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社会与弱国家》是一本由乔尔·S·米格代尔著作，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306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009-9-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强社会与弱国家》精选点评：
●不愧作者是亨廷顿的学生
●还记得两年前在复旦夏夜草草翻完，去年的秋天在燕园见到了米格代尔本人，知识的积累缓慢，自己长进又有多少？好怀念本科时的无知热情和自信……为什么第三世界那些支配众多资源的国家统治者在驱使其国家机构执行政策让民众按其意愿行事的时候，面临这么大的困难呢？作者现在卷一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的模型，即国家仅是社会组织中的一类，存在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争夺对社会的控制，国家之强弱在于社会控制的分布和集中程度。卷二开始阐述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强弱国家建立的影响，世界经济瓦解了旧有的社会控制但这只是建立强国家的必要条件。卷三则论为何国家未能终止强人的社会控制而是持续的碎片化，国家面临加强国家机构和机构对领导者威胁的两难困境，由此衍生了生存政治并形成了相互妥协的三角关系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支配能力。弱国家走出这种困境很难
●去年读过的一本，现在似乎有点热。客观地说，这本书要比《农民政治与革命》写得好。正如一篇书评说的，米格代尔的书，其实关注的核心内容是社会控制。
●读第一部分和结论部分即可
●哈哈哈联合国被黑出翔
●书绝对是经典，翻译得还行。1988年的书还是“政治学前沿”，不得不感叹中国政治学的步履蹒跚。
●特别标准。特别清晰。好读好用。
●强调社会对国家的作用与互动关系，强调社会结构对于国家结构的重要性，认为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实行社会政策、动员公众的能力）受社会结构很大影响。强国家产生的必要条件：1.社会大混乱（破坏社会控制） 充分条件：1.世界历史的合适时机 2.军事威胁 3.独立的官僚体系 4.出色的领导人
●太多太多变量。决定国家-社会关系与国家格局的因素杂乱纷陈又环环相扣。必然之中又是偶然。 总的来说，这本书写得很友善易读。从历史的成因与国家管理决策层面分析国家强弱的原因。强国家的定义，分配与运用社会资源、调节社会关系。
●飞机上草草翻了前半部分，收获却是不小。针对国家主义视角，提出将国家领导、行政能力划归为社会一部分的理论。国家不一定能充分发挥领导力，而碎片化、异质性的社会反而会形成极大的分散国家统治力的作用。这有历史原因（殖民），当然也涉及种族、宗教等因素。现实的政治家，不得不与此博弈。
《强社会与弱国家》读后感(一)：强国家的形成动机与生存政治
只是，当分析的假设基础从人性二重分析假设到经济人假设的时候，笔者不禁回顾这种受批判的人性二重分析的合理性，或许这种实际中的立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对公共利益的关照，可能是米格代尔的分析的矛盾的一个可能的思路……
1.绪论
1.1引言
1.2本书的主要内容梳理
米格代尔本书的主要围绕的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力量对国家的支配能力的阻碍作用。其在开篇就明确了国家的这一概念的规范与实证的两个方面，也就是国家的形象（image）与国家的实践，两个固然是相互联系的。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高居社会之上的集团进行公共领域的仲裁与统治，还是群众的支持的乞求者，国家的庞大的官僚体系的运行与现代契约国家的目标需要动员社会大量的资源才得以达成，由此国家更多地生长于社会之中。
问题在于对于更多的后发展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国家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其固然有组织上的优势，但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土壤，这使得后发展国家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将国家（state）建立在法理型国家的基础上，使得国家在一套既定的由于普遍认同而具有合法性的规则中运行。国家最初建立的动机，更多的不是国家作为一种价值得到认同，而是作为一种实现国民利益目标的手段，也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不是所谓追求公共利益。在国家建立后的生存政治中，国家领导人推行现代国家建设的同时出于自己的政治生存的利益的考虑，不会选择去强行集中社会控制和扩张国家官僚机构，这是两种主要的强化国家能力的手段。前者面临着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中地方强人强烈抵抗和伴随的社会动荡，改革必定面临着巨大的成本与风险，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生涯很可能就此结束；后者的扩张本身会形成埃及领导人所说的权力中心，其会产生代表自己的利益的部门利益，从而阻碍国家意志的真正贯彻。
值得说明的还有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模型，在国家的实践中国家与社会相互影响，这实际上贯穿了国家能力发展的始终。
综上所述，后发展国家的强国家建立似乎由于其先天不足，只有依赖特殊的历史条件才可能建成，本文的反思就在基于此的讨论中。
1.3核心概念
1.3.1生存政治
米格代尔的生存政治基于社会对于国家的影响。其将生存政治下限定为社会控制高度碎片化地分布在社会组织中的社会中，国家领导人因此拒绝进行社会动员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政治与行政风格，这种风格，涉及领导人通过削弱任何可能危机其任期内的向心力从而解决其面临的困境的努力。[1]
1.3.2国家能力
本文的讨论自然采用米格代尔的定义，也就是国家决定社会生活按照何种秩序组织起来的能力，或者说国家领导人通过国家的计划、政策和行动来实现其改造社会的目标的能力。（米格代尔，1988）
1.3报告的核心内容
本片报告主要通过对中国近代棉纺织业改革的回顾，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以经济人假设而不是人性二重分析为基础，探讨强国家的建立的动机与政治生存的关系。由此，本片报告的主要论点是，是国家面临的生存危机对位于国家组织中的领导人的利益的威胁，而不是单纯的利益最大化，是国家改革以提高国家能力的动机。
2.本论
2.1 米格代尔理论的优势与局限
笔者以为，米格代尔的理论创新之处就在于突破了国家中心主义的行为动机二元性假设的假设，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去探讨国家的实践，去探讨国家领导人、部门领导人、地方官僚与地方强人之间真实的政治生存的斗争与妥协，从而尝试解释国家能力不同的原因。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虽然笔者认为米格代尔在分析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所谓的行为动机二重性假设，但是其事实上并没有完全突破之，如同在绪论的核心概念的梳理中写道，米格代尔将“生存政治”这种的自利的行为视为在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中的领导人的“变异”，而不是源于人性的“自利”，由此的分析纵使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家中心主义在规范与实证的矛盾，最终还是陷入了组织目的与领导层“变异”的矛盾怪圈。
2.2中国棉纺织业的管理改革
中国的棉纺织业是在有利的市场条件、外国供应的机器和有一定的技术的工匠和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起源的，其产生完全是外资刺激的利益诱导，完全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但是，这样的工业在市场变化的条件下是无法生存的。产权与管理能力是影响组织行为的两个不同的独立变量；两者之间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不导致自动获得对生产组织的管理能力。在早期的中国棉纺织工业中，私人厂主享有法律上的产权，但是实际控制车间现场的却是掌握着技术和技能的工头。当资本家终于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力图瓦解工头的控制时，这种努力的效果取决于管理能力的发展和提高。
问题同样在于提高生产能力的动机，此时产权同样不能解释管理能力的生成，也不能完全解释寻求管理能力提高的动机。触发近代棉纺织工业建厂高潮的市场条件恰恰使中国纱厂主没有追求管理能力的动机，场主此时有的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产的动机。提高生产能力的动机直到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内外竞争压力使企业的生存陷入严重危机时才普遍产生。也就是说，不是抽象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组织生存危机对个人在组织中的利益产生威胁，才触发了私人厂主寻求管理能力提高以提高生产能力的努力。
最后，产权可以是个人现象，但管理能力完全是组织现象。从中国棉纺织企业管理改革的经验看，发展管理能力要求企业的控制者具有对改进管理的承诺(commitment)和承担管理责任的意愿，需要使用受过正规训练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来计划和协调生产过程，需要通过对工人的录取和培训来改进技能的再生产过程，并需要改革相应的组织结构。也就是说，只有把企业的全部活动置于管理的控制之下并把全体人员的技能整合进组织过程，管理能力乃至组织能力才能够发展出来，最终提高组织管理能力的提升促进生产能力的提高，维护企业在市场地位与生存。[2]
2.3中国棉纺织业的管理改革对于后发国家的国家能力建设的启示
从棉纺织业的管理改革看米格代尔的国家-社会模型的意义在于将国家看作一个本身具有复杂性、系统性与多样性的商品，将国家在社会中的政治活动看作一个政治市场，不是以传统的人性二元论的假设来分析官员的行为，而是以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进行分析之，棉纺织业管理改革的意义就建立在政治与经济的这种无法割裂的联系中。
首要的问题依然是国家领导者进行国家能力改革的动机，尽管政治家也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但是利益最大化在实际的政治决策中似乎更加实际，这使得国家领导人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塑造集中控制的社会，去推动国家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前者意味着可能的改革带来的社会动荡，尤其是当下互联网媒体的发展使得社会动荡的传播和效应被极大地放大，后者意味着可能的官僚机构的权力中心的形成，这种权力中心以官僚体系内部利益为价值取向，两者都产生了威胁国家领导人向心力的所谓离心力。于是，推动成功的强国家的领导者进行国家能力提高的动机，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类似国家组织优势的的简单抽象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在国际社会中，在众多国家的提供的国家这一商品中，绩效的差异是明显的，后发展国家的本身的合法性由于其最初的工具性而立基于这种绩效而不是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价值，当国际政治市场变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之时，国家作为一个组织面临的生存危机，使得作为组织中的个人的领导者的利益（执政的合法性以及从国家活动中的牟利）受到威胁时，国家领导人才有动机进行改革，推动国家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问题可能不在于社会碎片化与社会控制集中化本身带来的离心力的威胁，而是强国家所要求克服这种离心力的动机何在，作为一种形象的国家和国家领导人的利益最大化取向并不能提供这样的动机，是上述的领导人在组织中的利益受威胁提供了这种动机。这种提高国家能力的动机一旦具备，提高的绩效就取决于国家领导人提高管理和组织能力的努力，其需要为国民提供一整套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生活到物质生产的生存策略，将国民活动纳入国家的活动中来建立起国家与国民的直接联系，从而强化对国民的直接管理和控制。众多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立起强国家的原因就在于，生存政治与基于社会主义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将国民完全纳入国家的活动中去。
但是问题似乎又出现了，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似乎是所有后发展国家都面临的变量，但是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完成了国家的改革以建立起强国家？但是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事实上，尽管国际竞争的激烈是普遍性的，但是这种竞争对后发展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小国的影响是微弱的。同时，当民主的逻辑过度发展，民主化的进程事实上迟缓了社会控制集中化以强化国家能力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多元化的异质化的民主本身使得统一的意识形态被无革命地塑造出来，而类似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手段一方面受到西方的巨大阻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当下的国家领导人与高层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只有当外部的生存危机对自己执政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威胁强大到必须采取改革的时候，他们才会这样做，但是这样的危机自从这些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后就几乎从未出现过。最后值得说明的是，这种强国家的集中的社会控制本身在规范意义上合理本身也是存疑的，在民主的浪潮已经如此强大的国际社会中的各国公民，如何让自己的资源被动员，如何让自己的活动被纳入国家活动之中，以达到一个遥远的目标仍是未知。
旧中国的棉纺织业管理改革运动，虽然一直持续，但是始终未能突破管理上层的对非正式关系依赖的改革，这有赖于国家的体制性的整体改革，而当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到来时从上层到下层的建立在正式关系间的管理组织才成为可能，这也体现了中国工业发展与国家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密切共通。
3.结论
所有的争论，似乎都在国家是一种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之中。当国家作为一种目的时，似乎国家中从领导到基层都将为了这一目的努力，从而也就不存在所谓国家能力的问题；而当国家作为一种手段，其只是与社会碎片化相配合中维护着国家的统治，强国家只有在其领导人利益面临足够强大的国家的生存危机带来的威胁时才可能通过改革逐渐建成。历史告诉我们，答案明显更多表现为后者。
只是，当分析的假设基础从人性二重分析假设到经济人假设的时候，笔者不禁回顾这种受批判的人性二重分析的合理性，或许这种实际中的立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对公共利益的关照，可能是米格代尔的分析的矛盾的一个可能的思路。
参考文献：
［1］米格代尔.《弱社会与强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7
［2］包万超.《公共选择理论与实证行政法的分析基础》[Ｊ].《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3期
[3][美]斯塔夫利阿诺斯.全球通史[Ｍ].第7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479~503．
[4]罗伯特·C.艾伦. 牛津通识读本：全球经济史（中文版） (Kindle 位置 630-632). 译林出版社. Kindle 版本
《强社会与弱国家》读后感(二)：强国家的形成动机与生存政治
米格代尔研究二点局限就在于此，其实质上是一种功能性解释，落入以结果解释原因的怪圈而使得其分析缺乏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意义。本篇读书报告依循米格代尔的理论，从生存政治的角度，探寻强国家的建立动机。
1.绪论
1.1引言
1.2本书的主要内容梳理
米格代尔本书的主要围绕的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力量对国家的支配能力的阻碍作用。其在开篇就明确了国家的这一概念的规范与实证的两个方面，也就是国家的形象（image）与国家的实践，两个固然是相互联系的。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高居社会之上的集团进行公共领域的仲裁与统治，还是群众的支持的乞求者，国家的庞大的官僚体系的运行与现代契约国家的目标需要动员社会大量的资源才得以达成，由此国家更多地生长于社会之中。
问题在于对于更多的后发展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国家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其固然有组织上的优势，但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土壤，这使得后发展国家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将国家（state）建立在法理型国家的基础上，使得国家在一套既定的由于普遍认同而具有合法性的规则中运行。国家最初建立的动机，更多的不是国家作为一种价值得到认同，而是作为一种实现国民利益目标的手段，也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不是所谓追求公共利益。在国家建立后的生存政治中，国家领导人推行现代国家建设的同时出于自己的政治生存的利益的考虑，不会选择去强行集中社会控制和扩张国家官僚机构，这是两种主要的强化国家能力的手段。前者面临着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中地方强人强烈抵抗和伴随的社会动荡，改革必定面临着巨大的成本与风险，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生涯很可能就此结束；后者的扩张本身会形成埃及领导人所说的权力中心，其会产生代表自己的利益的部门利益，从而阻碍国家意志的真正贯彻。
值得说明的还有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模型，在国家的实践中国家与社会相互影响，这实际上贯穿了国家能力发展的始终。
综上所述，后发展国家的强国家建立似乎由于其先天不足，只有依赖特殊的历史条件才可能建成，本文的反思就在基于此的讨论中。
1.3核心概念
1.3.1生存政治
米格代尔的生存政治基于社会对于国家的影响。其将生存政治下限定为社会控制高度碎片化地分布在社会组织中的社会中，国家领导人因此拒绝进行社会动员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政治与行政风格，这种风格，涉及领导人通过削弱任何可能危机其任期内的向心力从而解决其面临的困境的努力。[1]
1.3.2国家能力
本文的讨论自然采用米格代尔的定义，也就是国家决定社会生活按照何种秩序组织起来的能力，或者说国家领导人通过国家的计划、政策和行动来实现其改造社会的目标的能力。（米格代尔，1988）
1.3报告的核心内容
本片报告主要通过对中国近代棉纺织业改革的回顾，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以经济人假设而不是人性二重分析为基础，探讨强国家的建立的动机与政治生存的关系。由此，本片报告的主要论点是，是国家面临的生存危机对位于国家组织中的领导人的利益的威胁，而不是单纯的利益最大化，是国家改革以提高国家能力的动机。
2.本论
2.1 米格代尔理论的优势与局限
笔者以为，米格代尔的理论创新之处就在于突破了国家中心主义的行为动机二元性假设的假设，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去探讨国家的实践，去探讨国家领导人、部门领导人、地方官僚与地方强人之间真实的政治生存的斗争与妥协，从而尝试解释国家能力不同的原因。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虽然笔者认为米格代尔在分析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所谓的行为动机二重性假设，但是其事实上并没有完全突破之，如同在绪论的核心概念的梳理中写道，米格代尔将“生存政治”这种的自利的行为视为在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中的领导人的“变异”，而不是源于人性的“自利”，由此的分析纵使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家中心主义在规范与实证的矛盾，最终还是陷入了组织目的与领导层“变异”的矛盾怪圈。
2.2中国棉纺织业的管理改革
中国的棉纺织业是在有利的市场条件、外国供应的机器和有一定的技术的工匠和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起源的，其产生完全是外资刺激的利益诱导，完全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但是，这样的工业在市场变化的条件下是无法生存的。产权与管理能力是影响组织行为的两个不同的独立变量；两者之间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不导致自动获得对生产组织的管理能力。在早期的中国棉纺织工业中，私人厂主享有法律上的产权，但是实际控制车间现场的却是掌握着技术和技能的工头。当资本家终于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力图瓦解工头的控制时，这种努力的效果取决于管理能力的发展和提高。
问题同样在于提高生产能力的动机，此时产权同样不能解释管理能力的生成，也不能完全解释寻求管理能力提高的动机。触发近代棉纺织工业建厂高潮的市场条件恰恰使中国纱厂主没有追求管理能力的动机，场主此时有的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产的动机。提高生产能力的动机直到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内外竞争压力使企业的生存陷入严重危机时才普遍产生。也就是说，不是抽象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组织生存危机对个人在组织中的利益产生威胁，才触发了私人厂主寻求管理能力提高以提高生产能力的努力。
最后，产权可以是个人现象，但管理能力完全是组织现象。从中国棉纺织企业管理改革的经验看，发展管理能力要求企业的控制者具有对改进管理的承诺(commitment)和承担管理责任的意愿，需要使用受过正规训练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来计划和协调生产过程，需要通过对工人的录取和培训来改进技能的再生产过程，并需要改革相应的组织结构。也就是说，只有把企业的全部活动置于管理的控制之下并把全体人员的技能整合进组织过程，管理能力乃至组织能力才能够发展出来，最终提高组织管理能力的提升促进生产能力的提高，维护企业在市场地位与生存。[2]
2.3中国棉纺织业的管理改革对于后发国家的国家能力建设的启示
从棉纺织业的管理改革看米格代尔的国家-社会模型的意义在于将国家看作一个本身具有复杂性、系统性与多样性的商品，将国家在社会中的政治活动看作一个政治市场，不是以传统的人性二元论的假设来分析官员的行为，而是以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进行分析之，棉纺织业管理改革的意义就建立在政治与经济的这种无法割裂的联系中。
首要的问题依然是国家领导者进行国家能力改革的动机，尽管政治家也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但是利益最大化在实际的政治决策中似乎更加实际，这使得国家领导人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塑造集中控制的社会，去推动国家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前者意味着可能的改革带来的社会动荡，尤其是当下互联网媒体的发展使得社会动荡的传播和效应被极大地放大，后者意味着可能的官僚机构的权力中心的形成，这种权力中心以官僚体系内部利益为价值取向，两者都产生了威胁国家领导人向心力的所谓离心力。于是，推动成功的强国家的领导者进行国家能力提高的动机，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类似国家组织优势的的简单抽象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在国际社会中，在众多国家的提供的国家这一商品中，绩效的差异是明显的，后发展国家的本身的合法性由于其最初的工具性而立基于这种绩效而不是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价值，当国际政治市场变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之时，国家作为一个组织面临的生存危机，使得作为组织中的个人的领导者的利益（执政的合法性以及从国家活动中的牟利）受到威胁时，国家领导人才有动机进行改革，推动国家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问题可能不在于社会碎片化与社会控制集中化本身带来的离心力的威胁，而是强国家所要求克服这种离心力的动机何在，作为一种形象的国家和国家领导人的利益最大化取向并不能提供这样的动机，是上述的领导人在组织中的利益受威胁提供了这种动机。这种提高国家能力的动机一旦具备，提高的绩效就取决于国家领导人提高管理和组织能力的努力，其需要为国民提供一整套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生活到物质生产的生存策略，将国民活动纳入国家的活动中来建立起国家与国民的直接联系，从而强化对国民的直接管理和控制。众多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立起强国家的原因就在于，生存政治与基于社会主义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将国民完全纳入国家的活动中去。
但是问题似乎又出现了，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似乎是所有后发展国家都面临的变量，但是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完成了国家的改革以建立起强国家？但是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事实上，尽管国际竞争的激烈是普遍性的，但是这种竞争对后发展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小国的影响是微弱的。同时，当民主的逻辑过度发展，民主化的进程事实上迟缓了社会控制集中化以强化国家能力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多元化的异质化的民主本身使得统一的意识形态被无革命地塑造出来，而类似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手段一方面受到西方的巨大阻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当下的国家领导人与高层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只有当外部的生存危机对自己执政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威胁强大到必须采取改革的时候，他们才会这样做，但是这样的危机自从这些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后就几乎从未出现过。最后值得说明的是，这种强国家的集中的社会控制本身在规范意义上合理本身也是存疑的，在民主的浪潮已经如此强大的国际社会中的各国公民，如何让自己的资源被动员，如何让自己的活动被纳入国家活动之中，以达到一个遥远的目标仍是未知。
旧中国的棉纺织业管理改革运动，虽然一直持续，但是始终未能突破管理上层的对非正式关系依赖的改革，这有赖于国家的体制性的整体改革，而当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到来时从上层到下层的建立在正式关系间的管理组织才成为可能，这也体现了中国工业发展与国家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密切共通。
3.结论
所有的争论，似乎都在国家是一种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之中。当国家作为一种目的时，似乎国家中从领导到基层都将为了这一目的努力，从而也就不存在所谓国家能力的问题；而当国家作为一种手段，其只是与社会碎片化相配合中维护着国家的统治，强国家只有在其领导人利益面临足够强大的国家的生存危机带来的威胁时才可能通过改革逐渐建成。历史告诉我们，答案明显更多表现为后者。
只是，当分析的假设基础从人性二重分析假设到经济人假设的时候，笔者不禁回顾这种受批判的人性二重分析的合理性，或许这种实际中的立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对公共利益的关照，可能是米格代尔的分析的矛盾的一个可能的思路。
参考文献：
［1］米格代尔.《弱社会与强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7
［2］包万超.《公共选择理论与实证行政法的分析基础》[Ｊ].《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3期
[3][美]斯塔夫利阿诺斯.全球通史[Ｍ].第7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479~503．
[4]罗伯特·C.艾伦. 牛津通识读本：全球经济史（中文版） (Kindle 位置 630-632). 译林出版社. Kindle 版本.
[5]本文参考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路风教授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工业于经济发展的课件与笔记；同时参考了政治学原理、政治学概论课程内容与笔记
[6] 米格代尔.《弱社会与强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7.p224
《强社会与弱国家》读后感(三)：相对于社会的国家
米格代尔.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 张长东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米格代尔的这本著作，源于“找回国家”后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国家确实试图对其所统治的社会生活造成影响，但是在实现其领导意愿时，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做得更好？换句话说，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没能达到其统治的目的。此前理论中，国家中心论将国家拥有自主性和能力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但是将其放到第三世界国家来看，就会发现，这一视角要么忽略了第三世界中国家角色的存在，要么将欧美国家的国家自主性无差别地用于第三世界。我们要如何理解第三世界国家在形成社会行为规则时面临的困难（而不是理所当然将其想象成欧洲国家的模样）？作者认为其实国家能力各有不同，各个国家的国家能力其实在一条从弱到强的国家能力光谱上，那么弱国家有哪些特征？为什么弱国家难以转换成强国家？米格代尔首先给出一个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视角，解释国家能力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而后探索社会控制之所以这样分布的缘由，最后以此分析阻碍国家能力增长的模式为何没能改变。
国家-社会关系模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致力于挖掘社会工程学的秘密。他们关注制度结构而非政策颁布之后的效果，即使后来关注到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那也注重利益表达甚于政策执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国家政策将如实地执行到公民个体层面，国家行动主义掩盖了国家的失败与局限，人们对于国家抱有过高的期待值。“使我们这个时代区别于以前时代的是由许多国家构成的国家体系的出现。这一体系中的国家组织在广袤的领土上统治着众多的人口，而这些人则拥有高度一致的认同和道德秩序”（17）。对于我们而言，欧洲的国家形象在历史中由来已经，新兴国家将国家视为理所当然，并试图去建立一个国家。但是，“将国家能力视为当然的危险是：我们假设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实现其领导者们意图的潜力或能力，而忽视了国家在不同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往往不同”（19）。
J. P. 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2011968): 559
“国家是这样一个机构，它由许多为国家的领导层（行政权威）所领导和协调的机构组成，拥有在特定的疆域内制定和执行对所有民众有约束力的规则的能力或权威。同时也是其他社会组织制定规则的限制因素，在必要的时候，可诉诸武力来实现这一目标”（21）。但国家为什么试图取得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强势地位？或说伊朗国王为什么急于改变深入而广泛的规则？这在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动力，国家通过加强社会控制能力，才能在国际体系中取得优势地位，让民众服从于国家而非地方势力，用警察和法院将社会纳入国家规则，以税收体系支撑国家机器。国家内部的强势为国家间的生存斗争提供保障，国家内部的弱势则可能吸引外部入侵。但事实上，国家取得强势地位的努力过程中存在阻碍，需要一个分析路径以理解这种阻碍，“这样的分析路径必须始于分析一个社会中游戏规则是如何制订并得以维持的，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所有行使社会控制的社会组织之上”（26）。
Charles Tilly, 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pp.203-4, 关于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生活的一组有趣的统计数字——个人为国家贡献税收所付出的劳动时间。
社会被看做一个组织的大杂烩，①组织形式和运行规则可能是不同的；②社会控制可能分布于众多相当资助的群体中。社会中的根本冲突在于，国家还是其他组织应该制定规则？国家既因取得强势地位的愿望与其他组织斗争，也会与其他组织妥协，这导致了微妙的社会政治变迁。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结构是网状而非金字塔式的，国家动员社会的能力与之相关，网状社会意味着国家只是其中的一种组织，权威性的分配权力并不集中。那么这样一种社会分布结构是如何形成的？
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影响
资本主义冲击
15世纪开始，欧洲贸易影响着非欧洲地区的社会结构，但这种影响并不均匀。经济关系通常局限于沿海地区，内部受到部分的影响，还有些地区几乎没有改变其既有的组织和生存策略。16世纪，拉美从欧洲经济中部分脱离出来，社会围绕“庄园经济”组织，旧的生存模式因欧洲扩张而作出调整。19世纪中期到一战，局势发生了改变，“亚非拉地区的社会从拥有多种生存策略的强社会，转变成了人们受危机影响而悲惨地寻求新的生存策略的弱社会”（58）。
①土地所有权法，完全改变了农民旧有的生存策略，“随着大地主巩固其控制权并使其自身融入世界的市场经济，社会控制的变化不可逆转了。日益增多的地区的地区增加了他们所控制的资源，这些资源都通过其与世界市场的直接纽带而用来建立新的生存策略”（69）。
②税收，税收从包税人转入国家手中，农民因高税收而荒弃土地，但新的土地法将没收这些土地，贫民发现他们的土地越来越多落入有钱人手中，利用高税收强迫农民为了出口而劳动。由实物税转向现金税，农民为了纳税改种经济作物并卷入市场交易中，荒年时则不得不靠借高利贷度日，随即出卖土地，出卖劳动力。土地法与税收共同阻止农村生活回到以前的状态。
③新的交通模式，“除了迅猛增长的输出资本外，欧洲不断增长的对包括粮食和矿产等原材料的需求，以及伴随铁路大发展的技术变化，都促成了一场亚非拉地区交通的革命”（77-78）。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1 (New York: E. P. Dutton, 1957), Book 1, ch.3 运输方式是如何决定市场实际范围的。
铁路的修建节约运费和其他间接利益，引发经济社会变革，改变了土地所有权模式和农村福利，铁路通往内陆地区也加速了社会控制形式的式微，原有的小农生产和相关制度形式不再具有优势。
十九世纪末期这一系列急剧变化，无论是新的无产阶级全体，还是继续留在乡村的农民，都成了直接或间接与市场经济连在一起的一部分，埃及与印度首先受到影响，棉花的需求迅速增长将其卷入世界市场。旧生活模式的微调远远不够，这个时代还包括了互动制度突然而剧烈的变迁。根据古典制度变迁解释，制度变迁是边际性的，特定参数和环境变化导致对规则作出相应的改变——当新的制度安排带来预期的收益或超过预期成本时，人们就乐意改变规则。但十九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冲击使得制度变迁不是一条边际变化的曲线，而是一个历史断裂现象。“整个17世纪，经济衰退，缓慢的人口增长（由于两百年来最糟糕的流行病）、三十年战争（1618-1648）、教会的分裂、一系列的动乱和内战（由英格兰清教徒所引导的），都为中世纪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地方性和地区性的社会组织丧钟的敲响奠定了基础”（97）。资本主义的力量冲击了旧有秩序，但并未为新制度准备好蓝图，社会处于一个可塑的阶段，旧秩序也并未全然退出历史舞台，社会控制必须被重建。
殖民主义影响
“西方国家在影响殖民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这种模式即使在殖民统治退缩乃至结束之后很久仍继续存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影响了谁——地方性强人还是那些能建立起一个集权的本土统治国家的人们——最终拥有为民众提供生存策略的要素所必须的资源和权威。要发展一个能创建国家的组织，其 创立者们必须事先支配民众生存及社会流动所必需的一定的物质资源，如土地、资金、工作机会等。在符号层面，他们必须创建一种接受乃至合法化特定资源分配方式，与社会的生产分配方式相适应的社会分层的世界观。通常情况下，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111）。
塞拉利昂的例子。英国殖民者与本土势力结盟，团结本地酋长，排除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但所谓酋长并非原制度中既有的，而是殖民者扶持的。一开始酋长们按照殖民者意愿统治，但随后殖民者的统治再难绕开酋长，殖民者无法直接与大众联系，上百个酋长的统治使得社会控制碎片化。1961年塞拉利昂独立后，并未完全获得社会控制。酋长们遍布全国的碎片化权威仍支配着社会，国家组织只能动员起非常有限的民众和资源，大部分仍在酋长手中。经精英是与酋长完全分裂的另一类群体，他们在国家行政中的角色和立场一致，看起来国家组织获得胜利但事实上动员能力十分有限。“在任何一个个案中，社会控制的碎片化——社会中规则制定的多元化——极大地限制了独立后国家能力的增长……任何一场旨在加强国家能力——渗透和规制社会关系、分配资源、以及从其社会中提取更多资源的能力——的战役都会严重地削弱强人们的特权和社会控制的基础”（147）。
以色列的例子。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和阿拉伯人对分权而治的不配合，给了犹太人大好机会。“在殖民统治下，‘犹太机构’和议会得到的自治是一个显著的成就。本-古里安和他的同僚异乎寻常地巩固了社会控制的途径，英国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更在于它所许可的而不在于它所提供的或所做的。由于托管政府不愿意执行这些职能，因而允许在一个中央犹太机构的领导下发展社会服务和政治功能”（172）。
资本主义带来了普遍而混乱的冲击，原有的社会结构因此改变；殖民主义则影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建，那么是什么阻碍了国家能力的增长，为什么有的第三世界国家没能在其社会中确立优势地位？
生存政治与妥协关系
埃及的例子。埃及开展了广泛的旨在打击那些构成埃及最强势社会组织基础的财产所有权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重新分配了土地并成立农业合作社，但富农和中农基础统治国家在村庄设立的机构，富农和中农还控制了当地理事会，纳赛尔扶持ASU以打破乡村的碎片化社会控制，但随即又对ASU疑虑重重，支持ASU废除农村强人会损害短期的社会稳定，这给纳赛尔带来很大压力，暴动后一个月，纳赛尔就对ASU展开严厉批评，从而完全改变ASU控制社会的进程。埃及的例子展示了国家试图控制社会过程的纠结，国家内部组织之间、领导人之间、国家机构之间的斗争关系也型塑着国家对社会渗透的属性。米格代尔用三个模型来揭示此悖论：①市场模型，在一个寡头垄断市场，少数行为者就能威胁到国家领导者；②离心力&向心力模型，国家机构自身有着独特的视角，这会造成离心倾向；③风险模型，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要考虑建立新的机构会对其政治生存造成多大威胁。生存政治其实是领导人关注的核心问题，远甚于推行某些国家项目。“面对持久的碎片化的社会控制，他们自身的弱点把他们引向了一条不允许在国家机构中创建复杂组织，从而阻碍国家提升自身能力的政治模式和政策——生存政治。统治者们运用同样的政治模式和政策来组织在国家机构之外大规模地集中社会控制。在那些政权生存所必需的复杂组织如军队和企业中，国家领导者在牢牢控制而削弱机构的效率，以及通过妥协、放松、控制的差别性国家政策之间变动，他们还试图通过让一个机构反对另一个机构，来取得权力平衡”（247）。
Alan C. Lamborn,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Extrac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7 (June 1983): 126.权力包括了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
政策执行者、政客、强人之间也有所谓的权力平衡与妥协，而此前的研究忽略了政策执行人对政治社会变迁的影响。以墨西哥CONASUPO为例，CONASUPO试图打破地方强人对农民的控制，但高层盛行的生存政治改变了中层行政人员的压力，“保持位置”远胜于“执行中央政策”。
Thomas B. Smith,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Policy Science, 4 （June 1973): 198. 政策制定与政策结果间的差距。
国家在两个层次上妥协，第一是国家与地方强人的妥协，为那些他们无法直接影响的社会控制，包括一些优惠政策等；第二是执行人与同级官员，地方强人在社会网络中的妥协，其结果决定了最终的资源分配结构。
梳理一遍作者的逻辑，即外部因素造成了一个灾难性的局面——破坏社会控制的基础，此时如果国家能够集中社会控制，那么形成强国家；如果依然是碎片化的社会控制，那么是弱国家。国家在试图集中社会控制时，都会面临政治动员的难题，不仅仅是动员社会的困难，还有国家内部离心力与向心力问题，生存政治成了国家试图控制社会进程中的阻碍。
在此书出版三十年后阅读，那种启发与惊喜已经大打折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不再新鲜，国家组织内部的张力也早已被关注，但直至今天国家社会之间的强弱对比依然是简明且有效的透视模型，可能不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模型。这个透视模型的根底是韦伯对国家合法性权威这一独特性的强调，它考虑到斯考切波引入的外国力量干涉，以及曼所说的——国家处于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但是这一模型的解释很容易归结为一句不大有营养的话：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没办法贯彻其政策，在于它们国家力量弱，社会力量强。在米格代尔看来，国家与社会似乎天然存在着冲突，国家试图动员民众并实施单一的一套规则，而社会则希望对不同部分施加不同的规则，假设这个前提成立，那么社会高度集中时意味着一个强国家出现，一个强国家出现时才能使社会高度集中，这里就出现了同一反复，我们看到的国家社会力量对比只是一个结果，并不是引发现状的原因。当然，或许可以说外部力量摧毁了原有的社会控制强度，使得国家有机可趁增长力量，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冲击后并没有诞生众多强国家，一战二战后反而诞生了众多强国家，而作者又认为前者对社会重构的影响更甚？蒂利的战争塑造国家论在此似乎更具解释力。强社会弱国家的描述的确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视角，国家与社会组织争夺社会控制的活动构成另一种观察政治的图景，但是到后期作者也陷入国家组织内部的颉颃中，把因果链条再次拉长——国家组织内部的生存政治阻碍了国家在社会中建立其优势地位，这里，领导者的内部生存愿望似乎比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愿望更为强烈，那国家是否还遵循它被预设的目标——建立统一而集中的生存策略。其实在本书开篇，我以为作者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如何衡量国家能力的研究议题上，但似乎这项疑问被淡化了，国家能力仅被看做力量的对比，但是没能被分解剖析，一个能随意监视任一居民的国家能力强吗？一个能照料到每一位公民晚年的国家能力强吗？古巴有着远高于美国人均公共卫生资源，古巴的国家能力强吗？那古巴的社会就因此弱吗？有趣的视角引申出更多有趣的问题，就我而言，这本书算得上是收获良多。
Almond & Powell, Jr. 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Boston: Little , Brown, 1966)
Harry Eckstein, The Evalution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 Problems and Dimensions, Sage Professional Paper, Comparative Politics Series, Vol.2. (Beverly Hills: Sage, 1971).衡量政治绩效/国家能力的方法与批评
《强社会与弱国家》读后感(四)：国家能力与社会结构
“国家”理所应当地被认为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而在50年代的行为革命之后，“国家”似乎渐渐远离了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在英美主流政治学家那里，国家被抽象为“政治系统”（Almond, et al., 1960），人们更多地探寻这一系统与外部系统的联系，而少将精力放在打开“政治系统”的黑箱，探寻其内部机制上。左翼学者则认为，“阶级”仍然是政治研究的核心，所谓的“政治民主”的本质仍然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既不符合古典民主的理想，也与多元主义的模型相距甚远（Miliband,1969）。受到左翼影响的依附论者则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要受到发达“中心”国家的影响，国际资本、世界市场成为了决定发展中国家政治现实的关键所在（Cardoso &Faletto,1979；Frank,1967）。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一次“范式转移”席卷了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Skocpol, 1985），被贴上“回到国家学派”标签的学者出现在了不同的学科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重新回到了相关学科的中心。米格代尔深受“回到国家学派”的影响，他将自己的研究中心放在“国家能力”上，探寻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对 “国家能力”的影响。
米格代尔认为，主流的现代化学派和左翼学者的论点中都隐藏着一个共通的假设：社会中存在某个确定的权力中心，这个权力中心能对社会进行集中的控制，双方的争论点在于是谁控制了这个权力中心（左翼学者认为是国内外的资产阶级，而受到多元主义影响的现代化学派认为是竞争着的社会利益集团），通过国家机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米格代尔认为，这个假设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学者都是在用发达国家的政治现实来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
生活在“强国家”的人很容易将理想类型的国家当作现实中的国家模型，这种理想类型的国家真正地垄断了暴力，可以为社会制定普遍化的规则并保证其被遵守，官僚机器会忠实地执行国家的政策。在这种模型下，社会的权力中心能够对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社会的角角落落。因此，只要了解了权力中心，就能够把握政治现实。在多数发达国家中，这一模型没有很大地偏离现实，然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假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家只是拥有社会控制能力的组织之一，部落、家庭、地方宗族乃至组织化资本都在与国家争夺对社会的控制。有时，这些力量而非国家会在偏远地区占据支配性的地位。尽管国家也能对这些地区施以影响，但是在与其它组织的竞争中，这些影响要么达不到自己所预期的程度，要么是影响的方式以与预期不同的方式产生。
米格代尔认为，社会组织和国家对社会控制的竞争是一场零和博弈。社会控制的总数实际上是有限的，其他组织对社会的控制越多，留给国家的就越少。社会控制越是分散在社会组织中，国家就越难建立其集中的社会控制，国家达成自己目标的能力就越弱，这样的情况就是“强社会和弱国家”。
如果结论只是到了这一步，那么米格代尔的工作也只是同义反复式地玩弄概念而已。他需要解释：为什么在有的国家（Country）中，社会控制呈现出了碎片化的状态，国家（State）能力较弱，而在有的国家（Country）中，国家（State）却牢牢地控制住了社会，甚至能够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偏远地区推行自己的目标？米格代尔认为，答案深植于发展中国家独立前的历史中。
殖民政府与社会结构
殖民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发展中地区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在商业利润的刺激下，殖民者或者是地方统治者发起了改革，以适应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比如土地私有化，税制改革，并加强了铁路运输建设，这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的触角深入到发展中地区的角角落落，传统的部落首领、长老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控制网络的掌控力。传统的社会控制网络被摧毁，这为重塑社会控制提供了契机。对于发展中地区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后来的历史会对这一节点产生路径依赖效应。殖民者这时的选择决定了殖民地的社会独立后社会，乃至政治状况。
殖民者面对着碎片化的社会控制结构，面临着两种选择：冒着强人反抗的风险，剥夺地方强人的权力，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进行直接统治，或是将碎片化的社会控制结构正式化，赋予地方强人以正式权力，利用地方强人进行间接统治。在西欧，黑死病摧毁了原有的封建结构，资本主义渐渐开始兴起时，各国统治者也面对着这样的选择。然而，殖民者面临的环境与中世纪的西欧环境不同。在中世纪的西欧，各国军事竞争激烈，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国家能够有效控制社会强人，汲取资源，动员民众。这样的国家在军事竞争中具有很大的优势，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若是不寻求建立中央集权的社会控制，就有被吞并的风险，这激励了西欧的国家纷纷建立集权官僚制的绝对主义国家。
而殖民者所面临着的环境与西欧统治者大不相同。殖民地官员可以随时从母国调拨军队来处理殖民地面临的内外威胁。由此，冒着风险在殖民地建立动员和深度汲取的体制，进行直接统治，这并不合算。在塞拉利昂的殖民官员眼中，授予酋长以权力和资源进行间接统治，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保障殖民地的稳定和原材料的供应符合英国的利益。英国的接管在埃及造成了类似的效应。英国只在乎埃及作为地理要塞的稳定和安全，并无心建立直接统治。由此，英国借由大地产者进行间接统治，碎片化的社会控制网络也被确认了下来。
路径依赖：社会控制是怎样塑造国家能力的
对于不幸未能在独立前建立起集中社会控制的国家来说，事情则变得有些曲折了。在这些国家，政治精英有着推动现代化的雄心壮志。他们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推动了一系列旨在全面改造社会的计划，但是收到的效果却与这些革命精英的期望相距甚远。在米格代尔提供的案例中，埃及的统治者纳赛尔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证据。
深受阿拉伯社会主义影响的纳赛尔具有全面改造国家的雄心壮志。他决定发动土地改革铲除大地主阶层对乡村的控制，并在乡村基层用革命政党阿拉伯社会联盟（Arab Socialist Union，以下简称ASU）代替大地主们对乡村进行控制。纳赛尔的措施在某些程度上达成了自己的预期目标，比如他铲除了大地主阶层对乡村的控制，提高了土地生产力。不过一些更具有雄心壮志的目标失败了。土地分配不均的状况在总体上并没有太多改善，土改的最大受益者不是无地者、佃农，而是中富农群体，这些群体获得了大地主被迫出售的大量地产。其次，ASU和各类国家基层组织确实在乡村地区扎根，但是这些基层组织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动员机器，而是被当地的富农家族捕获，为其的私利服务，使得富农中农掌握了乡村的社会控制网络。
面对这一局面，纳赛尔决定对富农采取强硬手段。1966年，纳赛尔组织了“封建主义肃清委员会”，试图与滥用改革谋取私利的富农中农斗争，根除与国家规则竞争的规则制定者，夺取对乡村的社会控制权。纳赛尔将ASU当作是这场运动的中心，它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仅仅两年后，纳赛尔就结束了对中农富农的进攻，他与中富农开始妥协，并停止利用ASU进行争夺社会控制，全面削弱了ASU的影响力。
为什么纳赛尔会突然削弱他所倚重的革命政党呢？可能正是由于纳赛尔对ASU委以重任，让ASU这一组织逐渐走向制度化，使它渐渐脱离了纳赛尔的控制，纳赛尔逐渐对其产生了怀疑。另一方面，纳赛尔之前的策略是让军队和ASU互相制衡，从而牢牢地维护自己的权力。但在1967年对以色列的六日战争中，军方的惨败使其威信尽失，不再具有制衡ASU的能力。在感受到ASU的威胁后，他决定对ASU采取行动。
纳赛尔面临的情况被米格代尔称为“生存困境”：在发展中国家中，社会控制往往呈现碎片化的状态，国家领导人想要建立集中化的社会控制，就需要利用一个有ASU这样的组织来动员大众，从地方强人的手中争夺社会控制权。然而，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对领导人来说也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于是，在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看似矛盾的事情：国家领导人用各种手段来削弱推行集中化社会控制的组织，使其无力完成建立集中化社会控制的任务。
这一逻辑也影响到了国家政策执行者的行为。执行者一般会面临几重的压力：来自上级监督部门的，来自同级不同部门同僚的，来自地方强人的，来自直接执行对象底层民众的。在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采取种种手段对社会控制组织进行去制度化，导致来自上级监督部门的压力不足。同时，被地方庇护主义强人控制的底层民众无法与政策执行者的上级取得联系，对政策执行者来说也构不成压力。这时，同僚和地方强人的压力就对政策执行者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政策执行着倾向于与地方强人和同僚合作，在保证地方稳定的前提下，只在形式上完成上级交托的任务，而不愿冒着强人反抗的风险认真地贯彻上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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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重新梳理一遍米格代尔的逻辑。首先，殖民势力和世界市场打碎了发展中地区传统的社会控制网络，使得发展中地区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这个节点中殖民者的选择将会对以后的历史造成路径依赖的效应。如果殖民者以某种形式建立了集中的社会控制（比如英国授予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组织以合法性，作者暗示可能还有乐于进行直接统治的法国殖民者。 ），那么在独立之后，殖民地国家将会继承这种集中的社会控制，从而给国家带来较强的国家能力；如果殖民者并不谋求建立集中的社会控制，那么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将会面对碎片化的社会控制。
在后一种情况下，若是独立后的政治精英想要谋求对社会的集中控制，那么需要依赖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多数案例中，是革命型的政党）。然而，这个组织可能让领导人感到威胁。为此，领导人会动用手段来防范该组织的制度化，这削弱了组织达成目标的能力，使得集中化的社会控制难以完成。
一些批评：方法与概念
米格代尔借鉴了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和依附论学者的分析视角，其视角超出一国界限，也超出一般的历史长度，而是将眼光放到更久远时间长度中，探寻国际力量塑造历史时对发展中国家当前的政治现实造成的“路径依赖”效应。对米格代尔这部著作的溢美之词已经不少，这里就不再多费笔墨。这里还是着重谈论一下本书的缺陷。
首先是方法的问题。米格代尔的这本著作拥有过大的雄心，试图在短短的二百多页篇幅中，用为数不多的几个案例，来支撑一段跨越几百年时间的因果链，未免显得有些单薄。作者的比较也称不上是系统性的比较。在米格代尔的这部著作中，逻辑链条过长，而链条的每一环上都有需要验证的变量间相关关系。以解释为目的的系统性比较需要在逻辑链条上的每一环上选择多个案例进行比较，验证自己所假设的每一个相关关系。而米格代尔的做法是在每一环上只用一个案例，严格来说这种对证据的使用方式并不是“解释性的”而是“说明性的”。对于这一点，米格代尔并没有回避。不过在严厉地批评了其它学者的研究，抛出一个很强的结论后，用“本研究给出的结论是启发（探索）性的”或是“我的目的不是解释” 来回避对自己的结论进行系统性检验的责任，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大概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此外，米格代尔认为激烈的军事竞争环境是欧洲人建立绝对主义集权国家的原因，而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英国）殖民者并不寻求在殖民地建立集中的社会控制，分散化的社会控制延续到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对其政治造成了影响。这一逻辑可能在二战后才独立的非洲和中东可以成立，不过在拉丁美洲，还需要进一步澄清：拉丁美洲各国从19世纪早期就获得了独立，独立后的政治精英面对着周边的竞争性的环境，为什么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还（直到作者成书时间）没能努力建立起集中的社会控制？
本书问题最大的问题大概还是“国家能力”这个核心概念。尽管在本书的末尾，米格代尔讨论了一些其他学者研究中判断国家能力的量化指标，但是在米格代尔自己的分析中，他对这一概念的使用还是较为随意的。在作者自身案例中，似乎一切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雄心勃勃的（乃至不切实际）的计划受挫都能归咎于“国家能力不足”，解决的出路只能是加强国家权力的渗透。当然，这种思路并非是完全错误的：“国家能力”强到某个程度时，国家确实无所不能：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在身后，饿着肚子农民也会“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然而另一种可能就被忽略了：第三世界领导人所向往的浩大社会工程本身就存在问题。
本书中的“强国家”应该具有推行领导人喜欢的浩大的社会工程的能力，对社会具有强大的渗透、汲取、动员能力，还需具备“独立性”排斥社会组织的渗透，防止被“捕获”。不难发现，最接近“强国家”理想类型的不会是西方民主国家，而是苏联东欧等全能主义国家。
这里的问题似乎出在米格代尔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上。米格代尔认为，“社会控制”在一个社会中的总数是固定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博弈是一场零和游戏，国家建立起的集中控制就意味着对其他社会组织社会控制能力的剥夺，国家能力被看作一个独立于基本政治制度（民主或是威权）的指标。不过，也许国家与社会，国家能力与民主的关系可能更加复杂。
首先，从西方民主国家的历史来看，国家能力的建设并不只是国家剥夺地方社会控制的过程。对于西方的观察不能只看到西欧绝对主义民族国家的建设，即使是绝对主义顶峰的法国，其社会控制的集中也是相对于同时期其他国家而言，却高不过当前第三世界的许多“弱国家”。对于欧洲现代国家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工业化之后国家权力出现的扩张与渗透。而这种扩张伴随的不是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剥夺，而是国家与其他社会组织的磨合和调适，最终使得地方信任网络融入公共政治，国家和社会达到相称（Congruence）的过程。
其次，在现实政治运作中，民主与国家能力之间也并非完全无关。首先，在米格代尔的分析中，在“生存逻辑”下，担心自己独占的权力受挑战的领导人会对官僚机构采取“去制度化”的手段，比如定期清洗、任人唯亲等，这大大影响了官僚机构达成目标的能力，造成了较低的国家能力。然而，这种“生存逻辑”反映的是威权政体的运行逻辑，民主体制下权力竞争的不同方式可以有效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另外，米格代尔认为，利益集团对国家机构的捕获也会影响国家能力。但在民主制度下，对选票的争夺迫使政策制定者努力扩大自己的支持者，而更加有效的权力监督制衡机制能够减少权力的滥用，这使得民主制度下，国家机构更难被小利益集团捕获。
争议最大的可能还是米格代尔的核心假设：社会控制在特定时间内总量是固定的，因此国家和社会存在零和博弈的关系，一方所得即使另一方所失。反对的声音里，最为我们熟知的就是帕特南。 在帕特南看来，强国家、强社会完全是可能的，在有些情况下，充足的社会资本并非会损害国家能力，而是促进了社会合作，有利于国家制度绩效的提升。
近年来，亨廷顿及其弟子福山在中国受到热捧，“国家能力建设优先于民主化”的论点无论是对于有着上谏之心的国师型学者，还是收折子的官方来说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不过若是前者拥有基本的智性诚实，则该意识到，某种形式的“强”国家能力对民主转型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党国体制下，党侵蚀了一切社会组织应该占据的社会空间，把本应是职业官僚共同体的国家机器变成了党的工具。民主转型中的苏联便是这种体制贻害的例证：在党崩溃后，前苏联国家机器的能力也跌入了谷底。在转型中，它不仅要面临着重建社会组织的繁重任务，还要重新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机器。
参考文献
[美]罗伯特·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荣译，上海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上海。
[美]米格代尔《强国家与弱社会—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南京。
Almond, G. A. (1988). The return to the stat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03), 853-874.
Cardoso, F. H., & Faletto, E.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Dependencia Y Desarrollo en América Latina, Engl.).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Evans, P., Rueschemeyer, D., & Skocpol, T. (1985).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Frank, A. G. (1967).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o. 16). NYU Press.
Miliband, R. (1969).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