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舆论史》是一本由林语堂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19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新闻舆论史》精选点评：
●“泛泛谈报业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能悬新闻自由之理想为鹄的，并以之为衡量新闻事业成败的标准，把新闻自由看作民主的真正基石。”
●“泛泛谈论报业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能悬新闻自由之理想为鹄的，并以之为衡量新闻事业成败的标准，把新闻自由看做民主的真正基石。”
●正在时将怎样书写
●林语堂这本书是被忽略了的好书，一个作家写这样一本学术书籍，既有文献研究，又有实证研究，其中的观点和见识，几乎让人误以为至少是7、80年代的学者；以及，从1936年到现在，这个国家的新闻界就没有多少进步？！他说的那些问题没有消失，反而越加严重。
●林语堂真是多面手啊！写得还不赖。
●说真的，作为新闻专业毕业的大脸猫来说，还从来不知道林语堂还有这么专业的一本书。所以书展看到的时候，惊讶的要死。
●即使论文，也是研究资料。有些论述还有一些个人的怨气在其中，不过更多的倒是对自由舆论的正气。
●林语堂是不是写离题了？
●林语堂著述的中国新闻舆论史，重点显然还是放在“舆论”上了。林语堂写作的年代，民意与专制的较量仍在激烈进行。由这本书可见，林语堂并不是真正的闲适者，他只不过选择了一条与左翼“革命”路线不大相同的路线。
●林语堂真是博学
《中国新闻舆论史》读后感(一)：林说的中国人没有明确的是非观深以为然
没有是非观，根子就在自己的文化里。一整套犬儒文化被极力推崇甚至成为经典，统治者是主谋，谁是帮凶？
在野就要民 主，上台就要搞专 制，历史不断重演。
《中国新闻舆论史》读后感(二)：不慕今人慕古人
最近提到这个词还挺多，民国范儿。
有姑娘照了酷似周璇的艺术照，有人在聊起张爱玲的时候反复提及胡适，几个月前新周刊的专题是《民国范儿》，再往前几期的新周刊《可怕的大学》中，提到的八位大学校长（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 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你看，又是民国。
序言不错，这种不错是让你觉得，林语堂不是那个背负京华烟云盛名的林语堂，不是那个带着儒家和道家思想出世的林语堂，他是语丝派的撰稿人的林语堂，他是同胡适，周家兄弟，郁达夫，沈雁冰一起经历了报业最黄金年代的林语堂。因为史实不详以及著者疏漏，译者的注释和纠正其实不少，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新闻人都应该向之尊崇。
相比《向导》《努力周报》或者《现代评论》，《语丝》在创办时间上算是稍晚一些的。那个阶段的新闻是如同诸子百家时期的。甲寅派，语丝派，梁派（梁启超），文风不同，文体各异，刊物主编的价值观有的尚古，有的崇西。然而时到今日，这些都还是新闻史上留得下印迹的名字。还是那句，让不知者知情，让无声者发言，让异见者表达，让争论者自由。这是柴静说她受教于陈虻的总结。
我读到1904年的《时报》创立，眼睛就有点湿了。时报的第一条本报论说是，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意见。它既批判顽固派又批判革命派，它宣称：“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这是一种笨重又锋芒的力量，像极了一个比喻，别的作家遇到事物，往往都绕过去了，但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穿”过去了。
于右任先生三办民报，两年前学新闻史的时候就为之动容，当时恭恭敬敬地鞠过一躬，就冲着他的画像。。《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此谓三民，这是1908年的上海。
里面还提到一个事儿，是说郭沫若是青年歌德的崇拜者，林语堂先生在谈到对自己的思想发展起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时，把辜鸿铭放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来加以评论。好吧，我就是想说，郭和林在我眼里，都是有一种歌德精神的。
歌德说，天才就是，一眼就知道什么是重要的，然后心甘情愿地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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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不上书评，读后感吧。另，不知道为毛，这本书看完让我对章太炎好奇颇多，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Albert.
再另，文中如有错误请指正。
《中国新闻舆论史》读后感(三)：作为民意与专制斗争史的新闻史
这不仅是新闻学专业的必读书，也是任何对中国舆论文化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欲从文化史角度了解中国古现代的新闻、舆论，我认为本书和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以及阿英先生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是三本最值一读的书。相较之下，方汉奇先生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更是学者著作，少了那么一点文人气。
没错，《中国新闻舆论史》是教材，但没有一点教材样。观中国近现代文人撰的教材，是一种风格的享受。比如胡适的《中国白话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等等，虽是教材，却自有作者精气神存焉，大可见学识、见裁断、见意气、见风范、见脾性。这是近现代学者文人角色合一时所独有的。当代教材呢，固然有观点的标新、材料的详备，却无文气的灌注、个性的独异；风格的流失，宛如水土的流失一般，失掉了想重聚，自然是万难的。
《中国新闻舆论史》是一部胆气之作。它的副题是“一部关于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其立意与用心可见一斑。我们今天谈“新闻舆论”，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没胆气敢提它的天职。而林先生呢，上来就说，“泛泛谈报业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能悬新闻自由之理想为鹄的，并以之为衡量新闻事业成败的标准，把新闻自由看作民主的真正基石。……我所感兴趣的，是作为民意与专制斗争史的中国新闻史”。这本书原本用英文写就，林语堂写的时候还在上海，据余英时先生的一篇文章介绍，这是林“继《吾国与吾民》之后在美国发表的第二本书，但与幽默、闲适的人生情调毫无关系，而毋宁是一部相当严肃的学院式的作品。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呢？这当然和他当时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有密切的关系。正如他在此书的导论中所说的，他所关心的是中国史上清议与权威之间的斗争；而这一斗争则是民主在中国的发展的一大关键之所在。”强调新闻自由、反对舆论专制，自然是常论，但与一般带有党派倾向、意识形态立场的新闻史书的偏狭相比，林著从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大处着眼，姿态和立意自然要高的多。这也是为什么余英时先生声称，本书对于中国当前流行的“公共空间”问题的探讨，“仍有可借鉴之处”。实际上，这也是本书受到忌讳的原因。据宁树藩先生统计，1949年以后，只有两篇专文探讨过林语堂的这本著作，“我国新闻史学界读过本著的，也甚寥寥”。
当然，如若全然“金刚怒吼”，那也贴不上“林语堂”的三字标签了。书中有不少涉笔成趣的地方。比如，谈阅读民国那些政治化、党派化的杂志，作者写道：“给人的感觉就像听到有人在行将沉没的、一片混乱的轮船上呼喊，而我这种沉湎于幽默、不属于任何派别的人，时常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在茫茫黑夜里吹着口哨的人。”还有那些可怕的新闻检查官，正如马克思抱怨“我们的命运不得不由书报检查官的脾气来决定”一样，林语堂也断言“审查官永远是世上最荒唐的职业”，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宽宏大度地、有点幽默地把它归于职业的而非个人的原因”，因为检查官“被置于这样的窘境：要么，像手持剪刀在大街上逛来逛去以改良女士服装款式的广州警察一样，对自己并不在行的作品乱改一气；要么，对自己不懂的作品不作任何删改，从此不再以此谋生。”
《中国新闻舆论史》读后感(四)：昨日之新闻，今日之历史
图书馆里满满一书架的新闻学史论丛书，我一眼就选中了这本《中国新闻舆论史》。当然这个有点枯燥的名字吸引不了我，我更在乎的是作者林语堂三个字。看过《京华烟云》，大家闺秀姚木兰的一生让我有点唏嘘，一代才女终为平淡结局，巧妇拙夫也能相伴一生。赋予木兰理想形象的林语堂，更是一代才子，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这本《中国新闻舆论史》也是由林语堂以英文写下，再由刘晓磊翻译而来。翻开书的序，近万字的序言，本书坎坷的出版、发行、成名之路更是让我下定决心要把它读完。
本书一共分为两编，以古代和现代为划分。林语堂对古代新闻事业和现代新闻事业的划分也是以传教士来华办报为界限的。本书写作于1936年，所以林语堂所说的现代，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近代。林语堂站在30年代的时代大流往回看中国的新闻史，汉代的清议，魏晋时期的清谈，宋代与民族危亡相伴的舆论，明代宦官御史争斗下的论语。这些古代部分，林语堂和我们都是站在未来的角度看历史，除了个人不同的历史观，我们所看到的舆论新闻史都是来自前人的叙述著作加上自己的研究，后人肯定会在前人的研究上加以完善，更加完整的新闻舆论史也会湮没次著作。但是林语堂对现代部分新闻舆论史的评析，我想是历史所不能磨灭的，它只会随着历史的进程更加历久弥新。林语堂的现代就是我们的近代。对于近代新闻舆论史的研究，我相信，林语堂的此书无疑是第一手资料。他即是那个时代的人，以那个时代人的眼光看当时的新闻界，必定尤其独到之处。从宁树藩先生对本书长达21页的序开始，我就感觉到林语堂对他所处时代新闻舆论史描述的矛盾。往深入研读，我更是发现矛盾愈加浓烈。
回望本书写作的1936年，正是中国处于最黑暗的年代，国民党猖狂压制舆论的事迹层出不穷，林语堂的好友鲁迅拼搏活跃起来，而林语堂却一直冷眼旁观，回避迫害，退居二线。本书是在1936年8月林语堂赴美至当年出版的，即将离开的国土他还是在书中对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新闻有所批判的。他在书中提到“言论与出版自由比1900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差”，其新闻事业“正在步某些现代西方独裁国家报业的后尘，走向堕落之路”，并以大篇幅对这十年的表现加剖析。
其中关于“报业之现状”的描述，对近代报纸的研究更是颇有重要性，摘录其中的一段文字可见一般“由于《申报》所具有的杰出地位和典型意义，我们不得不拿出以小额篇幅，考察一下它的版面构成。结果看起来像东方的故事通话。仍取今天的报纸(1936年5月30日)为例。这期报纸供7个印张、28版，其中20个版组成了‘真正’的报纸，其余8个版是所谓的‘本埠增刊’，几乎全部是影院和戏院的广告，每个版上剩下四分之三的拌面，看在消遣性的、没什么意义的文章，根本不向外部邮递”。林语堂随便一张当天的报纸都是我们今天的历史，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商业报纸的发展使真正新闻的版面在缩小，报纸制作的质量上也是参差不齐，对于报纸的编辑，更是被林所批判的一无是处。我们所崇尚的称的上近代史的《申报》，对于当时有学识的知识分子也有其不能容忍的缺陷。
昨日之新闻，今日之历史，我们在研究不断成为历史的新闻中，发展我们的新闻舆论。
《中国新闻舆论史》读后感(五)：到底是文人之文——书生意气林语堂
这并不是一本学术着作，而是一篇极好的政论。只是拿堂而皇之的题目，堂而皇之的闪开人们的眼目。至于为何这样，则是未解的后话。只要你看到里面的事实史料几乎都“抄”自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而且作者在开头极力提醒“我所感兴趣的，是作为民意与专制斗争史的中国新闻史”，“我只关心与舆论的力量有关的事实”，你就多少明白，作者是在针砭时弊，同时为“喊痛的自由”作正当的辩护。
第一编是古代，其实是追溯了中国也有公共批评的潮流，从歌谣到学生运动，从御史到东林党人，简称为“清议”的传统。而又由“与舆论的力量有关的事实”得出血的教训：没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公共批评只能如落水狗。他同时澄清了一种观点：并不是中国人天生对国事冷漠，而是因为公民权利缺乏保障的自然结果。
这一编里同时又许多精彩的话，使你觉得就是林语堂的文笔，译的真是好。摘记如下：
暴君在生前有多少虚假的光环和魅力，死后就有多少难堪和狼狈。
奸臣都是极为有才干的人——有无能的理想主义者，没有无能的骗子——因此，奸臣越是冷血，手段也越是卑鄙。
历史的逻辑给我们的教训是，无论何时，杀人如麻者反能得到一时的称颂。
第二编是现代，分开创时期，辛亥前和辛亥后三个阶段论述，最后着眼报界之现状。论述的事实部份，几乎全部来自戈着，更可证明林语堂的本意不在一通“考证”，而在一番“清议”。三个时期的内容不脱戈着，但每一时期的重要报刊，语堂君都做了一个一览表，很是方便；还有关于报章文体的变化稍微详尽，指出了梁启超、严复和章士钊、创造社、语丝派的不同风格。只有到报界之现状时，作者的眼光就霎时夺目了。戈着也有报界之现状一章，道的是发行、编辑、印刷等方面的实际状况，两者大相径庭。这部份就是林语堂对当时中国新闻的“清议”。
第一是对中国新闻报道的批评。政治新闻占据优势；缺乏训练有素的记者，职业伦理低下；缺乏优秀的稿件。新闻报导已“成为官方陈词滥调的牺牲品”，“每天生产出来的文字长达十几万言，能打动读者的东西却没有一星半点儿”。作为一个作家，最拿手的自然是怎么对待文章。林语堂说，一是采用通俗易通的写法，开创平易近人的写作风格，并提倡古代经典作家的语录体。二是写作者要学会用腿写作，从活生生的社会寻找新鲜材料。
第二是对当时审查制度的“大恶伏焉”的批评。“审查官永远是世上最荒唐的职业”。他接着说“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比190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差”。语堂君的批评有两个要点：一是中国检查制度的混乱，缺乏系统、协调和连贯性。二是新闻检查的愚蠢和过敏，检察官的“弱智”。第三点更为深刻，“细想起来，让人不安的反倒是新闻从业人员缺乏道德上的自我检查，其危害，远甚于新闻检查制度”，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写了这本《中国新闻舆论史》”。林语堂最后又提醒了一句：“我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局势，理解舆论繁荣和衰败之因。”
照例摘下一些精彩之言：
舆论能否影响或实际上主导政府的决策，是民主政治的最根本性的试金石。
中国的新闻报导在写法上通常全无其所应有的生动鲜明，因为在旧文学传统的束缚下，它极易流为陈腐的“正确的”叙事方式——单调、古板、没有人情味，而且一点也不尖锐。
我希望能开创平易近人的报刊写作风格，这是我持之以恒的目标。直白的文风只有一样不好：如果作者胸无点墨，肯定会暴露出来。
一个民族是不可能被征服的，除非它的新闻业首先被禁止发出声音。
语堂君顺便发了点牢骚以自明：
我因为大力介绍幽默，在文学上承认其价值，鼓吹“语录体”，一直被人指责为“祸国殃民”，实际上只是因为我既没有参加国民党，也没有参加共产党的阵营。
当今的作家热衷于夸夸其谈······。阅读今天的杂志，给人的感觉就像听到有人在行将沉没的、一片混乱的轮船上呼喊，而我这种沉湎与幽默、不属于任何派别的人，时常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在茫茫黑夜里吹着口哨的人。
到底是文人之人，若以因为作者打了个诳语，就认定是学者之文，那就走偏了。这本书的意义，林语堂已经交代的很清楚了。可宁树藩先生的序虽然很是公正客观，但到底是学者之文，不能尽领文人之文的妙处。这本书也让我对林语堂刮目相看，他还是那个林语堂！
附记：
97 早期中文报刊一览表 （1815-1895）
小孩月报 （The child's Paper）1875 上海 范约翰主编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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