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概观》是一本由舒芜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周作人概观》读后感(一)：看《周作人概观》，概观周作人
第一次看周作人，是2010年，那时刚到新单位新办公环境没多久，由于不太熟悉工作和同事，就自己安静坐着，办公室有一书柜，里面塞了不少书，我闲来无事便翻来看看。翻到了一本周作人的作品集，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应该是杂文集。里面的几篇文章很喜欢，当时还发到过空间里，刚才翻出来看看，分别是《歧路》、《死之默想》和《寻路的人 赠徐玉诺君》。三篇都充满了悲观的色彩，不知道自己当时是迷茫还是怎样，只是隐约能回忆起看到文章时的感受，那就是“写到了心坎里”。当自己度过那一段时光后，对周作人作品的兴趣小了一些，直到又看到这本《周作人概观》。
最近一直关注大家小书系列，觉得每本都写得很通俗易懂，适合大众化阅读，用大家的语言普及经典，这本《周作人概观》也不例外，作者通过多年的研究，通过三篇文章，全面分析和讲述了周作人的文学创作心路历程，让就算不了解的人也能略知一二，并且作者专注于周作人的文学作品，充分肯定了周作人的地位，文风轻松，语言平实，像面对面讲述。书本也并没有抛开他不光彩的一面，还试图总结了周作人悲剧的性质，探讨了文化心态和精神结构。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本书对于周作人的研究分析是非常客观的。
书本有三篇文章，分别是《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理性的清朗与现实的阴暗——周作人的文化心态》以及《两个鬼的文章——周作人的散文艺术》，每篇的侧重点不一样，第一篇篇幅最长，也最概括，按照时间线将周作人的文学成就一一列举，尤其是他在新文化运动的极大作用，还有在翻译国外著作的成绩，还有和鲁迅的恩怨。说实话，有了作者的详细介绍，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周作人是这样的人啊。
看了这本书才发觉，我曾经喜欢的那三篇文章都和他自身的心境有很大关系，他的主“色调”就是悲观，有一种哀愁在里面。我当时也是有哀愁的吧，虽然现在想不起，但能影响到一个人内心，肯定是作品和读书的人产生了共振。现在在读这些文章，感觉又不一样了。
建议对周作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这本书，看《周作人概观》，概观周作人。
《周作人概观》读后感(二)：周作人面面观
文/赵客
如果给周作人贴上三个标签，估计大多数人会选择“鲁迅的弟弟”、“小品文”、“汉奸”。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标杆，身为鲁迅的二弟，无论周作人在文学上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和鲁迅研究是无法分开的。然而身为左翼作家首脑的鲁迅，竟然有个做了汉奸的弟弟，似乎不可思议却又是无法抹去的现实。人性是复杂的，周作人不仅仅由这些标签构成，他还有太多不为人知的方面。
周作人早年随鲁迅留学日本，先学习海军技术，后来改学习外国语，完成了《域外小说集》、《点滴》、《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等等，为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阶段的周作人，已经几乎被人遗忘。舒芜在他的作品《周作人概观》中并未遗漏这一点，指出周作人最早是作为翻译家出现的。他的翻译理念是引进新异，并把有关外国文学的只是写成文章介绍给读者。
周作人不仅仅是翻译家，他还是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在《人的文学》中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第一次用系统的理论划清了文学革命敌我两方的界限。周作人始终站在思想革命的前沿，支持并维护女性和儿童的权益，反对封建主义。他提倡宽容，反对复古，在当时的青年心目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1924年对于周作人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和鲁迅彻底决裂，鲁迅一家搬出八道湾，周作人转向小品文的创作。舒芜总结了周氏小品文之美的特点：有苦味、腴润、质朴、高远清雅、蕴藉而诙诡的趣味、善于吸收运用文言文的成分。周氏小品文的成就和其书面语言白话化有关，他一方面主张白话文应该欧化，另一方面应该采取文言文中有必要采用而没有复古意义的成分，以弥补白话文的缺点。舒芜品评他的小品文就像“一碗下了微盐的白粥，看不见盐……吃起来每一口都有淡淡的咸味”，真是再恰当不过。
如果说周作人所追求的“闲适”在盛世之时或可当心灵鸡汤，那么在日寇入侵全民抗战的情况下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当真是如鲁迅所说“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来”。兄弟二人相比，鲁迅就是那个一腔热血怒写檄文的兄长，而周作人则是那个逃避现实的弟弟。周作人是持悲观主义的，对思想革命、对文化革命、对抗日。除此之外，他与日本文化的渊源、他的日本太太，最终都是他接受伪职的原因。一个五四时代的革命先锋，最终沦落到汉奸的下场，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叹！
舒芜和周作人的经历略有相似，经过胡风一案为诸人唾弃。所以有人认为，舒芜研究周作人是因为自己的处境。或许不可否认，舒芜对周氏有些共情之心，但对于周氏的剖析还是相当到位的。舒芜笔下的周作人，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刻板印象，而是多样化的。每一张面孔都是周作人，年轻的、老去的、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自视甚高的、淡泊闲适的、对鲁迅睚眦必报的等等面孔，构成了一个丰富而立体的周作人形象。
周氏曾是和鲁迅起名的文坛领袖，也是遗臭万年的叛国文人，两者并不矛盾，有才而无德的并不止他一个。感谢舒芜翻阅了浩瀚书海，跟随着周氏的心境历程，以终于历史和研究的方式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周作人。
《周作人概观》读后感(三)：不读周作人也是人生一大遗憾吧
说起周作人，印象里真的也就只是鲁迅的弟弟而已，并不知道原来他也是有这么高的文学造诣而且曾经也是久负盛名。周作人因其在抗战时期投敌叛国而导致如今大家因人废文，以人择文，以人废文，这本是世俗社会的常态。比如我们谈起郭沫若，我们也是知其为人，而甚少去关注到的成就以及作品。对于胡兰成也是一样，娱乐至死的年代就是这样，我们对于八卦风流韵事等的关注，远远多过对于文学的关注，前阵子看大一篇微信推文，说的是范冰冰的弟弟用一张照片一个晚上赚了好几十万。这是一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甚至无力去谴责或者追问这些粉丝的心态，颠倒是非黑白，粉末倒置的社会现象总在现实中重重上演。在眼里容不下“沙子”的大众里，却又都置身于沼泥之中。
西班牙的异端分子何塞法·萨里奥林迪亚凭借写就的多篇巴斯克语散文随笔，获得当地的最高文学奖，同样也是引来了各种争议，但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于文学的热爱和包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以下这段话摘自周作人《谈养鸟》一文：
“游客中偶然有提着鸟笼的，我看了最不喜欢。我平常有一种偏见，以为作不必要的恶事的人比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作恶者更为可恶，所以我憎恶蓄妾的男子，比那卖女为妾--因贫穷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几倍。对于提鸟笼的人的反感也是出于同一的渊源。如要吃肉，便吃罢了。(其实飞鸟的肉于养生上也并非必要。)如要赏玩，在它自由飞鸣的时候可以尽量的看或听，何必关在笼里，擎着走呢？我以为这同喜欢缠足一样的是痛苦的赏鉴，是一种变态的残忍的心理。”(十年七月十四日信。)那时候的确还年青一点，所以说的稍有火气，比起上边所引的诸公来实在惭愧差得太远，但是根本上的态度总还是相近的。我不反对“玩物”，只要不大违反情理。从文中我们得以窥见周作人对于“人的发现”的高度捍卫，人非完人，在那样水深火热的年代下大义凛然者固然值得我们敬佩，而投递叛国者我们确实难辞其咎，可是在战后他也承担了他应当承当的罪责，况且他的爱国思想并未完全泯灭，或许他比不上关羽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他也确实在努力做着很多维护民族独立事情，也许对于他的内心来说也是非常矛盾和煎熬的。
儿童文学在中国能够发展起来，周作人功不可没，他终其一生也未曾放弃过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如今我们对于那个年代关注的儿童作家，可能就是微风细雨的冰心，还有童话大师叶圣陶，对于周作人我们在这一方面知之甚少，其实我们多加留意儿童文学，我们会发现过去的儿童文学给了儿童很沉重的爱国枷锁，而并不是把儿童视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将至培养，在“西学为用”之前，甚至难以发现有儿童文学的存在，但是周作人似乎总是处于一个矛盾的状态，我们看他的散文总是很有意思，童趣十足，然而他在儿童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呈现一个老者的面容。
如今斯人已逝，但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宝贵的文学思想不应该也从此蒙尘，我很感谢我有幸能够看到大家小书出版的这本《周作人概观》，这本书改变我最大的是，不应随意听信人言，凡事要自己去了解后方可下定论。特别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我们对一个公众人物的印象也往往都是随着大众和大号传播的方向走，而看不清一个人的本质真相。
《周作人概观》读后感(四)：走进周作人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周作人的文章，字里行间，深深浅浅的情思当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绪。对日本文艺中的“物哀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所包含的同情，意味着对他人悲哀的共鸣，乃至对世相悲哀的共鸣。在不同的层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
《周作人概观》这本书收入了舒芜有关周作人研究的三篇文章。书中首篇文章着力于对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化史、新文学史乃至其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是非功过作一个概观；另外两篇文章则着力于周作人的文化心态，他的自我论和宽容论，他的文艺思想和散文艺术等方面。文章涉及问题很多，诸如周作人与鲁迅的关系，周作人对外国文学及文化的译介、鉴赏和评论，外国文化对他的影响，等等，虽未充分展开，但与全文主题紧密相关，对于勾勒周作人的文化肖像而言，无不从细微处着墨，为读者深入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并依此来理解他的现实行为提供了依凭。
该书是舒芜先生关于周作人的一些研究性文章的集合。所收入的文章着重透过周作人的文章来描述其对文字艺术诸领域的理解以及对自己文章的取舍与定位，借此以剖析周作人的审美价值取向，他的立世处世的态度，以及一些经历所以发生的可能缘由。书中认为,研究周作人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周作人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在于鲁迅的存在离不开他毕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在于周作人的悲剧和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有着甚深的联系。
舒芜是真正懂周作人的人。周作人同鲁迅的内心满足感都比较低，对外冷眼热心，对内也是沉吟低徊，不能自已。区别是鲁迅有过出入当铺的经历，敢于迎上去看世人的嘴脸，不怕撕逼；苦雨斋里的老僧则选择低头品茶，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两人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一个糊涂，一个过敏。老二糊涂，是复杂的事上爱任性，老大过敏，发生了误会就得撕逼。糊涂的弟弟敢于对哥哥耍任性，过敏的哥哥却从不舍得撕弟弟。
周作人最主要的成就是散文小品的创作，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成熟的散文风格——“平和、冲淡”。倘若你喜欢看散文的话，肯定会喜欢他的散文。周作人是在下最为推崇的散文家之一，上初中的时候，第一次读他的散文《苦雨》，他谈到下雨后，院子里的青蛙鸣叫，以叫声的不同列举了几种青蛙。
郁达夫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
《周作人概观》读后感(五)：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周作人，两个我们不熟悉的文学时代
一个有争议的人，是如何看待另一个有争议的人的呢？以前是不会去想到这个问题的，读到《周作人概观》，顺便去查询了此书作者的相关历史，才更加明白一个人尤其是历史中的人是没有办法一刀切地去评论去判断，个人当然有好恶，但是轻易下论断就并不是一件妥当的事，多读多听多看多思考，才不至于被蒙蔽。
周作人概观
作者：舒芜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周作人概观评价人数不足舒芜 / 北京出版社周作人被人熟知的身份是鲁迅的弟弟，另一个被众知又不甚光彩的身份是汉奸。国难当头之际，政治背叛者也多，但是大概唯独周作人一个，是一边让人痛骂一边又让人痛悔的人了。因为他高瓴的文学地位和复杂的思想变迁，他并不是一个自始就纯然的背叛者，甚至在一开始他也是站在革命这一边的。
在初期，周作人是作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以及介绍世界文学的翻译家而存在的。《自己的园地》一辑奠定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更是第一个提出“思想革命”的口号；翻译外国小说则是早在日本时期就和兄长鲁迅一同开展的工作，周氏兄弟的译文力求显出“异域文术新宗”之异在何处，新的何处，钱玄同说他的翻译”却是开新纪元的“。
但是这样一位可谓新文化运动旗手级人物，在1924年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23年7月19日，同住八道湾大宅的周作人给鲁迅送去了一份绝交信，之后不久鲁迅搬到了西三条互通的住所。自此周氏兄弟失和，再无往来，先前的一切友爱、温暖、亲情，在瞬间变成了粉末，至于失和的原因，至今没有明确的定案。而1924年周作人在文学上的选择也发生了转向，他把重点转向了小品文，舒芜在书中提出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对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悲观。面对着“这个世界还会好吗”的自我发问，周作人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新文化的大浪大潮里他掉转船头,向着安静的闲适的泊湾驶去，而他当初的那些同侪仍在风浪中挣扎，朝他挥着手说，别停下，我们继续往前去看更广阔的天地，他只是摆了摆手，说，不了。
是真的不抱希望了吧。他只把心力放在那些草木虫鱼上，求闲适求美感，求“惜无白粥下微盐”的文字况味。“由信仰而归于怀疑”，把一切理想信仰都看作盲从，仿佛为自己找到“理性的隐士”这一最佳身份。舒芜这样评价，“既要做隐士，又要使别人相信并且特别是要自己相信仍然是旧世界的叛逆者，或者说，把向旧世界作战的全服武装从战场上带回来装点在隐士的幽居之中，这就是周作人找到的安身立命之处”。
但是真正与时代与人在一起的的文人大抵是对人世抱以观察、以同情、以期待的，完全封闭外界，眼界心思都放在了纤毫细微的敏感之上，不是说这一选择不可以，只是难免让人在纤细之上失去了希望；尤其是在周作人所处的历史时期，这样的选择尤其消极；如果他在现在说不定可以成为大家喜爱的散文家，追求生活的美感与恬淡，只是当时并不适宜，而且他在政治上的选择当然是错误的，这没有什么好辩驳的。
“在知与情两方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人……积极方面有墨子与商韩两路，消极方面有庄杨一路，孔孟站在中间，想要适宜的进行，这平凡而难以实现的理想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就像一个“别扭”的消极的人，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抱希望，却唯独对闲适的所谓美感怀有点点星火的热情，独自地爱惜着羽毛，与别人走着相反的路，走着走着，他的中庸，他的消极，他的闲适的美，甚至他的日本妻子，都把他带到一个分外尴尬的地步。
周作人在小品文的闲适里找到自洽。而研究周作人的舒芜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都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舒芜也是一个有“污点”的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出具的一叠胡风书信成为了引爆重大冤假错案的导火索，书信是正常的文人学者之间的文艺评论，但是在不恰当的时机出现了，它被放大被架在了攻讦的靶子上。
李辉在散文集《书生累》里有一篇怀念胡风的妻子梅志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怀念梅志，很自然想到了毛泽东著名的《咏梅》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如今想起它，......是因为恰是词的作者一九五五年大笔一挥，在周扬呈送的即将发表的胡风书信大样上，加上了“胡风反党集团”几个字，随即一场暴风雪突然降临在胡风、梅志夫妇及其朋友们身上。”
强大的错误的个人意志往往就是让现实扭曲，这件案子不仅仅造成了当事人20多年的人生苦难，还牵连甚广，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于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直到1979年获释，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冤假错案的结果势必不是舒芜可以承担的，他要承受的“告密者”骂名和同行的不原谅则是政治高压下的另一层折磨，他一边研究着周作人的生平，是不是也在其中体会到一点类似的委屈心酸的心绪？
文学到底是一件应该离政治远一点，而离人近一点的事物。而自古文人处于江湖野泽才自由，求庙堂之高则难以周全，即使近现代这样的大概率似乎也并没有被打破。
瑾书 | 享受阅读好时光
《周作人概观》读后感(六)：黄开发：舒芜的周作人研究
庾信文章老更成（大家小书《周作人概观》导读）
周作人研究在中国大陆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而逐步展开的。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者或多或少地受一个观点的影响，就是认为周作人留给后人的主要是历史的鉴戒。研究的途径则是把周作人附逆下水作为起点，然后回过头去看他的一生。鲁迅和周作人的比较研究一直颇受青睐，他们在“五四”和“五四”以前就存在歧异，经过新文化战线的分化和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而分道扬镳，从而走向不同的结局，这似乎成为深受政治革命理论框架影响的新文学史的极好的注脚。这种研究态度和思维方式在周作人研究中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典型性，并且一直到90年代以后仍有余绪，是影响周作人研究拓展和深化的制约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进步依赖于对这种研究态度和思维方式的克服。
我很愿意把舒芜的周作人研究的放在这样的背景中谈论。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收入论文集《周作人的是非功过》，此书收录了他发表过的十一篇主要论文（有所修改），是对他五年间周作人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舒芜的周作人研究起步不算早，然而他是带着相当的积累和准备加入到当时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中的，并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果。书中首篇《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原以《周作人概观》为名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5期，是作者的第一篇周作人研究论文，在当时可谓横空出世，在文化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该文的意义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充分地肯定了周作人的地位。他指出，在“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方面，周作人的“成就和贡献都是第一流的，开创性的”，“别人无可代替的”，“将永远成为中国新文化宝库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之所以要研究周作人，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史的一半”，因为“鲁迅的存在，也离不开他毕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因为“周作人的悲剧，则是和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有着甚深的联系”。对周作人研究意义的肯定其实也就是从另一角度对其自身地位的肯定。在此之前，还没有人给予他如此多的评价。第二，虽然全面介绍和评述了周作人，但它更重要的在于探索了“解决好问题的态度、尺度和角度”。文章突破了政治革命的理论框架，突出了研究对象自身的主体地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清对象自身的价值以及丰富性、复杂性。在写作上采用短章节的方式，全文共分二十来节，表面看来似乎分得过于琐碎，然而却在全面介绍、评价周作人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好处在于腾挪转换自如，涵盖了周作人文学、文化和人生道路的各个方面，不同的方面正好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周作人的塑像。当时，一般研究者对周作人知之甚少，头脑中有关的信息无外乎他是鲁迅的弟弟，写过小品文，后来堕落成了汉奸。舒芜的文章自然会使他们惊奇：周作人原来是这样！他们也就有兴趣去做进一步的了解。
从事实出发，尊重历史的求实态度，使舒芜在几篇鲁迅、周作人的比较研究文章中取得了与众不同的成绩。向来的研究者大都着重比较他们有哪些相异，何以相异，如何从差异到参商以至对抗等等，这些固然十分必要，但作者另辟蹊径，研究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他们出生在同一个家庭，从小受着相同的教育，情同手足，弟弟追随哥哥离乡背井到南京和日本求学，经历了相同的追求和成长过程，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又长期共同的生活和战斗，如果他们之间只有相异之点，这倒反而是怪事。尽管后来他们失和并走上不同道路，他们之间多有矛盾和对抗，但仍有不少的相同之处。舒芜指出了他们除了在《语丝》共同战斗外，还在忆旧、认知、生死观、妇女儿童观、中外文化交流和比较、文艺问题等方面，有着相同点。这篇文章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取得了多么重要的突破，而在于对研究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单向思维的拨正。《鲁迅、周作人失和以前的兄弟关系》通过翔实的材料，说明他们失和以前的关系是“兄弟怡怡”的关系。舒芜的考察比为了总结出他们后来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而刻意寻觅兄弟之间不同的做法要高明得多，周氏兄弟早期有不同，也有过小摩擦，然而这些不同乃至摩擦只是“兄弟怡怡”中的不同和摩擦——这恐怕更接近历史事实吧。
对周作人身上正面价值的追寻是舒芜的周作人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周作人长期注目妇女儿童问题，女性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是他在新文化史上的突出贡献。《女性的发现——周作人的妇女论》充分肯定了周作人在前一方面的成就。周作人很难说有什么原创性的思想，他的思想是百衲衣式的，其妇女论亦复如是。他从霭理斯、斯妥布思女士、俞正燮等中外思想家那里，取得合理的思想材料，形成了自己有系统的妇女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代表人物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关注了妇女问题，但他们是把妇女问题看作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认为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解决妇女问题，所以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往往制约了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周作人则不同，他着重从伦理革命的角度建立健康道德的妇女观，并且，正如舒芜所言，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当中，只有周作人是对妇女问题一直密切关注。其新妇女观的建立是与对旧的女性意识和社会的习惯势力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他借助了性道德、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实现了时代所达到的深度。舒芜说，“所谓‘女性的发现’，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女子和男子是同等的人，另一方面，女子和男子是不同样的人。”注意到前者的多，注意到后者的少，周作人“第一个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应有怎样的妇女观”。周妇女观的核心，是“神与魔统一，灵与肉统一”的观点。“周作人的全部妇女论，都还是新鲜的，有益的。”
《我思，故我在——周作人的自我论和宽容论》是由1922周作人和陈独秀之间的一次论战，所引发出作者对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思考。当时中国有一个“非基督教非宗教大同盟”的运动，陈独秀参与其中；以周作人领衔的五教授则发表宣言，反对这个运动以群众的压力干涉个人思想信仰的自由。双方展开论争，还有其他人助战，形成两个分明的阵线。这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大事。但是，周作人在编自己的文集时，似乎有意淡化处理这件事，好些尖锐的文章都没有收入，因此在后来的研究中这件事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舒芜从日本学者的研究文章中较全面见到这些材料时，看得出来，他是欣喜的。五教授宣言一发表，陈独秀就指责他们是“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另外还有人骂周作人等是“资产阶级强盗的奴才”，是“政客军阀有力的‘狗’”。周作人答复道：我们原来担心的就是对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不仅依赖政府的力量，而且依靠多数的力量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现在这个担心已被证实了，不幸的事态已经开始了。他发出一个警告：如果失去思想自由的保障，即使侥幸不在这回被除减之列，却不知何时还要轮到自己头上。对于亲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的知识分子，看到这些文字后有些“惊心动魄之感”是不奇怪的。舒芜批判地肯定了周作人的宽容论和他关于自我的忧患意识，强调知识分子的主观、主体、自我的重要性。周作人依据的是以个人意志自由为中心的宽容论，我认为他的宽容论可归入自由主义的范畴。他的自由主义原则用约翰·密尔《论自由》中的话来说，即是：“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
周作人毕竟没有守住大节，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附逆下水，成了民族的罪人。对研究者来说，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他的价值天平上不能不充分顾及到周作人附逆的事实，总结周作人道路的教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肯定他的功绩和价值，并非有意忽略或淡化他的不光彩的一面，而是要把它们各自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在《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中，舒芜就试图总结出周作人悲剧的性质。在《理性的晴朗和现实的阴晴——周作人的文化心态》中，他以18世纪启蒙主义式的理想与20世纪悲观的现代意识的矛盾对立作为切入点，探讨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和精神结构。作者告诉我们，周作人对自己文化心态的矛盾最为自觉，故能凝视荒诞的现实，坚持理性的观照。然而这种明净的观照，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完全缺乏行动性，在血与火的时代，不能成为大众的引路人，并且会使自己在湍急的漩涡中缺乏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这是从更深的层次上探索周作人道路悲剧的原因。舒芜还对周作人的附逆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有一篇文章《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关于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此文的特点是主要通过周作人的日记说明他在1939年年元旦的遇刺是中国方面对于附敌者的惩罚，揭露周与进驻他家的侦缉队之间的微妙关系和这个自称“沉门托钵的老僧”的奢侈生活。鞭辟入里，时见诛心之论。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因为《周作人日记》的版权问题而未能收入集子。以后有论者把舒芜的一些观点概括为“唯文化论”， 说他有意夸大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刻意抬高文化的地位来代替历史的尺度，从而为周作人的附逆辩护。这位论者大概是没有读到《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关于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一文吧。（有兴趣的读者，可翻看1987年第1期的《鲁迅研究动态》）另外，在其它方面的研究中，也都渗透了作者的是非标准，他的肯定也往往是批判的肯定。《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篇，钩稽了许多史料，说明周作人在兄弟失和以后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其中有是非曲直，有褒贬爱憎，虽然把周作人的那些批评一概视为“影射攻击”也不无偏颇。
周作人最为人道的恐怕要数散文，散文也就是他思想的最主要的载体，研究者不管其兴趣何在，首先接触的是散文。然而，这依然是周作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周氏是古今中外的通派，他的散文融合了诸多复杂的思想艺术成分，这些成分经过其人生道路变化的折射更呈现出扑朔迷离的色彩。因此，能否较准确、深入地把握他的散文艺术是对研究者功力的一个考验。舒芜这方面的工作是出色的，他的贡献大约有三：一、是对周作人散文平淡与不能平淡，闲适与不能闲适的辨析。很多人喜欢用“平淡”、“冲淡”、“闲适”这样的概念来标志周作人散文的艺术风格，而缺乏对其中包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准确、完整的描述。舒芜在第一篇论文中就较多注意到他的平淡里包含的苦味，苦涩中蕴含的腴润之美。到《两个鬼的文章——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他把前面的论点铺展开来，显示了可贵的进步，他充分谈论了包含在“平淡”中的复杂性，“平淡”和腴润的成因等。二、肯定了周作人后期散文文体上的成就。30年代以后周作人多有抄书之作，在舒芜以前，认为周作人后期散文不足道差不多成了定论。《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中写道：“周作人晚年许多读书笔记之类，往往通篇十之八九都是抄引古书，但是加上开头结尾，加上引文与引文之间的几句话的连缀点染，极萧寥闲远之致，读起来正是一篇贯穿着周作人的特色的文章，可谓古今未有的一种创体。”《两个鬼的文章——周作人的散文艺术》再次称赞周作人晚年“创造出一种前无古人后亦未必有来者的文体：即一篇之中主要是大段钞引古书的文体，所谓‘文抄公’的文体。”据我所知，舒芜是新时期最早对周作人后期散文作出肯定的，尽管他还没有展开进行具体的研究。周作人后期散文中确有一批深折隽永之作，像《赋得猫》《关于活埋》《无生老母的信息》他自己一直颇为看重。这种散文的写作与他后期退回书斋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其外表枯澹，苏轼《东坡题跋》上卷《评韩柳诗》云：“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周作人的散文做到了“外枯而中膏”。三、对周作人散文艺术的具体分析也有不少精彩之处，这里我就不再举例说明了。
舒芜是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的代表人物，所受的批评和攻击最多。有人进一步追查“出身”，把舒芜的周作人研究与他本人的经历和心态联系起来，大发“诛心之论”。有人在文章中暗示，1980年代以后，舒芜“选择周作人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是饶有意味的”。有人在论文中写道：“在舒芜的周作人研究中，几乎看不到实质性的反思和批判。对于周作人的人和文，他所流露的是不加掩饰的欣赏和同情，以及藏在欣赏背后的自我辩解。舒芜是把周作人看做精神导师而大加推崇，其中原委不言而喻。对于晚年的舒芜来说，周作人研究已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更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以这种方式，舒芜实现了为自己辩解的目的。”由于没有实际的论证，这种“诛心之论”最终沦为了一种莫须有的猜度。其中，有的人是在有意抹黑。一个研究者分析了道德实用主义给学术研究的妨害，并评介周作人对此问题的审视和批判，指出：“他所强调的求知态度并不排斥道德原则，所反感的只是一种高高在上的道德傲慢罢了。”“道德的傲慢”普遍存在于周作人研究中，借用周作人在《论笔记》一文中的话来说，“道德的傲慢”表现在某些人身上就是一种“教徒气”，——头顶某种道义的光环，度量褊狭，性情苛刻，偶尔现出“正统派的凶相”。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是一本沉甸甸的书，在舒芜的学术生涯中带有总结性，表现出了成熟的学术风格，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这是一个饱经人生磨难的知识分子，带着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关心现实人生的情怀，对新文学、新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所进行的思考。这是没有丝毫迟暮之气，立论大胆新颖，敢为天下先，又铅华洗尽。展读《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让我想到了杜甫的名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自然，“老而更成”是非常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