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屎溺》是一本由周星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道在屎溺》精选点评：
●2333，标准的人类学的视野，虽说没啥理论视角创新，但有趣，四星吧。。。。
●从任何一种角度看 此书都算不得是人类学著作 不是题材像人类学了就叫人类学。头两章讲历史的还算扎实有趣 越往后越陷入官文堆砌的套路 何曾有一点点深入调查质性研究的意味。对东西方文明 农耕和现代文明的探讨 在章节设计上就强行割裂 与便溺这个亘古不变的普世主题的潜力张力背道而驰 显示出作者对理论把握的不足。非常扫兴的作品 与作者的名望极不相符 我读出了深深的失望
●书名本身确实很说明问题，一些分析也很能给人启发 至于豆友说的够不够专业之类，反正我是作为科普读物来看的，就是要一窥屎尿屁中的道
●附录比正文好得多
●我以为我在读ZF工作报告。
●附录两节颇有理论深度，读之有启发。而正文部分则显得有些平淡了。但能够将这个主题展开，已是很不容易，非常值得肯定。
●蛮失望的
●附录比正文有意思。
●就这…
●比较像资料汇编、综述，但对从零开始还是有点用的。
《道在屎溺》读后感(一)：《道在屎溺》
究竟是坐便还是蹲便舒服，可能对更多人来说还是坐便舒服一些，但是要问人们（尤其是女孩子们）出门更愿意用坐便还是蹲便？想来还是蹲便。到高速公路休息站的厕所看看，有些休息站的厕所一半是蹲便，一半是坐便，往往是蹲便的空位先没有。
为什么人们愿意牺牲一定的舒适度而选择蹲便呢？就像周星教授所表述的，这可能还是因为人们的洁净观，大家对于自己的排泄物都已经觉得恶心了，更不用说是别人的排泄物了。如果要用坐便那就会存在间接接触，而且之前使用的人的使用习惯并不文明，可能会蹲在马桶上，可能会尿在边沿上，这样一来就更不卫生了。对于可能有良好如厕习惯的人来说可能也会做出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来避免脏污。我曾认为这是无解的，只要还有一部分中国人的精神素质跟不上，这种情况就无法改善，但是作者提出，这就相当于破窗效应，只要能将我们的厕所都变得更加宜人，提供坐垫和消毒液（就像日韩和许多欧洲国家那样），这种情况就可缓解，我深以为然。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不会出现肮脏厕所，但和他们发达程度类似的国内超一线城市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换成一批日本人来上国内的厕所他们大概也会用不文明的方式解决内急吧。所以也只有通过让人们觉得在这个厕所内没有卫生方面的担忧，可以像家里一样文明如厕的方法，才能够真正解决以上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厕所革命仍需要在所有城市进行的原因。
厕所革命对于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来说可能感受没有那么密切，所以阅读的时候其实是抱着应该如何解决现在我们国家的厕所中时常出现的不文明如厕现象，肮脏不堪的厕所环境，但是作者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来对厕所文化和厕所革命进行梳理，很有意思，也让我更加了解到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公共厕所的出现究竟经历了那些阶段。
“公共”一次确实是相当现代性的词汇，所以当对这个词汇进行反思的时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公共厕所是近代的产物，过去的人们大多生活在乡村，没有使用公共产品的需求，厕所内的排泄物更是一种资源，谁会乐意免费让它成为“公共”的。不过，公共厕所和私人厕所的边界在哪里？餐厅内的厕所算公共厕所吗？企事业单位的厕所是私人厕所吗？作者在这里好像在这里着墨不多，但是他提出的相关话题确实有趣。我曾经在网上看见有人po出自己家的卫生间，是蹲厕，我看见图片的时候就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要把自己家的厕所装修成公共厕所的样子，相关图文下面也不乏这样的评论。想来这样评论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只有在公共空间才会想要牺牲舒适度来换取相对的清洁，人在自己家中，没有谁会真正嫌弃自己家人的身体是肮脏的，所以有很大一部分人觉得奇怪就能说得通了，这样的装修给了别人一种将公私领域混淆的错觉。博主的回答也大体是说好清理，方便客人使用，以及地域文化差异，但是对于生活水平和如厕观念的逐渐改变，大部分人还是会觉得坐便要比蹲便更适合家里使用，这也是一种文化引发的心理。
再来说一说这本书给我带来的观念的改变。我去过的国家中，就连最落后的柬埔寨的景区内，厕所都不比中国最发达的旅游城市的景点差，更不用说日韩和北欧国家。在国内旅游会担心上厕所，这是一个给我造成心理负担的活动，曾经去西北旅游，为了避免上厕所，一天都不敢喝水，只有回到酒店才敢放开了喝。但最近，这种体验在慢慢改变。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即使是农村的厕所都是干净整洁，我曾以为是因为经济实力上去了所以才提升了水平，政府对于这种细枝末节的东西并不在意，也没花力气去改善，看了这本书我意识到经济实力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因素，但是我们的政府也在持之以恒地对我们落后的厕所进行改革，这样的改革从没停止，并且随着我们的国力的提升而逐渐加快脚步，所以在沿海地区最为明显，内陆的一些旅游城市也在跟上。虽然我们距离日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我很有信心。
《道在屎溺》读后感(二)：《道在屎溺》一些原文摘抄
对于以异文化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而言，能否进得到对象社区去，可能是一个关键问题；而对于本文化为对象的民俗学研究而言，能否出得来，亦即能否走出沐浴文化的遮蔽，则是另一个关键问题。iv“厕所文化”，是指每个社会都存在的有关排泄物之处理和排泄行为之管理的规范和设施等。相对而言，“厕所文明”则是指某一社会在约束和宣导排泄行为和处理排泄物方面所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治理高度。“厕所问题”，是指在社会文明进程中围绕如厕和厕所而逐渐凸显出来的诸多问题的总和；而“厕所革命”，主要是指某一社会基于其内在自发的驱动，或者在外部，例如国际社会的帮助或刺激下，对其排泄行为的管理、排泄物处理设施及相关系统进行升级换代之大幅度改造的一系列举措的总和。8由于人粪尿作为农家有机肥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因此，中国最为一般的厕所文化便是厕所因积肥而存在。16另外，在西南，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例如，傣族就认为粪便污秽，忌讳用它做肥料，故其稻田绝不施肥，认为如果施了肥，长出的庄稼会触犯神灵。24在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傅立叶）的构想中，人类的排泄物是循环社会的一部分：每个人宗教般虔诚地收集自己的粪便，交给国家作为税收或捐献，社会则将因此而消除贫困。29很多文化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重视“进口”和轻视“出口”的问题，除了饮食被高度“文化化”之外，人类生活的绝大部分“生理”的方面，包括性交、撒尿、拉屎、呕吐、月经等，这些身体活动的方式通常总是被“高雅文化”定义为是令人“恶心的”。31在风水学说的理论和实践中，厕所总是处于被贬置的境遇。39大约到1930年代，中国公众大多逐渐形成了关于饮水卫生的新观念，亦即必须煮开水方可饮用。54正如“爱国卫生运动”这一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当时是把针对疾病，尤其是各种地方病和传染病、流行病的卫生运动，均视为是更大范围的爱国主义的一部分。56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之所以能够把喝开水的习惯推向全国，乃是由于乡村基层的卫生防疫体系得以建立，而伴随着（细菌学之类）卫生科学知识的缓慢普及，不喝生水喝开水的“信条”才真正地渗透到了广大农村。60“喝开水”民俗在近现代中国的形成和生根，是与细菌学说自海外传入后，人们对于水源可能遭遇污染的恐惧，以及对日常生活中饮水环境之复杂性的深切担忧密切相关的，而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国家致力于宣传和普及现代“卫生”理念的努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61自1970年代以来，化肥及各种农药的引入及使用，导致乡村农家粪肥最先被现代科技所取代。65媒体和一般公众对于城市公共厕所之恶劣卫生状况的指责，往往是和对于那些公共厕所利用者欠缺“公德”的排泄行为的指责之间存在着重叠的关系，相关的批评相对而言较少指向城市公共厕所的管理缺失。73桂林作为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其厕所革命的动力机制，更多地确实是源自各国各地游客的观感和印象及其对于市政当局带来的压力，正是由此产生的强烈的“形象焦虑”，推动了大举改善厕所的文明化运动。86如厕行为的私密性需求，连同可以冲走排泄物的技术体系，促使现代社会的人们把自己的身体的自然排泄功能理解为是能够且应该隐蔽和彻底遮掩的行为。114农村改厕运动主要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导，其指向是彻底地改善乡村的卫生环境和提升乡民的健康水平……厕所革命在广大农村是符合民意的，它恰到好处地回应了业已实现温饱或初步实现小康生活的农民们，对于进一步改善生活品质，以获得生活尊严感的深层期待。134在中国的大多数城市，目前仍旧是把包括排泄物在内的城市废水直接排泄到附近的河流或湖泊、海洋之中。144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特别是拥有排污系统的厕所，几乎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20年。145尽管厕所文明的程度的确是与人们的意识、理念和价值观等密切相关，但它经常被不恰当地和（如厕者）的“道德”“人品”等联系起来，从而成为构建部分人歧视另一部分人之优越感的依据。149由于城市景观必须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象，故对于公共空间的“纯净化”追求，几乎就达到“城市洁癖症”的程度，于是，小商贩、流浪者和公共厕所等似乎都成为影响都市尊容的污秽和危险。如果从“公共性”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都是值得重新思考和予以改革的。厕所革命应指向的“公共性”，当然是基于对于基本人权的尊重。厕所革命的成功最终必须是以消除各种不公正的歧视为指向。155文明进程的特色与机制，便是各种外来强制逐渐地被内化，变成自我强制和自我控制，从而促使人类的本能性事务（性与排泄等）被一一排挤到社会生活的后台，并深深地蒙上了羞耻感。165排泄空间的“文明化”、人类排泄行为的“文明化”，以及人们在排泄时的快感、安全感、放松感、舒畅感等，大都可以增强人的尊严和价值，因为这是人对于自己身体（之动物性本能）的那些由来已久的“自我歧视”的改变，是人对于自己的尊重。211若是从人类社会隐形存在的极差性“分类”逻辑来看，如厕者通常倾向于感觉自己的身体（及其排泄物）并不那么污秽，而完全陌生者的身体（及其排泄物）则最为不堪忍受。224两种性质不同，但彼此又有密切关联的“污秽/洁净”观念：一种是基于“分类”原理的“污秽/洁净”观念，另一种是基于“卫生”科学原理的“污秽/洁净”观念。262“文明”灌输给我们一种思考方式，使我们在本能驱动做某些事情时感到羞愧，例如，深溺于性欲望或随地大小便。272尽管如此的“文明论”有欠公允、不乏偏见，但它却拥有强大的说服力甚或压力，并在随后欧洲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中屡屡成为殖民者“文明优越感”的依据。这个并不优雅的“文明化”进程是长期的全球社会发展过程，朝向着一个既定的方向；这一进程的特色性机制，便是各种外来强制逐渐被内化，最终变成自我的强制和自我控制，从而促使人类的本能性事务被排挤到社会生活的后台，并蒙上羞耻感。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对于性骚扰的指控更加严密化了，在一些更加“文明”的社会里，它和对于私生活及隐私保护的严格化，均指向大体上一致或接近的方向。日本社会近些年出现的“新新人类”——“草食男子”，某种程度上正好可以被看做是为了避免触碰性骚扰的红线而学会了自我控制的一群男性。278
《道在屎溺》读后感(三)：中国厕所小史
我一直对屎尿的话题很感兴趣，或许和对“性”的兴趣有相似之处——本是最原初的存在，却始终被当作“禁忌”排除于日常话题中。多年前，在叶兆言的《关于厕所》中，我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读到了关于屎尿的作品。故事里的女主角因找不到厕所而尿了裙子，也许是羞于自己的最不堪的形象显露于众目睽睽之下，她愤然辞职，离开了上海这个伤心之地，离开了所以可能认识她的人，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这次看到了著名民俗学者周星教授的《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一书，立即买下翻阅。
作者在结尾时提到了书名“道在屎溺”的出处。道即宇宙的真理，而道无所不在，因此道在“屎溺”。当然还可以作另一种还原论式的解释：所有的道，都是从“屎溺”而来。正如佛洛依德所指出的：人间正道，就是承认屎尿的存在。而将存在之物有意识地忽视，就是米兰·昆德拉所提到的“媚俗”的态度。米歇尔·福柯等对于疯癫、双性人之类的研究，更是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媚俗”揭示出来。
在人类学家道格拉斯看来，屎尿这类的排泄物和人类生活世界秩序逻辑的建立密切相关。排泄物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会被严格区分开来。而厕所文明和厕所文化的发展，其实也就是污秽观念的变化过程。因此，这本《道在屎溺》的副标题虽然是“现代中国的厕所革命”，其实也是一本关于人们的污秽观念的变化史。人们发明厕所的初衷只是为了“隔离”，然而今天的厕所则要做到“消灭”和掩饰，并还要同时做到“清洁”、“舒适”，也就是让生活变得“有品质感”。这种观念的转变，与其说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倒不如说是一种“文明化进程”。
在人类生活史中，健康卫生的习惯应该是文明化进程最主要的领域，而中国最早的厕所改良主要发生在清末。1905年，清政府成立了卫生科，其职责就是打扫街道卫生。到了中华民国时期，卫生运动成为了法律条令。1910年2月，国内首次出现了自来水供应，并借助细菌学知识的推广而逐渐深入人心。“喝开水”的民俗也在1930年代逐渐形成。南京政府于1928年制定了《污物扫除条例》，规定全国各个城市在每年的5月15日和12月15日要举行大扫除，包括卫生知识的普及、清扫街道、维护市容等。1930年代蒋介石主导了“新生活运动”，但这很有可能与蒋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有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全国卫生状况出现了明显改善，上海建立了300多座公共厕所，并出现了第一批独立女性厕所。
建国之后，主要的文明化工程就是“爱国卫生运动”，厕所问题此时还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问题”。上海市在1952年以前，还是由环卫工人推着木轮粪车，在市区吆喝，到里弄去收马桶。1958年开始，收马桶出现了经济效益——可以支援农业生产。这时候的马桶会直接送到码头，然后由停泊在那里的运输船送到江浙一带做肥料。
1975年起，马通车开始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公共厕所或小便池和倒粪口。到了1980年代中期，这样的倒桶站大概有3400多个，还有3万多座化粪池和几千个公共厕所。一部分仍然是水运到周边乡下，另一部分则由汽车送到农村。抽水马桶的使用率大概是57%，直接排入污水管道。因此，可以看出，在一开始，屎尿做化肥是惟一的处理方法，后来才逐渐由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城市化的进程从小小的屎尿处理变革就能看的一清二楚。
然而，随着城市居民逐渐增多，扩建居民楼的同时用地出现紧张，因此周边的公共厕所开始遭到大量的拆除，尤其是流动人口的剧增，导致公共厕所短缺成为频繁出现的公共议题。在北京市老城区的四合院一般没有私家厕所，因此很多居民必须使用胡同里的露天厕所。到1984年，这样的露天厕所有6815座，近千人才一座。当年每天进出王府井大街有差不多10万人，但只有两座公共厕所。上海市也差不多：1990年的公共厕所为11057座，也是数千人使用一座厕所。《关于厕所》写于90年代初，大概正是这个时段。
面对资源紧缺，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出现了第一批收费公共厕所。1995年，北京市约有220多座有专人负责管理的收费厕所，由于配备专职保洁员，卫生状况相对较好。但由于各地卫生状况不易，因此常常为国人诟病。这段时期公共厕所“市场化”在客观上改进了城市公共厕所的卫生，但争议始终存在，2003年后，各地开始相继取消了公共厕所收费，成为了市民公共服务的一部分。从2010年1月1日期，上海环卫公厕全部免费，至今已经开放8700多座免费公厕。
在城市，厕所一般有三类：居室内部的冲水马桶；单位机关的内部厕所；旅游休闲的公共厕所。其中城市公共厕所的主要使用者其实是都市社会的底层或弱势人群，例如胡同里的居民，没有稳定居所的新市民，流动人口和外来务工者。那时候，很多城市居民会以单位的公厕为方便处，但有些时候会遭到拒绝。这时候，人们通常就会转而去公园，广场，体育场馆等地寻找公厕。但在特殊情况下，那里的厕所会人满为患。北京经常举办各种集会和大规模活动，长安街和天安门附近会临时搭建一些简易厕所，在有些人行道下满，会讴专门为次特别设计的沟槽来收纳屎尿。直到1980年代末，有些城市的公厕才逐渐改为水冲式，典型的水冲式厕所是用一条可以人力控制或自动定时防水的水槽来代替蹲坑，旱厕逐渐减少。但水冲式厕所常常损毁，无水流出，管理难以到位。面对公厕恶劣的卫生状况，指责一般指向的是“公德”而非城市公厕的管理缺失。常见的解释就是城市化和现代社会转型中，观念和行为尚未完全转型。但这种批评并不足以完全能影响到城市管理者的决策。
内部批评没有效果，而真正起到影响的，是厕所问题变成一种“国家面子工程”之后的外部批评。1903年，《德文新报》曾经对青岛进行过“可怕的描述”，说中国人随地大小便是常态。而到了80—90年代，这种描述并没有完全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叫“一跳（污水横流，难以下脚）、二叫（蛆虫满地）、三笑（没有隔板，令人尴尬）”。1987年，北京市20个大型旅游点只有170座厕所，其中只有18座勉强可以为外宾使用，1994年8月，国家旅游局曾经对全国“旅游公厕满意率”做过一次调查，海外游客满意度只有10.4%，不满意率为49.4%，很多人明确表示厕所问题让自己不再想来中国。
面对这种来自外部的批评，各个城市开始在景点、旅游路线和宾馆等地建设一批相对体面的厕所，这就是所谓的“星际厕所”。（这让我想起了在青岛读书的时候，学校旁边的确建立过一个“星际厕所”。）国家旅游局为此建立了几乎半军事化的外宾接待系统：从机场接客，到景点参观，到宾馆入住，尽量不让外宾接触一般民众使用的公共厕所，并且在相应的路线匹配“星际厕所”。除了接待外宾，大型国家和国际会议也是这种市容整洁工程的契机——例如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就修建了1000多座公共厕所，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改建了二类以上标准公厕3700多座。而一些城市也在自发地推动“厕所革命”的进程，例如2000年的桂林市、2003年的南京市、2008年的临汾市等。这些自上而下的国家形象工程最终成为了厕所革命的加速剂。
除了旅游厕所改建的推进，其他一些地方的厕所也在不断革新。例如铁道列车——在2000年之前，绿皮列车上的厕所是直排式，也就是说，乘客的排泄物会直接甩到铁路沿线，就像列车“拉肚子”一样。而从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后，列车采用了封闭式集便器厕所；高铁更是将粪便和气味抽吸进车厢底部的“粪箱”。
城市之外，农村抽水马桶的推广也在不断推进。在1990年代初的第一次全国性农村厕所卫生状况的调查中，有85.9%的农村家庭有厕所，但在抽样的6511座农村公共厕所中，只有9.6%的卫生合格率。这意味着有1.2亿农村人口没有厕所可用。从1997年开始，农村改厕工作开始成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到2013年底，卫生厕所普及率已经提高到了74.1%。所谓的卫生厕所，既可以是抽水厕所，也可以是有地下沼气池的旱厕，要对粪便做无害化处理。这主要考虑地区是否缺水。例如陕西省属于缺水较为严重的地区，截至2015年底，卫生厕所的普及率为52%。
然而，正如人类学家杨懋春所指出的，改善乡村卫生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方面。例如对粪便畜肥的处理其实仍然受到旧观念影响居多。美国人类学者基辛曾对波利尼西亚地区的萨摩亚人进行研究，他发现最初萨摩亚人接受了健康卫生的观念，在海上建起了公厕，但由于公厕坏了，他们很快又回到了最初去海滩或灌木丛上厕所的习惯，结果公厕就变成了废墟。而中国的情况也类似：2006年在南通通州区实施农村厕所改建，先后建立了几十万座农村厕所，但2年后记者回访，发现很多农户已经没有再用抽水马桶了。
除此之外，“脏”的观念也会影响厕所现代化的普及。2008年曾经对四川凉山地区推广沼气池的项目，住在山下的傣族和汉族家庭已经安装了沼气池，因此人们不需要再砍柴做饭，很方便，但山上的彝族却不认同这一点。他们认为使用了造气的汉族和傣族很脏，因为沼气是人和动物的粪便混合在一起产生的，用沼气做饭相当于用“屎尿”做饭。火是脏的，饭也是脏的，尤其是在祭祀祖先时是一种大不敬的行为。
读完本书，我其实内心有不小的失望。一方面作者的写作手法迥异于传统人类学民俗学写作的方式，有很多地方像是在看政府报告而不是一部学术作品。这可能与本书的定位有关。作者在开头提到，写作的问题意识拾起厕所主题使其不被忽视，因此厕所在本书中更多被视为一个“问题”而非“对象”。虽然看得出作者尽量避免用评价性话语其评述厕所革命的意义，但从本书的谋篇布局不难看出，厕所革命就是现代文明的发展必然结果。直到写在最后的彝族拒绝使用沼气池的案例，不同族群对肮脏的“相对/绝对”评判标准之差异，以及短短的对玛丽·道格拉斯的“污秽与系统”的评述才更让我能感受到一丝人类学的味道。
另一个有趣的话题则是文明化与社会化。我们常说屎尿恶心，肮脏，臭不可闻，应当感到羞耻和厌恶，但文化人类学家大多倾向于认为这种“厌恶”是社会化的结果。排便训练是儿童成为族群/社会成员的最初努力，只有内化了这类观念价值之后，儿童才能成为社会的一员。例如，在最开始的时候，粪便被儿童视为中性的废料，但通过母亲换尿布的行为举止中，他才逐渐意识到其负面性。婴儿通过学习才对粪便感到厌恶，而非天性使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人类母亲对自己孩子的粪便远没有对别人家孩子的粪便感到厌恶。男孩在3岁前尿床并不会受太大的苛责，但5—7岁就会收到强烈的斥责，引发羞愧和自责。诸多相关的论述显得更为体系与学术。应该说，最后的附录才是本书真正的结论。
《道在屎溺》读后感(四)：上海书评 | 沈辛成评《道在屎溺》：厕所民俗首先是一个科技史问题
周星先生的《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本土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专题”系列之一，该书以粪秽处理与厕所为研究对象，梳理了中国是如何将厕所这一兼具私密性和公共性的空间，从农耕经济的前现代状态逐渐升级为我们今日所见的现代状态的。按照时间顺序，作者详细搜集了中文文献中对于便器和厕所的各种描述，其所用材料即来自于历史文献，也来自于民俗记录和政府公文。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还凭借自己旅日的学术收获，在本书中采用不少日文材料，为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甚至羞于启齿的议题提供了多时空、多文化镜位的全景视角。
全书正文分为十个章节，第一章是关于农耕文明的厕所文化，主要讨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悠久的粪肥传统，还有由这种风俗所衍生出的民间宗教信仰和污秽/洁净观。第二章是关于中国历史上数次与厕所改良有关的社会运动，其中包括晚清新政、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和建国后的“爱国卫生运动”，展现了各个政权自上而下改造民众污秽/洁净观的企图心。第三章描述了七十八十年代厕所文明形态的转变，作者认为化肥取代粪肥，城市化倒逼改良和改革开放之后来华西人的评价促成了这种转变的发生。
作者此后用了很大篇幅，延续了以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主体的观察。第四、五、六章追溯了八十年代以降以大型庆典、旅游景点、城乡发展为契机而展开的大规模公厕改造运动，也就是中国上一次的“厕所革命”。第七章中作者对“言说”（其实使用“叙事”更符合学术惯例）的回顾，从“发展”、“卫生”和“文明”三个角度一定程度赋予了“厕所革命”历史必然性。
在第八章里，作者探讨了中国之外的行为主体，除了短暂回顾厕所便器在欧洲的发展，主要描述了西方殖民者在华对中国人身体的规训，用埃利亚斯内化的自我监督文明理论来总括这一“文明化”的进程。第九章则将目光投向日本的厕所“文明化”进程和世界组织在东亚开展的诸多合作。最终章节以人们对更优质的厕所厕具的追求落脚，旨在提醒读者厕所文明的前路漫长，仍需不懈努力。
学术归属的问题
从结构上不难看出，此书并非典型的人类学作品，这种“非典型”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周星先生的选择。作者在总序中指出，文化人类学对中国来说是舶来的学问，落入中国本土之后，虽然接受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浸染，但也会形成本土的特色，这一特色便是“家乡人类学”。家乡人类学的研究旨趣与民俗学传统可以无缝对接，实现朝向现代民俗学的转型。作者称这条学术之路走得孤单，两头不讨好，但又因为受到日本及许多其他非欧美国家的本土人类学家的感召，认为这条本土之路是走得通的。
作者指出：“这些本土的文化人类学家能够凭借母语濡化获得的先赋优势，揭示更多异文化他者往往难以发现及领悟的本土文化的内涵，所以，比起他们的欧美人类学家老师来，他们在认识自己的本土社会在文化人类学中被表象的部分或对于被外来他者所误读的部分，常常倾向于给出不同的答案。虽然他们总是被欧美人类学体系边缘化，但边缘自有边缘的风景。”
私以为，另辟蹊径当然无妨，然而要衡量一本书的质量，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特定的学科范式。这是因为学科范式为知识的高阶组织确立了规范，使得研究可以不断深入，而不是停留在对零散材料的描述性收集。西方的学术理论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穿透性，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基于学科范式打磨而成的高阶学术产品，所以能够超越直观经验，在共享同一思维范式的人群中流行。如果本书中所倡导的本土方案不能够形成与之抗衡的穿透力，而只是停留在构筑防止被对方穿透的文化壁垒，在话语权力的边缘地带孤芳自赏，这本身就与学术探索的目的相违背。
求知求真本不分东方西方，尤其考虑到本书系“本土人类学与民俗研究”的大题，我不想用西方人类学的框架来质问某些要素的缺失，也不觉得人类学与民俗学具有本质上的高下之分，我们且用最贴近常识的方式对本书第一章中存在的要害问题略作评述。
不存在的“农耕文明”
在第一章关于农耕文明的厕所文化论述中，作者仅在一处提及欧洲也曾有过令今人不适不快的粪秽利用方式，除此之外基本都在描述中国农业经济中对粪肥的再利用，并引用了《农书》、《齐民要术》、《氾胜之书》等文献和儿歌农谚等民间资料作为佐证，这难免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有中国或者东方的社会才有对粪秽的系统采集和利用，在其他地方是不存在这种民俗的。本书中虽然并不见这样的直接表述，但是从书的结构中不难推断出作者实质上是暗含着这样的预设的，若非如此，对于欧洲粪秽利用的回顾何以要等到第八章才匆匆提及。伦敦长期受城市粪秽问题困扰，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放才有完整的应对方案成型，这才摆脱霍乱，从时序上看与清末民初的社会进程相近，大可以放到第一章节一并论述，但作者显然认为英国不属于“农耕文明“，放在第一章于理不合。
那么接着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文明算“农耕文明”呢？任何社会都存在农耕经济，民众需要果腹，社会复杂化需要基础，中国如此，英国美国亦然。既然都有农耕经济，那么又要如何判断一个文明的类别是否是“农耕”呢？两种可能，一种是区别于海洋文明的农耕文明，另一种是区别于工业文明的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立是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学术话语，作者的学术生涯始于当时，受该学说影响并不奇怪。此种文明种类论认为不同种类的文明会对国民的举止、态度和心理加以全方位的定义，形成难以迁移的国民性，必须自上而下彻底改革才能走出窠臼。该理论可以说是本尼迪克特“国民性格”理论的通俗延续，本氏的学说虽是经典，但早已失势，这不仅仅是因为《菊与刀》式的美国战后学术霸权逐渐消解，也是因为此种学说虚无缥缈，实在难以证实，深入研究无以为继，自然逐渐式微。至于“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界定起来相对容易，已经有成体系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加以衡量。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5）》的估计，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如果作者采用的是这种标准，并将特定的厕所形态与所谓的文明形态挂钩，那么2020年前中国都不该有洁净的厕所了，这岂非荒唐至极。
可见“农耕文明”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陈旧失灵的，完全经不起推敲，与之首尾呼应的“厕所文明“更是如此。作者在第一章就使用了这一系列定义极其模糊的概念，意在区别中国和西方/日本方便后续论证，然而恰恰是由于定义本身的缺陷，使此书之后立论不可避免地一再受到侵蚀。这种侵蚀来自于对中西方的强行割裂，来自于对欧洲美国农耕经济对粪秽利用的弱化，来自于对作为消费者的中国市场的无视。一旦中国和西方内在的经济形态的差异、官民领域的差异都被抹杀，都被定义成铁板一块，那么就会形成现代-西方-洁净对抗农耕-中国-污秽的对立，落入柯文1984年著作中所警告的施动者-被动者的理论陷阱。在这样的框架设定下，进步的动力不可能是内生的，横向的，综合的，或是无序社会力量的偶然集合。进步必然是自上而下的，外来的，由强大的权力推动的，有历史必然性的。
这也就不难解释此书为何有大块章节神似官方工作报告，因为在农谚和掌故退场之后，厕所文化这一民俗就彻底与“民”脱钩了，剩下的事情都必须由权力强行完成，这种权力或是来自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西方，或是来自于各个时代的中央政府，或是来自于改革开放后的国际组织。无论如何，此种简化都是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的。我并不介意作者对学科定位的创新，但民俗学也好，人类学也罢，都讲究见微知著，考察来自底层的发生。不幸的是，本书第二章起几乎完全不见此类材料。取材偏颇不单是因为如厕这个题材微观材料不易获得，也是作者潜意识中先入为主的进步观使论述方向发生了偏差。试问如果只是政府官方发布的材料的话，本土学者会用，外国学者也会用，那么“家乡人类学”的优越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厕所文化首先是科技史问题
民俗学或者人类学对厕所问题的分析不可能还原粪秽处理这个历史问题的全貌，因为此二者大多考察基于社会物质文化而产生的习惯和传统，以及当这些习惯和传统被抽象化之后是如何影响社群成员之间和社群之间的关系的。粪秽问题首先是生计问题，关系到疫病防控，也关系到农业生产，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粪秽处理早已成为一项专门的复杂工程学科，岂是用民俗掌故的零星线索可以厘清的。在对给排水工程整体历史缺乏认识的情况下，探讨便器或厕所空间所反映的“现代观”只是蜻蜓点水，就好比同样是研究食物，要有美食家和农学家的分工，粪秽处理问题首先是一个科技史问题。
诚如周星先生所说，西方确有冲水厕所的传统，不过其诞生却并不那么必然。例如意大利罗马公元前六世纪所建的大阴沟Cloaca Maxima，在沦为各类生活污秽的容器之前，这条水道是用来排雨防涝的，且有拉丁文“铭”文规定，是偷懒的罗马人强行将其当作污水管道使用，况且大阴沟原本就是由一条运河改造出来的大型涵洞，可以说与中国南方将粪秽倒入河中的做法并无二致。伦敦之所以成为水厕（也就是抽水马桶）文化盛行之地，原因有二，其一是水厕作为一种机械装置到十九世纪中期已经具有一定产业规模；其二是泰晤士河的小型支流为伦敦提供了天然的下水管网，随着城市人口激增，伦敦人效法古罗马将河流改造为下水道，以便在其上建造更多住房。1847年伦敦出于卫生考虑立法禁用粪坑，加之1851年万国博览会上水厕得到推广，越来越多住户采用水厕联通地下河。这种看似有助于改善居家卫生的做法却导致泰晤士水质严重恶化，屡屡爆发霍乱、恶臭等公害事件。可见厕所空间的改善并非真正有益于社群的技术改良，其所产生的环境代价自然需要其他技术进一步弥补，受篇幅所限，此处不再详述化粪池和污水处理厂的历史。水厕虽然是“现代性”的象征器具，但是其本身并不足以彻底取代旧式的人力收集粪秽的技术系统。
没错，旧式的粪秽处理同样是一个高度精巧的技术系统，相比起我们现在使用的资本密集型技术系统，它属于劳动密集型系统。以开埠之后的上海为例，无论是租界还是华界，都有粪工挨家挨户于清晨收集粪秽，运送到粪码头，再由粪船将其运至上海农郊或江苏浙江，将其作为肥料使用。无论是粪船进城的淡旺季波动，收粪区域的条块划分，还是金字塔式的粪头粪工管理体制，都需要耗费高昂政治资本加以协调管理。此套系统并非东方独有，欧美城市都曾经历过这一过程，英国的粪工被称为gongfermer，他们不是挨家挨户收粪，而多是负责粪坑和公厕的清理，然后再卖给郊区农民，街头采集马粪的小工亦收入不菲，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仍然如此，足见该体系是具有生命力的。这一制度虽然因为人力介入程度深，容易发生故障（例如粪工勒索住户，粪船农闲时拒绝进城等），但是仍不失为一种因地制宜的生计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套技术系统支配上海粪秽处理的时代，上海（指浦西）并未出现过霍乱的爆发，可见其不仅对农业生产大有助益，也能有效地阻遏粪秽进入城市周边水体，维护公共卫生。
我们今日所熟悉的粪秽处理系统，大致包括机械供水、水厕、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厂，此四要素是工程师和科学家为解决城市化和环境安全之间矛盾，苦思冥想不断试错而获得的阶段性最优方案。四个要素缺一不可，否则只会适得其反。1926年，闸北水电公司水厂就因管理不善，使华界逾三千人感染霍乱。1938年，因大量市民涌入公共租界躲避战乱，上海再次爆发霍乱，而彼时公共租界已经拥有全套的粪秽处理机械系统。
系统无论新旧，都有其形成的路径依赖，都有与城市周边环境生态和经济形态的密切联系，都有其所能承受的负荷极限。人力系统易形成于人口多的地区，人口多的地方人力成本低，省力科技没有土壤，对粪秽充分利用有助于农业增产，给养更多人口，进一步降低人力成本，从而形成闭环；机械系统易形成于人口数量尚未多到阻遏省力科技诞生的地区，多余人口投入其他高附加值的行业，累积财富之后进一步投入资本密集型机械的研发，进一步节约劳动力，从而形成闭环。新旧系统在逻辑上都是自洽的，也各有千秋，若非如此，也不会有如Franklin H. King这样的美国农学家对中日韩四千年悠久的农业传统和民间智慧的赞叹不已了。至于经济的迭代升级，产业形态的逐步转变，这些牵涉到更多的变量，譬如八十年代中国农村从粪肥向化肥的转型就不是为了厕具的清洁，而是为了杜绝粪秽污染水田，防治日益严重的血吸虫病。这种转型并非以粪秽处理一事可以一概论之的，不过我们却能从整套技术系统的变迁观察到人、城市、生态、生活四者间的动态关系。庄子说道在屎溺，确实大有深意，然则周先生所关注的洁净的厕具，本身并不是解锁“现代性”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