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全集（全十卷）》是一本由徐志摩 著 / 韩石山 编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80.00元，页数：201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徐志摩全集（全十卷）》读后感(一)：徐志摩英译罗密欧与朱丽叶

　　对照原文读过，应该是最佳译本了，可惜没有译完全剧。徐志摩太有才了。什么光在那边窗前透亮，真是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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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摩全集（全十卷）》读后感(二)：更亲、更近的徐志摩：《徐志摩全集》（全十卷）编辑手记

　　

　　2019年10月，商务印书馆全10卷新版《徐志摩全集》（以下简称商务版《徐志摩全集》）终于问世。北京商务版《徐志摩全集》由作家、学者、徐志摩研究专家韩石山先生编订，在2005年出版的8卷本《徐志摩全集》的基础上增补百余篇徐志摩佚作、全新修订而成，从项目启动至正式出版，耗时三年。不必提全集体量之庞大、编辑工作之繁杂，单单是徐志摩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之重，就足以令我们全体编辑组成员“战战兢兢”。作为责任编辑，回望编辑、出版的整个过程，我感触颇多。兴奋、压力、责任；困难、挑战、乐趣……《徐志摩全集》的编辑工作，也成了我从业以来一段难忘的经历。

　　在编辑全集的过程中，我虽是编辑，也是读者。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编辑工作的全过程中都需要时时站在读者的角度，考虑他们的阅读感受和体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更全面地了解徐志摩其人其作，无论是从工作角度还是个人审美的角度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设计这部全集的版式、开本之初，我们就定下了一个总的原则：希望这是一部收藏和阅读两相宜的全集。市面上名家全集众多，大多设计得比较精美、繁重。志摩的全集，目前在大陆市场中在售的，也以16开的大精装本为主。但若能够时时与这样的文字和灵魂为伴，岂不更好？因此，几经考虑，我们仍希望北京商务版的《徐志摩全集》，是可以随时拿在手中捧读的，而分类编年法将徐志摩作品进行的细分，也为我们多卷小开本的设计提供了可行性。综合各种因素，我们设计了疏朗的32开版式，将过厚的卷目进行拆分，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读者的阅读体验，不使一卷过大、过重。同时，使用了质地细腻、色彩温润的内文纸张，尽最大可能为读者提供更为舒适的日常阅读体验。除了米色函套烫亚金的搭配外，我们也为封面选择了纹理极其细腻的进口特种纸，并在每一卷的外封上都压凹了该卷的徐志摩文摘，希望能为这套全集增加些许文韵。在现在这个对设计成品视觉冲击力要求很高的时代，我们的选择可能不太“讨巧”，毕竟隔着屏幕，读者可能很难直观感受到这套全集温润的质感，但我们依然坚持。不过，选择每卷外封上压凹的文摘内容，对我来说着实是件难事。用在封面上，压凹工艺的设计感确实大于内容本身；但它依然是读者接触到这套全集时第一印象之所在。

　　与绝大多数读者相同，我个人对徐志摩的最初印象也来自课本里的《再别康桥》和影视剧作品中的形象，自然，也少不了所谓的浪漫逸事。不过，真正深入了解徐志摩的作品后，我发现他不仅是浪漫诗人、风流才子或洋气公子哥儿。他对绘画、音乐、戏剧都有着相当前卫的认识，放在现在也不落伍；他对朋友、亲人也是满怀热情；当然，有时候，也免不了些文人的尖酸刻薄，可又极有趣。虽然有时候，他也会灰心丧气，但是更多时候，他还是会打起精神——他这短暂的生命里留下的这许多文字和真挚的言谈，不正是他满腹才情的结晶与热情光亮的明证吗？

　　因此，在为北京商务版《徐志摩全集》的外封选出十段徐志摩的文字时，我也怀揣着小小的“私心”，盼望这些文字组合起来，能够折射出一个——绝不敢说全面——然而尽可能多面的徐志摩，故此有意选择了一些不甚为公众认知，甚至有悖于他模式化的公众形象的文段，如对祖国满怀抱负的《致南洋中学同学书》，颇具气势的《泰山日出》，激昂的“迎上前去”、充满乡土热力和生活情趣的《八月天的太阳》等。而函套上烫金的诗歌《阔的海》，虽亦不是志摩最广为流传的诗歌，但是“一分钟、一点光、一条缝”中折射出的志摩的天真神气、整诗的韵律起伏，以及本身文字错落的形象美感，都可称志摩诗歌美学的集中体现。

　　此先编辑《远山》时，我有幸结识了该书编者徐志东先生，徐先生也时常分享他在“摩学界”的收获和见闻。北京商务版《徐志摩全集》出版后，徐先生发来微信，说自己近日恰好收得一份当年陆小曼编辑的《志摩全集》留在出版社的“丁集”纸型，而我们外封上的压凹文字，颇具当年纸型的韵味。我们在设计上本不张扬外放的巧思能够与爱书之人的所好、所感心有灵犀已是珍贵，这套全集，又确含着对80多年来编订、出版徐志摩全集的先辈们的致敬。

　　作为一名年轻的编辑，编辑北京商务版《徐志摩全集》的过程，更多是学习、积累的过程。虽然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能够通过这套“更全”的全集，将一个“更全面”的徐志摩介绍给更多读者；同时，将包括韩老师在内的研究者的发掘成果带到学界，为读者的阅读、学界的研究，提供一份更具参考性和价值的资料，是我们的初衷，也是目的。

　　面对徐志摩这样的作者、面对这样一套苦心编订的全集，再回想到这80多年来，徐志摩的亲友和学界为其全集付出的努力和其间种种故事，我们很难不在这套全集中倾注更多感情。编辑徐志摩的全集，如同通过文字，认识了一个富有才情的年轻诗人；做完一整套全集的感觉，也像是与他结交一场，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徐志摩生前随和的性子，到了现在，隔着书纸，依然在感染着每一个倾心接触他文字的人，不得不说，这就是诗人的魅力，也是文学的魅力。在这样富有魅力的作家、作品面前，怎样的用心都不为过。而我们所有参与到这套全集编辑过程中的同仁，也都真诚地希望，读者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并能够通过这套全集，成为志摩的“好朋友”。

（原载于《光明日报》2020年05月09日09版）

　　《徐志摩全集（全十卷）》读后感(三)：年少不懂徐志摩，读懂已是书中人

　　你心目中的民国时代，是个什么模样呢？是身穿旗袍、肩披流苏的雍容贵妇，还是千般繁华、各有风情的绝代佳人？是倾城之恋里描绘的传奇爱情，还是京华烟云中讲述的恩怨情仇？

　　不得不说，民国真的是一个风月无边的时代。那时，有最多情的才子，和最温婉的佳人，他们共同谱写了一段段传奇的爱情故事。而那些浪漫的文字和缱绻的心思，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褪色，它们共同组成了我们印象中的民国往事。多亏了那些从旧时光中缓缓走出来的人物，以及他们曾写过的锦绣文章，我们才有机会穿越百年的时光，亲眼去看看那个风华绰约的时代。

　　若是要说民国风流，那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他就是徐志摩。

01

　　纵观民国时代，徐志摩无疑是被后人误解最深的人。一说起徐志摩，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要么是“情圣”，要么是“渣男”。但这种看法无疑是有失公允的。要想客观地评价一个人，我们就必须对他的生平和贡献有全面的了解，否则，作出的评价难免会失之偏颇。

　　论及诗歌之灵秀、散文之隽永，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能与徐志摩相提并论之人，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徐志摩除了在诗歌、小说等方面造诣颇深之外，其散文也堪称一绝。徐志摩的散文内容涵盖颇广，涉及文艺、人生、传记、旅途，语言清新自然，富有诗意，足可谓是“哲思与文学性交相辉映”，充分展现了徐志摩的生活情趣、文学素养与精神世界，值得今人细细赏味。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一篇题为《论女人》的文章，其中有很多对女性充满偏见和歧视的句子，例如，“女人终其一生都是大孩子，位于孩子和男人之间的过渡阶段。男人才是真正的人。”再如，“伪装是女人根深蒂固的天性，最愚蠢的女人和最聪明的女人在这方面往往一样。”

　　这篇文章问世后，西方国家一片哗然，而叔本华本人也饱受诟病。至于一贯欣赏独立、自主、自信的新女性的徐志摩，当然也对叔本华这篇文章很不感冒。因此，他就写了一篇《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来驳斥叔本华的女性观。

　　徐志摩不仅把叔本华唤作有“古怪脾气、偏僻性、厌世观”的哲学家，还直斥他所写的妇女论简直就是“一篇无忌惮的毁文”。

　　在徐志摩看来，叔本华眼中所谓“不负责任，没有公德心，孩子气，欺骗，作伪，见识浅薄，奢华，琐碎，虚荣心，嫉妒”的女性，其实上是传统男权社会所持有的陈腐观点，由于男性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只能处于劣势与服从的地位，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对待。

　　正如徐志摩所说的那样，当男权思想逐渐退去，女权主义开始成熟的时候，女性那与生俱来的灵性与创造力，就得以充分发挥出来，“在学识上，在事业上，甚至于在创作的艺术界里。我们已经眼见着伟大的女科学家、女学问家、女音乐家、女画家、女雕刻家、女诗人、女小说家，甚至女政治家、女法律家，在任何智力与创造力的活动里，她们已经充分证明她们的能耐。”

　　看到这里，读者不免会心一笑：徐志摩那为了替女性打抱不平，而争论到脸红脖子粗的模样，实在像极了《红楼梦》里那个声称“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的贾宝玉。而且和贾宝玉相仿的是，对女性的热爱与欣赏，始终贯穿于徐志摩的整个人生——这大概就是他被称为“情圣”的原因吧。

02

　　当然，要说徐志摩，就不能不说他的诗。而在志摩所有的诗歌当中，最为人熟知，最受文艺青年喜爱的，自然就是那首《再别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诗中那唯美纯真的情调，那飘逸清丽的笔触，都为读者营造出一种“浓而不烈、哀而不伤”的意境，全诗轻盈柔和，耐人寻味，让读者不由沉浸在诗中，简直欲罢不能。大概也只有曹雪芹那句“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才足以形容徐志摩在写诗方面的惊人才华了吧。

　　但徐志摩最擅长的题材，还要数情诗，例如那首灵动风流、引人遐思的《沙扬娜拉》：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

　　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徐志摩在诗中巧妙地将美人与莲花这两种世间至美之物联系起来，诗句清丽婉约，语调悠扬绵长，让在水一方的娇俏伊人，与水中亭亭玉立的白莲花，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据徐志摩本人说，这是写给一个日本少女的，但也有很多人猜测，这首诗实际上是写给林徽因的。因为如果没有一片至深至痴的情感，是写不出这样钟灵毓秀的诗句的。

　　徐志摩能写出那么多浪漫的诗句，与他现实中丰富的感情经历是分不开的。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三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曾受到许多指责和批评，很多人据此认为他是一个滥情的男人。

　　但实际上，徐志摩并不是渣男，他和贾宝玉一样，是一颗多情种子，是一个天真烂漫，心思纯净，一心追求真挚爱情的人，若非如此，我们又怎能读到那些柔软而轻盈的诗歌呢？正如林徽因所说：“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

　　徐志摩遭逢空难去世后，林徽因茶饭不思、悲痛莫名，还将梁思成带回的飞机遗骸挂在床头，以寄哀思。而一向以长袖善舞闻名的陆小曼，在徐志摩去世之后，从此闭门谢客，素服终身。就连被徐志摩深深伤害过的张幼仪，晚年回忆起徐志摩时，也动情地说：“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就是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的吧。在他一生中遇到的几个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03

　　徐志摩去世后，赵家璧、梁实秋、胡适等生前挚友多方奔走，希望能出版一套《徐志摩全集》，以慰徐志摩的在天之灵。但大概是天妒才子吧，这套《徐志摩全集》的出版，也颇经了一番周折，其中更是留下了一段长达八十年的文坛佳话。

　　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把他生前所有的文章都细心保存起来。几年后，胡适得知陆小曼已将《志摩全集》编好后，就跑去对陆小曼说：“志摩的全集还是应当在商务出版的。”陆小曼也觉得商务印书馆更为妥帖，就在胡适的牵线下，找到了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云五。王云五先生欣然应许出版《志摩全集》，并当即就与陆小曼谈妥了稿酬，签订了合同。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顶多有个一年半载，这套《志摩全集》就能问世了。然而世事难料，第二年，抗战就爆发了，商务印书馆所在的涵芬楼也遭轰炸，无奈之下，商务印书馆先迁香港，再迁重庆，在连绵战火中四散天涯。至于《志摩全集》的出版，就更是遥遥无期了。

　　1983年，香港商务印书馆根据上海图书馆保存的纸型，参考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清样，仍保留诗歌、小说各一卷，将散文甲乙两卷合为一卷，丙丁两卷合为一卷，戏剧集和书信集合为一卷，出版了五卷本的《徐志摩文集》。

　　2019年11月19日，恰逢徐志摩逝世88周年，为了圆当年胡适、陆小曼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徐志摩文集》的心愿，上海商务印书馆特意延请来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徐志摩研究专家韩石山先生，对市面上所有徐志摩的作品进行修编，并多方采集，在书中增补了百余篇未被先前全集版本收集的徐志摩佚文。目前，这套十卷本《徐志摩全集》共收集了徐志摩的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日记、书信、翻译作品七类作品，为目前收入文章最多的一套《徐志摩全集》。

　　至此，从陆小曼1936年编订《志摩全集》，到20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卷本《徐志摩全集》，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十年。如今，胡适和陆小曼当年的梦终于圆了，而围绕着《徐志摩全集》的这段历史往事，也注定成为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文坛佳话。

　　这套精美且厚重的《徐志摩全集》，是我们了解这位多情才子的最好的窗口：

　　他是学贯中西的文学家，是才华横溢的大诗人，作为新月诗派的代表人物，他不仅为我们写下《再别康桥》《偶然》《忘了自己》这样灵秀脱俗的现代诗歌，还留下了《巴黎的鳞爪》《翡冷翠山居闲话》《落叶》这样淡雅清新的散文。他不仅对近体诗歌格律进行了较全面完整的规范，还凭借自己的力量，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探清了方向——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他，那就是“本来能靠颜值吃饭，最终却靠才华立足的理想主义者”。

　　正如本书编者韩石山先生所说的那样：“徐志摩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一位诗人，一位作家，对他的认识现在还远远不够。我相信，随着这部全集的出版，人们对徐志摩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同时，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会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徐志摩全集（全十卷）》读后感(四)：韩石山：《徐志摩全集》的前世与今生

　　2019年10月8日，身在徐州的徐志摩研究专家徐志东先生，给我发来一则微信，告知一个消息。全文如下：

　　新近一与人为善的朋友，基于弟子对志摩多年来单纯而热烈的挚爱，转让了弟子一套《徐志摩全集》“丁集”的纸型。此物原为小曼女士与赵家璧先生编订后所遗留的故物，在小曼生前托陈从周先生转交志摩的堂弟媳冯婉珍老人，“文革”期间被查抄走，归还后又转赠国家图书馆，1982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将其借出，得以发行迟来数十年的全集，这便是1983年商务版的《徐志摩全集》，不知何故得以流出，经友人之手，又转赠到了敝书斋。

　　同时附一图，是错开成扇面排列的纸型照片。第一页上有毛笔写的书名《志摩文集·丁集》。此外还有序页、正文页版面的墨字标识，多用阿拉伯数字，夹杂着旧时记数用的苏州码子。比如“目次丄3”（竖排），什么意思呢，知道苏州码子的，就知道那个“丄”是六，连在一起极有可能是裁切时，上面空六字下面空三字，或左边空六字右边空三字。这是我的推测，对不对另说，版面标识，则是敢肯定的。

　　我给志东的回复是，非常珍贵，好生收藏。

　　陆小曼编《志摩全集》

　　以上只能叫引子。要说《徐志摩全集》前世，不能不说到志东提及的赵家璧先生（1908—1997）。此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是个值得铭记的人物，后世备受推崇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0卷），就是他一手策划、编辑并出版的。他是徐志摩的学生，徐初到光华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是光华中学的学生，已引起志摩的关注。上了大学，志摩也教过他，对志摩很有感情。从学校出来，赵家璧进了上海的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刚入职，编辑“一角丛书”，将志摩的一篇演讲稿收入，书名叫《秋》。志摩去世的第二年，他就想着给老师出一套全集，且给陆小曼说了。小曼心境欠佳，身体也不好，无力操持，就搁下了。到了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事了结，赵家璧腾出手，又提起给志摩出全集的事，小曼心境好转，已振作起来，两人协同，没用多长时间就编起了。共八卷，分别为诗集、小说集、散文甲乙丙丁四集、戏剧集、书信集。

　　书名呢，不叫《徐志摩全集》，叫《志摩全集》。推测原委，一来是以小曼的名义编的，叫成这个，显得亲切些。再就是，当时市面上，作家出全集的不多，名作家里，也就两部，一是《达夫全集》，一是《冰心全集》，都不带姓，也算是从了俗。

　　此时已是1936年初秋。全集编起，谁来写个序呢，家璧和小曼，不谋而合，一想就想到了志摩的胡大哥——胡适先生。正好这年10月，胡适有事来到上海，便由小曼出面，家璧作东，在上海一家酒店宴请胡适。席间说起作序的事，胡适哼哼哈哈搪塞过去，家璧还奇怪，志摩跟你这么好，怎么连这么个面子都不给。四天后，小曼来了电话，才揭开此中蹊跷。小曼说，事后胡适给她来电话，说良友是小社，不适宜做此事，志摩的全集，还是应当由商务印书馆出，他已与商务总经理王云五谈妥，只要小曼把编起的稿子送过去，马上就可以预支一大笔稿酬。说过情由，小曼要家璧将编起的稿本送过来。生气归生气，家璧还是遵从了。小曼没进项，生计困窘，良友是小社，就是出了书，也给不了多少钱。

　　胡适和王云五是老朋友，有总经理调度，八卷本的全集，一半年内出版，不是难事。世事难料，转年抗战爆发，八·一三战事随之而起，涵芬楼被炸，商务印书馆先迁香港，再迁重庆。抗战胜利，重庆馆迁回上海，出版仍遥遥无期。连稿子存放在哪里，一时间也弄不清楚。到了1946年，王云五从政，离开商务，朱经农接任总经理。经农是志摩的好朋友，与小曼也相熟。小曼亲自去找经农，要求寻找文稿下落并尽快安排出版。经农很在心，查出文稿在香港旧馆，很快调到上海并安排出版事宜。1948年11月，朱经农去美国出席国际会议，赴美后没有回来。转年5月，上海解放。从现有资料看，解放后《志摩全集》的编辑事项，没有停下来，进度嘛，自然慢了许多。到1954年商务印书馆迁往北京前，《志摩全集》已校对完毕，打出纸型，只等开机印制。商务迁京前，许多事该了断的必须了断，便将清样一份、纸型一套，全部退还给了陆小曼。

　　回到前面徐志东的微信。他说此物原为小曼女士与赵家璧先生编订后所遗留的故物，笼统地说，不能说不对，但这个说法有歧义，就是让人以为此纸型是赵家璧的良友出版公司留下的。确切地说，应当是解放后的商务印书馆，由沪迁京前，退给陆小曼的。志东又说，在小曼生前托陈从周先生转交志摩堂弟媳冯婉珍老人，“文革”期间被查抄走，归还后又转赠国家图书馆，也不确切。还是看陈从周的说法吧。

　　陈有《记徐志摩》一文，说到这件事。说是1965年春，小曼弥留之际，嘱咐她的侄女陆宗麟，说离世后将志摩的一些遗物交陈从周保存，其中有她编的《志摩全集》的排印样本及纸版（纸型），梁启超的集宋词长联，以及她与志摩的手稿，还有小曼自己画的张幅山水长卷，志摩坠机时未毁的纪念品。到第二年春天，顾虑到这些东西的安危，陈从周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先将《志摩全集》排印样本，校阅了一遍，写下一段小跋，交给了北京图书馆。同时交去的，还有《西湖记》《眉轩琐记》及小曼手稿，梁联及陆卷归浙江图书馆收藏。难办的是《志摩全集》的纸版。“纸版本来何其芳与俞平伯要想由文学研究所保存，因为东西已在志摩堂侄徐炎炎处，他因循未寄，如今十包中已缺去一包”。九包就九包，就近交给了上海图书馆。

　　现在的难处是，《志摩全集》的纸型，是陈从周先拿到手，要交给国家时，托徐炎炎去办邮寄，徐炎炎“因循未寄”且丢了一包。还是说，这套纸版，一直就在徐炎炎家放着，待陈从周要处理此事时去取，却少了一包。我想，商务退回的清样和纸版，应当在一起放着。小曼让侄女转交时，当一并转交给了陈从周。邮寄这么多东西，陈托付给徐炎炎去办，徐将清样等物，如数寄给了北京图书馆。纸版是要交给北京的文学研究所的，存在着联系地址、经手人等事，就拖了下来。到了1966年春天，北京那边又没有消息，只好就近交给上海图书馆。此时再到徐炎炎家去取，或是让徐炎炎送去，已少了一包。

　　志东说的冯婉珍老人是志摩堂弟媳，怕是堂侄徐炎炎的妻子，该说堂侄媳才对。如何流出，也就不难推测了。

　　台湾版《徐志摩全集》

　　且放下上海商务的《志摩全集》，说说后来出版的几种《徐志摩全集》。

　　最早出来的，是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大陆这边，对志摩全集，操心最多的陆小曼。海外还有一个对志摩全集上心的，是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女士。其上心，一点也不亚于小曼，只能说小曼的努力中道遇阻，幼仪的努力功德完满。台版全集前面，有志摩儿子积锴先生写的《前言》，说了成书的经过。说是1976年初，家母游台，遇蒋复璁及梁实秋两位老伯，谈起坊间先父遗作，因翻印关系，错误百出，家母商得两位老伯同意，为先父编辑全集，由锴在美向各大学图书馆，搜集先父著作，务必以上海出版者，始可采用。费时一年半，陆续向各大学借到各种书籍，影印寄台。

　　这套全集的主编是蒋复璁和梁实秋。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69年印行。全书六辑。第一辑为图片、函札墨迹、未刊稿手迹、纪念文、挽联挽诗祭文、年谱。第二辑至第五辑，系影印徐志摩过去出版的单本著作，每种后面附有《勘误表》。第六辑为新编诗集、新编文集、新编翻译集。

　　这部全集最大的好处是，买下这么一部全集，等于买下了志摩全部著作的单行本。从保存志摩已出版著作的完整上说，此全集的功劳最大。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当时在台湾收集志摩遗文，甚为不易，也就难以齐全。比如《新月月刊》，起初只找到十余册，后来还是驻日大使陈之迈鼎力协助，在日本访得三十余册摄影寄来。

　　香港商务版《徐志摩全集》

　　1983年，香港商务印书馆，根据上海图书馆保存的纸型，参考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清样，舍弃原来《志摩全集》的名字，仍保留诗歌、小说各一卷，将散文甲乙两卷合为一卷，丙丁两卷合为一卷，戏剧集和书信集合为一卷，出版了五卷本的《徐志摩文集》。

　　随即组织人力，着手编辑《徐志摩文集补编》。由武汉大学陆耀东、吴宏聪、胡从经三教授任主编，并请陈从周、赵家璧、徐承烈诸先生协助校审。历时八载，1992年始竣其功，出版了四卷本的《徐志摩文集补编》。

　　香港出了，大陆及时跟进。上海书店出版社，将五卷本的《徐志摩文集》与四卷本的《徐志摩全集补编》，合在一起出版了九卷本的《徐志摩全集》。为了让两种本子，在名字上协调起来，在“徐志摩全集补编”的“集”字与“补”字之间，加了个隔离号。

　　这是一部以作品体裁分类的全集。应当说，是当年最好的一个版本，无论编校质量，还是印刷质量，都相当高，出版后很长一个时期，是研究者使用最多的一个版本。缺点是，陆小曼编的五卷本100万字，后来编的四卷补编本80万字，几乎是将徐志摩的几类作品，全部分作了两部分，查找不便。再就是，由几个老学者担负其事，遗漏作品太多。

　　顺便说一下，对徐志摩作品的收集整理，早期居功甚伟的，当数邵华强先生。改革开放之后，据说是国家相关部门出面操持，组织人力，协调好几家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三种丛书，乙种中列有《徐志摩研究资料》。全书多达788页，在当时出版的几个非革命作家中，算是最厚的。我写《徐志摩传》时，此书市面上已买不到，是托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一位朋友，从责编处索来的。没有此书，我的《徐志摩传》写不了那么好，再后来编《徐志摩全集》，也编不了那么全。

　　再一个对徐志摩作品收集整理有大功的人，是海宁的顾永棣先生，最早的《徐志摩诗全编》，是他独自完成的，后来又编了《徐志摩散文全编》。再后来，在这两个全编的基础上，出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版的《徐志摩全集》六卷本，这已是2015年1月的事了。我见过顾先生。上世纪90年代，为写《徐志摩传》，赴海宁收集资料时见的，高高大大的，很是精神，听说已过世了。

　　还有一种全集，也该说一下，就是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徐志摩全集》五卷本，编者署名三人，赵遐秋、曾庆瑞、潘百生。排名第一的赵遐秋女士，可说是徐志摩研究的先行者，早在1989年就写出《徐志摩传》，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三人同编，想来主要还是赵遐秋在操持。其编法，也是将志摩作品分作几类，单行本后面附上佚文。此书初版，编校质量，不敢恭维，鲁鱼亥豕，颠倒错乱，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后来见出了新版本，有前面的恶感，连动一下的念头都不敢生。

　　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

　　说起我编的这套全集，不免有点小小的激动。

　　志摩在教诲赵家璧读书时，说他自己念书，从没有一定的步骤，找到了一本好书，这本书就会告诉你许多别的好书。读书如此，做事也是如此。一件事做好了，接下来的好事会寻到你头上。我进入徐志摩研究领域，写了《徐志摩传》，进而编了《徐志摩全集》，恰似这样一个情形。

　　上世纪90年代初，觉得自己在写小说上不会有大出息，便自觉地转入现代文学研究，又割舍不了写作，便选定李健吾作为研究的对象，先编《李健吾年谱》，接着写了《李健吾传》。此传刚出版，北京文艺出版社就邀我写一部传记。他们出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到了收尾阶段，还有三个拟定的人物没有着落。责编之一的丁宁女士，通过他的哥哥丁东先生，问我可愿意选一个写写。三个人是冯雪峰、何其芳、徐志摩。几乎没有多想，就选了徐志摩。我的办法，跟写《李健吾传》时一样，先编年谱再写传记。年谱编完了，正要写传，1998年春天吧，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成其圣先生，让编辑藏策先生跟我联系，问我愿不愿意给他们社编一套《徐志摩全集》。后来才知道，成先生曾找过他的一个同学做，这个同学在大学教书，找全了志摩的书，复印下来交上去，但未能通过。听说我在写传，这才找的我。

　　还用说吗，当然愿意！

　　我心里清楚，这是名山事业，值得全力以赴去做。

　　于是放下正要开笔写的传记，先做这个。一边收集原文，一边考虑编法。

　　其时人们给作家编全集，多用《鲁迅全集》的编法。即将作家过去的书，一本一本编起，再编一本补遗就成了。赵遐秋等人编的全集，就是这个编法。这个编法对那些名气大、死得早的作家，是合适的。因为名气大，生前著作大都成书，一本一本编起来，再弄个补遗，确实是个好办法。志摩活的岁数不大，名气也大，死得也早，用这种编法本没有错。问题在于，徐的作品，未入集的太多，用了这个办法，势必将他的全部割裂开来。

　　思之再三，觉得还是用“分类编年体”来编，才是正途。在这上头，鲁迅有独到的见识，曾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若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鲁迅《且介亭杂文·序》）分类而又编年，可说是两全其美。

　　写传时，已买了大量的书，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就是那时买下的。要编新的全集，就不够了。写传，有文章就行，不会考虑版本。编全集，非重视版本不可。我给自己定的宗旨是，凡是志摩的文章，一定要找到最初发表的报刊，复印下来，细细校对。实在不行的，也要依据最好的选本。那一段是忙，但也真是兴奋。记得在北京图书馆的缩微胶片室里，摇着投影机的手柄，眼睛贴在窥视孔上，一页一页察看《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寻找那篇《雨后虹》时，心里有一种神圣而又亲切的感觉，觉得自己都高大了。

　　复印下来的，常是一整版，连带着其他的文字，回到太原家中，再仔细剪裁，为了整齐好看，全都贴在山西作家协会的稿纸上。用起电脑后，这种稿纸没用处了，家里存下许多，正好派了用场。这是单篇，分开放着，只能说是分了类。待到要编年了，那场面可就大了。不能说全家动员，真正动员了的是老伴与女儿。那些日子，不能算小的家里，成了真正的作坊。贴在稿纸上的复印件，稍稍错开一点排开，一个分类，就是一大片，床上有，地板上也有。为了标清序号，还买了橡皮刻的数码图章，一页一页地盖上。待这些全弄好了，怕寄出后有闪失，又去复印社，全部复印了备份。

　　2005年5月，天津版的《徐志摩全集》出版。

　　北京商务版《徐志摩全集》

　　约摸在2016年春天，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公司，跟我商量，可不可以重新出版我编的《徐志摩全集》，问我与别家的出版合同是不是到期了。我说已过了合同期限，只是需要增订，我现在腾不出手来。他们说，好办，这个事他们来做，又说要我推荐一个特邀编辑，参加增订与编校。想来想去，只有我的老朋友，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室的岳洪治先生最为合适。我知道他前两年已退休，能不能请得动，则不敢肯定。托人问了，听说是这个事，痛快地答应了。后来在校对书信卷的时候，又请了另一个老朋友龚明德先生做特邀编辑。

　　新版全集，采集佚文最多的，是陈建军、徐志东两位编的那本《远山——徐志摩佚作集》。最难办的英文，天津人民版的译注，当时就请了复旦大学英文教授谈峥先生，笔名谈瀛洲，也是我的老朋友。出书后谈先生通读一遍，又搞了个《全集英文错误》交我保存，这次正好用上。几经考量，最后定下，出成十卷本。

　　这几年，我在北京城南赁居，出版社在王府井那边，岳洪治先生在城北，见面不易，我俩，还有涵芬楼文化负责人及责编，四个人组成个微信小群，有了事，群里通报一下就办了。我老了，有口音，不愿用语音转换，手机上写字，错了改，改了错，太麻烦，多是用一种日式信笺，写了信拍照发过去。几年下来，竟厚厚的一大叠。

　　我知道，这是我一生的名山事业，非常的重视。编校过程中，任何一个小小环节，都慎重对待，不敢等闲视之。且举个例子。编校中，责编转述一位学者的话，说徐志摩1924年2月21日致英国作家魏雷的英文信中，夹了一段中文话语，很有可能是初版编辑过程中窜入的，让我核实一下。此信题解中说，初收梁锡华1979年台湾联经版《徐志摩英文书信集》，又载1982年《新文学史料》第三期。我寓居北京，所有藏书都在太原，要查只能去国图或首图借这两种书刊看看。后来想，就是真的看到，仍是这样，也还是化解不了这位学者的疑惑。只能靠判断了。

　　想起写《徐志摩传》时，为了翻译《胡适日记》上抄录的一段徐志摩的日记，曾找过山西大学外语系一位老教授郭先生，郭先生看了原文，摇摇头，说徐的英文实在不高明。再看这封信，不算短，前面三分之二是英文，后面是中文，谈的是唐代诗人温飞卿（庭筠）的某些词，说作者传上谓之“侧辞艳曲”，可能是指他的“金笺词”。想想，魏雷让他搜集《温飞卿诗集》跟元人的短篇小说集子，当是懂得汉语的，对于懂汉语的外国人来说，与其翻译不好，还不如用汉语表述，意思上不会出差错，于是便来了这么一段汉语。定然如此，不必再核实了。于是对责编说，请查一下上海书店版的《徐志摩全集》，看是不是这样，若是，就不必疑惑，照原文校对就是了。

　　到了2019年7月，全集的校印，一下子提速了。原来8月下旬，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于殿利先生要率团去英国，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商谈，办一个商务印书馆海外编辑部，还要去徐志摩就学的国王学院图书馆拜访。去的时候，想带上几套《徐志摩全集》，分赠这两家图书馆。这是大事，各方面加紧进行。终于在总经理行前，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赶印出几套全集带上出国。

　　与此同时，全集的印制，也全面铺开。为了利于宣传，还让我去了一次发行部，在一个小会议室做了一个58秒钟的小视频，面前是新版的全集，我坐在后面说了这么几句：

　　这一套《徐志摩全集》，可以说是当今编得最全、最完美的一套全集。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可以说是了了徐志摩家人和徐志摩朋友的多年的心愿。徐志摩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一位诗人，一位作家，对他的认识现在还远远不够。我相信，随着这部全集的出版，人们对徐志摩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同时，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会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回到家里，老伴和孩子看了视频，笑话我的晋南普通话，徐与许不分，志与自不分。不管这些，我高兴的是，一部收文最全，印制精美的《徐志摩全集》，经过这么多的波折，总算是出版了。真应了胡适的早年说的那句话，志摩的全集还是应当在商务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