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行动的逻辑》是一本由翟学伟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精选点评：
●虽然在序言中作者的目标是建立一套本土化的体系来解释“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但这一点并没有很好的完成。可以想象西方读者看完之后仍然一头雾水，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而国人不看这本书也充分体会过集体主义和隔岸观火并存的人情债。
●全书汇集了16篇论文，其中15篇作于二十世纪末。旧书重印，对得起“经典”这个系列文库名。作者文笔老到，视角独特，用功用心，对国人行动逻辑的总结更是贴切，值得学习。
●我觉得当代国民处在了儒家思想和国富论思想对冲的阶段，而马克思主义不过只是政党统治的器具，不提也罢。
●对于了解中国的人情，有很大帮助
●基本是旧文章，规范和行文上都有欠缺的地方，主要问题是对比过于粗糙、概念话术大于论证（虽然不是没有论证）。全书不乏闪光点，但雷人语句也频出（江湖上有人打不过求饶被作者说成可能有道家思想来源，值得细究，我实在是笑死了），方法论上最重要的问题是本质化中国（人）——最起码的，89前后，79前后，49前后，19前后，民国前后，1840前后有没有政治经济社会变量对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产生影响，作者似乎完全不关心，这有点说不过去。字里行间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这么理解中国人的行动，你就不配是（“尚未社会化为”）中国人，那可能我真的不太是吧。
●虽然是论文集，但是非常好看。印象较深的几点：1、中国人的伦理观是具体情境式的伦理观，只有当事人身临其境，他的道德判断才可谓“真实”。旁观者的伦理观永远是看客心态，键盘侠心态，作者举的“人体模特案”例子真令人有伦理上的震撼。像福楼拜所说，看客式的小市民伦理，时移世易，见风转舵。硕士期间，讲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导师认为中国人看客式的权利观在于，对权利的伤害，国人普遍缺乏感同身受，别人受到的伤害简直不是伤害，只有自己受到了伤害才是伤害~2、本书作者对人情权力面子的观察也是老司机，源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中国人的伦理本位其实是非常自我为中心的，并且由己及人，然而作者认为儒家孔孟之道也是过于乐观，推己及人，说起来容易，操作起来可是很难。你的感同身受呢？没有具体的情境，你的感同身受又如何安放？
●人情是在关系中对平衡性的维持，它表现在个体在某种标准压力下的要面子行为，同时也表现在关系结构上的给面子行为。
●中间病人那个案例还不错，只是最后不知道在讲什么…
●用于研究国民性的社会学概念的合理性确实有文中所说的情况。一个作为社会的缩放或复制的平衡性概念，我们越厘清它，它就离我们越远。理性的定义会在靠近它的瞬间讲它推远，所以必须找到某种方法让我们不以告别者的方式参与其中。当然能够保持某种批判性是更好的了。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读后感(一)：中国人行动观
本书从“本土化”入题，又以本土化收束全书。“本土化”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道不清理不明，但是本书以“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为话题，做到了针对中国人自身的研究，也算是本土化的一种类型。
中国人脸面观
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是这一业已形成的心理及其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
但“脸”和“面子”又并非完全异质，还具有同质性。——诚如作者所言，中国人的脸面观落在了面子上。中国人在交往特征中具有重情轻礼倾向，在关系格局中采取特殊主义，崇尚礼尚往来的形式主义。这样的脸面观或许与长久的血缘社会、儒家伦理规范分不开。
或许今日我们还能从文学作品中窥见中国人的脸面观。钱锺书或许深谙中国人的面子观，他在《围城》中借方鸿渐来展现脸面观，书中写道国立县中因他是本乡出洋留学的大博士而邀请他去演讲，方鸿渐却因忘记带讲稿“只有大胆老脸胡扯一顿”，只是方鸿渐忘记了当他依其人格特征对中国近代文化妄加评论时，正是在给一个要面子的社会上抹黑，因此他的演讲月有几分精彩，就越使他丢面子。
而就算是在21世纪，脸面观也随时伴随着我们，对我们来说，它太平常、也太平淡了。正因如此，人们就像忽略空气一样无视它。但它对中国人的重要性恰如空气对人的意义一样。
中国某部分社会、某类人正式在对它的追求中失去了自我，留下了一幅面具，不知这幅面具的获得者什么时候又会意识到它的累赘，还自己一个本来的面目土政策
定义：指地方或组织根据上级的方针性政策或根据自己的需要，结合本地区或组织的实际状况和利益而制定的一套灵活、可变、可操作的社会资源的再控制与再分配准则，而这套准则对其他地方或组织没有效果。
土政策具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兼具的特质。说它具有普遍主义特征，是因为它含有超越行动个体之上的形式性特征。但说它“土”、具有特殊主义，又是因为它的决策过程中总是根据当地的或某些人的特殊性而制定的。总而言之，土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过程就是一个地方或组织的领导者扩大或滥用权力的合法化过程。中国人价值取向
简而言之，就是宗教意识取向、伦理取向、文化取向、政治取向、经济取向
作者谈到，一个社会的良心是由社会精英打造与守护的，因此，讨论社会精英一定要涉及价值观。
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变成这样一群人，他们是技术干部、公务员、专家、工程师、教师、管理者或所谓的中间阶层。他们只是在做他们的（脑力）工作，拿他们该拿的工资。我不知道这些群体还能不能被成为知识分子，说他们不想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没有价值上的倡导与坚守；说他们像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仍是社会精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西学东渐。西方文明用他们的实力打入中国领地，引发中国价值观的激烈争论你。争论的结果是中国人应当抛弃自己的传统价值，而接受一种社会进化论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变成：哪个最先进、最发达、最后现代，就接受哪个。因而造成了价值观的持续和稳定性出现了最严重的问题。
中国人的价值观缺失了么，到底我也是没有答案的。但我万不能认同作者所说的“中国人没有价值观了”。我也是在网络上混迹多年的网民了，确实，有很多现象会让我有一种“被缺失”的错觉——窃·格瓦拉成为网红、马保国的“耗子喂汁”走红、刷屏的“打工人”语录……但是，这或许是意味着一种价值观的再塑造，不是么？
后面的内容，我读着没有太多意思，摘抄一些
中国人过去老是不变固然很糟，但变来变去恐怕更有问题，而尤为严重的是短期与短视会将一种价值体系摧毁掉。
梁漱溟：中国人的生活，既一向倚重于家庭亲族之间，到最近方始于转趋于超大家庭的大集团，“因亲及亲，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总喜欢托人情。”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读后感(二)：你要脸面吗？
前言
本文是基于翟学伟先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而整理的第三篇文章。前两篇文章分别梳理了“地方政策”和“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两方面内容。
一、脸面
“面子”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或接触过中国人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文化心理现象。这一现象自认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鲁迅认为脸面是中国人的一种做戏本领。林语堂认为它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最细腻的标准。而美国学者Hu认为脸和面子应该是指两种不同的心理和行为。其中脸涉及的是中国人的品德，面子是指有社会成就而获得的声誉。
为此，脸和面需分别理解与探讨。
二、 脸与面的统一性
在翟先生看来，脸面不过是中国人对某一重要心理与行为的一种隐喻说法。
脸和个体的行为关系较大，它所体现的是人自身的形象或表现。面子和社会互动关系较大，它所偏向的是互动的双方所处的关系状况。汉语中，脸在字意上之表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而面除此之外，还表示关系，即有当面和面对的意思。可以说，面在汉语中可以包含脸的含义，但脸不包含面的含义。这就是脸和面之的区别与联系之处。
如果从心理和行为层面来看，脸和面子的关系如同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的关系一样。有社会行为，才会有社会互动，有了社会互动就包含了社会行为，但包含并不能取代。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子认同的形象，经过形象整改后表现出来的认同性的心理和行为；面子是这已经形成的心理及行为在他人心中产生的心理地位。通过对脸和面子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资源是不同的。作为个体印象的资源，所拥有的有气质、性格、能力、知识、道德、外貌等，作为社交关系产生的心理地位资源，所拥有的是地位、名气、职务、权利、金钱和关系网等。
三、 社会关系对脸面的影响
在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中，个人对自己形象的塑造和脸的相关资源直接关系到他和被人关系的建立。
西方的做人做事的出发点为，如果一个个体自己先获得脸的资源，他就能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具有了面子资源。相反的，中国社会从价值层面到现实层面都是一个重视和讲究关系的社会。中国人的做人重心落在了关系上，我们就会进一步发现中国人的脸面观也相应地落在面子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把面子和人情相提并论，而不是人情和脸相提并论。
那么，中国人重视关系会造成原先统一的脸面观走向异化。
针对上面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去讨论：
一是，中国人在交往中的重情轻理的倾向；
二是，中国人在关系格局上所采取的特殊主义；
三是，中国人礼尚外来中的形式主义；
由于农业社会的土地不能移动以及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经济，造成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考虑怎样来保证人际关系的稳定与和谐。而这一保证又因为人情中的血缘关系和儒家伦理的影响，而倒向了重情抑理。
中国人不仅在人际关系中偏重“情”，而且还把情建立在家的基础上，分成亲疏远近，这便构成了人情上的特殊主义。
中国人的假并非一个小家，而是一个可以用亲属关系表明的大家庭，自家人的范围可以根据情况“伸缩自如”，大到数不清，不但是天下成一家，还可以推出去至过去和未来的人物。
这便导致在中国社会中，一个人必须时时刻刻注意他和每一个交往者的特定关系，以决定其情人情的施与范围。
并且中国人看重了面子就会出现不管自己是什么的可能，这使得要不要脸的问题已经无足轻重，关键是证明自己有没有面子。
“情”的另一个特点是受到礼的规范，这导致人与人在礼貌客套上的相互牵制，并导致人情的形式化，并构成了中国特有的社会交换方式。这使得交往的双方已经顾不得双方是真心还是假意，也只强调面子上过得去就行。
五 、脸和面的分道扬镳
前一章中提到的三点证明了中国人不但在脸面心理与行为中偏向面子，而且还造成了脸和面子的分裂。这表明，中国人的做人重点已经不是个人的品格，而是放在他人的评价与表面应酬上。
结果，中国人处事原则是形成心理地位高于个人形象。由此，脸和面子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化成了两个维度，总计共四类人。即：有脸有面，有脸没面，没脸没面，没脸有面。
有脸有面，是儒家力图塑造的君子人格，体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内圣外王”的统一。从历史长河看来，这一切不过是理想罢了。
有脸没面，他们属于那种刚正、铁面、讲理想的人。但这样的人在社会中却并没有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反而别讥讽为“不通人情世故”，“不会做人”。
没脸有面，这类人非但不讲究道德修养和社会规范，而且为人圆滑，有手腕，会玩弄权术。但是这样的人却一向受到社会的青睐，并且极力打击有脸没面之人。
没脸没面，他们由于脸和面子的资源均不足，而且处在社会底层。但是他们追求脸面的欲望也是最强烈。历史上，很多未来面子最大的人是出自这些既没有脸也没有面子的人，这也许就是“厚黑学”的意义所在。
六、结论
综上可见，中国人脸和面子的分裂，其实质是儒家价值文化和中国现实文化之间的重大差距造成的 。
儒家在理想上期望人们称为有脸有面的君子，但是这只能称为一种人格理想，而实际作用却造就了结构儒家价值文化的人在现实中成为了有脸没面之人，并且使中国人在价值观层面强烈排斥没脸没面和没脸有面之人。
由于中国人的人情关系结构上的影响，中国人对价值层次上的认同回到实际行为层次上后却变成了没脸有面之人，以此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结果，从理想的价值观上，中国人对有脸没面之人做了正面评价，对没脸有面之人做了负面评价。但是从现实的社会上，中国人反而对有脸没面之人做了负面评价，对没脸有面之人做了正面评价。使得没脸有面之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日常生活中称为最顶级的利益者。没脸没面之人，因为无所顾忌，既不受脸的规范，又没有面子上的顾虑，而最可能选择越轨行为来获得面子上的成功。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读后感(三)："土政策"的功能分析
一、前言
随着“冠状病毒”事件在全国范围内的发酵，除了中央的积极响应外，各省份地去的团体与个人也自发组织起救援队，来帮助武汉的同胞们。
通过这次危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好人好事，也肯定会出现许多“发国难财”的人，不作为的当地机构。其中有一点，我倒是很感兴趣：当中央发布方针政策时，各政府与地方组织如何贯彻上级政策？
基于这个话题，我整理了一下翟学伟先生写的《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关于“土政策（本文中我叫它’地方政策‘）”的功能分析的主要内容，便于理解与日后的再次查阅。
二、政策与当地政策
说起地方政策之前，我们需先理解“政策”一词的含义。
在大多数词典中，政策主要指：
政党或国家在一定历史期间为实现一定的任务而做出的指导性规范。它遵从一定的政治与思想路线，根据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而制定。并且其制定与实施在根本上都是同特定的利益相关。与法律相比，政策具有相当的阶段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当政策能长期地稳定下来之后，便可能成为法律的一种来源。
而政策二字之前加上“地方”，则体现了政策的具体化表现。因此，地方政策可以理解为：
地方组织根据上级政策或自己的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与利益而制定的一套灵活的、可变的和可操作的准则。该政策可对社会资源进行再控制与再分配。考虑到各个基层的复杂程度，上级政策一般不会特别具体与明确。而上级政策下发到地方政府时，就需进行细化以适应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地方政策的种类虽多种多样，但其制定与实施目的大致都可分为四点：第一，它是国家的方针与政策在地方上的具体化和操作化，为了贯彻上级的政策；第二，能更好地指导或调整地方组织内部额利益需要，能引导和维护地方组织的工作与生活；第三，规范群众个人的行为，调动其积极性；第四，补充国家政策的不足。
三、潜在功能
地方政策无论如何具体化，本身都是一种政策，是根据上级政策细化的结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而相比于上级政策，地方政策在其制定过程中总是根据本地组织的需要与个别人的利益而量身定做的行为又使地方政策具有特殊性。
对于具有普遍性的地方政策，虽能和完全上级政策保持一致，但是由于可能会对本地组织的利益有所损害，因此在现实上会受到地方组织的排斥。
对于具有特殊性的地方政府，虽能极大程度上的满足当地组织的利益需求，但是会同上级政策相违背，并极易造成上级的查处与下属的反抗。
因此中国社会的地方政策从指定到实施的过程中，尽可能是让普遍性和特殊性相辅相成，已特殊性开始，以普遍性结束。其表现为“从表面上遵从上级政策、到实则考虑本位主义、再到最后对外公正”的一个完整过程。
便于理解该过程，我们先看一下社会交换理论的概念。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权利的形成依赖于如果甲方拥有乙方需要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是乙方获取的唯一渠道，就会导致甲方对乙方拥有权力。这就使得上级政策只能提供资源、却由地方的决策者来控制资源，结果使地方组织的权力急剧扩张。这样一来，地方组织就拥有了对他们自己制定的政策的解释权，从而表现为书面上的公正性和具体解释上的特殊性。这时候地方政策的解释也就具有多样性。
可见，在现实社会中，当地方政策开始实施时，它所设定的条件和标准在包含了既得利益者的同时总会带进另一部分条件相当的成员，进而让人们无法判断出决策者的动机是利己还是利他。
综上，可看出地方政策的特点表现为：第一，用地方政策具有的书面上或形式上的公正性来确立起权力上的合法化；第二，用地方政策具有的特殊性来让那些具有反抗倾向的人获得资源；第三，通过制衡手段让没有获得资源的人感到资源人人有份，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不是马上得到与永远得不到的问题。
这种模式对于其治理之下的群众来说，最终导致人们要么形成巴结权威、搞好关系的人格，要么形成逆来顺受的人格。
这就使得地方政策：
其一，对国家政策中涉及的资源进行再控制与再分配；其二，形成一种地方性策略，既能对上级交代过去，也能对自己有利；其三，使地方政策的非受益者只会认为是自己的条件不符，而不会去怀疑地方政策中的特殊性，并渐渐形成忍从性人格；其四，造成群众曲解国家政策，导致百姓同国家政策之间的对立情绪。
四、社会类型
从宏观上来看，地方政策盛行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中国人生活处于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之中。即国家和群众小，地方政府或基层组织大。也就是说中国人基本上是依赖于单位或者当地政府来维持生计，而非直接依赖国家来维持生计。
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格局是中央集权性的，体现为一头大和两边小。即中央政府基本将所有一切社会和生产资源都控制在手中，然后根据计划分配给个人，地方政府只是二传手的作用，本身没有什么力量来控制资源。
而当改革开放开始以来，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社会格局逐渐转变为两边小，中间大的模式。
五、隐患：
地方政策源于对国家政策的具体化和补充，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被转化成一种对策，具有“既能应付上级，又能对付百姓”的功能。此外这种对策还可以消除由此引起的群众的反抗心理与行为，形成社会成员的人情式和忍从式的人格。
地方政策的制定和贯彻的过程是当地组织与领导者扩大或滥用权力的合法化过程。其在实施的过程中，在产生表面繁华的同时，也会引起社会整体性的危机，但由于地方政策的制定、实施与监管都是由地方组织负责，因此这种危机也具有长期的潜伏性，只有在具备某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才能表现出来。
比如，这次的“冠状危机”？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读后感(四)：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虽然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总是被社会结构所引导，总是具有一元化的倾向，但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如何能实现价值整合，而不是寻求一个唯一的价值导向。
一、前言
本月初读了《与社会学同游》后，开始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毕竟自己今后要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与繁衍。因此，为了让自己能活得明白，所以开始把书柜中设计社会学、中国社会方面的书单独找出来，一本一本一章一章的拜读与理解。
本文是基于翟学伟先生的《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中关于“中国人价值取向”一章的内容而整理。
二、价值与价值取向
价值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各种事物、想象、活动等所做出的认识、理解和解释，也就是其意义所在。
对于人的社会本身而言，价值集中体现的是人们在认知、看法、观点、态度、信仰中所透露出来的倾向性及其特征。
文化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认为，
价值是一种外显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值得与不值得意味着热门在认识上面对各种事物现象所做的抉择或所寻求的行动方向，这就是所谓的价值取向。可见，价值取向往往是通过选择或者比较来确定的。
研究表明，影响一个人做出什么样的价值选择，更多的因素是同他所处的社会文化体系有直接关联。因此，想要研究人的价值取向，就必须涉及这个人所处的社会文化。任何一种社会在某个时代都会有某种主流文化。这种主流文化的形成同当时的执政党的重视、群众的心理认同、社会风气等有复杂的关系。可见，当一种主流文化在引导人们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时，这种价值取向就可称之为价值导向。
价值的多样性与系统性构成了社会上的一种价值观，而价值观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怎么活才能幸福的问题，这也就是人的幸福观。
三、价值取向的划分理由
在西方价值观的研究上，大致有两方面的类型划分对中国学者有较大的影响：维度上和内容上。
维度上划分，一是，传统与现代；二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内容上划分，经济的、理论的、审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
四、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根据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时间线（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可分为五大类型：宗教意识、伦理、文化、政治与经济。
宗教意识方面：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取向更多地具有迷信的含义。它是由于人们面对自然变换、动物与人的关系、灵魂现象等所表现出的困惑与敬畏。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可追溯到殷商时代，当时形成的最为重要的两种体系就是占卜和天命说。
占卜主要在中国日常社会中流行，如生老病逝、婚丧嫁娶等。天命说为统治者所重视，把天作为对人实行统治的帝来看。
由于占卜和天命说其自身逻辑性的相似，因此那时的中国人在价值取向上都是命定、任命、算命的倾向。
伦理方面：
伦理方面的取向是从春秋时代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
当时，孔子为了恢复周礼而建立了儒家学说。其中，儒家学说认为人是通过“仁”的概念来体现的，重点是对礼的强调。如果一个人在日常中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君子，做不到，就是小人。标准之一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更重要的是，该“义利观”是解决中国人价值取向的关键。
在中国历史上，义利之争既是学派之争，又是概念之辩。
儒家是义利的对立派，认为一个人如果追求自己的私利就会违背自己的大义。
墨家是义利的统一派，认为义利并不矛盾，实现了利（公利）就是实现了义。
法家则正好与儒家相反，直接用“重利贱义”来同儒家对立，但是其利也主要是指公利。
因此墨家和法家都同儒家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由此可见，中国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在价值取向上有倡导义、压制私利的倾向。
文化方面：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侵入与西方科技、制度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强大优势。中国此时需要面临一个是要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的问题。这种文化选择一直随着马克思主义进入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告一段落。
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后，中国人经历了一个从技术、制度和思想的三个阶段，这相当于我们在文化上的物质文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
洋务运动代表了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口号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但是当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传统制度上的弊端，在康有为等一批志士的推动下，维新变法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对染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但是辛亥革命正是知识分子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融合中国实际来改造中国的一场改革。
然后西方政治体制并没有挽救中国，等到第三阶段 —— 五四运动的到来，中国知识分子最终开始了异常最彻底的反传统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当时的新文化代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了最为猛烈的抨击与否定。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通过苏联进入中国，知识分子在多次文化论战中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政治方面：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导致了政治取向在中国社会中的全面展开，当时的主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它主要是指人们在一切社会领域都要突出政治，人们的一切生活都要被笼罩在政治的气氛中，以及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乃至日常生活的一切都要用政治标准来衡量。政治取向带来的后果是中国人要将所有心理和行动都拿到政治上来审判。
经济方面：
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的国家重点向经济建设上转移。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启动。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成为当时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其带来的结果便是个人经济利益的觉醒和人们对经济现象和经济的关注与投入。由于经济取向的作用，事业单位的人利用业余时间搞第二职业，大学生做兼职，农民工进城打工。同样的，公务员公款吃喝，假冒伪劣，黄赌嫖赌，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也滋长蔓延。
经济取向伴随而来的是人们对金钱越来越看重。据研究表明，金钱在九十年代以来有成为社会成员行为的主导支配力量的趋势。
再者：
以上的价值取向分类中，并没有社会取向。
所谓社会取向，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交往的重视，或者在价值上认定通过社会交往可以更容易地获得人们所追求的社会资源。为什么呢？
因为社会取向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价值基础，这个基础在几千年的社会主义文化变迁中（如西方文化入侵、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人情、面子和关系网是中国人一向不能忽视的价值定位。随着历史的推进，社会取向并没有显著性变化，此乃中国人较为根本的价值取向。
五、价值取向的转换
下面试讨论一下，中国人价值取向的这几次转折中有哪些问题，已经这些问题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社会结构的制约性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人的价值取向一般先于社会结构。比如儒家价值体系的建立就依赖于周朝的礼记。
但是中国社会结构基本上一直采取限制价值产生、价值更新的方式。中国社会结构一直是对一种不相容的价值观进行压制或者禁止。
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在同新的价值取向的关系上具有相当的封闭性，因此由新的价值取向所带动的社会结构转型总是在斗争中获得结果的。
价值观念上的导向性
由于社会机构的制约性，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总是被社会结构所引导，总是具有一元化的倾向。
当然，价值导向性的优点是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明显增强，但是，引导向性造成的偏差很难纠正。比如“一胎政策”。
历史下的冲突与多元化
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在纵向上因原有价值的沉淀而表现出相应的冲突。由于任何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结构只偏重于接受一种价值取向，使这种冲突在很多情况下潜伏起立，含混起来。
然后转型的次数越多，沉淀下来的价值取向也就越多，他们在某些时机就会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比如，宗教意识方面的算命、占卜、看风水等。伦理方面的儒家文化的复兴。文化方面的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等。经济方面的五六十年代的奉献，毛泽东热等。
由于这些价值取向沉淀的作用，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虽然始终具有同社会结构相一致的导向性，但是也具有潜在的多元性。
六、今后的价值取向
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正在发生的深刻的转变，每一次社会转型都意味着一次利益格局的调整。由于之前的改革开放在相当程度上调整的是所有制结构，因此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必然朝着多元化和分化迈进。而分化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利益个体的觉醒。 因此中国人价值取向今后也很难出现一种统一的、导向性的取向。
可见，未来导向性的价值会减弱，价值多元性的可理解性和容忍度会随之增强。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如何能实现价值整合，而不是寻求一个唯一的价值导向。
最终，宗教意识会走向科学意识，伦理意识会走向法治化，文化意识会走向民主化，经济意识会走向市场化与契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