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运动》是一本由[德]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21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生产运动》读后感(一)：【转】张一兵：舒尔茨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

　　摘要：对舒尔茨和他的代表作《生产运动》的关注，其一因为这构成了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转向中的关键一环 ；其二则因为他提供了一条理解社会历史的客体性向度。舒尔茨资产阶级左派的政治立场和本质上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是和马克思之间清晰的界限。《生产运动》中，对于社会历史客体向度的强调，从社会组织和生产规律考察生产，尝试从生产的角度对 人类社会历史进行分期，对物质生产力的概念的探讨，这些要点在思想史上具有独特意义。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

　　关键词：舒尔茨；《生产运动》；社会唯物主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

　　近两年，在对马克思的文本研读过程中，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将注意力集中在了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和他的代表作《生产运动》之上。①事实上对舒尔茨的研究并非一个耸人听闻的“全新发现”，这个名字其实早就进入到了苏联学界和我们中国学界的视野中，但因为种种原因，过去我们并没有对他给予应有的重视。站在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史地平之上，我们为何要研究舒尔茨，他在理论上的独特魅力在哪里，他究竟能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提供什么样的思想资源？

　　首先，对舒尔茨的关注，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填补思想史上的一个缺环。从孙伯鍨先生开始，我们看待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基本观点，就是马克思从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但这一转向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对赫斯的研究就是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在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很核心的、需要我们继续追问的问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舒尔茨的《生产运动》正是关键。

　　对舒尔茨和马克思思想关系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根本不是一个新问题。就目前所知，法国哲学家科尔纽在他195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一卷中，最早触及了这个问题。国际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舒尔茨的关注逐渐升温，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里值得列举的，有以色列历史学家瓦尔特·格拉布1979年出版的《舒尔茨传》，这本书用了专门一章来探讨了舒尔茨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另外，我们还发现了日本学者和德国学者分别撰写的两篇关于马克思与舒尔茨的博士学位论文。②但是总体上看，由于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肤浅的，因此也找不到确定舒尔茨的文本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的正确切入点。

　　那么，我们的研究应从何入手呢？前斯大林体系和所有传统的马哲史研究在思想史研究中，往往贬低马克思的前人，贬低马克思同时代的人，回避对马克思有重要影响的文本。这三种做法导致了马克思本身被降低为白开水。③似乎所有人都是笨蛋，就马克思一个人聪明。然而我们都很清楚，一旦取消了思想史的参照系，马克思的天才也便会黯然失色。

　　过去令我们一直疑惑的就是，青年马克思从传统哲学体系是如何过渡到以生产话语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之上的？我们认为舒尔茨是必经的阶段。马克思1844年第一次看到舒尔茨的《生产运动》时候，关注的还是如货币交换手段这些古典经济学问题，此时的马克思看到《生产运动》根本就没有感觉。然而后来当马克思哲学基本理念即实践的观点形成之后，他不得不回到历史过程当中去，这个时候舒尔茨所有的东西就开始发酵，包括古典经济学里面已经涉及到的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所有的内容，促成了马克思思想的质变以及话语的根本变化，所以舒尔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甚至会看到有西方马克思学者认为马克思“剽窃”了舒尔茨，这当然是荒谬的看法，但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了这种话语的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剽窃论也绝非什么新论调，我们研究舒尔茨，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通过对新文献的发现与解读，坚决驳斥这种论调，我们要揭示出马克思全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假如说舒尔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那是在什么意义上的？这一任务在一个更为宏观的思想史角度来说，就是要廓清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形成的历史语境。在我看来，舒尔茨构成了思想史上的“社会唯物主义”的最高级形态。

　　其次，如何判断舒尔茨的政治立场和他的哲学世界观？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在《生产运动》序言中，舒尔茨就对赫斯、蒲鲁东、青年黑格尔派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研究对象进行非常尖锐的批判，他所批判的对象，很多人恰恰是与青年马克思曾经并肩作战的。马克思1843年下半年已经转到共产主义立场，然而舒尔茨则是坚定的资产阶级左派，是一名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主义者。他和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简单的维护资本主义不同，他极为深刻地看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深刻矛盾和危机，他想做的是女娲补天式的挽救。舒尔茨希望当时的资产阶级主流和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同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病，并希望国家作为一个可调节的主体来阻止矛盾的激化，改变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维系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发展。他从来没有打算彻底否定资本主义，这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从一开始就完全不一样。

　　与这种政治立场相关，舒尔茨的社会唯物主义的根基是精神生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在于任何精神的生产、任何艺术，一定是受物质生产能力发展的水平制约的。舒尔茨在这个根本原则上和马克思是完全相反。马克思恰恰克服了舒尔茨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所有的社会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底线都是隐性唯心史观，表现在舒尔茨这里，则是非常明确的精神动力论。舒尔茨认为物质生产的每个细节里面用的都是精神动力、精神生产。他从早期的物质定在，到工场手工业，再到大机器生产，这非常类似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结构，前面类似于黑格尔的对象沉沦于物，慢慢走向工具，工具提升精神的部分，从物里面提升为一种劳作效能（Gewerbfleiß），而后生产力本身表现为技术和机器的发明，最后机器发明的顶端回到科学知识。这是非常严密、精巧的推论。持剽窃说的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误把斯大林体系的内容（因为斯大林体系恰恰是一种隐性唯心史观）直接等同于马克思，而根本涉及不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他们并不懂得马克思生产话语的基本部分，而只是浮在话语的表面层次上。

　　再次，舒尔茨给予马克思以灵感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牵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过去从一种历史主义角度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都关注于主体向度，而恰恰缺少一个客体向度。舒尔茨《生产运动》中很核心的部分就是他对社会历史的三个时期以及工具和技术发展的四阶段的划分。他不是立足于主体向度之上，不是在抽象地讨论人的主体存在、人的解放问题，而是讨论客观的生产的技术如何一步一步往后发展。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探讨青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时，恰恰缺失了这个客观的向度。这条客体向度具体来说就是生产力、劳动技术关系问题，它是真正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它探讨的就是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改变外部世界。劳动是给予外部的物质的一种塑形，主体给它特定的一个存在方式，我曾使用“构序”这个概念。工业生产，就是主体给予物质一种存在的形式。

　　沿着这个线索我们一定会触及生产力概念，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是我们过去没有真正进入的，而舒尔茨这条线索恰恰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帮助。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用大量笔墨去说明生产力概念，但他此时对工艺学和机器的讨论是为了讨论剩余价值的形成。在经济学的语境中，他没有再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建构问题上，然而这个部分恰恰是西方学者根本进不去的地方，也是中国学术界、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缺失的部分。所以，除了填补思想史研究的缺环，舒尔茨《生产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在这里。他帮助我们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一个全新的维度，这个维度不是关注主体，而是关注人的存在方式中最基础的物质生产、工艺学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了生活当中我们对待外部世界的方式。这是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缺失的部分。我们现在讨论历史唯物主义往往走向两个方向：一个是教科书体系，这个确实是客体向度的；但是一旦回到文本，所有前沿的讨论就全都落在了另一个方向，即人、社会、批判、异化这些主体性哲学上。在摆脱了斯大林体系之后，立足于马克思文本，对舒尔茨的研究，就不仅是填补思想史研究的缺环，而是引导我们关注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

　　那么，舒尔茨《生产运动》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要点呢？我们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十分密切的“物质生产”④这一部分，提炼出如下几个要点：

　　第一，舒尔茨提供了一条立足于现实物质生产的客体性向度。《生产运动》不是一部哲学论著，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但它提供的这些异质于传统哲学体系的概念和话语体系，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可能恰恰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异轨性入口。我们可以通过舒尔茨对待同时期思想家的态度，看到舒尔茨思想的立足点。在《生产运动》序言中，舒尔茨树立了三个主要批判对象：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赫斯的行动哲学、德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舒尔茨认为古典经济学存在明显的片面性，导致古典经济学无论如何都只是关注物的实际和产品的堆砌。这一观点与舒尔茨将整个精神生产视作整个物质生产的内驱力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舒尔茨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们关注都是物的世界，但不知道这个物本身一定要被精神引领和超越。舒尔茨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无论怎样都始终只关注物的世界（Sachenwelt）和产品的堆积，以及工商业的扩张，而始终没有能下决心在人类本质自身中来研究生产的本质。”[1]56这句话讲的非常深刻。

　　舒尔茨对赫斯的批判也非常清楚。批判赫斯的行动哲学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争论中，从而无法找到从虚无缥缈的普遍性领域进入生活的道路。接下来舒尔茨还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批判：“当他们付出更多行动，而非只是将腿稍微抬高了一些，以期再回到同样的位置之上，便能够产生一种进步。然而一切都走向了书斋中的运动，扬起了书斋里的灰尘，在这尘土之后，新哲学和旧神学一样拥有它布满云雾的天空，这云雾将这种哲学和人民大众相互遮蔽起来。当他们从他们的天空中探出头来嘲笑糟烂的现实（schlechteWirklichkeit）时，他们也在嘲笑哲学的现实；而当他们在他们的争吵中不断地同这一现实联系在一起时，他们却从未和哲学联系起来，从而从坏的现实引导出或拉出更好的出来。”[1]7这段话非常接近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序言中对青年黑格尔派这批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批判。现实最重要的不是讨论观念，最重要的问题是，观念必须和现实相关联。舒尔茨对古典经济学和赫斯的批判，立足的基础就是需要关注现实的物质生产。

　　如果从舒尔茨的思想背景即国势学的传统来看，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舒尔茨在观察社会生活的国势学的宏观尺度上，在马克思之前就已比较自觉的从物质生产出发。当然要注意，在舒尔茨那里，正是精神生产驱动的物质生产。

　　除了对于现实物质生产的强调，舒尔茨还强调了大工业的历史作用：“在那里大工业（diegroßeIndustrie）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强烈地瓦解、打碎了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行业活动组织（OrganisationderGewerbsthätigkeit），然而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更高程度的恶，它同工业的规模，以及目前的教育程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5这一段话非常重要，舒尔茨已经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由大工业造成的这一观点。这是马克思后来在他整个分析资本主义过程中，特别是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非常强调的部分。舒尔茨这一从工业、工艺角度出发的视角，恰恰推动了青年马克思的客体向度的思考。马克思实际上是把这一线索和主体性的线索分隔开来加以看待的，他从没有认为生产和技术本身是对人的奴役，他所采取的批判维度都是伴随着生产关系社会制度进行的。舒尔茨很早就看到这条客体的向度，并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它。而有趣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逻辑，恰恰将它作为了批判的对象，这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错位的。

　　第二，舒尔茨是从社会组织和生产规律入手来对生产进行考察的。这一点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很可能是有触动的。那么舒尔茨是如何理解物质生产规律的呢？他说：“人们更多只是强调了这一过程的一个环节，它作为劳动产生了将社会交换容纳进自身的商品，为此劳动的特殊工具得到了证明。但是人们忽视了，生产率和消费率是如何相互决定的，以及在此基础上每种特定的生产方式（jedebesondereProducionsweise）如何通过特定的消费方式被决定；人们在这上面忽略的恰恰是活生生的个体性（Individualität）完整的政治和社会意义。”[1]8这段引文非常重要，其中我们非常熟悉的“劳动”、“社会交换”、“商品”、“物质生产”、“生产力”、“特定的生产方式”都出现了，还有“活生生的个体性”，它接近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关于物质生产的规律性问题，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没有进入的。舒尔茨这里讲的劳动生产率是单位时间，它和生产力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讲的是单位时间里生产的能力；消费率是在交换过程，产品卖出来的单位时间。舒尔茨非常具体地进入到这样一个细节当中，在这个基础上，考察每种特定的生产方式（Produktionsweise）——这个概念是舒尔茨使用了的。但是用生产率和消费率概念还是有不精准的地方。生产方式的意思是极为深刻的，但是这种生产方式在这里是通过特定的消费方式决定的。这里需要划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边界，也就是说，舒尔茨关注的是非常具象的、狭义的生产，是生产、流通总过程里面的具体的生产，和马克思讲的物质生产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他虽然提出了生产方式这个重要的概念，但是是在微观层面上的，而马克思是将其抽象到更高的历史层面上。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方面舒尔茨斯已经使用了精准的生产方式概念，这是了不起的，一定要肯定。但是我们发现舒尔茨这里的特殊的生产方式是由消费方式决定的，狭义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舒尔茨混同了作为社会基础的物质生产与具体生产过程当中的生产消费环节，这和马克思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到《资本论》及手稿里面所有的讨论完全不一致。马克思的理论是非常完整的一套逻辑下来的，他前期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的进入非常具体，每一部分可以对应非常具体的一般生产、劳动。舒尔茨则因为逻辑切入点的不同，相关的论述就会愈发混乱，这是他的另一重缺陷。

　　第三，舒尔茨尝试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了分期。舒尔茨整个文章的基本构架，用他的话说是对生产及其组织的当代划分的历史的统计学的考察。舒尔茨划分了三个大的社会历史阶段，伴随着历史阶段的划分，同时还有另外一条线索，就是工艺学的生产工具的四个阶段。

　　舒尔茨从物质生产的组织的历史发展，把社会历史分为三个重要阶段。需要承认，这个划分比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划分要精确的多。他的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畜牧业和狩猎业时期，这是一个没有断代的、很抽象的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农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第三个时期就是工业时期。这三个大的时期也同时是一个从手工劳作于物质到机器化大生产的历史变迁过程。所以舒尔茨这个思路非常清晰。但是舒尔茨的问题在于并没有展开讨论第三个时期，而是在第二个时期结束以后直接就进入四个阶段的描述，而第四个阶段就是工业时期。事实上舒尔茨的这一尝试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他没有能力把社会交换纳入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之中。

　　但是这个思路为什么和马克思后来的描述不同呢？因为舒尔茨恰恰是从工艺学的角度来探讨的。舒尔茨划分的生产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手手相交的手的劳动（Handarbeit）,第二个阶段是工具生产（Handwerk）。第三个阶段是工场手工业（Manufactur）,第四个阶段是机器（Maschinenwesen）。[1]39

　　第一个阶段舒尔茨用的是对自然的依赖性阶段（Naturabhängigkeit）。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划分的历史阶段，第一个是人的依赖性，第二个是物的依赖性。第二个阶段是工具生产，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描述相比，舒尔茨的讨论非常具体，工具如何变化，人和自然关系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关系，后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非常具象。第三个阶段是工场手工业，在这里他做了一个区分，他指出，和前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种植业中，人的劳动只是辅助自然生产的不同，“这些工人将原材料赋予一系列不同的功能（Funktionen），从而使其满足于使用的要求。”[1]13这是物质生产中质的改变。舒尔茨在这里所做的定义正说明了工业生产区别于农业生产的独特性质。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机器的阶段。这就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阶段中的全新生产力。生产力的概念在舒尔茨这里，实际上区分了机器生产和工具生产的差别，但是他做了一个定义是有问题的，他说，最重要的差别是物质生产的驱动到底是人力还是人对外部自然力量的使用。这一定义，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也有其不足之处，正因此，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又进行过摘录和讨论。

　　第四，舒尔茨提供了一个“物质生产力”概念的雏形。它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在国势学意义上使用的概念，是量的总体程度，这和迪潘⑤他们是相接近的。舒尔茨借助国势学的研究，对生产力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例如他会具体划分人力、畜力、水力、风力，最后是蒸汽力，这其实是真正标志着工业的力量。前面的几种力跟机器没有直接关系，在农耕生产里面都实际上使用到了。根据总马力是多少来讲生产力总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做过。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层面。舒尔茨进一步说明了生产力概念的功能结构及历史建构过程。他通过对欧洲文化、物质文化的历史和数据考察来说明劳动组织。然后舒尔茨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明：“在原始生产（Urproduktion）之上几乎只有运用生产性的人力（productivenMenschenkraft）；对原材料的简单实用以及在此之上工业和商业的有限发展；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和商业阶级成比例地更强增长；与之并行的，直到更近的时代，城市人口较之于农村人口相对的更大增长；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反过来也促使农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对无理智的自然力的不断征服（Unterwerfung），借助于人的意志和劳动的不断分化，以及工具和工艺的不断完善，通过劳动向其最简单的元素的分解和无数双手为了共同的生产目而进行的分工，归根结底，通过人的精神和自然的力之间的分工。生产力（productiveKräfte）更广泛地结合起来：在农业中通过对其不同分支的有益的结合；在工业和商业中通过将运用在企业中的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人力和自然力的最大程度的结合。”[1]40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对生产力的分析不是量的总和，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非常不同的、立足于历史之上的功能性的分析。马克思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中才开始这样分析生产力，这一部分比《德意志意识形态》丰厚、饱满得多。原来传统教科书里面生产力是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力，三个要素就是生产力。在舒尔茨这里，生产力概念原初的起源讲的就是功能性、关系性，而并非三种要素简单的相加。[2]

　　以上列出的要点，并非《生产运动》中的全部精彩的地方。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还会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舒尔茨的研究，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探索的另一个新的案例，我们相信，通过这样的艰辛探索，我们对于马克思的思想，也会有更加本真性的理解和体会。

　　注释：

　　① 前期研究可参考李乾坤发表在2017 年第11 期《哲学研究》上的《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青年马克思生产范畴形成 的重要坐标》一文。

　　② 分别是日本一桥大学植村邦彦于 1981 年发表的《从舒尔茨到马克思 ：近代的自我认识》和德国汉诺威大学米夏埃尔 • 沙利希于1994 年发表的《舒尔茨与马克思 ：论马克思对舒尔茨〈生产运动〉的接受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行程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 影响》。

　　③ 我在《回到马克思》中就已经明确拒斥这种做法。在《回到马克思》中，我首先就是要客观承认马克思前人的伟大功绩， 不管是古典经济学所达到的方法论高度，还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如黑格尔本身已经形成了对抽象的统治的基本判断。关于 这一问题，还可参见 2011 年 12 月 14 日发表于《中华读书报》的《白开水与浓汤的辩证法》一文。

　　④ 需要指出的是，“ 精神生产”这部分写得也非常精彩，舒尔茨对文化的发展、宗教、艺术乃至哲学，论述得非常精彩， 可以看出舒尔茨是个十分博学的人。

　　⑤ 夏尔 • 迪潘（Charles Dupin，1784-1873）， 法国数学家、工程师和政治家。在几何学上首创了“迪潘指数”， 并致力于将 几何学运用于工业之中。

　　参考文献

　　[1] SCHULZ.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M]. Zürich, 1843.

　　[2] 杨乔喻. 探寻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生成的原初语境[J]. 哲学研究，2013(5).

　　《生产运动》读后感(二)：【转】张一兵：物质生产力的量与质性结构——舒尔茨《生产的运动》解读

　　摘 要：舒尔茨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已经明确提出了以物质生产为理论中轴的生产话语，特别是他对生产力的研究，从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总和与生产力发展的功能结构及其历史建构过程入手，深入探讨了生产力概念的具体内容，达及了社会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舒尔茨的理论探讨对马克思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先导性作用，所以，界划舒尔茨的生产力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质性差异则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我们严重忽略了舒尔茨和他1843年写下的《生产的运动》（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一书。与赫斯一样，舒尔茨是马克思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作为国家统计学（国势学）（Statistik）的专家，他1843年在苏黎世和温特图尔发表的《生产的运动》一书中，已经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直接讨论了物质生产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关键性作用。对舒尔茨思想的关注是由科尔纽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传》中提出的。以他的说法，自己的观点又是受到明科的《历史唯物主义前史研究》手稿的启发。于是，界划舒尔茨的生产力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质性差异则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在此，本文发表一些初步的看法，以期更加深入地讨论。

一、 机器生产背后的精神操纵与国势生产力

　　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舒尔茨在观察社会生活的国势学宏观分析尺度上，在马克思以前已经比较自觉地从“生产”（精神生产驱动的物质生产）出发，将其视作发端于“原始时代”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他甚至还提出，国家是在社会生产发展到比较发达的阶段才产生的。这一点，显然是对古典经济学和国家统计学中已经出现的社会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提升，应该被视作社会唯物主义的高级形态。沙利希认为，舒尔茨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已经形成了“关于生产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将外部的形似当作实质上的同质，实属误认。并且，依据“物质生产组织（Organismus der materiellen Production）”历史发展的原则，舒尔茨将社会历史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即畜牧业和狩猎业时期、农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以及工业时期。这是一个从手工劳作于物质定在到机器化大生产的历史变迁过程。同时，舒尔茨又从物质生产的组织方式上将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区分为四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是“手工（Handarbeit）、工具（Handwerk）、工场制造（Manufactur）和机器（Maschinenwesen）的阶段”。在前三个阶段，舒尔茨使用了Gewerbfleiβ（劳作效能）的概念，而在第四个阶段中，舒尔茨开始使用produktive Krfte（生产力）的概念，并且，舒尔茨的生产力概念是在国家统计数据基础上的国势学的宏观认知中使用的。

　　从文本分析中发现，舒尔茨并没有明确界定作为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之后的第三个社会发展时期，即资本主义工业时代。这是他社会历史分期理论中的逻辑混乱，也因为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已经蕴含着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萌发。在此文本中，我们看到舒尔茨很自然地将19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经济社会现实作为自己物质生产理论分析的重点。

　　当然，当下的资本主义现实的物质生产基础是由于分工导致的“利用机器的真正的生产制造的第四个阶段”，这个物质生产形式的第四阶段也是大工业物质生产的阶段。首先，在舒尔茨看来，“生产通过机器，通过对机器的明智的，考虑到所有变化着的关系的使用，而在根本上决定了成效。”机器的使用是大工业生产中的关键，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舒尔茨对机器大工业生产能效机制的具体分析，比如机器制造和生产与手工业在技术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上的差异。因为，在上述关于农业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的差异、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差异，他都有一定的质性分析。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构序缺环。在我看来，机器大生产的本质是从根本上征服自然、改变客观存在方式的制约性力量，也是资本的世界历史的现实开端。舒尔茨只是宏观地说，机器大工业改变了物质生产中的一切，比如“大不列颠在9世纪时，还依靠犁而进行那么粗陋的劳动，这种犁必须要由八头公牛牵引，而且每天只能耕不到一摩尔根的土地。恰恰是在最近的时代里，大量的发明将农业的工具推进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这里舒尔茨提到了脱粒机和蒸汽机驱动的犁。再比如机器的使用对传统运输业的变革。过去，“商业创造了初级的、简单的工具和交通的手段，比如以牲畜来运输，或者用小船，对船的驾驶和移动，人还要依靠桨来作为工具”，而现在，机器驱动的汽船、蒸汽车已经使运输业走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其次，依他的看法，“对机器的采用并没有完全排挤掉真正的工场（Manufactur），就如这些最后的工场也没有能将手工（Handarbeit）排挤掉一样；大工业的这种增长的优势还是最近的事情，并刚刚处于它发展的开端。”这是说，物质生产组织形式的高级形态中，并不简单地排斥原先存在的低级生产形式，而是将其摒弃为自己可以容纳的子结构。

　　其三，在这种工业发展的“更高的劳动（hhere Arbeit）”中，不同于原始部族生活、农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中那种“外在自然无理智的力量被运用于此单纯机械的、简单重复的活动之中”，人们对自然力的利用更多地建立在理性的控制之上，人在物质生产中“更多是以精神性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操纵者和领导者”。应该说，这是舒尔茨生产力概念的核心，物质生产水平的真正提高来源于精神活动的理性控制。并且，舒尔茨也较早地注意到在机器大生产中，人的作用开始成为精神活动的操纵者和领导者，虽然这是他论证自己精神作为物质生产论本质的唯心主义观念，但这一点却恰恰是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机器论”片断的一般智力论核心观点的先驱。

　　其四，可以看到舒尔茨专门区分了机器生产与工具生产的差别。然而在他看来，这种差别的关键为物质生产中的驱动到底是人力还是人对外部力的使用，这显然是不对的。舒尔茨说：

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便可以总结出工具和机器之间鲜明的区别：铲子、锤子、凿子、磨、摇杆和所有形式的旋转工具，对于这些来说，也许已经做得非常的精巧，也包括弓和箭等等，只要它们还是以人为动力，它们就属于工具的范畴；而以畜力驱动的犁，风力、水力以及蒸汽驱动的磨、来复枪等等，就算作机器。

　　如果生产过程中器具的使用是依靠人力就归为工具，而如果对外部器具的使用已经完全是利用了外部力量，就是机器。这是十分不准确的说法。他将牛拉的犁和来复枪作为机器是荒唐的，舒尔茨此处例举的东西中，只有蒸汽磨是典型的机器。其实驱动力并非工具与机器的质性界限，工具是广义的劳作器具，机器是具有系统功能结构的复杂工具。可是，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摘录了这一观点，并且称赞《生产的运动》“是一部在某些方面值得称赞的著作”。

　　我注意到，也是在这里，舒尔茨开始聚焦于一个观察社会物质生产总体水平的概念：物质生产力。这正是他的国家统计学（国势学）分析的专业长处。相比之前的国势学研究，舒尔茨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集中讨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等概念。他说，“在一个可以利用外部自然力量的非常不同的环境中，生产力（produktive Krfte）的总量和增长本身在欧洲最发达的一些国家里是非常不同的”。这是他在本书第一次集中讨论物质生产力。前文中，他已经两处使用过生产力的概念。

　　首先，可以看出，舒尔茨在国势学的意义上使用生产力的概念是在量的总体程度上，他常常讨论的问题是法国1826年的劳动力总量49 000 000 人，比起1780年多10 000 000人，而在同一时间里，不列颠联合王国的生产力则从1780年的29 000 000增加到60 000 000人。最有趣的国家统计学结果为：

　　我们假设一个连续活动的共同构成了三匹马的马力为一个整体，这样就看到，平均起来普鲁士、法国和不列颠联合王国每平方里分别有183、178和415。

　　显而易见，舒尔茨的生产力概念首先是从一个国家年度经济运行中可量化的具体生产能力入手的，这里可以精确地区分人力总和、利用自然力的总和以及机器生产力的总和。我们也能看到，青年马克思在《评李斯特》手稿中，曾经批评这种将人力与畜力混同的荒唐提法。马克思气愤地问道：“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中多次使用了这个“生产力总和”的说法。甚至，舒尔茨认为，这也可以精准地得知每一个国家每平方公里中的生产“总马力”，即他所称之为“三个国家里生产力密度（Dichtigkeit der productiven Krfte）”。然而，因为这个生产力密度与国土面积相关，从上述普鲁士、法国和不列颠联合王国每平方里中183、178和415的量化“马力”数据来看，并不能精准映射各国的真正生产力水平。

　　其次，舒尔茨也进一步说明了生产力概念的功能结构及其历史建构过程。他分析道，可以通过对“欧洲物质文化的历史和数据”的考查，来说明“劳动组织”的生产力结构的历史变化线索。在他看来：

在原始生产（Urproduktion）之上几乎只有运用生产性的人力（productiven Menschenkraft）；对原材料的简单使用以及在此之上工业和商业的有限发展；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和商业阶级成比例地更强增长；与之并行的，直到更近的时代，城市人口较之于农村人口相对的更大增长；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反过来也促使农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对无理智的自然力的不断征服（Unterwerfung），借助于人的意志和劳动的不断分化，以及工具和工艺的不断完善，通过劳动向其最简单的元素的分解和无数双手为了共同的生产目的而进行的分工，归根结底，通过人的精神和外在自然的力之间的分工，生产力（productive Krfte）更广泛地结合起来：在农业中通过对其不同分支的有益的结合；在工业和商业中通过将运用在企业中的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人力和自然力的最大程度的结合。

　　因为舒尔茨的这一段表述太重要了，所以我不得不整段引述。可以看出，舒尔茨这里对生产力的讨论不再仅仅是总量，而开始思考生产能力的质性构成：一是原始生产中只有生产性的人力，这一判断是不准确的，如果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发端于制造工具，那么生产活动就不可能只有人力的“对原材料的简单使用”，比如畜牧业简单工具和狩猎业中的武器。二是在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之后，特别是工业和商业阶级的出现，使从事工业和商业的人口开始超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人口，这是一个生产组织上生产性的人力构序上的结构性改变，依上表所得的人力总和中，只要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劳作效能（Gewerbfleiβ）必然是提高的。三是当人在生产中使用工具和制造工艺不断完善时，特别是劳动分工带来的协作能效和理性地对自然力量的控制支配，农业不同分支的交融以及工业和商业的结合，对自然力和人力的复杂结构化构序，才使得生产力的综合创造能力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上来。在舒尔茨看来，“对生产力（productive Kfte）的联合也有非常不同的范围，因此对人的活动更大或更小的节省总是同这种联合联系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到，生产力概念不是指一个人或群体的劳作效能，而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产能力或水平的综合指认。可以说，舒尔茨此处关于物质生产力量的总和和结构性水平的双重构序线索，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生产力概念的重要思考基础。

　　其三，生产力的本质是对盲目自然力的征服和控制。在舒尔茨关于物质生产力的讨论中，我们不难体会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物质生产力的本质是“为了生产的目的对盲目的自然力的不断征服（die fortschreitende Unterwerfung der verstandeslosen Naturkrfte）”，并且，在发展起来的人类物质生产力面前，“通过机器起作用的盲目的自然力，将成为我们的奴隶和奴仆（Sklaven und Leibeigenen）。”依我的理解，舒尔茨的这种观点很深地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摘录过最后这句表述。

二、农业、工业与商业的人口结构改变

　　除去从历史性的维度说明物质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之外，舒尔茨还提出要从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共时性结构关系维度深化上述思考。很显然，当舒尔茨从物质生产组织的历时性维度转向共时性维度的结构思考时，他所讨论的具体内容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不可能大规模出现工业生产和商业交往的。在舒尔茨看来：

劳作效能（Gewerbfleiβ）和交往的更进一步发展以农业为前提，在这方面来说，工业（Industrie）和商业（Handel）可以作为文化的最初级分支来考察。但是它们同时还是同一骨干的分支，它们一经问世就相伴生长，并且相互之间为了更进一步的生长而提供汁水和养料，所以全部的物质生产都表现为一种唯一的，在其主要构成上分为三部分的躯体。

　　首先，我前面说过，舒尔茨的这个Gewerbfleiβ概念经常也是在生产力构序的意向上使用的，它往往表征一种劳作活动中的效能和功能性水平。其次，农业、工业和商业是物质生产“同一骨干的分支”和“相伴生长”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然而，这里存在的问题有二：一是商业仅为商品的流通领域，并非物质生产活动。他之所以这样故意混淆物质生产的边界，是为了之后塞进资本家在商业流通中创造价值留下伏笔。二是缺少历史发生学的维度，似乎农业、工业和商业存在一种抽象的结构化关系，而实际上，如果不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背景下的已经存在的手工业和商业，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和商业都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定的历史产物。历史地看，真正以商品交换为主业的商业只能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特定产物。舒尔茨还认为：

将生产合规律运动的进程，按照，即农业（Landwirthschaft）、工业（Industrie）和商业（Handel）这三个主要分支来加以探讨。从一种双重的观察角度出发，首先要注意以活动的这些不同的主要目的在人口中相对的分配中的变化，但还是对那种在劳动进行的本身，或者从生产的人力向服务于生产的无理智的自然力的变化。

　　舒尔茨这里的构境意向十分清楚，即从三种不同的“物质生产”分支来讨论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中的劳动从人力向利用自然力量的转换。可是，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中生产力的提高，绝非仅仅是对自然力的利用，而恰恰是对自然力的超越，即人的实践能力的提高。不过，舒尔茨此处更关心的是在这三种不同的领域中人口结构关系的改变。对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对人力的需求，舒尔茨提出了明确的差异。

　　农业是在一定的、有限的范围的空间（bestimmte und begrenzte Rume）内进行的。同时，为使用这些空间，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农产品的目的而应用的人力的程度也是被规定的。然而特定土地的生产却并不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力参与到对土地的耕作中而越来越高。与之相对，工业却能够在更有限的空间内聚集大量的人力，来将其产品借由商业销往各地。

　　这是说，局限于一定土地上的农业生产并非因人力的增加而提高劳作效能，但工业生产却是以集聚大量人力为前提的。其实，这也只是早期资本主义劳动密集型生产中的情形。并且，“城市作为工商业的总部也以相同的程度，或者说城市人口较之农村人口也以相同的程度增加了”。这是对的，除去工业生产对劳动人口的需求，商业活动也使城市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成为必要的生活集聚地。可是在舒尔茨看来，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农业人口同工业和商业人口、农村同城市人口之间的比例是非常不规则的，这和欧洲国家处于“总体上物质生产的不同阶段（materielle Production auf verschiedenen Stufen）相一致。平均来看，在生产最发达因而国民收入相对最高的地方，从事于工商业的人口比例相对于农业人口也最大”。这一分析是精当的。为此，他援引了由巴尔比提供的欧洲大国中的有关状况的比较表格。

　　这张不同行业的结构性人口分布的统计数据是精准的。巴尔比在表格上排列的国家先后秩序正好是当时欧洲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秩序。这里城市人口、工商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的结构性分布直接反映了这种生产力质性状况。因为，“人口在生产的主要部类上的分配以及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会是“通过一个国家劳动的组织作为衡量各个国家发展阶段的标准”。这是对的。

　　图为约克郡山区落银钩顿村,英国圈地运动的发源地，英国的圈地运动把大量的农民赶出土地赶进工厂。造成了上表中，英国城市人口和工商人口较欧洲其他国家多于农业人口。

　　其实，舒尔茨也清楚，人口结构变化的背后反映着不同国家在工业发展中的不同生产力水平。他认为，“工业生产在更大范围内增长了，因为工业生产随着从事工业的阶级的更大增长，也拥有了更为强大的生产人力。”工业生产中人力的增加背后，是工业生产过程的巨大发展。为此，统计学家舒尔茨举例说，自1828年至1833年，俄国工厂的数量从5244个增加到了5599个；在1821年至1827年间的短短几年里，普鲁士国家的棉纺织厂就增加了一倍还多。工厂多，当然需要的工人劳动力就增加。他又举例说，法国在1820年1024匹马力的机器只有60部，仅仅这一数字到1837年末就已经增长到了1969部机器，有26 186匹马力，用于纺纱厂、采矿、制糖、高炉和炼铁厂；在大不列颠，1780年，一个高炉全天只能生产40—60森特纳的钢铁；而现在，在引进了瓦特的蒸汽机之后，增加了四倍。舒尔茨并没有分析，机器的增加，已经就不仅仅是工人劳动力的增加问题了，而直接反映出工业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

三、活动价值论与世界交往说背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

　　可是，也是在这个所谓的新的结构性维度中，我们看到了舒尔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分别体现为反对劳动价值论的所谓活动价值论，以及否定资本主义列强们掠夺世界的世界交往论。当然，可以看出舒尔茨的确也在为已经发生的英法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资产阶级的过度盘剥所导致的阶级对抗而担忧。但是，这并没有根本改变舒尔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立场。格拉布认为，“舒尔茨对于物质生产的过程特征的强调，使其区别于其他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他们把现存的经济关系视作某种自然给予和永恒的东西。由他所准确认识到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急剧加深的矛盾，更加强了他批判的观点，从而让《生产的运动》成为启发卡尔·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我觉得，格拉布的这一评价是错误的，舒尔茨从来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而十分明确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首先，拒绝劳动价值论的活动价值说。作为一名资产阶级国家统计学家，舒尔茨明明读过斯密的《国富论》，他也清楚地知道，“大约在18世纪末前后，工业的体系由亚当·斯密所把握，因为他将一般劳动（die Arbeit überhaupt）作为生产的全部分支的共同因素，从而将其作为出发点。通过这一体系同时要求所有生产力（producirenden Krfte）的自由竞争。”然而，舒尔茨就是拒绝接受劳动价值论，他宁可将劳动定位为生产的共同因素和出发点，但就是不承认配第已经关注的区别于自然财富的“社会财富”（价值）的源泉就是劳动，这说明他的价值理论是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倒退。在舒尔茨看来：

原初生产的对象通过使用（Gebrauch）获得了价值，所以价值是由人的活动（die menschliche Thtigkeit）赋予的。因此土地的价值本身，部分取决于使用的或多或少多样的、合目的的使用方式（Art der Benutzung），部分取决于它的规模。正如使用的方式和程度通过工业形成的阶段而被标明，使用的规模也由在或多或少人数下获得财富的分配，也即通过商业而被决定。

　　这是一笔糊涂账。舒尔茨根本无法历史性地区分劳动产品的有用性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一是说，作为生产对象的产品的价值来自于使用，即为人所用的社会定在功能，所以价值是由人的活动赋予的。这显然是在抽象地讨论“使用价值”，他并不知道，在商品经济之外产品至多具有有用性，而没有为了交换而生成的特定的价值关系，比如他自己提及的原始部族生活中，是没有价值和财富生产的。这里最关键的是意识形态问题，舒尔茨就是不提创造了“价值”的活动与劳动的关系，这样，就可以为剥削者的统治活动释放一种合法的创造性空间。二是土地的价值取决于对其的使用方式和规模，特别是在工业阶段中的使用方式和程度的改变，以及进入财富分配和商业流通时的改变。他同样回避的问题是，作为自然存在的土地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恰恰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下进行人的劳动（生产）才创造出自然存在的为我性财富形态，并且，只是物质生产在进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交换关系之后，才出现了特定社会历史场境中的商品生产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商品交换生成的以抽象劳动交换为本质的价值关系，以及这种价值关系在流通领域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在这一构境域中，舒尔茨的理论水平是极其低下的。

　　其次，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商业交往的变迁。在他看来，这三者之间存在一个历史性的递升关系。这一点是对的。但与他上述的结构性分析的结论却是存在逻辑悖结的。农业是定居人口生存和生产的起点，“定居民族的活动首先在本质上指向于对他们土地的耕作，以及对土地上获得的果实的简单使用。” 这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上述物质生产的第二个阶段。工业的出现是以手工业为先导的，舒尔茨这里提到的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对瓷土和蚕丝的加工，以及克什米尔居民将羊毛加工成无价的披肩，以及亚洲的土耳其人将铁制成卓越的武器等等。这些手工业制品开始是为自己所用，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则开始出现为他人需要服务的商业交往。但是舒尔茨说，这些商业交往其实都还是有局限的，比如亚洲和非洲的商业交往“主要是荒漠商队贸易，这种贸易仅仅受限于连续不断的陆上距离”。然而，舒尔茨认为：

可以占有最远区域产品的更高程度的工业（hhere Grad der Industrie），在本质上只属于欧美国家一样，真正活跃的世界交往（Weltverkehr）也只属于这些国家；这种世界交往将海洋也作为了最遥远的企业的通途；这种交往在源头寻找一切国家的产品；这种交往在所有国家的需要之上来进行它的投机活动；这种交往尝试着到处发展新的需要，为了能够满足这些需要。所以不列颠人在他们的舰队、机器和煤炭中将他们发明创造才能的产物作为他们的基础，为了将从数千里外各个国家的产品运来并加工，其中一部分加工过的产品还会销往它们运来的地方。

　　不客气地说，这就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了。舒尔茨并不想承认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统治，更不想承认在这种“真正活跃的世界交往”中，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强权和经济掠夺，这样，他才会轻描淡写地提及“不列颠人在他们的舰队、机器和煤炭中他们发明创造才能的产物”，是满足他国人民的“新的需要”，这是可耻的资本主义强盗嘴脸。我们只要想一下“不列颠人”1840年在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就知道他们的“发明创造才能”是什么！看一下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暴行以及之后与清政府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就能体会到这种他国“新的需要”是什么！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舒尔茨这里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粉饰的本质。

　　图为“南京条约”的签约现场，“不列颠人”发动的鸦片战争是为了强行打开中国的市场，舒尔茨的思想带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当然，我们也感觉到，舒尔茨已经看到了在英法资本主义发展中，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所导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他已经注意到，“在大不列颠有利的国民经济条件下，大量工人的贫困化和奴隶般的剥削因为少量工厂主和资本家而以一种残暴的形态出现。”今天资本主义的现实是：

千百万人只有通过糟蹋身体、损害道德和智力的紧张劳动，才挣钱勉强养活自己，而且他们甚至不得不把找到这样一种工作的不幸看作是一种荣幸。故而在数不清的情况下，对那些贫苦工人提出的不公正的要求，要更多去限制他有限的享受范围，更多地提高其劳累的程度，从而更早地耗尽他的生命力。

　　这种状态使资产阶级卫道士舒尔茨感到心焦。他认为，至少现在资产阶级还没有找到一种可以“超越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分裂，没有超越一个在现在的关系中越来越多的，同社会其他阶级日益变得敌对的无产阶级的定在（Dasein）”。在这种情况下，舒尔茨提醒统治阶级，过度的剥削和压迫“必定会加深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Gegensatz zwischen bemittelten und unbemittelten Klassen），并使其变得如此紧迫，以致要求我们去研究物质财富（schlichen Vermgen）的一种更正义的分配原则”。显然，舒尔茨从来没有打算否定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他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良的方式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舒尔茨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运行的完全无政府状态。因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整个范围和全部内容通过资本家的纯粹竞争而被片面地决定”。也由此，舒尔茨批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

它按照一种所谓自由竞争原则的完全片面的观点，在国家周围竖起了一圈刺刀，在其中，通过一些斗争和外在规矩的考察之下，富人把穷人，狡猾者把敦厚者打趴在地；只要国民经济学还没有超越劳动的单纯特征，没有把生产和消费作为实现着的人类本性的两个方面来把握自身，那它就还远远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中“出现了暂时性的生产过剩；频繁的破产出现了”，而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和工厂主（Arbeitsherrn）阶级内部产生了资产的不确定的摇摆和波动，而这将经济损失的一部分转移到无产阶级头上；劳动经常的、突然的中断或减少变得必然，雇佣工人阶级不断承受着这些恶果。”舒尔茨开出的良方是，国家应该出面解决这一任务，“即将社会全部阶层的利益考虑进去，从而对完全无政府的运动（anarchische Bewegung）进行干预调节（regulirend einzugreifen）。”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想法，可能，这也是上世纪凯恩斯革命的思想先导。可是，这种努力仍然是为了保住资产阶级的统治。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18年第11期

　　《生产运动》读后感(三)：【转】李乾坤：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青年马克思生产范畴形成的重要坐标

1/3 舒尔茨画像

　　舒尔茨简介：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舒尔茨，德国十九世纪著名政治评论家。1797年生，早年曾参加拿破仑战争。1831年末舒尔茨在埃尔朗根大学以《论当代统计学同政治学的关系》为题获得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舒尔茨就已经探讨了经济学事实同政治结构的关系。1833年秋天舒尔茨流亡瑞士，后获得了苏黎世大学的教席。自1842年起，他开始为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提供评论报道。1843年，舒尔茨的代表作《生产的运动》一书在瑞士苏黎世发表。1848年舒尔茨重回德国参与政治活动，并在次年再次流亡瑞士，最终在1860年死于瑞士。舒尔茨一生致力于反对德国的专制制度，在政治观点上有强烈的左派自由主义倾向，熟稔英法政治经济学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

　　摘要：生产范畴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石，德国思想家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构成了青年马克思思想飞跃的重要参照坐标。舒尔茨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确立了物质生产对于分析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地位，将斯密的分工理论推进到社会分工层面上，将分工的发展规律视作生产的运动，并肯定了生产力的进步对于社会、政治乃至思想的推动作用。舒尔茨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形成以生产范畴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构成了重要影响，但其思想在根本上异质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因而我们应当全面看待舒尔茨对马克思的影响。

　　关键词：舒尔茨 《生产的运动》 马克思 生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马克思建立在生产范畴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全新哲学世界观得以形成。近年来，我国学界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生成史的研究日趋深入，许多从前重视不足的思想家，如赫斯、鲍威尔、李斯特等，都已进入到了我国学者的视野中。借助于这些研究，我们对马克思生产力、生产方式这一系列概念的哲学内涵理解地更为深入。然而，生产这一范畴是如何进入到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之中的，它的来源是哪里，对这一问题我们以往很少追问。在我们最近的研究中，发现德国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舒尔茨（Friedrich Wilhelm Schulz）在《生产的运动》（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一书对于生产范畴的探讨，在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及其对物质生产的理解

　　《生产的运动》一书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准备过程。1840年，舒尔茨便在《德意志季刊》上发表了《劳动组织中的变化》这一长文，这一文章后来构成了《生产的运动》一书的“物质生产”一章；三年后，舒尔茨完成了《精神生产的劳动组织的变化》一文，此文同年以“精神的生产”为题，和《精神生产的劳动组织中的变化》一文一起以“生产的运动”为题于1843年发表。《生产的运动》的副标题，即“对建立一种国家与社会的新科学的历史的、统计学的探讨”。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数据，历史地看待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是舒尔茨研究方法的重要特征。《生产的运动》这本书除导言外共分两部分：“物质生产”（Materielle Produktion）和“精神生产”（Geistige Produktion）。舒尔茨对于物质生产的论述，是《生产的运动》最关键的部分。在“物质生产”这一章的开篇舒尔茨便论述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人“内在劳动”（innere Arbeit）的创造性将物质的财富同精神的财富联系在一起，“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从两方面描述了人类创造的一个不可分的过程，从而运动规律的两个方面也必须要被证明。”（Schulz, p.10）精神的生产和物质的生产的规律，在根本上是同一个规律，是同一个规律发展的不同环节。为了了解精神生产的规律，必须首先理解物质生产的规律。因为，精神世界里也受到和物质世界一样的规律的统治，“精神的世界也被这样的规律所统治，即在生活中有意义的关系并未消失，而是被把握并因此变成了持存的精神财产。”（ibid., p.11）正因此，舒尔茨首先探讨的对象就是物质生产。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舒尔茨在思想逻辑中给予物质生产以基础性的地位。舒尔茨对于物质生产的理解，可以总结为如下三个要点：

　　第一，舒尔茨将物质生产视作理解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这是舒尔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最重要的观点。舒尔茨写作《生产的运动》的动机与目的，就是思考解决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的途径。舒尔茨认识到，不断产生的庞大的无产阶级大众，已经和更高社会等级之间产生了日趋无法弥合的矛盾，这种矛盾甚至已经将欧洲推向了毁灭性的内战的边缘。（ibid., p.3）此时的欧洲，尤其是英法两国，一方面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各国的生产力、人口数量均有极大的增长；但另一方面，大量赤贫的无产阶级的产生，贫富差距的加大，成为当时众多进步思想家所关心的对象。但是在舒尔茨看来，这些思想家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舒尔茨回顾了英法两国思想界对于当时现实的回应。这其中，舒尔茨最关心的就是以傅里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想。舒尔茨认为，这些思想还局限于探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分配关系，而这种尝试必然面对着内在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本身就产生自当时的阶级矛盾，而向分配关系寻找答案，只会激化阶级矛盾，对解决问题于事无补。

　　舒尔茨进一步将重点集中在德国当时的思想状况之上。这其中，首先面对的就是当时发挥了重大影响的主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赫斯的行动哲学。在舒尔茨看来，赫斯的行动哲学只不过是德国抽象思辨传统换一副面具罢了，它的行动与批判，永远都跳不出思想的范围。他以辛辣的口吻写道：“当他们付出更多行动，而非原地踏步时，便能够产生一种进步。然而一切都走向了书斋中的运动，扬起了书斋里的灰尘，在这尘土之后，新哲学和旧神学一样拥有它布满云雾的天空，这云雾将这种哲学和人民大众相互遮蔽起来。”（ibid., p.7）这种行动哲学说到底是和现实以及人民割裂开的经院哲学，舒尔茨说，“在这样一个撕裂的时代里，一个哲学家要被人民所接受，就如同骆驼要钻过针眼一般困难。”（ibid.）在批判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德国的思辨哲学之后，舒尔茨强调了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只有在现实之中才有真理”（ibid.），现实就是物质生产。在舒尔茨看来，物质生产“这种自然发生的东西，在一种由内而外合规律发展的行动组织的历史的活生生联系中，除掉全部的任意性，始终是强大的、具有影响的。然而人们甚至还是不能把握物质生产的全部过程。” （ibid., p.8）对物质生产内在规律的把握，也就是对生产的运动的理解，方才构成了从思想上把握社会历史的根本。

　　第二，舒尔茨对物质生产的理解，建立在斯密的分工理论之上。这是贯穿《生产的运动》的核心逻辑。斯密的分工理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斯密的分工理论，更多被作为一种单纯的经济学理论，舒尔茨将其提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现实物质生产的运动规律，即将劳动分工的原则推广到了社会分工。这一发展，根源于斯密和舒尔茨所面对的不同现实。斯密所探讨的分工，还更多是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这种分工，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微观的分工，是生产力的维度。而在斯密之后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分工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更重要的阶段，即社会分工的形成，在社会分工之上，生产关系范畴也被囊括在内。舒尔茨批判只关注变革分配领域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停留在思辨领域的德国行动哲学，而强调物质生产：“这种思考使我现在首先转向了对生产的历史的、统计学的考察，及其组织的当代结构。这种方式的文章应该尽可能少地流于空疏的普遍性，而使其通过个别的和不那么庞大的东西而被驱散、化解。它恰恰涉及对于活生生的合规律的联系的描述。”（ibid.）探寻物质生产的规律，而且这种探索不是从思想出发，而是从具体的生产的历史出发，从数据本身出发，换句话说，就是从现实本身出发。而这种规律是什么？这里我们看到了舒尔茨思想的重要来源，即斯密的分工学说：“在很久前我就和一些先行者一样，尝试着发展可以测量物质生产变化的规律……那种运动的规律，自亚当·斯密以来，已经借由分工一词被大众所了解了。”（ibid., p.9）而舒尔茨认为，这种规律也同样可以运用到精神的生产之中：“扩展和再次结合的同一进程也在精神创造的广阔领域里被探寻。”（ibid.）在舒尔茨看来，正是分工的不断拓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贯穿人类历史，但在近代得到最突出的表现，舒尔茨指出：“对无理智的自然力的不断征服，借助于人的意志和劳动的不断分化，以及工具和工艺的不断完善，通过劳动向其最简单的元素的分解和无数双手为了共同的生产目而进行的分工，归根结底，通过人的精神和自然的力之间的分工。生产力更广泛地结合起来……”（ibid., p.40）将分工提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物质生产规律层面，并将分工视作生产力发展的根源，这正是舒尔茨对斯密的发展和继承。

　　第三，舒尔茨认识到了物质生产的进步会推动社会关系的进步。舒尔茨对物质生产的研究，一方面紧紧围绕以西欧为中心的生产力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充分研究了在生产力进步过程中所带来的社会弊病。在探讨生产进步的历史时，舒尔茨将生产力的发展同社会关系的变化乃至精神活动的变化结合，将劳动分工同社会分工联系起来起来，这是《生产的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舒尔茨将生产力的发展区分为手的劳动（Handarbeit），工具（Handwerk），工场手工业（Manufaktur）和机器（Maschinenwesen）四个阶段（ibid., p.39）。工场手工业正是在分工的细致化上，超越了手工和工具的粗陋阶段；而大工业则借助于驾驭了自然力的机器，超越了单凭人力的工具和工场阶段。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关系。例如，舒尔茨指出，在手工和工具阶段，人还停留在勉强维持生命存在的谋生活动之上，因此不可能产生从事精神活动的阶级，在政治活动上也是单一的，服务于共同体的维系，只存在同时具有宗教、道德和法律意义的习俗。（ibid., p.13）而手工业活动中，因为技艺的稳定性，便形成了一种职业的传承性，而正是在这种职业的传承性之上，所有等级和阶层，行会和公会之间也形成了不同的阶层精神和学说。（ibid., p.14）舒尔茨进一步指出，只有服务于物质生产的有规律有计划的工商业活动才使得财富的积累成为可能，（ibid.）而在积累的财富基础上，“个体在经济上安全了，对满足肉体需要的仅有的担忧也被解除了。”（ibid.）从而，真正的精神的生产才得以可能，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对立，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对立才最终发生。而精神的生产在舒尔茨看来，则尤其体现为一种宗教热情，宗教渴望构成了人类精神王国的第一个主要分支，也是精神生产的第一个产物。（ibid.）而后，随着生产力进入到更高的阶段，真正的立法也便产生了。在随后的行文中，舒尔茨以非常细致的历史事实和大量详实的数据向读者呈现了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在此基础上带来的社会与人口的变化。舒尔茨尤其以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三个处于不同生产力水平上的国家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各个国家分工的不断发展所造成的行业的划分，工商农业人口比例的变化，以及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化，乃至所有权、法律的变化。（ibid., p.40）

2/3 《生产的运动》扉页

　　以上就是舒尔茨《生产的运动》之中物质生产思想的三个主要方面。那么，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与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中的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二、《生产的运动》在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中的作用

　　马克思一生中曾两次直接引用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一次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次是在《资本论》之中。可以确定，马克思对《生产的运动》一书的阅读几乎延续了他的全部研究生涯。以《生产的运动》为坐标审视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转变，进而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一）与《生产的运动》的首次遭遇

　　马克思初次遭遇《生产的运动》，一开始是误会、低估了舒尔茨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在第一笔记本的“工资”部分中直接引用了《生产的运动》。从《生产的运动》一书的结构来看，引用全部集中在了“物质生产”章的最后三分之一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是舒尔茨在经过对人类社会劳动组织的变化，以及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了详实的梳理之后，开始揭露这种生产力的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弊病的时候了。故而，马克思此时在《生产的运动》中所看到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弊病。但是这种引用之中，显然脱离了《生产的运动》的整体语境，而仅仅是一种材料的堆砌，用以服务于马克思对私有制之下的异化劳动的批判。因此在这种引用之中，就产生了马克思对舒尔茨的误解。

　　这一误解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将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划入了他所批判的国民经济学家的行列。例如，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舒尔茨将原始状况下人的生产状态称作“谋生活动”（Erwerbstätigkeit）：“在所有处于最低阶段的人民那里，普遍被一种片面的谋生活动统治着，并往往由他们土地的性质所规定。”（Schulz，p.12）而马克思认为，在《生产的运动》中，舒尔茨看到的只有“谋生活动”：“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4页。译文有改动）马克思通过摘录如下段落来支持这一观点：“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要求特殊才能或较长期预备训练的职业，总的来说已变得较能挣钱；而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很快学会的那种机械而单调的活动的相应工资，则随着竞争的加剧而降低并且不得不降低。但正是这类劳动在劳动组织的现状下最为普遍……”（同上，第124-125页）显然，在这里出现的不仅是一种语境的差距，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结构的差异。马克思在这里与“谋生活动”相对立的，就是被悬设起来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概念，它的设定正为异化劳动的批判提供了逻辑前提。相对于“谋生活动”，舒尔茨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更多探讨的其实是“工商业活动”（Gewerbstätigkeit），对工商业活动的探讨，完全基于分工与劳动组织的变化，进而推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所带来的工商业中劳动人口的结构变化，从而进一步分析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的根源。此时，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舒尔茨保持了很长的距离。正因此，马克思认为舒尔茨将劳动仅仅看做“谋生活动”的思路，也导致了“国民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同上，第125页）。但马克思所引用的段落，在舒尔茨那里却是完全另一条轨道上的话语。舒尔茨在《生产的运动》中甚至就批评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Ökonomie）“只关注物的世界（Sachenwelt）和产品的堆积，以及工商业的扩张，而始终没有能下决心在人类本质自身中来研究生产的本质。”（Schulz, p.57）舒尔茨始终坚持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需要，二者缺一不可；他还看到，正是生产力的进步给精神的享受创造了条件。（ibid., p.67）但舒尔茨也认识到，这只是理想情况，真实的情况是，工人对产品的分配以及闲暇的分配依然受“盲目的、不公正的偶然性”支配，而工人奴隶性的劳动有增无减。（ibid.,p.68）舒尔茨显然并不是在马克思所批判的将人当做劳动的动物的国民经济学家的行列之中，但是此时的马克思在强烈的异化劳动批判的人本主义逻辑驱使下，并未冷静地看待舒尔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的逻辑和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与此同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另外一条从生产和对象化劳动出发的科学逻辑，为马克思之后科学对待舒尔茨提供了一种可能。这就体现在，马克思借助于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批判，已经开始意识到生产范畴的重要意义。例如在第二笔记本中，马克思认识到了两种生产，一种是“作为劳动”的，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来说完全是异己的活动的人的活动的生产”，另一种是 “作为资本的人的活动的对象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72页。）。这里的第二种生产，实际上就具有一种客观的意义。到了第三笔记本中，这重意蕴更为明显。马克思尽管对私有财产给予了彻底的否定，但他也看到了私有财产的运动，包括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同上，第186页。）此外在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也认识到了工业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和本质力量。从这些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中，已经慢慢意识到了生产范畴的意义，这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接近舒尔茨的观点提供了思想上的前提。

　　（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向《生产的运动》的接近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重要文本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得以形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辩证法初见轮廓。而这其中起到基石地位的，便是由“物质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力”等概念所构成的生产范畴的形成。“生产”范畴的确立，面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宣告了一种现实的历史的维度。细细研读，我们可以大胆地作出这一推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范畴受到了舒尔茨《生产的运动》一书的很大启发。舒尔茨对物质生产的三个方面的理解，也深刻表现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

　　首先，马克思也将物质生产视作决定性的因素，视作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生产范畴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最早就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在此之前马克思使用过“劳动”、“实践”概念来表征一种主客关系维度，而“生产”范畴的出现，显然具备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生产”，构成了人和动物的根本差别。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赋予了物质生产以根基性的地位：“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上，第531页）将批判和研究的前提奠定在物质生产之上，这是马克思和舒尔茨保持一致的地方。生产范畴，在马克思的新哲学中夯实了地基的作用。建立在生产范畴之上的论述，不再是也不可能是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思辨运动，而是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以及在此之上的社会关系、观念和精神的变化。更具体讲，便是工具、机器的使用，农业和工业的进步和发展，以及随之带来的阶级划分的变化，人口构成的变化，等等，马克思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现实的具体的向度上表达的：“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同上，第520页）这里马克思的论述，恰恰和舒尔茨关于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和工商业人口比例、城乡人口比例等分析是类似的。只是在马克思这里，这种观点更为理论化了。我们还会看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开始使用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一对概念：“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同上，第524页）结合其探讨的语境来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范畴结构很有可能来自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正是他指出，“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方面描述了人类创造的一个不可分的过程”（Schulz, p.10）。而舒尔茨的理论工作，恰恰是要解释清楚这两种生产的具体规律。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就是分工的发展。这又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着重探讨的。

　　其次，和舒尔茨在《生产的运动》之中经过发展的斯密的分工理论发挥了重要角色一样，分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舒尔茨认识到社会分工会带来城乡、工农商、阶级的分化，在固定的社会分化之上，就会产生一定的观念。正是当人们认识到了分工所带来的优势，即对生产力的提高之后，从事于特定职业的人也便形成了继承性，这种继承性之上，也就产生了阶级。舒尔茨以印度的种姓制为例，在他看来，种姓制的本质恰恰是社会分工的成熟化，而也恰恰是在这种社会分工之上，舒尔茨说“这种职业种类的分工表现在物质和精神活动的划分中，并且导致了梵天由以产生的，作为精神活动的代表的婆罗门这一特殊等级。”（ibid., p.18）因此，社会分工，恰恰是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关键点。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以十分类似的语言表述的：“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页）而不同分工之中的物质活动，恰恰是“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同上，第524页）通过社会分工这一逻辑中介来结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和舒尔茨采取了类似的表述。

　　但是，马克思跟随舒尔茨一样把分工理解为社会分工，也并非带来了全部正确的结果。从斯密意义上的劳动分工入手，恰恰衔接的是直接的生产力的维度。在舒尔茨那里，劳动分工和生产力的进步是囊括于社会分工之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探讨的；但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分工却成为唯一的分工，作为人的本质的片面化而出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思想，之所以又成为了替代了“异化劳动”的那种“分工异化”的人本主义尾巴，原因也就在于此。（孙乐强，第37-38页）这是马克思和舒尔茨在分工理论上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

3/3 苏黎世无神论论战（漫画）图中右1为舒尔茨

　　舒尔茨物质生产理论的第三个方面，即生产力推动社会关系的变革，也可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找到明显的一致之处。前文提到，舒尔茨向我们总结了生产力发展的四个阶段，在不同生产力的阶段上，人同自然的关系，人口的构成结构，精神生产的状态都会发生改变。在此基础上舒尔茨还区分了游牧、农耕和工商业者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舒尔茨在全部的统计学历史学记录中，尤其突出的就是伴随着对自然力的征服，即对机器的使用所带来的生产力上的极大飞跃。在这里，我们恰恰可以联想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依据社会分工的不同所划分的三种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以及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在多重话语中交织形成的，这其中就有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影响。但是较之与李斯特在具体的国家范围内对生产力的探讨，舒尔茨的生产力理论更多是在更为普遍的历史线索之上的，这也是舒尔茨比李斯特深刻的地方。通过比较《生产的运动》和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发现舒尔茨的生产力理论也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对《生产的运动》的根本超越

　　我们已经分析了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一书对于青年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形成所具有的重要的坐标性意义。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二十多年后的《资本论》中，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再次引用舒尔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对工具和机器的区分，并在注脚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一部在某些方面值得称赞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28页）舒尔茨在《生产的运动》中认识到机器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全面塑造，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在本质层面的劳动二重性和剩余价值生产语境中，认识到了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扮演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有理由推断，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在马克思搭建全新哲学世界观体系过程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舒尔茨研究专家，德裔以色列学者瓦尔特·格拉布为舒尔茨书写的传记，正标题就叫做“一个给予马克思灵感的人”。在这本书中，格拉布也将舒尔茨判定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他这样判断：“舒尔茨通过将他那个时代里市民社会很早就获得的关于社会结构对生产方式和方法的依赖的认识，有效地运用到之前的历史时代，并成功地发展出了一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历史观。”（Grab, p.211）格拉布具体阐释道，舒尔茨先更早地认识到了物质生产与政治秩序和社会等级、物质生产和精神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ibid., p.223）通过格拉布的研究，我们也更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对舒尔茨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悄无声息的吸收。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形成，绝非马克思个人抽象思考的产物，而是马克思吸收、批判德国乃至整个西方思想资源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形成，根基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将这而这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爆发出了强大的思想力量。

　　在肯定舒尔茨在生产范畴上给予马克思的重要灵感的同时，我们还应对舒尔茨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尽管从物质生产出发，这并不意味着舒尔茨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舒尔茨思想的根基仍然还是唯心主义的，正如他在《生产的运动》开篇所言：“在最根本上，人的精神是大地之上最本真和最真实的原初产品。”（Schulz, p.10）正因此，在分析了无产阶级的产生与阶级矛盾和社会弊病的成因之后，在《生产的运动》下半部分即精神的生产一章中，舒尔茨最终开出的却依然是基督教伦理学的药方，针对时代的弊病，他呼吁唤醒基督教的团结友爱精神（ibid., p.178），并认为“最终世界历史提供了原初动力的行动者和革新者就将以宗教的狂热和饥渴来承担起这项任务”（ibid.）。在舒尔茨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一形式是永恒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因而他不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去寻找破解的钥匙，而是外在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在这种思想逻辑上，舒尔茨依然是一个“德国人”，是一个马克思所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对于舒尔茨的根本超越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系统地阐发了以物质生产为根基的历史观。舒尔茨尽管在《生产的运动》中认识到了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但总体看来只是一种非系统的、片段式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舒尔茨的总体逻辑，是以分工的规律来审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他并没有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有机地联系起来，而只是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视作生产规律的两个方面。而这种在精神生产领域对分工的平行运用，导致的一定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将本是物质生产决定的东西也视作一种仿佛具有独立性的历史过程。舒尔茨的这种做法正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较之于舒尔茨，马克思则并明确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和形而上学等等精神生产视作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的产物，“人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页）确立了一种从物质实践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方法。因此，在马克思这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非一个受同一个规律支配的两个并行体系，而是具有决定和被决定关系的一个完整的体系。

　　第二，马克思凝练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表述为“交往形式”）的矛盾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源的观点。舒尔茨只是将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理解为分工的不断扩展。作为一位统计学家，舒尔茨通过大量的经验数据认识到了物质生产的运动并没有给工人带来福祉，而是带来贫困，但是他并没有对其内在因果关系展开讨论，而只是停留在对经验的描述上。舒尔茨或许隐约察觉到了其中的问题，但因为他理论上的局限性不可能在这一问题上向前走。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已经透过现象看到了历史背后的本质性规律，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上，第567页），“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同上，第567-568页）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历史本质规律的认识，根本上超越了舒尔茨粗糙地以分工的扩展规律审视历史的做法。

　　第三，与前一点相应的是，在马克思以生产范畴建构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之中，蕴含了对资本主义的必然超越。马克思的生产范畴，不仅是对规律的把握，而是具有革命性内涵：“对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同上，第527页）正因此，不同于舒尔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探讨分工就是要被超越的阶段，尽管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还未彻底脱离人本主义的思路。和马克思相比，舒尔茨和同时代许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并不怀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舒尔茨尽管看到了现实的矛盾，并认为这种矛盾是生产的运动即分工的规律所造成的，但是对于如何克服这种矛盾，他反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消灭私有制的“激进”主张，但是他最终也无法提出具有信服力的解决方案。实际上，舒尔茨在哲学方法上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原则有着一致之处，他们都将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视作了一种自然属性。（张一兵，第450页）舒尔茨就把分工视作了一种自然的永恒的东西，因而在论述精神的生产所遭遇的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被舒尔茨贯穿于精神生产之中的分工规律，其实已经成为了颠倒的假象，一种拜物教形式。

　　揭示出马克思与其同时代人的思想关联，恰恰促使我们去思考什么是马克思的真正创见；正是在群星闪耀之中，马克思这颗思想巨星才更显耀眼、迷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勾画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表面上运用了很多类似于同代人的很多概念和范畴，然而却在本质上开创出了全新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在日后的研究中，重视舒尔茨所扮演的角色。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张一兵，2013年，《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三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孙乐强，2014年，《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哲学效应》，载《哲学研究》第3期。

　　chulz，F.W.，1843，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Eine geschichtlich-statistische Abhandlung zur Grundlegung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des Staates und der Gesellschaft，Zürich undWinterthur.

　　Grab，W.，1979，Ein Mann der Marx Ideen gab. Wilhelm Schulz. Weggefährte Georg Büchners. Demokrat der Paulskirche.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Düsseldorf：Droste Verlag.

　　文章发表于《哲学研究》2017年11期

　　《生产运动》读后感(四)：【转】张一兵：重识社会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边界 ——舒尔茨《生产运动》解读

　　摘 　要：在马克思思想发生史上，舒尔茨的《生产运动》具有重要地位。在这本国家统计学著作中，舒尔茨不仅从物质生产的现实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完整地使用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概念，为马克思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启发。同时，舒尔茨的生产理论仍然是以隐性的唯心主义为根基的社会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本质差异。

　　关键词：舒尔茨；《生产运动》；社会唯物主义；生产理论

　　里德里希·威尔海姆·舒尔茨（Friedrich Wilhelm Schulz，1797—1860）是马克思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德国作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早年曾参加拿破仑战争，1831年末在埃尔朗根大学以《论当代统计学同政治学关系》为题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舒尔茨就已经探讨了经济学事实同政治结构的关系。1832年发表《由国家代表而来的德国统一》。1833年秋天舒尔茨流亡瑞士，后获得了苏黎世大学的教席。他于1840年发表《劳动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状况的影响。物质生产劳动的结构》一文，载《德意志季刊》1840年第2期，1843年在苏黎世和温特图尔出版《生产运动，一种为新的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奠定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研究》（以下简称《生产运动》），产生较大影响。1848年3月革命后，回到德国，由故乡达姆城（Darmstadt）推选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作为左派活跃在政治舞台，并在次年再次流亡瑞士，最终在1860年死于瑞士。舒尔茨一生致力于反对德国的专制制度，在政治观点上有强烈的左派自由主义倾向。

　　作为国家统计学（国势学）的专家，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一部直接讨论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基础作用的十分重要的理论著作。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我们严重忽略了舒尔茨和他这本《生产运动》。对舒尔茨思想的关注是由科尔纽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传》中提出的。按科尔纽的说法，他的观点又是受到明科的《历史唯物主义前史研究》手稿的启发。日本学者植村邦彦和德国学者沙利希分别于1981年和1994年完成了关于舒尔茨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的博士论文。如果说，赫斯的《货币的本质》直接引导了1844年青年马克思劳动异化话语逻辑的发生，那么《生产运动》中已经出现的物质生产基础论和完整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话语，却没有让马克思一下子获得异质性的话语变革，而是在一年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中得到认同。由此，舒尔茨在《生产运动》一书表现出来的社会唯物主义高级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边界问题，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考点。

　　一、从现实出发的社会唯物主义高级形态

　　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的全名为“生产运动，一种为新的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奠定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研究”。从学术构境的背景上看，这本书应该是一本国家统计学或国家科学领域中的学术专著。依舒尔茨自己的解释，这种国家科学是“从政治地理学、政治史和实证的国家法中独立出来”的。他说，这门学科起初是“通过德阿维蒂，统计学记录的偶然报告一开始只包含了一些科学的痕迹；而在H.孔林那里，统计学还只是更多地和地理学和国家法混合在一起。最终由阿亨瓦尔在18世纪中叶给了它以特殊的名字和独立的存在”。当然，舒尔茨认为，这种传统的国家科学还存在着较大的理论缺陷：它还带有传统国家统计学的特征，它仅仅凭借它的统计数据的“平均数”来小心地考察各个领域，而“没有从时代潮流的完整的强度上来把握，没有研究它的方向和运动的规律，因而也没有能力把国家治理术的实践用作路标”。这是说，仅仅停留在统计数据的平均值上，是无法获得对时代潮流的规律性理解的。所以，舒尔茨自己的国家科学的新目标则是：“建立在对外在自然的认识和精神自然史的国家治理术，以及依照它的文化史和文化统计学的科学结合，作为一种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政治学的共同承担者和创造者。”应该指出，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不是一部哲学论著，因而他在其中使用的大量概念通常也不是在传统哲学构境中出现的通用形而上学范畴。可能，这也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的一个重要异轨式入境口。2018年5月，我与大卫·哈维对话的时候，他告诉我，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十分关注配第等人的统计学数据分析。

　　从政治立场上看，在这本重要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得知舒尔茨是以一种超前式的政治改良主义的逻辑来批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制度的。之所以指认他“超前”，是因为他在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德国来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他描述了英法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制度下工人的贫困状况，即迫使工人“用损害身体、摧残人的精神和智力的紧张工作”来获得低下的工资。而这种贫富差距的加大，必然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日益加剧，最终将导致可怕的社会分裂。作为一名国家统计学学者，他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立场上提出，着手于统计客观经济社会数据研究和国势分析，所谓国家科学的任务在于通过认识重新组织劳动和改造财产关系以消除当今社会的缺陷，从而提醒国家促使当下的社会过渡到更加完善的状态。但他也警告说，如果统治阶级阻挠这种和平解决方式，就必然导致社会革命。值得注意的是，舒尔茨在这里直 接地批评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赫斯哲学以及当时的“粗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存在明显的片面性，这导致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怎样都始终只关注物的世界和产品的堆积，以及工商业的扩张，而始终没有能下决心在人类本质自身中来研究生产的本质”；赫斯的行动哲学则停留于抽象的概念争论，从而无法“找到从虚无缥缈的普遍性领域进入生活的道路”；“粗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仅仅看到生产和消费的物质正义方面，却忽视了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主观条件改善，那种试图取消货币的想法和取消文字的意义是相同的，这就好比“一个让世界历史回归到子宫之中的命令”。这一批评曾经引起了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中的极大愤怒。

　　而在观察社会生活的国势学宏观分析尺度上，他在马克思以前已经比较自觉地从“生产”（精神生产驱动的物质生产）出发，将其视作发端于“原始时代”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他甚至还提出，国家是在社会生产发展到比较发达的阶段才产生的。这一点，显然是对古典经济学和国家统计学中已经出现的社会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提升，应该被视作社会唯物主义的高级形态。沙利希认为，舒尔茨在《生产运动》一书中，已经形成了“关于生产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将外部的形似当作实质上的同质，实属误认。舒尔茨对“行动哲学”脱离现实的批评是不是赫斯走向经济哲学的缘起？马克思是否从赫斯那里了解到舒尔茨？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一文中集中反驳过舒尔茨一些对共产主义观点的批评。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中对舒尔茨的论著进行了大量的摘录。有意思的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文本中已经出现的社会唯物主义思想。而在二十多年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一次肯定了舒尔茨。下面，我们就来进入《生产运动》一书的学术构序复境。

　　从此书导言的开始就可以发现，舒尔茨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是相当激进的，因为他一上来做为政治取向构境背景的竟然是蒲鲁东《什么是所有制？》中的那句“私有财产是盗窃！”他明显不满于英法已经出现的资产阶级雇佣制度，因为在他眼中，这种由外在的构序“不断加剧的无政府状态”，使人的存在“无数次地被活动与利益的一种原子化的撕裂的劣势所触及、伤害——人们要将这种原子化的撕裂状态解释、辩护为所谓的自由竞争的体系”。利益分割成原子化的个人存在与无政府自由竞争的市场，以及“对教育、财产还有精神的和物质的产品的违背自然的分配而被制造和培育”，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状态。一定要说明，舒尔茨不满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现状，但他并不打算从根本上否定它，批评的目的是试图改善它的不良现象。

　　舒尔茨说，这种导致“精神状态的相互异化”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最先出现在英国和法国。这是对的。作为一个德国旁观者，他深刻地分析道：

在那里大工业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强烈地瓦解、打碎了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手工劳动组织，然而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更高程度的恶，它同工业的规模，以及目前的教育程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很深的理论透视感。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是由大工业造成的，它对封建专制的革命也是因为大工业打碎了作为宗法关系基础的手工劳动组织。这是后面他将要表述的从物质生产出发来观察社会观点的具体体现，这是非常深刻的社会唯物主义观点片断。第二，大工业的规模和与之相应的教育程度却导致了更高程度的恶，这可能是我所看到的最早的生产有罪论。虽然这一判断有些简单。当然，舒尔茨立刻表明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他认为，也是在英国和法国，伴随着“贫富之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日益尖锐的对立”，出现了傅立叶式的社会学说，然而能看得出来，他并不赞同这种“处于最幼稚形态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显然，他并不想根本否定资产阶级经济制度，而只是想在德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进程中，避免出现英法资产阶级的错误。他认为，在德国，“困扰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弊病还没有如此严重”，这是因为，当时的德国还处于容克地主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的普鲁士王国的后期，所以，德国的国家科学可能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由西欧大国从社会状况中得到的问题的考验上”，这将是一种间接性的理论反思。并且，德国的学术界已经有了映射西欧工业世界的专业理论中的“国民经济学”，比如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在哲学领域，不是哲学家的舒尔茨指认了一种看似腿抬得很高的“行动的哲学”——这显然是在批判早期的赫斯。可是，舒尔茨遗憾地说，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行动”，虽然调子很高，然而一切都走向了书斋中的运动（eine Motion in der Schulstube），扬起了书斋里的灰尘，在这尘土之后，新哲学和旧神学一样拥有它布满云雾的天空，这云雾将这种哲学和人民大众相互遮蔽起来。当他们从他们的天空中探出头来嘲笑“糟烂的现实”（schlechte Wirklichkeit）时，他们也在嘲笑哲学的现实；而当他们在他们的争吵中不断地同这一现实联系在一起时，他们却从未和哲学联系起来，从而从坏的现实引导出或拉出更好的出来。

　　这段话，怎么看都像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那段对离开现实与风车作战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家的著名的批判。舒尔茨说，你们不满于现实，要反抗压迫，那么，“你们不仅仅讨论你们想要进行的打击（Hieben），而是去践行打击”，这是说，关键不是说，而是做。更重要的是，“借此你们便得到解放并进入到人民中间，进入到人民的需要和追求中间”。因为，舒尔茨明确提出，改变“只有在现实中才有真理；只有在历史的反复的摩擦和斗争中，正义才能打磨它的劈开了一切旧的和新的谬误的双刃执法剑”。显然，舒尔茨的政治改良主义的国势学理论出发点是社会现实（Wirklichkeit），他明确要求哲学家们关注理论与人民的现实斗争的关联性。这是一条正确的从现实出发的思考路线。在1843年，舒尔茨的思想路线显然高于青年马克思，因为这个时刻，后者刚刚进入赫斯构序的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逻辑，在下一年，青年马克思才设定人的本真性的类本质——理想化的主体劳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舒尔茨在这里就已经明确提出要关注社会现实中基础性的物质生产（die materialle Production）。依格拉布的观点，舒尔茨的这本书受到了莫里茨·拉弗日尼-培古轩的《运动与生产规律》一书的影响，这本书1838年发表于哥尼斯堡。《生产运动》早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两年，而在1840年发表的《劳动组织的变化及其对于社会状况的影响；作为物质生产目的的劳动组织》中，舒尔茨已经提出了这一重要的国势学观点。略有不同的文献细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了Produktion和produzieren。据康加恩博士考证，舒尔茨的Production一词源自拉丁语。并且，舒尔茨要去探寻在物质生产中自然发生的东西，这种自然发生的东西是“一种由内而外发展的行动组织的历史的活生生的合规律的关联”。依我的理解，这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使用的那个表示非人为的客观性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却用这个Naturwüchsig来表示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前的社会生活自发生成的质性。那么，什么是舒尔茨眼中的自然发生的物质生产规律呢？他说，

　　人们甚至还是不能把握物质生产（die materialle Production）的全部过程。人们更多只是强调了这一过程的一个环节，它作为劳动产生了将社会交换容纳进自身的商品，为此劳动的特殊工具得到了证明。但是人们忽视了，生产率和消费率是如何相互决定的，以及在此基础上每种特定的生产方式（jede besondere Producionsweise）如何通过特定的消费方式被决定；人们在这上面忽略的恰恰是活生生的个体性（Individualität）完整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说实话，刚看到这一段表述真是大吃一惊，“劳动”“社会交换”“商品”“物质生产”“生产率”“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活生生的个体性”，这不是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话语了吗？格拉布就认为，“舒尔茨通过将他那个时代里市民社会很早就获得的关于社会结构对生产方式和方法的依赖的认识，有效地运用到之前的历史时代，并成功地发展出了一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历史观”。1这个评价有些过了。但是，你静下心来仔细看，就会发现舒尔茨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差异。第一，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舒尔茨此处已经使用了精准的生产方式概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节点，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舒尔茨这里的特殊的生产方式是由消费方式决定的狭义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在本书中，舒尔茨两次使用Producionsweise。后面我们将看到，在本书中，舒尔茨还原创性地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这足以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话语的重要词语来源。第二，他混同了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物质生产与具体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和消费环节。第三，他无法辨识将社会交换纳入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这一点，正好与他所谓的“自然发生”的资产阶级自然法意识形态观念相一致。也就是说，舒尔茨的物质生产概念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质生产概念是异质的。当然，舒尔茨的观点肯定促使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物质生产问题的关注。此外，他还批评人们“只看到了生产和消费的物质方面，而没有对精神的创造和社会条件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可能是他后面提出精神生产的缘由。

　　舒尔茨声称，他要开始“对生产以及组织的当代划分的历史的、数据的考察”，并且，“尝试着发展可以测量物质生产变化的规律，并在大众生活的最新现象中来证明这规律”。着眼于客观数据，这是一个擅长数据统计分析的国势学研究学者思考时的必然侧重面；但提出要在客观数据的基础上探寻物质生产变化的规律，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理论观念。可以看出，舒尔茨探寻物质生产规律的重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经济规律，因为他明确指认自己的思考点是从斯密“劳动分工”理论开始的讨论。然而，他并没有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境逻辑，也没有研究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比如生产与交换、分配与消费，以及最重要的劳动价值论等问题。他给自己的新任务有二：一是探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这看起来很像是哲学问题，可真的不是。他说：

　　因为生产活动（producierenden Tätigkeiten）的每种新的扩展已经产生了新的联系，从而伴随着对这种关系（Verhältnis）的理解，一种生机勃勃的前进的生产组织的观念进入到意识中。扩展和再次结合的同一进程也在精神创造的广阔领域里被探寻。对其的描述就是本著作的主要对象。

　　在舒尔茨这里，他明确强调要在关注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知识生产（intellectuelle Production）的重要性，因为生产活动新的关联必须导致精神创造的发展。后面我们将看到，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内在关系上，舒尔茨是坚持了后者决定前者，所以从根子上，他的社会唯物主义表象下面是唯心史观的。二是生产与国家的关系。这可能是做国势研究的国家科学关注的基本关系。舒尔茨认为，看起来，国家似乎是从总体上监督生产和消费的全部运行的最高机关，可是，在本质上，“国家生活或者总的政治的生产必须遵循普遍的生产规律”。这个观点，比马克思此时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所意识到的那个“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要更深入一些。

二、关涉物质定在：自然的依赖性生存

　　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物质生产，二是精神生产。这是一种特殊的两种生产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存在着人的自然生产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两种生产论。一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抽象表述，二是在后来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一书中有具体的历史性指认。在舒尔茨看来，这二者是一个生产的整体，“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方面描述了人类创造的一个不可分的过程”。一般地说，这是不错的。可是，依舒尔茨的看法，

　　在最根本上，人的精神是大地之上最本真和最真实的原初产品，它将所有生产的材料（den Stoff aller Production）不断地占有，并将其不断地构造为（gestaltet）新的材料。内在的劳动本质上是创造性的，既包括艺术和科学的作品，也包括发明和操作（Erfindung und Operation）的全部流程，它们在农业，行业和商业的领域决定了财富的产生。

　　显而易见，在舒尔茨的学术构境中，两种生产中最核心的东西是精神，因为只有精神才是真正原创性的，它构成了劳动生产中将材料建构为产品的动力，构成了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动力，甚至决定了工业和商业财富的生成。由此可以看出，舒尔茨的社会唯物主义物质生产论在根基上仍然是隐性唯心主义的逻辑，因为，精神作为真正的原创因素决定了物质生产的发生，这显然是颠倒的逻辑，他不能理解，任何意识都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与自己特定环境的关系的产物，精神的创造性恰恰是由历史性的物质实践决定的。应该说，在这一点上，舒尔茨的物质生产基础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异质的！正是因此，我反对将舒尔茨的物质生产论的词语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话语简单等同起来。

　　可以看出，舒尔茨在第一部分物质生产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以物质生产的历史来说明社会的发展，这当然是重要的社会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舒尔茨已经提出这样的观点，即不同历史时期是根据人的需要的发展和满足需要的制度来划分的，这种不同需要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变革。仔细去看，这部物质生产的历史，也是从手工劳作于物质定在走向科学技术-机器大生产中的精神力量引领的主体化进程，从本质上，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从物质定在走向理念主体自我认识的进程是一致的。在他看来，非主体性的物质生产并不能产生自我认识，真正能够透视生产的历史发展的只能是能动的主体性精神，这是我上面所说的隐匿在舒尔茨社会唯物主义背后的唯心主义根基。不过，也是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只有在发展的更高阶段上，精神才了解它的历史。”这与黑格尔绝对理念的自我认识观是一致的，只有在观念发展的高级阶段，观念才能理解自身过去的历史。舒尔茨说：

　　正如一个老翁再次更为清晰地回忆起他的童年的状态，一颗在种子状态中就朝着目的前进的大树将其根系不断更深地扎向黑土：更加成熟的大众也会更深地走入他们自身昏暗的历史之中，故而每一种后来的状态都阐释了一个更久远的过去。也如地理学，其对处于其当前性质的地壳的进一步观察，已经在其形成的当前阶段中提供了关于地球自然历史更早阶段的多方面提示和说明，数据学以其连续的发现和比较，也即对处于当前性质的社会状况的更仔细的观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生活的过去的更多说明。

　　个人的成长，总是在年长之后看清自己的生活踪迹；大众的成熟，也会出现对历史的透视；当下的地壳结构，可以说明地质生成的历史；而今天的社会构造（sociale Gestaltung）状态和性质，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的社会历史。这里的Gestaltung是后来著名的格式塔（Gestalt）概念的原型，不过此处舒尔茨只是在功能性的建构意义上使用的。另外，请注意舒尔茨这里的最后一句话，这应该与马克思后来所说的“人体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一语有相近的构境意向。

　　依据“物质生产组织”历史发展的原则，舒尔茨将社会历史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畜牧业和狩猎业时期、农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以及工业时期。这是一个从手工劳作于物质定在到机器化大生产的历史变迁过程。

　　第一个阶段是以人的简单需要为主体的畜牧业和狩猎业的原始部族生活时期，这是一个人对自然的依赖性（Naturabhängigkeit）关系居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是一个无阶级和没有国家政权的时期。这时的生产模式是以手工劳动（Handarbeit）为基础的，这是物质生产技术形式的第一个阶段。在摩尔根之前，这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推断。重要的是，舒尔茨的这一推断恰恰是建立在现代人类学对原始部族生活的现实考察之上的。他明确例举的现存原始部族有“波利尼西亚和美国的原住民，以及绝大多数的黑人，甚至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还有“南印度洋一些部落”。 他再依此来推断人类社会过去曾经存在的原始部族生活阶段。他的这一做法是可取的，也是后来20世纪法国人类学家莫斯田野工作的先驱。在舒尔茨的眼中，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基本状况是：

在一个最低阶段上，人的精神力量还首先关涉于物质定在的维持之上。在社会的这一阶段需要是简单的，而用于满足需要的手段是有限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发展完全是要靠协手合作的，所以起码在总体上两个人之间是力量平等的，尽管偶尔的不稳定和不平衡会出现。

　　这是一个由人的简单需要构成的生产阶段，人的高贵的精神力量还关涉于物质定在。这里的Sorge和Daseins都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关键词，而Daseins则是马克思社会定在概念中的重要规定。然而这些概念在舒尔茨这里都是精神力量沉沦于自然物质存在的现成状态。物质定在，是指“人们的主要活动就是单纯地为其生命的维持寻找那些由大自然无偿地直接地提供的材料”。舒尔茨认为，在那时，“个体或者家庭是头等重要的。在很少能够得到外在援助的情况下，个体和家庭自己为自己创造食物、住房和衣物”。然而，精神所趋动的生产还停留于物质定在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也是简单的手手相交。他认为，这一阶段生产的本质还是一种由人手建立起来的“粗陋的劳动”，即手工劳动。

　　这样的一种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最多只完成了不完美的东西的行业，是最本真和有限意义上的手工的结果。因为在这一文化阶段上，手几乎是人仅有的、唯一的工具，借助于手，人以十分直接的方式从周遭自然中获取满足他需要的东西。他用于生产的所有更多的工具甚至也只是他双手直接劳动的粗糙产品。

　　他说此时生产的唯一工具为手是不准确的，这其实反映出舒尔茨并没有深刻认识到人手在制造生产工具中的历史性作用，而通过工具进行的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原始人类使用的燧石再粗糙，也已经意味着人类社会历史性社会定在的发生。这可能是舒尔茨的物质生产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物质生产概念的一个重要的异质性。能看出，舒尔茨这里描述的生产活动其实是晚近原始部族生活中的狩猎和畜牧业，因为他已经讨论了南印度洋一些部落在打渔时使用的独木舟，或者手工编织的蒲苇网，以及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狩猎的武器，其实这都是人手之外的生产工具。舒尔茨说，这里原始部族生活被一种片面的谋生活动统治着，最多通过对他们土地的性质所规定。在那些海洋和河流的贫瘠地段，稀少的人群主要依靠水域提供了给养手段而成为渔民。在那些由或浓或密的森林覆盖的丛林地区，其他的一些部落则以猎人的方式寻找他们的食物；他们或者遵从自然的邀请而过着一种游牧的牧人生活，在那里扩大的牧场和草原使得依靠迁徙的畜牧业（Viehzucht）成为可能。捕鱼和打猎以及在森林和原野上搜集野果只是对粗糙的自然产品（Naturprodukte）的一种寻找和发现，为了能够在任何时间都能够占有这些产品。

　　在这一阶段，作为人们的生存方式基础的物质生产无论是捕鱼、狩猎还是养殖放牧，都由特定的地理条件所决定。并且，人们的劳动只是获取现成的自然产品。在舒尔茨看来，这还是一种“片面的谋生活动”。这是一个正确的唯物主义的判断。

　　也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整个社会还没有出现什么阶级和政治等级，没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所有身体和精神的活动也相互缠绕在一起”，甚至根本没有生成复杂的社会结构，不完美的社会体还没有显示出组织和功能的更为多元的结构出来。在原始民族单一形式的生活方式中构成了一种单一形式的，同时具有宗教、道德和法律意义的习俗，即便他们的首领也不敢违背这种习俗。

　　在这种原始部族生活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社会结构，当然也没有政治与法的上层建筑，社会的运转主要依靠“具有宗教、道德和法律意义的习俗”。这一观点，比后来苏东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跟随第二国际，将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非法引申为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基本矛盾要高明得多。舒尔茨举例说，“没有哪个吉尔吉斯人的可汗或者阿拉伯人的酋长能够阻挡他们的部落进行血族复仇的行动，以及对于劫掠的爱好”。这是习俗，而不是现代法律构境中杀人和抢劫犯罪。

三、农业与手工业工场：劳动塑形自然与技能知识

　　第二个阶段是农业（Landwirthschaft）与工场手工业生产时期。这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准确的历史分期，因为从舒尔茨自己的具体分析来看，这是一个将欧洲中世纪以前的自然经济与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混在一起的粗糙判断。舒尔茨认为，此时，人们在农业种植业生产中，已经不限于简单地利用自然力和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物质条件，而开始通过使用工具的手艺（Handwerk）使自然为人类服务。舒尔茨将其表征为物质生产形式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仍然是在生产技术方式的意义上讨论人与自然的存在关系。

　　在第二个阶段，人不再局限于对这些直接存在的东西的简单使用之上，而是已经开始尝试以更多样的方式（vielfachere Weise）来让自然力服务于他的目的。在前一个阶段里，人只是局限于搜集野生的果实，现在人开始学会了耕犁和播种，并且为了这一目的开始征服了合适的动物的力量；人从前只是捣烂他的谷物，现在他学会了用磨来将谷物磨成面粉，等等。

　　在农业生产中，经过为我所用的存在性选择，自然界对人的生活有益的作物，在优厚的人工照料下得以生长，此时物质生产的本质，是作为自然作物生成的辅助性劳作。同时，舒尔茨指认说：

民族在第二个和更高的阶段体现为拥有固定的居住点，将耕作作为他们主要的谋生目的。土地更富裕的产品导向了对产品更为多元的使用和加工，以及在此之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相互交换。

　　与前述狩猎、游牧和捕鱼的物质生产组织形式不同，农业生产组织的基础是土地上的种植业和与之相应的定居生活。这也是从游牧式不定居生活方式到在一定的固定土地上定居生活方式的转换。依舒尔茨的判断，农业生产的劳动方式更为多样，也已经出现了人们之间的产品交换。在一定的意义上，“农业因而更加使得工业（Gewerbfleiß）和商业（Handel）进入生活”。有趣的观点还有，舒尔茨认为，在农业生产的阶段，“原始民族占优势的谋生方式，如渔猎和畜牧，并没有消失，而是更多地退化了并以新的职业目的进入到新的关系之中”。这是说，新的物质生产组织形式中将过去的生产形式扬弃为自身内部的子结构。这一相近的观点，出现在马克思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舒尔茨看来，劳动的工具（Instrumente）也不断增加并不断改进。在同为了生产的目的而同外在自然所进行的斗争中，仅靠双手的粗陋争斗也停止了。依靠人精神的发明，依靠犁和锄，依靠锯和凿，人们被更好地武装起来、装备起来而相互对垒。人的劳动现在已经依靠其精神的活动达到了更高的程度（höherem Grade），而制造了更为精细的工具的双手，较少直接地干涉外部世界了。

　　我们不难看出，在舒尔茨分析物质生产组织形式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中，他始终在坚持精神的内在创造性。农业生产中犁和锄等生产工具的改进，不是被看作农业生产中物质实践创造力的体现，而是观念的发明，生产的进步只是体现“精神的活动达到了更高的程度”。这当然是基根上的历史唯心主义。

　　舒尔茨认为，这一时期中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工场手工业。可以看到，舒尔茨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社会”。显然，他在这里并没有区分前资产阶级社会之前的社会关系质性，比如东西方都客观存在的奴隶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等。这是他历史分期的混乱。舒尔茨认为，与前述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的种植业中人的劳动只是辅助自然物的生长不同，手工业劳动者已经在“将原材料赋予一系列不同的功能（Funktionen），从而使其满足于使用的要求”。这是一个物质生产中质的改变，即劳动生产中出现的工场制造（Manufactur）。这是物质生产形式中的第三个阶段。因为，在畜牧业和农业生产中，人的劳动只是“从粗糙的自然中慢慢地占有必需品”，而在工场手工业劳动中，人已经在局部上改变自然存在，劳动已经在塑形自然存在，并构序出一种新的为人所用的非自然性功能，这是工场手工业生产构序的制造本质，也将是以后征服整个自然存在的工业生产的异质性飞跃。在物质生产的组织方式上，舒尔茨在本书中较多地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概念，即劳作效能（Gewerbfleiß），依我的理解，这应该是后来生产力（produktive Kräfte）这个概念的前身。从物质生产的具体方式上看，舒尔茨又将工场手工业制造视作区别于手工劳动和工具劳作的第三发展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是“手工（Handarbeit）、工具（Handwerk）、工场制造（Manufactur）和机器（Maschinenwesen）的阶段”。1在前三个阶段，舒尔茨使用了Gewerbfleiß（劳作效能）的概念，而在第四个阶段中，舒尔茨开始使用produktive Kräfte（生产力）的概念，并且，舒尔茨的生产力概念是在国家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的国势学的宏观认知中使用的，所以会以“生产力的总和”这样的方式出现。这一观点当然影响到马克思。

　　首先，在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已经出现了行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所有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按照谋生活动的更细分类，依照更细的等级，被分化到农业、工业和商业之中”，因此行业和商业逐步分离出来，人也开始了分化。更重要的是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劳动分工：

正如人类越来越认识到外在自然的力量的价值，人类也越来越认识到在社会的联系中的联合（Verein）的越来越大的用处。人们首先认识到劳动（Thätigkeit）的不断发展的分工（Theilung）的优势：因为这种分类只可能出现在更大的、有序的社会中，在其中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而相互合作（in die Hand arbeitet），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明显地开始出现。同过去自给自足的劳动（Fürsicharbeiten）相比，依靠工业产品的量，现在已经获得了非常可观的结果。

　　劳动分工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协作，这提高了劳动的生产率。在这一点上，舒尔茨完全照抄了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出现劳动分工的实例说明。一个工人，如果独自完成制作一枚缝衣针的所有必须程序的话，每天最多只能制作20枚；而在劳动分工的情况下，每一枚缝衣针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每个工人每天最少可以生产4800—7000枚。

　　其次，工场手工业劳动中特殊技能的发展生成了专门知识，技能从劳作中分离出来，也促使了职业分工固定化并逐步生成行业和等级结构。在舒尔茨看来，手工业活动得以产生的这些不同的功能，不断地重复并通过习惯和联系而成为确定的专门知识。因而正如不同类别的工人和手工业者，按照他们相同的工种和利益，依照特定的阶层和阶级，行会和公会而进行划分；所以在这些划分的中心，关于习惯和权利，手工业利益和技巧的合乎惯例的传统形成了。

　　专门知识生成于手工业劳动中的不断重复，这就承认了意识的创造性基于劳动生产的技能，这是一个正确的质性判断。这与上述舒尔茨的精神决定生产创造性观点是矛盾的。舒尔茨还提出，正是在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中，才生成了特定的阶层和阶级。这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在手工业劳动之外，东西方社会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奴隶与奴隶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发生却在他的视野之外。

　　再次，工场手工业生产中“资本”的出现。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的统治关系，对此，舒尔茨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依舒尔茨的观点，正是在手工业生产的进程中，最重要的进步是“资本”的出现。请一定注意，资本一开始就是以物质生产的规律身份出场的，这表征了舒尔茨典型的资产阶级立场。

　　同对农业、行业（Gewerb）和商业有规律的经营相联系，在同所有制（Eigenthum）的产生的结合中，另一个重大的进步产生了。只有为了物质生产的有规律有计划的职业活动使得资本（Kpitalien）——也即积累起来的财富（gesammelten Gütern）——的逐渐积累成为可能。

　　这里的观点中，一是资本是作为在农业、手工业行业和商业等活动中规律性法则出现的，资本是控制新型生产的计划和规律要素，这当然是资产阶级的巧妙定位。二是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舒尔茨鲜明的政治立场，私有制以及作为“积累起来的财富”的资本的出现，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重大的进步”。关键在于，这里的资本不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而是抽象的财富，这说明舒尔茨是拒绝古典经济学已经出现的劳动价值论的。

　　最后，在工场手工业生产中，体力劳动与智力逐步分离和对立。舒尔茨认为，正是在这里，“所有人类活动的最大对立，一种主要的物质的和主要的知识的生产的对立，开始决定性地出现了”。当然，他也谈到，西方历史上“精神贵族”的产生，是从那些超越了物质定在，追求一种人同神之间的关系的神职人员中首先出现的。而他进一步分别例举了印度、阿拉伯地区以及中国、日本社会中，手工业和分工所导致的“知识活动在物质活动之外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尤其受到推崇的位置，与此同时物质生产则因为各种目的而被边缘化”的情况。

　　原文刊发于《求是学刊》2019年第1期。为了阅读方便，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