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上层的革命》是一本由(美)大卫·科兹 / 弗雷德·威尔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31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来自上层的革命》精选点评：
●在马克思逝世的日子读完了这本书，突然发现今年是苏联灭亡二十周年。
●: D751.22/2987
●其实算是我读过的西方左派论调里比较中肯的一个，对苏联所作出的贡献还是给出了一定的评价。通过许多论据，一遍遍戳穿了西方观点的不靠谱，得出了一个远比常见的西方主流论调更接近事实的结论：一群早已失去了政治信仰的精英阶级，在发现资本主义更能给自己带来利益时，假借被蒙骗的民意亲手瓦解了社会主义建设。文末的预测显然如今看来还是稍显不周全，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苏联的解体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恰恰相反，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
●很久之前看的。
●某一种“镜像”
●4.5 逻辑很流畅的东西值得怀疑，细节的多因素存疑，一个是苏联的经济状况，一个是政治方面的形势没有展开，多是去论证已有的观点。权力的失控与体制有多大关系？ 利益集团的利益权衡转向资本主义，权力与金钱结合，看似很有道理的宏观性论述，但是到了操作层面缺失过程细化。那么所谓的上层是哪些呢，最高层面的人物拥有的特权是无惧于左还是右的，而具体的一般性官僚是不关心上层建筑的，是什么迫使政治高层改革，巴尔戈乔夫不会是为了所谓的民主吧？一般统治集团的改革多是因为经济基础出现了问题动摇根基而迫不得已，变动对于既得利益阶层是最难的事情，我想必是多因素的组合，风雨欲来风满楼的积蓄使然，尤其是社会组织自治诉求能力的缺乏，使统治阶级有恃无恐，改革的漏洞分脏逐渐搞成了资本主义的趋势路线，倒卖国有，不过全书的水准挺高的。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现在读来很好却不失时代性的读本。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觉得我们上层的领导人更应该一读。
●历史就是这样。
●材料还行，论点就算了
●我把那苏联历史的三个教训记下来了
《来自上层的革命》读后感(一)：我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
读这本书，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当时处在崩溃边缘的苏联之高层官员说的：我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
小的时候因为没有被选为少先队小号手而沮丧了很久，长大了之后才觉得荣誉是可以用物质来支配的。单纯的世界单纯的人来爱护，污浊的世界当然是污浊的人去维护。
《来自上层的革命》读后感(二)：“精英”创造历史？
读David Kotz等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对前苏联解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是本很好的书，是那种让我静下心想一气读完的书。Kotz教授2000年曾到系里做过讲座，晚上还和他一起用餐。记得在吃水果时，他吐出西瓜的籽后，有些遗憾地说美国有无籽的西瓜。我马上反驳说，中国也有。说后感觉自己有些幼稚好笑，在这样的小问题上没必要如此“爱国”。
作者认为，每一种体制都有其顽强的生命力，不可能轻易解体。但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联解体并不是因为经济崩溃，也不是大多数民众的意愿。而是来自上层的精英集团发动的革命。他们在旧体制下是掌握权力的阶层，过着优越的物质生活，但是他们的地位、财产并不稳固，在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正是这样的人率先成为私人资本家（把许多国有财产莫名其妙地私有），为了让自己的财产合法化、长期化，他们成为亲资本主义的联盟，尽管自己是共产党。书中谈到大多数人加入共产党的动机是为了一己之利，因而为了维护和获得更大的利益，他们会选择退党、支持私有化改革。让我想起制度变迁理论，前苏联的制度变迁是少数精英分子的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经济人假说没错，但是他们也应考虑体制变迁的巨大社会成本，考虑到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解体是否是最佳的，考虑到自己在历史上的形象和后人的评价。
的确，旧体制是有弊端的，戈尔巴乔夫主张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但没有取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也因为自己主张的不一贯、行动不果断有力，注定他日后的失败。而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矛盾（乃至1991年8月发生政变）也让亲资本主义联盟趁机扩大自己的影响。
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应该怎样做？前苏联的民主化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希望建立和巩固新型的社会主义。但很多知识分子将民主直接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民主，也许他们受旧体制迫害太深，但一己之痛不能让人丧失客观的评判力。在私有化的问题上，80年代末的调查反映，苏联经济学家对私有化的支持率比欧美经济学家还高。经济学家为什么会支持资本主义，因为看到旧体制的弊端，就转而支持资本主义，这是非此即彼的思维。他们支持的是怎样的资本主义？俄罗斯后来形成的是怎样的资本主义，是权贵、裙带资本主义，而不是西方意义的资本主义。
有许多问题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同样存在，我们只是避免了大的解体和动荡，但具体的问题仍摆在面前等待解决。
《来自上层的革命》读后感(三)：错误的逻辑 + 荒唐的结论
话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于是国内很多人都很关注苏联解体的原因，我也不例外。在图书馆里翻看到该书的介绍这么说：“作者通过对50多名新旧政要的访谈，对苏联解体作了独到的解释”，加上又是美国大学教授所写，想来值得一读。然而读完之后我却大失所望，这本书只知道停留在公开统计数据的分析和对前苏联政要回忆的引述上，全然忽略苏联人民的心理，又缺乏对戈尔巴乔夫式改革的清醒认识，加上逻辑的错误，结果得出了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结论：苏联的解体是苏联精英主动要求的结果，如果苏联精英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苏联就不会完蛋。虽然作者生活在美帝国主义的水深火热之中，却能喊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心声，这是何等的情怀？此书无怪乎能在国内再版，又在凤凰读书网上连载，洋人都这么说，又岂容你不信？
从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看，作者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社会经济数据的分析还属不错，显示出了美国学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讲究数据说话的精神。不过，由于作者缺乏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了解，结果过高估计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成效。和中国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的巨变和每年将近10%的经济增长相比，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只能算是体制内小的修修补补而已，其本质和赫鲁晓夫时代的改革以及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改革没有两样。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经济增长最高才4%，在国家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又大幅增加工资，又没有农村改革以提供相应的农副产品，结果这一切叠加起来，只会让我们看到一个苏联经济崩溃的前景。海内外流行的看法认为苏联旧体制的终结是因为苏联经济崩溃、人们要求放弃社会主义所致，虽然此书号称对上述看法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结果事实上仍然殊出同归。对此，作者只能避而不视，强行通过错误的逻辑来得出所谓“独到的解释”。
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精英的背叛究竟是苏联解体的关键原因，还是原因之一，亦或只是解体之前的一个现象？在本书中，作者不顾事实，以混乱的逻辑推理和概念偷换生硬地推断出苏联精英的背叛是解体关键原因这一“新颖”见解。为使这一结论具有说服力，在作者笔下，苏联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不识主子恩典的忘恩负义之辈，只会含沙射影的攻击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学家都数典忘祖，盲目信奉宣传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党内精英利用开放私有企业之机迅速致富，却指望苏联解体。但即使在作者的卖力叙述中，我们仍然看不到苏联精英直接作用于苏联解体的任何一个方面。于是，作者只能把叶利钦描述为苏联那些投身资本主义精英的代言人，以及一个具有“个人野心和特殊天才”的人，并且大费笔墨描写90年以后苏联高层领导用力于苏联解体的史实。从逻辑上来看，苏联精英的表现即使不能说只是一种现象，最多也只能认为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且非决定因素。而在作者的结论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精英主义观念和对知识分子作用的恶意夸大。
我也知道历史不容得假设。可是，苏联上述类似的现象也同样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之中，除去领导人的差别之外，为什么两国人民在同样面对政治风波之时做出不同的选择，这难道不值得作者好好研究一番么？
《来自上层的革命》读后感(四)：精英的倒戈：苏联体制终结的另一种视角
苏联作为一个我们甫一出生就已经解体的国家，关于它的历史想象和文本叙述层出不穷，涉及它的叙事熟悉而又陌生，对于它的态度尊敬而又憎厌，再加上斯拉夫语与英语不属于同一个语系，它犹如一个巨大的谜语横亘在我们面前。对于我们这上世纪末诞生的一代而言，比起英语世界，它似乎是异域中的异域。
在所谓的后现代语境中，尽管仍然有许多国家热衷于话语和体系的建构，但是任何宏大叙述都不再是不证自明的，或者说是不能操之过急的。经过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冲洗，曾经的历史教科书关于苏联瓦解的解释，显然已经无法甚至不能满足历史和政治的研究。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合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就是成书于这样的背景下，构成了诸多历史解释的一种，其最大特色在于，不同于那些主题先行、结论先行或者观点武断的论著，它基于大量一手资料和证据，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十分激进的观点——“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科兹爬梳了苏联解体之前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包括苏联体制的起源、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苏联经济的增长和停滞（主要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减缓）与恢复，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与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发展等等。他在分析了这些史料和数据之后，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批评，但他同时认为，苏联的失败并不表明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不可取，“苏联经验以及苏联体制走到尽头的历程，为未来兴起的任何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教训”。
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提出了关于苏联垮台的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缺乏生机，充满了内部矛盾。第二种解释认为，苏联民众对苏联体制的自下而上的反对，他们普遍要求废除社会主义，并以资本主义取而代之，即所谓“来自底层的革命”。第三种解释认为，苏联面临着的外来压力。第四种解释是，作为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破坏。其中，前两种解释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作者并不赞同上述四种观点，并根据所掌握的史料对这些观点一一进行了反驳。针对第一种解释，作者认为，在苏联垮台之前，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持续了60余年，短期的经济停滞和增长速度减缓，并不能构成这种经济体制所直接其突然瓦解的充分条件。针对第二种解释，作者承认尽管苏联民众对苏联体制表达了不满的情绪，但是“苏联普通老百姓反对独立”，并不希望快速转入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第三种观点也遭到作者的驳斥，他认为，“主要的西方势力在苏联体制刚刚建立时就已经这样做了”，所以没有理由说明如此强大的外来压力在这个国家建立之初的孱弱状态下没有打破，反而在其地位与美国双足鼎立的情况下被动摇。第四种观点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破坏，其“证据”是戈尔巴乔夫的助手阿纳托利·卢卡诺夫指出，戈尔巴乔夫背叛了党。相反，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主义做出了他自己的努力挽救，戈尔巴乔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捍卫社会主义。
不过，科兹却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适得其反。戈尔巴乔夫对传统苏联模式的缺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苏联模式有两个缺点：“僵化的中央集权制”所导致的诸多不良的经济后果和“缺乏有效的工作激励”所产生的劳动纪律松散。于是他提出了两点改革建议：第一条建议试图使苏联经济制度民主化，将经济的民主扩大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第二条建议是引进市场经济成分。这就涉及到改革的三个方面：公开性、经济改革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但是，这恰恰同时带来了戈尔巴乔夫本人所意想不到的后果。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发生于苏联数十年以来的严格管控和监督之下，以至于导致了苏联出现了所谓的“市民社会”，曾经不敢谈论的有关改革、保守、反对、革命的立场从最开始的小心翼翼到越来越露骨的表达，这种“公开性突然释放了这些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自由表达对体制的批评”。伴随着这种突然敞开式的社会环境，知识分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信仰并不坚定，而在苏联失控的媒体的渲染下，苏联的知识分子根本就不相信苏联正在践行的社会主义能够为他们创造出优越的物质条件，在他们看来，他们所享有的物质条件无法比肩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知识分子。此外，戈尔巴乔夫用改造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取代已经僵化的计划经济，其结果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私人企业的逐渐兴起，而当本身就对社会主义不抱多少期望的知识分子与新兴的富有阶级结亲之后，他们就为亲资本主义联盟提供了后盾，所以，后来亲资本主义掌权之后，很容易就击败了苏联共产党。我们看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促进了民主的普及，但与之对应的是，民主的实现是以削弱领导者权力为基础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反过来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力，致使其社会主义改革进程受阻以至最后失败。
在缕析了上述四种观点之后，科兹展开了对其在本书中所持主要观点的论证。他认为，苏联体制的瓦解，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道而来的群众暴动，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也就是说，苏联体制的终结，不是通常认为的“自下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联体制的终结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科兹在第八章《权力斗争》一节，详细分析了《欧洲潮》报纸在叶利钦当选前的一个月所进行的民意调查，调查显示，36%的民众渴望更加民主的社会主义，仅有17%的民众希望拥有美国式的资本主义。
科兹在本书中提出了“党—国精英”这一概念，用来指称苏联二战以后日趋稳定的并且与1917年夺取政权的革命组织完全不同的精英高层，他们拥有良好的教育、讲求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紧跟官方路线。正是由于注重实际效益，出于对私人利益的谋求，他们很快就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转而支持资本主义，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自己开办了工厂，成了企业家，逐渐地，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出现并且开始打破社会主义的限制。最后，由于叶利钦的亲资本主义倾向，他得到了党—国精英的支持。党—国精英们从支持戈尔巴乔夫转变为拥戴叶利钦，理由仅仅是叶利钦可以使他们更加富有。
科兹评论道，苏联的垮台是特殊的，不像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它没有经历多少实际的暴力和流血冲突，它是“旧的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与惯常的解释不同，这是一个颇具独创性的看法，科兹将意识形态、经济转轨与政治变革等多重因素杂糅在一起来考量，并辅以了大量的文献和数据作为支撑。如果说科兹的看法仍然是值得商榷的，那么，“来自上层的革命”的看法至少也为我们理解社会主义的坎坷多舛的进程提供了一个较新的视角。
2018年10月
《来自上层的革命》读后感(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原书概论
原书导论
1917年，苏联脱胎于一个贫穷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1]它的前身俄罗斯帝国，由于人口众多、土地广袤、横跨欧亚战略要地，曾在历史上显赫一时。但落后的经济、独裁的政府，使革命前的俄罗斯根本无法与世界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相抗衡。俄罗斯的西部城市那时已建起大型工厂，这主要是西欧资本输入的结果。但直到1917年，俄罗斯的经济仍然远远落后于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大国。 1980年，即俄国革命60多年以后，苏联成了两极世界的一极。它变成了一个拥有2.65亿人口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按照诸如人均寿命、热量摄入量、识字率等标准，苏联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2]它给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过经济和军事援助。它也是许多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头羊”，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许多更为普通的领域，从稀有金属、无焊缝铁轨焊接机，到眼科医疗设备，它都是世界上领先的。它的艺术家和运动员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加上它的华沙条约盟友，它在军事上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堪称势均力敌。 苏联的无可否认的经济成就是与它的长期问题相伴随的，资源被无效地利用，许多苏联产品特别是消费品质量低劣。在声名狼藉的毫无效率的零售分配体系中，顾客在购买日常用品时必须面对长长的队伍。消费性服务，从理发到家具维修，即使有的话也是糟糕透顶。建筑工程似乎永无休期。苏联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也在急速上升。 西方评论家往往强调苏联的失败，但它的成就之巨大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第三世界人士则特别关注苏联工业化的速度。苏联从一个乡村的、农业的国家一跃而成为城市化的、工业化的国家，其速度之快，历史上绝无仅有。[3] 苏联的这些变化和成就，是在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取得的。虽然资本主义体制，例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在许多细节上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拥有一些共同的根本制度。在这三个国家当中，大多数产品都是由大体上属于富有的持股者所有的私营企业生产的。市场是经济行为的主要协调者，利益激励是最大的推动力。苏联体制根本不靠这些制度。在苏联，几乎全部的产品都是国有企业生产的，在莫斯科是通过制定好的国家计划，而不是分散化的市场力量，把经济协调起来。推动经济运行的是完成中央计划指令，而不是追求利润。在纽约和东京司空见惯的生意，如果由一个苏联公民来做，那在莫斯科就是犯罪。 西方分析家们把这种体制叫做“共产主义”，苏联官方则称它为“社会主义”，而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个未来的无国家、无阶级的社会。历代的西方社会主义者，由于厌恶苏联专制的、压迫的特征，因此对它是否称得上社会主义抱怀疑态度。也许，它的最中性的、最准确的标签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既拥有往往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经济制度，又拥有苏联体制所典型具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4] 1990—1991年间，在这短短的两年之内，由列宁及其后继者所建立起来的强大体制，就这么崩溃了。70多年统治地位无人撼动的庞大的苏联共产党，很快就被解散。它所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轰然坍塌，在其废墟上资本主义乘虚而入。甚至苏联的民族国家也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15个新的国家，它们中有些也很快陷入了边界冲突和内部暴乱。苏联已颓然倒下，它的经济崩溃了，它的人民突然贫穷了，它的文化凋零了，它的运动员和科学家移民了，它的强权地位已烟消云散。 称这一过程令人惊讶一点都不过分。历史上有过多次大国衰落的事件——但从来没有一次发生得这样快、这样出人意料。像苏联这样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十分强大的实体突然坍塌，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外部入侵和内部暴乱，在现代历史上实在少见。 这就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苏联革新体制的尝试，即所谓的“改革”，反而导致了它的终结？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苏联体制终结之后，紧接着是如此快速的经济和社会衰退？为什么在苏联实现向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转变如此困难重重？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替代性发展模式的可行性上，这些事件告诉了我们什么？它们是否真的表明，资本主义是现代世界上唯一可行的社会经济体制，任何建立一种更加团结、更加平均的体制的尝试都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 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曾经提出了各种有关苏联垮台的解释，但占上风的解释只有两种。一种解释是，苏联垮台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缺乏生机造成的。按照这种解释，苏联的计划经济已经失效，根本不可能改革，唯有资本主义才是可行的选择。[5]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就有文章声称计划经济无法运行。[6] 这种有关苏联垮台的解释何以不能自圆其说的证据，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在垮台前所取得的6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虽然它在70年代和80年代遇到越来越多的经济难题，但它还在推动经济增长，尽管在80年代末速度有所减慢。[7]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表明的，现有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即由其自身内部矛盾引起的苏联计划经济的萧条，解释了该体制的终结。[8] 另一种有关苏联垮台的权威解释强调民众对该体制的自下而上的反对。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基于强权的社会只有在它的领导人有能力随意使用镇压工具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一旦真的进行自由改革，就会给人民以打破锁链的机遇。当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没有使用武力去捍卫现行体制时，这点就很清楚了：来自下层的群众运动通过选举、集体游行、罢工和分离运动等，终于和平地瓦解了现行体制。[9]受压迫的人民把票投给了资本主义，受压迫的民族主义者从莫斯科的樊篱中获得了自由。 虽然许多普通苏联公民确实表达过对现行体制的不满，但这第二种解释同样有着严重的缺陷。尽管大多数苏联人民和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一样，希望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起更大的作用，但民意调查显示，只有少部分苏联人想要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10]快速转向资本主义看来并不是民众所希望的发展道路。 同样，除了几个小共和国之外，绝大多数原苏联人民都想要保留联盟。就在联盟解体九个月前，一项旨在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还是赢得了76.4%的票数。[11]虽然人民希望进行经济和政治变革，但他们显然既不想要资本主义，也不想要政治解体。[12]这让人不得不对认为民众压力和群众革命能够解释苏联体制的终结和转变的观点表示怀疑。 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所提供的解释，比上述把苏联垮台归因于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或者群众革命的观点更加没有说服力。一些苏联官员抱怨说，外来压力动摇了苏联。[13]但主要的西方势力在苏联体制刚刚建立时就已经这样做了，它们确实曾使出所有的压力想去击败它。如果它们在苏联仍然弱小和落后的时代尚且未能得逞，那么在苏联已经达到其国力和成就巅峰的时候却能成功，这难道不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么？ 旧政权的其他拥护者提到过苏联内部高层的背叛。按照这种观点，戈尔巴乔夫总统打着改革和复兴苏联体制的旗号，实际上干的是破坏它的勾当。[14]但细心阅读戈尔巴乔夫的言行记录，就会发现他是诚心诚意地想要革新社会主义，而不是用资本主义来取代它。甚至在1991年未遂政变之后，戈尔巴乔夫此时再坚持社会主义已毫无所得了，但他还是坚持要这样做。再说，他也为了联盟的完整一直奋斗到最后。 上述四种观点都有其正确之处。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所采用的、之后在改革前一直未受根本触动的、独特的经济管理形式，确实有着严重的缺陷，而且时间越长就越严重；苏联人民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声，确实也在体制终结中起过重要作用；西方的压力也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即使戈尔巴乔夫本人没有，他的一些高级助手也确实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信仰，而那时他们仍然占据着有影响的位置。然而，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甚至加在一起也不能充分地解释事件的前因后果。 本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状况就已经严重地恶化了。在微小的调整未能改善经济状况之后，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的领导层开创了一条重大的结构改革之路，目标就是民主化和复兴苏联社会主义。然而，让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派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所实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改革，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新的集团和阶级联盟，这个联盟喜欢的，却是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 鲍里斯·叶利钦，这位1990年成为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政治家[15]，成了这个联盟的领袖。为了赢得权力，这个联盟必须撇开两个敌对集团——一个是那些试图革新社会主义的人，它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另一个就是想要保存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只允许微小变革的保守派，典型代表是1991年8月企图政变的那帮领导人。亲资本主义联盟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治胜利，是由于得到了显然属于另一个集团的人的支持——苏联体制中的党—国精英。 苏联广袤的面积和众多的民族，一度是被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政治制度维系在一起的。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改变了这些制度，多民族的苏联便开始松散离心。新的联盟本来是可以重新形成的——确实，1991年差一点就成了——但这一目标与俄罗斯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联盟的政治野心相冲突，这个联盟发现，只有把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分离开来，它的权力才能巩固。这就最终葬送了联盟。 尽管没有人事先预见到这一连串事件会发生，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结构是如何使这种结果成为可能的。虽然许多偶然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作用，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胜利并不是全靠运气。戈尔巴乔夫革新和民主化社会主义的大胆冒险要想成功，不仅要依赖于各项改革计划的技术可行性，而且要看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能否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并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由于改革削弱了苏联体制最高层领导统治集团的权力，广大的党—国精英就成了决定性的政治势力。[16] 试图以稍加修饰的变革保存旧体制的保守派领导人，没有得到精英们的多少拥护。因此，1991年夏的政变策划者不久就发现他们十分孤立。但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提倡社会主义改革的人也难以把精英们聚拢到他们周围，因为精英们越来越对他们的改革方案持怀疑态度。大多数精英的结论是，一种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形式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东西。改革路线有可能削弱他们的权力和物质特权。一旦苏联体制的未来道路付诸由公开性政策所引发的严肃的内部争论，拥护资本主义的精英人数就会出现惊人的增长，因为这条道路看起来是唯一能够维持甚至增强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的。 在西方，鲍里斯·叶利钦的政治意义遭到了普遍的误解，人们把他首先看成是一位民主的拥护者。作为一位改革初期阶段升起的、曾经担任过莫斯科共产党一把手的政治新星，叶利钦利用新的公开性所赋予的优势发动了一场反对最高领导层的运动，首倡进行含义并不十分清楚的、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样的姿态为他获得了民主知识分子和普通选民的拥护。但是，自从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共和国领导人以后，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和保守派的胜利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赢得党—国精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部分人的支持。通过向精英们清楚地表明他将迅速扫除社会主义、尽快使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心，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有关苏联体制出人意料地突然终结与和平让渡的最终解释是：它被它自己的大多数精英抛弃了，随着苏联体制的发展，把这些人和任何社会主义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纽带越来越脆弱了。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17] 党—国精英的成员们在抛弃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有些人早在1987年就利用他们手中的货币和其他资源，开始从事私人生意了。其他人则成了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对于这些精英来说，从捍卫社会主义到赞成资本主义的立场转变需要某种戏剧性的世界观转变。面对无数的前苏共官员突然转变立场，许多西方观察家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抱着些许的怀疑。但从斯大林时代以来，苏联的领导层就经常在关键的政策问题上遇到尖锐的反对意见。到了80年代，意识形态对于大多数苏联精英来说已经很长时间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对于这个集团中的那些高层的、实用主义的成员来说，把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换成鼓吹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用不着放弃什么坚定的政治信仰，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虽然确实也有一些苏联精英真正信仰某种社会主义，但他们毕竟只占极少数。 苏联共产党精英在把资本主义引进苏联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观点是与根深蒂固的西方人的观念相反的。[18]西方分析家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历数苏联体制的罪恶，并把苏联共产党精英看成是这些罪恶的魁首。当苏联体制突然走到尽头时，西方分析家们自然就倾向于把它解释成对苏联精英的胜利。按照西方主流观点的解释，在苏联的计划经济最终走向崩溃时，苏联精英为此使尽招数，但最终没有得逞。在苏联人民开始游行、开始投票赞成民主和资本主义时，苏联精英还想负隅顽抗，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同样是这些为了引进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而在导致苏联垮台方面起过主导作用的苏联精英，在许多西方分析家眼里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19] 一些原共产党官员在新俄罗斯变成了资本家，这没有逃出西方分析家们的视线。然而，它被解释成这些精英们对自己力求挽回的局面的最好利用。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原共产党精英占了资本主义群众革命的便宜。在我们看来，精英们没有必要占别人的便宜，因为他们正是首先发动这场革命的人。 把苏联垮台解释成一场得到苏联党—国精英支持的资本主义革命，并不是说这是几个高层官员秘密操纵的一场阴谋。在苏联，发生过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许多团体都被牵扯了进去。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除了党—国精英外，还有许多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中有些人是有意识地拥护资本主义的，而且公开地表达过自己的新目标。[20]其他许多赞成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的人则相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因而他们没有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来描述新体制。然而，由于私营企业和相对自由的市场的结合体传统上一直被称作“资本主义”，因而社会分析家们有理由把上述这些人的姿态称作“亲资本主义”，而不管他们是不是全都主张这些观点。[21]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可见的物质私利在推动人们越来越拥护资本主义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但这种变革路线的新的拥护者还是相信，不管对于国家来说，还是对于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来说，走向资本主义都是大有好处的。 尽管我们的观点不同于当前西方的主流观点，但我们还是相信，把苏联垮台解释成一种来自上层的革命得到了各方面证据的支持。和其他的解释不同，我们对该过程的迅猛的、相对和平的特征也作出了解释。而且，对苏联垮台的这种解释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独立后的俄罗斯引进资本主义的计划会面临如此大的困难，也有助于理清1992年独立后主导俄罗斯政坛的各种复杂的政治斗争。 本书记述了苏联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表明了国家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垮台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是如何发生、为什么会发生的。第一部分为分析苏联垮台提供了必要的背景，考察了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以便表明其根源、特征和运行机制；并且分析了70年代从快速增长到经济停滞的转变，表明了这一转变是如何为戈尔巴乔夫掌权及其改革方案的推行铺平了道路的。 第二部分研究了社会主义改革方案最终导致苏联体制终结的过程。改革包含三方面的主要内容——公开性或者公开化、经济改革、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本书分别考察了这三个方面。让苏联领导层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执行这些政策的方式最终造成了改革努力的失败。该部分还考察了党—国精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部分人是如何在1991年采取了支持亲资本主义者的立场，为什么会采取这种立场；还追溯了1989—1991年间苏联所发生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以便了解为什么它会以亲资本主义联盟的胜利、苏联国家的解体而告终。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夺权斗争与民族运动的兴起之间的关联，也在本部分考察之列。 第三部分关注苏联垮台的后果。它分析了俄罗斯这个苏联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继承国家从1992年到1995年的发展过程[22]，审视了俄罗斯为了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而采用的“休克疗法”或叫“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并且深入考察了随后的严重的经济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的成因，还描述了1991年以来俄罗斯的政治演变，包括叶利钦政府日益增强的独裁倾向、共产党令人惊奇的死而复生。说当前在俄罗斯建立西方式民主资本主义的尝试将会成功，无论如何都缺乏根据。俄罗斯经济和政治体制仍然前途未卜。 一种民主的、合作的、平等的体制能否取代资本主义？第三部分的结尾考察了苏联事件对这一问题所具有的意义。有关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终结的主流解释认为，该事件代表着资本主义最终战胜社会主义。据说，社会主义的失败就连那些长期为此奋斗的人士都承认：未来属于资本主义，除此别无选择。 我们认为，这种结论太幼稚了。让苏联走到尽头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类型——即那种非民主的、强制性的、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这种社会主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它在没有导致贫富严重分化的情况下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但它离马克思和历代西方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全民拥有和控制社会生产组织的体制太远了。苏联把非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转变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尝试的失败，并不表明后一种体制不可行或不可取。苏联经验以及苏联体制走到尽头的历程，为未来兴起的任何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教训。 下面各章提供的分析并不是无所不包的。也许最重要的省略是国家社会主义在东欧和中欧等其他地区的终结。后者与苏联垮台均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除了几次有限的考察，我们没有考虑其间的内在关联性，这是由于时间和相关知识的局限。我们在此也未能判断出，与苏联走过的路程相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之路是属于同一类还是有所区别。国家社会主义终结的全部过程仍有待详述。但这种体制发源于苏联，它的根在那里扎得最深，时间也最久。探讨导致苏联垮台的内部力量，看来确实很有价值。[注释]
[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实际上在1922年之前并没有形成，而是在革命发生五年之后才形成的（利阿撒诺夫斯基，1977，p.540。1922年之前的新政权往往被称作“苏雏埃俄国”。
[2] 《苏联国民经济》（1988，p.7；1982，p.41；1987，p.409）。《社会统计概要和指南》（1988，pp.395-398）。《苏联统计摘要》（1985，pp.843，845）。
[3] 参看下述第三章。
[4] 第一个使用“国家社会主义”一词的是David Lane。参看Lane（1970，p.273）。
[5] Malia（1994）对这一观点持强烈的肯定态度，他写道：“‘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它内部的矛盾必然导致该体制突然瓦解，这只是迟早的问题。”（p.496）Ticktin（1922）同样认为苏联经济体制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崩溃，虽然他没有把这种体制当成是一种社会主义体制。伊尔曼与科托罗维奇（1992b）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他们认为，尽管苏联计划经济并没有崩溃，但它“也许不能够长期运行”，“也许怎么改都不行”（pp.13，27）。
[6] 这一观点的经典表述，可参看Mises（1935［1920］）。
[7] 有关苏联经济的记录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们将在第三章对此进行集中讨论。
[8] 在本书第十二章，我们同样批评了这种蹩脚的解释，它其实不过指的是苏联混乱的经济状况和改革的不可能性，而并没有切中主旨，即经济为什么会崩溃。
[9] Karklins（1994，p.42）总结道：“旧体制的坍塌是由来自下层的日益高涨的革命所引发的Reddaway（1993，p.57）的分析更深刻些，他的结论也更为谨慎：苏联的群众革命“对帝国的瓦解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又接着补充道：“在我看来，它们并不代表着一种真正的革命。”
[10] 参看本书第八章。
[11] 第八章将要详述的全民公决曾在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九个共和国同时举行。这九个参加公决的共和国占了苏联总人口的93%。
[12] 各种学术著作提出了其他许多有关苏联崩溃的解释，但它们并没有渗透到普通人的意识中。其中有些观点把苏联崩溃多多少少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有些著作也强调偶然因素的作用。Dallin（1992）曾对苏联历史事件列了个时间表，其中也包括后斯大林时代逐渐消蚀现行体制的中央控制的松懈和腐败的盛行，但他认为，即使如此，这种体制还是有效的。福山（1993）认为，苏联体制合法性在公民眼中的丧失，导致了它的崩溃，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位分折家科托罗维奇与福山一样也持这种态度（1993）。Miller（1993）把苏联崩溃描绘成日益强大的职业和技术阶级反对现行体制的结果。Lewin（1995）提供了一种更为微妙和敏锐的分析，其结论是：苏联体制致命的弱点是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
[13] 1990年12月，克格勃首脑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警告说，外国知识分子队伍正在从事着一场破坏苏联的“秘密战争”（《真理报》，1990-12-13，1版）
[14] 最高苏维埃最后一个发言人、戈尔巴乔夫的长期助手、越来越对戈氏政策不满的阿纳托利传诺夫指出，戈尔巴乔夫已经“背叛了党”（1994年1月15日访谈录）。
[15] 苏联之内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正式名称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RSFSR）”。它是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我们将简称它为“俄罗斯共和国”。
[16] 第二章对苏联“党—国精英”作了界定。它指的是苏联共产党、政府和其他重要官方组织中的高级官员。据估计，这一人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有10万人。
[17] “来自上层的革命”一语曾在许多文献中使用过，其中包括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对苏联社会的急剧重组，以及之前的俄国沙皇改革俄国社会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术语指的是由某个社会中的统治精英集团发动的而不是单独某个领导人发动的革命。
[18] 这种观点在俄罗斯是更能接受的。一位俄罗斯政治分析家卡格尔利茨基（1992）认为：“为了保持和加强他们的地位……统治集团本身也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模式和新的所有制结构。”（p.26）然而，与我们这本书所提出的观点相比，卡格尔利茨基显然相信苏联体制正在崩溃，而党—国精英别无选择，只能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
[19] 这就解释了西方媒体早期通行的把俄罗斯政治人物当成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前共产主义者”的看法为什么会可笑之极。这些偏爱迅速向资本主义转轨的人（例如，鲍里斯·叶利钦本人)，从来就够不上这一称号，尽管他们中有人担任过多年的共产党高级领导。
[20] 叶戈尔·盖达尔，这位1991年成为俄罗斯经济政策的主要设计师的苏联精英，曾公开地谈到过俄国的“资本主义革命”（OMRI《读者文摘》，1995-05-22，第98卷，第一部）。
[21] 资本主义同时还具有少数富裕阶级个人垄断企业所有权的特征。苏联私有化的鼓吹者常常把私有化称作是一种将会导致全体人民更广泛地享有资本所有权的过程，因而当然和资本主义有所区别。然而，在任何一个私有财产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化国家里，企业所有权都是高度集中的，要想苏联的个人企业和相对自由的市场转变成别的什么东西，显然缺乏事实根据。
[22] 关于独立后俄罗斯的研究时限大致到1995年末，尽管1995年的某些数据在本书写作时还无法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