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史》是一本由[日] 半藤一利著作，后浪丨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2.00元，页数：3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幕末史》读后感(一)：一本科普性质的小读物

　　话说在前，日本幕末我以前也没系统的读过类似的书，大部分印象都是从影视动漫中得来的只鳞半爪印象。随便挑了一本想补充下知识，只是没想到买到了这么冷门的书，算上我这个书评一共才三个。

　　这本书的内容可以说是浅显易懂（据作者说听讲座的逐步从4个人到了20多人，嗯，这就挺一言难尽的），简洁明了。当然幕末从黑船来袭到西南战争这短短不到三十年间，整个日本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随便拿出一个名人都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司马辽太郎醒目）或者一部电视剧（大河剧笑而不语）。所以，短短一本300页的书，能把前因后果和事件经过都讲清楚就很不错了。用来初步了解幕末这段历史还是足够了。

　　当然看完这本书的主要感想还是书外的，就是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对比。网上一直都有为戊戌变法失败而惋惜的看法，似乎变法持续下去，中国就能避免日后进一步被侵略的局面。而实际上，日本的幕末和清末有这极大的区别。日本一向有慕强和无条件服从上层的传统，面对"欺负"，日本人首先是审时度势，再做判断，总的来说就是只要是"好"的就去学。由此幕末社会"基础"，其实是从幕府到地方强藩都认识到了“夷”的强大。尤其是“倒幕”的主力萨长二藩都是被胖揍一顿以后深刻认识到了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必要性。但对于诸如类似的变法也好，改革也好，都会以最简单且易懂的两面对立的方式去解所有的"运动"，仿佛幕府是腐朽落后固步自封一样。其实幕府也认识到了开国的必要性，也采取了改革措施。倒幕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末代将军的优柔寡断和反复无常。大概当时复杂的形势超出了一个30岁青年的掌控能力。明治维新说穿了是地方实力派和中央政府争夺政权的战争，学习西方文化只是夺取政权后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部分。

　　说的有点多，针对这部书来说，作为普及知识用足够了。

　　《幕末史》读后感(二)：激荡风云

　　

这本幕末史的篇幅比我想象中要短的很多，因为起初我以为这会是一部断代式的专著，但实际上是半藤氏在大学里讲课的讲稿整理出版的，还保留了不少讲课当时的口语和玩笑，看得出来作者是个幽默的东瀛老头。

我最早接触“幕末”与“维新”相关的史书大概是七八年前的事了。某些中国人对这段日本近代的历史总是怀抱着某种特殊的情结，可以说是一种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强国心态。所以可以看到，汉语写作的幕末相关出版物非常多，但是其观点却是大同小异；日本人自己反倒是对此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看法，像半藤这样能批判性看待萨长联盟的也不在少。

如果不单单着眼于日本，那么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德意志、意大利、日本这三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是长时间的处于封建邦国状态的：江户时代的日本有三百余藩国，德意志诸侯的数量差不多与此相当，意大利或许少一些。统一的时间，也差不多。千年的邦国时代，孕育出了庞大的军事贵族团体；统一之后带来的人口膨胀与一致市场加上旧的武德传统，刺激了他们的扩张野心。就像汉帝国最终结束战国时代后，对岭南、辽东和西域的经略一样，德意日成为二战的策源者也不稀奇了。文明形态，历史轮回，报应不爽。

虽然如此，这三个国家的统一却都流血不多，红衫军千人远征，伏见鸟羽几次伤亡亦不多。究其原因，大概是在强大的英法民族国家之高压之下，当时成立本民族的统一近代国家已经成为了各邦国人的思想共识吧，就算诸侯大名，也有主动上交版籍兵马给心目中的“国家”的。然而像奥斯曼或者满清那样的，就断然不可能轻易转型，依靠部落主权压制其他民族才维持住的缝合怪一样的多民族帝国，任何近代化的努力都不如其本身的解体，即便如此，也必须付出尸山血海，才能洗净旧时代的罪孽，洗清新时代的道路。民族共同体内部的一切问题，最后都是可以自行演化解决的；两个民族共同体之间，却不存在任何的真空地带了。

另外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也算读了一些日本史家作品的，他们可以说完全没收到过唯物史论的影响，他们的史观，可以说依旧是史记式的，甚至三国演义式的，英雄名将的舞台剧罢了。至于所谓阶级分析，更是很少见到的了。就像瑞典人可以做出欧陆风云，信长之野望却一定是日本人才能做出来的。不得不说，现在已经有些不适应了。

　　《幕末史》读后感(三)：“反萨长史观”的幕末史

　　

半藤一利的《幕末史》是“反萨长史观”的幕末史。在这本三百多页的书里讲完乱成一锅粥的幕末不容易。

佩里来航的外来刺激激起了幕末时期的曲折动荡，“开国”或“攘夷”的争执、天皇与幕府的争权，再加上其各个层面的复杂矛盾，多股力量纠缠在一起互相撕扯，国运、阶层利益和个人主张交错，很多人物借机登上历史舞台试图实现个人的理想、一展宏图，好长时间内哪一派也无法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幕府时代就在这样跌跌撞撞的撕扯中走向了终点。

作者半藤一利自小在学校中被灌输了“萨长史观”的观点，然而现实生活中从所谓“贼军”角度的真实见闻又给他讲述了截然相反的故事，所以他内心对“萨长史观”的疑问从未消散，终于在这本《幕末史》中完整表达了他的“反萨长史观”观点，“自幕末至明治的政治斗争，正是萨长欲代替德川号令天下而进行的。”

幕末形势反复多变，不同派系领袖人物的观点也发生过反转，导致事态发展过程更加错综复杂。幕府内曾短暂出现过的优秀组合，遗憾地在对立观点争执之下被拆散了；有资质有能力的人物，偏在正需要其发挥领袖作用时逝世，让半藤一利眼中“对政治一无所知”的人掌握了权力；同一天发生的幕府大政奉还建白书和萨长倒幕密敕，庆喜的“无反抗朝廷之意”和西军“打到底”的来势汹汹，都让戊辰战争显得不那么正义。

这样看来，幕末这段历史确实很讽刺。为日本错失的有利机遇、为众多有能力的核心历史人物的早逝、为了一些历史事件的荒谬性、为了历史走向的不尽人意，在叙述过程中，半藤一利多次以后见之明表达对历史讽刺性的感叹。

半藤一利认为，庆应元年确定开国国策后，幕府、朝廷和各藩至少在意见上达成了一致，这原本是建设新国家的良机。恰在此时，萨长西军推动尊皇攘夷运动演变成了以武力推翻幕府的“尊皇倒幕”运动，把日本引向了战争。

他们的真实目的是通过战争夺取权力，如同半藤一利所说，“对天皇的忠诚排在第二位，权力斗争才是第一位”。而在夺取权力之后，对于建设怎样的国家，却没有明确的蓝图和理想。戊辰战争结束后，明治政府内的争权夺利仍在延续，半藤一利称之为“古代日本道义主义者西乡，与代表近代超理性主义建设与秩序的政治家大久保之间无法停止的‘私斗’”。

因而，半藤一利对“明治是创造现代日本之母体”论点始终抱有疑问。

值得一提的是，幕末的人原本称呼“天皇”为“内里”“帝”或“禁里”，民众则称“天子样”，当时几乎没有“天皇”这个词。“天皇”这个庄严的词语，是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提出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的宣传口号时才适时出现的。他们精心塑造出“天皇”这个庄严的称谓，也的确让毫无实权的天皇保持了令人敬畏的权威，在关键时刻让天皇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和影响力。

在半藤一利看来，戊辰战争可谓幕末时期的“关原合战”。他认为，参与其中的日本各藩关心的只是藩的存续和将军的个人利益，根本没有从更高层次考虑整个日本的文明延续和长远利益。

与此相反，半藤一利对胜海舟非常肯定。胜海舟主张开国、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一生致力于建设海军，在戊辰战争中为平安开放江户城做出了卓绝努力。他认为，胜海舟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德川家，更不是为了萨摩藩和长州藩，而是为了整个日本国。

胜海舟超越了所属藩地的意识局限，不计较所属藩地的利益得失，而是以全局角度看清日本大势和国际趋势。半藤一利认为，胜海舟是幕末时期唯一一个能够拥有这样眼界格局的杰出人物。

2021.01.30雾凇

　　《幕末史》读后感(四)：由安倍晋三的家族政治传奇讲起，来挖一挖日本的近代政治

　　

提起邻国日本的政治，一年一个首相视乎是常态——若由1945年8月算起的75年里，第43任首相到今年刚刚当选的第99任首相菅义伟，平均每1.3年换一任首相，这显然不是正常的政治状态。相较之下，两度当选、其中三次连任的安倍晋三可以说是日本政坛的奇迹，他一个人担任了接近九年的日本首相。安倍的弟弟岸信夫更是在哥哥辞职后，担任了现在的日本防相。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就，让我们来看看安倍家族吧。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战前战后的日本红人，担任三年零四个月的日本首相；亲弟弟佐藤荣作（岸信介原姓“佐藤”），担任日本首相七年八个月，爷孙三人加起来居然掌握在首相的位子待了20年之久！这还不加上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作为当年日本政坛的当红炸子鸡的时间。

岸信介，佐藤荣作和里根在一起的安倍晋太郎

再深挖嘞？那可以看看图下，岸信介、佐藤荣作的大哥佐藤市郎官至日本海军中将，安倍晋三的爷爷安倍宽为国会议员，奶奶为日本陆军大将大岛义昌的孙女。这可以说是典型的政治家族了。

家族

那么，如果我们还要继续深挖呢？安倍晋三祖籍山口县，岸信介出生于山口县，就连大岛义昌都出生于山口县，山口县究竟是个什么地儿，为何能让三个家族，五代人纠缠在一起？山口县不过是一个一百多年的名字，在安倍晋三他奶奶的爷爷（有点儿像骂人）大岛义昌年轻时，山口县有个大名鼎鼎的名字——长州藩，日本的近代永远摆脱不了的地方。

尊皇：一面政治锦旗

嘉永六年（1853），美国东印度舰队的四艘军舰以战斗姿态突然出现在浦贺的海面上。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向江户的将军递交国书，强行让日本开国。幕府惊慌过后在1854年同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随后英国，俄国闻风而来与日本签订条约，开放港口。

此时，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六十一岁的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已病入膏肓（于1853年6月22日去世）。幕府最高官员阿部正弘深知，本就悬殊的军事加上幕府将军的随时去世的情况，只能做出这个幕府所能做出的唯一正确的决定。而此时此刻，认为幕府不应该签订条约，而应该坚持把外国人赶走的声音响起了，这个声音来源于攘夷派。攘夷派中的先锋中便有长州藩。

尊皇是倒幕运动，明治维新一直到二战结束，日本政治家高举的旗帜。即便战后，安倍晋三对着早不是“神”的天皇明仁，德仁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的新闻也不少。这大概是他从他奶奶的爷爷那里获得的政治基因，尊皇是一面政治锦旗。

在这个时代，幕府将军被称为“公方样”，天皇所在的朝廷被称为“内里”。将军被民众认为是唯一统治者，至于天皇和朝廷，除了以水户藩为中心主张尊皇，不过是无关痛痒罢了。

因此，对于日本皇室而言，尊皇的口号只能代表这是他沦为棋子的先声，现在是这样，以前也是一样，这就不难理解，当安倍晋三高呼时，为何天皇们总是一脸冷漠了。

攘夷派齐聚在京都，他们的最大棋子是孝明天皇，孝明天皇支持攘夷的原因很简单——他倒不是想到了开国危害国家主权这种和他关系不大的事儿上，而是他不喜欢外国人，心理上抵触外国人，因此拒绝签署条约。本来在日本政坛上属于可有可无的天皇在这种乱局中一下子成为了“攘夷”的中心。

日本幕府的所代表的武家政治从来都是为所欲为。这本就混乱的政治加上开港后的经济冲击，物价飞涨让一部分民众和武士认为这都是幕府盲目开国的结果。因此在小规模攻击外国人的活动之后，人们把矛头指向开国，高呼“倒幕”，攘夷派也看到了打倒幕府的机遇。

作为倒幕派中最具影响力之人，和幕府对立阵营朝廷的领导者孝明天皇一时之下被推上高台。在“倒幕”和“攘夷”交叉中，尊皇的声音越来越大。毕竟即便作为将军，你在名义上也需要天皇的支持吧。所以“尊皇”这种喊了上百年的口号正是在这种荒唐的情况下诞生的，可见“尊皇”不是目的，而是政治手段。倒幕派希望以天皇的权威削弱幕府，直到夺取政权。

倒幕：强藩们夺权之争

在大部分人眼中，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代表着保守，拒绝让日本变得强大，拒绝向天皇交还权力，是一个标准的乱臣贼子。但是这位“乱臣贼子”最终以华族公爵的身份死于大正二年，他活得比大多数维新新贵久多了——西乡隆盛自杀于明治十年，大久保利通于明治十一年遇刺身亡。这让我们思考，乱臣长命，功臣短命，这乱臣真的就是乱臣嘛？

首先，德川庆喜和孝明天皇不一样，他个人对西方的器物相当感兴趣，被称为“洋癖家”，是一个隐性的开国论者。在幕府政治中，他力行剔除繁文缛节，主张广泛的任用人才，进行了一些学习西方的军事，教育改革。而他的对手萨摩，长州作为倒幕急先锋，行为却并不妥当。

长州藩在主动攻击美国人后，在下关与美国人爆发了下关战斗，长州藩几乎没有余力抵抗。萨摩藩在攘夷的政策指导下，与英军进行了萨英战争。以长州为中心的极端攘夷派打算以天皇发出号令攘夷，幕府不从，就直接倒幕！

孝明天皇听说后，震惊道:“岂有此理，朕虽为攘夷派，但从未打算做倒幕的急先锋！”极端的攘夷运动让只是生理上厌恶外国人的天皇对攘夷派深感不满。而由此也可见，天皇与幕府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对立。

德川庆喜出生于水户藩，虽然水户藩属于德川幕府的亲藩（血缘关系极密），但是水户藩却奉行“尊皇”的水户学思想:天皇为国家之主，幕府将军不过是受天皇委托，代行政治职能。这也一直是水户藩难以继承幕府将军职位的原因。

对于德川庆喜而言，他父亲本人德川齐昭是水户学的狂热拥护者。从小的耳濡目染可能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当得知在井伊直弼（幕府大老，官位在老中之上，非常设官职）在天皇未准许的情况下与美国签订条约时，当时并非将军的庆喜拍案而起，面责大老井伊直弼，可见水户学对庆喜的影响不小。

因此在决定性的鸟羽伏见之战中，看到倒幕军树立起象征着“天皇”的锦旗时，德川庆喜作为“尊皇派”，对部下说“我无法与朝廷抗争。”这种思想动摇了庆喜的战斗意志。随后庆喜溜出大阪城，本不占优势的幕府军见将军已逃，立刻瓦解，倒幕军完胜。

在这种情况下，庆喜被称为“贼”，并不客观公正。直到混战后的明治十年，明治政府才真正稳定下来，有所作为，此时倒幕的领导者，萨摩藩的西乡隆盛被打倒，大久保利通遇刺已在混乱中死去。明治维新竟然落在了长州藩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手上。

结语

可以想象，战前的日本政界，有多少长州藩的政治家活跃，而日本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便是在倒幕战争时期从军的长州青年，长州藩的政治传奇没有业务二战战败改变，战后这些抱团的政治家族继续延续着长州藩管理下的日本。65

中国的主流思想总喜欢把明治维新抬到一个高高的位置，日本通过它完成了从“半殖民地”到“大日本帝国”的转变。在日本的近代史中，人们也喜欢吹捧这个把日本推向“大日本帝国”时代的明治维新:在这场改革初，以萨长土肥等藩(萨摩，长州，肥前，土佐）为主的军队以“尊王攘夷”的旗号推翻了腐败的幕府，把大政还于明治天皇，扫平了不愿意改革的旧武士阶层和“贼藩”。最终把日本建设为了“日本帝国”。

《幕末史》的作者半藤一利便是一位出生在所谓“贼藩”的人，他在书中以“賊藩”和“逆臣”的视角描写了明治维新。半藤一利总结到:“自幕末到明治的斗争，正是萨长欲替代德川而号令天下而进行的。”主要来源：《幕末史》

　　《幕末史》读后感(五)：萨长没那么雄，幕府也没那么蠢，日本史盲眼中的幕末史

　　

看完站太平军立场写作的简又文先生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接着又看反萨长史观的半藤一利先生的《幕末史》，还真有种不可言说的奇妙感。

首先声明，鄙人日本史盲，这本《幕末史》是第一本涉及日本历史的书籍，既然是第一本，自然没看过所谓胜利者书写的萨长史观类史书。

私心猜测，萨长史观构建的日本幕末历史，左不过是幕府统治腐败，天皇软弱无能，新兴的萨长悍然雄起，推翻无能的幕府，建立新政府，带领人民奔向美好生活罢了。

那么，作为在倒幕战争中失败的长冈藩人，从孩提时代开始便自然而然对萨长不抱好感的半藤一利，在反萨长史观的《幕末史》中会怎么书写这段历史呢？

本书主要讲述了从嘉永六年（1853，清咸丰三年）到明治十一年（1878，清光绪四年）之间的25年幕府末期历史，从黑船来航为开端，推动日本由锁国走向开国，引发日本国内的各种剧变。攘夷派、开国派、一桥派、纪伊派，朝令夕改的朝廷与幕府，充满野心的萨、长雄藩，左右摇摆驻足观望的小藩，甚至长州藩内还分为正义党和俗论党，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为他人做了嫁衣裳，狗血无比的幕末时代。

简单一句话介绍就是，本书书写了以萨长为首的雄藩，以反对幕府开国为名，打着尊皇攘夷的口号，推翻了软弱无能又倒霉催的德川幕府，自己掌权后···呃···再去开国的历史。

其实就是强盗一般的萨长联盟，采用暴力革命取代了德川幕府号令天下而已，他们最后的成功还是建立在前后反复、摇摆不定的德川庆喜消极逃避的态度上，不然很难说结果是什么样子。再说，即便是德川幕府胜利，也是和萨长一样带领日本开国、走进近代，说不定由幕府带领开国，还不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呢！

本书最令我反思的地方还是日本人的学习精神，众所周知，日本在历史上向中国学习过很多东西，中国强盛时能成为日本的老师，但中国衰败被列强欺凌时，仍能被日本借鉴。

没错，我说的就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冲击很大，影响也很大，很多优秀的日本人就是因为鸦片战争，产生唇亡齿寒的情绪，为此打开眼界，开始学习西方的学问，可以说，近代日本就是从鸦片战争真正开始的。

不得不感慨，日本真是爱学习的民族，自己的经验自己借鉴并不足为奇，但别人的失败经验也能去借鉴、吸取教训，这样的日本人就不得不令人叹服了。

幕末这些优秀人才中，有海船来航的七年前、就提出建造军舰、加强海军防务的阿部正弘；有提出不能坐以待毙、与其无所事事不如增强国力、提升海岸防御能力、去学习大炮建造等技术的佐久间象山；当然还有本书我最喜欢的、被半藤一利夸赞能够超越所属藩地的意识局限、不计较所属藩地利益得失、能以全局观看清日本大势的胜海州。

正是这些幕末优秀人才的努力和奔走，才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日本国这一较高立场出发去思考问题，才避免了更多的流血事件，比如胜海州在江户开城前的种种奔波努力，真得非常令人钦佩。

半藤一利的文笔很腹黑，读来令人捧腹，比如第六章因为开放兵库一事，必须要想出解决办法，但朝廷意见不能达成一致，非常讨厌歪果仁、但又想不出办法的孝明天皇，被迫只能开放兵库采取开国政策，但他还努力为自己挽尊，说自己不能按照自己的好恶固执己见，因为维护皇室的延续是头等大事，不能以一己私欲断送整个皇室云云，那样他将愧对皇室祖先。

半藤一利毫不给天皇留面子的直接评论：

天皇家总是这么有意思，将皇室血统的延续视作最为重要的事，其次是不愿看到万民受苦，二者综合考虑，结论就是“没有办法。”

看得让人哈哈笑，天皇解释说：我不是怕死才不敢坚持己见的，我是为了保全自己不让皇室血脉断送掉，我是不忍心看万民受苦，才不是没办法啊啊啊！哈哈，没办法还非找个堂皇的理由当遮羞布，实在是太搞笑。

还有第十章戊辰战争的战死者们，半藤一利也毫不遮掩地写道：

对于无情的国民来说，眼下的形势不过是萨摩和长州打败了德川家，夺取了天下，夺得了权力。无论哪位大人物成为新任将军，都只是再创建一个类似幕府的机构，继续统治国民罢了。静观其变的几个藩也认为萨长早晚要开战，他们苦恼于不知到底该跟随哪一方，只好按兵不动，倒也颇为无奈。

这一段真是道尽了世情真相，对国民来说，管你德川、萨摩、长州，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罢了，你们争权夺利，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那些小藩则苦恼的是，面对即将展开争霸模式的雄藩萨长，我该站谁呢？好难抉择哦！哈哈！

对于孝明天皇被毒死的描写，半藤一利虽然承认没有直接证据可以下定论，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倒幕派的怀疑，因为孝明天皇之死对倒幕派极其有利，对幕府却百害而无一利，也算是秉笔直言了。

还有那个脑子里整天不知道想些什么的庆喜，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朝令夕改、前后不一、摇摆不定，该强硬时他退缩，该柔和时他强硬，前边还高喊迅速出兵，后边就解散幕府军。

他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我都忍不住想问：庆喜，你是萨长的卧底吗？看到“孝明天皇也非常震惊”那极具画面感的描写时，实在忍不住让人笑喷，这个笑死人的庆喜。

本书最令我感动的地方，就是在长州藩被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击败后投降，列强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其中一项是租借彦岛一百年。

长州藩的谈判人员高杉晋作面对列强，“从神话时代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起了日本历史，即使对方目瞪口呆地出言阻止，他也没住口。他说日本是由单一民族拼命建立起来的国家，寸土也不能相让。对方的态度可能也并不认真，他们最终筋疲力尽地说道‘算了算了’，便撤回了租借的要求。英方口译萨道义事后评价高杉：‘明明是战败者，却像魔王一样怒发冲冠，高傲跋扈。’”

看到这里时，我有些为高杉感动，那一刻的高杉真是好可爱好认真呐！在半藤一利的笔下，特别的有画面感，极其的形象，列强们居然被“唐僧”高杉“念经般”的谈话击败了，日本有这样的忠臣何其有幸？

其实，萨长没有那么英明、伟大，而幕府也没有那么蠢，我怎么看都觉得无能的幕府挺倒霉的，一直在为惹事的诸藩擦屁股，被不要脸的列强索赔一次又一次，列强也无耻，一件事向幕府索赔过，再去向藩地索赔，一件事索两次，果然弱国无外交。

来，让我们看看列强的强盗嘴脸，古今都出如一辙，美方威胁日本的话：

“当今世界各国皆未闭关锁国，而是互相开放通商，······对与自己毫无联系的国家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乃是‘逆天’之举。你们一直违背世界常理行事，这是大错特错。如果一直拒绝开国，那么别无他法，我们只能用大炮的威力强行打开国门，让世界知道你们逆天的罪行。”

还有美国菲尔莫尔总统的训令：

“我国政府发起远征，并为仅为本国，也并非谋求专属的商业利益，而是意图通过此次远征，让我国获得的利益在不久之后惠及整个文明世界。”

好“伟大”的借口，真是师出有名的强盗逻辑，我们是为了全人类的文明世界啊！不拉不拉，能把强盗理论讲得如此清新脱俗，也是没谁了。

更令人讽刺的是，往日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日本，从嘉永六年（1853，清咸丰三年）美国佩里舰队来到被迫打开国门，到了明治七年（1874，清同治十三年）日本舰队侵占台湾向清政府索赔，以及明治九年（1876，清光绪二年）日本舰队奔赴朝鲜，打开实施闭关锁国的朝鲜，和列强入侵日本如出一辙的情形，真是令人恍惚，让人为日本这23年的转变感叹的同时，也不能不去反思。

······

总之，《幕末史》是本好书，很适合作为日本幕末史的入门读物，半藤一利先生用尽量中立客观的态度，去叙述这段荒唐而杂乱的历史，用平等的视角去描写胜方和败方，文笔很犀利，通俗易懂，脉络清晰，像我这样的日本史盲看完本书，不就对幕末时代产生最简单基本的认知？

就是这样。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幕末史》读后感(六)：反萨长史观看“明治维新”

　　

所谓萨长史观是围绕萨摩、长州为中心阐述“明治维新”的史观，马里乌斯•詹森甚至认为“现代读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几十年来‘官方’维新史的受害者”。以萨长下级武士为主体的倒幕派从造势夺权到建立新政府，垄断军政要职，进入政权中枢，包装颂扬“维新”，逐步宣传、确立、强调、独占自身在变革中的核心与领导地位，同时全方位打压与污名化“朝敌”，即萨长“志士”通过“维新”建立美好皇国，是具备进步意义与关键作用的官军，德川幕府与奥羽越诸藩则是落后反动的贼军，以此标榜统治的正义性与合法性，该观点在明治时期尤其鲜明，进入20世纪之后舆论和管制逐渐放松，但整体而言是延续到1945年的主流视角。日本帝国的终结令幕末史、明治史研究可以摆脱旧政治框架的桎梏，对幕府及各藩史料的整理发掘也提供更多素材，出现了许多耳目一新的声音，但此前常年的萨长史观宣传仍在或理所当然或潜移默化的发挥作用，乃至到了“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年后的2018年还有学者发出“只有萨摩长州伟大么？佐幕勤王的对决史观该结束了”的呼吁，以及唱反调的“被改写的明治维新的真相——创造近代日本的是德川幕府”之言。

而本作是在“明治维新”一百四十年之际的2008年出版的，由讲座讲义集结而成（也因此浅显概括和口语化，甚至需要用当年热播的《笃姬》为德川家定和小松带刀身份做释）。作者半藤一利记者出身，原《文艺春秋》《周刊文春》总编，以非专业历史学者之身撰写了《昭和史》《日本最长的一天》（本作第一章《幕末最长的一天》显然是在自我致敬）《珍珠港的一天》《指挥官与参谋》等大量昭和史相关著作，乃至被称为“昭和史第一人”。1937年进入小学的半藤被灌输了数年的皇国史观，却也因出身长冈的父亲，自小从祖母处听到了萨长强盗侵犯小藩长冈抢走五万石俸禄的另一版本控诉，对其中的矛盾怀有异议，对戊辰战争战死者中西军备受尊崇而东军未受祭奠的遗憾不乏懊恼，而从昭和时期倒推，凄惨徒劳的果是在明治时期就种下的因。

本作初衷如半藤在后记所述——为直击自幕末至明治的“维新”本质是“萨长欲代替德川号令天下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全局展示双方角力过程，包括幕府能人志士的改革尝试、攘夷派的盲目乱暴与对天皇的政治利用，最终倒幕派“通过暴乱强行推进到下一个时代”。这也与永井荷风提到的“萨长土肥四藩的浪士提倡本不该实行的攘夷论，巧施妙计高举锦旗推翻了江户幕府”如出一辙。细究起来，其时攘夷论蔚然成风却缺乏理论基础与行动指导，支持者们大多只是“以狂热的氛围和热情为先导”，盲目的驱逐行动反而激化了与列强的矛盾（且最终都是由幕府道歉赔款收拾残局）。下关事件、萨英战争之后“攘夷”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口号，无论是雄藩还是幕府，甚至极端厌恶外国人的孝明天皇都意识到开国变革已势在必行，分歧仅在于目的、方式及由谁主导，而不是是否实施。这种分歧的本质仍然是权力斗争，一方是代表传统政治的德川幕府，另一方是试图打破权力垄断的地方雄藩，无论是开国/攘夷，还是庆喜/庆福，以及后来的佐幕/尊皇都不过是未必重叠、也可以更换的斗争名义，并贯穿整个幕末时期，在戊辰战争明确了由谁来主导后，剩下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作者对于“维新派”的态度转变与立场叙述的非常清晰，幕府一方的决策倒是有必要梳理一番，尤其是后期庆喜公的一系列表现，与雄藩主导权逐渐转移至下级武士相同，幕府也同样存在变化，且值得商榷。最开始，幕府的开国更多是为了解决自黑船来航以来引爆的政治危机，毕竟隔壁清国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然而疾病乱投医的“广征众议”、“言路洞开”引来各藩纷纷奏事，“未获朝廷允许”的呼声唤起了已丧失政治话语权数百年的公家，导致幕府权威节节下降。长期以来，幕阁是被谱代大名垄断运转的，此时除了开国/攘夷之外的另一重大议题：十四代将军之争，即是水户萨摩越前尾张宇和岛等亲藩和外样大名将庆喜当作了攫取权力的旗帜，怀有野心的公家们也在其中搅动。在这种情况下，谱代大名代表井伊直弼出任大老，快刀斩乱麻的敲定庆福为继承人，采取开国通商、惩处一桥派和相关公家等一系列重塑幕府威信的政策。

直弼激烈的施政导致自己就任不到一年即被刺杀，谱代大名把持政局的情况开始瓦解。这里要插一下困扰幕府始终的财政问题，幕府收入仅仅来自天领租税，商品经济发展更是对传统土地和货币经济造成极大冲击，田沼时代、宽政改革、天保改革等几次从不同方向实施的自救不但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反而激起剧烈反对均以失败告终。本已积重难返，开国通商后金银外流物价疯涨，更加雪上加霜，在此经济背景下攘夷呼声日渐高涨，而由于孝明天皇本人反感外国人的立场，朝廷成为攘夷中心，快速演变为尊王攘夷风潮。与此同时，随着皇女和宫下嫁，以及无官无召的岛津久光先后率藩兵进入京都和江户，政局开始向着公武合体、雄藩参政的方向发展，从幕府设置将军后见职和政事总裁职并分别由庆喜和松平庆永出任，包括文久改革的具体措施，到家茂称臣并上洛拜见孝明天皇无不外乎。这一时期的庆喜初露锋芒，依托将军家茂的名义和孝明天皇的信赖实施政令，周旋于幕府与朝廷之间。

然而攘夷之声甚嚣尘上，面对转变立场的长州、主张强烈的朝廷，原本持开国论的庆喜出乎意料的下令攘夷并干脆利落的预备辞去后见职。庆喜登上幕末政治舞台之后，多次出现过颇令人诟病的态度反复，乃至被称为“二心殿”，其实他的立场始终是没有变化的，在明知攘夷不可行又被步步紧逼的情况下，表面的反复更多是以退为进的政治表态。次年类似的一幕重演：朝廷召来六贤人组成参预会议，这一共治尝试从受命成立到山内容堂、伊达宗城、岛津久光陆续辞职离京不足三个月就宣告失败，矛盾焦点仍在于没完没了的开国/攘夷之争，庆喜也再次态度反复。参预会议本质是雄藩从幕阁分权的平台，尽管四贤侯在此前的继嗣之争中属于一桥派，但与此时作为幕府代言人的庆喜已关系微妙，庆喜的反复一方面是为软化来自幕阁的压力，另一方面是要与萨摩等争夺主导权，最终双方撕破脸皮。

这下留在京都的只剩下庆喜和分别担任守护职和所司代的松平容保和松平定敬兄弟了，庆喜拉拢这两个佐幕的亲藩形成所谓的“一会桑政权”继续周旋于幕府与朝廷之间，处理的最主要议题是长州处分问题。蛤御门之变后的第一次长州征讨以长州败降宣告结束，围绕如何处置长州藩，幕府和雄藩之间出现矛盾陷入僵局，长州内部也发生了权力更迭与立场转变。在此情况下一会桑牵头推进第二次长州征讨以期重整时局、重塑威信，却引发了各方面的反对，加之迫在眉睫的兵库开港问题——尽管最终朝廷与幕府达成一致同意开国——家茂一度向朝廷递交辞呈表示抗议，萨摩也转而与长州结盟。最终征讨在拖延一年多却仍未完全准备好的状态下开始了，不但出师不利，亲临大坂担任总指挥的家茂也突然离世，继承德川宗家的庆喜起初准备亲征，但面对节节败退的战况与糟糕天气又很快决定撤兵。此时幕府进退维谷，战况不利难有作为，但草草停战长州也不会接受，于是庆喜一方面派遣胜海舟与长州议和，一方面向朝廷请求运作，借公布家茂死讯下令长州退兵。问题总算告一段落，却与庆喜起初的设想完全不同，他反复变换的态度也令人难以信任，其本人与幕府的权威（再次）迅速下滑。

在一系列政治博弈后，庆喜出任十五代将军成为幕府首脑，亲幕的孝明天皇突然去世（毒杀的谣传从拿破仑到光绪帝往往是空穴来风），庆喜失去重要的盟友与支持者，压制朝廷反幕势力和四贤侯铩羽而归的意气风发背后是庆喜直面内外部反对势力矛头，改革举步维艰，而旧框架内的挫败反而促进了萨长武装倒幕的决心，矛盾快速激化。随后发生了大政奉还和王政复古两起政治事件，前者在效果上是庆喜令人猝不及防的先发制人，使得倒幕派丧失了举兵的正当性，后者则是倒幕派要将庆喜彻底排除出新政府的步步紧逼。庆喜审时度势退出二条城前往大坂，一面通过外交与朝廷活动明确幕府的正统性，一面决定讨伐萨摩。

幕府在鸟羽伏见之战的溃败有很多原因，但庆喜的临阵退缩无疑影响重大。长州竖起锦旗，战争的对方变成了朝廷，这种始料未及的变化是深受水户学影响的庆喜所不能接受的。拒绝大阪笼城战，采用隐瞒欺骗的态度携容保、定敬、老中板仓胜静等人抛弃尚在作战的将士回到江户，庆喜此举也许是为了规避幕府成为朝敌，试图将此前的开战控制在“基层官兵制造的局部冲突”之内，但事实上反而激发了幕府内部的混乱与基层士兵的不满，导致局面一泻千里，而新政府也趁机把庆喜打成反贼，彻底以朝廷征讨之势东进。庆喜并非无可奈何的经过内心斗争最终选择恭顺蛰居，授意胜海舟筹备、开展与新政府谈判，最终达成江户无血开城。除了不想与朝廷为敌之外，庆喜也不希望战乱以致生灵涂炭（与相信需要依靠战争洗刷新气象的西乡隆胜等相反），以舍弃自身与家族利益的形式成全新政府，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即便前期战况不利，如在大本营关东决心一战结果尚不可知，但无疑将造成严重的牺牲，而如果按照法国公使的建议，则很有可能变成英法代理人战争，导致国家分裂——同时，权力和平让渡令新政府得以吸收利用幕府的部分政策和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变革带来的撕裂，也令德川家与幕府能够体面的退出历史舞台。

原本德川幕府依托武力执掌大权，通过颁布《武家诸法度》《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确立统治地位，成为天下共主，并逐渐建立起禁教、锁国、一国一城、参勤交代等一整套方方面面的政策。但风云变换中，恰恰是幕府自己一步步松动、打碎了自己的政治结构与统治理论（虽然是被动的），修修补补的改革不但治标不治本，也难以达成共识，建立中央权力体系、整合地方的设想仅仅停留在设想，犹豫踟躇间政治风气早已时不待人了。尽管对萨长不抱好感的半藤反对“维新”二字，但历史无法假设，现在很难想象如果按幕府的方式会塑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终版近代化政府与现代日本——也许不会有现实中这么强的侵略性——但讨论幕府会不会做的更好并没有意义，毕竟是连尝试都已经失败了的，而新政府即便有种种问题，也确实破除封建关系带领国家走上了统一的近代化道路。

再看江户开城后的情况，在德川家恭顺、幕府垮台、旧制瓦解，新政府取而代之并以摧枯拉朽之势高歌猛进的局面下，东北诸藩均以保全自家为要务，向新政府递交了表示恭顺的书状——包括会津，此前容保率军退回藩国整顿军备并非积攒实力负隅顽抗，而是意欲武备恭顺，避免过分被动。但由于容保在京都任职期间的立场作为，会津的恭顺之请不但不被新政府接受，更以曾在鸟羽伏见之战中出兵为由被打为朝敌，就像幕府千方百计要保住庆喜一样，会津也绝不能接受藩主被处死。以仙台为首的奥羽诸藩唇亡齿寒，请愿希望新政府放宽处理条件，却反被挑拨要挟讨伐会津，在“请愿-被拒”的反复拉锯后，仙台采取了暗杀的极端手段，曾一度中立拒绝与奥羽结盟的长冈也同新政府谈判破裂，越后五藩加入，奥羽越列藩同盟与新政府呈对立之势。

而后就是北越战争、会津战争、秋田战争等一系列内战，在新政府绝对实力的压制下，同盟胜少负多诸藩一一降服，但军事失败并非毫无意义，新政府最终同意宽大处理会津，容保仅仅被罚蛰居。（但战后也遭阴险报复，战死者暴尸荒野，资产尽数没收，俸禄锐减至极，藩士被驱至荒芜苦寒之地，若松城被拆毁，在新政权下的人员任用、经济建设方面都长期遭到忽视，若松人至今也有对山口、鹿儿岛两县怀有不满情绪的。）战争的起因在于新政府态度强势，且欲对会津杀鸡儆猴，诸藩的反抗对立并非为了已不存在的幕府，而是谋求自保（尤其会津是在为庆喜还债，毕竟当时是庆喜提议并力邀容保出任京都守护职，而在鸟羽伏见之战又欺骗、弃之如敝屣的）。再后的箱馆战争更只是怀念武士政权的各路流亡残军（旧幕府、奥羽越、彰义队、新选组等等）的最后挣扎了，与已降为普通大名的德川家关系不大，对于新政府来说，更多是统一之战。

尽管一般认为幕末到戊辰战争结束便落幕了，但热衷于昭和史的半藤追本溯源，认为明治时期新政府的混乱、麻木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从庶民来看，则是难治”，“直到明治十年才总算巩固了国家运行的基础，却有形无实，萨长获得真正统一的精神权威，也是此后之事”，而日本军国主义化和日本帝国败亡的祸根是从此时便埋下的。这样强烈的意识同样出现在半藤其他作品里，在《此后的海舟》中借胜海舟之口对甲午战争进行警示（当然立足点在于持续战争日本将自绝于国际社会，与欧美开战将招致灭国），在《日俄战争史》中认为日俄战争的“胜利”是太平洋战争的真正败因，在《昭和史》中认为昭和年代的崩坏毁灭是从继承了日俄战争的遗产开始的——在本作中也认为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对明治时代风貌的塑造和肯定（尤其是日俄战争）同样难脱萨长史观，思考一步步走来的军事狂热对昭和日本造成的影响。（半藤对司马作品的态度很是奇怪，指出《龙马奔走》《燃烧吧！剑》里的虚构情节没有问题，但认为“骗人”……难道不是混淆历史和历史小说的问题么，何况“船中八策”不是龙马最初提出的几乎是公论了，近江屋事件倒是有不少可商榷之处，而本作中也并非没有历史表示错误之处——比如将军均出自纪州与尾张，比如池田屋事件新选组无人阵亡等等，不赘述了。）然而像把践踏国际法的锅甩给东条英机，认为新政府视《万国公法》为需要遵守的守则这类可以轻松举出反例的论点就很是令人不以为然了（日本学者中持此观点者不在少数，司马辽太郎同样如是）。

另一方面，半藤也在行文之间植入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四十年说”，即将近代日本分为庆应元年（1865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的上升期和此后到1945年战败的衰落期，所谓“创建一个国家需要四十年，毁灭一个国家也需要四十年”。更多的，则是将幕末的政治局面与昭和时期相对应，像是幕府对黑船来航与军部对苏联出兵的预测应对；像是佩里与麦克阿瑟对日的行事策略；像是幕臣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庆喜与内阁无论如何都要保住昭和天皇的行动……其中不乏腹黑讽刺，而将太平洋战争期间强硬派与温和派进行元官军和元贼军的分类再对比战争结果，简直有了点宿命循环的味道。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将戊辰战争与关原之战、下关事件与云扬号事件串通的思考，历史确实往往是相似的，诚如半藤所言，“如果认真阅读，历史一定会给未来提供教训”。

PS，一般不太注意错别字的，这处实在太扎眼了——御所蛤御门前的路“乌丸”变“鸟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