关系世人皆知了，为了写作，他并且常年不节制地服用精神性药物，有较为严重的酗酒习惯。
科学家爱因斯坦，一生出轨无数，情人很多，两段婚姻都是出轨而来，第一次，是在订婚期内出轨，第二次，是婚内出轨表姐。
艺术家毕加索，风流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人所知的，就有过两段婚姻和五个知名的情人，他的性格富有进攻性，不只体现在传世画作中，给周围亲友也带去不少精神折磨。美剧《天才》的第一季、第二季，对他俩的人生，做了很好的还原和刻画。
不唯以上这些，音乐家贝多芬很以自我为中心，欺骗了出版商；作曲家瓦格纳是反犹主义者；作曲家杰苏阿尔多是谋杀犯……只要愿意，这个名单还可以列下去。
以此观之，品性上的问题几乎快成这些大艺术家的标配了。“如果世界上没有恶，那么艺术也将不复存在。”加缪这话，充满讽刺意味。
人性幽微，魔鬼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在这些名人、巨子身上展现得更明显，更淋漓尽致，这和他们掌握多少社会资源，是不是达官显贵，也不见得有必然关系。
他们不是非要做恶人，很可能本就没想做君子。
道德是人际关系的规约，一个人的时候无所谓道德，有了其他人，要怎么相处，才产生了道德。所以道德一定是社会性的，它用来约束自己，也约束别人。
而富于创造性的人，恰恰不善于约束和压抑自己，这与其向外扩张的天性冲突。他们不仅要伸展生命，并且旁边的人都为我所用，对此不仅不以为意，可能还觉理所当然。
毕加索为了画出女人的漂亮身体，出入妓院，美其名曰“为了创作”；伯父出钱供他读艺术学院，他根本看不上老师，也不在乎浪费了伯父的钱，伤了帮助他的人的感情。
在他画下《格尔尼卡》之前，一度很抗拒，因为那是一幅约稿，人家想让他在世博会的西班牙馆上画一幅巨大的画，以此反对弗朗哥和其追随者，反抗法西斯和暴力，而毕加索的挣扎在于“不接受定制，只画我想画的”。
毕加索11岁时，妹妹死于白喉，他很伤心，以为是自己杀死了妹妹，因为他向上帝祈求保佑妹妹，只要妹妹能回来，他可以不再画画，但妹妹还是死了，他以为是上帝发现他不会兑现诺言，料定他爱画画比爱妹妹更多。“所有别的都要为绘画而牺牲，包括我自己。”
天才人物，其作品，和其人格是一个整体，当它们在成就作品时，也是在成就自己。思想驰骋，行动规矩，多少割裂。
从作品的角度来说，人性自由舒展才会有好的作品，伟大的作品很难和道德宣教的目标重合，也很难在处处是规矩的地方产生。
今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真锅淑郎，接受采访时被问及为什么要把国籍从日本转出，回答得很实在：日本人际关系表面和谐，每个人都不愿意打扰别人，都竭力维持一种友好的表象。在这里，很难做到可以不介意周围的人和事，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所以，不想回日本的理由之一，就是没有与周围人同步生活的能力。
弗洛伊德倒是有一个观点，他认为现代文明对性的道德压抑会使人患上精神焦虑症。从这个视角来看，最重视人际伦理的中国传统社会，也是道德上最为压抑的社会。
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时人认为是文化和科学上不如人，奴隶道德充塞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之一，便要反传统礼教、传统道德。你重家庭，我便要倡走出家庭；你重婚姻，我便要写婚恋自由；你重君臣，我便要讲人格独立。
中国社会在八十年代解冻之后，文艺作品，也多重新于此发力。张艺谋在这一时期的电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就在拍中国社会的道德压抑，拍自然生命力的生长与扩张。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诞生了朋克，也是对充满规矩的现代性的反动。赛博朋克的始祖，写下《银翼杀手》的菲利普·迪克，嗑药，离了五次婚，每天要服用大量药物以维持生命和创作，燃烧了自己，成就了作品，留下大量经典科幻。这些连自己都要毁灭的人，怎么会在乎符合别人的道德期待。不要在他们身上找良心。
不在乎道德期待，有的时候就要付出代价。
现如今的一些违法失德明星，与艺术、伟大、天才相去甚远，他们手握资源，不知克制，极度膨胀，经年累月无所惩罚，终于在道德感收缩的时候开始一个个“爆雷”，他们付出了立刻而明显的代价，与之签约的公司和平台也要承担损失。
艺人不能再从事公共活动，并且是无期限的，播了一半的节目，可能要下架，商业代言也废止了，有他们代言的产品不好卖了。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成本都要有人负担。
利益相关方承受了直接的经济损失，按照合约，有向违法艺人索取经济赔偿的权益。
并无直接经济关系的公众和社会，有要求的权利吗？又能要求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论证他们损失了什么。
有人认为他们是公共人物，违法失德给不少人造成了精神伤害，起到了坏的道德示范，这主要还是道德层面的主张。但有人还认为应该给予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这更多是基于审美和艺术的层面。
公共性和公共利益不同，这些人都是有公共性的，他们从事的工作，创作的作品，面向舞台、面向观众、面向社会，道德失范必然涉及公共性，但和公共利益的关系就要更复杂和模糊得多。
问题有其层面，道德层面、审美层面、商业层面、法律层面，商业层面和法律层面比较容易在分析和实行中做相对清晰的切割，但道德层面和审美层面就难以做切割了，并且它们要以其他层面为成本。
道德、审美、商业、法律……每一种选择，可能都有不同的结果，每个社会、不同时代，理解和应对的方式可能都不同，也由此形成不同界限和标准。
如今我们来到了一个对违法失德不再容忍的时候，背后有时代的逻辑。时代已向前，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
我们批判和谴责违法失德者，也劝那些心存侥幸者，悬崖勒马吧，否则，你就是下一个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