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儒家》是一本由艾恺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00，页数：27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后的儒家》精选点评：
●一个虔诚而真诚的人。
●梁漱溟先生的评传，作者艾恺也正是凭借这本书奠定了自己海外梁漱溟研究专家的地位。相比梁自己的访谈和著作来说，这本书文字简明清晰，立论平实公允，在记述梁漱溟生平的同时，也对其思想发展历程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是把梁的思想演化置身于现代中国大转型的背景之下加以考量，并对比其跟当时其他各种流行思想的异同。也正因为如此，在本书问世后的三十多年间，这本书的价值在梁漱溟研究论著中仍然无法替代和超越。
●不无精彩之处，尤其是论及梁济的自杀和梁漱溟早期儒派思想形成的过程。传统中的反传统要素是中国学者往往看不到的地方，梁漱溟在这点上和康、梁甚至是章太炎都有许多相通之处。调和论在书中也被论及，但是梁漱溟和杜亚泉的调和论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写的太棒了。
●漱溟吾师，绝不会是最后的儒家
●梁先生的评传都集中在《东西文化和哲学》 乡村建设 和逆龙鳞三件事情上。有没有人关注他从西学像中学的转向的内在原因呢？
●后来才醒悟过来。译者是松哥导师。
●终于知道一个完整的梁
●11年10-11月
●梁漱溟大声疾呼，要求知识分子到乡村去，而不是做知识王国中的贵族。这一点他自己确实地做到了！
●思想超前也可以是一种不正常，思想超前者很有可能不太正常。于他们这或许是牺牲，或者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如何他们确实给思想史作出了贡献。
《最后的儒家》读后感(一)：圣人的社会实践
今天读完了这本书，连续看三本关于梁漱溟先生的书，一本是他本人的口述，一本是关于他最后39年的传记，而这一本偏重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他的中国文化理论、乡村建设和民主运动，另有一番风味。
作者把梁漱溟和毛泽东做对比，指出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处，一位是孔子的信徒，一位是马克思的代表，他们都把视野投向了农村，前者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恢复传统的道德精神，后者要借助农民的力量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由于日本人的武装入侵，最后毛泽东成功了，梁漱溟却失败了。
1953年两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梁指责毛忘记了帮其打江山的农民，他的话激怒了新中国的领袖，导致毛的猛烈攻击和批判。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半个世纪后，当“三农问题”浮出水面，我们终于想起了那位直言不讳的老人早就说过的话。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史上应该为梁漱溟先生留下记录，这是我的想法。
《最后的儒家》读后感(二)：最后的儒家
读这本书是很偶然的事件，那天从朋友那看到这本书便借回来读了。
从一个接受西方教育而没有受到传统教育最终却成为了儒者，一位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却成为了大学教授，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国留过洋的却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哲学大师。梁漱溟的一生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青年的梁漱溟是个积极向上的革命派青年，而也正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军阀的混战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失衡使其使心理发生了严重的失衡，甚至几次自杀。1912——1916年四年间是其闭门不出吃斋念佛潜心研究佛学寻求出路，这四年是其生命河中的关键事件。
很多的关于梁漱溟的评论称其有精神疾病的嫌疑，固执，严肃，独行独往...对此抱有很大的疑惑。关于乡村建设部分，以前课堂上老师曾经有提到过，不过是跟晏阳初一起作的比较。书还未读到此处...呵呵
《最后的儒家》读后感(三)：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
丛书的主编在序中说，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编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具有敏锐的眼光能够从时代的新起点上看到中国思想与学术发展的大势。
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不应该只是把眼界放在国内，放眼世界，同道者良多。愿诸位同仁一起努力。
《最后的儒家》读后感(四)：乱世与不得其死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也可以逆向来看，似乎每个孔子后面都跟着一个不得其死的子路。这本书更像是梁漱溟的传记，其中简短篇幅（一个小注解）提到他有三个得意学生，其中一个后来变成了共产党员，还策划了福建事变，最后因为以前杀贪官杀得太迅速了，被抓后也被迅速处死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批判总是精神性的，但在实践领域，他们的师友弟子倒是有不少和现实紧密联系，并且像流星一样划过历史而又迅速消灭掉。比如以前鲁迅提到的秋瑾，以及为秋瑾报仇的王金发，都是血淋淋的，当现实需要某种激化的改变时，似乎强烈的碰撞却不可避免。
然而，儒家知识分子中正平和的思想不会因为这样的激变而改变。他们既不赞同极度暴力的毁灭，当然也不会悲观地毁灭自我。看到梁漱溟对叔本华的评论就想起王国维，对同一个哲学家的不同态度，我们看到更有书生气的王国维死了，而这本书最早叙述的梁漱溟的父亲似乎也是这样的例子，于是我们现在才会在前不久出版的梁漱溟晚年口述的那本《这个世界会好吗？》看到一个桀骜不驯的耄耋老人的封面。
《最后的儒家》读后感(五)：引用
重点关心的是，梁漱溟为什么想出家？后来为什么又不出家了？书中引用了Erikson在《青年路德》中的文字，很好地说明了梁漱溟的特质：
“年轻人的认同危机和成年人完善自身的危机把宗教信徒个人的特性问题和本体的存在问题等同了起来。人类生活中这种大量集中在青春前期或后期的危机，清楚不过的说明了为什么那些在宗教和艺术上富有创造精神的人们似乎总是因为得不到补充的精神变态而遭受痛苦，但后来在传播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方面他们却被证明是得到了超乎常人的赐予。...这些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把自我确认问题扩大成为已知世界的存在问题。...他们似乎担当着这样的角色：只有他们本人意识到了自己的超凡入圣和仁爱之德时，人类才开始存在。”
下面是我引一个朋友的说法：
人分两种，一种如行云流水，来去无牵挂，要的就是无拘无束、自给自足，追求的是内心生活的圆满和释然；但这世上还有一种如鲁迅、陈寅恪、梁漱溟的人，他们身上似乎有着生来就有的重担，他们不仅对自己的苦痛和迷乱特别敏感，而且对这个世界的苦难和人性的迷乱感同身受，在挣脱束缚自己的生之苦茧时，他们特别希望能献出一点光芒和力量，希望这世上能少些黑暗和无助。陈寅恪说：“吾俟所学关乎天命”，梁漱溟说：“若吾死则天地将为之改色，历史将为之易辙”。在这自命不凡的傲气背后，两位先生穷其一生所彰显的那种悲怆的使命感实在令人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