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思》是一本由韩德强著作，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265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009-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反思》精选点评：
●再平静，再理智，也掩饰不了巨大的失望； 再随和，再乐观，也避免不了必来的清算。
●很受启发，只是对经济学不懂，有一部分看的迷迷糊糊的~
●大约大二读的
●最好的人生地图。
●看了这个就不想再看他的《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批评》了
《中国反思》读后感(一)：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性批判
此书分为反思社会、反思经济、反思自由、反思道路四章，韩德强以“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身份，对救灾、婚姻、奥运会、教学、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产业化、贸易保护等等话题提出自己的见解，逻辑严谨、论证精妙，对同行的观点进行了明确的反驳，读起来非常有启发性，让人不禁感叹——学者应该是这样：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不过我先冷静一下，准备读一些自由主义的著作之后回过头来再评论。
《中国反思》读后感(二)：从中国反思看我们自己
一直都想记录点什么，可是突然间发现竟无从下手。本来在公交上面灵感如暴雨般涌入，只可惜当时受限于条件而未有所作为，遂事后连一点文思的痕迹也没有遗留。最近的生活就像被强奸一样，整天浑浑噩噩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该干点啥来填补内心的空虚。有人曾云：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我很欣赏这句话，因为一个人看似孤单，形单影只，但内心的强大使他并不孤独。想必一个真正地踏实做学问的人应该是具备此种心境的！
我在武汉的公交上面发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大家不怎么给老弱病残孕和抱小孩的乘客让座。这让在山东上了四年大学的我情何以堪！每当出现此类人，车厢内的乘客尤其是两侧的专座乘客顿时正襟危坐，眼睛都毫不疑问地望向远方或是闭目养神，仿佛无论有你没你，我便只顾风雨兼程。俗话说得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这么一个拥有传统道德的国家里，人人都自危，这不免让人感到一阵阵心寒。如今在这个世道上好人的确难做，出现了“逆道德”现象。本来老太太老大爷是自己不慎跌倒了，别人秉着善良之心去帮扶一把，反而被诬陷为撞人，于是就出现了许多诸如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这样善良的人就困惑了：做好人太难，还是别做了！这一切都是道德丧失，信任危机的体现。有网友就感叹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捐款吧，钱都买玛莎拉蒂了；坐世界安全性能第一的动车吧，追尾了，出现了生命的奇迹吧，来了一句“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妙语，政府的公信力也大为下降，出现了诸多群体性事件，这是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
诚然，我们民族信仰的缺失是可怕的，没有信仰我们就看不到希望。在五四前后，老一辈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为共产主义献身，每一个人都以加入共产党为自己的神圣荣耀，而如今······正如一些有识知识分子所倡导的那样，我们可以不爱政府，但我们一定要爱我们的国家。有的时候自己曾想，身为一个法律人到底如何承担肩上的那份责任，没有人告诉我们应当如何。伯尔曼说道：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将形同虚设。有些时候自己虽有一身傲骨，但却奈何不了他人的冷嘲热讽，最后自己还是卷入了社会的洪流之中，留下的只是一个人的唏嘘感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有梦想的，这个梦想或大或小，或平凡或高尚，就像那对流浪歌手一样，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且一直保持着在路上的状态。歌曲老男孩中写得好：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看那漫天飘零的花朵，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她来过。虽然自己未曾经历过那种漂泊，但也曾经疯狂地为自己的追求独处异乡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那些日子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最懂。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没有感动别人，却深深地感动了自己！祝福那对流浪歌手，也祝福兄弟姐妹们都有个好前程！
《中国反思》读后感(三)：温暖小牧场，血腥屠宰场
我先声明下：这个书评是早先就写的，有段时间了，而且本人是修医学的，涉及到经济的地方可能有不对的，希望各位豆油帮忙指正啦，哈~谢过
韩德强教授，是极力支持毛的。有些观点值得商酌，但很多个人觉得还是颇有道理。开始之前我先指出书中一个错误:书中提到58年到61年三年自然灾害，承认它是真正的自然灾害，关于此事，我曾向奶奶求证，这是毛政策上的错误。粮食正常种下去后，再铺上一层土种一次，总共铺两次土，也就是同一块地种了三次作物。当年有没有什么地方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我没调查，但我们玉溪市是没有的，而这一时期，我们村里饿死了很多人，包括我奶奶的一个儿子。一个季节气候很好的地方，还饿死这么多人，证明就算当时真有地方发生灾害，但主因还是在人祸。
“市场经济长期交易积累的结果就是弱肉强食，两极分化。”书中提出市场经济、自由主义会引起追涨杀跌，导致垄断出现，拉大贫富差距。这个观点对几百年来备受推崇的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提出了质疑，即 "当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时,整个社会利益得以最大化" 。
不过事实不可能那么完美。由于人与人是相互关联并非完全独立的个体，加上信息的不对称、起点高度的不同，于是弱者总会被强者所掠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既然市场最终也会导致垄断，我不得不佩服马克思等先人的高瞻远瞩。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今天不是真正的公共垄断，而是官僚垄断”！
人们绝对地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利益时，势必会影响到他人的自由和利益。因为蛋糕总共就那么大，所以环境的破坏、人情的淡漠也就不难理解。
书中有一个很明显的观点:中国过去的道德体系、伦理型的社会胜过西方标榜着“自由民主”的民主社会。西方的民主是披着美丽外衣的野蛮，功利主义是刺激人们前进的动力。中国的可悲就在于近代史上的侵略彻底击垮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后来的改革开放，盘活了我国巨大的潜力，却使得很多产业主动或被动失去了博得核心技术的机会，最终沦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基地。
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结局，冥冥之中就在昭示中国即将到来的落魄。我们走的都是“服务业”，不知不觉中已然沦为核心技术拥有国的附庸，“世界工厂”诞生。
一百多年来，我们把西方吹捧得无限高，把自己贬得无限低。特别改革开放之后，大量西方事物涌进国门，我们不加选择，全盘接受，现在是恶果显露的时候了。
信仰的缺失，让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横行肆虐！
这是个充满甜腻的血腥味儿、满是杀戮的世界。一轮轮资本的绞杀角逐不断在这块大地上演，我们像是待宰的羔羊，被养肥后又惨遭屠戮。这是切身体会，一点都不夸张。不愿成为羔羊，便只能学着尽量聪明。高考毕业那年，我开始接触这个人人身处却未必知的领域。说到这个，我得感谢父母的开明，能放权下来、尊重我的意见。不过大学是扩充知识、构建价值观的时候，而且能力着实有限，所以更多的时间里，我还是站在旁观的角落，做点最基本的保命措施。
这是个无法逃避，无论你愿不愿意只能加入的惨烈游戏，如果逃避，迟早会被各大利益阶级搜刮，因为你不想玩，不代表别人不想吃你。通货膨胀，房价高涨，疯狂印钞…你顶得住哪一个？发现这一点时，第一感觉是:这是穷人的地狱，富豪的乐园。
所以，我十分赞成书中弱者越弱，强者越强的观点。我为像我们这种生存在社会底层夹缝中的人感到悲哀。但是没人保护得了我们，所以，你懂的。
“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美国先贤取了这句话的思想，写入了美国宪法中。这句话来自于卢梭。他们建起极其完善的制度来进行规范，限制某些过度的自由，但制度总是有空可钻的。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人人向往之，可是在这个自由主义横行、市场万能论充斥的社会，我们的自由很容易被某些心怀不轨、叫嚣自由的人所践踏。
教育产业化，学校摇身一变，半师半商，为方便组织与管理，提高效益，于是进行流水线操作，不惜冒着扼杀学生思想的风险。很多教师成为教学操作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中国相当一部分老师，早已当不起“老师”这一称谓。 数量上升质量下降，终于迎来伟大的平民教育。
教育产业化，不可言状之伤。
我们应该多拿钱学森之问来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世界一流的大师在哪里沉睡，又将在何时才能苏醒？这不仅事关国家未来，更事关我们学生自己的切身利益。何况，作为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又怎可“两耳不闻窗外事”。
国家每年在教育上、科研上投入N个亿，产出却可忽略不计。原因我想读过大学的都知道。
最后我想把这些话，送给读完此文的大家:“你可以不要试卷上的成绩，但是你必须要有成绩”；“你可以对教材漫不经心，但是你永远要记得学习。上学和学习是两回事，但是一定要热爱学习，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化，不断地强大！”
《中国反思》读后感(四)：《中国反思》反思了什么？
《中国反思》反思了什么？
自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的韩德强出了一本集子，取名为《中国反思》。以愤世嫉俗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韩博士似乎站在了这个世界的反面，批判一切主流现象。他反对“全球化”，反对中国目前的低附加值的生产模式，反对市场经济，但同时他却提不出一个可替代的方案，这是个绕不过的吊诡。通读下来， 不得不说，这本书反思有余，对中国的可借鉴性却不大。
I. 血汗工厂侵害了中国的利益
《中国反思》收录了韩博士2006年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开放与经济安全》讨论会上的发言。他言称，中国经济安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作者声泪控诉发达国家在中国广建“血泪工厂”，称其为“四肢型的产业”，“为跨国公司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加工基地，……那么中国经济是不是死亡了？”作者认为处于国际生产链最下游的中国工厂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因为“外国企业从中赚走了高额的技术专利费、品牌费、管理费，留给中国的只有低微的利润、税收和工资。”
关于“血汗工厂”的说法不再新鲜，当媒体在大肆炒作富士康13跳时，当农民工的非人待遇被一一揭露时，网络上就疯传着这样的说法。“ 富士康为苹果生产iPhone，售价4000 元人民币，苹果拿1800，富士康只拿73。”质疑声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产业升级的呼声也随之水涨船高。凭什么我们就只能分得这么小一杯羹。
韩博士是产业机构升级的坚决拥护者，不过我觉得，任何生产方式都不能生搬硬套，“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都懂，在产业升级的问题上，“国情”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高附加的生产方式在美国适合，并不代表着可以在全球推行。
要素禀赋论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如果我们就考虑两个要素，资本和劳动力。根据要素禀赋论，一国的比较优势产品是应出口的产品，是它需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相对充裕而便宜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的产品是它需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相对稀缺而昂贵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的产品。简言之，劳动丰富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相反，资本丰富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
一国生产何种产品是根据该国的要素禀赋来决定的。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为了生存和盈利，应该会选择和其要素禀赋理论情况相对应的生产模式。就中国与美国的而言，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是劳动力丰富且便宜的国家，所以应该生产劳动力密集的产品，而美国是资本丰富的国家，所以应该生产资本密集的产品。这样资源才能达到有效分配。拿iPhone的生产举例，研发的过程会消耗大量的资本。为了研发iPhone，苹果公司大约花费了一亿五千万美金的研发费用，这对于资本比较丰富的发达国家来说，是较好的资源配置方案，原因有两个：一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他们的技术水平已经处于最前沿，如果要使经济发展，只有通过自主研发来取得技术的变迁。二是，相比于劳动力，资本更便宜，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发达国家可以用资本密集型产品从发展中国家换取劳动密集型产品，此种做法成本更低。而另一方面，从iPhone的组装工厂角度来看，中国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相对于资本来说，劳动力更加便宜，所以要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即是iPhone的组装。按照以上的分析，对于美国的苹果公司和中国的iPhone组装工厂来说，都是较优的生产选择。
让韩博士对自己的论点愈发坚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一直处于国际生产链末端的“血汗工厂”迟早会被人工更加廉价的越南、泰国等国淘汰，那时“我们既失去国际经济的就业机会，又不会走独立自主的道路，那就惨了。”我想，韩博士认为的“独立自主”的道路，应该是指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就像他鼓吹中国不应该只满足于组装电脑，用美国的Intel处理器一样。如我在前文论述的，应该生产哪一类产品应该根据我国的资源禀赋的情况来决定。高附加值产品逃不开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要生产这类产品，该国的要素禀赋特征应该是资本相对于其他国家更便宜。硬行完成产业升级，违背了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是一种拔苗助长，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效率下降。因此要转变产业结构，保证效率的最大化，就要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完成一个基本积累的过程，待资本积累到相应的程度，就可以自动完成产业升级，并且不需要政府补贴。
拿汽车行业举例说，美国从19世纪初开始，汽车行业逐渐发展起来。二战后，日本、中国和印度相继推出了汽车产业政策。日本在50年代发展其钢铁产业和造船业，到了60年随着基本和技术的累积，已有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所以日本通产者紧接着提出，汽车行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并且取得了成功，丰田、日产、本田、三菱、铃木等企业纷纷站稳了脚跟。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在50年代也提出过汽车产业政策，但只有长期靠政府补贴才能生存。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国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当时汽车产业是符合日本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可是不符合中国和印度的要素禀赋结果，强行发展，只能劳民伤财（林毅夫，2000）。1955年美国人的人均收入是17822美元，中国人的人均收入是508美元，印度人的人均收入是629美元，只达到美国当时人均收入的2.8%和3.5%。（见figure1）而日本在60年代发展汽车工业时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40%了。代表日本已不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到60年代航太产业、电脑产业都已经出现，汽车产业也不是当时最先进的产业，所以日本才可以在这个行业取得成功。
Figure 1：1955年美国与中国、印度人均收入的比较
II. 全球化只会让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韩博士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全球化的反感情绪，他认为全球化的影响是让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利益。在全球化的体系下，韩博士觉得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竞争性的，所以才有了以下论断。
o 超级自由贸易的作用
在谈到二战后“四小龙”的崛起时，韩博士言之凿凿地提出一个论点：二战后日本以及四小龙的崛起是因为美国“大发善心”。他的逻辑是：在二战时期，美国是本土没有遭受战火蹂躏的唯一发达工业国，由于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所以战后美国的商品在国际货物流通中占主导优势（因为其他工业国家要么工厂被炸，要么道路不通，战后的工业生产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货架上摆满了美国商品，工厂开不了工，那么，这些国家的工人往哪里去？工人就上街了。街上有德共、日共、意共、英共和法共。”为了杜绝这些国家工人的赤化，美国转变了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转为采用“单边贸易政策”。美国市场向对方开放，同时容许对方贸易保护。美国允许欧洲国家和日本的货币大量贬值，这样，美国产品进入欧洲、日本就会困难一些，而这些国家的产品进入美国就容易多了。“对于欧洲和日本而言，他们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们的工厂可以开开工，工人可以生产……正是因为美国再战后奉行了单边自由贸易的对外经济政策，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增长出现了一个长达20多年的黄金时期。”这是韩博士最后的总结。
且不论韩博士对于美国对外的贸易政策是否属实，我在这里不讨论历史问题。日本经济从1955年开始起飞，1955年进口额只占日本GDP的10.6%，出口占GDP的8.6%，进出口的增长速率也十分缓慢，1960年 这两个数据也仅占了9%和10%。如下图：
Figure 2：1955年和1960年进出口占GDP的百分比（source: IMF database）
我的拙见是，把仅占10%的出口额说成带动日本经济的全面复苏，实在是有点夸大事实。
韩博士认为日本和欧洲对美国的出口变得容易，生产才得以恢复，所以才带动经济的复苏。其实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韩博士认为的那么大。他简单地把经济增长归因为对东亚似乎有利的贸易政策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分析。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几乎每一本高级宏观经济学都是以经济增长（通常是“索洛模型”）出发，逐步地阐述经济学思想。索洛模型，它是以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用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不用马克思的关于利润率下降的概念（这是在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当中提到的）在索洛模型中，增长来源于资本积累。按照索洛模型的推理，长期内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会趋同于技术进步的密度。增长率会随着资本密集度而变化，并最终会出现趋同现象。后来由于在现实当中没有看到这一趋势。曼昆等人又对此进行修正。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是，韩博士在他论述东亚崛起时，完全没有提到索洛模型、资本积累或是技术进步等基本问题。避开这些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来谈经济增长的原因，有欠说服力。
而且如果仔细研究韩博士的论点，可以发现其中有一个隐含论点：贸易保护政策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有利。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贸易保护可以保护日本国内某个行业的发展，但是对于日本的经济增长不一定是好事。这个问题也可用资源禀赋理论来解释，1995年，日本经济刚起步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1.4%（source: gapminder），资本是相对更贵的资源因素。如果进行贸易保护，减少了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该行业企业就必须从其他行业调来比较贵的资本来进行自行生产，不可避免的扭曲了市场最优的资源配置，从而降低了资本回报率。从这个角度来说，贸易保护的效果是负面的。
o 一个简单的计算
关于全球化的问题，韩博士用了一个简单的算式来证明全球化会导致经济的衰退。原文如下：“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产业转移浪潮意味着世界经济的萎缩。道理是这样的：当底特律的汽车工厂迁到墨西哥时，美国失去了一个30000美国的工作岗位，墨西哥得到了一个3000元的工作岗位。这就意味着世纪经济作为整体，萎缩了27000美元。”不过，韩博士强调这只是一级计算，但是加上他所说的美国工人领取的以及救济金、汽车降价所提高的需求等。韩博士仍然认为“由于其他各级的需求增长都赶不上一级需求计算时的需求下降，因此世界经济的总体需求还是下降了。”
他还补充说明了对墨西哥汽车工业的影响，“如果美国厂商把工厂设在墨西哥，同时在墨西哥本地销售，你会发现墨西哥本地的汽车工厂就会倒闭。”
产业转移对墨西哥来说，可以理解成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了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美国在墨西哥出资建厂，可以理解成美国向墨西哥出口生产技术和资本等。
如果先从墨西哥的情况入手，韩博士的这个说法就与比较优势学说产生了矛盾。因为他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这个判定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推定不符。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早已证明了，国际贸易对于贸易双方都是有利的，贸易能够就能够提高交易双方的生产率 ，带来两国整体经济的增长。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按照韩博士的理解，产业外包表现为美国本土制造业的萎缩。（因为美国少了3000美元的岗位）这个场景很熟悉，让我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流行的国际主义》里对一种流行观点的反驳。90年代，在美国也有不少经济学家鼓吹竞争说，认为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使美国的低教育工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制造业进而发生了萎缩。克鲁格曼驳斥了这种观点。国际贸易和制造业的萎缩没有直接的联系。一是因为近几十年，虽然制造业的进口飞速增长，但是出口也大幅度地增长了。制造业也许解雇了一些人，但是同样也聘用了另一些人。二是，虽然有抵消，但是美国的制造业依然存在着贸易赤字，而通过扣除进口品渗透到服务部门的部分后，克鲁格曼计算得出，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贸易赤字只能解释其中一小部分，占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美国人的消费支出中制造品的份额下降了，而且制造品的价格在过去二十年也不断下降。（保罗‧克鲁格曼，2000）（详细计算过程请见《流行的国际主义》一书）可见，全球化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没有韩博士鼓吹的那么可怕。
我认为韩博士错误的可能原因是，他没有进行任何次级增长数据的计算，就判定其他各级的增长赶不上第一级的数量上的下降，太过于草率。
III. 教育与经济
韩博士花了很大的篇幅讲解技术创新的问题，他认为目前大学教学质量逐年下降，主要表现为学生缺乏科研能力。他把这个问题又再一次推到“全球化”身上，“为什么社会对大学没有太多抱怨呢？为什么没有强烈的声音说，我们的大学生缺乏科研能力呢？因为我们整个社会是一个打工的社会，他不需要技术创新能力，只需要组装、加工、销售！”他认为，我国应该多加鼓励大学进行科研创新，这样才能为我国的高端技术研发不断输送合格人才。现在的大学生不应该满足目前缺乏创新思想的教育。
对于高等教育的问题，我有自己的一些看法。韩博士也许并不了解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实际上，我国从很早开始就很注重大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只不过因为效果不显著，所以才让某些学者认为国家不重视这块的发展。我国目前采取的是高等教育赶超战略，这与1950 年代制定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时急于改变我国落后的经济面貌的情形一样，我国近年实施的高等教育赶超战略也是基于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而产生的。它的实施方式是以211 工程建设为基础，选择一批学科和高校进行重点建设，其中又选出若干所高校作为重中之重，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将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倾斜式地投放在这些重点建设的高校。与这一赶超战略相对应的是增设大量硕士、博士学科点，导致博士、硕士招生迅速增加。许多高校向世界一流高校看齐，提出少招本科生，以博士生和硕士生培养为主的办学模式。在这些高校的带动下，相当多的高校开始大兴土木，争相建设面积超过需要的新校区，购买昂贵的、并不一定急需的设备。在国家经费、高额学费收入、银行贷款的支持下，高校变成新的投资热点。要知道建设一个世界一流的大学是非常“烧钱”的项目，属于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美国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年运行经费一般都在10 亿美元以上( 李勇、闵维方，2004) 。如果一所一流大学需要的年度经费是10亿美元，十所一流大学就需要年经费100 亿美元，假设其他近100 所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每所每年需要2 亿美元，又是200 亿美元的经费开支，再加上其他近千所高校的经费要求，我国财政将难以承受。问题的关键是，建设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科研水平，而科研消耗大量资本，属于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并不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我在前文已经论述过，通过这种低效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某种科研成果—消耗了更需要资本的其他产品，是一种低效率的生产方式。
近十年来，我国对重点建设的大学大加扶持，可是效果不甚理想。世界大学学术排名（RWU）是体现大学学术标准的一个客观指标。RWU采用国际可比的科研成果和学术表现作为评价指标，具体包括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权重10%）、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权重20%）、各学科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权重20%）、在《自然》或《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折合数（权重20%）、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权重20%），以及师均学术表现（权重10%）。
Figure 3：RWU的评价体系
我国的两个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虽然定位于世界一流的科研大学，但是在受扶持的十年之内，很不幸地科研水平提升寥寥。
Figure 4：2003年北京大学的各项指标得分
Figure 5：2010年北京大学的各项指标得分
Figure 6：2003年清华大学的各项指标得分
Figure 8：2010年清华大学的各项指标得分
可以看到从2003年至今，前两项指标(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人数)一直没有突破0的悲惨状况，后三项指标有升有降。可以说高等教育的赶超政策是失败的。有学者认为，科研水平的提高是个漫长的水平，短短十年无法看到效果。但是这无法解释香港科技大学在十年左右从无到有，挤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一个可信的解释就是，我国现在实行的高等教育赶超政策并不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优势。我在前文已经论述过了，资本在我国是属于稀缺且昂贵的资源。日本、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 主要依靠的不是大规模自主研发，而是以引进技术为主。我国目前将大量资本用于少数高校用于科研， 而轻视引进技术、适用技术的研究和引进成果的消化， 很可能出现既不能创造出一大批具有战略意义的最新科研成果， 又不能作好技术引进和消化工作的局面。
另一方面，中国是全世界文盲半文盲率最大的国家。据媒体报道，2000～2005年，中国的成年文盲人数从8700万增至1．016亿，上升了33％。媒体还指出，即便在文盲增加之前，中国文盲就已占全世界文盲的11．3％。如果把大量投入大学科研项目的资金用于普及基础教育和降低文盲的数量话，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它能显著提高劳动者的边际生产效率，我认为是资源利用率更高的资本投入方式。
读罢《中国反思》一书，粗粗一算，我有许多与韩博士意见不同之处。这本书比较突出的问题在于，作者喜欢以偏概全，用某个特殊的经济现象来说明整个经济大趋势都是不可取的，而没有在表现现象之下，对其进行深刻地探究。这与我之前读的一本书《十个词汇的中国》有着相同的弊病，用一两个没有出处的故事企图揭露国家的伤疤。但是余华以作家特有的笔触，实在地触到了读者某些痛觉神经，以小说的角度细细品来，也有他的味道。反观《中国反思》一书，如果想作为一本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指导类书籍，希望韩博士有机会可以提供更多的数据和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