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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的革命》读后感精选
日期:2020-12-28 03:03:37 来源:文章吧 阅读:

《流产的革命》读后感精选

  《流产的革命》是一本由易劳逸著作,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50,页数:39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流产的革命》精选点评:

  ●这本的装帧看起来不太适应。。。

  ●说到底还是,当常校长失去了杜鲁门的援助,毛子得了几百亿上千亿的援助,终于干翻了汉斯。 你杜鲁门公报私仇,以区区十几亿的美刀就想自由化已经被部分赤化的中国,是不是发梦啊。。。。。。 拿100亿刀过来,伴随着军事胜利,什么土改,宪政都不是问题,搞到头朝战,越战几千亿刀也没了,无语了,所谓小心眼土鳖然也。。。。。。。。

  ●国民党太辣鸡了,让我从国粉变成了黑粉,腐败松散反动,越了解越失望。

  ●好看

  ●读于本科阶段。

  ●深刻剖析了国民党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身份取向的社会,这里社会关系呈垂直结构。这就是说,所有社会关系,都趋向于表现为个人之间的关系,关系中的人要么是上级,要么是下级。这种上下级模式,或是如我所称的“权威-依附模式”,对下面的分析来说是一个关键。在这样一个社会,即一个垂直联系的社会中,个人的人格认同的意识,多来自其相对的地位、身份而不是来自对人的价值或个人成就的认识中。

  ●一句话,国民悲苦,老蒋艰难。

  ●“攘外必先安内”除对我党,原来还有层意思是对各路军阀意思,老蒋的也是党内战汪精卫孙科,外战福建蔡廷锴,西南白崇禧,李宗仁。 。ps:写的有点干,没有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好读

  ●第一、四、七章写得最好。这本书出版一次之后就再也没出版了,看完了之后觉得绝对是意料之中。里面虽然通篇都是写KMT,但都是围绕着作者认为国民政府失败的观点——一党专政、官僚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可谓借古讽今。里面颠覆了不少我们传统的历史印象和观点,的确值得一读。

  《流产的革命》读后感(一):乱世当下,谁主沉浮

  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去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我认为是十分不容易的。由军阀混战到建立一个稳定的南京国民政府,蒋的实力是不容忽视的,正如文中所说,对于旧中国的军阀混战,蒋无疑是最终的胜利者,他所实行的一系列手段帮助其脱颖而出,但是中国处于不断地变化过程中,政治角逐的规则和手段亦迅速的发生变化,面临新的政治形势,蒋并没展现出一个真正领导者应该有的气魄、胆识以及手段,反而是仍然实行一套不符合时代的统治手段,这无疑给新生的政府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流产的革命》读后感(二):流产的革命,一个真实的国民政府

  张生老师推荐我看两本入门级的,一本是流产的革命,再一本是毁灭的种子,不知何故,流产的革命没有再版过,倒是毁灭的种子出了新版。流产的革命是我校南京大学历史系庞绍堂,高华,陈谦华等老师翻译的作品,语言流畅,客观理性,非常喜欢这部书。易老亦先生在书中对国民政府之历史和毁灭的种子所用方法一样,采用了地质学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分析典型性事例,在一个是可研究性,在书中,易老亦先生着重介绍了蓝衣社的情况,以及福建事变的经过,从两件事件中可以捕捉甚至分析出前10年国民政府的大体样貌,那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政府,表面的统一,而实际上就连一半的土地赋税都收不上来的低效率的政府,那是一个派系林立,中正校长个人权威的魅力时代。前两日在我校笪素林教授处听到有同学论文中所引用民国政府时期的一种全能主义色彩,我想,全能主义的论调不可用之于国民政府时期,毕竟,蒋介石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的领导,国内派系斗争,农村乡绅的争夺,让全能主义的色彩并没有体现的很明显,可能在形式上,外表上像全能主义,但是实质上绝对不是全能主义,甚至有各自为政的嫌疑。

  言而总之,流产的革命,以客观详实的史料和论述,阐述了国民政府前10年的状况,也为国民党最终的失败揭示了较为客观的视角。

  《流产的革命》读后感(三):一句话:那些年,老蒋很难

  《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读罢全书,深感20世纪20—30年代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殊为不易。1927年以来,老蒋跌跌撞撞,一面要平衡国民党内部的各派系之间的斗争,一面要与中共进行军事角力,一面还要抵抗日本的军事入侵,同时还要振兴实业、顾及民生......总而言之,“那些年,老蒋很难”。

  脱胎于同盟会的国民党在成立之初就鱼龙混杂、派系林立,大佬级人物胡汉民、汪精卫都对蒋的权威性提出挑战,地方军阀的阳奉阴违也间接地削弱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加之旧军阀的浑水摸鱼以及早年国共合作时中共的“渗入”,使得老蒋在接手初期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国民党的基层(县以下)党组织十之七八为共产党所掌控。为了保持国民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老蒋的清党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其结果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中共固然元气大伤,国民党自身也损耗殆尽。真正具有革命精神的青年党员死得死、逃的逃,而那些阿谀逢迎、浑水摸鱼的投机分子则凭借所谓的“政治忠诚”一路高升。这正照应了书中第一章的标题“革命已经失败了”,革命伊始,革命者已经丧失了斗志和信仰。所以,老蒋要重建一支具有“革命精神”的队伍,那就是“蓝衣社”。

  作为党内的衍生组织,蓝衣社是专门为领袖服务的,成员的选拔具有严格的标准,这些人执行特殊的任务,以各种身份深入到国民党以及各级政府的内部,通过搜集情报、监察、控制甚至暗杀等手段来达到领袖的政治目的。类似明朝时的东厂或西厂,始则脱胎于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国民党内部的法西斯化在中山先生的后期就在进行,不过是老蒋将其扩大化。既有的组织结构已经失灵,那么就需要建立新的系统来提升领袖的控制能力。一定程度上,三民主义只是国民政府统治的幌子,而老蒋多少都有成为中国的希特勒的心理。当然,老蒋对犹太人没有仇恨心理,他需要的是组织性、纪律性、执行力和忠诚度。事实证明,蓝衣社在其存在的那段时间内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有了专属组织的支持,老蒋着手平叛。福建、广东、广西,老蒋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略。当然,老蒋在整个过程中并不是主动的。值得一提的是福建的反叛,以陈铭枢和十九路军为班底的福建势力原本是有机会对南京政府构成挑战的。但各方军阀的观望,内部组织不力以及中共消极合作,加之老蒋的成功的谍报工作,使得福建势力的逆袭很快便土崩瓦解。在起事之前,福建方面就和江西的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希望能够联合抗蒋。关于这个问题,中共内部形成两派意见,一派给予高度重视,认为应该派高层人物赴福建商讨具体的事宜;另一派则对福建方面的实力、主张和诚意都表示怀疑,态度相对消极,最终结果是后者占据了多数,中共这边只派了外务部的副部长潘汉年同志前往商谈事宜,两方签了一个同盟约定。但当真正兵临城下之时,本属于中共驻防的江西东部区域兵力被尽数抽调,直接为南京中央军入闽留了一个口子,结果可想而知。我们不能把福建起事失败的原因尽数归咎于中共的消极态度,诚如“在事变期间曾在江西的一位名叫龚楚的前共产党员所评论的:‘闽变失败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中共的延误与敷衍,实为其主要原因之一’。”试想,如果中共与福建方面联手抗蒋,并相持数月,持观望态度的各地军阀是否就能够群起而攻之,老蒋迫于各方的压力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老蒋没有搞定福建的地方势力,也不是就腾不出手来进一步围剿红军?如果红军与福建地方势力能够互为犄角,那么所谓的战略转移也就无从谈起,随后的北上抗日、西安事变,乃至......以后的种种,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局,更是无法可想。

  《流产的革命》读后感(四):1927-1937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

  1927-1937年的中国,是蒋介石在无数的阴谋和挑战中幸免于难并发展的时代,是蒋将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重新统一并成为人民真心爱戴的领袖的时代。但是对很多主要通过中学历史课本和一些爱国读物来了解这一时代的人来说,或许其印象主要由以下线索勾勒而成:四一二大屠杀、井冈山会师、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江西苏区的五次反围剿、长征、西安事变,但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中国,让我们明白,剿共仅仅只是蒋介石在这十年中所做的一项并非不重要也并非唯一重要的工作。

  从1927到1937,蒋介石怎样克服了种种困难局面,怎样在一次次的挑战面前度过危机,怎样成功的从四处割据的军阀手中重新接掌权力,而最关键的,这十年内中国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国为何没能成功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体制,这些都是作者在本书中想要阐明的主题。

  对于已经习惯了从解放战争的角度去理解蒋介石的人来说,很难理解他是怎样从1927年开始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从各省军阀手中逐步收回了控制权,重新统一了全中国,这项工作的难度之大是容易想见的。然而不仅如此,到1936年的时候,各省军阀相继被制服,共产党在表面上也已经被彻底打败,而民众开始重新认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蒋开始树立其果断且有深谋远虑的领袖形象,西安事变的爆发最终向全世界确认了他的无人可以取代的民族领袖地位,

  但这一系列的成功并不能全然归于蒋介石本人的能力,事实上,更应该受到谴责的是各省军阀惊人的愚蠢。因为他们不愿作为一个起义的响应者而在事后分赃中居于一个次要地位,因此他们最终被蒋介石以各个击破的手段征服。他们总是希望能够从他人的失败中得益,而从未想到过有一天他们也会独自奋战。

  到1937年间,中国在政治和领土上正日趋合一,国民革命已经初见成效,对许多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在这十年中无疑得到了改善,更紧要的是,现代国家制度正在逐步建立。但七七事变使国民政府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民族再次陷入生死困境。

  但显然不能将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简单的归结于抗战的爆发。行政败坏、贪污腐化、宗派主义、以及政治压迫,这些都是这十年间伴随着进步而日益显著的现象,并且国民政府始终没能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系统,甚至可以说,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从来没有能够有效的控制国民政府的官僚机构。虽然作者指出,这些症状并非国民政府独有,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中频繁的发现这些现象,作者并为此而对中国的文化做了详尽分析,以求为国民革命之流产作出解释。但毫无疑问的是,国民党政府,或蒋本人,并不能简单的推卸掉其责任。

  让我感兴趣的是,对于蒋本人,他能够度过中国的危机与挑战而始终屹立不倒,这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干,然而作者在结尾处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蒋更适合在旧中国军阀混战的体制下发挥起长处,但并不适合一个初具现代国家雏形的中国。他不擅长演讲,在谈话中常充斥了枯燥的道德说教,缺乏个人魅力,难以容忍个人意见,他相信道德说教足以改变社会行为,而忽略了国家问题的社会和经济根源,他根据个人的情绪和兴趣事无巨细的干预政府事务,结果,制度趋于衰亡,组织和个人的积极精神逐渐泯灭。

  那么,蒋究竟依靠怎样的才干获得了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的军阀统一了全中国?这个问题作者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解答,也许答案并不出现在1927-1937这段时间,而应追溯到更早时期。除了机遇以外,蒋的坚忍不拔的毅力也许是一重要因素,当然,还要包括任何领袖都不可缺少的驭人之术,不过这些就非本书所要讨论的范围。

  《流产的革命》读后感(五):读书笔记

  旧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制度已经解体。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建立起新的稳定而充满活力的政治制度与道德整体。易劳逸认为,国民党的革命失败了。他以分析1927-1937十年间国民党政府所做出的种种尝试作注脚。

  首先是革命精神的丧失。1928年国民大革命之后,国民党迅速转向保守。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两个事件的影响最为显著,一是国民革命进程中,国民党吸收大量的旧军阀与旧官僚,二是清党运动及其长久的余威。为缩短革命军事进程,国民党在北伐中吸纳了投诚的旧军官与旧官僚。这些旧式人物不是真正的革命党人,他们加入国民党只是一种升官发财的投机,这导致国民党迅速官僚化。毒害还不仅止此,他们的加入也引起了国民党中真正的革命党人的失望,国民党已丧失革命进取心。1927年的清党运动,目的在于清除共党分子。但运动很快扩大,很多忠诚于国民党的进步积极分子,同样被淘汰。更大的损失是,那些留在国民党内的成员从此不敢再提出任何激进的方法。国民党的革命力量与革命精神丧失了。

  国民党进行了重塑国家政治制度与道德整体的尝试。蒋介石与国民党内尚存理想的党员筹组了蓝衣社。蓝衣社信奉国家主义与社会军事化,企图通过法西斯主义建立起一个高度独裁统一的国家,振兴强大国家。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曾在中国很流行。这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有专制的传统,也与近代中国对民主尝试的惨痛经历以及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下对民主制度的怀疑有关。在这一时期,一些知识分子甚至呼吁在中国建立独裁统治,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这也在中国引发了民主与独裁模式之争。但是,这种争论显示的是中国民主根基的薄弱。这是因为,在争论中民主不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而是可用的强大国家的手段,甚至是发泄对国民党不满,捞取政治影响力的工具。无论蓝衣社的建立,还是关于政府模式探索的争论,都未能解决在国民党中国建立起稳定政治制度与道德整体的任务。

  国民党在管理社会经济上也是失败的。南京政府十年,国民党在农村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泛善可陈。而繁重的赋税、白银危机、天灾等给农村民众带来沉重灾难时,国民党政府未能想出有效的解决措施。(废两改元解决了白银危机,农村经济复苏,但作者对其评价不高,甚至将以后的通货膨胀与之联系起来。)农村兴办了合作社,但合作社的低利率贷款大多到了乡绅口袋。在处理农村问题上,国民党没有选择改革农村社会政治关系的方法。城市工业的增长也不足称道。(作者虽然承认“黄金十年”说法,但认为工业生产增长可能更多来自外资在华企业。)国民党政府对地主资本家的攫取同样残酷。(作者认为,国民党并不代表地主与资本家这一阶级。因为,国民党政权的长远目标与地主、资本家不同。即便两者有一定的利益关系,但国民党始终在进行权力下伸,夺取地主与资本家手中的企图长久保持的权力。)

  易劳逸将福建事变作为国民党内部的一次革命尝试。原因是,福建的国民党人在反叛过程中提出了革命纲领。这个革命纲领深受第三党意识形态的影响。“计口授田”是纲领中代表性的口号。其方案是,土地国有,平均分配给每一人口,土地所得的20%上交国家。但是,连作者本人也承认,福建事变就像是一场闹剧,其革命纲领也是在仓促间草率提出,福建事变几乎在一开始就显示出注定失败的迹象。

  最后,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行为的一大特点——权威依附,是国民党政府建立现代稳定政治制度与道德整体的很大阻碍。这种权威依附模式利于稳定,但不适合现代社会出现的新问题。传统社会中,政府的角色局限治安与收税,政府的职能实际上是消极的。但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则要求政府扮演更有力的角色,以领导不断出现的新的经济、社会团体。

  尽管,国民党在1927-1937年为建立现代稳定政治制度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权威却在1937年前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因为,外敌的入侵使得民族主义高涨,国民党政府在这一时期看起来更得人心了。只是,表面荣光之下,深层次的问题从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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