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一本由花城出版社著作，38.00元出版的240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17-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一)：爱与欲望的距离——评厚圃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一书所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前后的故事，带着潮汕平原浓郁的乡野风情，其构思奇特情节生动，让人难以释卷。男主角龙春无疑是幸运的，母亲龙婶冒死生下了他，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妻子苏彩娥作为村支书的女儿，有远见有魄力，将没刷过牙的他引领到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度。龙春又是不幸的，他在得到两个女人的爱的同时也被卷入尖锐的婆媳之争两头受气。也正是这样的家庭矛盾将龙春推给了第三个女人——江凤凰。这对苦命的男女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刻相遇相知相恋，他们之间除了爱情还有恩情与道义，几乎具备了典范婚姻的所有要素，可惜只能各走各路，洒落一掬热泪并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思念。

　　作品除了对婆媳矛盾、婚姻危机这样的生活、社会难题进行深入探究之外，厚圃更是将敏锐的触角伸向乡村最基层的权力，伸向了人性深处的各种欲望：基情暗涌的苏支书先后对王更生（江凤凰丈夫）和李文华进行利诱强迫；民兵队长老牛不断向良家妇女伸出黑手；苏冠军（苏支书儿子）和牛小琼（牛队长女儿）任性妄为……更值得赞赏的是，在残酷的历史条件下，厚圃笔下的男男女女都自觉不自觉地涌现出人类最为原始的生命力，谱写着一曲生命和爱的赞歌。在这方面江凤凰的表现尤为突出。

　　厚圃说，江凤凰是他非常喜欢的角色，她集苦难、勇敢、美丽、智慧于一身，具有某种美好象征。笔者不由自主地从江凤凰身上联想到莫言先生笔下的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白狗秋千架》的暖，一个是《红高粱家族》中的戴凤莲。从秋千上摔下来刺瞎了一只眼的暖嫁给一个哑巴，生下三个哑巴儿子，她不动声色又毅然决然地安排着跟少年好友井河借种，以生下一个正常的孩子。江凤凰和暖的共同点是不被“嫁鸡随鸡”的传统观念所束缚，都拥有新一代乡村女人的强烈的生命自主意识。只不过暖是为了延续优质的生命基因，而江凤凰则是为了满足最自然的身体欲望，还有对真爱的追寻。至于戴凤莲，也是一个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北方女汉子，她临终所言的“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同样也是江凤凰的内心写照。江凤凰不仅具有这种挑战传统伦理的反抗精神，她还比戴凤莲高出一个思想层面，那就是她的包容和牲牺精神。她舍弃龙春，不是逼迫于礼法的压制也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而是源于对龙春的爱与成全。这种断臂式的英雄气慨，成就他人的牺牲精神，让江凤凰的形象更加伟岸更加光彩。

　　《我们走在大路上》着力塑造的几个人物都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而是被时代的烟尘裹挟着、苦苦挣扎快要透不过气来的普通人。十年动乱结束，改革开放的时代来临，传统的礼法土崩瓦解，浓重的政治气氛逐渐消散，人性如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找人生的位置和出发的方向：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好成为了江凤凰的人生意义。餐饮业则变成龙春和苏彩娥奋力打拼的天地。龙婶的宽让容忍也最终促成了一家人的和谐美满。值得一提的是，自始至终，对于书中所呈现出的各式人物，厚圃没有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对其指手划脚大声褒贬，而是冷静地跟随着他们去面对一地鸡毛满目狗血的命运，去发现肉体狂欢、精神沉沦的现实与困境，去分享每个人内心的彷徨、悲欢的泪水和生活的得失。他以笔为刀，爽利精准地解剖着每个被肉体紧裹的灵魂，以独具“厚圃特色”的语言，生动凝炼地描绘出个体是如何被欲望所驱使，被时代的巨浪所推动，被内心的矛盾所左右，最终又如何逆流而上奋起抗争，从而留下了或深或浅、或正或歪的一串串脚印。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部佳作已经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的范畴，具有普遍的人性的意义。读者若愿一读，不仅将能从这幅反映当代国人命运的画卷里领略到艺术斑斓瑰丽的光色，更能从中获得启迪、慰藉和勇气。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二)：每颗灵魂都是时代的镜子——读厚圃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

　　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年，在这样的时刻回顾过往，有多重意义。普通民众对于历史的体认，大多通过生活的经历来产生理解、认同或者敬畏。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则可能通过对知识的学习和信息的收集，用艺术的手段来弥补历史留下的空缺，尝试矫正模糊不清的视野和遮蔽的碎片。最后，用文字建立起有感情有温度、有逻辑有分析、能够深刻反映现实的生动场景和鲜活的人物。厚圃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这样的作品，沉潜于时代的底层，命运的边缘，对现实做出了冷峻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对故乡释放出浓烈的爱意，对民众敞开了悲悯的情怀。

　　这是一部批判文革、讴歌改革开放的长篇小说。

　　故事从文革后期清水河岸的两个村庄、三个家庭展开。南川大队支书苏世珍的女儿苏彩娥嫁给了月窟大队的龙春。婆媳之争日渐升级，苏彩娥任性直率，丝毫不让婆婆。龙春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但好景不长，苏支书由于生活作风问题下了台，儿子苏冠军的婚事也因此泡汤。气急败坏的苏冠军失手打死了父亲，自己也精神失常。苏家的巨变使苏彩娥失去昔日在夫家的地位，一气之下回了娘家。龙春空虚无助，爱上了曾被自己救过的寡妇江凤凰。江在失去了丈夫和情人之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都陷入了危机，几乎达到断炊的地步。在这样的境遇下她与龙春走到了一起，两人都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沉重代价。随着时间的流逝，江凤凰逐渐清醒，为了挽救龙春和他即将破碎的家，也为了自己的新生，她决定和龙春分手。

　　改革开放后，龙春开起了饮食店，找到了发展自己事业的方向。江凤凰也开起了裁缝店，随着人性的复苏，她意识到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快乐，从而走上了崭新的生活道路。

　　婆媳之争、权力博弈、畸形情欲、人性复苏……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爱的名义下延展和纵深，浸润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龙婶代表着乡村的世俗和道德形象。这是一股习焉不察的强大力量，不需要思辨分析，只需要遵守执行。龙婶之不幸，正在于其处于时代变革边缘而不自知。而苏彩娥则代表着新的一代人。她的斗争是日常的斗争，也是新思想的斗争，是要打破紧箍在身上、象征着传统势力的“紧身衣”。她在婆媳“斗争”中一度占据上风，几度沉浮，最终学会了宽容，并力助丈夫大胆创业。从苏彩娥身上，正好折射出这代人对于平等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他们才是推动时代变革的核心力量。相对于苏彩娥的成功塑造，江凤凰的形象同样鲜明。她受到苦难的压迫，人为的迫害，为了孩子甘愿当“野鸡”，为了爱人愿意放弃爱，这是江凤凰的天性。相比较那些说着冠冕堂皇的官话的人，不知道要高尚多少倍，这何尝不是对那个时代、对那些活得假模假样、所谓的“好人”“能人”“上层人”的有力嘲讽？江凤凰妩媚动人，聪慧坚强，虽经历一段苟且而又刻骨铭心的岁月，却能够冷静地做出自我牺牲，成就他人最终也成就了自己。

　　故事中的男主角龙春，从最初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两头受气，再到出轨，最终在妻子的点醒下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弄潮儿。他不知道江凤凰在暗中帮他，但仍然在听她唱戏的过程中若有所悟，转化成了感恩的心态。他终于在三个女人的影响下真正成熟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掌权者苏世珍，他真正的失败不在于忠实的战友老牛的背叛，不在于妻子无意给他致命的“一刀”，更不在于儿子真正要了他的命，而在于他对权力和欲望的过分迷恋，他始终不明白只有权力才是权力的掘墓人。

　　历史很长，人生很短。文革灾难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渗透到每个人的思想，在每一根最细小的神经末梢，连最贫瘠的乡村最贫困的民众也不能幸免。

　　树挪死，人挪活。从李响亮逃亡泰国到江凤凰离开清水河，再到龙春开起了饮食店，新时代呼之欲出，人性逐渐复苏，精神枷锁被解除，窄门里又有了广阔天地，空门里也弥漫着人间烟火。不管小人物在时代的裹挟和变革中最后走向何方，人们依然相信，生活最后会得到谅解和宽容，美好的憧憬终能实现。

　　我的阅读有限，不敢肯定说厚圃开了什么样的先河，但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写作都是对当下的关照和理解来看，厚圃的小说无疑带着挑战性和独创性。他故意用政治色彩浓郁的语言，用插科打诨、笑话段子来影射那个荒谬的时代，深刻反映社会变革的本质，的确令人眼目一新。

　　（作者为评论家，艺术家）

　　商报链接：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三)：敢问路在何方？

　　——评厚圃长篇《我们走在大路上》

　　近年来，屡见厚圃画作面世，画钟馗、牧童、猫狗，寥寥数笔，跃然纸上。相比之下，文学作品的数量却少了，当然也就更加令人期许。丁酉戊戌交替之际，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问世，略解读者“相思”之苦。

　　厚圃出生于潮汕平原的书香之家，长大后负笈北方，深受南北两地文化的浸染，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艺术功底，加之他那既有南方人的温文尔雅又有北方人的粗犷豪迈的性格，促使他创作出独具魅力的艺术精品。 《我们走在大路上》描述的是改革开放前后潮汕人的生活奋斗历程，作者选取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作为小说人物施展的空间，时间跨度不过一二十年，人物层出不穷情节波澜叠起，语言精细妥帖中不乏诙谐幽默，读来叫人欲罢不能又无法忘怀。

　　小说开篇便是中国特色的婆媳“斗法”，看似稀松平常、鸡零狗碎的日常，实则处处暗藏机锋。在漫不经心却调皮生动的语言里，厚圃不动声色展示了他出色的把控能力，既有“六月鲫鱼，七月和尚”这样乡村俗语，也有“拨乱反正”“破字当头”这样带着时代特色、政治色彩的语言的化用，尤其是拿宣传画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来比拟男女的床事，简直让人拍案叫绝，加之各种明喻暗喻交织叠加，风趣对话无处不在，不仅生动地再现了文革时期政治对乡村生活的渗透污染，更是有力推动了故事向纵深发展。

　　一部长篇小说的成败，人物的塑造至关重要，从这个方面来考量，作者显然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厚圃以冷静的眼光，击穿乡村生活的表层假象，将人性置于矛盾冲突之中考量，从而塑造了苏彩娥、江凤凰、龙春等一系列立体多元、个性鲜明、紧接地气的人物形象。 巴尔扎克有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要了解改革开放前后的乡村历史，光读当时的报纸并不能得出客观确切的答案，小说似乎更有发言权。本书的主角之一南川大队支书苏世珍，就是作者着力塑造的、特殊历史时期下的产，他有文化有能力善于引领群众安排生产，但又具有某些乡村干部的专横野蛮。在被忠实的追随者老牛搞下台后，墙倒众人推，各种人性随之被放大突显。儿子亲事不保，夫妻父子反目，苏支书最终死在儿子的手上，而儿子也疯掉…… 一个显赫的乡村实权派就这样跌入时代挖掘的坟墓，成为了某种政治的祭品。表面上看，是苏世珍人性扭曲所致，深究起来则是那个时代社会所酿造的悲剧。

　　一部作品，如果敢于掀开遮掩着混乱无序的时代的帷幕，或者将人性的伤口撕开给人看，可以说已超出文学所要背负的使命。然而作为优秀的小说家，厚圃并不愿意就此鸣金收兵，他还想探究那些伤痕痛累累的人们是如何疗伤？是怎样复苏了他们残破不堪的灵魂？如何找到信任和爱？又如何重新走在大路上？ 通过明线和暗线的叙述，厚圃将几个重要的人物带到了改革开放的崭新阶段。明线是，苏彩娥与龙春闹矛盾回娘家，龙春因此与江凤凰暗生情愫发展成情人的关系，于是生出了一条暗线来。从此明暗交织阴阳相生。可以说，龙春是在妻子、情人还有母亲三个女人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成熟也走向成材。苏彩娥助他创业，也使自己走出了父亲垮台的阴影，从而保住了小家并紧紧抓住了自己的命运。受尽磨难的江凤凰更是通过学习裁缝技术开店谋生，热心于公益事业无私奉献爱心便是以爱报怨、灵魂升华的有力佐证，洗尽耻辱，扬眉吐气，从而完成自我救赎这样的艰难蜕变。

　　至此读者方能真正看出厚圃谋篇布局的良苦用心，他就是想通过改革开放前后的人们生活的巨大反差、心灵人性的根本变化，来激浊扬清，讴歌真善美鞭笞假恶丑，来讴歌时代变革对于人心对于生活对于整个国家的重大意义。

　　行百里者半九十，如何让明线与暗线经过自然生长之后合二为一，对作者依然是个考验。厚圃却能轻松面对，娴熟地运用他善于讲故事的本领，通过一场极具意义的乡村盛宴，让明线与暗线无缝对接。江凤凰对龙春的爱，在经历时间的淬炼提纯之后，成为了她付出的所有的爱中又普通又特殊的那一个部分。

　　小说收尾处意味深长，苏彩娥找当地最有名的裁缝江凤凰为丈夫做西装。龙春从入秋一直传到春深，要是可以的话，一辈子都不想脱下来。 小说戛然而止，给人留下了经久不散的爱的气息和似有若无的伤感，真真教人怅然若失。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四)：回望与叙写——厚圃的潮汕情结

　　回望与叙写

　　————厚圃的潮汕情结

　　□ 任之

　　对于远离潮汕的作家厚圃来说，潮汕一直是他创作不断的源泉和动力，越是离开得久，他的爱与思念就越深刻，他就越能够发现值得写的题材。因此可以说，厚圃始终没有走出潮汕这块生活的热土。

　　其实，厚圃在潮汕生活的时间不过十多年，从童年到青少年的时光。但这是多么值得珍惜的岁月啊！给了他的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的生活滋养，使他的创作有着鲜明的地域性的文化历史印记。

　　当然，他所观照的潮汕乡村，更多的呈现了不同于本地作家的视野，这是一种由外向内的打量，这种另类背景下的打量，或者更有其独特的角度，故所见所思，不是局囿于本土，而是从更广远的范围去纵横捭阖，或者，如此笔下的潮汕，更能看得透彻。

　　最近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他的一部很重要的作品。所写的是一段特殊年月发生的乡村故事，可以说是他回忆里的难忘的记忆。作者在谈小说的创作意图时，如此说，“这是一部反思文革、颂扬改革开放、反映潮汕平原人民生活的作品。在那个严酷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完全被颠覆，文化断层，所以我有意将故事放在这个时期，来探寻在特殊的境遇下人性本身的善恶和需求，以及生存环境对人性的考验。而改革之后，随着思想道德观念的全面开放，随着经济潮流的涌入冲洗，冰雪消融，人性也如春天万物开始复苏。可以说，这部作品是我对故土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追溯和解读。里面的故事是虚构的人物也是虚构的，但是每个人身上都浓缩了我对乡人的印象，那些印象从我的儿时到现在，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譬如里面的龙婶，古板、勤快、小心眼、可怜又专横，是乡村中最常见的老人形象，而江凤凰则是我理想中的女性，集智慧、美貌、勇敢、个性和苦难于一身，具有某种象征意味。至于男主角龙春，他是在三个女人的呵护下逐渐成长起来，终于领悟到爱的真谛。”

　　有评论说，小说“是具有自由精神与民间立场的乡村情感简史”。我们在阅读时，可以感受到作者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思考人性的价值，这是尤其令人感动的闪光点。即使，在畸形的社会环境里，爱仍然不可磨灭，映射着动人的光芒。当然，其中也有批判，有反思，有对权力、欲望、伦理、人性的探究。

　　一切的因果的舞台都依托着潮汕的这个舞台而展开，饱含着地域特色的潮汕乡村风情，使小说有风俗、风情画卷的艺术魅力，让人神往。厚圃说，善良正义和爱可作为恒久的信仰，或者像主人翁那样去信仰爱情，听从心灵的召唤。这是他的创作里永恒的主题。

　　对故土的感情，支持着他不断的抒写，他正在着手创作一部以清代樟林古港为原型、着重探讨人类信仰的长篇小说。已经完成了六十多万字的初稿，准备再用一到两年时间，把它修改打磨出来。他说，这部小说几乎调动了我所有的创作经验创作热情，也耗尽了我的知识积累，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希望要有所突破。

　　居住在深圳这座中国最现代化的繁华都市，可是，厚圃却坚持写自己潮汕的家乡，一个名曰樟林的小小的地方。

　　其实，樟林这巴掌般大小的地方，并不如人们想象的简单。遥想一百多年前，当汕头埠还未被迫开埠的时候，这是东南沿海最繁华的一个港口，有多少潮汕先人，就是在此乘坐红头船出海，向更远处的远方漂泊，走向世界，写下了诸多动人的故事。

　　樟林，这是一个有故事，最能表现潮汕历史文化的地方。如此的积淀深厚的地方，不能没有人物，所以，这里走出了著名散文家秦牧。在一篇充满故土深情的《故乡的红头船》里，秦牧写道：“读了一些史料，又有了新的收获，知道我的家乡樟林，原来在汕头未开埠以前，已经是一个著名的港口了。清初，由于海外贸易的需要，它渐渐崛起，那时它河道宽阔，离海又近，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之世，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城镇，粤东以至福建许多地方，人们都到这儿集中乘红头船出洋。以后，汕头开埠了，它才逐渐没落。这些史料使我豁然开朗。那儿为什么有香火鼎盛的天后宫呢！为什么集中了那么多的大户人家呢？这是历史的流风余韵！我们少年时代为什么能够在河里捉到咸水、淡水交界处才有的小蟹？老年人为什么在河滨停产时发出那样的感慨？这一来，各种零碎的事象都可以贯串起来了。”

　　秦牧之后，樟林又走出了小说家厚圃。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此际，他春秋正盛，风华已尽展笔端，我们期待着他的新作。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五)：转型期的欲望体验——评厚圃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

　　□尹正保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旋律。当由李劫夫于1963年作词谱曲的一首红色经典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成为作家厚圃的新作书名时，集体主义时代昂扬向上的质感就扑面而来。在这个激越而昂扬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走在大路上》很容易被误读成一本“小黄书”。但事实上，当“性”成为书中旋律高蹈的时代凯歌，这种饱含两性意识和生命觉醒的“激越”就成为一种与时代氛围公然对抗的戏谑抒写，而掩藏在文字背后的是中国式“黑色幽默”的辛辣反讽。

　　厚圃这部长篇小说仍以他耳熟能详的潮汕平原为展示中心，以潮汕地区独有的鲜活生活场景为文化疆域，共同构成演绎小说人物卑微而鲜活的独特生命图景的舞台。在以龙春、江凤凰为主要人物的一群乡间男女从“文革”前期到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时间里，在家庭矛盾、婆媳斗争、权力斗争以及作为人类本能的无所不在的“性”多元交织的命运之河中兴衰沉浮。亲情伦理、仁义道德、欲望权力、性张扬，皆成为小说浓墨重彩描绘的对象。

　　在这部小说里，你将会读到一种超越藩篱的新的两性体验，无论是男人、女人，所有人的命运归宿似乎都透着谜一样的时代隐喻：家庭成员之间的微妙关系和夫妻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成败的关键。就是在这条看不见的命运之线里，造就了小说中那么多的男女围绕“性”在各自的生活里垂死挣扎、殊死搏斗。在这痛苦的挣扎之中，有人一败涂地，如王更生；有人毁誉参半，如苏世珍；有人走向极端变态，如李响亮，也有以龙春、江凤凰为代表的男女，终于在生活洪流中遵从身心的召唤，选择与时代伦理决裂，在反复的压抑中走向自我觉醒的“大路”。

　　这是一部激越的“两性之书”，一次又一次的欲望挟持的快感中，欲望、权力、人性的边际被统统放大，一次次被推向酣畅淋漓的绝境，最终成为冲破时代牢笼的浩然长歌。

　　不得不说，从“文革”的高压禁锢到改革开放后西方先进思潮的全面涌入，中国人真切经历了一个从谈性色变到“性别自主”的时代阵痛。无疑，这是一个浩大的思想解放工程，它嬗变成今天多元开放的境况绝非一日之功。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洪流中，那些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无辜荒废、搁浅的像小说中“王更生”、“苏支书”、“蔡寡妇”一样的男女生命，成为中国人压抑沉闷的一段“两性”历史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走在大路上》能通过检视中国当代历史的片段进行深度思考，并用一种中国式“黑色幽默”的近乎戏谑的笔锋将男女之事大书特书，将这种压抑、阵痛转型期的两性快感推向狂欢之境，尤为真挚而难得。在这种看似荒唐的阅读体验中，小说真正带给我们的却是掩藏在这流水般变迁的历史长河中的生命欢歌。

　　从艺术手法上来看，中国式“黑色幽默”成为小说最大的看点。一幕幕欲望中烧的两性狂欢中，荒诞不经的现实伦理被击得粉碎，一次次涉入欲望与人性的反复纠缠中，置身疯狂中拷问灵魂。恰如鲁迅先生之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上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最终，这种情欲冲破世俗的藩篱，走向个性解放。小说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叙述话语，无论是人物出场的环境营造，还是小说中人物的对白、心理活动，以及两性“大战”中的个体感受，皆带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抒情特质，将人物的一言一行、内心律动精准传达，读起来通晓易懂，而充溢小说字里行间与人物灵魂的则是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怀。“革命浪漫主义”的话语与“革命乐观主义”的基调浑然一体、水乳交融，既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亦成为小说巧妙的内在技法。正是在这种充斥全篇的革命乐观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叙述话语中，反叛与露骨的言辞如一股不断冲上高峰跌入深谷的汪洋恣肆的时代洪流，一种深沉的压抑感暗自奔涌。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中国转型期乡村两性问题的代表作，通过它帮助我们审视“文革”与“改革开放”两个时代中国人两性观念的痛苦嬗变，在人性的矛盾重重中重新审视我们当下生活的这个多元的时代。小说套用李劫夫的红色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似乎是借小说中的人物帮我们找到了一条乐观主义的人生坦途：经历时代变迁，劫后余波，我们仍然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厚圃著，花城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六)：凤凰涅槃———评厚圃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

　　鲁迅曾言，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读一本书，写点体会，是容易暴露自己浅薄的思想和境界的，明知如此，在读完厚圃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一个多月后，书中细致的文笔，鲜活的人物，激化的矛盾，跌宕的情节，还有充沛的思想情感仍挥之不去，时时勾起我的回忆，也促使我不得不拿起笔来一吐为快，不要辜负书中之人、书外之感。

　　此书可以说是写给女人的，通篇交织着女性那似乎是宿命的命运，以及她们所做出的不懈抗争，通篇又都弥漫着作家对女性世界的理解、怜爱、咏叹和膜拜。此书也可以说是写给男人的，因为男人读着读着便能置身其中，透过错综的生活矛盾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更加深刻地了解女人成长的艰难复杂的心路历程，并为她们拥有比男人更加包容的胸怀、抗压能力以及贤良坚韧的本性而喝彩，更何况书中还大量涉及到政治层面上的反讽与思考，可以从中窥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重大变革的脉络与概貌。

　　厚圃的文学作品，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此书一如既往，文气通透、词彩精炼自不必说，潮汕平原的风情样貌、野性的风土文化更是勾勒得清晰动人，画面呼之欲出，而令我更受启发的是作品的构思。作者用生动的笔墨先塑造出一种乡村生命的常态，规划出普遍常规的人生轨迹，比如龙春和苏彩娥，江凤凰与王更生，比如苏支书与珍嫂，还有他们的儿子和未来的媳妇等等，看似平静地往来、幸福地生活着，忽然有一天厄运主宰了他们的生活，什么都乱套了。人性一旦放在烈火刀锋上考量，其结果自然是五花八门。于是这些可怜、孱弱的灵魂不得不还原于本来面目，赤裸裸地高悬于读者的视野，让我们惊异于作者把美好的东西撕裂打碎组合重塑的同时，也跟随着人物的命运忽而随波逐浪忽而峰回路转，关注、深究、体会着他们背后所深藏不露的辛楚，思考、洞悉人性中那些模糊、难以厘清的善恶边界，从而判断出这些遭受命运戏弄、仍然不甘沉寂的灵魂的善恶美丑。

　　在这部作品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位女性，她们分别是男主角龙春的母亲、妻子和情人，可谓“三个女人一台戏”。龙婶受乡村封建传统的影响颇深，守旧、固执，遵循着“媳妇熬成婆”的古老法则，妄图让儿媳言听计从。苏彩娥是新时期的女性，有文化有见识且娘家背景不简单，岂肯屈从？于是一场婆媳之战在所难免。是生活的波折突变、交错的情感纠葛和隐型的心理较量，促使婆媳之间由敌对走向理解。当她们将苦涩的日子酿成了一樽美酒，人物形象也随之变得有血有肉、鲜明饱满起来。

　　如果说母亲和妻子是龙春生命里的“衣食住行”，那么情人江凤凰终将成为龙春心头的一颗“朱砂痣”。江凤凰之所以为叫凤凰，我想是作者有意为之，暗示了她那浴火重生的命运。江凤凰与王更生，一个是活跃的文宣队队长，一个是斯文沉默的学霸，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怎么看都是一种人人羡慕的幸福，却偏偏遭遇了难以启齿的生理障碍。江凤凰从此沉沦于欲望与道德的双重枷锁之下，茫茫然无所依傍。作者一方面展开惊人的想象力，以细腻丰富的细节来描述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望，另一方面又以轻松诙谐的笔调讲述欲望存在的顽强——男人如何对女人围追堵截，女人又如何瓦解男人的“阴谋”突破他的阻拦。如果放在佛家，这段经历可算是江凤凰命中一劫。这一劫，以她的丈夫身死、情人远走为结局。这一劫，仍不够成佛。

　　六七十年代的大队支书，是乡村权力的核心。无论是苏支书还是牛支书，他们与江凤凰的牵扯给了他人遐想的空间，江凤凰岂肯屈就？她宁愿卖身也不愿沦为权力的附庸。由此又遭遇命中的另一劫，与龙春重逢。

　　龙春无疑是爱她的，为了她放弃了原则名声，偷占集体便宜被人指指点点，偷鸭子几乎被村民打死。江凤凰也是爱他的，也正是爱之深才恨之切，终于痛下决心割断了与他的关系，宁愿孤独一人躲在人生的暗角舔舐伤口。

　　这对男女，始于欲望与生存，终于灵魂和爱情，实在是可悲又可叹。在经历了前半生的梦想与破灭、权利与压迫、生存与爱情之后，江凤凰终于脱离了失常的生活氛围来到了正常的改革开放年代，她冰冷的心灵开始复苏，蓄积以久的爱也得到了无私的释放，从而完成了生命中浴火重生的轮回。

　　总而言之，《我们走在大路上》一书，通过三位女性的经历深刻地揭示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和思想人心的嬗变，折射出生活的变迁、人类的欲壑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迫切愿望。她们虽然各自代表着女性中的某个群体，却又无不一致地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追求，对艰难时世的忍耐对强权的反抗，从而完成了自我的精神蜕变。无论她们最终能否达到凤凰涅槃的境界，她们都是精神的泅渡者，都发出了自己的最强音。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七)：告诉一个你不知道的潮汕 ——深圳作家厚圃出版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

　　告诉一个你不知道的潮汕

　　深圳作家厚圃出版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

　　深圳晚报

　　快过年了，很多人都要踏上返乡的路，深圳作家厚圃则选择写一部小说，让自己的内心重新抵达一次故乡。年终岁末，他的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深圳晚报：告诉一个你不知道的潮汕

　　厚圃之前就已出版过描写故乡潮汕的长篇小说《结发》和《喜娇》等系列中短篇小说。他一遍遍地亲近故乡，就是想最大限度地呈现故乡。他说，每次叙述故乡的故事，于他而言都是一次隐秘的密语，一次梦幻的僭越，一次深情的掩蔽。

　　厚圃原名陈宇，号厚堂，汕头澄海人，一个地道的潮州人，目前生活和工作在深圳。他创作小说、随笔多种，如长篇小说《结发》、小说集《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契阔》等，曾获台湾联合文学奖、广东省小说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等。除了作家身份，厚圃还是一位画家，他的美术作品曾获亚洲美术双年展银奖，并参加加拿大 " 东方足迹 " 三人展等国内外多个画展。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厚圃最新奉献的长篇小说——上世纪 70 年代，南川大队支书苏世珍的女儿苏彩娥嫁给了月窟大队的龙春，在龙家作威作福，但好景不长，苏支书由于生活作风问题下了台，儿子苏冠军的婚事也因此泡汤。气急败坏的苏冠军失手打死了父亲，自己也精神失常。苏家的巨变使苏彩娥失去昔日在夫家的地位，一气之下回了娘家。龙春空虚无助，爱上了曾被自己救过的寡妇江凤凰。江在失去了丈夫和情人之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都陷入了危机，几乎达到断炊的地步。在这样的境遇下她与龙春走到了一起，两人都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沉重代价。随着时间的流逝，江凤凰逐渐清醒，为了挽救龙春和他即将破碎的家，也为了自己的新生，她决定和龙春分手。改革开放后，龙春开起了饮食店，找到了发展自己事业的方向。江凤凰也开起了裁缝店，随着人性的复苏，她意识到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快乐，从而走上了崭新的生活道路。

　　厚圃在接受深晚记者专访时介绍，《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一部充满潮汕平原风情的作品，也是一部励志的作品，更是关于权力、欲望、伦理、人性的探微，是具有自由精神与民间立场的乡村情感简史，两代人的爱与恨，三个女人以超越命运的执拗寻求幸福与尊严，婆媳之战、权力博弈、人性复苏 …… 所有的一切都在爱的名义下延展和纵深。他希望通过这部长篇小说，在历史中思考人性的价值，寻找局部的破碎意义，站在时代的深渊和传统信念对话，寻求真实的个体人性。

　　对话厚圃：

　　感谢家人对我的放纵，让我可以在写作这条路上撒野

　　深圳晚报：您的本职工作不是作家，却偏爱文字，尤其您写的并不是短小的随笔散文，而是驾驭着文学中很难驾驭的虚构题材——小说。可否介绍一下您这位 " 文学爱好者 " 的文学之路？为何会对写作如此坚持？

　　厚圃：我的爱好其实很多，绘画、摄影、收藏等等，当然也很爱写，我的少年时代几乎是在写写画画中度过的。其实无论是写还是画，艺术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我们既需要现世的生活，同时又苑囿于现实的世界，因此每个人都希望还有一个可以任由自己驰骋的天地，在这里你就是王者，可以信马由缰，也可张扬吐纳，表达你对现实世界的看法，表达你对生活本身的认知和思考。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我们既是体验者又是观察者，带着自己独有的眼光去经见世面，你会对人生和世界的本质有更贴切和真实的认识。

　　如果说绘画让我有了一双感受万物之美的眼睛，那么写作则赋予了我发现和探索世界的灵知。

　　深圳晚报：《我们走在大路上》 用了多长时间写完？深圳人平时都很忙，很想知道，您会利用什么时间写作？如何平衡写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厚圃：这个小说写得较早，花了差不多几个月的业余时间，2015 年发《钟山》杂志时又临时修改增删了近三万字，使它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除了工作外，我几乎每天都在写，有时用手，有时用脑。我很感谢家人对我的放纵，让我可以在这条路上撒野。

　　深圳晚报：您觉得，深圳这座城市对于文学的发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您如何看待您所生活的这座城市？

　　厚圃：说到深圳，我必会将 " 故乡 " 作为参照系。我常常没有把深圳与家乡视为一种地理的概念，而是一种时间上的差异，或者看成生命场所和精神需要的转换。深圳是富于活力的城市，也是充满着想象力的城市，它带给了我无数的灵感和启发。如果说故乡是我逝去的祖母，我对她带着虔敬的缅怀，那么深圳更像我的情人，我们耳鬓厮磨融为一体，又经常吵吵闹闹。我不喜欢城市生活，但又离不开她。

　　对于生命终极的归宿来说，无论是故乡还是深圳，都不过是我人生的必经之路，我永远是一个过客，一个游子。

　　深圳晚报：您是潮汕人，《我们走在大路上》以您耳熟能详的潮汕平原为展示中心，以潮汕地区独有的鲜活生活场景作为文化疆域。在很多人眼中，潮汕人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而我读罢小说，感觉书中既有潮汕人的特别之处，但更多的是共通的人性。您笔下的人物，每一个都饱满热烈乃至疯狂，尤其江凤凰、苏彩娥等女性形象塑造得尤其生动。我们看见的潮汕与您看见的潮汕，似乎有些不一样？

　　厚圃：谢谢您的细心阅读。

　　确实是不一样，因为你们是旁观者，而我是亲历者，你们所看到的是文学意义上的潮汕，而我看到的是浸透了无限眷恋、深情的潮汕。每次叙述故乡的故事，于我都是一次隐秘的密语，一次梦幻的僭越，一次深情的掩蔽。我想要深入进去，又渴望着跳脱而出，我不能被任何东西束缚了想象。

　　深圳晚报：全书对 " 性 " 着墨较多，不担心被人当做 " 小黄书 " 吗？

　　厚圃：不担心，性的前面我们往往会加上一个 " 人 " 字，离开了人字的性是兽性！带着这个人字的性其实是生命里最恒常不变的主题，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原动力，我们不要谈性色变，当我们把性最真实和本质的意义挖掘出来后，往往看到的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光芒。对不同的时代而言，性更多的是精神符号和时代符号，时代有多压抑，欲望就有多强烈。就像江凤凰站在月光下，一丝不挂地唱着那个时代的歌跳着那个时代的舞，你会觉得充满了反讽的同时也似乎是一种宿命的悖论。

　　深圳晚报：您说写故乡好玩，那么关于故乡的书写还会继续吗？

　　厚圃：会的。我眼下正在创作一部以清代樟林古港为原型、着重探讨人类信仰的长篇小说，已经完成了六十万字的初稿，我希望能够耐心对待它，使它变成最接近于我 " 满意 " 的作品。

　　深圳晚报记者 李福莹 编辑 苗葉 实习编辑 潘雪欣

　　《我们走在大路上》读后感(八)：不动声色的动人心魄 ——读厚圃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

　　苏彩娥的人设，是照着时代转折期的核心人物去的？

　　尽管厚圃可能把更多的同情和敬佩给了江凤凰，但我依然觉得苏彩娥才是核心人物。江凤凰经历坎坷，妩媚动人，多情克制，聪慧坚强。但在苏彩娥面前，还是会黯然失色的。

　　小说开篇，苏彩娥出场，怀孕了。

　　她原来瘦得像麻杆，现在一下子胖得面目全非，活脱脱是叫丈夫和婆婆给供出来的。女人一过门就成了人家的责任田、自留地，由着男人去耕播。

　　小说的结尾，一箭双雕，美满温馨。

　　不管小人物在时代的裹挟和变革中最后走向何方，人们依然相信生活最后会充满谅解和宽容，充满意味深长的美好。

　　平静的清水河两岸，改革的春风吹遍，时代巨变。这时候的春天哥餐厅生意红火。在镇上的江凤凰的裁缝店也顾客盈门。苏彩娥看着电视里面的男人们穿着西装，神气十足，决定给自己的丈夫也做一套。她找到了江凤凰的裁缝店。

　　那件西装后来穿在龙春的身上，从入秋一直穿到深春，要是可以的话，他一辈子也不愿意脱下来。

　　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语出惊人。比如，少年项藉见秦始皇的威武仪仗，羡慕嫉妒恨的说，彼可取而代之。比如，尼采说上帝死了，刘强东说要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的苏彩娥则说，要给龙盼盼摆满月酒。这真是时代的强音，是预言。

　　我们大概要知道以下重要的提示：

　　1， 故事发生在潮汕平原的清水河岸。众所周知，潮汕平原强劲的重男轻女遗风经久不衰。偏偏，苏彩娥生下的是女儿。

　　2， 故事发生的年代大致是文革末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清水河两岸的南川大队和月窑大队。那时候的人们憋屈着，谨慎着，服从着，饥饿着。还不敢金钱至上，娱乐至死，自由奔放。

　　3， 苏彩娥是苏世珍支书的千金。

　　我想，苏彩娥这句话一定把龙婶的心肝脾肺肾连同大脑小脑后脑勺给炸坏了。

　　我们简单捋一捋苏彩娥。

　　父亲苏世珍，大队支书。母亲珍嫂，弟弟苏冠军。父亲沉迷于自己的权力和游戏，弟弟

　　纨绔浪荡。

　　小时候，苏彩娥放鞭炮被炸掉一个手指，成了九指姑娘。为此，珍嫂内疚，觉得对不起孩子。在这个家庭中，感觉苏彩娥的父亲几乎是缺席的，而和弟弟的交接也不多。因为九指，在婚事上，珍嫂由着女儿。或许，厚圃有意安排苏彩娥的九指，就是从权力的一手遮天中，炸开缝隙。

　　牛奋强登门，让龙春相亲。珍嫂告诉苏彩娥，龙春又矮又黑，像黑宋江。苏世珍也一口否决。但龙春反而在苏彩娥的眼神里看到了希望，这不得不说是因缘巧合。在龙春动员舅舅郭正楷——苏彩娥的中学班主任上门交谈中，她在郭正楷手心里写了五个娟秀的小字——随人说长短。这个意思竟然被龙春聪明的看出来了，一来二往，两人有了点小意思。

　　接下来是苏彩娥主动约龙春去看露天大电影。青春热血，欲拒还迎，被龙春逼到角落差点玉成好事的苏彩娥急了，脱口而出，你叫人来提亲吧。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苏彩娥的人设是：冲破传统，自主，有远见，独立，时尚，宽容，持家！

　　有此人设，我们就明白从苏彩娥进龙家的门开始，她就没有打算老老实实的做一个传统媳妇儿。

　　怀孕了的苏彩娥在婆媳“斗争”中，占了上风。龙春和龙婶能忍则忍，能让则让。生了女儿还不老老实实的夹着尾巴过，还要摆满月酒，牝鸡司晨，礼崩乐坏，令人发指，唾沫星星淹死人等等，都是龙婶的视角，是作者的障眼法。

　　除此之外，还有三点值得说道说道。

　　其一，苏彩娥唯一糊脑怂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婆婆龙婶跌倒耍疯时，在别人的怂恿下，骂出“装死”两个字。这两个字，大不敬。以苏彩娥的心计和策略，不至于如此之不顾大局，最后导致婆媳反目，住回娘家，给了龙春和江凤凰如胶似漆，身体精神皆愉悦的机会。也许，这不过是功能性的设计。

　　其二，苏彩娥是仗着父亲的权势才这么干吗？我看不是。我倒觉得树上猢狲多本来就是常态。

　　其三，苏彩娥第一次见江凤凰，竟然生出惺惺相惜的意思来。这确实值得玩味儿。

　　苏世珍玩火自焚？权力是权力的掘墓人

　　尽管苏世珍支书在位几十年大大小小出过不少事儿，但他依旧权力在握，一手遮天。只是随着新时代逼近的脚步声，苏世珍要倒台了。

　　是不是因为苏彩娥给女儿摆满月酒的铺张浪费被政敌老牛告密，我们只能猜测。但最后让苏世珍摆不平的一件事，是由其妻子珍嫂捅出来的，那是一件比流氓还流氓的罪行。

　　月黑风高不仅仅可以杀人越货，还可以偷人淫荡。作为女人的直觉，珍嫂开始行动了。她以为是蔡寡妇，以为是江凤凰，但实际都不是。而是李文华——一个唱青衣的戏子。

　　但我觉得这种罪行也只能放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于这一点，我倒觉得苏世珍是值得同情的。毕竟，不管我们从《三国演义》还是《金瓶梅词话》或者《红楼梦》里，或者电影《霸王别姬》《断背山》中，能感受到同性从古至今，虽遭唾弃，但也有合理的存在空间。

　　苏世珍的失败，来自于在家庭中的缺失。喂不饱妻子，不管女儿，管不了儿子。女儿给他种下倒台的种子，妻子珍嫂给了他致命的“一刀”，而儿子苏冠军则真的打死了他父亲。

　　本来，王更生的死是对苏世珍最好的提醒。但苏世珍偏偏执迷不悟，着着急急的降服了李文华。李文华接替了王更生的岗位，成了李保管，是苏世珍力排众议，对权力和欲望的双重迷恋。一定要立李文华，也是对自己权力一手在握的飞扬跋扈。

　　树倒猢狲散。苏世珍最亲密的战友老牛夺位。继而，单方面退亲。这让儿子苏冠军把所有的仇恨指向苏世珍，争执中，失手打死他父亲。自己也疯了。

　　如果没有权力作梗，苏冠军和牛小琼也算愉悦吧？尽管牛小琼不喜欢苏冠军，但半推半就之下说，“你自己动手，我才不管呢。”

　　再清醒时，已经听到自己恬不知耻地喊“要、要、要”。后来她干脆咬住唇不省人事，把苏冠军吓得不敢动。她感觉到他的停顿，活过来两只手使劲地去掰他的两片屁股，往前拽往前撞 。

　　龙春，在三个女人中间成长，成熟

　　龙春的人设，是从蛮勇，憨厚，窝囊，宽容到成熟和回归家庭的。

　　我们只能想象龙春目光呆滞的坐在牛奋强的摆渡船上，看着人落水无动于衷。突然，牛奋强一声高呼，谁救人上来就给他当老婆，噗通一声，龙春跳入激流。可救上来的江凤凰已经和王更生定亲了。

　　对于青春热血的这一次亲密接触来说，可能会让龙春永生难忘。这种难忘，一有机会就会泛滥成灾。

　　婚后的龙春堪称窝囊，也可以说憨厚，宽容。夹在母亲龙婶和媳妇儿苏彩娥中间，两头受气，面目模糊。如果不是婆媳争斗升级，龙春可能就这样过一辈子。

　　但机会来了。苏彩娥回娘家，龙婶不依不饶。受够了的龙春喜欢上了不归家。生理和心理的需求，龙春去找野鸡了。而命运捉弄人，当野鸡的偏偏是落难的江凤凰。于是，一发不可收拾，龙春走向成熟。

　　为了接济江凤凰母女，龙春主动要求去大队厨房。他钻研杀猪，就是为了偷一块肥肉给江凤凰。他把饭菜做得色香味俱全受到全队的点赞，也是为了江凤凰。我们可以想象和理解，龙春和江凤凰的这段岁月是隐秘着甜蜜和自足的。

　　清水河变成了一张巨大而柔软的床，托住了这对痴男怨女，他们舒张了、自由了、辗转反侧，为所欲为，一下溯回生命的源头，恢复了生命的本真。男人是狂野的、激越的、奔腾的，女人是深沉的、柔韧的、律动的。男人是河里的急流、旋涡、浪花，女人是潜流、细沙、海草。女人被男人裹挟着，奔向大江，奔向大海，与秋水长天一色，与落霞孤鹜齐飞。

　　甜蜜是短暂的。偷肉事件被揭发，江凤凰带着女儿去了镇上开裁缝店。龙春被迫开了春天哥饮食店，走在了致富和改革的前沿。

　　因循守旧的龙婶没有错

　　世俗和道德的相传是习焉不察的一股强大力量，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被灌输，熏染，接受，执行。不需要思辨，分析，只需要执行，执行，再执行。遵守，遵守，再遵守。窄门里有广阔天地，空门里也都是世俗人生，原因就是历史很长，人生很短。

　　我们完全能理解龙婶的立场和斗争。也应该为龙婶担忧并予以同情。乡土社会，人言可畏。活人，最后就是活在乡亲们的评论里。苏彩娥如此大逆不道，龙婶老脸往哪搁？还有最要命的儿子龙春，总是站在苏彩娥那边。

　　生了女儿已经令龙婶脸面全无。而摆满月酒则是挑战了龙婶的底线。

　　龙婶没有错。龙婶之不幸，正是因为其处于时代变革边缘而不自知。

　　这个操劳了一辈子的女人，最后的归宿我们隐秘的感受到是安享晚年。

　　苏家败落，苏彩娥生了两个孩子。江凤凰在镇上开裁缝店，龙春的生意红红火火。龙婶只需要放下塑形其三观的包袱，那就只能幸福晚年了。

　　龙春的父亲早亡。拉扯大龙春不宜。操劳一辈子，自然而然的对这个家有话语权。但从满月酒开始，龙婶日渐暗淡。面对苏彩娥回娘家，龙春不归家，龙婶还是终于妥协了，主动提出去郭正楷弟弟家住几天。之后，在龙春要单干，搞饮食店时，她依然是妥协，其条件不过是求神问卜。随着文革的结束，单干和改革的风吹向清水河，龙婶就只能淡出视线，下一场没戏份。

　　江凤凰的坎坷，从看错王更生真斯文没卵用开始

　　放现在，江凤凰就是校花。一群男女追随着她，以她马首是瞻。可她偏偏胆大妄为女追男，喜欢上了王更生。王更生斯文，沉默，爱干净。

　　可是，斯文没卵用。王更生中看不中“用”，房事不举，急煞美人江凤凰。江凤凰经常去求各种“裤头方”，猪腰羊肾何首乌，买买买。有猪腰西施之美誉。

　　意外出在王更生的表弟李响亮身上。

　　驴头和李响亮在王更生家吃饭喝酒。没用的王更生醉了。驴头打赌，李响亮酒壮英雄胆。摸进江凤凰的房间，假装王更生。

　　“你行的，你一定行。”她饥渴的呻吟立刻激起了他的斗志。他已经枪上膛、箭在弦，十根手指变成了急先锋，对着白嫩嫩的肌肤连撕带咬。她一点也不示弱，钩住她的脖子就亲……李响亮是恣肆的、疯狂的、好样的，像宣传画里的男子汉，高大全，无往不胜；江凤凰也是好样的，像宣传画上的姑娘们，朴实、飒爽、勤劳，全身心扑在广阔的天地里收获硕果……

　　再一次主动约李响亮上门时，江凤凰是这样的：

　　江凤凰今天特地穿了件粉色的衬衣，薄薄的、嫩嫩的，像荷花的花瓣。这是她的嫁妆之一，平时舍不得穿。那衬衫本来宽宽松松的，她拿针线在腰上收了两个对称的褶，这样腰身就像被两只手有力地掐进去，胸脯呼之欲出。穿好了，她对着镜子一照，吓得捂住嘴，太隆重了，三两下扒下来，心里却极不情愿。 “不穿？难道看着它烂在衣柜里？”两只手已经不听指挥，又迅速地将它拎起来穿上。

　　蓦地，江凤凰惊醒过来，这可是她的地头，怎能喧宾夺主？她大胆、疯狂、主动地迎上去，与他进行你死我活的肉搏战。

　　江凤凰坦言，我管不住自己的身体。

　　王更生受不了了，最后选择毒死表弟李响亮。机敏的李响亮感觉不对，调换了口杯。结果，王更生死在自己下的药酒里。王更生临死前向江凤凰告白，支书苏世珍是他的旧爱，有事可找苏世珍。

　　李响亮的逃亡是不易觉察的伏笔。多年以后，李响亮的女儿王菁菁已经上学，李响亮跟随清水河邀请的泰国考察团回来，已经易名李彼特，也暗示着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那些首先富起来的人开始隆重登场，风光无限。

　　苏世珍死后，江凤凰为养育女儿，求如叶老婶指点，去拜访蔡寡妇。当了野鸡。

　　当了野鸡的江凤凰遇见家庭困境中的龙春，如鱼得水。

　　在一段苟且，暗淡，魂飞魄散的缠绵岁月之后，江凤凰决定离开清水河，走向新生。开了裁缝店。

　　这就是树挪死，人挪活。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人口流动。从李响亮的逃亡泰国，到江凤凰离开清水河，到龙春开了饮食店，新时代呼之欲出。

　　隐秘和狂欢，都因为爱，这是一部令人眼前一亮的小说

　　几十处精彩绝伦的性爱和床戏描写，在此不做摘录。

　　我看《白鹿原》总看不下去。但看《平凡的世界》很顺畅。或许《平凡的世界》在技术和艺术上缺陷不少？但对于那个时代的描摹是那样的生动鲜活和接地气。同样，《三国演义》《红楼梦》看起来，当然没有《水浒传》痛快。对我来说，群雄涿鹿，富贵诗书太遥远，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杀人越货才是理想的人生目标。除了专门的研究者，普通大众的阅读喜好和选择，不得不和他的生活和经历息息相关。所以，我觉得对历史的感同身受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而然的同情，理解和敬畏；另外一种则是努力通过知识和信息弥补历史的空缺和模糊不清，建立起一副有图有真相，有感情有温度的画面。当然，两者都不可或缺的是关于历史的想象。

　　回头看，改革开放近40年，也差不多是文革结束40年。说近也远，说远也近。

　　一段发生在文革末期开放初期的乡村故事，该如何编制和讲述呢？又有多少讲述的必要呢？用作者厚圃的话来说，那就是里面有自己敬佩的女性。当然，也应该有作者对故乡潮汕平原浓厚的爱意和对现实的真切关照。用蔡东的话来说，厚圃却并不刻意追求史诗的磅礴，他落笔之处，自有一份轻松泰然。

　　在我看来，用三个女人一台戏，家长里短和插科打诨，笑话段子来影射时代，或许自古都是乡村的拿手好戏。我不管你时代如何纷纭变化，我自要拥有我的小确幸。而我猜测厚圃这种不动声色，理直气壮和明目张胆的嫁接就是带着挑战，带着创新，带着野心，带着深厚的感情和爱而来的。

　　那个时代不好明说，也不让说得太多。

　　革命的婚礼上，龙春和苏彩娥齐声背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洞房花烛夜，背诵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刹那间，江凤凰懂得了什么叫无限风光在险峰。

　　而小说的名字，更是两情相悦，互相慰藉，赤身裸体，英雄和美人，嫖客和野鸡一生中最最辉煌和畅酣淋漓的画面。

　　江凤凰慷慨激昂，字字铿锵的歌声激起虫儿、蛙儿、鸟儿更加卖力地鸣叫，它们像在为她伴奏，并与风声、流水声等天籁之音交汇在一处，共同对着空旷和宁静的天地唱响声势宏大的乐章。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奋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朝着胜利的方向……

　　时代的特征处处可见，但被作者用狂欢和幽默的语言处理得若有若无。乡村氛围和家庭伦理下的社会变革和时代画卷席卷而来，却被作者处理的不动声色，缓慢悠长。毕竟，说时迟那时快，当几十年后回头看那段荒唐和纯真的岁月，也许在文中就可以找到答案，这是一段令我落泪和感动的场景。

　　最后，龙春代表镇政府向蓝老先生赠送神秘生日礼物。

　　老人家哗地揭开盖在上面的红绸，露出尺把长、用玉石精雕而成的双桅大船。这船叫红头船，它是潮汕人漂洋过海的见证，也是海外潮人联谊会的标志，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